⑴ 如何促进非共有制经济的发展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要求，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要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要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2009年和2010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2012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制定了44个民间投资36条实施细则，基本消除了民间投资在市场准入方面的政策障碍。但是民间投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仍未根本消除，同时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增长方式和管理粗放，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弱、人才缺乏，企业诚信度较低，恶性竞争严重。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深化改革，落实政策，加大帮扶和政策落实力度。
今后要着力抓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按照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一步更新观念，加强协调配合，选择重点，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对已出台的实施细则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有针对性地进行细化、实化，增强可操作性。二是进一步深化铁路、电信、金融等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为民间资本投资这些领域创造更加有利条件。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业务领域。避免国企利用政策资源优势强势扩张而对民企的“挤出”，通过存量调整和环节拆分为民企腾出发展空间。在石油、电信、电力、铁路等市场集中度过高的行业，探索培育省级控股国企，由民资对省级国企参股或联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领域。加强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防范垄断国企限制竞争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切实保障新进入弱势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三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建立健全服务体系，营造有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和体系。完善商业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给予贴息支持或风险补偿的方法。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宜中小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制定合理的中小企业信贷比重。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内外上市，完善创业板市场建设。完善创业投资机制，支持和规范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加快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完善信用担保机构的行业准入、风险控制和补偿机制，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再担保机构。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完善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信用信息征集和评价体系，及失信惩罚机制，完善中小企业信用系统和信用档案数据库。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行业自律和服务功能，积极开展企业管理咨询等技术服务活动。加快培养一批具有战略开拓能力和现代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家队伍。四是要切实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上取得进展。加快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走上节约资源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技术先进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着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立足结构优化升级，实现新发展。重点对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和技术创新等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以产学研相结合为支持体系，以联合创新为特点，引导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为重点，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五是着力引导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全面提高企业管理的科学性，提高企业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发展的能力，切实转变粗放的管理。正确处理党、政、企关系。更加注重企业民主管理建设。六是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发布产业政策、发展规划、行业动态等相关信息，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围绕信用担保、投资融资、创业辅导、技术支持、信息服务、管理咨询、市场开拓、国际合作等领域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综合服务组织和专业服务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作用，引导各类服务机构转变观念，改进服务作风，提高为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服务的质量。
⑵ 为什么我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个体、私营与外资等非公企业蓬勃发展，而大批国有企业却处境越来越难这一现实，社会上生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有与非公有经济的此消彼长，完全是“非公企业挖公有制经济墙脚”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消彼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最后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应该说，党的十六大报告是对这两种片面观点的明确否定。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引人注目的是谈到了两个毫不动摇。
一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反映了中央对巩固与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坚定信心。报告特别注目于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问题，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作用；认为国有经济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明确点到了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强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防实力与民族凝聚力，关系到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关键性问题。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十六大报告重提“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这一观点。这对那种竭力想否定国有企业，认为国有经济是腐败与落后的根源，并想以否定国有企业来否定国有经济地位的观点，无疑是当头棒喝。
二是“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再一次明确“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新的党章中所说，“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而为了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了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非公经济在我国大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在这里，我们一要充分认识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小城市还是大城市，既使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有非公经济发展的充分余地；二是在行业上要积极拓宽非公经济进入领域，包括在金融领域应该给民间资本以一席之地；三是要强调内外资一视同仁，既要给外资企业以相应的国民待遇，更应该给内资企业以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许多人一直想不通，积极吸引外资，给予充分优惠，当然十分必要，可为什么却对内资一直有各种限制呢？当然，认识与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而如今，应该是到了对内资积极开放的时候了。这是十六大的基本精神，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是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经济的发展，那么两者之间是不是会存在一定矛盾呢？人们在日常中常常议论到：改革开放20余年来，在总量结构上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间此消彼长的情况十分明显；大量优势资源，特别是优秀人才，不断地从公有企业流向非公企业，使人心痛。有人说，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争夺战”。尽管这些议论多有点似是而非，但确也透出了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竞争中的一些现实矛盾。
十六大报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不违避、更不拘泥于公有与非公有经济之间的现实矛盾，而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这一重要命题。这是一个发展的观点，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持续增长中，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大有其充分发展的巨大空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景广阔，而且面向的是世界市场，能为公有与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绝不应该出现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间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消极格局。至于20余年来我国经济总量结构上公有与非公有经济的此消彼长，那既是因为从无到有恢复与发展非公经济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从而必然要占有一定的总量比例，更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严重滞后、不进则退这一非正常的原因所起。发展是硬道理，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矛盾，包括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可能产生的一些具体矛盾，也都能迎刃而解。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中，各类经济形式都能找到其充分发展的巨大空间，但是这不等于说发展能坐等而来。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来说，如果不深化改革、不强壮自身，不尽快摆脱因改革严重滞后而陷身的困境，那么任何好的机会都只能擦身而过。20余年的教训太深刻了，非公企业从改革初的资源劣势转变为如今的资源优势，大批国有企业却从原来的资源优势沦为资源劣势，原因只能是改革的不到位。如今，甚至是一些已经完成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包括有些上市公司，都因在重大发展与人事方面缺乏自主权而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开拓与发展。所以为了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发挥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的作用，深化与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十六大报告对改革与发展国有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指导性的意见，都是至理名言。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最终突破“政企分离”这一国有企业改革难点的关键所在。国有企业自主权迟迟不能完全确立，国有经济改革长期滞后，根子都在政企分离不彻底上。没有自主权的企业就难有市场竞争的活力，这个道理尽管大家都能明白，但是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往往又担心放手后的国有企业会出现失控。而一旦建立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承担起对国有企业资产管理的职责，现有的任何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就再也没有直接插手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任何理由了。正像任何类型企业的资产所有者那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国有企业履行的仅仅是资产管理者的权益与职责，而不会去干预企业法人的经营管理与自主权。如果说在以往的一些日子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是一直没有到位，而且还有过一段曲折，那么中共十六大则明确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而且是第一次提出“国家要制订法律法规，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也是第一次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肯定国有资产产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划分，明确了中央与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拥有管资产、管人与管事相统一的绝对权威，从而为政资分开，也是为政企分离提供了现实的政策依据。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无论是独资的还是控股公司，只要有完整的法人治理结构，只要能拥有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充分权利，其市场的竞争力绝不会逊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十六大报告无论是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还是对调整布局和结构，包括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以股份制为代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等，都提出了很多富于创新的且是可行的指导性意见。只要国有企业改革到位，市场经济中的自主权充分确立，企业就能自行把握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机遇，按照市场规律去设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去谋划自己的运作方式。此时，所有企业，不管公有还是非公有企业，相互间存在的只能是一种市场竞争关系。坚持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能形成公有与非公有企业有序竞争、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创新。这一制度创新始终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中国正在创造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一种前无古人的重大创新，并将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⑶ 什么是基本经济部类，非基本经济部类
基本经济部类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力，其乘数效应使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不断升高，使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
区域中一些条件较为优越的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效应，逐渐成为区域中心城市。但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也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因素，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其它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显著，这就是城市经济学里常常提到的倒“U”型现象。
（补充：城市经济可分为基本经济部类和从属经济部类。基本经济部类是为了满足来自城市外部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为主的经济活动；从属经济部类--非基本经济部类，则是为了满足城市内部的产品或服务需求。
）
⑷ 国家什么非有制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名词。它是我国现阶段除了公有制经济形式以外的所有经济结构形式，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国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⑸ 如何看待实体经济衰退&非实体行业发展的情况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所谓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从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中产生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形态。早在14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是在生息资本的基础上产生的。当商品经济发展到货币所有权与货币使用权脱离时，生息资本出现了。生息资本的出现，表明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当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货币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并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提供的收益，这样货币收入就资本化了，虚拟资本也就形成了。当年，按照马克思所论述的虚拟资本，有两种不同的形态，除了上述的股票、债券等公共有价证券外，另一种形态是由信用制度产生的各种信用票据，包括商业汇票、银行汇票和银行券，而且这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虚拟资本的重点，是虚拟资本的首要的、基本的形态。今天看来，这种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随着当今世界金融市场的日益活跃和空前发展，为了规避风险或投机取利而发展起来的金融衍生工具日益增多，虚拟资本的范围也被大大扩展了。它不仅包括了各种有价证券，还包括了以股票等原生性金融工具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如期权、期货等，虚拟资本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也正是建立在信用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同时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而逐渐走向繁荣的。这一点，我们从过去100多年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从美国西部开发到伊利运河的修建，从铁路的兴起到南北战争，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美国工业化，一直到近年高科技产业在美国的蓬勃兴起，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市场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活跃的资本市场，为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而华尔街也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长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经济的成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被认为是资本市场，或者说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协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概括起来，美国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将大量闲置和零散的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实体经济中，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支持，满足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资金需求，而且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也起到了十分积极作用。其次，虚拟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一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和形式的多样化，为实体经济部门和投资者提供了规避风险的多种选择。二是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和产品集中，促进资本加速周转和结算，大大缓解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摩擦，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再次，虚拟经济的发展，还有效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不仅如此，虚拟经济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而迅速膨胀。然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虚拟经济一旦失去信用制度的有效制约和必要的严格监管，任其自由发展、过度膨胀，就会导致泡沫经济，从而不仅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冲击整个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引发经济衰退。这一次从美国华尔街发端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例证。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多人的脑子里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问：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华尔街，那些曾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著名投资银行会迅速土崩瓦解？为什么曾被人们极力推崇的号称是“最严格的监管、最有效的市场手段”，会制造出这样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随着事态的发展，当人们透过这些疑问的背后，渐渐看到问题的更深层次时，竟然发现是监管失灵、内部失控、尔虞我诈、暗箱操作，等等。曾几何时，垄断国际金融市场评级的三大评级机构，为了赚钱竟然也违背职业操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如今，这些号称按市场规则运行，有充分信誉度，并且评级很高的机构，不是破产倒闭就是被纷纷兼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美国和欧盟尽管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多种措施，下了大注，但是收效并不理想。由此可见，如果不对现有的某些机制、制度动大手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否则，即便渡过此次危机，下一次危机到来，问题会更严重。于是，有人提出，从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中，不仅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看到了曾被美国极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为此，必须改变由美国主导的旧的金融秩序，探索建立新的金融体系、新的金融体制。前不久，欧盟也提出要进行全面改革的意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二、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思考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的范畴。透过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探索中国特色资本市场的过程中，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任其自由发展、国家不准干预的那一套理论，一定要按照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去进行我们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妥善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作为在金融领域工作了50多年的老金融工作者，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这么多年来，我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一次次地探讨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资本市场和如何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个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一定要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的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的东西，一定要经过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趋利避害，尤其是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的种种弊端，更要加以严格的防范。但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回顾我国资本市场10多年的发展实践，我们应当看到，发展资本市场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也是取得了显著成绩的。概括起来，一是有利于持续稳定投入长期资金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从我们建立资本市场以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了大量的资本金，对推动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有利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四大银行进行改革，通过资本市场筹集了大量的资本金，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一举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次重大的改革，很难应付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有利于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四是有利于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和商业保险的运行。五是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社会财富。六是有利于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不断加深对资本市场普遍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正确的政策和理论去引导，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和储蓄与消费的关系。只要组织运用得当，就会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认真吸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从我国基本国情和资本市场实际情况出发，积极推进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建设，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首先，要妥善把握好资本市场发展、创新与有效监管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加强有效监管，市场才能健康发展。我认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强化监管的措施：一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要联合起来综合制订中国的法规，协同工作，强化综合监管，把监管落到实处。二是对各类衍生工具和产品，特别是对出台的新品种，务必要实施严格的监管，制订完善的监管条件，明确执法职责，坚决避免出现放任自流的状况。三是对私募基金的现状，要抓紧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制订有效的监管方案，明确监管的职责，不可放任。与此同时，对做空机制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对媒体的股市评论也要加强管理，凡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者，要进行清理整顿；对虚假传播造谣生事，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要追究责任。其次，要妥善处理好资本市场行情涨跌的关系。一般说来，资本市场上涨和下跌都是难以避免的。但从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实践来看，应力争避免短期内的大起大落，努力争取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我认为，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我们对资本市场的政策支持力度还应进一步加强，要采取“组合拳”式的综合措施，把保持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结合起来。目前，国际上出现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工作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对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分析，积极寻找正确的应对策略和措施，把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只要我们统一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一些，坚定必胜信心，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资本市场，就一定会迎来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局面。第三，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政府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政策，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经过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我们的头脑应当变得清醒一些，要看到我国资本市场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而发展起来的，由于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制度还不完善，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对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产生了一些制约。因此，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和扶持，各有关部门都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为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共同营造良好的环境。三、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最后，我们回到正题：如何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资本市场是虚拟经济的范畴。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通过回顾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我们既看到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也通过一次次金融危机特别是最近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看到两者关系扭曲后所产生的严重危害。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资本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其中潜在的问题，趋利避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的积极作用。回顾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概括起来，我认为虚拟经济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虚拟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关系和信用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的发展本身也促进了信用制度的发展，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不过是资本所有权的证书，是实质资本的纸质的副本。虚拟资本代表的资本已经投资于生产领域，它自身作为可以买卖的金融资产却滞留在资本市场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切不可舍本逐末，过度热衷于追逐虚拟经济的纸面收益，而忽视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三，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存在着自我膨胀机制。股票，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等，作为有权取得未来价值的所有权证书，其价值表现了人们对尚未创造出来的价值的提前承认。因而，把许多还没有实现的未来收入加入到现实价值中，这就使虚拟资本迅速膨胀成为可能。当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超过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就会产生泡沫经济，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这些基本特征，妥善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既要注意其发展的正面作用，又要严加防范其消极作用。在目前形势下，我认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正确引导，灵活审慎地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坚定投资者的信心。坚定信心是应对当前世界经济动荡和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当前，我们在看到国民经济总体上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蔓延，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加深。从国外情况看，主要发达国家已步入衰退，新兴经济体普遍减速。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着力维护资本市场稳定，靠信心稳定市场预期，靠信心渡过难关，极端重要。因为，资本市场是实体经济投融资服务链的枢纽环节，不仅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点，还能够较好地兼顾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要求，成为促进实体经济多渠道融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维护信心入手，统一认识，各部门协同，下手快，决心大，明确稳定市场的目标，组织调动资金，推动大量持币待购股票的资金入市。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除了坚定信心，稳定股票市场运行外，还应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要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扩大债券发行规模，优先安排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相关的债券发行。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责无旁贷。当前，我们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不仅是压力、是挑战，更是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重要机遇期。比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方面要下力气帮助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创业型、高成长类的中小企业解决流动资金不足；另一方面从长远发展看，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更需要金融体系发挥全面支撑作用，需要借助资本市场协助其解决长期发展所必需的资本金问题，因此，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中小企业是当前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最后一条，就是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安全，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认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要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商业银行增加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形成银行、证券、保险等多方面扩大融资、防范风险的合力，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和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
⑹ 对非经济增长的理解
两种范式中的非经济增长
在标准的新古典范式中，非经济增长听上去好像是自相矛盾，或至少是一个不恰当的词汇，在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不到这个概念。但是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它显然是可能的。
1.新古典范式
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或其分析的预设观念认为，经济是全部系统，自然如果要被加以考虑的话，只是经济的一个部门，比如说是开采部门（矿藏、矿井、森林、渔业、农业，包括垃圾）。自然不被当作一个容纳、供给和支撑经济的包容物，而是被当作与其他部门无异的一个部门。如果开采部门的产品或服务应该变得稀缺，经济就会通过使用其他部门的替代产品来“掩盖”那种稀缺性。如果很难找到替代，那么就会发明出新的技术来使其实现替代。
在这种观点看来，自然显而易见是不重要的，因为开采自然资源产品的相对价格普遍在下降，开采部门在gnp总量中的份额在减少。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除了最初提供必需的原材料，自然对于经济来说实在不重要。
上述是对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客观描述，“经济学原理”基础教科书可以证实这一点，所有这类教科书都在头几页阐述了分析的预设观念。这无异于就是著名的循环流图，将经济描述为一个在企业和家庭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循环流——一个孤立的系统，与外部没有联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外部”，不存在环境。查询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关于“环境”、“自然”、“消耗”和“污染”等词条，几乎是空白。好像是为了再次证明自然的无足轻重，高等教科书有关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和资本的函数，资源被安全排除在外。
2.生态经济学范式
这段佚事引发了关于范式的另一种选择的思考，即生态经济学。非经济的增长在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重大分歧在于是否将经济看做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新古典经济学忽视自然的“证据”（许多自然资源相对价格下降，开采部门在gnp中所占份额很小）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有全然不同的解释。在一种资源攫取加速的年代，其短期供给势必很高，因而市场价格很低。资源的低价格并不意味着不稀缺和不重要，而是因为资源的迅速减少使得人们从技术上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廉价资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开采部门获得的gnp比例很低证实了其不重要性。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大厦的根基并不重要，因为它只占了整个摩天大楼高度的5%。gnp是由增值的劳动和资本构成的，但是增值增加到什么程度？资源是价值所附加的对象，它才是增值这座大厦赖以存在的根基或基础，根基的重要性并不因为它所支撑的建筑的增加而减少！然而经济学家却习惯性地持相反的观点，例如，我们不必为全球变暖而担心，因为对气候敏感的经济部门只有农业，而农业只占gnp的3%。这些经济学家显然不食五谷。
如果gnp的增长只通过附加到非增长的资源生产能力的增值获得，那么经济的增长很可能持续很久，但是这一切在当今的世界尚未发生。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1975～1993年间，德国、日本和荷兰的人均资源需求量增加了，尽管增加的速度减缓。如果不算水土流失的减少，美国的这个数字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不等于零增长，因而使得资源总生产量进一步增加。这些国家目前的资源生产量的水平为年人均4.5～8.5吨，这样的水平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因而宣布“非物质经济”时代的到来似乎还为时过早。
甚至新知识和新技术也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提高或减少承载能力。新技术可能减少可获得的物质能量，例如温室效应就是一种新知识，它降低了化石燃料的有效的可获得性，因为吸收和释放二氧化碳的能力比从前认为的要低。新知识可以发现新的限制，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新知识。人们通常假定新知识永远会扩大且永远不会缩小资源基础，这样的假设过分具体地指明了新知识的内容，事实上它绝对是永远出人意料，却不一定令人愉快。如果技术能让我们从现有的资源流中获取更多的福利，它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环境承载能力的负荷，因而实际上扩大了承载能力。但是如果新技术只简单地增加了每个人的资源流量，那么它只会增加对承载力的负荷。
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将其环境（自然资本）转化成为其自身（人造资本）。这种物质转化的最佳程度（经济的最佳规模）是在减少的自然资本的边际成本与增加的人造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时才出现的。这种转化过程发生在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和物质封闭的整体环境中。太阳能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动力，但是其能源生产量也是有限的和非增长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已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因而更要将其限制在整体系统内——有限、非增长和熵。即便是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认为很容易找到自然资本的人工替代，其增长最终还是受制于整体系统的规模，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市场所不能反映的是经济的最优的、可持续的物质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市场不会区分什么是物质能量生产量的生态可持续的规模，什么是不可持续规模，就如同它不会识别收入分配在伦理上是否公正。可持续性和公正性一样，是一种在纯个人化市场过程中所不能获得的价值。然而，当市场在某些宏观约束下运作时，这些价值却可以折射到市场价格上。
但是如果像生态经济学所认为的，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那么经济子系统的扩大就会大大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历史上看，在“空的世界”的经济中，人造资本是限制性的，而自然资产是极其充裕的。今天，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满的世界”的经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作用颠倒了。过去是靠限制渔船（人造资本）的数量来控制捕鱼量的，现在却是根据海里剩余的鱼类总数（自然资本）来限制捕鱼量。当鱼类总数成为限制因素时，更多的渔船有什么用呢？
当各种要素互补时，处于短缺状态的物品是具有限制性的。如果要素是替代性的，就不存在限制性要素。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关注限制性要素：(1)在短期内将其生产能力最大化；(2)在长期内对其增长进行投资。这对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启示——充分利用并投资于自然资本。经济学原理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限制性要素已经逐渐从人造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了——例如从渔船变为海里剩下的鱼；从锯木厂变为剩余的森林；从灌溉系统变为地下水或河流；从油井钻塔变为地下储油层；从燃烧化石燃料的引擎变为大气吸纳二氧化碳的能力等等。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设，人造资本很容易替代自然资本，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即便这个假设（和由此而引起的对限制性要素的忽视）也未为持续的增长提供依据，尽管它放松了对目前增长的严格限制。如果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也可替代人造资本，替代是可逆转的。如果我们最初的自然资源是人为资源的优质替代品，那么从历史上看，我们为什么费尽心力地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呢？这不是两类自然资源（如可耗尽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之间的替代）的替代问题，而是一个资本替代资源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两类资源间的轻松替代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资源也可以生存。
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轻松替代的人们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也不能圆满地回答下列问题：不使用更多的资源如何能产生更多的资本？生态经济学家无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肯定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基本上是相互补充的，只在边际上是相互替代的。
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小，则下面的量越大：(1)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互补性的程度；(2)我们直接体验自然的欲望；(3)我们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评估。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大，其物质增长变为非经济的时刻到来得越早。
四、从许可性增长到强制性增长，再到限制性增长
新古典范式允许增长永远进行下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强制它。历史上，推动永远增长思想的并非新古典学说，而是为了解决马尔萨斯（人口过剩）、马克思（分配不公）和凯恩斯（非自愿失业）提出的实际问题，增长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人们说，人口过剩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加以解决。当人均gnp达到一定水平，孩子相对于其他物品来说变得十分昂贵时，生育率就会自动下降。正如口号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最好的节育方法。至于人均增长的消费乘以降低的“平均”生育率是否导致了超出最佳规模的消费总额的增加，却无人问及。更具体地讲，有没有必要将印度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瑞典人的水平，将印度在生育水平降低到瑞典人的水平。如果这样做，这样水平的消费总量会对印度的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们还说，阶级间财富的分配不公可以通过增长得到遏制，与此对应的另一条口号是“水涨船高”。然而事实上，增长扩大了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更糟糕的是，这个比喻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里涨潮就意味着某个地方在落潮。
最后人们说，不断增长的总量需求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加大投资即可做到这一点，这当然意味着增长。通过增长来避免失业，我们在此条道路上还能继续走多远？为了追求完全就业，我们一定要增长到超出最佳规模的程度吗？这又是一个无人问及的问题。
在继续这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时，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更大的增长也可以自动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发明了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用以揭示gnp和环境污染量的关系是一个倒u型。因而人们必须保持增长，因为尽管它开始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一旦我们爬升到倒u的峰顶，它就会开始对环境产生有利影响。
上述所有情形都假设增长是经济的，增长会使我们更加富裕而非更加贫困。但是现在的增长却正在变为非经济的。非经济增长不会支撑人口转变，因而不能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它不会消除分配不公，也不能解决失业；它也不会为环境的修复和清洁提供额外的财富。通过增长的间接方式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再行得通。
我们现在需要以更加直接和根本的方法来解决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问题：控制人口以解决人口过剩；重新分配以解决过度的不平等；采取像公共救助就业等措施来解决就业；进行生态税收改革来提高资源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这些必须都是国家政策，而认为这些政策应由一个世界权威来推行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或过于悲观了）。许多国家在控制人口增长、限制国内收入不平等和减少失业上取得了成就，这些国家还通过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提高了环境的生产能力，但是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被全球化的思想削弱了。通过侵占他国的经济和生态空间，侵占全球剩余的公共财产，全球化在为重新建立“空的世界”经济的条件作最后的一搏。
五、全球化是非经济的增长的催化剂
1.全球化削弱了各国将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为价格的能力
自由市场前提下的经济一体化鼓励的是降低标准的竞争（即压价竞争）。那些在将生产的所有环境成本内在化方面做得最差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到了核算成本搞得最差的国家。随着不计核算、外在化成本的增加，gnp增长与福利之间的正比关系消失了，甚至出现反比关系，形成了非经济的增长。
“压价竞争”的另一个层面是，全球化使得高工资国家（如美国）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美国存在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以缓解劳动与资本间的冲突，特别是人们一直认为，在美国，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比整个世界都要平等，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势必会破坏这种社会契约。美国人的工资将大幅度下降，因为世界市场的劳动力远比美国充足。这还意味着，美国国内的资本收益将增加，因为全球的资本相对于美国资本来说要匮乏得多。从理论上讲，人们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工资也将被抬高。但是这样的国家实在有限，就如同说，从理论上讲，当我从梯子向下跳时，引力不仅将我拉向地面，同时还将地球拉向了我。
人们常用比较优势为自由贸易和更广义的全球化辩护。比较优势的推理假定，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国家间是不流动的，进行交易的只是产品。随着目前以资本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的出现，我们已经告别了比较优势的时代，进入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它确保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获益，而不能像在比较优势下保证每个国家从这些收益中分得一杯羹。理论上，绝对优势下的收益要大于比较优势下的收益，但是没有理由期望这些收益使参与贸易的各方都受益。通过重新分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某些收益，可以使互惠在绝对优势下重新实现。但是我从未听见全球化的鼓吹者们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经常不合逻辑地借用比较优势的学说以证明可以达到互惠，却忘记了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资本的不流动，而实际上，资本并非不流动的。的确，有些人甚至引申比较优势的观点，为自由资本流动而辩解——如果商品的自由贸易是互惠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不能自由贸易呢？然而，人们不能利用某一论点的结论来反驳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前提。
没有人意识到，尽管贸易可以使某些国家超出其生态承载能力而生存，但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做到这一点——不管世界贸易如何拓展，也不会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原材料和环境服务的净进口国，因而荷兰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由贸易使得生态负担在全球更加不均匀地分布。
2.加强全球竞争优势被当作容忍企业合并和垄断国家市场的借口（我们现在依赖于国际贸易来替代国内信任危机，以保持竞争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做法打着解除控制自由市场的旗号。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文章“公司的性质”中阐述道：“公司是市场关系之海中计划经济之岛”。由于兼并，计划经济之岛相对于市场关系之海的其他部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公司内部的计划经济分配，而由公司之间的市场关系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这居然被当作市场经济的胜利！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公司的胜利，因为各国政府已无力约束公司资本，无力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保证市场的竞争力。在100个最大的经济组织中，52个是公司，48个是国家。1/3的跨国贸易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公司间的转移而非市场转移。这些计划经济公司内部的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与员工平均工资之比已经超过400倍，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我们不能想象当首席中央计划制定者给自己定工资时会是什么情形！
3.根据竞争性（绝对）优势，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劳动分工的压力增大了，因而人们谋生可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
例如在乌拉圭，为了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要么放羊，要么养牛。所有其他商品都必须进口，以交换牛肉、羊肉、羊毛和皮革。乌拉圭人如果想在交响乐团演出或想当飞行员，就必须移民出国。
多数人从挣钱中得到的满足与他们从花钱中得到的满足一样。选择范围的缩小意味着福利的丧失，这是贸易理论家们没有考虑的。全球化假定，出国移民和接收移民是没有成本的，在一个国家内缩小就业选择范围也是没有成本的，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
人们谋生的选择范围被贸易理论家们所忽视，而人们消费的选择范围却被极度强调。例如美国从丹麦进口曲奇饼干，丹麦也从美国进口曲奇饼干。饼干都要经过北大西洋。尽管同样商品的贸易获利不丰，贸易理论家们却坚持认为，由于扩大了消费者的可选择范围，曲奇爱好者的福利增加了。或许是吧，但是这些好处难道不能够通过简单的配方交易更廉价地获得吗？人们可能想这样做，但是配方（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正是自由贸易者要保护的东西。
在所有事物中，知识是最应该免费分享的，因为分享知识只会使其更丰富而非减少。然而我们的贸易理论家却抛弃了杰斐逊“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的名言，代之以“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混乱说教。据此，他们愿意将生命本身最基本要素的所有权授予私人垄断公司，如种子的专利以及基本基因结构知识的专利。支持这种掠夺性行径的依据是，如果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垄断性产权给予经济动力，新知识新发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据我所知，发现了dna结构奥秘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并没有得到任何专利费，倒是二流的基因骗子们从他们的伟大发现中获得丰厚利润。知识一旦产生，其适当的分配价格应当是分享它的边际机会成本，它近乎于零，因为知识并未因为分享而损失毫厘。当然，你的确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但经济学家传统上认为，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和不公正，因为它造成了垄断物品的人为稀缺。
诚然，虽然分享知识的成本是零，但产生新知识的成本不是零。因此生物技术公司主张它们应拥有15～20年的垄断权，作为研发产品的费用。当然，它们由于付出而应当获得利益，但是如果没有詹姆斯和克里克的贡献，没有孟德尔以及以往所有伟大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它们将一无所成。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强调的，最早的发明者已经拥有了暂时的垄断权。他认为，这些经常发生的暂时的垄断权是竞争性经济中获利的源泉，而竞争性经济的理论倾向就是使垄断利润降至零。这是竞争性经济效率的根本，为什么要通过人为的知识垄断来破坏这个根本呢？
信不信由你，多数重大发现都是在发明者没有从知识的专利所用权中获利的情况下作出的。你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科学家的动力出自纯粹的热爱和发明所带来的兴奋，他们满足于收入水平在大学里可以达到前百分之十即可，而不是前百分之一。
瑞士伟大的经济学家西斯蒙迪很久以前就说过，不是所有的新知识都会使人类受益。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和伦理的滤网来选择有益的知识。探索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取垄断利益——这就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滤网。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摒弃所有的知识产权，那样的话，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是我们无疑应当开始限制其范围和专利垄断的时间，而不是不加限制地强调它。而且，我们应当更乐于分享知识。分享知识会提高所有劳动、资本和资源的生产力。国际发展援助应当更多地提供免费分享的知识，减少外国投资和有息贷款。
⑺ 经济资源与非经济资源的区别主要在于
经济资源主要是用于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包括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土地要素等等，而非经济资源是指不用于经济发展的要素。
⑻ 什么叫非地经济
飞地经济”是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双方政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把“飞出地”方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持续或跨越发展的经济模式。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飞地经济”模式有着不同的分类：
按飞地建设的投入方式，可分为(1)飞出地投资型，即由飞出地负责全部基础建设投入；(2)飞入地投资型，即由飞入地负责全部基础建设投入；(3)两地共投型，即由两地按照协议共同分担基础建设投入。
按飞地工业基地的管理方式，可分为(1)飞入地管理型，对工业基地进行属地化管理。优点是管理方熟悉当地社会经济环境，不足之处在于可能形成对企业服务的不连续性，没能有效利用飞出地的管理经验。(2)飞出地管理型，由飞出地派遣管理团队对基地进行管理，对企业进行服务。优点是保证了服务、政策的连续性，使企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缺点是管理方需要时间来理解当地经济文化环境。(3)两地共管型，设立双方长期友好合作的机制，基地管理委员会由双方共同派驻人员。这样既能保证基地服务管理的延续性，又能充分利用飞入地的资源，但前提是双方真诚的合作，高效的沟通。
按飞地形成的原因，可分为(1)集约用地型。该类型是“飞地经济”模式的最早表现形式，以福州市永泰县建立马洋工业集中区为代表。它不仅探寻了山区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克服了行政分割造成的工业布局分散、资源浪费的现象，更是探寻了一种平衡各行政区域间利益的方法。(2)优势互补型。该类型中，飞入地和飞出地经济发展水平近似，但各自的资源禀赋能够形成很好的优势互补，通过“飞地经济”的发展能够达到双赢。典型案例如大连市长海县与普兰店市的合作。(3)产业梯度转移型。该类型中，飞入地主要承接飞出地的产业转移，往往飞出地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先进的基地管理经验，但由于飞出地商务成本上升，产业结构升级，必然有一部分产业需要外迁，此时飞地经济工业园成为首选之地。转出企业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高质量的基地管理服务，另一方面还可充分利用飞入地的成本优势。
我不知道是不这个
⑼ 如何推动非公经济发展
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随着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推进、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随着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系的转轨、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将更加重要，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融合的成分，并将在以后相当长时期内发挥一些特殊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国民经济发展强劲稳定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增长率，对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相对困难的几年里，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由于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强劲稳定的发展动力。
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将是各级政府的一个较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在过去几年里，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就业人数持续减少，而正是非公有制经济每年创造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不但吸收了新增的就业人员，也吸收了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人员。以后，非公有制经济仍将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
非公有制经济将会是越来越重要的税源。尽管国有经济目前在整体上仍然是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但非公有制经济直接和间接创造的税收将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特别是在增量上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非公经济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我们尽管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将是平等竞争、厉行法治等基本规则的直接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