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发展

『壹』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

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或本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

2、文化由经济、政治所决定,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一方面经济是基础,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奠定物质条件,政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了经济这个基础,物质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设就因失去基础而成为一句空话。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中,经济处于基础和中心的地位。

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文化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经济和政治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3、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1)文化与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的上层建筑，出现在产生阶级对立和产生国家的时候，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国家相联系。政治同各种权力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各种权力主体为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必然发生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冲突，从而决定了政治斗争总是为某种利益而进行的基本属性。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权力的追求以及某些心理满足等，对于各种权力主体来说，都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动力。

政治作为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权力为依托的各种支配行为和以对国家的制约性权力为依托的各种反支配行为，如统治行为、管理行为、参与行为、斗争行为、领导行为、反政府行为、权威性影响、权力竞争等。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是都以利益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

政治作为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上述特定行为的相互作用。如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参与的关系、权威与服从的关系、相互斗争的关系等。这些关系又基本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关系所具有的必然性。

『贰』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

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结合我们对软实力的理解，也即构成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均是软实力的资源和载体，那么无论人们将社会的经济基础理解为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推论都是一样的：生产力决定软实力。如果说经济实力即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

在现实中，人们看到，经济实力世界第一的美国，同时也是软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经济实力世界第二的日本，在软实力上也是名列前茅的；经济实力迅猛提高的中国，软实力也在快速提升：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引起越来越多外国人的兴趣，中国的发展模式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对象，国际机构扩大中国的表决权获得广泛的支持……

为什么经济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呢？

首先，经济实力的强大常常与软实力要素的先进性相联系。20世纪著名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创立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首先需要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方面的需求，然后才会追求社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等高级需求的满足。其中，生存需要必须用物质来满足。因此，物质需要成为人的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不仅如此，由于高级需求的满足也需要物质上的投入，所以物质需求还被各种高级需求所强化。所以，通常情况下，物质生产都具有优先性。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实力的高低与高级需求及满足高级需求的能力之间均具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实力越强，高级需求越强，从而面向高级需求的生产能力就越强。因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体中转而重视高级需求的个体就越多，经济体的整体高级需求就越强；而经济实力越强，能够投入到满足高级需求的生产中去的物资和人力资源就越多，从而生产和供应能力就越强。

在现实中，纵向上，随着社会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再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路演进，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和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从而更多的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能够更多地自我实现。横向上，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要素的先进与落后固然并不具有完全的、严格的可比性，但必须承认的是，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和制度既包含着某些独特的、不具普适性的元素，也包含着某些超越民族与国家，从而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元素。经济实力相对较低的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的过程中，既需要学习先进者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也需要学习某些带有普适性的、与技术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文化和制度。因此，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表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其次，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发展。美国文化的全球传播离不开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后起之秀的韩国和日本同样如此。文化产业之外的其他机构和组织也构成一国文化的载体，可以为一国软实力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在向国外民众推广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众多本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将“美国”搬到了国外民众的家门口，以自己的言行体现、推介美国。原则上讲，每一个企业既是一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同时也是其软实力的物质载体，是一个准文化宣传机构。

再者，文化、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等的宣传与推介需要以一定的基础设施为前提。以遍布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为基础，美国控制着全球主要信息渠道，借以向全世界传达本国的观念和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推广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价值观。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在美国的软实力构建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种技术和基础设施，既构成经济实力的基础，又以经济实力为基础。

另外，军事实力的软实力效应为经济实力影响软实力提供了另一种渠道。军事实力的运用也会影响到软实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在针对“软实力与军事实力之间有什么关系？”的回答中已经给出了分析，在此不予另述。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一国的军事实力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就供给层面来讲，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军事供应能力，从而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奠定了基础；而在需求层面，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意味着遍布全球的庞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需要国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这就是说，经济实力的提高同时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推动着军事实力的发展，进而影响到该经济体的软实力水平。

2、软实力影响经济发展。

现代西方制度经济学认为，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的诸因素中，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制度既是健康、快速的经济发展的第一功臣，也是造成某些国家陷入“贫困陷阱”的罪魁祸首。

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的、成文的制度，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即所谓的“非正式制度”。

清朝末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境。为了救亡图存，有识之士纷纷奋起，以寻找振兴之道。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分析中国衰弱根源的着眼点，经历了一条从军事到工业经济，由工业经济到政治制度，再由政治制度到文化的演变道路。实际上，关于这条道路，用实力话语来讲，就是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之路。毫无疑问，循着这条道路，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而这个深化过程也正好展示了一条由极端的硬实力到极端的软实力转变的完整的连续谱。如果说认识深化的过程就是由果索因的过程，就是由直接原因到根本原因的探寻过程，那么这段思想史和革命史充分说明，软实力对于经济实力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以上所述，只是论及一国内部文化与制度建设的经济意义。由于军事实力和国际政治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实力，所以经济发展还由于外部认可度而受到影响。美国一直对社会主义中国心存防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收购行动时常受到阻挠或者严格审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到美国政府的阻挠，并终告失败；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则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中国向苏丹出售武器，受到西方国家的片面指责。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被描述为新殖民主义，一再受到西方国家“出于道义”的谴责。即便是出于维护本国正当的经济利益，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行动也引起某些国家的担心甚至蓄意阻挠。虽然说军事发展落后于充分维护正当经济利益的需要主要是由中国的先经济后军事的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但是若干国家的反对也是脱不了干系的。更何况，先经济后军事的发展战略也是考虑到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之后的决策，也就是说，战略本身已经内化了、体现了这种反应。

除此之外，一国的实际行业标准和劳工权利保障情况也影响到其经济利益。不重视环保的产品将被某些国家拒之门外，由“血汗工厂”或劳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可能受到某些国家民众的抵制。行业标准和劳工权利实际上是一国的价值观问题，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体现的是经济增长重于一切，不惜牺牲环境和人权的价值取向。

以上所提到的两类障碍，均显示出国际认可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那么，国家之间的认可度取决于什么因素呢？分析一下现实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就会变得很清楚。对于国际秩序有着相同的构想的国家，即便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也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便历史上曾发生过严重的冲突，民主国家之间也不担心对方会构成威胁，反倒经常联合起来防范、对付专制国家；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各国之间也更容易相互理解和支持；一国的文化产品，对于具有同样价值观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些经验现象体现出世界理念、政治制度、社会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力，展示出一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图景。由此可见，国际认可度取决于各国无形要素的吸引力，也便是软实力。

3、软实力与经济实力具有相互替代性。

如果A和B是两个组织或者群体，为了改变B的行为，让他转而以A希望的方式行动，A既可以暴力攻击相威胁，又可以物质财富相收买，还可以文化和思想渗透引导B重塑其组织方式或内部结构，进而以符合A期望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利益。前两种就是所谓的“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分别以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第三种途径则以软实力为基础。由此可见，与软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一样，软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由于软实力发挥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利诱与军事威胁一样，可以作为应急措施，所以人们常常只看到胡萝卜与大棒之间的替代关系，而看不到它们与软实力之间的替代关系。更重要的是，软实力虽然在某些时候可以用以解决问题，但它的作用更多的是防止问题的产生。正因为这种特点，人们容易忽视它的作用。实际上，如果人们坚持用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待国际关系，那么，人们就能在无法解释的现象中体会到软实力的巨大威力。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二战后重新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将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构成美国的最大威胁。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这两个国家成为了美国的可靠盟友和长期的追随者。鉴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极端的反差，对于解释这一反差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人们无论将之置于多高的位置都不为过了。

4、经济实力的运用影响软实力水平。

历史一再证明，当政治制度造成长期、严重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与普罗大众生活水平的急遽下降同时发生时，冲击政府的社会运动是迟早的事情。面对这种局面，政府有三种选择。其一，暴力镇压参与运动的群众；其二，贿赂组织运动的某些骨干分子，使群众分化瓦解，或者贿赂全部参与运动的群众，暂时性的安抚民心；其三，顺从民意，改革政治制度。第一种选择依赖于政府所掌握的暴力力量，第二种选择依赖于政府的经济实力，第三种选择要么是政府无所倚仗，迫于形势而为之，要么是政府中的改革派占据优势。显而易见，唯有第三种选择可以使政府重新赢得民心，使政权重新获得合法性。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大多数时候，政府都会选择第一种应对办法，或者兼而运用前两种办法。无论如何，运用经济利益收买人心，只是延缓了政治制度的革新，从而延缓了软实力的跃升。

当A国为了改变B国的行为而以经济相威慑或诱惑时，A国很可能会因此而损害自身的道德形象。因为人们倾向于相信，正义的行动自然会得到他人的响应，而无需附加上物质上的好处；而只有违背正义的行动，才需要以物质利益来弥补道德上的缺陷。正如某位学者所言，软实力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物质利益的介入本身就是非道德的标志。而当A国为了改善B国的境况而向B国提供经济援助时，A国的道德形象会进一步放大。因此，经济实力的运用方式会影响到主体的软实力水平，而且不同的方式可能意味着截然相反的影响。这些现象说明，经济实力的运用对于软实力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

实际上，虽然经济实力决定软实力，但是在经济实力一定的情况下，软实力仍然有其变动的空间。这就使机械决定论不适于刻画经济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同时，这也意味着人们不能单纯依靠发展经济来促进软实力的提升，而必须在发展经济之外，采取其它措施巩固和发展软实力。唯有如此，一国才能最有效率的实现综合实力的提升。

『叁』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化和经济有什么影响

中国发展越来越强大了，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文化和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近年来非常强大的中国就影响了全世界。

『肆』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文化与经济是什么关系？我的观点是：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结构。我们发展文化，主要是发挥文化的这种基础性作用，而不是要把它变成产业，创造产值。
●我们之所以强调文化和经济的互动，还因为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文化时代，文化发展应该成为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是主题，但是文化发展可能是更重要的主题，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文化时代。
●文化和经济要互动，发展模式要转型。发展要从单纯的经济过程过渡到文化过程，从脱离人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从脱离文化的发展转向基于文化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经济又有推动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决定于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不能脱离经济发展而独立存在。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的自由文化，法国的浪漫，英国的绅士风度，中国的礼义廉耻……
文化可以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历史力：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经过积累、沉淀、改造、创新,必然形成特有的文化,并成为支撑其发展的无形力量。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族自傲感油然而生，即使如此。
凝聚力：一种文化管理力量，文化能够丰富社会内涵,提高人民素质,展示国家形象;能够团结和凝聚力量,产生精神动力,鼓舞人心,激励斗志。
竞争力：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人才,促进对外交流,扩大对外影响.
生产力：文化资源开发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伍』 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经济社会又有推动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决定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文化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而独立存在。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美国的自由文化，法国的浪漫，英国的绅士风度，中国的礼义廉耻……

文化可以反过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历史力：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经过积累、沉淀、改造、创新,必然形成特有的文化,并成为支撑其发展的无形力量。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族自傲感油然而生，即使如此。

凝聚力：一种文化管理力量，文化能够丰富社会内涵,提高人民素质,展示国家形象;能够团结和凝聚力量,产生精神动力,鼓舞人心,激励斗志。

竞争力：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人才,促进对外交流,扩大对外影响.

生产力：文化资源开发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陆』 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怎样全面理解“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

所谓经济，就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谓政治，就是指人们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通过夺取或者运用公共权力而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和社会利益要求，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为：第一，政治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社会关系。第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第三，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治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

文化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包括思想、理论、信念、信仰、道德、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

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

2．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

（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根源于经济，由经济基础决定，并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或本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

例如，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我国的各项政治制度归根结底是为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服务的。政治关系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正不断走向深入，社会政治关系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调整。

◇小辞典：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层次：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个方面的总和。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是两个术语、同一内容，相对于生产力而言叫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叫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是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范畴，指社会的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两部分。政治上层建筑亦称实体性上层建筑，指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院、监狱、政府机关等设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组织。观念上层建筑又称思想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各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政权和领导国家政权的政党是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物质根源．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定的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表现．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适应。

第二。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当某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某些局部变化，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局部变化；而当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即旧经济基础被新经济基础代替时，旧的上层建筑也必然被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消极地反映经济基础，相反，上层建筑一经建立起来，就对经济基础发生大的反作用。这一反作用集中表现为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2)文化由经济、政治所决定，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一方面经济是基础，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奠定物质条件，政治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制约。离开了经济这个基础，物质文明上不去，政治文明和文化建设就因失去基础而成为一句空话。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中，经济处于基础和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文化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经济和政治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例如。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我国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并反映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

◇注意：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的发展亦步亦趋。如同不能简单地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和附属品一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属品。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时的独立性。那种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会好起来．物质条件盖一点，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正确的。

3．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足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掀开历史的画卷，文化既有占今和地域之别，又有先进与落后、腐朽之分。不同的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不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不同。

(1)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如，中国的发展一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西方的发展则深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今天，中闲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义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

点拨：教材此处的“专家点评”阐述了如下道理：不同的社会形态(如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具有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文化 (如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等)，这些不同的社会文化，都对该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课堂练习：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据此，有人认为，经济上去了，社会文化就发展，社会文明程度就必然而然地提高了。请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答案：从整体上讲，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发展会决定或带动文化的发展。但是又不能认为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绝对同步的，两者的发展既有同步性的，也有不同步的情况。

(1)一方面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而知荣辱”，强调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2)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的发展同步。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那种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会好起来，物质条件差一点，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正确的。

解析：文化的内容是多层次的，有的受经济的制约大，有的受经济的制约小。比如，教育的规模与涵盖面大小、医疗卫生事业的规模与涵盖面大小，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医学家的出现，又可以超越经济的制约。因此，对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做具体分析，不可绝对化。
参考资料：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7/39251/archives/2007/530242.shtml

『柒』 运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知识说明城市更名如何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这是最后一题，那么背背答题模板。如果要写论文，找找文献。我觉得，城市更名更有利于对外宣传，促进文化底蕴，增加客流量。

『捌』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与文化兴盛的关系

商品经济对中国古来代文化自的影响，突出的是在元与明靖两个时期。两个时期又有所不同。
1、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以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为主，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的生产生活的需要成为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力量。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瓦子的出现，酒楼、茶馆的增加、宋词的繁荣，世俗文学、风俗画的兴起，《窦娥冤》等作品的出现等。
2、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以对思想的影响为最明显(体现商品经济对古代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入)。表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与缓慢发展，出现了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封建制度进行批判。李贽侧重对封建制度理论依据的批判，指责儒家经典，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揭露道学家的虚伪，是反封建思想的先驱。黄宗羲侧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顾炎武侧重对封建迂腐学风的批判，提出“经世致用”，重视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王夫之侧重从哲学上批判，并从发展的角度提出“趋时更新”。

『玖』 中国经济发展与中华文化有什么关系

以下内容供你参考：
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
演讲人：林毅夫时间：11月4日地点：北京大学·北京论坛
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
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以西方为例，Maddison的研究认为，在18世纪以前的一两千年里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仅为0.05%，要一千四百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平均每年是1%，每七十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是2%，每三十五年人均收入翻一番。
18世纪前后巨变的关键是在18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中国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78年之前，中国自力更生，自己发明技术，在最尖端的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竞争，但是经济发展的绩效却不高；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以引进技术为主来获取技术创新，以后的30年，中国取得了每年经济增长9.9%的成绩，成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些经验的对比印证：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最好的途径。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当然要把这些潜在的技术可能性转化成经济的现实增长率，要靠改革开放来克服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靠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要靠提高教育、产业水平，要靠不断吸收外来的技术、管理，并逐渐加强自主研发。只有做到这些，前述的预期才能够实现。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兼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写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其意为“一个国家如果富裕，就会吸引远方的外国百姓来定居；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生产力，老百姓就会留下来耕作、生活。”这表明当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流动的原则与现在劳动力的流动完全一致。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不仅要素市场极为活跃，商品市场就更是如此，并且已经有了投机行为，而且投机的原则与今天毫无二致，最著名的就是范蠡的例子。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说明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来决定生产，价格高时多生产，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价格低时少生产，导致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最后一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二十一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会越来越强。与西方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与西方君权神授的思想不同，人民的利益是政治的目标，群众的意见是政治决策过程的依据，有这种政治理念包含在中国儒家文化内，作为组织层次的文化应该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提升，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述而不作”是有选择的，把过去的典章制度按照所处时代的需要给予了创新性的整理、诠释。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是“视人如己”的道德关怀。孟子的“义”是“义者宜也”，“义者人之正路也”，也就是人所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义的判断的标准还在于自己的内心，所以，孟子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说法。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心学”和“理学”的差异，可以从王阳明和朱熹对《大学》一书中对“亲民”和“格物致知”的理解的不同反映出来。朱熹认为“亲民”当作为“新民”（教化百姓使其自新），“格物致知”则是“即物穷理”，也就是从各个事物上去认识做人做事的道理，以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则认为“亲民”是“亲亲仁民”（即仁的意思），“格物致知”则是“致良知”，也就是去除蒙蔽每个人良知的物欲以恢复每个人与生具有的良知。
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希望能帮到你。

『拾』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经济的发展会决定或带动文化的发展。但是又不能认为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绝对同步的，两者的发展既有同步性的，也有不同步的情况。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具体分析：

1、一方面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而知荣辱”，强调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水平。从这种意义上说。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2、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基础，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的发展同步。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那种认为只要物质条件好了，精神文化自然而然地就会好起来，物质条件差一点，精神文化就不可能搞好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正确的。

文化与经济融合催生文化经济。“文化经济”这个新概念的特点，就是文化和经济紧密结合，互相渗透，形成以经济为依托的新文化形态，或以文化为内涵的新经济形态，即“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

(10)文化与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文化经济可能的界定是满足人们休闲需要的经济以及实物经济文化附加值增加的经济。这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经济领域，日本学者日下公人在《新文化产业论》一书里粗线条地把文化产业划分为三类：

1、生产与销售以相对独立的物态形式呈现的文化产品，如书籍、报刊、雕塑、影视等产品；

2、以劳务形式出现的文化服务行业，如戏剧舞蹈的演出、体育、娱乐、策划、经纪业等；

3、向其他商品和行业提供文化附加值的行业，如装潢装饰、形象设计、文化旅游等。

文化经济的火爆事例已经到处可见，在“生产”这部分中，首先要搞清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各自的特征；文化（艺术）产品（服务）的生产组织，在市场经济格局下的分类，不同类型的生产组织各自的特征以及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生产资组织资金来源的回顾，使用的结果（效益）；尽快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投资体系，其中包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借鉴发达国家的某些作法、建立和完善社会赞助文化事业的法律法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