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为什么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8年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
其一,农民要进城。但进城不单是户籍改革。解决户籍的背后,意味着农民工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有人测算,一位农民工变成市民,财政要负担8万元成本,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需要20万亿元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曾说,一个农民工进城,全国平均成本是8万元,全国2.5亿农民工,合计20万亿元。(载2012年3月11日“中国经济网”)。即城镇化意味着财政要拿出巨额资金(当然提高城镇化率水平是个逐步的过程,分摊到每年财政的钱也是有限的)。
其二,农民工进城后要在城里住下来。住下来要有住房,要有配套的自来水、电、气、道路、排污等设施。即要搞基础设施建设,这又需要大笔的投资。谁投?若政府资金不够(基于房地产调控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改革规划,未来土地收入明显减少,肯定不够),民间资金能否投?政策又如何引导?这又涉及“新非公36条”政策怎么真正落实的问题。
其三,农民工进城后要长期生活下去。要把妻儿、父母从乡村接进城,就需要有长期的收入,必然涉及就业问题。全国除少数城镇有条件去发展重大项目的第二产业外,广大的中小城镇更多的要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经济。怎么发展?大型央企基本不会在数量庞大的中小城镇发展服务经济,还是要靠民间资金,靠中小企业,靠税收、金融等政策引导,靠降低各种投资门槛,取消各种行政管制。一句话,又必须要真心实意地落实“新非公36条”。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城镇化率,第一,要解决钱的问题。第二,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资金并不缺,为什么长期以来资金又到不了该大力发展的中小城镇的服务经济中?这涉及投资门槛等行政管制和有效配置资金的金融、税收改革问题。第三,在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中,城镇化过程自然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但除此之外,主要体现中国消费能力的主体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是消费主力(城市居民为农村居民消费的3倍)。因此客观看,城镇化本身并不能完全替代以提高城市居民消费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内容,从而全面体现扩大内需的战略意图。
因此,城镇化绝不是简单的户籍改革,背后是一系列的资金问题;城镇化更不是简单的搞房地产投资——那只能是在建“死城”;要提高真正的城镇化率,是一系列政策制度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是最终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其本身难以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全面改革的“抓手”、“切入点”和最直接的改革任务。只有在解决了城镇化中“桥”和“船”的问题后,才会水到渠成地提高城镇化水平。城镇化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能全部涵盖中国当前市场体制建设中的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要寻找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因果关系,进而寻找改革“突破口”,就必须去寻找与经济增长有必然因果关系的市场机制改革。
B. 为什么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城镇化,是整合经济增长要素的重要载体,只有通过推进农民市民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城镇化过程,才可能让占比较高的农村居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红利,享受到公平的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真正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城镇化的推动,城乡居民将处于一条永不相交的并行轨道之上,农村居民处于传统社会的乡土文化环境之中、城市居民将禁锢于现代社会的西方文化环境之中,双方找不到共同点时,就是社会不稳定、政治不安定之时。为了避免中国陷入这样的困局,就必须想法设法的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方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出有力的条件,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C.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指的是消费。
通常我们叫消费为内需,内需即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般来源于扩大内需拉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3)为什么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扩展阅读:
宏观经济学上有个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说:就是消费、投资、出口。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重视程度不够。
但现在看来,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中小城市,调整城乡结构,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提高劳动所得的比重,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要积极鼓励创业,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老百姓的财富,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支撑,构建消费支撑型发展模式,扩大内需,经济增长才会有不渴的动力。
人民网-李克强的“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什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