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

⑴ 关于近代经济历史

财政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合体，因而是解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重要窗口。财政收入的来源决定了财政制度的性质，因而可以依据财政收入来源将财政制度分为租金型财政制度、利润型财政制度和税收型财政制度等。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等原因，中国近现代财政制度变迁挣扎于利润型财政制度、租金型财政制度和税收型财政制度之间，虽然财政包干制开启了利润型财政制度向税收型财政制度转型的大门，但由于政府财政权力始终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使转型期财政制度呈现了鲜明的租金型财政制度特征。中国未来的财政制度选择在于税收型财政制度，公开化、透明化的预算体制是税收型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建立、演化与发展，黄金、货币与金融安全在不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组合关系，表现出不同的金融风险形式。
要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创造经济健康威长的金融条件，必须大力提高金融效率，并将提高金融效率作为全部金融政策的核心目标和主要出发点。
经济货币化是货币金融体系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又是一国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货币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最显著的成果就是经济货币化水平的迅速提升。

⑵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资料3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1.5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5.5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52.7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20.8%。(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6.3%（行龙估算）、6.9%（赵冈估算）；1840年是6.5%（行龙估算）、1843年有5.1%（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坚雅）、7.7%（赵冈）、7.9%（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10.6%与11.4%。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⑶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介绍

本书是“九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是《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汪敬虞主编）的后续，全面考察和探讨1927——1937年，即国民党政府成立最初10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特点。汪敬虞教授早先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其中心线索，严中平教授生前反复强调的“三新”（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是本书力求达到的重要目标。

⑷ 鸦片战争100多年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历程

1842 《南京条约》后，中国开始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1842年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9世纪60年代起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中国近代工业诞生。
19世纪60、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
1895年《马关条约》后，清政府放松民间设厂限制，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
1912-1919或者1920，包括一战期间（1914-1918）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的春天。
1919后，列强卷土重来，民族工业萧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民族工业快速发展。有资料证明这一时期是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超过一战期间。
1927年，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日益形成。
1937-1945日本全面侵华，民族资本主义遭受沉重打击，部分迁往大西南，为抗战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有利于我国工业布局的发展。
1945-1949官僚资本膨胀，民族资本主义濒于崩溃。
1949-1952中共合理调整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同时，土地改革，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1953-1956一五计划，三大改造
1956-196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破坏了经济。1960年八字方针后经济开始调整，1962年后，明显好转。
1966-1976 十年文革。1967年全面夺权后，经济衰落。1971-1973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经济好转。1975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面整顿，经济好转，但是被四人帮阻断。
1976-1978文革后，但是左倾错误依然存在，经济发展缓慢。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
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始
1992年，十四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8年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⑸ 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过程

中国近代史一般是说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为止。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史，中华民族打到封建主义，帝国主意的抗战史。

⑹ 中国近代发展史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70多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探索，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

热血青年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奋不顾身；青年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努力探寻改变中国命运的科学真理和发展道路。

在救亡图存的不断求索中，在“改造中国”的艰苦实践中，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的挫折、抗日战争的壮大，在解放战争后，建立新中国，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6)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扩展阅读

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⑺ 1840到1949与1949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发展脉络

1840年到1949年与1949年至今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发展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国1840年至今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三条道路的转化：

1、1840年1949年10月前，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阶段，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体；

2、1949-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带有苏联的“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色彩：

3、1979年至今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7)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史扩展阅读：

1949-1978年是“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中国走“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推翻三座大山等）

20世纪5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建设道路出现的曲折史实：“大跃进”或人民公社化运动。

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化的标志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行改革开放。

20世纪90年代我国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代化是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实现民族独立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应结合本国实际，走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⑻ 中国近现代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变化的

第一，近代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行裹进西式近代化的浪潮中，西方的事务、制度、思想如潮水一样涌入中国；
第二，经济方面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开始，工业化会改变社会面貌的。
第三，政治方面变法维新运动促进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至少中国封建统治有所松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对于后来辛亥革命的促成是不可小视的。
第四，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方面西方思潮的涌入，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生活习俗方方面面的变化

⑼ 求 中国经济发展近代史，越详细越好，谢谢

近代

民国经济史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1、民国经济概述

2、民国初期社会经济的初步发展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

4、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经济

5、民国末期社会经济的崩溃

中国经济发展史-现代卷

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

1、新中国建立时的经济背景和发展条件

2、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3、国民经济的恢复

4、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5、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

6、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遗留的问题

1958--197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演变

1、“大跃进”及其严重后果

2、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发展

3、“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艰难发展

4、徘徊中前进的国民经济

1978--1998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

1、经济调整和开始改革开放

2、全面改革的实施和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曲折

3、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

4、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