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影响分析

① 试分析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有哪些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内涵要比经济增长的内涵宽得多,因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就要比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多而复杂.其中,自然因素、人口数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四大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构成及其分布状况,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或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资源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自然资源数量的多少、质量的优劣不同,劳动生产率也就不同.
第二,自然资源是形成产品实体的物质源泉,其质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效用,数量决定着社会产出品的规模.
第三,自然资源是制约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一般说来,一国自然资源的构成不同,会由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产业部门.
第四,自然资源制约着生产力布局.
2、人口数量
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发展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适当的人口增长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又是有条件的,不仅要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还要受年龄、体质和技能的限制.而人作为消费者又是无条件的,从生到死整个周期都要消费.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同时还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有的甚至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
3、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强大武器.
第二,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高度化.
第三,能改变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的构成,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
第四,它是促进生产关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有力杠杆.
第五,它是促进文化教育知识的不断更新,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培养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的强有力的手段.
第六,为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奠定了基础.
第七,能促进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第八,能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使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日趋国际化.
第九,它还是一国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4、文化教育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教育是对人的智力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各种途径中最重要的途径.教育虽然不能直接提供产品,但能提高生产产品的劳动者的智力素质和思想素质,从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源泉.尤其在当代,如果说科学技术是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那么,教育则是推动这个火车头的动力源.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5年的统计,文盲数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相反方向变化.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文盲率为2.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324美元；发展中国家平均文盲率为38.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下降为656美元；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文盲率为67.6%,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95美元.
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教育能够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素质.经过教育形成的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越大,越来越成为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现代经济增长有两个趋势,一是从资本——收入比率的长期变动来看,资金相对于收入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二是国民收入相对于国民资源(用于生产收入的土地、实际劳动量和再生产性基金的数量)而言增长得越来越快.产生这两个趋势的根源是人力资源的增长,人的能力的改进,这最终是教育的作用.据世界银行1980年的报告,44个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所有收益率超过世界银行标准的可接受的最低比率10%以上,其中初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平均为22%；中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分别为17%和14%；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分别为13%和12%.
第二,教育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惟一途径.为加强综合国力,世界各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发展高新技术的竞争,其实质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是人们掌握和运用最新技术能力的竞争.在这场世界空前的、全球规模的经济和科技激烈竞争中,竞争的焦点是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核心则是人才竞争.为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发达国家都在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培养年轻科技人才.
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只缺物质资本(机器设备),更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不能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极大限制因素.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是教育投资不足和投资效率低下.因此,必须增加教育投资,并通过制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战略提高教育投资效率,使人力资源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一致.

② 为什么要选择分析"一带一路"的经济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变。这一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效果，就在于这一宏伟构想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首先，“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顺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众所周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1979年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开放和开发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相继开放了13个沿边、6个沿江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建立了众多的特殊政策园区。但显然，前期的对外开放重点在东南沿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成为了“领头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始终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失衡。“一带一路”尤其是“一带”起始于西部，也主要经过西部通向西亚和欧洲，这必将使得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承担着开发与振兴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二广大区域的重任，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同时，东部地区正在通过连片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项目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有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就恰好成为他们最大的乐园。所以，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
第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经贸合作与经贸机制转型的需要。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中国“入世”对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WTO这一被大多数成员国一致遵守国家经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封锁。但是，近年来国际经贸机制又在发生深刻变化并有新的动向。“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紧密联系的。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在建自贸区，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大部分是处于“一带一路”沿线上。因此，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得到落实和发展。

③ 分析股市对经济的影响

股市对经济的影响：1.股市重挫江打击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2.财富缩水将显著抑专制国内消费需求增长。3.股市下属跌对房市将产生深远影响。4.负财富效应对我国经济增产生不利影响。5.股市重挫将增加我国的金融风险。 望虫子采纳~辛苦找的~

④ 分析宏观经济对给我们什么影响

一、熟悉指标与搜集资料 经济运行与发展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其变化与结果都不能为人们所直接接触到，而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反映出来的。各种经济指标在经济运行中互为条件，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并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着。如果国民经济运转出现异常，那么，一定会有一些指标率先反映出来。正是由于经济变量间存在的这种内在联系，才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成为可能。因此，宏观分析的首要步骤就是熟悉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各项指标。如果要分析国民经济形势，那么首先就必须对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各项主要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总指数、工农业总产值等等有充分的了解；如果要分析货币形势与货币政策就需要熟悉货币供应量、金融机构贷款、居民储蓄存款等等金融指标。 （1）指标的分类 由于宏观经济现象的错综复杂与类型多样，因而反映这些现象的指标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不外是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三类。 ①总量指标。总量指标指在统计资料汇总后得到的总和指标，从指标的数字来看表现为绝对数。它反映了某种宏观经济现象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规模和水平。总量指标按其所说明的总体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说明总体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值总和的标志总量与表明总体单位总数的单位总数。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利润总额等都属于标志总量，而企业总数、机构总数、职工总数等则属于单位总数。 总量指标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力，反映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的基本指标。同时，总量指标还是计算相对指标与平均指标的基础，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是总量指标的派生指标。总量指标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相对指标与平均指标的计算结果。因此，总量指标是进行宏观分析、研究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重要依据。 正确计算和运用总量指标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必须明确各项总量指标的涵义、范围，分清它与有关指标的界限。例如，在考察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时，只有明确它们各自的涵义与范围才能正确运用这些指标来进行分析。 其次，不同种类的实物总量指标的数值不能加总，只有同类现象才能计算实物总量。石油产量与电视机产量显然不能加总，而同为农作物的小麦产量与棉花产量也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同类现象的总量指标的数值其计量单位必须一致才能加总，否则必须先换算成统一的计量单位。 ②相对指标。相对指标是社会经济现象中两个有关指标之比，它表明了各种经济现象间的数量对比关系。相对指标的表现形式一般有百分数、千分数、系数、倍数等，其中，百分数是最常用的一种。 相对指标的优点在于它把反映分子分母两个社会经济现象的具体数值进行了抽象，因而便于在现象间进行对比分析。 相对指标能将社会经济现象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作出明确的说明。例如，通过将工业总产值与工农业总产值进行对比，或将报告期某种主要产品产量与基期该产品产量进行对比等，可以表明经济现象的结构、发展速度和相对强度，为深入分析提供了依据。另外，相对指标还能将现象的绝对数的差异抽象化，使一些不能直接对比的总量指标可以进行对比。 相对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计划完成相对指标。它是实际完成数与计划完成数之比，主要用于反映计划完成情况。 第二，结构相对指标。它是总体中不同性质的各部分有关数值与总体数值之比，反映各部分在总体中所占的比重。例如外贸出口额与进出口总额的比值就反映了出口额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另外，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结构相对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事物的变化过程及其发展趋势。 第三，比较相对指标。它是指同一时期某一同类现象在不同空间的对比，表明某一同类现象在各国、各地或各部分之间的相对差异程度。比如甲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乙国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就反映了甲乙两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 第四，动态相对指标。它是某一现象的报告期数值与同一现象基期数值之比，反映了事物的发展速度或增长速度。例如我国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918亿元，1993年为34，477亿元，1994年为1993年的111．6％，即增长11．6％（按可比价格）。

⑤ 经济影响分析的需要进行经济影响分析的项目特征

原则上对一般性项目不需要进行经济影响分析，只有对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或宏观经济版能够产生明显影响的项目，权才有必要进行经济影响分析。
需要进行经济影响分析的项目，一般应具有下列部分或全部特征：
(1)投资规模巨大、建设工期较长(横跨5年甚至10年规划);
(2)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项目实施对所在区域或宏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或相关群体利益格局等产生较大影响;
(3)项目实施会带来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引发关联产业或新产业的产生和发展;
(4)项目对生态及社会环境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5)项目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影响;
(6)项目对区域或国家长期财政收支产生较大影响;
(7)项目的投入或产出对进出口影响较大;
(8)项目能够对区域或宏观经济产生其他重大影响。

⑥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⑦ 经济学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经济学分析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J·熊彼特从经济分析史的角度,将它定义为“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主要包括三种大的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以及进行评估比较。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基本上都是由这五个部分组成的。对这五个部份的讨论自然会引申到如何按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可以逐步深入地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中通常所采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它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