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发展动态
一、当前中国经济是否过热
对这个问题，国内经济界人士认识不大一致，而且标准也不完全一样。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正常的，但在部分行业已局部出现过热的苗头。
① 当前的经济加速增长，是多年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更是近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及其他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结果。
②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③中国仍将是国际投资的热土。
④在某些部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则已出现了过热的迹象。
二、“三农”和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三农”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收入上。“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1997～2000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四年合计人均减少183元，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同时，少数不仁富豪的出现以及贫富差距、地域差距的日趋扩大，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不稳定因素增加。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量之比在20世纪80年代为1.8∶1，到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上升至3.1∶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一比例将达到6∶1，这一比例在世界范围内都不多见。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日益下降，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降至2.1%，2003年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1158元，同比增长2.5%，增速下降了3.4个百分点。
同时，各地区和各类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在继续扩大。衡量收入分化程度有两个经济指标，一是财富集中程度，一是基尼系数。2002年中国总计8.69亿储蓄存款中的50%为不足10%的人群所拥有，社会财富已日趋集中于少数人手中。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9，较1980年改革之初的0.33上涨了近40%。[1]另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0年100个最发达县(市)的县均GDP是106.6亿元，为最不发达的l00个县(市)5亿元的21倍；前者的县均地方财政收入为4亿元，为后者0.23亿元的17.4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前者为后者的11.6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前者为后者的9.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前者为后者的4.3倍。而且，两者在教育、卫生、医疗等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也很大。2001年，中国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267元、2165元和l662元，差距在继续扩大，收入比例(以西部为1)由2002年的1.92∶1.30∶1扩大为1.97∶1.30∶1。东、中、西部农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也在扩大，生活消费支出比为1.69∶1.19∶1。
中国政府业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是针对广大落后贫困地区的政策举措，旨在提供公平增长的空间，今后要进一步加强。
三、就业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数量多而素质不高，尽管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仍难以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按照目前的产业结构和GDP年增长率为7%～8%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约800～1000万个，只能基本满足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1000～1200万人）的就业需要。但还有如下几方面因素必须考虑。
①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新成长的劳动力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继续增长。据统计，在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1982年为61.5%，1990年为66.7%，1995年为67.2%，2000年为70.1%，2002年为70.3%。因此,这部分劳动力总量会继续增多。
②不断增加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2001年底登记失业率为3.6%,2002年底为4.0%。2003年上半年上升为4.2%，如包括未登记的失业者，城镇失业率可能达到8%左右，即约1500万人。这些失业者有相当一部分急需解决就业问题。
③未再就业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1年底为515万人，2002年9月底为439万人，为1998年以来最低水平，但其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较少，加上大龄和技术水平低，再就业问题就更难解决。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正处于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今后随着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员工的转岗、下岗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现象。
④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1990年底，中国总人口为11433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0446万人，非农业人口23887万人；到2002年底总人口增加到1284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269万人，非农业人口35184万人。即非农业人口增加了11299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另一部分是从农业转移过来的。但农业总人口绝对数仍有增加。据估计，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有1.5亿～2.0亿人，目前有9000万左右在城里打工，还有0.6亿～1.1亿人需要解决其就业问题。
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源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减少。由于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中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20世纪80年代约为240万个，而90年代以来只有70万～100万个。今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还会继续降低。因此，就业问题将是今后几十年内都要特别关注的大问题。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对就业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强调，要“把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四、资源与环境问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资源与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首先,应该正确认识中国“地大物博”问题。的确，中国是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但是由于国土地形复杂，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且人口众多，因而问题很大。2002年中国共有耕地18.89亿亩，人均耕地约1.47亩，为世界人均数的45%；全国有660多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区低于0.5亩。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数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一半缺水；108个重要城市因缺水每年损失工业总产值约600亿元。全国属于干旱、半干旱及裸露岩溶地区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43.5%。50多年来，尽管国家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中国生态环境条件先天不足，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迅速，生产和消费方式落后，乱垦滥伐、广种薄收、超载放牧，过度开发利用水土林草资源，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流失土壤量达50多亿吨；中国荒漠化（含荒漠）土地面积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2]在矿物资源中，大部分矿种只能供应到2010年，如不加强勘探开发，到2020年将处于全面紧缺状态，即使像煤炭这种长期以来被认为中国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到2010～2020年供给率也不高。石油问题就更大，按最低需求量计算，到2010～2020年，国内的开发生产也只能满足需求的50%左右，石油的大量进口，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将是一个严重挑战。
其次,中国很多部门、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较低，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严重，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极大 。
高度重视资源环境问题，把可持续发展列为基本国策，对国土、资源要开发、保护、节约并重，并树立资源的全球利用观念，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发资源，同时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防治环境污染，减排SO2和CO2，实现绿色生产，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对外开放中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限制、制裁和反限制问题；如何应对美、日等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如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逐步提升城市化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保障经济、政治、国防等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慎重处理的大问题。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快速增长期。中国经济发展2010年以前的目标是GDP总量将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超过法国居全球第四位，GDP增长率保持在7.8%～8.9%之间。国外研究机构对2000～2010年GDP增长率的预测：亚洲开发银行认为是6%；世界银行认为是6.9%；美国高盛公司认为是7.2%；2010～2020年GDP总量在前一步的基础上再翻一番，经济规模达到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升为5%以上，超过德国排全球第三位，基本上完成工业化，GDP增长率为年7.18%左右。由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和城乡差距大等因素，致使人均GDP仅达到3000美元以上，也有可能达到4000美元。总之，中国在这20年仍是经济转型与起飞阶段，将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20～2050年是从工业化向现代化过渡的后30年，预测GDP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GDP总量再翻两番。经济规模在2035年达到10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美国经济总量水平，2040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2050年将要达到16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将为15%以上。如果在人口生育政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到1万美元。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实现中国人民二百年来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2. 新常态下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李佐军谈中国大势·发展动力（24）
李佐军
中国经济正在寻求向新常态过渡的新动力。只要新动力找到，向新常态平稳过渡就基本无忧。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笔者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以及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为什么“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长期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现实中的制度常常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或者是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因此需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变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三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结构优化是如何带来经济发展的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再次，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等。技术进步、信息化，一方面可以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是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在好的制度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反之在不好的制度下，则不能得到顺利地推进。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过去一段时期，我们囿于既有的部分理论，将视野局限在需求边短期动力——“三驾马车”上，外需不行了，就扩大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结果是过度依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带来了短期立竿见影的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现在不得不花较长的时间对前期刺激政策进行消化，不得不全力应对高房价、高负债、高产能过剩等经济风险。鉴此，当前和今后我们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社 作者：李佐军 编辑：曹阳
3.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哪些
中国的经济数据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质疑，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出，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切实存在。在未来几年，8%到10%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文章认为，在微观层面上，中国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确实存在，而且还造就了全新的企业和行业。数以千万计的人口现在越过了温饱线，第一次有了可以随意使用的可支配收入。他们正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行使这种权力，例如，他们能够选择三种不同的大米，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种可选。
从全国层面来看，消费者需求也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受出口导向型活动驱动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低成本制造中心。它已经享受到了直接投资带来的好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建立新工厂和基础设施，生产产品满足全球的需求。国内活动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让中国经受住美国或其它国家偶尔经济放缓的冲击。
文章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其重要性也是双重的。在微观层面，这些改革措施正在创造向一些公司投资的机遇。其中有些公司是我们以前不可能涉足的——确切说，就是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尽管第一批进入市场的公司一般都是规模最大、以前由国家掌控的银行，它们在质量和特性方面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话说回来，它们的标价相当具有吸引力。
4. 论述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者是对立统一的。
经济增长是以侧重量化分析，经济发展侧重结构分析，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过程。结构调整合理，经济适度增长则波动频率会小；反之，则波动幅度大。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投资量、劳动量、生产率水平。用现价计算的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用不变价计算的GDP可以用来计算经济增长的速度。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
生产力水平或高或低，经济增长率忽上忽下，就不可避免，并构成经济增长的常态，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经济波动。短期的经济波动通常称为经济周期
关于经济波动的三个事实：
经济波动是无规律的且不可预测；
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同时波动;
随着产量减少，失业增加。
5.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改革创新。
国务院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是改革创新。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状况；通过创新，推动科技发展，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
这一论断，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提出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性战略调整，把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6. 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什么又在哪里
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要打好各种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版。除此之外，要坚持需权求管理政策，积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加快清理各种债务问题；积极减轻企业负担，解决僵尸企业，尤其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化解产能过剩的退出机制。从长期发展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资源错配，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创新效率，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实施破产机制，必须实施好五大政策支柱，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尤其是要通过有效需求拉动有效供给；发挥新型城镇化巨大的潜力和需求空间，实施好收入分配政策；特别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精准的货币政策。第二：即宏观政策要稳，笔者认为，第一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7. 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1、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仅取决于科技的先进性，还取决于企业的另一个车轮——管理。科技与管理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相伴而生又相辅相成，发挥着各自的功能。
科技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突破和创新，对企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管理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完善和发挥，对企业发展具有保障性作用。
突破性科技创新对于企业来说犹如上了一个楼层，能使企业发生明显的本质性进步；管理创新对于企业来说犹如上楼梯，能使企业发生持续性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可使企业发生明显的本质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