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适应不可改变。因为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自然要回落，犹如滚雪球一样，当雪球小的时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随着雪球体积的增大，速度必然要降低。世界各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出现过这种趋势。当然，速度降低并不影响总量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增量比10年前增加10%还要大。
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有助于缓解资源、能源、环境的紧张状态并从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在促进综合国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高的同时，一方面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能源难以为继，供给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严重依赖进口，水、土壤、空气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社会代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业产能过剩，产品供大于求，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通过强力刺激、大规模扩大投资虽然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会产生更多的矛盾，显然不是正确的选择。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并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经济方面的重要指标就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2%。就经济增长率来看，2011年至201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2%，从2014年至202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需要增长6.8%即可实现预期目标；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来看，2011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从2014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只需分别增长6.7%和5.8%即可，而目前我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显然可以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目标。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同样可以创造出新的世界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3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4个年份达到5%以上，美国只有9个年份达到4%以上，日本只有8个年份达到4%以上，巴西只有三个年份达到7%以上，印度只有9个年份达到7%以上，南非没有一个年份达到7%以上，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只有5个年份达到7%以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创造了世界奇迹，未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7%-8%，显然仍将是全世界最高的。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率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还指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常态。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构成“五位一体”，从而也要求以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得一时的经济增长。
经济运行的新常态还意味着要挤掉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实现实实在在的GDP。应客观地看到，过去高速经济增长中有一定的水分，既有来自消费需求的水分，也有来自投资需求的水分，还有地方在统计方面的水分。从消费需求来看，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从政府消费来看，伴随着GDP的快速增加，政府消费急剧膨胀，固然政府消费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特别是在三公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也有浪费严重的现象，比如餐桌上的浪费就十分惊人。从投资需求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大拆大建以及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虚假GDP。从统计中的水分来看，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也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挤掉水分，让GDP回归正常状态是客观要求。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我们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产生的黑色GDP，也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协调而产生的带泪的GDP。
㈡ 如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要正确认识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改革创新是根本出路
经济新常态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根本动力。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需要主动作为，而改革创新是根本出路。
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保持平常心态 保持战略定力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对此，在战略上要保持平常心态，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
㈢ 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如何适应新常态
我理解的新常态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一切改变以后将会经常时时存在，当以后看来就不会像如今这样吃惊，就像你提问一样，新常态，就是很常规。举个例子就像以前我们看巡视组下巡，感觉一年就一两次，然后每次都轰轰烈烈，很惹人注意，以后巡视要进入新常态，常规化。
如何适应嘛，我觉得老百姓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好了。
个人愚见，希望别笑！
㈣ 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抓好镇域经济发展
首先，要整合利用县域内资源优势，做好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尽管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不对称性，但在资源利用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优势。就县域个体而言，可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宏观方针政策，充分“盘点”县域内的矿产资源、工业资源、农业资源、生态资源以及文化旅游资源，围绕高效益综合开发利用，进行大力度的整合，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形成从资源利用到产业发展、从城镇开发到民生改善等完整的规划体系，着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新型产业基地，努力实现居民增收、财政增长、后劲增强的“三增”目标。通过不懈的努力，即使欠发达的县市也能够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其次，要深化合作，聚集项目，依靠项目带动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县域经济必须突破过去单纯围绕本地需求谋发展的局限，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分工协作；要始终坚持以特色资源聚集项目、以良好环境吸引项目，全方位接轨域外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招大引强，形成资金、技术、企业和人才向县域流动的凹地效应。要着力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园区工业、现代农业、旅游产业，进一步膨胀县域主导产业规模，培育知名品牌，拉长产业链条，加速产业集聚，增强县域自我发展能力，在区域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最后，要坚持全民创业，兴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热潮。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的最大特色。在县域经济实力普遍较弱、政府投资相对乏力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激发各类民间主体创新创业的热情，让民营经济成为壮大县域经济的主战场，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坚持县乡村齐头并进、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开，为民营经济彻底松绑、放行，让更多的群众加入到民营经济行列中来。同时，要从解决民营经济“融资难”入手，在建设完善金融担保、技术服务、创业培训三个体系上下工夫，使更多的民营企业膨胀崛起，形成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企业航母”优势。针对当前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制定合理的扶持计划，引导民营经济变挑战为机遇，积极调整经营战略，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勇于把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不断增强在复杂考验中生存发展的综合实力。
㈤ 怎样理解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怎么适应新常态
具体理解分析如下：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围绕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要抓好六项重点任务。一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三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四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五是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六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切实落实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
㈥ 请阐述什么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㈦ 如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总结：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㈧ 怎样理解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如何适应新常态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充分认识不同以往的发展变化。认识是适应的前提。认识理解新常态，才能积极适应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深刻认识从严
管治党的新要求，深刻认识经济运行变化的新趋势，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任务，深刻认识群众需求多样的新特点，深刻认识倡导清廉文化的新风气。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树立新常态下的新思维新理念。比勤奋更重要的是理念、眼界和勇气。理念的领先优于资源的领先。没有新思维新理念，就不会有
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高度自觉，就不会有主动适应新常态的思想境界。只有理念领先，才能打破惯性思维，树立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获得改革创新的更大勇气，以先
人一步、快人一拍的节奏迅速提升工作水平。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消除等待观望的心态。等待观望，不在状态，虽谈不上违法乱纪，却有涣散作风、松弛纪律之弊，也是一种变相腐败。各级党员干
部要清醒认识到，从严管党治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真正在思想严起来、整改上严起来、正风肃纪上严起来，以更加坚
决的态度、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将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为全面推进“四新”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摆脱为官不为的状态。为官不为，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大敌。全会对做好当下工作和谋求长远发展做出部署，
成就事业需要好状态、干部成长需要好状态、凝心聚力需要好状态，当前要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中存在的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不愿干等问题，切实从僵化、教
条、懈怠、背时的茫然状态中解放出来，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为适应新常态、解决新问题、推动新发展担当新作为。
㈨ 如何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宏观地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告别了过去的“高歌猛进”，进入中速增长区间，未来“七上八下”甚至更低一些的增长率可能会成为常态。而与之相伴随，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也成为常态，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利润增速也会放慢。
适应“新常态”并不是说政府面对经济下行可以高枕无忧，而是需要建立经济调控的新手段，切实转变职能，改变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让市场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比如今年推出的新“国九条”提出，遵循市场化的方式建立高效而公平的直接融资市场，将成为未来的改革重点。其中，基建投资有很大一部分将不再来自于银行贷款，而来自于股权、债权、期权等直接融资市场，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未来，宏观政策也将扭转以往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通过结构性和多角度的“散射”，向经济肌体定点发力——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继续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首次提出“保持定力，主动作为”这一新提法，除非发生诸如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企业大面积亏损、金融机构负债表严重恶化，央行都会有“定力”地保持住货币政策口径。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在“去杠杆”的同时须在总体上压缩投资规模，如增加铁路投资和城市轨道交通投资比重，扶持小微企业和棚户区改造，强化“三农”资金支持力度。与此同时，将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强化预算软约束。
在产业政策方面，一方面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服务业的扩张；另一方面在传统产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方式引入新的竞争因素，更新低层次产业的升级因子。
与此同时，产业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同步进行。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高校的改革方向，1200所普通高等院校中未来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此举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从依赖于劳动力数量、土地规模供应等低端要素优势转向劳动者素质优化、岗位创新能量聚集等高端要素上来，以此推动新的产业结构成功落地。
当然，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不意味着放弃战术灵活性。经济下行，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系统脆弱性，如果不能对一些可能的风险点做出及时反应，就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因此，未来在战术上还需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