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如何理解当前我国推行的经济政策
(1)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内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容,.(2)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是要坚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加快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❷ 中国的经济前景和国家政策走向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能源的消耗，对环境的污染，对外贸的依赖上的。全世界的无技术含量的生活消费品都是在中国制造的，madeinchina带给国人骄傲，实际上是侮辱，就等于全世界的国家都不做的粗活都给中国人做了，实际上是剥削我们中国的廉价劳工，这种经济发展没有将来。因为我们国家的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都要给外国的专利费，什么技术都是引进的，我们没有科研能力。 这是很致命的 1.需要创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打破个地区的封锁垄断！ 2.增强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制造能力！打造民族品牌！ 3.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 4.提高科学技术，增强科技实力！
❸ 中国经济政策
在200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
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及为此而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中国当前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这次论坛的主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对于中国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２０多年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公认的。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矛盾：
第一，资源和环境制约。一方面，现在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量，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能源、水、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二，发展不平衡。一方面，纵向比较，全国各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城乡收入都有明显增长；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扩大。能否实现协调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三，社会发展滞后。一方面，就业持续扩大，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均寿命在延长，各项社会事业在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失业率甚至在上升。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保持着社会稳定，这是继续推进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许多深刻而复杂的矛盾。能否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继续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些和认识上的片面性、具体政策的偏差、实际工作措施不够有力有关。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与之俱来的，带有中国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如果说，在前几年，人们对于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感受还不那么深切，那么，现在人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放在任何国家，都是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中国是有十多亿人口、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种涉及广泛领域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是“成长中的烦恼”。
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两个大的战略思想：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发展理念的进步，也标志着政策调整的方向。不是说，过去完全没有注意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而是说，现在确实到了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最近几年，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政策措施。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集中体现了这种政策导向。
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政策导向，将会显示出以下五种趋势：
第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未来５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年均７．５％，明显低于过去５年实际达到的年均９．５％的速度；同时要求单位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２０％，扭转过去５年能耗大幅攀升的局面。这是对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的预期，也表明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中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增长同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正是资源消耗高峰阶段，矛盾更为突出。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确定为基本国策，在这方面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包括推动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立法和政策，以及进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民教育。这些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第二，更加注重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要继续发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发挥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带动农村发展和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在西部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开始见到成效，支持中部地区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正在制定中。２０００年以来，东、中、西部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原因是经济落后地区国家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加大。国家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采取了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且把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重大政策。对农村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投入在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也要逐步转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短期内还难以缩小，新农村建设更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但实行注重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在发展不平衡中形成比较协调的发展格局。
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过去５年，经济增长指标都达到甚至远远超过规划的预期，而环境保护和其他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却没有达到规划的要求，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甚至没有提出数量化的要求。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重要原因。注重社会发展，首先是注重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以及义务教育。“十一五”规划把经济增长指标从过去的约束性改成了预期性，而在社会发展方面规定了带约束性的指标，反映了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因为在争取经济快速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之间存在许多两难选择，真正落实新的政策并不容易。
第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注重社会公平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出发点。基本方针是：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堵塞灰色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帮助低收入阶层，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不小的政策空间。现在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体制环境：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也有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问题；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没有消除带来的问题，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取得的积极社会成果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流失所产生的问题。加之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差距扩大，公众对不公平问题特别敏感，更增加了政策选择和把握的难度。
社会公平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每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只能提出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任务。把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追求公平的本质属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也许永远达不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但不断努力可以趋近这个目标。现在，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在完善，国家经济实力壮大增强了帮助低收入者的力量，工作做得好，很多问题可以比过去解决得更好。
第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是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２０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选择。深化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要在这个大方向下进行。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善对经济的管理，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经济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健全公共财政，并且完善相关的制度。过去的不足之处，是对体制转轨中政府特别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重视不够，公共财政投入和实际工作安排相对薄弱，这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疏通社会流动渠道，推动社会有序变动，既增强社会活力，又维护社会安定。企业改革要建立对企业各阶层都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治理结构，并且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应该实现“劳资两利”，政府要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建立“劳动者——投资者——政府”三方协调机制。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发展理念和政策目标，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目前讲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用２１世纪头２０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在刚刚过去５年。即使在２０２０年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也还要继续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所取得的进展还是很初步的。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所有事情办好，但是，认真按照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要求去做，可以克服困难，减少风险，比较顺利地走向现代化。
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经济贸易交往中的摩擦和争端，可以在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得到解决。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中国，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全世界舆论对中国这种新的发展理念与政策普遍持欢迎态度的原因。我相信，这次论坛会对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出有益的建议，也会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❹ 我国当前实施的促进经济发展措施有那些
政府措施：。（一）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综合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多种手段，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二）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满足资金合理需求。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资本注入、风险补偿等多种方式增加对信用担保公司的支持；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重；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建立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积极探索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积极扩大住房、汽车和农村消费信贷市场。（三）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稳定股票市场运行，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扩大债券发行规模，优先安排与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相关的债券发行。（四）发挥保险的保障和融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积极发展“三农”、住房和汽车消费、健康、养老等保险业务，引导保险公司以债权等方式投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五）创新融资方式，通过并购贷款、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规范发展民间融资等多种形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六）改进外汇管理，大力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适当提高企业预收货款结汇比例，方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贸易融资，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外贸发展。（七）加快金融服务现代化，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丰富支付工具体系，扩大国库直接支付涉农、救灾补贴等政府性补助基金范围，优化出口退税流程，继续推动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八）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增强金融业化解不良资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九）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风险监测和管理，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
❺ 中国新时期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实行什么政策
中国心时期以来，经济干式发展实行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的政策
❻ 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
历史影响：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运动，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性质：富国强兵意义：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因由二：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秦下一步的战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❼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❽ 什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政策还是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而政策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影响！一个好的政策环境可以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就是政策实施的好，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但科技发展是主要因素！其次经济发展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来推动！三者协调发展能够推动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消费对经济贡献率低！因而国家大力扩大内需，保增长同时调整经济结构，这是政策的积极影响！同时国家大力发展科技，转变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❾ 现阶段国家关于发展经济有哪些政策
大力扶植科技创新企业，减税降税
❿ 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因素有哪些
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达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为增进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