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① 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经济发展的猜想
近年来，中国四万亿促进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蓬勃发展、薪资水平上升等等。在这些乱象中有人痛斥政府乱花钱，如果把花在高铁、高速上的钱发给普通老百姓多好，这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然而本人从国家及未来的角度做出一些猜想，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个正确的决定。首先从中国从放开商品房开始说起，房地产从此一枝独秀，一飞冲天，飞涨的房价和稳如泰山的工资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却怨声载道，政府只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提高百姓收入，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用人成本的提升很快体现在物价上，物价也一路看涨。房价和物价的上涨又进一步刺激政府提高人民工资（这个提高当然是缓慢的），不断反复，可是这仅仅是国内的情势，从全球考虑，商品价格的提高使“中国制造”优势削弱，出口疲软。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GDP没有了出口的拉动就会增长放缓，为了保GDP（其实是保制造业）政府开始大力促进内需，四万亿投资（稍后再说）、家电下乡等等，家电下乡确实让老百姓掏出了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从而促进了内需、延缓了制造业的衰退，但是美国不会让你这么安生，从中国房地产起飞以来就一直伴随着美元的升值，在中国制造业开始衰退后更甚。内忧外患的中国制造业“飘摇欲坠”，政府采取的家电下乡等努力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汇率上涨相比显得不够“给力”，面对利润不断减少的企业家们唯有另谋出路——到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其他国家开厂，中国企业的出走必然使国内失业率大大增加，同时也会使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更加不看好，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发展就会很困难。四万亿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政府为了留住国内企业、吸引外资所做出的努力，不是乱花钱。下面说个情况，有的企业家也到国外考察过办厂的可能性，虽然当地劳动力成本很低廉，但是物流、交通、配套设施、产业链都相对缺乏，工作效率也不高，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还是在国内办厂更加合适。从而可以看出，在劳动力成本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状况、提高办厂环境也是留住企业、吸引外资的有效方式。看看现在的中国，高铁、高速快速建设，可以说四通八达，交通的改善也迅速的提高了物流的速度与质量，再加上中国产业链比较齐全，不用到处寻找原材料，这些才是中国留住企业的优势。返回开始的话题，中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虽然耗资巨大，但这是为了能够留住制造业企业，而对于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留住了制造业企业就相当于挽救了中国经济。（补充：中国各项政策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不考虑在内）
希望采纳

② 中国的经济发展

1978年11月，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达30年之久，让全世界瞩目。这3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中国现在持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很多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谈论着“中国发展模式”。

然而，“中国发展模式”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什么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单伟建早在2003年在“财经”杂志上就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常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用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比例来衡量，中国却是最没有效率的经济体。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又是最无效率的。

单伟建说，“没有效率的经济有可能实现真实的增长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储蓄率，第二是人为的资本控制。假设公民因为某种原因停止储蓄，银行没有多余资金对企业投放时，增长就会停止。如果允许储蓄流出国境，去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增长也会停止。”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像是一个服用了兴奋剂的世界冠军，银行通过浪费居民储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是以长期健康为代价的，是不能持久的。中国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如此高投资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使得经济成就的代价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人的超低工资。表面上，中国的平均工资也一直在增长，但其实大部份流向了垄断行业和高管人员，直接制造产品的工人工资远远低于其它国家。花旗银行在其《宏观中国》研究报告中指出，若不考虑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比美国远为密集的因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5%。两年前，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富士康”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打工者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还经常不能按时拿到。
中国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目前占世界GDP的约5%，然而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钢铁和棉花，以及将近一半的水泥。中国的煤炭消费量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1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国家环保总局承认，中国万元GDP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至11倍。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榨取性的过度消耗甚至浪费的基础之上，并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窘境，环保总局承认：中国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局部范围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气和水的污染物浓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损害了人身健康、也造成了农业收成的损失。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了5.8%的GDP。
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呼吸着不达标的空气。
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投资占GDP比率高达40至45%，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如果算上生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将为负值。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既无法持久，也对世界和后代子孙贻祸无穷。
中国经济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基础。
尽管来中国的外国投资已超过印度的10倍，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GDP的40％，而印度的储蓄率只有24％，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大约为7％，而印度的年增长率则为6％。这说明，与中国相比，印度的资金利用得更有效率。其实，不光是资金利用效率问题，两国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显着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外资和出口，而印度则靠的是内资和内需。这就决定了两国发展潜力和后劲的不同。
对印度经济贡献最大的是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50%。而中国则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出口来支撑经济发展，出口产品主要是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级加工产品，如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凭藉的优势是廉价的中国劳动力。这都是牺牲国人利益换来的，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转型和提高效益，生产越多，中国人就被剥削得越厉害。
而上述这一切恶果的根源，在于权力市场化。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一把钥匙。它贯穿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一切经济活动中。权力市场化像一头贪婪而凶猛的野兽，30年间一刻不停的啃噬着中国社会上本已单薄的公义。可以说，改革开放的一开始就失去了正义的基点，而后引发的各种问题再加上它在改革过程中一直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为其权力集团牟利，使社会公义在中国一步步泯灭殆尽。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5万亿，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的富人，靠个人奋斗起家的私人企业家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富人，主要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中国几乎所有的所谓改革，如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等等，其实质就是向社会甩包袱，把改革的负担，改革的代价全都由加在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上。
但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却低的可怜，中国仅仅为7.4%，而美国是42%，英国49%，加拿大则高达52%。联合国对世界医疗体系的两项排名，一个是医疗卫生体系的实际效果的排名，总共排名国家是192个国家，中国排在144位。第二个是医疗体系公平性排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排名是188位，是倒数第四名。也就是说，中国的医疗体系是最贫富分化的，连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如。
有人感叹：我们失去了公平，却没有得到效率；我们失去了理想，却没有得到现实；我们失去了“鱼”，却没有得到“熊掌”。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现状。

③ 如何正确看待近两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

近两年中国经济是稳步增长，虽然增长率略微有所下降，那是因为中国的基数已经很庞大了，6%以上的经济增长已经相当不错了

④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⑤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或经济发展的例子

1、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2、中国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达到创世纪的3.2万亿美元。
3、在联合国组织下，中国向很多国派驻维和部队。
4、中国军舰派驻亚丁湾海域，维护船只安全，打击索马里海盗。
5、G8峰会失去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有中国参加的G20峰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6、G2的新说法，使中国表面上成为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主导力量。
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⑥ 中国近十年的经济会怎样发展`

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

近30年来的中国经济留给人们的谜题太多，以至于对中国的增长只能用“奇迹”来形容。当然，认真的研究者也明白，增长与所谓崛起有很大差别。中国增长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潜在并日益凸显的问题，它们是否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时，论者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从国际角度看，是外部力量（具体为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了经济增长，与之相应的是人民币长期被低估，推动了低成本制造业的出口扩张，造就了中国奇迹；从内部审视，不少学者则指出，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及强势政府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当然，这两种观点或许并不构成冲突，而更多地可以从互补角度来看待。
福祸两相依。增长的原因背后，隐藏着崩溃论者发现的危机。对于崩溃的可能，有学者归纳出八个方面：贫困与失业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腐败扭曲资源配置，水资源及其他环境污染问题加重，能源消耗高但产出较低，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差，国有企业若失去垄断地位则竞争力堪忧，外商投资减速，以及作为隐患的台湾问题。
那么，中国的危机会以何种形式体现呢？是会重蹈拉美的覆辙，还是走上日本的老路？此外，印度模式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崛起？！》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这三种可能的参照路径。
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与政治体制的专制是拉美国家经济转型中遭遇的重大问题，尽管有论者认为，中国即便存在“拉美化”，也只是集中在收入分配领域。但无论如何，政治上的同构性还是让“拉美病”成为值得中国警惕的一种倾向。
日本在地产与证券泡沫破裂后，经济一直步履蹒跚。中国的快速增长也让人忧心经济已过热，调控不当就会犯和日本一样的错误——大量不良银行贷款、竞争力衰退、无节制的能耗等等。
人口数量上与中国相近的印度近年来的崛起，对中国的冲击不小。有论者认为，印度依靠本土企业的内源性增长，会比中国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更为持久；另一方面，印度的民主政治在长期中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活力，要远高于中国。尽管有人认为印度起码落后中国十年，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未来的走向。印度的潜力，或许正是中国下一步转型的一个方向。
在刚刚闭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的讨论转向了“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这暗示着中国深深嵌入到了全球化进程之中，而且已是举足轻重。对此，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与美国崛起或日本与欧洲的复兴对于世界的意义是相同的，因为一个富裕的邻居总好过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邻居。对中国而言，以更负责也更具合作精神的姿态进一步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这或许可以同时回答“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的问题。

⑦ 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呈现了哪些变化

据报道，日前发布的《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经济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态势呈现新变化。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实现了6.9%的经济增长、不到5%的失业、1.6%的通胀，这样的经济运行格局难能可贵，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枝独秀的。

⑧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新成就

中国人权事业抄取得新成就

一、是改革红利更多惠及全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有效推进，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三、是人人平等原则得到切实贯彻，各类群体的权利保障力度稳步加强。

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弘扬，人权教育研究水平显著提升。

五、是国际人权交流合作广泛开展，人权理念、政策和成就更受尊重。

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取得新成就

一、是不断健全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司法职权配置进一步优化。

二、是进一步完善人权司法保障程序。

三、是努力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执行力。

四、是切实保障被羁押人合法权利。

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取得新成就

一、建设目标向信息化整体转型。

二、编制构成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三、军事训练向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发展。

四、人才培养向素质能力跃升。

五、政治工作向提高战斗力聚焦、

六、后勤保障迈向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

七、武器装备建设更加注重顶层设计。

⑨ 求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数据

1990 18667.8 1644
1991 21781.5 1893
1992 26923.5 2311
1993 35333.9 2998
1994 48197.9 4044
1995 60793.7 5046
1996 71176.6 5846
1997 78973.0 6420
1998 84402.3 6796
1999 89677.1 7159
2000 99214.6 7858
2001 109655.2 8622
2002 120332.7 9398
2003 135822.8 10542
2004 159878.3 12336
2005 183084.8 14040
2006 209407.0 15931
2007 257306.0 18268 (2009.01)
2008 300670 (2009.01)
走势自己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