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心理预期属于影响汇率因素的非经济因素是对的吗
在影响外汇汇率走势的各种因素中，最难以把握的就是心理因素，专它是影响汇率短期走势的属重要因素。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市场预期、投机信息、市场评价及经济新闻都会影响到投资者的心理，从而引起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因此，心理预期属于影响汇率因素的非经济因素。
㈡ 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与非基本如何划分，联系实际论述城市基本与非基本活动对城市发展影响
它随社会、经济、自然条件而变化。 现代化大城市常具有多种职能，小城镇或不发达地区城镇职能则相对简单。城 市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行政、文化、教育、科学等企事业是城市职能形成的基础。城市职能按其作用分为一般职能与特殊职能。前者指每一城市必备的职能，如为本城市居民服务的商业、服务业、建筑业、食品加工业、印刷出版业及城市公用事业、行政机关等；后者指不可能为每个城市都必备的职能，如采矿业、各种加工工业、旅游业等。按城市成长 的基础分为：①基本职能，也称基本活动，指主要为本市以外地区服务的活动，如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工业企业、交通运输、行政机关、大专院校、文化和科研机构及重要名胜古迹等；②非基本职能，又称非基本活动，主要指为本市范围服务的活动，如服务性工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市级以下行政机关和中小学等。城市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主要取决于其基本职能。在城市经济分析中，常使用基本一非基本比率，即城市基本活动与非基本活动之比，可用两类活动的经济收入或就业人口之比求得。它是表明城市职能结构的一种形式。城市职能常随社会经济发展或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供水、用地等建设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中国省（区）的一些政府机关所在地城市，它们在历史上多为行政中心或交通运输及商业中心，新中国成立后，随经济建设的发展，兴建了许多工业企业、交通线路或运输枢纽、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等，现已普遍发展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综合性城市。
㈢ 非理性消费对经济有什么影响
转型经济时期,居民非理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非理性消费既存在过度消内费理念,又存在容节俭消费理念,二者在消费行为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结果是不同的:一方面会造成社会消费行为扭曲,产生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对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非理性消费主要原因是商品来的太突然，相应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可以得出，非理性消费可以推动相应配套设施建设。
㈣ 影响消费需求的非经济因素有哪些
第一、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收入水平、商品价格水平的预期。如果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上升或未来商品价格要上升，就会增加现在的需求；反之，如果预期未来收入水平下降或未来商品价格水平下降，就会减少现在的需求。
第二、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变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使需求数量增加，人口数量减少会使需求数量减少。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影响需求的构成，从而影响某些商品的需求。例如，人口的老龄化会减少对时髦服装、儿童用品等的需求，但会增加对保健用品的需求。
第三、政府的消费政策。例如，政府提高利息率的政策会减少消费，而实行消费信贷制度则会鼓励消费。
第四、消费者偏好。偏好是个人对物品与劳务的态度，即喜爱或厌恶的程度。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还要满足种种心理与社会需求，因此，消费者偏好，即社会消费风尚的变化对需求的影响也很大。消费者偏好要受种种因素的限制，但广告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偏好。这就是许多厂商不惜血本大作广告的原因。
㈤ 对非经济增长的理解
两种范式中的非经济增长
在标准的新古典范式中，非经济增长听上去好像是自相矛盾，或至少是一个不恰当的词汇，在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不到这个概念。但是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它显然是可能的。
1.新古典范式
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或其分析的预设观念认为，经济是全部系统，自然如果要被加以考虑的话，只是经济的一个部门，比如说是开采部门（矿藏、矿井、森林、渔业、农业，包括垃圾）。自然不被当作一个容纳、供给和支撑经济的包容物，而是被当作与其他部门无异的一个部门。如果开采部门的产品或服务应该变得稀缺，经济就会通过使用其他部门的替代产品来“掩盖”那种稀缺性。如果很难找到替代，那么就会发明出新的技术来使其实现替代。
在这种观点看来，自然显而易见是不重要的，因为开采自然资源产品的相对价格普遍在下降，开采部门在gnp总量中的份额在减少。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除了最初提供必需的原材料，自然对于经济来说实在不重要。
上述是对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客观描述，“经济学原理”基础教科书可以证实这一点，所有这类教科书都在头几页阐述了分析的预设观念。这无异于就是著名的循环流图，将经济描述为一个在企业和家庭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循环流——一个孤立的系统，与外部没有联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外部”，不存在环境。查询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关于“环境”、“自然”、“消耗”和“污染”等词条，几乎是空白。好像是为了再次证明自然的无足轻重，高等教科书有关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和资本的函数，资源被安全排除在外。
2.生态经济学范式
这段佚事引发了关于范式的另一种选择的思考，即生态经济学。非经济的增长在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重大分歧在于是否将经济看做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新古典经济学忽视自然的“证据”（许多自然资源相对价格下降，开采部门在gnp中所占份额很小）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有全然不同的解释。在一种资源攫取加速的年代，其短期供给势必很高，因而市场价格很低。资源的低价格并不意味着不稀缺和不重要，而是因为资源的迅速减少使得人们从技术上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廉价资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开采部门获得的gnp比例很低证实了其不重要性。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大厦的根基并不重要，因为它只占了整个摩天大楼高度的5%。gnp是由增值的劳动和资本构成的，但是增值增加到什么程度？资源是价值所附加的对象，它才是增值这座大厦赖以存在的根基或基础，根基的重要性并不因为它所支撑的建筑的增加而减少！然而经济学家却习惯性地持相反的观点，例如，我们不必为全球变暖而担心，因为对气候敏感的经济部门只有农业，而农业只占gnp的3%。这些经济学家显然不食五谷。
如果gnp的增长只通过附加到非增长的资源生产能力的增值获得，那么经济的增长很可能持续很久，但是这一切在当今的世界尚未发生。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1975～1993年间，德国、日本和荷兰的人均资源需求量增加了，尽管增加的速度减缓。如果不算水土流失的减少，美国的这个数字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不等于零增长，因而使得资源总生产量进一步增加。这些国家目前的资源生产量的水平为年人均4.5～8.5吨，这样的水平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因而宣布“非物质经济”时代的到来似乎还为时过早。
甚至新知识和新技术也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提高或减少承载能力。新技术可能减少可获得的物质能量，例如温室效应就是一种新知识，它降低了化石燃料的有效的可获得性，因为吸收和释放二氧化碳的能力比从前认为的要低。新知识可以发现新的限制，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新知识。人们通常假定新知识永远会扩大且永远不会缩小资源基础，这样的假设过分具体地指明了新知识的内容，事实上它绝对是永远出人意料，却不一定令人愉快。如果技术能让我们从现有的资源流中获取更多的福利，它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环境承载能力的负荷，因而实际上扩大了承载能力。但是如果新技术只简单地增加了每个人的资源流量，那么它只会增加对承载力的负荷。
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将其环境（自然资本）转化成为其自身（人造资本）。这种物质转化的最佳程度（经济的最佳规模）是在减少的自然资本的边际成本与增加的人造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时才出现的。这种转化过程发生在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和物质封闭的整体环境中。太阳能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动力，但是其能源生产量也是有限的和非增长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已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因而更要将其限制在整体系统内——有限、非增长和熵。即便是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认为很容易找到自然资本的人工替代，其增长最终还是受制于整体系统的规模，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市场所不能反映的是经济的最优的、可持续的物质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市场不会区分什么是物质能量生产量的生态可持续的规模，什么是不可持续规模，就如同它不会识别收入分配在伦理上是否公正。可持续性和公正性一样，是一种在纯个人化市场过程中所不能获得的价值。然而，当市场在某些宏观约束下运作时，这些价值却可以折射到市场价格上。
但是如果像生态经济学所认为的，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那么经济子系统的扩大就会大大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历史上看，在“空的世界”的经济中，人造资本是限制性的，而自然资产是极其充裕的。今天，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满的世界”的经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作用颠倒了。过去是靠限制渔船（人造资本）的数量来控制捕鱼量的，现在却是根据海里剩余的鱼类总数（自然资本）来限制捕鱼量。当鱼类总数成为限制因素时，更多的渔船有什么用呢？
当各种要素互补时，处于短缺状态的物品是具有限制性的。如果要素是替代性的，就不存在限制性要素。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关注限制性要素：(1)在短期内将其生产能力最大化；(2)在长期内对其增长进行投资。这对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启示——充分利用并投资于自然资本。经济学原理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限制性要素已经逐渐从人造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了——例如从渔船变为海里剩下的鱼；从锯木厂变为剩余的森林；从灌溉系统变为地下水或河流；从油井钻塔变为地下储油层；从燃烧化石燃料的引擎变为大气吸纳二氧化碳的能力等等。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设，人造资本很容易替代自然资本，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即便这个假设（和由此而引起的对限制性要素的忽视）也未为持续的增长提供依据，尽管它放松了对目前增长的严格限制。如果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也可替代人造资本，替代是可逆转的。如果我们最初的自然资源是人为资源的优质替代品，那么从历史上看，我们为什么费尽心力地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呢？这不是两类自然资源（如可耗尽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之间的替代）的替代问题，而是一个资本替代资源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两类资源间的轻松替代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资源也可以生存。
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轻松替代的人们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也不能圆满地回答下列问题：不使用更多的资源如何能产生更多的资本？生态经济学家无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肯定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基本上是相互补充的，只在边际上是相互替代的。
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小，则下面的量越大：(1)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互补性的程度；(2)我们直接体验自然的欲望；(3)我们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评估。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大，其物质增长变为非经济的时刻到来得越早。
四、从许可性增长到强制性增长，再到限制性增长
新古典范式允许增长永远进行下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强制它。历史上，推动永远增长思想的并非新古典学说，而是为了解决马尔萨斯（人口过剩）、马克思（分配不公）和凯恩斯（非自愿失业）提出的实际问题，增长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人们说，人口过剩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加以解决。当人均gnp达到一定水平，孩子相对于其他物品来说变得十分昂贵时，生育率就会自动下降。正如口号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最好的节育方法。至于人均增长的消费乘以降低的“平均”生育率是否导致了超出最佳规模的消费总额的增加，却无人问及。更具体地讲，有没有必要将印度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瑞典人的水平，将印度在生育水平降低到瑞典人的水平。如果这样做，这样水平的消费总量会对印度的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们还说，阶级间财富的分配不公可以通过增长得到遏制，与此对应的另一条口号是“水涨船高”。然而事实上，增长扩大了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更糟糕的是，这个比喻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里涨潮就意味着某个地方在落潮。
最后人们说，不断增长的总量需求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加大投资即可做到这一点，这当然意味着增长。通过增长来避免失业，我们在此条道路上还能继续走多远？为了追求完全就业，我们一定要增长到超出最佳规模的程度吗？这又是一个无人问及的问题。
在继续这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时，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更大的增长也可以自动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发明了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用以揭示gnp和环境污染量的关系是一个倒u型。因而人们必须保持增长，因为尽管它开始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一旦我们爬升到倒u的峰顶，它就会开始对环境产生有利影响。
上述所有情形都假设增长是经济的，增长会使我们更加富裕而非更加贫困。但是现在的增长却正在变为非经济的。非经济增长不会支撑人口转变，因而不能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它不会消除分配不公，也不能解决失业；它也不会为环境的修复和清洁提供额外的财富。通过增长的间接方式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再行得通。
我们现在需要以更加直接和根本的方法来解决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问题：控制人口以解决人口过剩；重新分配以解决过度的不平等；采取像公共救助就业等措施来解决就业；进行生态税收改革来提高资源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这些必须都是国家政策，而认为这些政策应由一个世界权威来推行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或过于悲观了）。许多国家在控制人口增长、限制国内收入不平等和减少失业上取得了成就，这些国家还通过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提高了环境的生产能力，但是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被全球化的思想削弱了。通过侵占他国的经济和生态空间，侵占全球剩余的公共财产，全球化在为重新建立“空的世界”经济的条件作最后的一搏。
五、全球化是非经济的增长的催化剂
1.全球化削弱了各国将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为价格的能力
自由市场前提下的经济一体化鼓励的是降低标准的竞争（即压价竞争）。那些在将生产的所有环境成本内在化方面做得最差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到了核算成本搞得最差的国家。随着不计核算、外在化成本的增加，gnp增长与福利之间的正比关系消失了，甚至出现反比关系，形成了非经济的增长。
“压价竞争”的另一个层面是，全球化使得高工资国家（如美国）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美国存在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以缓解劳动与资本间的冲突，特别是人们一直认为，在美国，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比整个世界都要平等，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势必会破坏这种社会契约。美国人的工资将大幅度下降，因为世界市场的劳动力远比美国充足。这还意味着，美国国内的资本收益将增加，因为全球的资本相对于美国资本来说要匮乏得多。从理论上讲，人们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工资也将被抬高。但是这样的国家实在有限，就如同说，从理论上讲，当我从梯子向下跳时，引力不仅将我拉向地面，同时还将地球拉向了我。
人们常用比较优势为自由贸易和更广义的全球化辩护。比较优势的推理假定，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国家间是不流动的，进行交易的只是产品。随着目前以资本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的出现，我们已经告别了比较优势的时代，进入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它确保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获益，而不能像在比较优势下保证每个国家从这些收益中分得一杯羹。理论上，绝对优势下的收益要大于比较优势下的收益，但是没有理由期望这些收益使参与贸易的各方都受益。通过重新分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某些收益，可以使互惠在绝对优势下重新实现。但是我从未听见全球化的鼓吹者们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经常不合逻辑地借用比较优势的学说以证明可以达到互惠，却忘记了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资本的不流动，而实际上，资本并非不流动的。的确，有些人甚至引申比较优势的观点，为自由资本流动而辩解——如果商品的自由贸易是互惠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不能自由贸易呢？然而，人们不能利用某一论点的结论来反驳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前提。
没有人意识到，尽管贸易可以使某些国家超出其生态承载能力而生存，但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做到这一点——不管世界贸易如何拓展，也不会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原材料和环境服务的净进口国，因而荷兰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由贸易使得生态负担在全球更加不均匀地分布。
2.加强全球竞争优势被当作容忍企业合并和垄断国家市场的借口（我们现在依赖于国际贸易来替代国内信任危机，以保持竞争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做法打着解除控制自由市场的旗号。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文章“公司的性质”中阐述道：“公司是市场关系之海中计划经济之岛”。由于兼并，计划经济之岛相对于市场关系之海的其他部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公司内部的计划经济分配，而由公司之间的市场关系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这居然被当作市场经济的胜利！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公司的胜利，因为各国政府已无力约束公司资本，无力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保证市场的竞争力。在100个最大的经济组织中，52个是公司，48个是国家。1/3的跨国贸易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公司间的转移而非市场转移。这些计划经济公司内部的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与员工平均工资之比已经超过400倍，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我们不能想象当首席中央计划制定者给自己定工资时会是什么情形！
3.根据竞争性（绝对）优势，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劳动分工的压力增大了，因而人们谋生可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
例如在乌拉圭，为了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要么放羊，要么养牛。所有其他商品都必须进口，以交换牛肉、羊肉、羊毛和皮革。乌拉圭人如果想在交响乐团演出或想当飞行员，就必须移民出国。
多数人从挣钱中得到的满足与他们从花钱中得到的满足一样。选择范围的缩小意味着福利的丧失，这是贸易理论家们没有考虑的。全球化假定，出国移民和接收移民是没有成本的，在一个国家内缩小就业选择范围也是没有成本的，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
人们谋生的选择范围被贸易理论家们所忽视，而人们消费的选择范围却被极度强调。例如美国从丹麦进口曲奇饼干，丹麦也从美国进口曲奇饼干。饼干都要经过北大西洋。尽管同样商品的贸易获利不丰，贸易理论家们却坚持认为，由于扩大了消费者的可选择范围，曲奇爱好者的福利增加了。或许是吧，但是这些好处难道不能够通过简单的配方交易更廉价地获得吗？人们可能想这样做，但是配方（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正是自由贸易者要保护的东西。
在所有事物中，知识是最应该免费分享的，因为分享知识只会使其更丰富而非减少。然而我们的贸易理论家却抛弃了杰斐逊“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的名言，代之以“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混乱说教。据此，他们愿意将生命本身最基本要素的所有权授予私人垄断公司，如种子的专利以及基本基因结构知识的专利。支持这种掠夺性行径的依据是，如果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垄断性产权给予经济动力，新知识新发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据我所知，发现了dna结构奥秘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并没有得到任何专利费，倒是二流的基因骗子们从他们的伟大发现中获得丰厚利润。知识一旦产生，其适当的分配价格应当是分享它的边际机会成本，它近乎于零，因为知识并未因为分享而损失毫厘。当然，你的确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但经济学家传统上认为，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和不公正，因为它造成了垄断物品的人为稀缺。
诚然，虽然分享知识的成本是零，但产生新知识的成本不是零。因此生物技术公司主张它们应拥有15～20年的垄断权，作为研发产品的费用。当然，它们由于付出而应当获得利益，但是如果没有詹姆斯和克里克的贡献，没有孟德尔以及以往所有伟大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它们将一无所成。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强调的，最早的发明者已经拥有了暂时的垄断权。他认为，这些经常发生的暂时的垄断权是竞争性经济中获利的源泉，而竞争性经济的理论倾向就是使垄断利润降至零。这是竞争性经济效率的根本，为什么要通过人为的知识垄断来破坏这个根本呢？
信不信由你，多数重大发现都是在发明者没有从知识的专利所用权中获利的情况下作出的。你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科学家的动力出自纯粹的热爱和发明所带来的兴奋，他们满足于收入水平在大学里可以达到前百分之十即可，而不是前百分之一。
瑞士伟大的经济学家西斯蒙迪很久以前就说过，不是所有的新知识都会使人类受益。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和伦理的滤网来选择有益的知识。探索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取垄断利益——这就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滤网。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摒弃所有的知识产权，那样的话，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是我们无疑应当开始限制其范围和专利垄断的时间，而不是不加限制地强调它。而且，我们应当更乐于分享知识。分享知识会提高所有劳动、资本和资源的生产力。国际发展援助应当更多地提供免费分享的知识，减少外国投资和有息贷款。
㈥ 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原因，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影响
一、合理利用和配置人力、物力资源的需要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各国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一国的各类物质资源和各层次劳动力的供给 与需求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各生产要素的你多我少，我多你少的现象存在是普遍的。因此，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要合理利用和配置其人力和物力资源，以提高其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 就需要进行多国合作来互通有无与多寡。相邻相近的或特定的地理范围的国家实行区域经济 一体化，正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㈦ 非经济因素对企业有何影响
转载以下资料供参考
非正式组织分为四种类型：
消极型
既不安全，也不紧密。这种非正式组织是内部没有一个得到全部成员认可的领袖，分为好几个小团体，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个领袖，同时某些领袖并不认同组织，存在个人利益高于组织利益的思想。
兴趣型
很安全，但不紧密。由于具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自发形成的团体，成员之间自娱自乐。
破坏型
很紧密，但不安全。这种非正式组织形成一股足以和组织抗衡的力量，而且抗衡的目的是出于自身利益，为谋求团体利益而不惜损害组织利益。同时，团体内部成员不接受正式组织的领导，而听从团体内领袖的命令。
积极型
既积极，又很紧密。一般出现在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员工和企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日本本田公司的QC小组，完全是自发成立，员工下班后聚到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针对今天生产车间出现的生产问题和产品瑕疵畅所欲言，最后通过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企业来讲，虽然一般的非正式组织中很少存在破坏型的，但是如果出现一定的内外部诱因，那么消极型、兴趣型和积极型非正式组织都有可能迅速地转化为破坏型非正式组织。作为组织的管理者需要对组织内存在的诸多非正式组织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它是属于那一种类型？它们的领袖是否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职业素质？这些非正式组织中的核心成员有没有属于企业高层领导的，他们是否可以准确地强化自身正式组织的角色？考虑到这些问题就可以比较好地为监控和处理好非正式组织的“紧密化”和“危险化”奠定基础。
㈧ 盈余管理是经济的影响还是非经济的影响
从一个足够长的时段(最长也就是企业的整个生命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的会计期间的反映和分布。换句话说，盈余管理影响的是会计数据尤其是会计中的报告盈利，而不是企业的实际盈利。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会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
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这里所说的经济收益与上段提到的企业实际盈利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企业究竟有多大的经济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终还是离不开经济收益这一基准。更何况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们已开始寻找某些指标如现金流量等并试图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来反映经济收益。应当注意到，无论是盈余管理在企业的实践还是盈余管理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心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盈余管理所瞄准的方向正是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关于盈余管理的“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完善程度差异较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考虑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和信号作用就会多一些，其“信息观”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显些；相反，欠发达证券市场环境下的盈余管理，人们则容易拘泥于会计报告收益与经济收益或其它法规决定的收益之间的偏差，其“经济收益观”的地位相应地更为突出。
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从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发现，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戏剧”中唱主角的无非是公司的经理、部门经理和董事会。无论是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方法的运用和会计估计的变动、会计方法的运用时点，还是交易事项发生时点的控制，最终的决定权都在他们手中。当然会计人员也加入其中，但应看作是配角。在这里，可以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盈余管理应当承担的责任。
㈨ 东非大裂谷给非洲的自然和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自然：1.这一带是东非大平原，也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地主，气候温和凉爽，雨量充沛，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茶叶、咖啡、水果、除虫菊、俞麻。2.东非大裂谷还是一座巨型天然畜水池，非洲大部分湖泊都集中在这里，3湖区水量丰富，湖滨土地肥沃，植被茂盛，野生动物众多
经济：1东非大裂谷地热能发电 2旅游业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㈩ 非典对经济的影响
非典的危机比1998年大洪水和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中国最大的都市圈：广州，香港和北京，或许还有山西、内蒙古等地方。应全面反思非典瘟疫流行的深层次原因，全面估计其影响。要说非典对经济的破坏性，旅游业首当其冲。假设减少2000万人外出旅游，每人少消费1000元，就是200亿元。旅游行业消费乘数极高，在国际为7，即旅游者每消费1元钱，可以带动7元社会消费。在中国乘数为5左右，因此200亿元旅游收入的减少意味着1000亿元消费需求的减少。其他方面如航空和会议经济的损失类似于旅游。既使医药和通讯收入大幅度增加，其总量和乘数效应却远低于旅游和航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