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主义消费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⑴ 消费主义的危害有哪些

尽管消费主义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却也无法掩盖其与生俱来的负面影响。
(1)消费主义加剧了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消费主义崇尚物质占有、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特征决定了在消费主义被广为接受的同时，享乐主义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无数人的生活态度。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奢侈品的追捧上。享用一餐三十万元的黄金宴，拥有3辆不同颜色的限量版劳斯莱斯……这些发生在中国富人阶层的真实故事告诉我们，越奢侈享乐越能够得到他人的羡慕与追捧。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内还存在贫富不均的情况下，富裕阶层对奢侈品表现出的高度热情和强大购买力，让发达国家的富人们都自愧不如。另一方面，吃喝玩乐盛行。在一些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里，赌博成风、麻将盛行，在人们的心中吃喝玩乐已经成为幸福的代名词。赌博投机、食用珍稀保护动物……这些消费在给人们带来一些满足感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将人类引往堕落。
(2)消费主义助长了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个人价值追求走向功利。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人们不仅渴望和追求物质占有，还希望在短期内实现财富的快速积累，以满足立即消费、享乐的需求。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文化氛围中，很多人失去了平常心，不愿意再踏踏实实的学习、工作，不能再旁若无物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信念。学生选择专业不是根据兴趣爱好，而是考虑将来是否能赚大钱;公务员报考冷热不均，有权或有钱的部门甚至出现“万人选一”的场面;商人不脚踏实地打造品牌，却盘算着如何日进斗金，甚至为了营利践踏道德与法律……理想信念的缺失，给了消费主义以可乘之机，而消费主义的流行又加剧了理想信念的进一步荒芜。就这样，人们在功利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二是大众文化变得功利低俗。所谓大众文化，就是被社会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人们不仅把高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更将其作为了一种社会评价标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堂而皇之地盛行起来。在这些价值观的作用下，人们的文化品位和文化鉴赏能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那些发人深省、蕴含哲理的文化作品往往得不到人们的重视，而一些制作粗糙、以低级趣味和无聊游戏支撑的综艺节目却倍受追捧，收视率飙升。不仅如此，还有很多“有心人”借此作为追求名利的舞台，曾经有位嘉宾在某著名相亲节目中就坦率直言：宁愿在宝马车后座哭泣，也不要在自行车后微笑。而观众们认知能力和文化品位的下降，又导致大众文化走向功利。因为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文化精英们要坚持高雅的文化理念，他们的作品可能连公开发表的机会也没有。所以，高雅的社会文化被边缘化，而一些庸俗、低俗的文化却受到了人们的追捧。
(3)消费主义加深了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消费主义刺激经济的增长，是依靠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来实现的，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地球自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之上。但是这个假设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人类的物欲无限，而资源是有限的。消费主义带来的表面繁荣掩盖不了自然资源不断枯竭和众多物种濒临灭绝的事实。
一是浪费愈加严重。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是让人们不断产生新的物质需要，不断购买新的产品，而且这种“新”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变“旧”而遭到淘汰。这种新的物质需要，也不是人们的真正需要，它往往突破了正常、适宜的界限，是被诱惑产生的一种“虚假需要”。这样的“需要”被不断地创造出来，必然大幅度增加对商品的需求量，相应地就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消耗。
二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进一步加剧。消费主义是建立在大量的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基础上。一方面，由于人类的扩张，使得许多野生物种的生存空间被侵占、破坏、污染，有的甚至消失。而人类的贪婪也加剧了对珍稀动植物的猎杀、攫取，导致更多的动植物灭绝或处于濒危状态。另一方面，高消费所废弃的垃圾严重污染了环境。事实证明消费主义所激发的人类欲望远远超出了地球资源的负荷能力，废弃的垃圾也大大超过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⑵ 基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北美消费者的行为分析

呵呵，怎么和我们的题目是一样的啊

⑶ 什么是物质主义世界观，他的价值来源是什么

世界观是指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用什么样的时间段的眼光去看待与分析事物，它是人对事物的判断的反应。它是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
世界观具有实践性，人的世界观是不断更新、不断完善、不断优化的。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可将它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

⑷ 物质主义为什么如此盛行

原标题： 大讲台 □陶东风 物质主义热潮伴随公共性衰落 上世纪末，美女作家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信用卡等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 卫慧所谓“欲望一代”大约是指比她小的那些“80后”、“90后”们，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重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物质主义。最近热播的郭敬明的《小时代》，通过奢侈品和美色对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美学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这种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热潮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奢侈品的极度钟爱，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它实际上还伴随公共性的衰落：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公共人际交往的萎缩。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1990年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 90年代躲进“密室”背叛80年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年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文革”时期的贫困崇拜，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但它们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为诞生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积极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新时期出现的最早的大众文化，大概是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开始的。对于从单一“革命文化”中长大的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听到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些所谓“靡靡之音”是对极权式禁欲文化的反动，它不但极大地繁荣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 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民众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这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个体。可以说，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但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发生畸变，开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倾斜。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1990年以来的世俗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文化的世俗。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关注身体超过关注精神，热心隐私超过热心公务。一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开始弥漫开来。 可以说，1990年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以通过躲进“铁门”重重的个人“密室”或灯红酒绿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80年代。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恰恰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己与自己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积极交往。 着眼于重新激活公共精神 畸形的世俗化在坚持原有意识形态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迷恋名牌，等等，对公共世界的腐败和愚蠢视而不见。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时，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 这样的世俗化可能导致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这有点滑稽与悲哀。有理由认为：在今天，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担心的，就是出现一种只有所谓消费“自由”的畸形社会。这才是当今中国消费文化、大众文化背后隐藏的最严重误区。

⑸ 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区别

物质主义。根据牛津字典的解释，物质主义为：“全心沉迷于追求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导致忽视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兴趣完全表现在生活方式、意见及行为上”。
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价值观现象，是指导和调节人们在消费方面的行动和关系的原则、思想、愿望、情绪及相应的实践的总称。其主要原则是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它是当今庸俗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领域中，因知识传统对消费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与诠释，如绿色消费主义、消费者保护、消费者运动、消费者权益等等。

⑹ 中国后物质主义消费时代

后物质主义时代消费的沉沦与喧哗

诗哲魂

后物质主义对于全球化的世界浸透，是消解人类精神世界坚定的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在充分的利用世界有限资源，鼓励社会快速增长财富的经济自杀行为，重新分配现有生态资源与破坏环境。在全球化推广与蔓延一种狂热的消费主义思潮，使人们按照全球一体化单一生活方式和标准享受幸福的快感。

超过了个人实际消费能力，追求过度消费为特征，是后物质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特点。大量消耗生态资源和破坏环境为先导的人类奢侈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生活基本模式。它造就了一个永不熄灭的消费之火，燃烧着人们所有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当人们丝毫都没有兴趣关心后代人的财富与环境时，人类的消费主义文化现象就迫使人们选择快速的死亡与毁灭结局。这是直接表达消费主义阶段后物质化时代的悲观意识，也是人们对于代际财富麻木不仁标致。

人们对于后物质时代提供的商品，在全球化市场上被贸易交换、被强制消费的肯定。人们只关注它直接消费感受与效果，并不关心它的回收和对环境产生的污染，以及过度消费对整个生态平衡的影响。消费主义至上是当代社会所遵循的基本理念。过度消耗个人实际能力需求的商品，是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后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也隐含或者说包装着另一种追求生活品质与质量的喙头。在消费喧哗的世界中，商品世界提供的享受与占有，让人们沉沦其中乐不思蜀。人们无力摆脱受商品时尚控制的情绪化表达与影响，而一次次被商品化的时尚消费浪潮所淹没了。

全球化的经济理念造就的现代消费时尚观念，就是在营造更加浪漫式或更加快速的消费场景与氛围，去体验对社会财富浪费式消耗的快乐。而支撑这一理由的消费思想，就是生态资源的可替代性，或者说是世界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幼稚乌托邦空想。人们不是去关心自身是否有能力消费或是消费之后果，而是应该及时行乐的快速把握住消费的时尚，在体验性消费热潮中，人们经历着生命无足轻重的快乐冲动与流逝。

是一代新人的消费时尚观念，造就了一个新时代的消费水平。是一个积累财富的技术化的时代，满足了人们可以追求过度消费的幸福。从中体验到后物质主义情景下，人类可以随心所欲的消耗自然给予我们的一切。为了保证一种生活的品质与质量，人们可以利用全球化的资源去创造他们享受的财富，这正是全球化过程中最致命的经济生产方式。用剥夺他人环境保护资源来满足自身的享受，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消费的潮流。一切暗藏着消费理念与时尚情绪化背后，我们所能辨识的是消费的快乐已注入我们的骨髓，让我们如同吸食大麻一样的忘记了痛苦。后物质主义的快乐消费培养起来的情感就是冷漠的忘记一切后果，忘记自身可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伦理。

人们在过度消费中放弃了精神纯粹性的追求。在后物质主义之外，人们的心灵好像已经麻木，难以接受来自精神的愉悦和幸福的体验。人们放弃了信仰和宗教的情感，去单纯的追求后物质主义的浪漫情景，构成了现代社会场面中最动人的激情；人们沉沦于物质财富的占有与消费中，幸福就是如此浅薄的表现为过度消耗中的快乐。人们满足于虚拟的场面所表达的消费的狂热与快乐，汽车、洋房、美女、权力、荣耀……在一片广告语词的诱惑之下，人们接受了当下世界输入给我们的一切价值选择。

多数人创造的社会财富却难以获得享受和拥有，财富的分配的不公平，缺少社会正义的环境，并未能让大数人体验到社会经济增长的好处。社会一边是贫穷与落后，另一边是富有和奢侈浪费。过度的物质主义盛行，让整个社会道德伦理陷入到快速堕落地步。人性退化与肮脏是显而易见，而精神的颓废与萎缩也是严重的。人们不仅要问：人们的精神文化相对物质财富消耗与浪费，已经变得非常的脆弱与冷漠了，精神再也不可能强大起来，而物质世界的强盛，却让我们自身彻底的软弱下来。喧哗与沉沦的世界救不了我们，唯有商品社会的狂潮让人们激动不已。

⑺ 《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变化会和外贸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中国经济的特点。从前我们在中小学读书时，课本上总是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事实上，我国人口确实众多，而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源却十分贫乏。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个朋友曾说：老天对中国很不公平，你看俄罗斯有那么多石油，印度有那么多铁矿，巴西有那么多森林，而中国只有众多的人口。但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还会发展得比俄罗斯、印度、巴西都要好，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民的特点。前些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谁养活中国》，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在毛泽东时代搞定量供应，一个大学生一个月25斤粮食就可以打发过去，因此还可以勉强生活。现在供应放开了，大家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中国人也要吃得好，因此中国的农业就不能承受了。那么，谁来养活中国？一个可能是中国富起来后，有钱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生产的剩余粮食都买过来。但是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问题：国际粮价被中国抬高了，中国买得起，许多第三世界穷国却买不起。一些对中国有歧见的西方学者还认为，中国的发展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挡住了。例如石油，现在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油价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才20美元一桶（1979年），而到2008年已达100美元一桶，比三十年前涨了几倍。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后，也需要大量石油，但油价已经太高，买不起那么多油，所以只好发展软件。近年来，全世界生产出来铁矿石的40%被中国买走，其他的国家想要发展钢铁工业，就买不起铁矿石了。现在有一些国家开始敲诈中国，比如说要成立铁矿石输出联盟，要提价，提价之后中国不得不买。由此可见，中国资源确实是太少，维持一个农业社会可能可以，但要发展现代工业经济，那是肯定不够的。
但是中国却有一种比其他国家更加优越的资源——人力资源。经济学史家德•弗理斯（Jan de Vries）总结说：近代资本主义人力资源有三大特征，即工作勤奋、重视教育、具有商业精神。他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在18、19世纪欧洲诸国的竞争中胜出，就是因为英国的人力资源有这三大特点，而这三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而中国的人力资源就具备了这三大特点。
1. 勤奋
德•弗理斯提出了“勤勉革命”（instrious revolution）这个概念，意思是欧洲人从此开始比较努力地工作，变得更加勤奋，人们改变了金钱和休闲之间的相对平衡，变得比较愿意接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来获得货币实物。不愿意劳动太辛苦是人的本能，没有人天生愿意比别人更辛苦地工作。只有在某些条件下，人才会变得更愿意辛苦工作。这些条件是什么？主要是物质主义。就是说，我要比我的邻居过得好，哪怕只是一种面子上的好。比如说别人只能开一辆普通的国产车，我一定要开一辆凯迪拉克，哪怕实际上舒服的程度差不多，但我觉得很有面子，在心理上很舒服。但是为了这辆凯迪拉克，我可能要比我的邻居多工作许多时间，要吃苦，要节约，但是我愿意。这就是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在欧洲出现得很晚，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发生圈地运动，农村出现很多剩余劳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去做一些累人的工作，因此到处流浪。政府用非常严厉的立法来强迫他们去工作，包括鞭笞、烙印乃至割耳等血腥的办法，强迫他们到了工厂里，一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后来物质消费主义出现之后，英国人变得勤奋起来，不用鞭子也努力工作。在18世纪后期，英国人和荷兰人成为欧洲工作最勤奋的人。
在中国，勤奋工作出现得比欧洲早。我们不能说唐代或者宋代的人工作很勤奋，因为尚未从史料中获得证据。但是到了明代后期，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一带的人已经以勤奋著称。他们勤奋工作的动力就是赚钱，赚钱之后消费，比别人过得好。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那时候，一些特殊的消费品像烟草、鸦片、绸缎等，会迅速流行起来。中国人的勤奋由此形成习惯，特别是变成了中国东南部人民的特点，大家都知道不奋发、不努力就不会变富，而这种观念在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⑻ 当代中国为什么盛行物质主义

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1990年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两种世俗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上世纪末，美女作家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信用卡等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卫慧所谓“欲望一代”大约是指比她小的那些“八零后”、“九零后”们，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重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物质主义。最近热播的郭敬明的《小时代》，通过奢侈品和美色对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美学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这种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热潮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奢侈品的极度钟爱，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它实际上还伴随公共性的衰落：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公共人际交往的萎缩。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1990年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两种世俗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年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文革”时期的贫困崇拜，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但它们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为诞生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积极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新时期出现的最早的大众文化，大概是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开始的。对于从单一“革命文化”中长大的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听到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些所谓“靡靡之音”是对极权式禁欲文化的反动，它不但极大地繁荣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民众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这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个体。可以说，八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但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发生畸变，开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倾斜。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 1990年以来的世俗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文化的世俗。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关注身体超过关注精神，热心隐私超过热心公务。一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开始弥漫开来。可以说， 1990年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以通过躲进“铁门”重重的个人“密室”或灯红酒绿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八十年代。换言之，一种世俗背叛了另一种世俗。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恰恰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己与自己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积极交往。 我以为九十年代的物质主义与八十年代世俗大众文化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建立在去公共化的基础上，它是一种畸形世俗化时代出现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点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与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深度结合。畸形的世俗化在坚持原有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迷恋名牌等等，对公共世界的腐败和愚蠢视而不见。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时，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这样的世俗化可能导致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这有点滑稽与悲哀。有理由认为：在今天，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担心的，就是出现一种没有政治自由而有所谓消费“自由”的畸形社会。这才是当今中国消费文化、大众文化背后隐藏的最严重误区。 如果这个分析大体成立，那么，如欲克服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物质主义，既不能靠进口西方的上帝，更不能回到“文革”，而只能是着眼于重新激活公共精神，建设公民社会。

⑼ 普遍信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会有什么后果

人越来越自私。物质是幸福追求的基础，物质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然而幸福并不等同于物质占有，单纯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以物化遮蔽了理性，在消费社会中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判断。

与近代政治哲学家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马克思认为一定时代的幸福观念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虽然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丰裕的基础，但却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遭遇劳动异化，进而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物质主义泥淖。

因此，只有变革阻碍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幸福是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劳动中创造的，从而摆脱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才能在进一步实现物质丰裕的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富足。

(9)物质主义消费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扩展阅读

马克思对幸福和“幸福时代”的理解

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就深入思考过如何实现人生幸福的问题。他在高中毕业作文中这样写道：“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在马克思看来，幸福不应当是纯粹满足私利的主观感受，那不过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真正的幸福在于“为人类而工作”，在努力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的事业中塑造自己壮丽的人生。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还思考了何谓“幸福时代”，这体现在他的中学拉丁语作文中：“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这是“最美好的时代”。

“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体现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精神高度，它基于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进取的态度、优秀的品质和纯朴的时代风尚。

陷入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的泥淖，是远离美好生活的物化放逐，是文化迷失和价值虚无的表现，意味着人生的沉沦，只能走向幸福的反面。

⑽ 物质主义倾向对营销有什么影响

在营销活动中金钱至上，损人利己，只求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