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⑴ 如何正确的理解我国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专度提高,取得举世属瞩目的成就.同时,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大量生产能力依赖出口,使我国变成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加工厂”,由此带来投资、工业、出口的快速增长.加上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工业和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贴牌生产方式来实现,这就形成一种粗放增长的机制.面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失衡、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新的制约条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实现三个转变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 以上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

⑵ 党的十八大强调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具体途径是什么

具体的途径：1、建立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和法制环境，减少行政的干预；2、努力通过创新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鼓励和推行创新，推动中国创造的行程；

⑶ 新经济增长模式是什么

• 模式

  1. 成本导向的模式
  2. 产品服务差异化的模式
  3. 市场细化后的集中战略模式
  4. 科技创新的新产品新市场模式
  5. 销售渠道改革整合资源模式
  6. 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需求分析后的重组
  

其一，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式，认为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进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其二，新增长理论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修正是，放弃了技术外生化的假定，突出技术的内生性，强调大部分技术或知识经济主体源于利润最大化的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其三，新增长理论指出了边干边学以及知识外溢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厂商可以从自己的投资活动中学会很多东西，其知识存量是投资量的函数。其四，新增长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新增长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对外贸易的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参与贸易各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迅速提高，获取边干边学和知识外溢效应。其五，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的是，新增长理论重新确立了政府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该理论研究总结出一套维持并促进长期增长的经济政策。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余年的沉寂之后再次焕发生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的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他在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的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

• 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是：

（1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2）大部分技术进步是出于市场激励而导致的有意识行为的结果；

（3 ）知识商品可反复使用，无需追加成本，成本只是生产开发本身的成本。

⑷ 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什么上来

第一，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才能更好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二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才能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才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优势。四是只有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第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新进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3个方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增强科学发展紧迫感、使命感，提高主动性和自觉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使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从总体上看，我国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质量和效益不高，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形成。

⑸ 如何理解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2010年，本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

中国的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以及难以名状的事件后，中国人正准备拥抱久盼的梦想，那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60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中国必须做出抉择。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新的远见开始凝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的任务迫在眉睫。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2010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新的认识飞跃升华。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我们的破解之道。这一年，我们不仅有发展速度的V型反转，更有发展方式的切实突破。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

多一些历史眼光的人还发现，如同当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无比艰难却无比坚定；今天，这个发展中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履，同样艰难也同样坚决。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来自经济领域的这场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

（二）这一抉择，始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源于不变不行的现实忧患。

“金融危机引发的‘传染病’使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倒下，中国也面临‘失去免疫力’的危险。假如没有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至1%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

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陷入泥沼，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不同，中国的金融业健康稳定，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毫发未损，为什么我们也在这场冠名“金融”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虽然金融风暴没有正面冲击中国，但‘发展方式病’的存在，还是使这个庞然大物趔趄了一下”。

“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党中央果敢科学的判断，坚定了人们以变革促转型、从危机看生机的决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风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开始酝酿初现形态的“质变”，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重要转折。

（三）自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吐着白气推开现代化大门以来，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新老大国次第亮相，演绎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篇章，这当中有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

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业革命，转向工业立国，才使英国这个孤悬一隅的小岛，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为跨越两个世纪世界发展的领头羊。正是重视科技发明、信奉“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国这个原本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抓住机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增强综合国力、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高速起飞，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及时转型，其人均收入长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进了“拉美陷阱”。同一时期，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高速推进，却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企业发展仍以政府为主导，致使一个个“超大企业”缺乏创新活力，技术多停留在模仿层面，陷入了“日韩困境”。

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不变则罔，不进则退，这条两百多年来锤炼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理念。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就已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

此时此刻，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四） 新中国成立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落伍者。现代化之于中国，有梦却无路。是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人的梦想有了清晰的“时间表”：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

60年过去了。从中国人用的火柴、煤油都姓“洋”，到不少人离开“中国制造”就将失去舒适的生活，中国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历史跨越。欧美发达国家用了将近300年，才使10亿左右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仅用了60年，就将13亿人带入工业社会，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传奇。

今天，进入现代化的“下半场”，构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条件、内外环境、增长动力与机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保持原有发展方式不转变，未来40年我们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是一条外向发展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国际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却有待时日，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居民储蓄率将有所上升、消费率继续下降，国际市场需求短期内甚至会相对收缩。那种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方式，不仅会加大风险，而且在未来难以持续。只有将经济发展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中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暴饮暴食”型的发展方式，不仅我们自己的国情不允许，全球的资源容量也难以承载。另一方面，我们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如果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碳排放”将成为无法飘散的忧虑，不仅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也不利于中国对环保这一人类共同责任的主动担当。

这是一条国际竞争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国际产业分工有条“U”型曲线，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如果不能形成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中国将长期停留在“U”型曲线的中间段，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随着土地、能源、人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所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条人的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按照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最好的制度安排是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社会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当今时代，百姓热切盼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盼望公平化、绿色化、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单纯物质增长为核心内容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让人民从发展中分享红利、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求，是继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科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将遇到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不均衡等挑战，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有“历史经验”走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晋级发达国家的概率仅为4%。

环顾全球，曾经成功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不少，但真正能够推动现代化进程持续不断进行下去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国家并不多。不少国家在迈入现代化进程后，最初的发展势头相当不错，但后来却出现停滞，甚至发生逆转，关键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对发展方式作出调整。

飞速发展30多年之后，中国走到了这样的关口。党中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的深刻洞察——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适应全球需求结构重大变化、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争创新优势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五）命运不关乎机会，而关乎对机会的把握和选择。20世纪以来，中国曾有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制度转型，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一次重大抉择。

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们这个曾占据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经济体制转轨，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第二次重大抉择。

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出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又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并以国家整体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大抉择。

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三次变革，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源于不同历史环境，反映了我们党引领中国发展进步能力的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仅仅涉及经济增长，它同时涉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消费行为、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起来是经济领域的一场变革，实质上“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我们党总体战略布局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8个“加快”关涉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深刻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六）机遇稍纵即逝。

转变发展方式是现代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就能保持现代化的连续性，否则，发展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党中央就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进入新世纪，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更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多年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有一定成效，但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呈粗放状态。“GDP崇拜”在一些地方仍驱之不散，重速度轻效益、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财富增长轻民生投入的现象还在一些领域存在。特别是当前，转变的步伐更明显落后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与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有效应对国际经济风险挑战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久推难转”、“转而不快”，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

在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地区，自然会受到某种激励，尽管这些地区发展效益、质量并不显著，甚至环境污染严重；

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的背景下，企业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会去想办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以发展速度和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下，一些地方表面上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得再高，也有可能还是紧盯速度，“好”让位于“快”。

没有体制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每一个具体的转变，都要面对深刻的利益调整，也可能会带来新的矛盾问题，甚至暂时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加快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出路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经历化蛹成蝶的阵痛之后，我们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七）人类历史上堪称历史时代的时期，是那些具有贯通的主题、出现巨大历史变化的时期。1949年以后的中国无疑是这样的时期，这60年，新中国全面铺陈了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并以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亿万中国人万众一心的激情演绎，将这个主题书写成举世瞩目的国家传奇。

2010年初，一家外国媒体刊登的一篇文章这样评述：“置身中国，我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确信，当历史学家回顾21世纪头十年的时候，他们会认为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经济大衰退，而是中国的绿色大跃进”。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个善于捕捉时代变化的观察家，在中国现代化路程上看到了什么？

每一次重大的危机，往往带来调整的机遇；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酝造影响深远的变局。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我们一定能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新跨越。

紧紧抓住机遇，承担起历史的使命，我们将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国时代。

⑹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首先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及其类型特征。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一定义言简意赅。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
例如：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出现。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数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
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发展）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这种实例举不胜举，不用多说。
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判断。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以此就能够理解：何以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转变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它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相对而言，制度条件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第二，评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说等于没说。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就曾经有这样的思想：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第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但这里考察地是在同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种合理的表现状态。因而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是：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
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一种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够实现它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状态的。换句话说，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growth without inflation），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much more growth with much less inflation）。
无通胀增长被经济增长理论视作一种理想型的增长状态。这一定义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他认为：“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那种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当然不属于理想状态。此外，这也不是通货紧缩的高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指数为负值才出现所谓通货紧缩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实效及其比较
纵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实际状态，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几个显著不同的时期，其增长状态依次过渡为：中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高度通胀增长→低度通胀增长→无通胀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状态是起伏不定的，处于通胀与增长形影不离的伴生状态，在相当时期内通胀指数大大高于增长指数。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无通胀增长的黄金时代。而且就2007年实效情况看，这个黄金时代还似乎没有结束。
进而可以看到，1998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高达9.1%，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消费价格指数年均只增长了0.7%。笔者曾经在另一篇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在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1978-2002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解释这一不合理差距可能有两个不同方向的理由：其一，笔者的计算分析低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其二，统计数据出现了低估情况。笔者倾向于第二种理由解释。因为经过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对以前的数据进行了重新调整，新的实际增长率普遍都比旧的数据略微高一些。而笔者以前的计算正是建立在旧的数据基础上的。无论如何，从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到达了它的潜在增长水平临界点，而代表通货膨胀指数的CPI只有近1%的增长，这是完全符合莫里斯·阿莱所说的那种无通胀增长状态的。追求无通胀增长，正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和目标。
无独有偶，通过对同处于亚洲亚文化经济增长类型的国别（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地区）分析比较后发现，近似理想增长状态的出现并非个案。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往往是一种经济增长成功的标志物或伴生物。笔者以日本和韩国为例给以简要说明。
1、这两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后期，都出现过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增长的增长状态。日本是在1982-19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通胀率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韩国是在1983-1989年间，增长率平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应当说，日韩两国均在当时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它们自身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到达的最好水平。
2、这两个国家在持续了6-8年的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阶段之后，被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所终止。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股市及房市“泡沫”的破灭，经济持续走向了衰退。韩国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不稳定，最后被亚洲金融危机拖入低谷。
日韩两个东北亚经济增长典型案例对中国的启示是：第一，经济增长理想状态（或近似理想状态）的出现是以一段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段为标志的。这个标志就是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无通胀增长或低通胀高增长同时也是经济奇迹的伴生物。但是好景总是不长。到2008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无通胀增长黄金时段或许也面临着终结的局面。第二，黄金时段早晚会结束，但这种黄金时段能够持续多久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有效性的最好证明。众所周知，日韩经济进入衰退或危机之后，日韩式的增长方式就受到了挑战和批判。日韩从此也进入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时期。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但是新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完全出现，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却创造了持续十年的无通胀增长状态。换言之，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依然有着它特有的能量和效应，这种增长（发展）方式在过去十多年中到达了其较为理想的状态。这种增长（发展）方式的潜力是否完全耗竭完毕？如果不是，那么这种增长（发展方式还能有效地持续多久？如果是，那么用什么新方式来尽快代替它？

⑺ 波斯湾寻找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什么

首先你要先了解波斯湾。

西亚的波斯湾位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之间，波斯湾海拔长约1040千米，宽180-320千米，面积24万千米2，平均水深25米，是一片广阔的内海。它西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向东则通过它唯一的出口——霍尔木兹海峡与阿拉伯海相连。 霍尔木兹海峡因扼守波斯湾石油海上运输的出口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海湾及其周围100千米2范围内，是一条巨大的石油带，这里蕴藏着占世界石油总储量一半以上的石油，仅沙特一国的石油储量就占世界总储量的1/4，堪称"石油王国"。

石油的生产和销售，改变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的生活。他们用石油还来的财富建设学校，完善医疗设施和住宅，发展现代化的工农业，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波斯湾地区的石油生产和销售在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和灾难。同时石油资源也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波斯湾内珊瑚礁遍布，渔产丰富；但因临近国家逐渐工业化，加上油轮漏油事件时有所闻，且临近地区战事不断，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这些产油国在稳定石油产量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迪拜（Du），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继阿布扎比之后第二大酋长国。是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中东最富裕的城市，在全球最富裕城市中也位居前列。

迪拜从70年代起，凭借“石油美元”，由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中东的金融中心，又发展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东、西方各资本市场的桥梁。现已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交通运输、旅游和购物中心。

迪拜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实行自由和稳定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转口贸易业、旅游业等非石油产业，还着重发展现代高科技产业，建成了一系列现代化配套基础设施。免税区涵盖从媒体到体育、金融和生物科技的所有领域。在各国之间以及国际工商界赢得良好的声誉，鼓励了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于商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个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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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十八大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我国现在的或是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什么

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内主体容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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