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A.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你认为该如何解决应对？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金融危机剧烈动荡后的缓慢复苏之中，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 的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 发生改变和逆转。

从国际环境看，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在全球化调整发展中拥有新 的优势。二是金融危机后，各国致力于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将成为推动全球新 一轮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在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竞争中具有新的机 遇。三是新兴大国地位上升，我国等新兴大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 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 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 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的关键。这是因为， 促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矛盾，如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 展滞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都可以从收入 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

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 长；二是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

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分好这块“蛋糕”就变得越来越关 键——不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继续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 1980 年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 就提出来了，到 1995 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 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 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 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 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 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 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 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 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 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 24%，在世界 50 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 24 位， 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 60―70%。我国对外 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 50%，美国、日本只有 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 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 界平均水平的 1/4，全国 600 个城市有 400 个缺水，110 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 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 40%。从 1996 年至 2003 年底的 7 年间，我国减少耕地 达 1 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 8.3%，天然气只有 4.1%， 铜是 25.5%，铝是 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 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

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 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 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

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 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 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 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 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产业跨区 域有序转移，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调 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杭电的，握握手！（鄙抄转的）

B. 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中国面临的机遇。
其—，世界形势的缓和，为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
（2）中国面临的挑战：
其一，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下，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使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其二，正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的挑战。

C. 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D.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受到国内外各种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梅佐乔诺陷阱”,以及避免保护依赖症和“未富先老”。

最大挑战———“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提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其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绍,世界银行把人均G D 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称为低收入国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划作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 D P低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汇率,我国的人均G D P在当年达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称,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蔡昉表示,经济学中所说的“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某种发展状态(通常是不发展状态),即使由于某种外力的推动,一度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或摆脱了初始的均衡,却总是有一种内在力量将其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使整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恒定状态,既难以自拔也难以借助外力解脱出来。

据他介绍,世界上1970年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国家,在30年后出现了大分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门槛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这批国家与地区中跨越中等收入门槛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现在日本人均G D P3万美元,韩国人均G D P2万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现在人均G D P仍在1万美元以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拉美比东亚更发达,比欧洲的人均G D P还要高,但几十年后却仍然如此。而这些国家的历史最高人均G D P都曾超越1万美元,最终又回落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特殊的均衡状态。

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问题吗?还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转变过时的发展方式?又或者是社会政治稳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不管怎么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阿根廷大于0.5,学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关系长期未得到改善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认为,这一问题与刘易斯拐点相关,即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劳动力供不应求且开始短缺的转折点。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拐点才到来,但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束了,是第二个转折点。”蔡昉说,如果几年前学界就普遍接受“刘易斯拐点到了”这个观点,就会事先预料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已经不够了,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的报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这种资本与人力的要素投入与前苏联类似。而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是新古典主义,因为人力有限所以不断增加资本,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所以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维持资本报酬。而东亚劳动力无限供给,就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也是东亚经济廉价增长的奥秘所在。

但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结束,正接近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如果还不转变方式,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进入低生育阶段,收入多负担少,人口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 D P就上升0.115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人口 红 利 对 人 均GDP的 贡 献 达 到26.8%,而东亚奇迹1/3-1/2的成就都来自人口红利。

但从2013年起,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开始上升,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 D P就下降0.115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瞬间成为人口负债。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从此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过实证研究,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止跌上扬,人口红利将不再支撑高储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储蓄率都要做出额外努力。

假设本世纪早期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能达到10%,但未来会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过去30年一样的高增长速度。

事实上,近两年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都比较快,据统计,2010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已达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农业中雇工工资自2003年后涨幅很高,侧面反映了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大。

他表示,跨国投资公司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劳动力工资是否真的上涨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大量产业从沿海向内地及越南等地转移的趋势投资者有目共睹,这是企业家自己看到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后的选择。

“中国是否正在丧失竞争力?”蔡昉认为,虽然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了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东盟国家,再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雁阵转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转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类的国家。但是因为过去转移过的那些国家都是小国,这些国家的内部各地区之间具有同质性,而中国是大国经济,各地区之间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在西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资上涨的不利因素,而工资上涨带来的农民工市民化会显著扩大消费。

谨防中西部陷入“梅佐乔诺陷阱”

第二个值得警惕的,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蔡昉介绍,梅佐乔诺指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外加西西里和撒丁岛,或泛指意大利南部。该地区传统上以农业经济为主,与意大利北方存在很大的发展差距。在发达国家,意大利南北差距算得上是少见的案例了,所以一直是增长经济学家的关注对象。无独有偶,在德国统一以后,该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长期得不到缩小,堪与意大利的南北差距相比,因此,经济学家写文章说欧洲有两个梅佐乔诺。

细观发达国家的这两个地区差距持续存在的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首先,不能说中央政府没有给予这些相对落后地区以高度的重视,甚至说两地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享有大规模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获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其次,恰恰是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照,促成了这些地区与其资源禀赋不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等,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得益于投资因素,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看上去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最终这个经济趋同的趋势并未得以持续,最终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南北方和德国东西部之间,地区差距迄今继续存在。因此,我把这种现象叫做“梅佐乔诺陷阱”。

“梅佐乔诺陷阱”实际上是由于这样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它为落后地区提供了赶超所需的物质资源,却没有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体制保障;提供了发展的外部推动力,却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发展激励机制;来自外部输入的物质资源短期内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却由于这种增长没有遵循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因而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并不能保证增长的可持续性。

两个“梅佐乔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各种战略,如西部开发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些战略的实施中,中央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能力建设投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项目的补贴等,对中西部提供了大规模投资、转移支付和其他财政支持,大幅度改变了资源投入的区域配置格局。例如,中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从2000年的41.2%提高到2008年的48.1%,而其中国有经济的部分,则从占全国的47 .0%提高到58 .2%。这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对于东部地区的趋同。

以2 0 0 3年 为 转 折 点 ,此 前 的1998-2003年期间,分省计算的人均G D P基尼系数趋于稳定提高。此后,人均G D P的基尼系数下降。这种地区差距缩小的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无疑折射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

是否中西部地区在与沿海地区趋同的道路上,从此就一路高歌了呢?蔡昉说,既然有了两个“梅佐乔诺”的前车之鉴,我们及时地来关心一下中国中西部赶超的可持续性,担心一下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版的“梅佐乔诺”,应该不是杞人忧天,从一些已经显示出的情况看,甚至都算不上是未雨绸缪了。具体来说,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增长的画面上,我们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必将在未来困扰该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最先观察到的现象是,在制造业发展重心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劳动力流向仍然是相反的,继续着长期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转移的模式。在2000-2003年期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0 .8%,高于中部的13.3%和西部的15.3%。然而,2003-2007年期间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为23 .6%,虽然有一定的加速,但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分别迅速提高至24.1%和26.3%,都超过了东部地区。然而,各种资料显示,除去金融危机早期出现的短暂农民工返乡外,劳动力流动的模式没有适应工业配置格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一致暗示一种判断:中西部的崛起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

接下来的观察便印证了这个猜想。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 ,具 体 指 标 就 是 资 本 劳 动 比 ,在2000年以后是迅速上升的,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经过2003年和2004年的快速攀升,资本密集化的绝对水平已经高于沿海地区。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更加重化工业化了。与此同时,中西部制造业工资水平上涨也过快,在2000-2007年期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工资增长率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4.9%和13 .5%。这个趋势是正常的吗?对中西部地区增长的可持续性会产生负面效果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2008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 D P平均 为1 5 9 5 1元 ,中 部 地 区 平 均 为18542元,东部地区平均为36542元,也就是说西部和中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只是东部平均水平的44%和51%,差距仍然显著。以人均收入定义的发展差距,本身暗含着一个资源禀赋结构上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从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相对不发达地区则具有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时至今日,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仍在大规模地从中西部向沿海地区流动这个事实,证明上述结论仍然是有效的。

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按照传统雁阵理论的预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渐次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而事实上,近年来也的确出现了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转而流向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趋势。虽然这种外资流向的变化并不足为奇,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更为合理的雁阵模式应该主要不是国际版本而是国内版本,即中西部地区凭借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延续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中西部地区没有走劳动密集型的路径,而是制造业的日益资本密集化,原因是这里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果我们吸取国际上的教训,避免中西部地区的赶超陷入“梅佐乔诺陷阱”,就应该及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将这些地区的发展拉回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

警惕保护依赖症与“未富先老”

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保护依赖症。

蔡昉认为,人们猜测日本之所以会有“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泡沫经济或高龄少子化趋势,但事实上日本在这10年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投资、补贴等手段保护了应该消亡的企业,这些干预保护措施越来越多,使得日本经济无法进步。

而中国的问题是在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时为了保护企业而忽视工人的诉求。蔡昉认为,工人提出诉求是因为到了刘易斯拐点,过去没到拐点的时候,农民工没有退出权,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诉求。而达到刘易斯拐点后,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多了,开始拥有退出权,如果是“血汗工厂”,他们就有可能直接选择离开,而如果是对在世界品牌工厂的工作不满又不特别害怕被裁员,才会体现忠诚原则,采取向企业诉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所以劳资纠纷多发不是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变坏而是变好了,关键是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蔡昉说。

他介绍,日本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纪10年之后的70年代,人均G D 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韩国在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消费率却出现了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但仍然没有日本快。这十多年的时差有可能是因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让政府、企业、工人三方斗争,形成工资协商结果,而70年代韩国朴正熙执政时,压制工会、企业与工人利益分享的问题,结果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还需要避免的错误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20年后顺利成为发达国家,或许能解决人口日益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但如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就将很严重。

目前我国低端就业岗位多,农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选择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获得更高学历而是提前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使得人力资本下降。

而蔡昉认为,这方面的坏榜样可以看看美国。早在1991年,美国就出现了“无就业复苏”,连续10个月的“无就业复苏”让布什没能连任总统。2009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是失业率高达10%,而失业人群中,有大学学历的只有4%的失业率,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失业率高达14%-15%。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是美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在不断地升级,但美国确实有一批人不上大学,所以美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无法容纳低端人才,这部分劳动力没有适应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蔡昉说:“美国病还是富裕病,如果我们国内的下一代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那中国‘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乐观了。”

现场问答

问:中西部地区还有环渤海,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方面现在有很大的区别,根据您提到的存在老龄化问题,还有以后的城市化进程问题,请问在未来它们的差别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答:实际上我们除了看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2003年以后,地区之间,省际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缩小。这个差距在缩小,也就是人均G D P在省和省之间的基尼系数呈现了缩小的趋势。当然资源禀赋上,人口转变的阶段上还是有差距的。也就是总体来说,中西部农村生育比重高。我们也知道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政策是有差别的,同时,不同的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也有差别,因此,农村的人口转变慢。

我们曾经做过分析,农村的人口转变比城市滞后20年。过去10年里这个差距肯定大幅度缩小,但是仍然有差距。沿海地区或者说城市化地区人口转变已经比较早地进入老龄化的阶段,劳动年龄的优势比较早地丧失的同时,农村地区仍然还会有人口红利,也就是它的劳动力增长还会持续。实际上不同发展水平地区之间也是各有比较优势的,因此其实可以判断,仅仅因为人口结构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如果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话,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力进行产业转移的最有优势的资源。

我想如果我们看未来的图景的话,其实沿海地区在逐渐地实现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可能需要承接更多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而不是把自己的产业结构一下子升到资本密集度很高。

问:现在很多专家提出中国为避免将来老龄化社会,应该改变生育政策。网上流传有可能今年开始在某些地区实行夫妻双方有一个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的政策。您认为高层有哪些考虑?

答:高层的考虑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们改变生育政策改变不了老龄化的趋势。这一点我相信,其实人口转变,也就是说从高出生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在任何国家,有计划生育的也好,没有计划生育的也好,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政策只起一个适度的助动作用,最终它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改变生育政策不改变人口趋势。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不赞成生育政策调整。1980年的9月份,中央给共产党员加共青团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实行计划生育,最好生一个孩子。从那时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开始,过去三十年了。

现在我们考虑改这个政策,有两个理由就充足了。一个是取信于民。因为三十年后情况有所变化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实行其他的政策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但是生几个孩子并不是永远不变的。还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育意愿,我们要尊重大家个人的意愿。

因此,我认为这个政策肯定要调整。而且实际上,政策已经在调整。其实中国现在有很多政策调整,地方是有自己的相机决策权的,地方根据自身的特定的人口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自身的需求,适度地渐进式地调整生育政策,我认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上海已经接近二十年户籍人口是负增长,它也许会在某些生育政策上率先调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到底决策是怎么安排的,我不了解那么多。

问:我想问的问题是当中低层收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费趋势是什么?

答:其实在“十二五”时期,我们的主线叫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落实这个主线其实核心就是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里其实我们不想扩大的是投资需求,我们想扩大的就是消费需求。因此,很显然扩大消费需求成了“十二五”最迫切、可能也是最艰难的一个任务。

你如果看中央的建议,它的逻辑特别清晰。什么叫主线?主线就是贯穿到所有的部署和安排中,因此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的部分,它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其实都是和扩大消费需求有关系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初次分配也好,再分配也好,我们做的一些安排,都是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的调整高收入,都是有利于消费的。我们另一个措施就是政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实现我们叫“教有所学,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五有得到保障,百姓就没有了后顾之忧。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又有社会保障程度的不断提高,我认为今后五年,消费会更快增长,而且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E. 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哪些未来经济发展将面临哪些新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主要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长。
主要面临的就是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

F. 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什么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据报道，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版高速增长阶权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报道称，专家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人民对日益美好生活的向往，高质量发展是内在要求；破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高质量发展是本质手段。 2015年以来，我国GDP增速季度波动幅度最大不超过0.1个百分点，预计未来经济增长将继续呈现“低波动、有韧性”的特征，经济不会失速下行，这也为推动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 从中长期看，全球量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甚微，甚至延缓了各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与此同时，资产价格非理性膨胀、债务率攀升、汇率竞争性贬值等问题却相伴相生。希望中国经济可以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

G.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当前，世界经济基本面良好，主要经济体保持增长。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按年率计增长4.1%。日本经济稳健增长，通货紧缩状况基本消除。欧盟经济预计全年将增长2.1%，增速快于去年。发展中国家经济继续较快增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国际贸易保持较快发展，新一轮跨国并购方兴未艾，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继续扩大。据联合国预测，全年世界经济增速将达3.6%。但世界经济运行也面临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加剧、资源能源价格高位震荡、贸易壁垒增加、货币政策环境趋紧等问题和挑战。地区热点问题持续、恐怖主义活动、地震等自然灾害频仍也增加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1）中国面临的机遇。其—，世界形势的缓和，为中国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其二，在世界格局出现多极化的形势下，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高。（2）中国面临的挑战：其一，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下，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使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其二，正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世界两极格局瓦解以后，军备竞赛的作用相对下降，综合国力的竞争提到了首位。各国都在调整国家战略，把发展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各国都把科技开发作为综合国力一个关键因素。如何选择适应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并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迎接和战胜新科技革命的挑战，是当今时代向中国提出的新课题。第三，正面临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历史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按国际经济惯例办事，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任何国家已很难保持封闭的经济模式，所以，中国的唯一选择，是适应这一趋势，争取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第四，正面临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考验。在两极格局解体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推行强权政治时减少了前苏联的牵制，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也会相应增加。面对以上挑战，只有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只有坚持依靠科技进步，才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迎接各种挑战，尽快地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H. 在中美贸易战的复杂背景下,中国如何面对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1、质量变革是主体

动力变革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的前提条件。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之所以突出强调动力变革，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要素成本上升、环境问题严峻、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如果继续沿用政府主导、要素投入、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不仅无法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且会使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低效率、低质量等结构性矛盾继续累积，进一步加大经济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在新j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出现、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式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把自主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I.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挑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速度。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
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为7.4%。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
业、物价、收入等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低一点没什么关系，也很正常。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
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增长动力的转化。转向新常态，意味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力加快形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
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创新红利”和“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
要一个过程。从统计数据看，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
第
三个挑战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多年来一直“高
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增速也在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亮点很多，但由
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和技术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受经济减
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影响，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暴露出来。比如，就业。传统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换人”热潮兴起，如何依靠扩大服
务业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战。
挑战看似重重，新的发展潜力恰恰蕴含其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当，我们就能把潜力释放出来，把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化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