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发展经济的措施

1. 二战后联邦德国为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采取的举措有那些

二战后德国解体，分裂成为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分别被美国和苏联占内领。联邦德容国二战后实行了以下政策：
1、国民经济非军事化政策。这不仅使得联邦德国的工业得以恢复，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促进了就业。同时也使得社会稳定。 2、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大力扶持。使得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 3、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将原有的人才研究方向从军用转为民用。 4、社会改革的推进，使得原有的法西斯主义得以消除。

2. 德国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

（一）主要特点复。
德国制模式，即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认为它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统紧管死，而要将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它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要使这些权利的实行给公众带来好处。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它的原则是国家要尽可能少干预而只给予必要的干预。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主要起调节作用，并为市场运作规定总的框架。所以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以保证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3.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德国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走上法西斯道路 疯狂扩展军备力量,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4.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采取了什么措施发展经济

都是在美国的经济资源下发展的``

5. 德国东部经济问题与德国经济一体化措施

付出代价给你弄来的

浅谈德国统一与德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5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707-08
我们在探讨现代化问题时一般考虑的是社会层面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的变化、科学 技术的发展、新兴阶级的形成或是新的思潮的传播。这在本质上属于一个渐进的自然的 变化过程。而统一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一些政治层面的事件，如统一力量、统一方式或是 统一策略等等。这更多地属于剧烈的人为的速变过程。这两种不同性质、不同时空的过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在德意志近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与现代化之间 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政治上的分崩离析一直是德意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不 幸。1517年的路德宗教改革揭开了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统一运动的序幕，然而统一 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的。随着西欧的现代化浪潮向周边推进，德国社会也深受震荡， 此后的统一运动开始与现代化紧紧地结合起来。1807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1848年的 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都深深地打上了现代化的烙印。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统一的市场，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也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其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现代化离不 开国家的统一。同时，现代化的发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进展，对德国的统一也起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的统一同样也离不开现代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讲它是现代化的 产物。因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密切相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关系。
一
现代化问题在德国一经出现便与德国的统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这是德国历史发展的 必然，更是德意志民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代英国和法国早就确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解决了统一问题。对内，这些民族国家 的专制王权为了巩固其统治致力于度量衡的统一，道路的建设，关卡的消除及金融系统 的建立，促进了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专制王权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 ，保护国内工商业的成长，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市民阶级在专制王权的襁褓里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英、法等统一的民族国家遂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德意志社 会虽受影响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30年战争中，英、法甚至是瑞典等民族国家为 了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而此时的德意志诸邦还在相互厮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 还是很淡漠。如果说，在18世纪，德意志人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那么也仅仅只是一 种流传于思想界、知识界精英观念上的浪漫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1](第112页)。这与英 法等民族国家基于共同政治意志与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有着显著的差异 。即便是到了18世纪中后期，雄心万丈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也没有提出过要统一德意志之 类的话。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件或是什么因素最终使统一问题提上日程?笔者认为这个 事件便是拿破仑战争，这个因素便是现代化对德意志社会的影响。
从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同封建欧洲进行了历时15年的 战争。毗邻法兰西的德意志受战争的打击最为巨大。1805年第三次反法联盟的失败及《 普兰斯堡和约》的签订和“莱茵联邦”的建立直接导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至此， 形式上的德意志国家不复存在，如何重拾旧山河提上了日程。1806、1807年普鲁士军队 和普俄联军的失败及《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这个曾经拥有30万平方公里土地 ，逾1000万人口和25万军队的强邦，连同它那自称为欧洲最强的军队，以及曾被资产阶 级视为进步和理性之所在的开明专制主义精神一道，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2](第241页) 。拿破仑军事上的胜利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胜利。以普 奥为代表的德意志的失败反映了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分裂的诸侯专制统治的没落。拿破仑 战争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封建专制制度，破坏了德意志强固的封建分裂格局，客观上有 助于德意志的统一和社会内部新因素的兴起和成长。1803年，德意志有关邦在拿破仑战 争打击下召开的一个全帝国代表会议取消了112个邦国，使邦国数减少到30几个，德意 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 ，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的分裂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 分割的。普鲁士虽然元气大伤，但它是全德惟一独立的国家，是德意志希望之所在，只 有复兴普鲁士才能统一德意志、复兴德意志。因此，全德精英分子聚集于普鲁士，共话 改革。同时，军事上的惨败使普王无力实行专制统治，也意识到了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改 革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和民族主义者得以推行改革，拯 救德意志，出现了1807年开始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改革虽只在普鲁士残存的一 半国土上推行，却具有全德意义：它既为德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开始走上了 现代化，又为德意志提供了统一的力量。与此同时，拿破仑在莱茵兰地区推行的资本主 义改造使莱茵兰地区成为德意志境内最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促成了一个德意志 现代工商业资产阶级，为普鲁士改革者提供了可借鉴和效法的榜样。1815年后莱茵兰最 发达地区归属普鲁士成为此后德意志现代化的火车头，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莱 茵文明”，它不仅发展成为全德的重工业基地，而且成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运动的中心 。
统一是德意志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化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拿破仑战争最终把这 两件关系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大事提上了日程，并促成了两者的结合。
二
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工业开始繁荣、活跃起来。三、四十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化的起 动阶段。德意志现代化一经起动便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息息相关。拿破仑战争虽然归并 了大量的诸侯国，但德意志依然处于30多个邦国的分而治之之下。这种分裂局面在德意 志现代化启动之后愈来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民族分裂问题的克服已成为德意志 现代化必须突破的关卡。德意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和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先驱弗 里德里希•李斯特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所作的努力，把德意志现代化 的进步和实现民族统一的进程紧紧地结合起来，首先在经济上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分裂局 面。关税同盟和全德铁路系统成为当时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运动的最主要的载体，是德 意志现代化和统一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最典型的体现和最完美的结合。李斯特曾 贴切地描述道：“铁路系统和关税同盟是连体双胞胎；它们在同一时刻诞生，彼此肢体 相连，只有一个思想和一个感官，它们互相支持，追求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即把德意志 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伟大、文明、富足、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3](P.347-377)。
在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和李斯特的倡导下，德意志各邦意识到铁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上的重要性，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1835年德国建成了长6公里的第一条铁路，1939 年建成铁路133公里，到1845年德国一共建成20条铁路，长达2871公里，1849年全德的 铁路长度超过了法国。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德意志的铁路建设达到了高潮，开始形成铁 路网，到60年代末，现代德国的铁路格局基本形成。据统计，德国铁路线的长度(不包 括奥地利)，1850年为5822公里，1855年为7781公里，1860年为11026公里，1865年为13 821公里，1870年为18560公里[4](P.93)。普鲁士铁路在其中占了主要份额：1850年为3 869公里，1870年为11520公里[5](P.376-380)，从而控制了全德铁路网的运营，巩固了 它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铁路建设极大地带动了煤铁钢等重工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建 成便利了德国煤炭的开采，使德国煤炭产量急剧增加，到1860年时，德国的煤产量已超 过比利时和法国。煤矿的开采给钢铁工业提供了丰富的能源，铁路又成为铁的主要消费 者。1861年至1870年，德意志的制铁业出现了强劲的高涨，生铁产量超过法国逼近英国 [6](P.2)。普鲁士新建立的炼铁、铁器制造和机器制造企业，为全德之冠，占70%以上 。铁路事业发展的结果，还带动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50年代建立的电报业，60 年代建立的化学工业和光学工业以及银行业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开始促进德意志的工业 化。铁路事业发展的另一个后果是促进了德意志各邦国的联系。全德铁路网的建立不仅 在经济上方便了交往，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而且大大增进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文化和 思想交流，增强了德意志统一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以上论述表明，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成为德意志现代化的强大拉力，使德意 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7](P.235)。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客观上又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广阔的市场，从而 有力地推动了统一大业。正如当时的诗人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铁路 不仅在经济上，还在促进德意志各地区的思想交流和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上起着重大 的作用。普鲁士也因其对全德铁路网的控制而成为德意志诸邦中的领头羊，并最终成为 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
关税同盟的建立与全德铁路网的形成一样，在德意志现代化和统一进程中同样占有重 要的地位。它的建立使德意志民族在尚未得到统一的情况下，事先造就了统一的内部市 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经济上的统一。可以说关税同盟从倡导之日起便具有两个 明显目的：现代化和统一。
由于奥地利对德国统一持冷漠和否定态度，给了经济上强大的普鲁士以争夺全德霸权 的机会，它越过德意志联邦，执行一种全德性的关税政策。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 姆斯塔特缔结的双边条约和1829年与南德商业同盟缔结的条约奠定了1834年关税同盟的 两个重要步骤。受奥地利支持的中德商业同盟遭到孤立，开始分化。1831年黑森选侯国 转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打通了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壁垒，建立了一条通往西部的关税 桥梁。1833年把上述的缔约条约合并，产生了德意志现代化史上意义深远的关税同盟。 1834年1月1日关税同盟生效，其他小邦纷纷加入，到1836年1月，已拥有居民25151000 人，占1871年统一时德国居民的85.6%，一个巨大的德意志国内市场逐步建立起来。这 样，日益增长的德国国内产品能按统一的方针销售了。由于奥地利的自我孤立，德国政 治上同时也是经济上和地理上的二雄相争局面首先在经济上消除了[8](P.77)。当时很 多仁人志士都意识到经济联合对政治统一的巨大促进作用。普鲁士财政部长莫茨在给国 王的备忘录中对可以预见到的后果这样写道：“……收取进关、出关和过关税仅仅是各 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所造成的后果，如果这一点确是政治学真理的话，那么反过来说，这 些国家结成关税和商业联盟的同时，它们也必将统一成一个政治体系，这也应当是真理 ……德意志将统一在普鲁士的霸权之下。”[8](P.77)全德铁路系统的形成和关税同盟 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壮大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力量。资产阶级 力量的壮大又推动了小德意志地区同普鲁士经济一体化。从19世纪40年代起，关税同盟 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这 种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欢迎，也使普鲁士容克阶级大受其利。在资本主义强有力 的影响、渗入下，容克阶级也被卷入现代化——工业化的浪潮，并不自觉地参加了德意 志民族统一运动。
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汉堡等个别地区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铁 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连接起来，而且把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 都拉入民族经济市场里来。各邦资产阶级大受其利，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政 治和经济代表，并且这时他们已有能力保护关税同盟。1853年，向来与普鲁士不和的萨 克森王国政府准备接受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贝格要求建立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 中欧联盟的计划，但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被迫站到普鲁士一边，支持关税同盟。南部和 西部各邦出现了支持关税同盟的真正请愿风暴。普鲁士在全德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终于挫 败了施瓦尔岑贝格计划。这场危机表明，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己的政策，他们已经 不再是同普奥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奥地利也正是经济的落后而久久未能打入关税同盟 。1862年普法商约的签订使奥地利再也没有加入关税同盟的可能，并最终被其他诸邦抛弃。
19世纪60年代以来，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已同普鲁士一体化。据统计，1860年德意志 联邦铁路总的货运量为1700万吨，绝大部分由普鲁士掌握和承担。1846年成立的普鲁士 铁路委员会，60年代扩大为德意志管理委员会，采取多种手段向各邦渗透[9](P.8-9)。 在全德铁路网的有力支持下，关税同盟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 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为政治 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和经济的 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强制力量，不仅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连容克阶级甚至是一 些邦的诸侯贵族也感到，如果他们对抗统一的潮流，德意志将把他们抛弃。可以这么说 ：统一在德意志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普鲁士在俾斯麦的运作 下，审时度势，最终以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形式排除了奥地利，统一了德国。德国的 统一是在德国现代化造就的资产阶级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是在现代化所造成的国际国 内有利形势下，更是在现代化创造的伟大力量(财力、技术和新式武器)的支持下相继击 败丹麦、奥地利、法国，顶住俄罗斯在战争后期的压力取得的。俾斯麦在德国的统一事 业中能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三
如果说德国统一以前现代化与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对 统一的决定作用，那么在德国统一之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主要地表现为统一对现代化的 反作用。德国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
(一)德国的统一是工业化所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发展中的最 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
德国的统一不仅把整个德意志的经济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德意志形成一种经济 民族主义。加入帝国的各邦在“自由贸易”和“关税保护”的激烈竞争中，在统一帝国 的全力保护与支持下，它们的工业实力和作用大多在这场竞争中大为提高。全德在对外 贸易中的入超局面也因此得以扭转：1872年德国的对外贸易中，进口为32.62亿马克， 出口为23.21亿马克；到1880年，进口下降为28.3亿马克，而出口则上升为29.23亿马克 [10](第366页)。如果说，政治上是普鲁士领导了德国，那么经济上却是普鲁士“融化 ”在统一的德国之中。统一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助力。这种具有统一价格、统一 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
(二)德国的统一，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
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经济起飞打下雄厚的基础。德国不同于英国，工业化 的过程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相反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并 在工业革命中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 级的利益，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 点。统一国家的建立使得“重商主义”的推行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讲，统一对农业现 代化有着直接的影响。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 和美国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德国的农业得到了 蓬勃发展。据统计，1870—1913年德国谷物产量由1500万吨增至3100多万吨。农业经济 的发展给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 产资料、原料、资金和充足的劳力。
(三)统一国家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是干预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发展
德国此时的经济在国际市场还远未能与英国相抗衡，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更是 为了尽快提高其民族工业的竞争力，俾斯麦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设立铁路基金，确立铁 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进一步促进国内的经济联系和自由贸易，扶 持德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此外，俾斯麦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 扩充军备方面，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军事交通运输业 和军火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德国的统一 大大加强了国家力量，使其有能力推行所谓的“大陆政策”，营建起一种欧陆均势防卫 体系。这样就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得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 间。单就工业增长而言，统一前1860—1870年的年均增长为2.7%；1870—1880年即达到 4.1%；1880—1890年为6.4%；1890—1900年为6.1%。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仅 次于美国[11](第110页)。世界历史表明国家权力并不一定能加速经济的发展，但应当 承认，19世纪后30年的德国，国家利用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 意识，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德国的现代化。
(四)德国的统一有助于教育、科技的发展，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 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制。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 全德文盲率从1841年的9.3%，下降为1865年的5.25%、1881年的2.38%和1895年的0.33% 。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建 立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所有的一切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筹备是无法想象的。在 国家的大力建设下，德国的科研能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研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技术的 进步，而且德国人更善于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科技人员与工人之比 ，到1896年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 作了这样的评论：“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 工业进展更快。”[12](第194页)关于德国统一和重视科技教育同德国经济现代化之间 的关系，在1904年德国钢铁厂职工联合会庆祝大会上主持者不无自豪和自负的演说中得 到明示，他说，德国钢铁工业的辉煌发展可以“溯源于一种旺盛的事业心，在政治统一 后它鼓舞我们整个祖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们的钢铁工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如 果不是政治分裂起了阻碍作用，……我们钢铁工业早就达到这个阶段了”[13](P.468) 。<BR< p>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 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 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的工业技术国家。
德国的统一不仅大大促进了德国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政治 现代化。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始于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召开的全德国民 议会中诞生了形式上的德意志联邦政府和制订了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德 意志帝国宪法获得通过。该宪法是德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最民主的一部宪法， 它是德国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构建的新的国家尝试。然而，由于当时德国还处 于四分五裂之中，资产阶级力量又很弱小以及普鲁士还不足以克服奥地利的阻碍，这部 宪法成了一纸空文。然而，在德国统一进程中诞生的这部宪法对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影响 颇大，它是民主政体精神的“发源地”，为魏玛共和国宪法所直接继承。
德国的统一使新宪法的制定和推行成为可能。1871年4月16日，俾斯麦亲自领导制订的 帝国宪法，在新选出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原样通过。就本质而论，帝国宪法是俾斯麦的 杰作，他使1867年制定的北德联邦宪法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帝国。根据宪法，帝国的主权 属于各邦的代表，由邦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掌握国家权力。普鲁 士国王是世袭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在国际法上他代表这个新的国家，有权宣战、媾和、 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他行政官员，也可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还 有军队统率权，召集立法机构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皇帝以 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具体负责领导帝国事务，然而他并不对议会负责， 只对皇帝负责。帝国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构，但实际权力很小。它没有一个对它负责的 政府，所以有人说帝国议会只能发表“独白”[14](P.176)。
和法兰克福时期的宪法相反，俾斯麦的帝国宪法是君主立宪的联邦制宪法，它谋求强 大的中央集权。基于该宪法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的德国依靠其强大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巩 固了统一，比一切小邦分裂主义的倾向都来得优越[8](第156页)，并为资产阶级谋得了 巨大的国内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在“自上而下”统一促成下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 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德国普鲁士风格的君主立宪是由君主和容克掌握实权，直接行使统 治权，它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着重大的区别，成为近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普鲁士式君主 立宪制模式。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鲁士，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 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 事专制制度的国家”[15](第23页)。
不可否认，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现代化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双方的 实现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的统一是德国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德国的现代化就 没有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一方面成为德国现代化的动因，另一方面又为德国的现代 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助力。统一的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于19世 纪后期威廉二世皇帝时代崛起于欧洲的心脏。然而历史表明，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现代 化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么，这种弊病可否在德国的统一和 德国现代化进程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和作用中找到根源?
笔者认为可以。其一，现代化促成的统一使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留下了后遗症。德国的 统一是在容克贵族领导下的现代化强制力(更是经济力)作用下实现的，然而这种容克可 以控制的强制力量，只能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实现小德意志地区的统一。一方面，周边 大国英、法、俄决不允许在欧洲的心脏出现一个南抵地中海、北达波罗的海的统一的德 国，而普鲁士显然没有力量对抗这三个随时可能结盟干涉的国家。另一方面，容克力量 有限，如果采取“大德意志方案”，那么就意味着向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这 必然遭到波西米亚人的强烈反对，也会受到在奥地利处于统治地位的德意志人的反对。 即使普鲁士将整个奥地利置于统治之下，容克本身的根基必然动摇。俾斯麦选择了现实 可行的“小德意志方案”，统一了德国，然而不得不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排除在外。这 就使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容克阶级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因失去德意志民族统一旗帜象征 而失去领导德意志的资格，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 为了证明容克统治的合理性，威廉二世高举德国民族沙文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侵略扩张的 道路。
其二，德国实现统一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使德意志民族主义深深地打上了普鲁 士的烙印。统一以后，德国民族主义在普鲁士封建的、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渗透下恶 性发展，并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扩张力的急速膨胀而于19世纪末发展起新形 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德国统治集团利用各种教育机构向国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1890年 12月，威廉二世发表演讲，要求学校培养“年轻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要求学校“ 向社会民主主义作战”[16](第315页)。垄断集团也积极制造舆论、筹建组织，宣扬民 族沙文主义。1882年建立的“德意志殖民协会”，1894年的“德意志东部边疆协会”， 1898年的“德意志海军协会”和1904年的“反社会民主党帝国协会”等组织公开为德国 民族沙文主义摇旗呐喊。这种新形成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在德国统一后复活了的中世纪德 意志大统主义相结合，随着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而迅速膨胀起来 ，并为威廉时代的军国主义政策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 行侵略扩张主义的动力。<

6. 德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

德国的经济政策基于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

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第四大国（国际汇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第五大国（购买力平价）。从工业革命时期以后，德国一直是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的先驱，创新者和受益者。

德国是欧盟和欧元区的创始成员之一。凭借其在2012年1.516万亿美元的出口额，德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出口额占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输出。在2013年，德国在全球取得了2,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6)德国发展经济的措施扩展阅读：

德国采取”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因：

第一、通过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且采取相应保证措施以防止产生专政，国家计划化、经济管理已经由于工业卡特尔化而造成的私人垄断，目标是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发展。

第二、建立能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以保证价格稳定。在私人经济创造奇迹的国家应保持货币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以及通过不同的国家措施保证市场的竞争和经济的稳定。

第三、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主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即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国家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同时为加强社会团结，如果由于竞争而产生较大收入差别，则通过累进税率缩小这一差别，而同时又不至于影响贯彻刺激生产的原则。

7. 希特勒是如何发展纳粹经济的

希特勒如何发展纳粹经济：

一、经济措施：

1.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税收、扩大国债和实行通货膨胀

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国家税收收入由65.6亿马克骤增到177亿马克，六年中实收税款共增加了600亿马克以上。1932-1939年9月，德国国债由115亿马克上升到371亿马克。帝国银行和几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是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劳动者的小额储蓄存款也被强迫投入公债。帝国银行以国债为担保大量增发银行券，1933-1939年9月，流通中的银行券由26亿马克骤增为110亿马克。这些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德国国家有能力进行有规模的投资和军事订货。

2.大规模的军事采购和订货

1932年，德国的军费支出为6.7亿马克，约占当年国家总支出的十分之一或国民收入的1.5%。1933年-1939年秋的六年备战期间，德国全部备战支出在400亿马克以上，约占同一时期国家预算总支出的五分之二或国民收入的10.6%。巨额的军事订货使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获得了高额利润。以军火工业康采恩克虏伯公司为例，1932/1933年度至1938/1939年度，公司从国家接受的军事订货总值由930万马克猛升到1.45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5倍。在同一时期，公司的纯利润额则由650万马克上升到1.22亿马克，即提高了近18倍。

3.剥夺犹太人资本

希特勒等人登台以后，大量开展“排犹运动”，帮助“雅利安”财团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由于这一“运动”，共计约60-80亿马克的德国犹太资本，通过强力没收或被迫易主的方式，全都转到了“雅利安”财阀和纳粹党魁手中。

4.强制卡特尔化

强制卡特尔化是希特勒政府扩大垄断组织统治及加速生产与资本集中的重要措施，并且比历届德国政府实施得更彻底。1933年7月，希特勒政府颁布所谓的“卡特尔条例”，规定帝国经济部有权建立新卡特尔，而一切卡特尔则有权限令局外企业合并起来。任何反对这种规定的局外企业，有关的卡特尔可以拒绝承认它们，从而剥夺它们得到原料和商品供应等权利。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上宣布了它们的死刑。在这种威胁下，大量中小局外被迫合并如垄断组织，受垄断资本的直接统治。卡特尔的数目迅速增加，1930-1936年，德国已登记的卡特尔总数，由2100个增加到2500个。

5. 淘汰中小企业，扩大垄断组织

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股份公司改革法”，规定凡是资本不组10万马克的小股份公司应予淘汰；而新设立的股份公司，资本不得少于50万马克。结果，据德国官方统计材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资本不足10万马克的公司绝大部分遭到淘汰，资本为10-50万马克的公司减少一半，而资本在500万马克以上的大公司，在股份公司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931年的74.5%上升到1939年的78.8%。中等资产阶级被大大削弱了。此外，希特勒政府还强迫封闭大量手工企业和小型零售商号。从1937年起，由于局势工业的劳动力供应问题日益尖锐，希特勒政府以“清理”手工企业和小商号为由，连续颁布了若干法令，勒令所谓“负担过剩”及“经济上不合算”的大批手工企业和小商号停业，把数十万手工业者及小商人骗入军事工厂服苦役。据统计，到战争爆发时止，被迫停业的手工企业近20万家，小商店约10万家。 通过这种方式，德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的势力空前加强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各部门生产的垄断化达到惊人的程度。垄断组织控制生产的比重在钾盐、炼铁、金属加工、人造氮、水泥、制糖、化学及药品、电力等部门为95-100%，在机器及运输工具制造、人造丝、麻织业、制纸业等部门为80-95%，在优等钢生产中为60-70%资本进一步集中于各康采恩手中，到30年代末，他们已经控制了了全国股份资本总额的85%，为数众多的小业主沦于破产。

6.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

希特勒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化经济调节机关，1933-1936年秋，帝国经济部是最高中央调节机关。它下面设有各种专业管理局，分管各工业部门、农业、时常、对外贸易、物价等等。同时，根据1934年的“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各垄断组织基础上，新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构，交由垄断寡头及其亲信直接掌握。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经济集团，共有四级。最上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等6个最高集团；下属44个经济集团；它们下面又分350个部门集团；最下一级则为640个专业集团。地区调节机构采取了省经济厅（下属市、区分支机构）的形式，全德共有18个。这两类调节机关都具有政府机构的权力，它们统一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同时，两者的地方基层组织有是同一的东西。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和希特勒政府企图自上而下地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设立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它是由垄断寡头直接把持的备战经济总参谋部，拥有很大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订工作。 至此，希特勒政府的经济调节机构已形成为一个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体系，按军事化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1936年秋，“四年计划全权督办”戈林又设立了一个调节机构“四年计划全权机关”，引起了两大机关职能的重复。 有计划的经济使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1933年-1939年，德国军火生产增长11.5倍。但同时，德国的部门经济却出现了不平衡。在军火工厂加紧制造武器的同时，德国的纺织及制鞋工业的半数设备被闲置起来。在农业方面，帝国粮食局及其下属的数万个基层机构，是希特勒政府干预农业活动的基本工具。不过全部的农业事务，包括播种面积及作物类别、农业就业人数、化肥的分配、饲料的购买、农产品义务上缴数量、农产品价格、经营农产品贸易的利用额、农户的收入，甚至农民自己留用的脂肪量及运送给城市亲友的蛋品数量等，都受到国家的控制。 希特勒政府时期的德国粮食产量基本停滞在3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1937-1938年，年均粮食进口量与20年代差不多，约在400万吨上下。

7.一方面加强和扩大国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手中

希特勒政府时期，德国国家所掌握的股份资本绝对和相对额都增长。1932-1939年，“国有的”股份资本额，由29亿马克提高到36亿马克，它在全国股份资本总额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国国家垄断资本共计248亿马克，占全国总资本的五分之一。 在扩大国有化的同时，希特勒政府还执行了国有财产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当时的德国政府为挽救一系列垄断资本集团，以优惠价格收购了柏林各大银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业公司的部分股票。随着这些企业的扭亏为盈，希特勒政府把国家持有的巨额股票廉价卖给有关的私人垄断资本集团。在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垄断企业同政府的结合也加强了。企业主职能与国家官僚职能达到了高度的融合。

8.扩大对外贸易

1932－1938年，德国在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等国的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分别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1929－1938年，德国对外投资急剧上升，由12亿美元增加到40亿美元。1933年5月，德、法、比、卢等国钢铁垄断组织又联合成立国际粗钢输出协会，从而恢复了国际钢铁卡特尔。在国际钢铁卡特尔和国际铝卡特尔中，德国垄断组织也分别拥有近五分之一的出口份额或股份额。

9.兴办公共工程

希特勒政府头两年（1933-1934年）用于兴办公共工程的开支共约50亿马克。其中最大的是建筑公路，主要是高速公路，16.1亿马克，其次是修建公共建筑物与住宅（后来不少成为兵营）约7亿马克，开垦荒地与改良土壤等约7亿马克，整治河道、开凿运河和架设桥梁等3.5 亿马克，修复和更新铁路设备约5亿马克；对参加公共工程的私人发放补助金和减免税金约6-7亿马克。

二、货币新经济政策

1.拒绝接受国外借款，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
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
3.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按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国移到彼国。
4.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外国借债。

三、社会福利政策

1.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
2.扩大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使工人享有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
3.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

以上措施对于起动处于危机最低点的德国经济，减少庞大的失业人数，起了很大作用。客观评价希特勒，不能抹杀他对德国经济的贡献，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8. 希特勒采取了怎样的经济政策是德国经济复苏

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相反，德国在和平时期就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全面准备。因此在整个战争的前半个时期，它根本不用在经济方面做什么特别的努力或动员，也不必完成那些痛苦的和平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工作。只有在闪电战失败、不得不对军事资源实行全面动员之后，德国的“战争经济”时期才真正开始。
一个国家战时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其技术成就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91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就首次试图发展与战略需求相适应的经济控制手段。这些手段都是一步步凑合起来的，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计划。由于这些经济控制手段决定了每一个工业部门得到的原料和资源的数量，所以这些相关的控制部门就取得了对整个德国经济进行组织、分配和操纵的重要权力。在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其重整军备政策是在考虑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之后制定出来的，因此能够比一战时期更加完善地及时完成经济生产向战争方面转变的计划。下面将对第三帝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一、1933年到1936年，前期的战争努力

在1919年凡尔赛条约之后，德国国防军就在为德国的重新武装而秘密努力，但是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德国的总体经济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国家通常的那些经济需求上的。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向总体化的重整军备目标转变。这样的转变，是与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的。而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又是由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明确阐明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从以下两个政治口号中得到精辟的概括：一个是“扩张领土”，另外一个是“征服生存空间”。在德国1936年的“四年计划”和1937年的《霍斯巴赫会议记录》（注）中，都详细地对这些目的做了解释。

这些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以项雄心勃勃的军备计划。到了1936年，德国的军备力量已经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英国、法国等国的军备力量。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德国的累计军费开支已经达600亿帝国马克，所占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当于德国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美国为1%（见下表）

由于德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资产（步包括各州和行政区）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只能负责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为了担负如此庞大的开支，就必须建立起新的财政程序和财政制度。

德国政府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政府为了重整军备而负担着巨额的债务，发行了一种“冶金研究所证券”。“冶金研究所”是一个纯属虚构的机构，它的资本由各主要军火生产厂家提供。德国政府用这种证券偿付军火购置费用，而在德意志银行的担保下，这种证券交到军火生产商手中后将不兑现，或尽量把兑现期延后，利息由政府支付。这就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笔规模巨大的信贷。在1937—1938财政年度快结束时，已经发行的冶金研究所证券面值达120亿帝国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实际兑现的只有15亿帝国马克。到了1939年，军火生产商手中到期兑现的冶金研究所证券由不付利息的国库券代替现金支付。这样，德国政府（独裁者）就控制了德意志银行和德国的全部信贷权。

在希特勒执政的初期，制造军火的原料和农产品都发生过短缺情况，军队的汽油储备也即将耗尽。这种物资短缺是德国对外贸易面临的苛刻条件造成的。而且政府既要照顾到军费开支，又要满足民间的经济需求，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直到1935年，德国规定了最高工资限额，国家得以从全国岁入中抽调更多的钱，才得以偿还了日益增加的公众债务。

第三帝国最喜欢标榜的成就之一就是解决了德国庞大的失业人口问题。不断扩大的军备需要刺激着军火工业和相关产业的畸形繁荣发展。“熟练的工人进兵工厂，不熟练的工人修筑高速公路”，这些失业大军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尽管平均薪金很低，但是社会的总体购买力增加了。当然，德国国内基本消费品的匮乏使得购买力的增加仅仅停留在帐面上。作为解决途径之一，纳粹提倡德国的人民大众一种朴素的、农民式的简朴生活，求温饱不求奢华。号召人们用鱼代肉，用黑面包替代白面包，用人造黄油替代真正的黄油。高级食品如野味、贝类、鱼子酱、肥鹅肝和进口的高级酒类仅仅在大饭店和高级食品店里出售，享用这些美味被宣传为非德意志的、罪恶的和堕落的行为。普通的中产阶级美味如热带水果、进口肉类、咖啡、白面包和新鲜黄油，在德国的市面上也不是经常能够见到。总体上讲，在当时德国这种“大炮代替黄油”的政策下，民生只是次要的问题。

除了国内的困难以外，德国对外贸易的条件也变坏了。1933年之前，德国曾经因为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下跌而获利。但是在1934年和1935年，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下跌，原材料、食品和半成品的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对德国这样的工业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德国政府官员就曾经考虑过，如果军备扩张速度保持不变，就从1935年秋季开始在德国国内实行食物配给制度。军备水平和生活水平同时提高，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任命戈林担任原料和通货部的调解员，随后又任命他为这个部的经济协调员，专门负责解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1936年之后，德国利用先进的工业产品向中国、丹麦、苏联和东欧各国换取了大量农产品和原料。但是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

燃料问题比对外贸易和原料供应方面的问题都严重。这是后来在1936年制订备战的“四年计划”的主要原因。德国的石油主要来自罗马尼亚和波斯湾的美、英石油公司，此外还从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进口少量石油和油页岩。德国国防军曾经发誓要在德国生产出人工合成汽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以及考虑到战时不依赖国外的石油来源，就必须用液化煤炭的方法大量生产燃油。这个任务交给了规模巨大的I.G.法本康采恩。钢铁和橡胶方面自给自足化的尝试也一直在努力不懈地进行，而且象食品和消费品方面的尝试一样，最终的成果不是很好（人造橡胶工业除外）。

注：《霍斯巴赫会议记录》，Das Hossbach Protokoll，Hossbach Memoran。 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是纳粹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的上校。他以记录官身份参加了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召开的军事首脑会议，记录了希特勒讲述的纳粹德国侵略扩张计划的细节，并在11月10日将其整理提交给总参谋部。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达四小时的长篇大论，并详细地阐述了征服各个国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对付苏联的重要的初步行动。后来纳粹德国按照这个顺序开始了战争行动。出席会议的有希特勒、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男爵、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和霍斯巴赫上校。这份会议记录后来成为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的重要证据。

二、1936年到1940年，“四年备战计划”

1936年8月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全面备战的“四年计划”。他随后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的全权负责人。德国开始了全面的战争经济计划阶段。希特勒宣布了四年计划要达到的目标。经济上承担的任务是，给德国人民创造若干“自力更生”的条件，也就是说，给德国人提供武器，以便打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鉴于德国经济的发展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受到限制，因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扩大“生存空间”才能保证德国人民获得生活的资料。换言之，也就是为德国获取食品和原料的来源。然而当时的情况是，德国的经济只能部分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在那段时间里，德国经济的职能有两个：一个是在有限的领域内保证人民的生活条件，另外一个是创造若干能“自力更生”的条件。军事上的努力要辅之以经济上的努力。在四年的期限内，要组织调整德国的经济，以便支援耗费巨大的战争。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燃油、合成橡胶、钢铁、化工工业，以减少德国对进口原料的依赖。

希特勒对经济工作的指示是德国总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为获取国外原料，武装手段就不可避免了。后来从一些缴获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德国的经济部门为德国夺取原料产地做出的一些建议和贡献。这些建议得到了戈林的支持，但是要达到的目的还是老生常谈，即德国如何武装起来打赢最后一场战争。与德皇的军火和经济巨头们在一战当中所做的同样建议比较起来，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与扩张主义联系起来。这和经济部长雅尔马·沙赫特的最终目标——重振德国经济并使之重返世界市场——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德国成立了一个不隶属于经济部，而是直接向戈林本人负责的四年计划委员会。

德国出现了以戈林及其亲信为核心的一个特殊集团，掌握着全国的贸易、生产、国民经济和原料分配——不幸的是，在兼任空军头子的戈林领导下，这种分配必然向空军、航空工业部门以及遍及德国各地的所谓“赫尔曼·戈林”康采恩的各个企业倾斜，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是公平的分配。

在1936年到1942年期间，四年计划的组织和目的几次改变，但从1938年夏季开始，它在经济方面的重点就已经集中到拟订发展原料和常用消费品的计划。在这一时期，四年计划也考虑到了发展农业生产。此外，工资和物价的管制、劳工、海外投资等问题也在这项计划的考虑范围之内。也是从1938年夏季开始，计划人员把发展那些与装备机械化部队有关的工业列为首要的考虑重点，包括那些制造合成燃料、装甲、枪炮和发动机的工厂。从宣战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相关执行组织成了整个德国战争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它能够为国防军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燃料，但是并没能消灭那种官僚机构的争权夺利和拖拉延误的作风。这样一来，事先制订好的发展原料、消费品和合成制品的指标必然要经常修改，数量多得不合理，时间期限短得不合理。重要战争物资的生产本应该由军方掌握，但是也被放进了四年计划那些生产原料和消费品的计划之中。同时，四年计划下属各部门各自为政，通常不能从全局的角度考虑资本的周转、生产的周期、劳动力的分配和运输的途径，因此这些部门常常是产生错误的根源。当然，这种体制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在某些资源全部集中到某一个部门掌管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四年计划在德国的战争努力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要进行确切的统计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在某些特定的工业部门中控制个别的项目。但是可以从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看出它的各种活动的规模。从1936年到1942年，四年计划的总投资额达132.5亿帝国马克，占该时期德国工业总投资额的50%。在四年计划的投资中，生产碳氢化合物的投资占41%，合成纺织品的投资占21%，生产重金属的投资占10%，生产炸药、弹药和其他武器成品的投资占12%。尽管一些生产项目没有实现，但是总的来说四年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起码德国政府的看法如此。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当中，德国的这些战争物资从来没出现过严重的短缺。

尽管军工企业得到了绝大部分的投资，但是消费品工业的投资也得到了小幅度的增长。德国政府担心消费品的短缺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德国工业投资结构在1938年和1939年的改变说明，经济体系的负担日益加重，需要政府不断地加以调整，以便使各个部门之间出现的不平衡得到纠正。虽然经济上出现了这种状况，但是人们不能因此推理说，因为军备开支如此之高，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纳粹思想的唯物力论造成了生产状况的极度紧张，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使社会压力逐渐增大，同时也使战争的诱惑力增大。同样，德国那种以备战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存在极其危险的局限性。即使社会公众舆论未对这种战争经济动员加以阻碍，这种经济也只有在不断爆发危机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1939年到1945年：战争经济的确立

战争爆发伊始，德国与其软弱而无准备的邻国相比，在战争物资的储备方面享有优势，从而获得极大的好处。这样就使得他们得以利用闪电战战术，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在战争准备上的那些愿望和目标得到了实现。尽管德国的大部分资源均划归军用，但是它的战争机器并未能如它的宣传鼓动人员所说的那样，成为不可抗拒的巨人。1939年之前，德国有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处于不稳定的平衡之中。一种倾向是搞战争经济。另外一种倾向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纳粹党在表面上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在对这两个倾向的看法和应该采取的办法上存在严重的分歧。最后由希特勒拍板决定，为了避免民心低落，在德国进入战争之前的一个阶段，必须使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德国也得以借这个机会大量囤积非武器方面的战争物资——到开战时，德国已经储备了足够全国食用两年多的粮食、糖，27万吨猪油、腌肥肉和黄油，以及大量的饲料用燕麦、玉米。同时，德国军方还囤积了很多皮革、布匹和丝绸（可以用来制作降落伞等战争物资）。这些都是战前的努力成果。事实上，与英国在1940年窘迫的处境相比，德国人民的生活在该年达到了战时的最高水平。从被占领国家运来的大量农产品、肉类和奢侈品繁荣了德国的市场，被占领国家支付的巨额占领费更使得德国得以将这些国家的消费品市场搜刮一空。而英国却不得不对基本民生物资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肉、蛋、糖和水果的消费量分别下跌了27%、56%、35%和56%，糖果、黄油、茶叶和咖啡的配给量几乎是零。1940年到1945年出生的整整一代英国孩子在1946年之前没有见到过香蕉。

另外一方面，尽管存在很多的内部问题，但是事实证明，由中央统一计划经济问题这种策略对当时以战争经济为中心内容的德国来说是正确的，就象在战场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一样，对于战时经济的掌管越集中化，其效率就越高。就象前面的数据所说明的，英国的战争准备极糟，战争爆发后的对经济的笼统计划和管制也不适用于英国那种民主政治制度。

战争爆发后，德国建立了上夜班、节假日上班和奖励加班加点的制度。工人们在战争初期很愿意延长工作时间，以便换取加班费。某些部门的工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达10小时到12小时（不包括后期的奴隶劳工）。1940年1月，德国新征召的工人数量达到了140万。到1942年下降到了80万——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劳工的补充以及建立了合理化的劳动分工制度。

从武器的生产数量和工人薪金的变化等指标来看，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动员规模并没有扩大。甚至一系列与战争努力有关的法律因为效果没有预期的明显，也在开战后不久就被废除了。这样，限制工人自由流动和冻结最高工资两个德国劳工政策的核心指导方针都在无形中失效了。德国工人的平均薪金在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之间增长了10.4%。德国妇女的动员并不象英国那样有效。德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妇女的工作岗位就是厨房和缝纫间。英国的妇女劳动力在开战后增加了18%，大量妇女补充到军工生产、后勤、交通、农业等部门中。同一时期，德国的妇女劳动力数量却在一直下降。1941年之前，德国兵工厂的人数只增加了11%。兵工厂的大生产直到阿尔伯特·施佩尔掌管这方面个工作时方才开始。

当战争拖延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得多时，德国建立了一种能够充分满足战争需要的体制。此时也是经济动员的第二个阶段。希特勒不得不承认，闪电战没能打倒苏联巨人。到1942年年初，他对速战速决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因此有必要重新拟定战略计划。德国国内、被占领地区以及德国卫星国的战争经济发展方向，随着两个人的职务任命而有所变化。一个是施佩尔就任武器和军事工业部部长；另外一个是弗里茨·沙克尔在1942年春担任劳工部长。施佩尔倾向于搞集权，但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他也同意工厂加强管理方面的自治。在拟定计划方面，新的方法取代了1942年以前那些老的程序，因为这些老方法已经因为各式各样的权力斗争、争权夺利和随意修改而变得不实用了。施佩尔搞集权的方法一开始就遭到戈林和德国国防军内部某些部门的反对。尤其可怕的是来自戈林的怨恨和嫉妒。施佩尔曾经自嘲为“在德国空军司令官监督下、根据‘四年计划’掌管军工生产的总负责人”。由于施佩尔的任命，戈林的“四年计划”宣告结束。但是这个名词在德国投降之前一直使用着。

1942年，德国最高统帅部下属的防御和军械部门并入德国武器和军事工业部。德国海军下属的类似部门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到1944年，施佩尔还设法控制了德国空军属下的武器军械部门。这样他便可以对中央计划委员会和军队的计划部门进行压制了。后两者曾经负责做出全部的重要决定。这样，施佩尔就完成了国家经济的总动员计划。他现在掌管了除负责征召劳动力方面以外的全部军工企业管理部门和行政部门。“四年计划”指导生产的权力现在都归了施佩尔。这些权力包括：现有生产计划的制订权和执行权；更改计划的最后决定权；设置新的生产部门；原材料和半成品的分配……。即使海军和空军设法保留了对一些船厂和飞机厂的控制，施佩尔还是能通过给予或拒付原材料的方法来控制他们。

这种集中控制的第二个特点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通过建立工业自我管理机构以及在各工业部门内部设置有权威的委托代理机构和联营机构，德国第一次能够使大规模生产体系标准化，并从中得到好处。无论是位于埃森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兵工厂还是西里西亚地区只有十多个人的家族小工厂，都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同样规格的枪管、子弹、齿轮和其他产品。这种新的控制体系对于经济和生产是有巨大好处的。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消费品的产量只有少许降低。与外国观察家的期望正好相反，积极备战的德国工业总产量在整个战争期间均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即使1945年最初的那几个月也是如此。

1942年后，唯一不受施佩尔部长管辖的一个部门就是就业总委员会。1942年3月27日颁布的一个命令规定，沙克尔对就业大军负有监督和统制之责。在此以前，根据四年计划的规定，这一职责由几个部门分别负责。

沙克尔特别注意按照武器和军事生产部的需求征集和分配劳动力。这种体系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又有所扩大。这位掌管劳工的头头获得了迄那时为止劳工方面最大的权力。为了增加劳工的数量，他个人有权力颁布法令、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及制订他认为需要的政策，而置劳工部于不顾。因为各地方长官的支持，沙克尔的权力得到了巩固。1942年4月6日，他颁布法令宣布这些地方长官是他的代理人。沙克尔是制订劳工政策的最高官员，而他最关心的是从国外征集劳动力。其次是对德国的工人进行等级评定。最优秀的熟练工人可以得到最优厚的供给和丰厚的奖金。沙克尔的工作卓有成效，仅1942年一年，德国的劳工数量就增加了130万。

增加的劳工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征集外国劳工。沙克尔和法奸皮埃尔·赖伐尔规定，法国每提供5个志愿劳工，就可以换取释放一个法国战俘。法国的警察在电影院和咖啡馆里兜捕青壮年劳动力，把他们带到警察局，然后运往德国——很多人利用回法国休假的机会逃往英国和西班牙，或者在国内参加了地下军。法国一共输送了60万名劳工。在荷兰和比利时则主要是依靠通敌分子们的欺骗宣传，以及萧条和失业的威力，送去了35万人。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定了相关协议，许多意大利劳工在签定合同后被送往德国，主要是建筑工人，在托特的“大西洋墙”筑垒系统中工作。如果说这种征集在西欧主要是通过自愿登记和被占国政府的配合，那么在东欧和中欧，就完全是赤裸裸的奴隶掠夺了。这些外国劳工工作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工资很少，又受到歧视和虐待，待遇仅仅比集中营那些奴隶劳工要好一点而已。因为这种野蛮罪恶的劳工政策，沙克尔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丢了性命。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德国劳工政策的两种重要趋势。第一个是用强行征集外国劳动力的做法，至少在数量上弥补了德国男性劳动力的不足；第二个是，由于思想意识上的障碍，增加女性劳工数量的做法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1944年德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与1939年大体持平，生产效率却提高了。军火工业的某些部门在1944年之前，曾经出现过生产激增的情况。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部门（产量增加了30%）、内燃机生产和燃油工业部门（增加了85%），电力工业部门（发电量增加了26%）。而且德国人民的吃食也是在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后才逐渐变坏。1943年以前，德国国内对所有消费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再加上被占领国家源源不断的贡款，以及卫星国的进贡，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其他欧洲国家还是比较高的（前文所说“德国国内消费品短缺和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直到战争结束都未能彻底解决”，是同美国、加拿大、瑞士、瑞典等国家，以及一战前的德国本身比较而言的）。

注：意大利为1943年9月后数据，其他国家包括挪威、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轴心国不需缴纳占领费，但是需要缴纳其他贡款，并且经常被德国勒索提供“贷款”。

（弗里茨·费德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经费的筹措》，1962年蒂宾根版）

各个被占领国家和卫星国在向德国提供原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43年德国使用的原料中，55%到100%的铁矿石、硫、硅、氮都来自被占领国家。从1941年开始，德国有规律地用火车将在苏联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内，以保持他们的生产速度。在德国人建立的“欧洲新秩序”下，欧洲每个国家都要为供养庞大的德国怪兽而耗尽力量。俄罗斯提供奴隶劳工和各种原料，乌克兰提供小麦和玉米，丹麦和荷兰提供奶酪、肉类和黄油，挪威提供电力，瑞典提供矿石，瑞士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匈牙利提供铝矾土，罗马尼亚提供石油和小麦，比利时提供钢铁和机器，法国则提供从粮食、酒类到钢铁、铝、武器、引擎、汽车……无所不包的东西。当然，与战争无关的私人小汽车、电冰箱、真空吸尘器和钢琴等消费物品在战争结束前，都不准再生产。不过这不限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

德国政府曾经试图减轻日益增长的战争费用加在人民大众头上的负担。1941年，德国个人年收入一万帝国马克的所得税率为13.7%，相比之下，英国人同样的年收入（1000英镑）需要缴纳的所得税比率为23.7%，再加上其他税收，总的税率达38%。德国个人年收入十万帝国马克的税率为55%，而英国为85%。英国对奢侈品征收100%的消费税，非工资的意外收入，每1000英镑要征收94%的税。在战争期间，英国发行了84.67亿英镑（85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作为对比，德国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为6570亿帝国马克，其中只有1847亿帝国马克是通过税收解决的。德国政府更喜欢通过隐蔽的方式获得财政支援。它强迫所有的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同意，德国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意处置他们的资产。这样，德国人的养老基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大规模的公众资本就都在政府的掌管之下了。此类暗箱操作可以给德国大众一种稳定的假象，避免因突然增税而带来的心理创伤。在1944年以前，大约有1600亿帝国马克的公债（大约相当与德国的国内税收总额）由这些公众资本存储中心偿付。政府的剩余赤字则由发行钞票的方法解决。到1945年，德国国家公债已经达3400亿帝国马克。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对德国的 军火生产和作战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尽管政府负债累累，还是可以通过一纸征用令来获得所有的物资。从所有的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时，德国的货币体系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战后联邦德国货币改革时，不得不规定限制帝国马克兑换新德国马克的数量（按1：1兑换，现金以40马克、银行存款以1000马克为兑换上限），以免德国经济崩溃。

最后，关于第三帝国的经济动员情况，还有一个现象。1942—1943财政年度，德国的生产水平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峰，尽管战争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激烈的阶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闪电战取得了空前胜利，因此德国得以动员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力量，在最短的时期里把这些国家的经济潜力利用起来。德国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自认是一个经济巨人。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起码与美国和苏联相比，它并非什么经济巨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是势必要大显身手的。到了1944年初，德国的资源已经耗尽，而盟国却有美国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资源宝库，以及民主国家庞大的人力资源。这也是希特勒之辈一直加以蔑视和忽略的东西。

9. 德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德国西占区分别由英、美、法三国主持。三占区中，美国的实力最为雄厚，它的占领政策因而举足轻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影响了英法的对德政策。随着战后东西方关系的变化，美国统治集团逐渐将前苏联视为其控制欧洲和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和对手，为巩固在欧洲的地位，美国对德政策转向扶植德国。1947年1月1日，美英联合占领区(简称双占区)成立，这为整个西占区的经济恢复和经济改革开辟了道路。

同时，企业失去活力，生产无从发展，市面一片萧条，货币体系已经名存实亡，加之，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这种形势的发展和人心所向为西占区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舆论基础。1947年，占领当局任命路德维希·艾哈德为双占区的“货币与信贷特别委员会”主席，具体负责筹划货币改革的措施，这标志经济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即是艾哈德针对德国的病症所开的处方。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包括五大要素，即：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中，私有制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占主体地位，国家干预调节只是一种辅助形式。必要的国家干预调节措施必须始终保持与市场一致的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和救济制度来实现。共同决定制度，通过立法手段保障工人在企业中的共同决定权力，即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决策。收入再分配措施。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对市场的初级分配进行再分配，以防止社会过度的两极分化，保障社会低下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

1948年6月进行了货币改革，把经济活动的组织、调整交给了市场，为治理通货膨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起点。

币制改革和随后的税收改革、取消配给和放开价格改革及加强国家干预与社会经济秩序的改革，在短期内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很快扭转了西占区经济混乱局面。从1948年起，德国经济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

1949年，阿登纳组成联邦德国的首届政府。继续推行已初见成效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是在灵活适应市场行情的基础上，采用一种综合性经济政策的有机手段有计划地刺激经济。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还实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消费需求得到满足、经济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的推行，联邦德国在1951年就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实现了国民经济从战时体制转移到“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轨道上来的过渡，为往后经济迅速、顺利的发展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10. 为摆脱1929-1933年经济危机,德国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怎样

走上法西斯道路 实行对外战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