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专经济为辅”属的思想。
第二阶段：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突破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
第三阶段：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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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市场经济是什么
市场经济是承认并维护个别利益的经济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助于事。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 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邓小平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资源”。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迄今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缪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应当避死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
大家知道，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黑市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那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 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市场经济下制度与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共同约定。
我们知道，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资源，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使”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政府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10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府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的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为离开法制，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假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假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这期“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要讲第三个问题：开拓信用资源的制度基础是财富归属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目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不是没有余地。还有余地。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两会”上，有一些人大代表对持续增发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提出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媒体，也对这个问题有各种看法。这个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总体上说，我们现在的国债规模占GDP总额的比重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继续动用财政资源还有余地。但这个信用资源即便有余地，也要慎用。因为财政的信用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信用资源应该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更多地配置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而不是简单地配置在经营性资产的扩张上。公共产品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等，也包括推动城市化进程、完善基础设施，以及调整社会公平程度等。这些方面都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一方面，政府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充分了；另一方面，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比较过度了。正因为企业的信用资源动用得过度了，才有了人们所说的“三角债”，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诸多的社会现象；才有了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但与政府信用、企业信用相对照，我国十三亿人口的个人信用资源则几乎处在空白状态下。而个人信用资源恰好是我们国家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有人说中国现在信用缺失。这个看法不对。信用是我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人的语言中，“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样注重信用的话俯拾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贩夫走卒到文人仕子都格外强调信用的重要。中国人怎么会没有信用呢?中国怎么会是个信用缺失的社会呢?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经济秩序存在着混乱，我们上面提到了。再一个是我们对市场经济下开拓信用资源的方式尚远不熟悉。例如，在很多人的认识中，资本市场就是股票市场。其实这个认识很片面。资本市场包括两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股市，另一个是债市。一年期以上的债市也是资本市场。在所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债市的规模都远远大于股市。在过去七年中，发达国家债市的融资规模是股市的七倍。而在我们国家，债市小得可怜，和股市的规模相比明显失衡。
我国的个人信用资源没有被合理地动员出来，和我们的社会服务、社会投资、社会金融体系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块儿。
现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股份制银行发的各种各样的卡，数一数，没有—百种，大概五十种也有了。每一个银行自己发的卡就有很多种。如果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口袋里和抽屉里的卡，用的和不用的大概有十几种。但是这些卡在开拓个人信用资源的同时，实际上是在分割着个人信用资源。
假定你拥有某银行的信用卡。信用卡通常都有一个可以透支的额度，当你—不小心花了7000元超过你的5000元的透支额度了，并且忘了按期归还，这可能给你惹下很大麻烦。实际上，你的信用资源是不是连这7000元都不能支撑呢？远不是。可能在同一个银行，你的活期账户上还有5000元，一年期定期存单还有三万元，甚至存款还有几
③ 历史 为什么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
在东亚经济发展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将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与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均带来深远的影响。从国际角度来看，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目标是形成“环南中国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目标在于形成“环黄海经济圈”，这两大经济圈将通过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长江三角洲等东海地区的积极参与，形成一个海路与陆路并行的西太平洋经济带。这一经济带的建立将使中国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潜能，也只有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潜在的经济能力能够推进这一东亚各国的共同事业的完成。从国内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正在经历内线转外线、边缘切入与渐进北上的实践，但是西部大开发迟滞了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再突破，使渐进北上的地缘发展态势止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的新突破在于理顺京津关系，充分利用日韩资金，着重打造辐射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圈。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地缘战略需要彻底实现国内的社会政治改革和积极奉行“和平崛起”的对外方略。
④ 怎样发展市场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经济改
革模式?它的根本特征和基本经验是什么?答案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的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主线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
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具体方式
⑤ 我国为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20世纪90年代就发生过一场关于市场经济姓私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有计划。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贫穷主义，我们的经济要想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想提高，就必须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盘活中国的经济。
经济发展好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通过三十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虽然这其中也带来了诸如贫富差距加大，物价上涨等问题，但总体来说，市场经济确实比当年的计划经济更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物质丰富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而要做到这一点, 一定要依靠市场经济。
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是从社会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表现为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⑥ 市场经济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摘要：市场经济是一种作为基本调节方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形式，不能简单地把它化约为经济所有制形式，也不能把它夸大为社会的基本制度，因此，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公有制，也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平等交换中产生的不平等的产物，
关键词温家园论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产物
以往我们总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物，以为是在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专制，建立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蕴生了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调节和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并进而激发了生产力的积极性和潜能，但实际并非如此。市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呈现为前因后果和在时间上前后相序的关系。市场经济产生于市场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则发端于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和结果。
市场是一定地区内的各种商品或某一种商品的供给和有支付能力需求的关系，因此，市场不仅仅是商品买卖的场所，而主要是劳动者之间通过彼此交换劳动产品而交换人的劳动本质的关系。市场与商品交换同时出现，据考证至少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不仅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就已经有了市场关系，而且经过逐步发展，市场的形式不断更新，范围不断拓展，在封建制社会可以说市场已相当繁荣，在我们通常称之为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封建制自然经济结构中，市场遍及各处，它们就像这个自然经济躯体中的无数的毛细血管一样，推动着整个躯体的经济循环。市场是劳动者们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恰当的交换形式和手段，市场调节、促进着生产和消费的发展，可以说，经济史概括地说也是一部市场史。
在市场交换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本方式来发展国民经济的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和分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调节机制配置各种社会资源。市场经济采取的是：信息及调节机制的横向化，主要以市场对信息(最重要的是价格)进行横向传递和接收，经济主体自由取舍；决策机制的分权化，经济主体在获取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自由决策，自担风险，自享成果；财产机制的私有化，财产及利益边界清晰；激励机制的物质化，利益驱动，金钱刺激。市场经济是一种作为基本调节方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形式，显然。不能简单地把它化约为经济所有制形式。也不能把它夸大为社会的基本制度，因此，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公有制，也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以往之所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在历史上，西欧的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出了资本主义。15世纪，在西欧城市市场中，不仅建立了密集的销售网络，而且逐渐产生了国际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例如，1579年至1621年，由热那亚商人组织的贝桑松(Besanson)交易会，专司钱款和信贷交易，运作精细周密，货币已经开始跨国流动。拥有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会是在欧洲诞生以市场调节为基本方式发展经济的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基础。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不仅扩大了市场的地域，而且使市场超越了低层次的直接交换，这样，市场已经不只是经济躯体中的毛细血管，而且成为动脉和静脉了，市场从此日益发挥在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调节和配置作用即市场经济。从距今6000多年前至500多年前，不论是在奴隶制经济，还是在封建制经济中，虽然在某些市场交易活动中存在某一些平等交换的成分，但基本上都是以武力或特权占有、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还不是以平等交换为一般的、普遍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距今大约500多年前的西欧，虽然仍是处于封建制度统治下，但在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伦敦等城市中，却在经济领域中首先产生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继而诞生了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真正突显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的利益和劳动受到肯定甚至张扬，极大地调动广大社会劳动者为个人利益而奋斗的积极性，刺激和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时，由于劳动者个人之间彼此先天能力和后天机遇的不同，又必然导致劳动者个人收益的差距，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结果会是能力强者越来越富，能力弱者越来越穷，贫富两极分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太效应，即效率越高的人，在竞争中就越居优势地位，高效率者的效率也就会越来越高；相反，效率越低的人，在竞争中就越居劣势地位，低效率者的效率也就会越来越低，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二者效率高低的差别会越来越大。因而，正是在市场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私有财产和资本不断积聚和融合，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进而又经过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政治制度的形式加以确定下来。可见，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平等交换中产生的不平等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作为调节方式应该是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自然的联系和显示供求关系的角色，即亚当斯密(Adam Smith)称之为的无形的手，但资本主义产生后，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能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成为主宰，市场事实上逐渐被资本操纵，被拥有资本特权的资产阶级(资本家集团)操纵。建立在平等关系之上的市场交换导致了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的建立，资本主义制造和利用垄断，又不断产生和加深着不平等的市场交换。
⑦ 市场经济发展的好处是什么
一切以市场为背景 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使得经济自由
比方说 市场需要5个苹果 计划经济的时候今年之计划了3个苹果 就会有空缺存在
市场经济的情况下 有两个空缺的话 就会自动促使人们去生产这两个苹果
于是经济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且稳定
⑧ 我国应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二、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三、在宏观调控上，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发挥计划与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把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阐述的，归纳起来，大家要记住包括三个“制度”和三个“体系”。
三个“制度”是：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中心环节。
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
三、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阀和稳定器。
三个“体系”是：
一、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
二、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完善的客观调控体。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调节器。
三、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⑨ 市场经济对中国发展有什么作用
市场经济主要解决的是3个W问题 ，即生产什麽、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市场根据需求决定生产什麽，并且依照边际生产力理论作最有效用运用稀缺资源。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较为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形式，无论是国际市场竞争，还是国内市场竞争，都会给企业和技术进步带来强烈的刺激因素，从而摆脱技术创新、技术变革的羁绊，以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明智正常，是无可争议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才能的，不应当把它加以神化。这需要我们超越这种神话，超越“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范式在失效主要发生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关公用物品方面（common goods）。例如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非起作用不可的领域。国家若不在这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更谈不上甚么效率之类的高标准了。这些领域包括：（1）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2）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3）界定产权，保护产权；（4）监督合同的执行；（5）维系本国的货币的价值。
另一方面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一个有效的政府是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它能够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作用、促进作用和补充作用，既要提高政府自身的效率和使用公共资源的效率，也要提高和改进政府的能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应当发挥积极的作用。既使在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和组织有效市场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转型本身产生不稳定、不公平和多种痛苦，没有政府支持，既不可能建立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减少转型成本和社会风险以及政治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