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我国经济发展情况

A. 我国经济发展问题

近些年，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能源消耗过大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虽实现了年均增速超过9%的高速度增长，但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一些产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虽实现了产量的增长，但却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代价，不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而且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6年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能耗、30%钢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量的5.5%的国内生产总值①。在过去的20年，能源需求弹性系数平均为0.5，“十五”期间却超过1.0。我国“十五”计划预测，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②。从我国与西方7个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比较来看(表3一1)，G一7国家平均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n.7*1O(6)焦，而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69*10(6)焦，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③.
1.2环境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工业排放废气、废渣、废水污染环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我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剧增，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
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巧%。①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财政政策出台滞后，公共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够。如: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目前只有资源税和所得税涉及到环保问题，其他主体税种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项目没有优惠政策，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对排放污染项目缺乏制约作用，有些税种对环保项目本身免税，却对排污项目没有限制作用，同时，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无污染的产品和清洁生产，又没有享受到优惠的税收政策;就现有涉及环保的资源税来说，税率过低，各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征税范围狭窄，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由于资源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又因为是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1.3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特别是靠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长期不足。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②。但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却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是80.1%(2002年)，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①。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投资所占比重却过高，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比重的2倍和1.6倍(见表3一2)。从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开放度高的国家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如美国是国际上进出口第一大国，但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排在国内消费之后。高投资低消费的后果是投资效率低下，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4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自2004年以来，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3个行业的投资增长过快，不仅引发了这些产品的轮番上涨，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还使得产业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由于市场供需矛盾，导致钢材价格上涨，致使钢铁产业盲目扩张，这样的生产规模势必造成高投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益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1.9调整为2007年的11.3:48.6:40.1。与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16.2个百分点。但从国际上看，我国第一、二产业尤其是物质资本密集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过高，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过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3一3).
从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第一产业的贡献率都在0.8个百分点以下，第二产业在5.3个百分点以上，第三产业在4个百分点左右。第一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而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过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同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主要发展加工产业。90年代后期，中国更成为发达国家与地区加工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从而急剧扩展为世界的“加工车间”。第二产业的急剧拓展成为80年代以来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急剧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农业的相对落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等一些后遗症。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服务业占GDP比重较小，还不到40%，国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②。三次产业间的不协调，已经到了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到第二产业本身持续发展的地步.
从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各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看，2007年为40.8:26.8:32.4。与一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大幅下降了29.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了9.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了20.2个百分点。但是，我国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例与其就业结构严重不相称: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11%，却集中了40%多的就业人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到GDP的近一半，却只吸纳了l/4多的就业人数;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其就业比重虽然基本相称，但同国际相比较，其就业比重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低得多(见3一4)。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充分就业这丫最大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
1.5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沿海的东部地区，还是广大的内陆地区，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之间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产业结构类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据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比2004年扩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时，各地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比上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①.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十分明显。我国甚至被国际上称为不平等发展最快的国家，改革已经不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有对中国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描述。据国家统计局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大量居民属于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层是我国GDP中居民消费所占比重过低的根源。这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税制不健全，再分配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直接相关。如: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没有综合考虑居民家庭的人口、生计、健康状况和教育支出等实际负担，税负分配不公.
1.6人力资本资源医乏实现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者，他们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力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知识和技能，还应加强劳动态度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为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持.
目前，我国对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偏低，严重影响了科技水平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从教育事业看，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4%以上，而我国仅为1.32%。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前后实现“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同样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而印度只有950美元)，但印度早在2000年就己经达到了该目标，并雄心勃勃地向OECD国家平均为5%的目标努力。②因此，尽管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但由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所以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太低，这必然会制约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可以提高生产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学生可以提高300%.
因此，我国人力资本资源是比较匾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急需提高.1.7自主创新能力低下
与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显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现象严重，自主知识产权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并会造成国家创新地位下滑。据央视报道，2002年一2003年度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为第33位，2004一2005年度的排名为第46位①.
造成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税收政策在促进自主创新的应有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现行激励自主创新税收体系不健全，税收政策目标不明确，缺乏.系统性，税收优惠受益不均。如: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的科技发展领域缺乏倾向性，在如何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和改革传统技术等方面目标不清晰;现行优惠政策使科技成果的受让者受益较多，而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获益较少。我国对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事后优惠为主，缺乏事前的鼓励和支持。如:我国现行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激励的重点在产业链的下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规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少了对产业链上游的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缺乏针对风险投融资的相关税收政策。在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资金风险，而由于技术创新活动自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收益的不稳定性，一般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支持，而仅仅利用政府的直接财政支出来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国具有核心技术创新项目的高科技企业和拥有核心技术创新项目的个人，在技术创新的起步阶段，都面临着筹资难、利润低的困难，而我国目前缺乏相关针对风险投融资的税收政策使其在自主创新方面受到影响。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中，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没有明确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尤其是对高科技人才的创新发明所获收入缺乏相应的税收激励，对高科技人才的技术入股、股票期权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等问题也没有得力的税收措施。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量人才流向海外.
1.8企业海外投资困难
国际投资有利于全球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外投资问题，部分企业也有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受到诸因素的限制，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困难重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1海外投资法规与政策落后
我国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和结构不尽合理，现行涉外投资立法仅限于有关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方面，而有关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立法工作几乎一片空白。长期以来，我国对海外投资企业发展缺乏总体规划，海外投资处于企业自我发展状态.
境外投资的政策依据主要是《海外投资项目审批所需主要文件的内容和要求》，它完全是按中央各部委文件的内容要求而制定，政府并未制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上述《要求》仅仅涉及国有及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没有规定民营、“三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审批程序.
1.8.2.境外投资手续烦琐
国家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初衷是试图从严把关，为对外投资项目的落实和实施后的经济效益提供保障。但是，目前参与审批的政府部门层次太多，范围太广，环节太多，加上各部门把握的尺度不同，为企业进行项目申请带来许多困难。这不仅挫伤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延误商机.
1.8.3外汇管制的制约
我国迄今没有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对境外投资所需外汇的汇出管制严格。尽管中央已经定下了促进海外投资的总体方针，但具体的外汇管理措施还没有相应改变。这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现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提高了企业的用汇成本，加大;海外中资企业融资的难度.
1.8.4境外投资缺乏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主要表现在:海外企业获得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企业能采用的融资方式不够灵活，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对租赁业务认识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租赁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缺乏完善的租赁立法，影响了企业依靠租赁业务增强资金实力并向海外扩展;投资咨询业发展滞后.
1.8.5政策支持措施不完善
我国在对境外投资保护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学机制，利益比较和风险评估方面的工作尚未形成体系，甚至连承担海外投资担保的合适机构也没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和阻碍.
1.8.6信息服务欠缺，境外投资信息不畅
政府尚未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企业服务网络，境外信息渠道少。海外投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投资，通常要求企业事先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由于由于我国企业实力薄弱，难以独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了解国际市场信息，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建立涵盖广泛市场空间的境外投资服务网络，为国内企业投资提供从考察、调研、注册到办公场所、经营、税务、法律、会计等全面的咨询服务.
1.8.7对企业海外投资保护力度不够
进入海外市场投资，若遇到东道国经济政策、政治形式、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具有较大的风险，可能使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发达国家对境外企业和境外投资行为都有比较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至今还没有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保险.
1.8.8企业境外投资实力不足
与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开展海外经营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因此需要较强的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实力比较薄弱，中小企业尤其突出。从海外投资项目规模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平均投资规模为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260万美元，而我国非贸易性企业平均投资额仅为120万美元。①1.8.9缺乏跨国经营人才成功的跨国企业离不开优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跨国经营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且要有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才匾乏的问题己经显现，国际性、复合型经营人才更是奇缺，这使得我国企业外派人员素质不高。同时，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实力薄弱对人力资源的挖掘和培养也产生了制约作用.
1.8.10缺乏税收支持
我国对企业“走出去”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以低税或免税方式，鼓励本国企业到海外进行资源性开发。近些年，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开始实施税收优惠，但优惠政策很少而且零散，原则性规定多，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很少，扶持政策范围有限。另外，现行的对外投资所得税政策是一种无投资导向性的无差异政策，对特定项目也没有给予税收优惠倾斜，结果导致对外投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对特定项目和产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几乎空白，体现不出产业发展导向，也不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从税收支持形式看，主要是减税或免税，形式比较单一.

B. 我国是如何统计GDP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引世人瞩目，GDP数据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为此，记者日前采访了一直参与中国GDP核算工作的高级统计师、现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的许宪春先生。

问：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采用什么方法？资料来自何处？数据是如何形成和发布的？

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按国际通行的核算原则，对各种类型资料来源进行加工计算得出的。主要资料来源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统计资料，包括国家统计局系统的统计资料，如农业、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报酬、价格、住户收支统计资料，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如交通运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国际收支统计资料；第二部分是行政管理资料，包括财政决算资料、工商管理资料等；第三部分是会计决算资料，包括银行、保险、航空运输、铁路运输、邮电通信系统的会计决算资料等。统计资料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和为避免中间层次干扰的超级汇总法。基本计算方法采用国际通用的现价和不变价计算方法。

人们会发现，不同时期发布的同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往往不一样，这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有个不断向客观性、准确性调整的过程。首先是初步估计过程。某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先是在次年的年初，依据统计快报进行初步估计。统计快报比较及时，但范围不全，准确性不很强。初步估计数一般于次年2月28日发表在《中国统计公报》上。其次是在次年第二季度，利用统计年报数据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重新进行核实。年报比快报统计范围全，准确度也高，采用这类资料计算得到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是初步核实数，一般在第二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至此，工作还未结束，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核算除了大量统计资料外，还要用诸如财政决算资料、会计决算资料等大量其他资料，这些资料一般来得比较晚，大约在第二年10月左右得到，所以在第二年年底的时候，根据这些资料再做一次核实，叫最终核实。最终核实数在隔一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上发布。三次数据发布后，如果发现新的更准确的资料来源，或者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发生变化，为了保持历史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还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调整。我国在1995年利用第一次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过一次重大调整。

问：我国GDP核算方法哪些方面已与国际标准接轨？目前需要完善之处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从我国1985年开始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谈起。1985年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国民收入，它只能反映物质生产活动成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80年代，我国非物质服务业发展加快，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样就提出了如何反映非物质服务业发展的问题。既能够反映物质生产活动成果，又能够反映非物质服务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产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国内生产总值。1985年，我国统计部门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1993年，国家统计局正式取消传统的国民收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在逐步向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转换；与此相适应，统计调查范围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统计调查方法也从全面行政报表的方式正在逐渐向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的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法过渡。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历史比较短，又经历了从传统体系向新的国际标准过渡的历史，所以，与发达国家和一般国际规则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缺陷：资料来源方面还有不完善之处，比如服务业，特别是一些新兴服务业，如律师服务、会计师服务、广告咨询、证券交易等，缺乏健全的资料来源；分类方面比较粗，还未达到国际标准，比如由于小型和个体工业企业统计缺少细分类资料，全部工业增加值尽管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40％以上，但却没像国际标准那样划分为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细行业；在计算方法上仍保留着部分传统方法；在数据发布上还不够及时完整，透明度不够。目前我们正在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问：为达到统计结果的客观公正性，国家统计局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要达到统计结果的客观公正，首先要保证原始资料的准确性。为此，国家统计局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采用抽样调查方法。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以全面报表为主，基层单位向政府统计部门报送报表，然后层层汇总到国家统计局。这种调查方法涉及单位多，需要大量统计人员，有限的资源无法保障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统计技能的培训，因而无法保证基层统计资料的准确性。抽样调查涉及的单位少，需要的统计调查人员相对较少，统计部门有能力进行统计技能培训，从而能够提高基层统计调查资料的质量。目前，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城乡住户调查、价格调查、1％人口调查、规模以下工业等统计领域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第二，采用超级汇总法。为了避免统计调查数据在层层汇总过程中的人为干扰，国家统计局对一些重要的基层统计报表采取了直接汇总的方法，比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效益指标、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等抽样调查数据已经采用的了这种汇总方法。第三，加大执法力度。对虚报、瞒报、拒报或干扰统计数据等统计违法现象进行查处。这些措施对于维护统计数据的客观性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问：作为统计专家，您如何看待中国GDP核算结果？您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将如何变化？

答：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要做到国内生产总值数据100％准确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又正在经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之中，统计体系正在从适应传统体制向适应新体制的转换过程之中，完全搞准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实属不易，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基本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改进核算工作，提高数据质量，使之更好地逼近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有观点认为中国GDP增长率远高于美国，所以中国的经济总量不久就会超过美国。对此我持不同意见。世界银行最新统计资料表明，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9，美国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我们增长9个百分点。所以，即使中美两国各自保持近些年的经济增长率，在短时期内，两国GDP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如果我国能够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率的优势，才能逐步缩小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但即使如此，中国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认为，在本世纪内，赶上美国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我们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肯定会缩小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体上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问：国际上对中国官方的GDP统计如何看待？

答：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对中国国家的统计水平还是比较肯定的。世界银行对中国统计数据的认可有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世行在计算按美元表示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时都直接采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们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产生了怀疑。世行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官方统计虽然进行了很多方面改革，但基本概念依然深深扎根于传统体系，基本调查范围仍主要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基本调查方法仍然采用的是全面行政报表的方法。随后，世行开始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90年代末，随着中国统计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向世行正式提出了取消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要求，经过双方深入磋商和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后，世行认为，中国的统计体系是比较健全的，中国统计人员和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世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进行调整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今后世行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人均GNP时直接利用中国官方数据进行计算。近些年，世行一直履行它的上述承诺，并且每发表数据前，都征求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意见。前些天刚征求完国家统计局对中国2001年GNP数据的意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05月23日第二版)

记者 罗兰

C. 中国GDP首超100万亿元！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是什么水平

中国GDP首次超过万亿元，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属于第二的位置。
在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新一轮的数据，显示我国在2020年生产总值GDP已经突破了100万亿元的大关，这说明了我国各方面的实力都非常的强，发展速度都非常的快，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大台阶，而且我国在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个目标也即将完成，只要经济达到一定的量，我国就可以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数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将决定着我国新一轮的变化。

三、为开启我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有非常大的意义。
开启中国新时代现代化建设有非常大的意义，这个GDP可以说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将努力的向下一个目标出发，这个目标就是新时代，中国新时代，中国将会越来越强大。

D.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通货紧缩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2)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其次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其三实行“透明革命”、“信息公开”；(3)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高质量高增长模式；(4)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C0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 -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 2001年的4.3％(见表2和图1)，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1979-1997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 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 (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 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 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C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E. 我国在1992年正式使用GDP统计经济增长之前，使用的是什么指标或是标准来统计我国经济增长的

以前使用国民收入（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之和）、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

F. 我国人口状况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中国人口总数大，对经济发展来说，利的是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使工业成本降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消费，但人口素质不高，高科技产业人才难觅，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缓慢。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对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人们的节约和保护意识薄弱，对资源的需求量大，工业，农业，生活对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使中国的资源面临巨大压力。人口多，产生的废弃物也就多，再加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够强，生态环境自然差
我国水资源总量2.8×104亿m3，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3m3，居世界第109位，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之一。全国668个城市中，目前有400个城市缺水，北京城市尤为突出。据统计，我国城市平均日缺水量为1600万m3，北京、山东、沈阳、长春等都是缺水城市(1984年192个城市缺水，说明人口的增长，需求量加大)。

粮食问题、土地问题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据美国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推算，现在世界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85年后人口增长速度未变，则每年将短缺1亿吨粮食和5000万吨蛋白质，将会有更多国家人民不得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态。

造成粮食短缺的一个原因是世界上可耕地面积有限，而且分布不均，其中最肥沃而又便于耕种的土地均已开垦，剩下的若开垦则需要大量投资。实际上各个国家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是极不平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扩大耕地的可能。有些地区甚至还需要退耕还林、还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城市、交通占地的不断增加，使耕地面积不断缩小。虽然人们还可以通过改革耕作技术和增加农业投资等措施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食获得较高的收获，但目前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最根本的措施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中国人均占有耕地少，加之人口增长过快，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人地矛盾日趋尖锐。1953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18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养活5.5人，目前我国每年出生人口1500多万人，而耕地面积每年由于工业、城市、交通占地而减少40~50万公顷，以致造成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公顷。每公顷耕地平均需要养活9.8人。预计到2050年，每公顷耕地需养活12人左右。浙江省人均耕地不足0.05公顷，福建省只有0.04公顷。

预计到2050年，我国人口达到16.4亿，而耕地面积则下降到7300万公顷(由目前的9600万公顷)，按16亿人均年消费粮食600kg计算，我国共需粮食9.84亿吨，需每公顷产粮13.5吨，而目前粮食单产最高年份(1984年)只有3.6k/ha，比现在需要提高粮食单产2.7倍。达此指标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控制人口的增长才是唯一出路。

能源与资源的问题
自然资源的耗竭问题指的是不可更新资源，包括矿产、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等)。

世界能源消耗速度迅速增加，目前消耗最多的是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石油年能源消耗量占总量中的38%，发达国家多，如日本石油、天然气消耗占总耗能额的65.8%，煤仅占18.8%，美国石油、天然气消耗额占总额的65.6%，煤占29.3%，而我国能耗特点是以煤为主，1990年煤耗占75.06%，石油、天然气仅占19.4%。

矿产资源：我国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庞大的人口数量对矿产资源需求，已使我国在允许的人均矿产消费很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资源消费大国。每年矿石采掘量达50亿吨，年人均5吨。总量超过了美国的采掘量。不仅造成资源的紧张，而又诱发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矿产品和加工产品又被用来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

G. 怎样应用统计方法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状况

答：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世界组织和各国官方普遍认可、广泛采用的重要经济指标。它涵盖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各行各业，计算简便，可操作性较强。它采用“增加值”的概念，剔除了传统总量指标——社会总产值的重复计算，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分别统计的新增投入及附加价值，理论上说不重复、不遗漏，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了一定时期内（通常是一年）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总量，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各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经济实力比较的重要指标。当然，GDP的缺点也十分突出：第一，国内生产总值忽视了社会生产所消耗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成本，相反，计算中还记入不少与福利无关的费用（如环境污染恶化导致的居民“抵御性支出”）。第二，不能度量经济福利和公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与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三，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内因和效率。仅从总量指标，我们无从判断经济增长到底是财政投资输入型的还是社会投资内生型的，是粗放型的还是集约型的，是资本密集型的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等等。国内生产总值的缺点与优点一样突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不应以GDP论英谁，但这并不等于它不重要，目前还没有什么其他指标可以取代它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弥补在经济增长评价上的缺陷，政府和学术界也正在探索研究，并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希望能通过对GDP本身的改进和其他经济指标的采用，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实质。没有任何一个指标是完美无缺的，GDP不能做到，其他指标同样也不能做到。

H. 如何全面准确把握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正确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需要把握几个方面：
一、经济正在经历艰难时刻
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大环境国际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结束了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开始阶段性转换，增长速度持续下行，增长速度呈阶梯式回落之势。经济增长速度阶梯式回落，使各方面压力加大，相当多的经营困难甚至倒闭，部分地区经济下滑严重，一些省份财政收入急降、失业问题突出，股市大幅动荡，地方债务风险升高。从统计数据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三大需求同时收缩；二是工业生产继续回落；三是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四是部分地区困难凸显。
二、在经济下行中有亮点
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确实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压力当前，但也不乏亮点。一是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第三产业增长增速较快；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上升，目前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达到60%，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加速调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强化；三是新市场主体继续快速增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尽管有些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但又不断有新生，实际上生生死死是市场经济竞争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四是能源消耗进一步下降。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内容，是经济运行效益提高的重要体现；五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经济增速，说明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增幅相对稳定。
三、“三期叠加”下寻找和把握经济发展机会
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难。所谓换挡，就是从高挡换到中高挡，减速成为必然；结构调整，意味着产能过剩行业收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意味着刺激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生作用，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当期宏观政策的选择运用受到掣肘。“三期叠加”矛盾交织，对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形成制约。还有，当前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官不为”。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相关制度不配套不完善，在守规矩守纪律要求越来越严的大背景下，的确出现一些官员怕犯错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缩手缩脚，积极性主动性下降的情况。近年来对GDP增长指标考核力度减弱，部分区域和县域取消GDP考核，也对地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客观影响。同时，还要看到，经济下行往往会惯性发生作用。
但分析经济形势不能只看一面，看不到困难就找不到政策着力点，只看困难看不到亮点则容易丧失信心。对经济形势有利条件是，近年来陆续出台的稳增长政策的效应会逐步显现；国家批准的重大工程项目会陆续展开并产生相应的经济带动作用；经济运行中的新趋势新亮点会得到强化；基期年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意味着新的经济年度增长基数相对低。只要决策者能审时度势，仍然把中心放在经济建设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同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扩大“改革红利”，把有利条件变成实际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