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与实质及经济新常态的九个趋势性变化
内涵：首先是速度，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的传统竞争优势变弱，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面临着“三期叠加”所带来的挑战，经济增速放缓不可避免。与此同时，考虑到此前积累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以及继续强行维持高增长所可能付出的代价，国家也有意增加了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从而让一直紧绷的增长之弦有喘息调整之机。
其次是结构，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虽然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增速放缓就是新常态。一般而言，评价经济发展的标准可以分为两种——速度和质量。新常态下，对速度的追求虽有所降低，但对质量的提升却更加重视，这就要求经济运行的结构更优、效率更高。而这也正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所发生的最大变化。
最后是动力，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投资驱动型，靠的是低成本要素的大量投入，虽然成果显著，却也“后患无穷”。而新常态就是要改变这一粗放的增长模式，逐步向集约的发展模式转变。但在转变过程中，既不能让增速放缓变成一落千丈，又要实现结构更优、效率更高，这意味着不能再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而只能更多地向创新要动力。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决策层首次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了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决定了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基调。
所以说，新常态不仅是经济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风险释放的过程，如果不主动积极作为，就会出现经济增速大幅放缓，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九大趋势变化：
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从投资需求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请参考！
『贰』 经济新常态到货币“新的常态”有哪些变化
新常态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大逻辑
经过改革开放年的飞速前进，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确实进入了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再追求高速度、依赖强刺激，显然不合时宜，还会耽误未来发展机遇。
“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
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
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是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权威阐释：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到新常态，就不会因为当前经济增速回落、风险抬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而惊慌失措乃至丧失信心，从而能够积极调整心态、采取措施，逐步适应新常态。然而，仅仅适应新常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引领新常态。
“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突出战略性。新常态是个动态过程，我们不仅要认识、适应，而且最终要引领。也就是说，要在注意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增添未来发展新动力。”王军认为。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下行压力较大等突出问题。在采取措施稳增长、保持必要增速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潜力，增添新的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我国存在大量新的增长点，潜力巨大。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一是市场要活，二是创新要实，三是政策要宽。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阐述经济发展新常态后提出八个“更加注重”中，有三个更加注重与创新驱动有关，分别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逐步消失、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唯有创新驱动能为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提供新的源源不断动力。
放眼环球，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欧洲正在大力推进“工业4．0”，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中国如果再走过去发展的老路，不仅无法走出产能严重过剩的制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新常态，意味着我们要与旧有发展模式告别，要求我们要加快打造新的驱动力量。以创新驱动推动结构调整，才能引领新常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叁』 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内涵新变化
根据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阐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不论是从消费、投资、出口方面看，还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看，都将出现一些重大的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总起来看，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方向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将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整个经济将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如果认识不到这些发展变化或者不愿承认这些新变化，依然采用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继续闷着头铺摊子、不看市场需求上项目，不仅在实践中难以为继，而且将形成更多的过剩产能，贻误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时机，从而犯下不可逆转的历史性错误。
需要明确的是，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当前经济建设不如过去那么重要了、在发展经济方面可以松一口气了，甚至可以任由经济增长下滑而无所作为。这种理解和认识是非常偏颇和错误的。必须认识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继续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坚持一心一意谋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同时必须有新思路、采取新举措、形成新优势，不断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等为支撑的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使我国经济变得既大又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需要明确的另一点是，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但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从国际形势看，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到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的有利因素增多，特别是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为我们以较低价格获取能源资源提供了机会；世界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我国可以发挥国内市场空间大和产业化能力强的优势，利用在部分领域接近或达到技术前沿的条件，通过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国内形势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是最高的；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农业发展态势良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催生；经济增长质量有新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化解产能过剩有序展开，能耗水平持续降低；城乡就业稳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诚然，我们也面临不少新挑战，但总的看，机遇大于挑战。我们必须科学认识国内外发展条件的新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努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总之，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最需要的是打破惯性思维，既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又切忌“安于现状”“无所作为”，而应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适应新常态，科学引领新常态，深入研究新情况，主动采取新措施，努力推动新发展。
『肆』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
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
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
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
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
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
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
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
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
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
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
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
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
“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
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
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
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
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
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
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
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
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
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
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
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
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
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伍』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变化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陆』 如何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推动小康建设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开局之年。国内经济大势呈现“两个没有改变”、“两个改变”，即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怎样适应新常态？就党委政府层面来说，要转变经济工作方式，深化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运用市场的手段推动发展，让市场活力充分释放；就市场主体层面来说，要转变经营发展方式，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加快从产业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实现生存和发展；就社会层面来说，要转变传统思维方式，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前进中的问题，以成熟理性的心态适应新常态，以积极向上的姿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好中求快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核心，以保障改善民生为根本，以强化风险防控为底线，继续坚持“两增加两提升”的工作衡量标准，持续聚焦六大重点工作，统筹“五位一体”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全面从严治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1.做大做强工业经济。深入实施“以工强市”第一方略，坚持“招商引资”第一要事，突出“项目建设”第一抓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2.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要按照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要求，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
3.提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调结构、促转型的主攻方向，因势利导推动现代服务业提速发展。坚持特色化发展。
4.着力激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动力。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关键是实现动力的转换，创新驱动是根本和关键，改革开放是活力和动力所在。
『柒』 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生产规模的变化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后，无论是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国际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看，还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与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看，都将出现一些重大的趋势性变化。这些趋势性变化表明，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将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整个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常态演化。在这变化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要激发新活力、释放新推力、重塑新动力，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成为必然的现实抉择。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经济总体复苏动力不足近期难有明显改观，世界各国都在加紧寻找产业新动力、更新增长“发动机”。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过度依赖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的状况，加快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兴起，新兴市场国家也纷纷选择重点、加快布局，都在努力形成新的战略性经济增长模式。现在看来，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催生了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更发动了一场涉及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广泛领域的新的革命，也势必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轨迹和传统格局。在这个比拼新动力的国际赛场上，要抢占科技与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占据世界经济格局变迁中的有利位置，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关键就看我们能否在创新驱动上有所作为。
『捌』 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速度、引擎、出口、资本、劳动、结构、城市化、城乡差别、增长环境等诸多方面，正在发生日益明显的趋势性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速度。根据生产可能性边界推算，中国经济的潜力还是巨大的。预计今后10年保持8%的年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略低或略高。我们不必为经济结构转型换挡所带来的经济速度降低而焦虑，而要努力解决阻碍发展的瓶颈制约。
其次，经济增长的动力正从出口、投资拉动，逐步转向投资、消费“双推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过出口导向拉动和投资增长拉动，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增长率开始高于资本形成增长率，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中国经济正由要素拉动型转向消费需求驱动的持续增长型。
第三，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高端化，但出口增速将持续放缓。加入WTO使我国更多分享国际分工的红利，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在出口产品构成中最初占主体的初级产品比例，已逐步下降至不足1%，工业制成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则逐步上升，文化产品出口也有一定比例提升。今后，我国须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加速调整出口结构。出口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要积极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解决平台，争取有效解决各种贸易摩擦——这也可能是贸易领域的常态表现。
第四，对外投资超过引进外资，我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我国是长期的资本净进口国，但最近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约为1160亿美元，而实际利用外资约为1195.6亿美元，已大致相当。如果加上中国企业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对外投资规模应在1400亿美元左右，高于利用外资约200亿美元。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意味着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格局发生重大改变。我国资本“走出去”，意味着中国有更强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新优势。一句话，对外开放已经更多从过去的“引进来”，转为现在和今后的“走出去”。
第五，劳动供求状况发生根本性改变，劳动过剩正在转变为供不应求。我国长期为劳动力剩余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剩余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是我国30多年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但是，目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我国总体劳动力数量持续下降，15～64岁劳动人口比重从2010年最高时的74.53%，下降到2013年的73.92%，已呈持续下降之势。另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及信息化仍然需要大量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仍可为城市劳动短缺提供一定补充，但农民工总量逐步减少，且后劲明显不足。劳动力短缺、招工难和用工成本上升，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第六，三产增加值逐步超过二产，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入新阶段。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为26.22万亿元，首次超过二产增加值的24.97万亿元；2014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这符合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普遍规律，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从生产型转向服务型，包括生产和生活服务。我国经济新常态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过剩产业的生产力转到三产领域。目前，趋势已经逐步清晰——过剩产业加速出清，产业链向高级化迈进，第三产业成为主体产业。
第七，我国城镇人口比例越过50%，进一步城镇化的速度将放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0%左右，大约平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到2011年超过50%，即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2014年达到54.77%。近年来，城镇规模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城镇化上升速度开始放缓。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未来我国应以城市群为中心，扩大中心城市和卫星城镇的辐射能力，全面发展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持续推进城镇化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需要从体制和政策导向上付出更多努力。
第八，城乡间居民收入差别持续下降，但进一步下降的速度将放缓。我国城乡差别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989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时最大值3.33下降到2014年的2.92。造成我国城乡差别长期持续较大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特别是价格剪刀差、二元刚性户籍及与其相配套的二元福利待遇和管理体制。城乡差别是我国总体差别的基本部分，占总差别的50%以上。目前，城乡差别仍然较大，而且，进一步缩小的障碍很多。为此，应该加快改革二元体制，优化城乡综合统一的医保、养老等福利体制，加大对农业的反哺力度。
第九，居民总收入差别进入“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但降速迟缓。本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总收入差别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此后持续下降至2014年的0.469。目前，总的收入差别程度还相对较高，但已在稳步缩小，这是经济新常态阶段的重要特征。近些年，通过打击腐败、减少权力寻租等整顿了分配秩序，但是，垄断行业、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工种之间的不平等仍较严重。因此，应当继续理顺分配关系，打破垄断，推动地区间要素流动，降低总体差别。
第十，单位GDP能耗及含碳量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放缓，环境问题仍很严重。我国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减少，但仍然高于有关国家。我国人均碳排放量比较低，但与人均收入正相关。我国经济持续增长，GDP总量不断攀升，因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二氧化碳本身虽不是污染物，但其排放量反映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而且，环境污染已从水污染、空气污染向土壤污染、海洋污染等多方面渗透，已达到环境承受值底线。因此，应当加快发展环保节能产业，加快产业改造升级，真正实现绿色化。
『玖』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变了什么内容
A.经济增速加快，生产大批出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