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影响国家经济的关键

⑴ 在外部规模经济存在的条件下，地理位置和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国际分工关键是有什么典型案例吗

我不推荐案例，推荐理论。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ction），又称“国际生产综合理论”，通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够利用的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
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
折衷理论的核心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是指跨国公司运用所有权特定优势，以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的能力。内部化的根源在于外部市场失效。邓宁把市场失效分为结构性市场失效和交易性失效两类，结构性市场失效是指由于东道国贸易壁垒所引起的市场失效，交易性市场失效是指由于交易渠道不畅或有关信息不易获得而导致的市场失效。区位特定优势是东道国拥有的优势，企业只能适应和利用这项优势。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方便等；另一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规灵活等形成的有利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
折衷理论的分析过程与主要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是市场不完全性的产物，市场不完全导致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该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二是所有权优势还不足以说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还必须引入内部化优势才能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为什么优于许可证贸易。三是仅仅考虑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仍不足以说明企业为什么把生产地点设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生产并出口产品，必须引入区位优势，才能说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选择。四是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

⑵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没有作为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决定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根本体现。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关键性作用。我国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以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前提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也是以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条件的。

(2)制度是影响国家经济的关键扩展阅读：

深刻认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

应当明确,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体现着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过,不同的所有制因其性质不同,地位和作用也不一样。

私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就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否认,但要全面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参与高端国际竞争和促进共同富裕等,公有制经济的作用也是无可争议的。

其一,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进力量。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国有经济产值平均增长速度高于10%。国有经济的利税率一直高于其他所有制,在改革的较长时期内其上交利税一直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0%以上,目前仍占50%以上。

2010年1-11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38828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11924亿元,增长速度达59.1%,高于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增速

当前,我国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关键技术和重要消费品,如石油、电力、钢铁、煤炭、大型专用机械设备等,80%以上都是由国有企业提供。化肥、农药、大型农业机械,也主要是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提供。

其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是国家高效调控经济的主要产权基础。对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高效的国家调控是难以实现的。

就拿发达的美国来说,尽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投入巨大的救市资金,却无法满足华尔街金融资本等的欲望之壑,而大量穷困失业人口依然存在,

债务危机和大量金融“有毒资产”消除不了,消费和投资等有效需求始终启动不起来,其深层次根源在于私有制垄断企业会反对和影响国家及时有效的调控。

而我国为了克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迅速主要运用国有经济的力量,积极执行国家投资计划,高效率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大幅度改善国计民生,确保了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其三,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是国家实现经济自主发展和参与国际高端竞争的重要经济条件。仅2005-2010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由10.5万亿元增长到24.3万亿元,年均增长18.2%,极大增强了我国综合经济实力。

2010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的中央企业上榜30家,不仅没有如某些人所说“比重越高对经济转型越不利”,相反,它还成为西方企业最具竞争力的对手。

国有经济还是推动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历年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大部分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均由中央企业包揽,国有经济是我国开展重大科研项目和实现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力量。

其四,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公有制经济不仅注重经济效益,也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更注重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维护以人为本的劳动者权益、建设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加强军工生产等方面,国有经济均具有强大的制度和科技优势,对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

⑶ 什么是浮动汇率制度对经济的有利影响是什么

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汇率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决定，政府不加任何干预的汇率制度。鉴于各国对浮动汇率的管理方式和宽松程度不一样，该制度又有诸多分类。按政府是否干预，可以分为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按浮动形式，可分为单独浮动和联合浮动。按被盯住的货币不同，可分为盯住单一货币浮动以及盯住合成货币。

对经济的有利影响

⒈防止外汇储备太量流失。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当局没有义务维持货币的固定比价。当本币汇率下跌时，不必动用外汇储备去购进被抛售的本币，这样可以避免这个国家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

⒉节省国际储备。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随着外汇供求的涨落而自动达到平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听任汇率由外汇市场支配，减少干预行动，国家需要的外汇储备的需求量自然可以减少。这就有助于节省国际储备，使更多的外汇能用于本国的经济建设。

3．自动调节国际收支。

根据市场供求，汇率不断调整，可以使一国的国际收支自动达到均衡，从而免除长期不平衡的严重后果。当一国国际收支逆差，本国通货就会开始贬值，这种情况对出口有回将同时分布在盈余国和赤字国身上。

4．有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

浮动汇率制度使各国可以独立地实行自己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各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的上下限，必须尽力保持其外部的平衡。如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往往采取紧缩性政策措施，减少进口和国内开支，使生产下降，失业增加。这样国内经济有时还要服从于国外的平衡。在浮动汇率制度下，通过汇率杠杆对国际收支进行自动调节，在一国发生暂时性或周期性失衡时，一定时期内的汇率波动不会立即影响国内的货币流通，一国政府不必急于使用破坏国内经济平衡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

5．使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减少到最小限度。

贸易上有密切联系的国家间容易通过固定汇率传播经济周期或通货膨胀。1971年至1972年发生的国际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同固定汇率制密切相关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若一国国内物价普遍上升，通货膨胀严重，则会造成该国货币对外货币汇率下浮，该国出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涨便会被汇率下浮抵消，出口商品折成外币的价格因而变化不大，从而贸易伙伴国就少受国外物价上涨压力。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各国不得不经受相同的通货膨胀。

⒍已缓解国际游资的冲击。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要维持货币的固定比价，会使汇率与货币币值严重背离，各种国际游资竟相追逐可以用来保值或用来谋求汇率变动利润的硬货币，这会导致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单方面转移。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因国际收支、币值的变动等频繁调整，不会使币值与汇率严重背离，某些硬通货受到巨大冲击的可能性减少。在浮动汇率制下，资本外流会使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贬值。这种贬值又会使该国的生产者更容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利于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

⑷ 制度为什么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注:::::::你这里说的制度是体制的意思.
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竞争,英国内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是,英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而发生在欧美国家政治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起了一个好的市场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社会分配制度、私有财产制度、政治民主制度等又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制度。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在好的市场制度下,一国的经济增长才有后劲和动力;经济发展的任务,不仅仅是实现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在于制度的建设、完善和不断地创新。

中国改革前后经济的变化也能说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网上查以查到一些其它文章,你可以找找看,比如 论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⑸ 高考制度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出现大批精英是人才放弃高考原本他国去接受他国的教育 这句话说得我认为内不太对 我是一名容中学教师，我知道的没参加高考去国外就读的多数不是精英，而是要么家里有钱要么家里有权的人。真正的精英在哪都是精英。
我国的高考制度许多人质疑，可是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的高考考试的选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说高分低能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书呆子是越来越少的。我国必须要有选拔制度的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而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方式，可能短时间内是改不掉的。

⑹ 如何理解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路径和经济增长效率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并未出现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预期的收敛趋势，而且属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更是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势依然严重。转轨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持续高增长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可能有着不同路径，一国成功改革模式直接应用于另一国家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随着20世纪后期实证方法的发展，经济增长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也一直是经济增长前沿文献关注的焦点。

自Ronald H. Coase(1937，1960，1988)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就没有停止过经济增长根源问题的争论，大量文献演绎经济增长内生化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指出经济体内众多要素与经济增长都有着正向的作用关系，罗列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决定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在Montesquieu(1748)和Smith(1776)之后，North(1981，1990，1994)和Delong & Shleifer(1993)通过理论演绎分析了制度对经济产出的作用，并通过实证分析了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对经济产出和个体最优化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制度理论还特别关注有效制度分析，Knack & Keefer(1995)和Mauro(1995)构建出有效制度的演进机制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制度有效论演绎表明，经济增长取决于有效制度 (产权保护和民主政体约束)，正是通过制度约束以及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效率。当前，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大进展，已经摆脱单纯理论阐述为主的研究模式，转向研究框架体系化、研究方法模型化和研究结论可检验化的规范模式方向发展，但经济增长根源问题并未形成共识 (江曙霞等，2006)。

制度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和所有个体的经济行为，都可以放置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微观经济个体行为、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受制于制度发展。在不同制度约束下，一国经济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效率。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Acemoglu et al.，2004)。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更是体现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经济正是在制度更替和作用效率改进过程中发展。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只不过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或本身就是经济增长(Noah & Thomas，1973；North，1990)。

在长期经济增长内生决定机制的研究文献中，以Acemgolu等为代表的政治制度决定论尤为突出。为回答1500—1800年间欧洲的兴起根源，Acemoglu et al.(2005)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比东欧、西欧和亚洲，大西洋贸易、地中海贸易和其他港口贸易后指出，欧洲兴起直接诱因是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为西欧兴起和制度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证，也导致了欧洲和亚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的两极分化。但欧洲贸易发展和经济繁荣根本原因并非来自于此，因为同样是受益于大西洋贸易且同属于西欧的国家间(以英国和荷兰为代表的贸易国和以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为代表的国家)经济增长却存在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受益国之间初始制度禀赋差异。非集权的初始制度安排，促进了欧洲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市场化竞争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深化，进而更深入地促进贸易发展、民间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随着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私有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实现了非集权国家经济持续再增长。 Easterly & Levine(2003)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得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显著。在控制了制度影响后，贸易、经济一体化和货币等其他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均不存在正向作用。

如果认为政治或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那么政治或民主制度是否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K.F. Robert et al.(2006)认为，由于当事人间的事前承诺和事后剩余分配无法同时进行，时间不一致性导致制度当事人无法形成可信承诺，当事人间真实剩余分配结构往往就需要正式制度加以保护。制度博弈均衡性质和制度再分配功能表明，制度更替并非是当事人自愿选择，而是基于资源禀赋博弈均衡甚至是社会冲突的结果。因此，并非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而言，民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开放和民主自由，经济更易以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和实现公平竞争，民主制度也就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保护剩余分配结构。但Robert D. Kaplan(2000)、Fareed Zakaria(2003)和Amy Chua(2002)指出，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少数民族集中的国家，民主转轨却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崩溃。也就是说，民主改革虽然能够引导一国经济更加开放和经济自由，但若经济处于较低层次和较低发展阶段，民主转轨有可能导致经济混乱甚至出现更大范围的腐败。为检验Robert D. Kaplan(2000)等人提出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效率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民主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问题，Rodrik & Wacziarg(2005)以民主转轨国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民主转轨前后经济改善和恶化的国家都普遍存在，并且在所选择的样本内二者所占的比例基本相当。不过，民主转轨后经济增长出现恶化的国家，经济衰退并非一定就是民主转轨造成的。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不进行民主转轨，该国可能将出现更大规模或更大范围的经济衰退，这类结论是建立在二者经济短期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当然，民主转轨国家的短期历史并不能完全证明，民主制度一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优的制度安排。Rodrik & Wacziarg(2005)认为，Robert D. Kaplan(2000)的民主转轨效率存在阶段性特征结论，来自于实证检验样本选择的差异，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贡献和作用效率，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在于民主制度对市场竞争和产权有效保护的激励作用。在民主社会中，市场经济或生产力之所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本质在于民主社会更易实现私有产权保护，减少市场进入障碍和阻止垄断，更易于防范微观经济个体私有产权被剥夺的风险。同时还需要建立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制度是资源配置方式、配置效率、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没有完善和正式的产权制度将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也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潘慧峰等(2006)将制度变迁引入内生增长模型，从制度角度诠释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资源禀赋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缺少了持续的制度变迁，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对提供制度创新的人力资本补贴以提高其制度创新的积极性。郭熙保等(2005)系统总结了近年来制度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地域因素和资源禀赋只是通过制度的影响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并不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刘红、唐元虎(2001)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利用数理模型揭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尽管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趋势，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制度上存在差距。针对我国转轨经济发展历程和改革实践，学者们分别强调了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 (Lin，1999，2001)、市场竞争和产权制度(刘小玄，2003)、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黄少安、宫明波，2003；樊纲、王小鲁，2003)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傅晓霞、吴利学(2002)从实证角度评估和验证改革开放导致的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选择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测度，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制度的综合指标，然后对比制度、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显示，1982—1999年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5.28%，非国有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是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对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哪种制度改革模式对我国转轨经济增长更有效率的问题也存在争论，主要观点又分为两类(Sachs，1997，2001)：(1)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试验性、渐进性的增量改革模式。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无疑是渐进式增量改革的结果，东欧国家转轨改革实践表明，激进式的改革将导致一国正式制度和已有的非正式制度发生冲突，经济政策实施无效，经济不稳定甚至出现倒退。我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具体表现为：在农业上，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渐进式改革；在工业上，乡镇企业中间产权模式、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励有效地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2)我国经济增长取决于区域性的激进改革模式。激进学派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主要体现为我国农业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改革和快速增长。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8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对于这些地区和部门经济制度改革并非以渐进方式进行，而是体现为激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Lin et al.，1998)，因此对拥有优势资源和成熟改革条件的地区实施激进改革是有效率的。同时，制度改革并非建立在权力精英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改革的统一共识上，也不是依赖经济环境和地域禀赋，而是基于我国政治环境约束下的改革结果，特别是政府分级结构和分权治理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竞争和市场秩序重构，决定了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⑺ 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有哪些

影响来国家经济实力的因素源:（1）制度是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行为规则。制度决定人们的经济与其他行为，也决定一国的经济增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济实力增强的前提。（2）资源。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产量的增加，产量是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各种生产要素是资源，因此，增长的源泉是资源的增加。资源包括劳动与资本。劳动指劳动力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加又可以分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资本的概念分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又称有形资本，是指设备、厂房、存货等的存量。人力资本又称无形资本，是指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投资，如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健康状况等。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必然有资本的增加。（3）技术。技术进步在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的作用，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即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能提供的产品。技术进步在经济经济实力的增强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主要包括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和知识的进展。

⑻ 运用具体的世界或中国经济史说明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制度变迁理论与传统的经济学
狭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实主要是微观经济学，也可以说是价格理论。他的内核主要为稳定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结构。而在诺斯的分析框架里，基本上放弃了理性选择假设，代之以“有限理性”和“满意”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其实采用的是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具体在我国经济学界对制度变迁理论大体上有两种评价：一种认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一种评价则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向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复归，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不例外。
但我认为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似乎过分夸大了制度变迁理论在经济学上的地位，事实上，通读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我们不难发现，诺思分析问题所用的基本假设依然是“理性经济人”，而分析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方法依然是成本——收益的方法。更何况，我认为相对于逻辑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需要说明的问题还有很多。再有就是连诺思自己也赞同的“新经济史学必须用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其坚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方面的工作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善（例如对制度变迁的成本的核算问题，诺思也仅仅是停留在估算的层面上，在这方面，还缺少强有力的核算体系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从古典制度经济学到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再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但他们却没有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意义。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已不再是完全理性的了。由于交易费用的引入使这里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贴近真实，制度变迁理论中所研究的乃是现实中的经济人，而不是古典经济学里的抽象的经济人。他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是人，制度，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制度变迁理论虽然依旧采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但这也与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这恰恰是因为诺思看到了在现实中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用成本——收益的思路来解释的，因而需要引入意识形态的理论以使其完善。当然，我认为最为精彩的则是制度变迁理论得出了与传统经济学截然相反的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正式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诺思）那么，这个论点是否正确呢？我想先从他的上述两个创新之处入手进行分析。

交易费用：
众所周知，目前对于交易费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的核算方式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核算的难度和可信度自不用提。我想也许也正因为此，交易费用才长久的被人们所忽视。虽然诺思曾说他度量了53个国家的交易费用有多大，以及每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少。但是，如果连核算方法都不能得到认可的话，最终所得到的数据将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很自然的，这是无法被科学所认可的。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这一系列的工作毫无意义，至少它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交易费用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毕竟现在人们所信奉的科学是建立在精确的基础之上的。一个模糊意义上的“很多”和一个精确的具有权威性的数字，给人们所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认为，产生一套公认的对于交易费用的核算体系不仅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发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对交易费用进行核算，就必须先形成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能被大家所广泛接受的概念。有学者曾试图去做到这一点：交易费用其实就是人们为了使他人的行为可预期而付出的一种费用。但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并不能满足我上面所说的核算要求。我认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学论题，应该不仅仅满足于把众多繁杂的论题纳入自己的解释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要能形成一整套的理论框架，使别的论题能够自觉地归入此框架之中。（打个比方：在一个有着很多小企业的市场之中，每一个小企业都可以被称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形成更大的权威，就必须要有收购与兼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型活动，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制度的变迁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并且它的成本还非常的高昂。那么，如何来度量这个成本呢？
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连交易费用的度量都是极为困难的，那么要度量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制度变迁的成本不就是难上加难了吗。诺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正是因为此，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你才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人们会对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只有当人们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采取这一行为。我们会发现这里的“预期”与“估算”说的都是很牵强的。更何况制度本身也具有很多属性，如阶级性，公共性，正负性（有些貌似好的制度其实是方便了一些人钻空子）等等。有鉴于此，某一特定的制度变迁究竟是减少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还很难说。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制度似乎是越来越好了。

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在解释历史时陷入困境后才引入的，因而，我的感觉是这一理论似乎更多的是被作为一种工具来时制度变迁理论更加完善，但这样却又给这一理论本身带来了很多问题。（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的感觉）在这里只是大概提一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将会在下面单独讨论。

制度重于技术？
一种常见的误解以为，只有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是本源性的东西，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与政府盖了多少钱，掉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吴敬琏
可以看出，这和诺斯的论调是同出一辙的，他们同样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那么，既然制度如此之重要，为什么长期以来，人们会忽视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不变的，是因为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足（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就需要借助其他的东西来认识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缺少一套对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体系。另外就是在大多数时候，制度变迁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它具有很大的长期意义（参看下面的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与此相比，一项“好”的技术一旦的一发明，便会被迅速的推广使用，且具有明显的“自我强化机制”。
很多新制度经济学家都会和古典经济学家争论说制度重于技术。 诚然，制度为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增长营造了环境、创造了条件，但是技术的进步则为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争论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究竟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以及哪一个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决定性作用，就如同讨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其实际意义并不大（如虽然诺斯证明了在产业革命前是先有一场制度的变革的，然后才导致了第二次经济革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引起了这场制度的变革呢?）。如果跳出制度与技术谁是更为根本性的争论这样一个圈子，让我们从经济的增长这个视角来看，我认为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共同为经济的增长而服务，并且只有当把制度与技术的贡献转化为经济的时候，他们在经济学上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这样的讨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我认为，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制度重于技术）。 这就需要人们（往往指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估算。如果由技术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大于由制度变迁所引起的经济净增量那么，国家就应该先想办法发展技术，以此来带动制度变迁，然后二者相互协调，共同为经济的增长服务；反之，就先进行制度上的改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估算往往是不准确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当国家已经决定要采取制度变迁或是技术变迁的时候，他们成功与否，也并不严格符合上面所作说的成本——收益分析。因而这种决策的成功率支具有概率上的意义，而不服从因果决定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三 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
由《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这本书具体来看，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1 由于相对价格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变现有制度的倾向，暂且把它们称为第一行动集团；
2 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
3 当这一制度提出以后，其他人则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不属于这两者的则不予考虑）
4 接下来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制的倡导者这两大集团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式的比较缓和的过程（大多数制度变迁都属于这一类）和突变式的暴力过程（如法国大革命），两种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的差距是巨大的，
5 最后制度变迁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可以被理解为众多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的均衡点。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所谈到的制度变迁其实更倾向于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等显著特点。因而，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过程完成。强制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这里，我更愿意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在暴力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的时候，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而它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并因此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更何况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事与愿违）。因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好的主要的制度变迁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强制型制度变迁常常又是必要的呢?
除了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以外，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单纯依靠诱致型制度变迁，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这又于制度是具有差异性的有关，简单的说，就是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团体来实施。如法律必须由国家来制定。
综上所述，虽然国家在使用强制力时有很大的规模经济。也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但是，我认为除非必要，否则国家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促成成功的诱致型制度变迁上。
（在这一段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制度变迁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还有很多超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