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资本国际流动对输出国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
（一）弥补我国资本不足
建国初，我国基本处于半封闭状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居民储蓄率不高等原因，国内资本严重匮乏，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发展速度缓慢。70年代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资。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大批企业、工厂发展起来，银行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出口贸易增加，外汇储备也随之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资本不足。
（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获得先进的管理经验
长期资本流动的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投资，给我国直接带来技术、设备，甚至是销售市场国际资本行业分布重点从种植业和采掘业，转向制造业、银行、金融和保险等资金——知识密集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为了充分吸取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所能带来的利润，往往以技术入股、技术转让等方式提供比较先进的技术、工艺和产品。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加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发展进程。
（三）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把劳动、能源和原材料密集的生产工序和一般消费品的生产过程迁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并把在那里生产的许多产品销到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这对扩大我国的产品出口是有利的。同时，我国也可利用外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海外销售渠道，提高自己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就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进而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四）可以改善国际收支
一方面，输入资本，建立外向型企业，实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就有利于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进而起到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以存款形式进入，也可能形成一国国际收支的来源。
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对我国经济主权产生冲击
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有可能影响我国货币发行、货币政策等。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是很完善，而且近来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私营经济主体有价证券多样化和进出口商争取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有可能采取用美元标价，这使得国内的宏观需求管理极为困难。这将有可能与格雷欣法则相反的现象：良币驱逐劣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央行提高利率，以抑制总需求。然而，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存在，提高利率会诱使国外热钱（hot money）流入，反而会进一步刺激投资。人民币升值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扩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强化，各市场主体变得不愿意增加持有美元资产，它们甚至可能抛售其美元资产，这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二）国际资本流动可能给我国未来国际收支带来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利用外资政策，对国际收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制约，我国资本流动的形式存在较大差异，直接投资结构发展不均衡，违规资本流动，特别是资本外逃现象层出不穷，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性低，这些都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此外，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宽进严出”的投资和外汇管理政策，资本的流出入政策待遇区别较大，资本的流出受到严格的审批限制，再加上我国在生产国际化中的参与度很低，我国企业在国际投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强。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发展起步较晚，严重滞后于利用外资的发展水平。近几年来外商投资利润汇出呈较快的增长势头，倘若发生将历年外方投资收益集中购汇支付的情况，将给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带来风险。
（三）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首先，资本大量流入导致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加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我国的外国资本主要通过银行流入到国内，因而国内银行对外负债的增加会导致银行国内资产负债表的扩大。如果对银行管理和监控不善，资本流入就会加大银行信贷扩张的机会，不良贷款的比例就会增加。其次，导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出现。最后，导致证券市场出现波动。国际投资者的出现可能会给资本市场定价的效率带来一些冲突。信息的效率会使资本市场发挥配置资本的作用。因为证券的价格反映了所有可利用的信息，错误的标价可能导致资本错误地分配到生产效率相对较差的企业和行业。例如，股票价格会因为外国投资者的出现而发生扭曲，进而波动，特别是在那些外国投资者占了大部分交易量的市场。
（四）汇率超调导致国际收支危机
根据多恩布什的超调汇率理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的调整速度不同，商品市场的价格水平具有粘性特点。在短期内，实际汇率不能满足购买力平价的要求，会发生过度调整的现象。这会给金融市场和实际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开放资本项目后，由于资本的大量流入，导致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商品的竞争力。这时，如果外国投资者大幅度的减少资本流入或开始撤资，本国汇率又会急剧下跌。同时由于经常项目的恶化及外资流入的减少，有外债的国家的到期还本付息就会出现困难，从而引发一场货币危机。
Ⅱ 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现实考察
1.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
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我国已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均属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具有违规性与隐蔽性的特点，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最近的 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100亿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个峰顶，于1998年达到最大值，当年超过了400亿美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达到1531亿美元，年均102亿美元。
（1）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
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收益和经常性转移。货物项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当事人一方面低报贸易外汇收入，违反国家规定将外汇擅自自存境外，或者干脆隐瞒贸易活动中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高报贸易外汇支出，向国家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汇往国外。类似子这样的“进出口谎报”（mis-invoicing）还有其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谎报”中的某些内容如伪造单据所造成的虚假进口货值会反映在“错误与遗漏”项目中，但假报货值包括进口高报、出口低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并未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
服务类项目包括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各种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单位和个人都可通过服务项目外逃资本，如单位以各种对外支付的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以实现资本外逃，个人也可因私出境购汇。对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或违规超额携带现钞累计起来也是较大的数目。
收益项目包括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部分，其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资本外逃空间，当事人一般通过低报对外投资收益、高报对外商投资支付的投资收益实现外逃资金的目的。经常性转移也是个人外逃资金的通道。由于我国有关政策的松动，个人向国外汇款的限额已由2000美元扩大到20000美元，因此通过这一途径外逃的资本将会迅速增加。
（2）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资本外逃
资本与金融项目包括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其中金融项目是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直接投资的两个小项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在外直接投资”经常被资本外逃操纵者利用。证券投资项目的资产类值得关注，资产类的借贷方分别反映我国持有的非居民证券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这一项目自1997年后迅速增加，逆差逐年扩大，表明国内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流出迅速上升（见表2）。其它投资项目记录了除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是近期资本与金融账户变化最大的项目，已成为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之一。
（3）通过地下银行系统的资本外逃
地下银行作为一个转移资金的非正式途径，正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特别是被用于一些国际性的违法犯罪活动。我国江浙地区，有不少地下钱庄，它们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客户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近年来，我国通过地下钱庄这一渠道流出的资金数目惊人。据报道，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银行转移出去的资金高达2000亿人民币（约合244亿美元），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25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地下银行由于其高保密、无记录及匿名性的特点，常被走私、腐败、毒品犯罪分子作为洗钱的最重要途径。
2.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
（1）资本外逃具有“过渡性”
资本外逃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真实性资本外逃与过渡性资本外逃。真实性资本外逃是因恐惧、怀疑或是为了逃避某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而导致资本从一国单向转移到另一国的资本外逃；过渡性资本外逃则是为了逃避各种管制，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所引起的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后者再以投资身份返回资本流出国的资本外逃。
王国林、杨海珍（2001）等人证实了我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之间差别的政策待遇引起的，并非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化所致（注：王国林、杨海珍：《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李晓峰（2000）指出，“不对称风险”因素即国内外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或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风险不对称，会导致大量的外资流入与不断增加的资本外逃并存（注：李晓峰：《中国资本外逃的理论与现实》，《管理世界》，2000.4.）。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结构中得到证实。田晓霞（2000）认为，在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国内风险因素当中，我国政府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所形成的“可套利空间”是重要因素之一。
（2）跨国洗钱是资金外逃的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贪污腐败分子及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数目迅速上升。为逃避打击，近年来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一批贪污腐败公职人员、走私犯罪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给非法黑钱披上合法外衣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我国的洗钱多通过地下钱庄跨国境进行。据估算，在我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境的2000亿元黑钱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元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钱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
1.资本外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1）影响资本形成
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断言，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递增到10％以上，而净投资的增长必须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条件。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公式中，当产出率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资本外逃会削弱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看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税基
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一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3）导致财富流失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资本外逃有相当一部分是单向流向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01年1月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携公款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外逃的贪官大多将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挥霍，造成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
2.资本外逃对我国开放经济的影响
（1）影响国际信用等级
资本外逃会加剧我国对外资的依赖，而外资、外债的大量增加无疑对我国的国际清偿力提出了挑战。尽管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但资本外逃若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影响到债务清偿率，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信用评价降低。同时，资本外逃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申请追加国外贷款，影响在国际上等资。在资本外逃严重的时期，两大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我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BBB[+]和BBB.因此，规模庞大的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2）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实现。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资本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而经常项目比重会下降。从短期看，大规模的特别是突发性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资本项目恶化，外汇储备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也将对我国的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我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长期的持续大量的资金外逃最终将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恶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
（3）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
就外汇市场而言，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币汇率会迅速下跌。而实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故会迅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此，资本外逃是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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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外逃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1）加剧国有资产流失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相当大的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利。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行政权力经济化。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是国有资产在缺乏有效监管下不断流失的一种重要形式。
（2）助长各类洗钱犯罪
资本外逃特别是跨国洗钱如果能够得逞，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加，其进一步犯罪的欲望将受到刺激，其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样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此背景下，走私、毒品交易、黑社会等各类犯罪分子的气焰将更为嚣张，洗钱犯罪进一步扩大，这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
（3）损害执政基础
由于我国外逃的资金有不少是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为了逃避打击。因此，一旦资本外逃行为得逞，其腐败行为将难以查证，使之逃脱处罚，这将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长此下去必将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三、标本兼治，有效遏制我国的资本外逃
1.从源头上遏制资本外逃
（1）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以有利的投资环境留住国内外资本
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条件，同时还是我国从源头上防止资金外逃的第一要务。国家相关部门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流通与币值的稳定，要为国内外资本创造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国家既要加大对能源、交通、通讯、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也要积极完善非物质形态领域的条件，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健全法制，简化手段，减少干预等。
（2）统一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消除内外资之间的“级差地租”与“政策落差”
我国外逃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属“过渡性”资本外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资本外逃实现资本身份的转换，即由内资变成为外资，从而可以享受我国政府提供的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优势。这种“政策落差”及“级差地租”的存在，无疑助长了我国的资本外逃。国际经验表明，税收优惠对注重全球利益和执行长期投资战略的跨国公司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吸引力。如美国对外资并没有税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但其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应取消外资在企业所得税、关税、工商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乃至市场准入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代之以有吸引力的市场、高效健全的管理机制以及优越的投资环境，使内外资在平等的待遇下公平竞争。这样基本上可消除“迂回投资”现象。
（3）保护私人产权，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平等待遇
首先，要大力宣传《宪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使私人合法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其次，在实践中要提高对私人产权的保障力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连续性与一贯性，打消少数富人“怕露富”、到国外寻求“避风港”的疑虑心理。第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现平等待遇，保障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4）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
国资委的成立，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国资委应从以下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消除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其一，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当好国有企业的“东家”，彻底消除“所有者缺位”现象；其二，设立独立董事，充实董事会，加强董事会对总经理的内部约束；其三，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公正的审计、会计等社会中介机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的合法性与透明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其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现产权形式多样化，引进社会个人股东，调动不同所有者对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其五，培养国有企业经理市场，便于国有企业经理层的优胜劣汰。
2.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
（1）建立反洗钱联合金融监管网络，堵塞跨国洗钱通道
反洗钱的监管组织网络，应涵盖金融、司法、海关等多个部门。在我国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为了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建议建立一个混业模式下的反洗钱金融监管机构，即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券会共同组成“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同时，打击洗钱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协调与配合，因此，我国应该完善包括金融系统、司法机构、税务部门、海关、财政部在内的联合金融监管网。也就是说，在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的基础上，为了加强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建议在联席会议制下建立常设机构-联席会议小组；针对洗钱活动的国际化特点，建立“反洗钱外联组”，加强与国际反洗钱组织的合作。
依据国际经验，我国还应建立反洗钱的金融情报小组，其触角应遍及我国商业银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资料和信息，向反洗钱金融监管小组报告大额现金交易和可疑金融交易，对有犯罪嫌疑的，应及时向公检法等机关报告。
（2）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肩负起治理资金外逃的重担
当前，我国应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多头管理的现状，明确国家外汇管理局作为全国管理外汇资金的责任部门。作为一种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在发生国际间交易行为，且必须是属于经常项目下真实的交易行为时，才能由当事人持真实的交易凭证购汇支付。大量的资金外逃，恰恰是利用假进口的形式进行的。外汇管理部门应对进口付汇的报关单位严格查验其真实性，对金额超过一定限额（如20万美元或10万美元）的报关单位作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核验，对弄虚作假的单位及通过单位外逃资金的腐败分子通知相关部门严肃查处。
外汇管理部门对以个人名义对外支付教育费、差旅费等非贸易项目下的资金外逃，应通过严格控制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转移收支加以制止。特别要注意监管具有一定行政级别（如正处级）的领导干部以及大中型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对外支付行为，审查其转移收支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建立完善的对外支付记录。如果当事人不能证明其资金来源正当、合法，则暂缓办理，从而为有关部门查清事实提供条件。要严格执行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境内居民从现钞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银行须审核其真实的身份证明，并按笔数和金额逐笔登记，定期向外汇局备案；从现汇账户中一次性提取等值1万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的外币现钞，银行必须审核有关证明材料，进行登记备案；一次性提取等值5万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要由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如果从境外汇入的外汇收入不进入个人账户而直接提取外币现钞，也要按照相应的外汇管理规定予以监督。商业银行发现居民个人提钞中的异常情况要及时向外汇局报告。相对来说，外汇管理部门对以外商投资的红利分配名义流出的资金，虽然难以有效控制，但进行动态的跟踪还是能够做到的。国家已经制定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如果该办法能够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得到贯彻实施，则相当一部分外逃资金将暴露于“阳光”之下，外逃的企图难以得逞。
（3）公、检、法、海关等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堵塞漏洞
作为执法部门，公、检、法应提高对资金外逃严重危害的认识以及敏锐度，提高反洗钱、反资金外逃能力和业务素质。应从频繁的国际资金流动中发现蛛丝马迹，特别要注重少数子女或其它直系亲属在境外就读、就业或办公司的领导干部，要严格审查其汇出境外的资金来源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打击非法资金外逃的力度，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坚持将非法资金堵在境内，将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同时，对我国东南沿海等地大量的地下钱庄，公、检、法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对首要分子应从快从严惩处，从而切断我国资金外逃的黑色通道。
海关应担负起制止少数腐败分子携带非法收入出境的重要职责。据了解，我国不少地方的海关对旅客携带资金出境的查验并不严格，少数腐败分子通过银行汇票带出巨额非法收入事件时有发生。为此，海关应将减少资金外逃列入其工作重点，要添置必要设备，调整人员配备，增强一线的查检力量，既抓好单据查验，又做好出境旅客行李检查；要严格执行现行规定，境内居民个人携带等值2000美元以上出境的，需要向银行申领外汇携带证，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一般不允许携带10000美元以上的外币现钞出境，如确需，须经外汇局审核，海关凭携带证查验放行。
（4）积极开展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的国际合作
全球性的规模浩大且越来越深入的反“洗钱”行动，无疑为我国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加强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其一是在政府层面，我国政府要拿出勇气与决心，制定相关政策，重拳出击；其二是在立法与司法层面，按国际公约修改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其三是在金融特别是在银行层面，由于犯罪分子与犯罪集团大多通过银行来洗钱及外逃资金，所以银行界的任务较为艰巨。2000年底，世界上11家知名的大银行，在瑞士苏黎世向世人宣布了酝酿已久的《沃尔斯堡准则》，以“建立对赃钱存入银行实行严打的一项全球标准”（注：蓝君：《洗钱毒瘤触目惊心》，《中国经营报》，2001.6.12.）。这是全球银行业反洗钱的第一个行业准则。我国银行业尚未加入这样的国际公约。至今。我国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已是“欧亚会议反洗钱项目指导小组”成员，但我国尚未加入全球性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鉴于反跨国洗钱、反资金外逃任务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早日参加国际协作，对我国银行业的声誉及长远利益是十分有利的。当然，光有约定还不够，关键是各家银行“管好自己的孩子（分支机构）”，不贪一时之利，主动抵抗暴利诱惑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银行才不会成为助长跨国洗钱及资金外逃的“帮凶”，从而遏制资金外逃犯罪活动的升温之势。
Ⅲ 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资产外逃（Capital flight）是资产流出中“非常的”那一部分，其中既包括规模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出口低报和走私等；也包括渠道未被政府准确掌握着的资产流出部分，如资产项下的资产混入经常项下流了出去等。
产生原因
一般来讲资产外逃多由于经济原因造成,但中国资产外逃主要是大量贪官通过挪用,诈骗等手段携款外逃.资产外逃可能对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资产外逃一般会伴随着汇率的剧烈变化(贬值).
一部分业主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心存疑虑；腐败分子、走私集团转移资金等。经济体制不健全，管理强度弱。 一国的政局不稳，实施外汇管制或政策法令的限制投资应用:恰如资产市场是经济晴雨表的说法，当发生资产外逃事件时，通常也是经济将遭遇衰退的前兆。一次大规模资产外逃事件是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境内外资金逃离亚洲各国后，该地区用了2-3年时间才从衰退中摆脱出来。中国由于还实施严格的资产项下外汇管制，出现大规模资产外逃的可能性不大。
危害：
1.资本外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1）影响资本形成
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断言，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递增到10％以上，而净投资的增长必须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条件。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公式中，当产出率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资本外逃会削弱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看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税基
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一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3）导致财富流失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资本外逃有相当一部分是单向流向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01年1月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携公款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外逃的贪官大多将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挥霍，造成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
2.资本外逃对我国开放经济的影响
（1）影响国际信用等级
资本外逃会加剧我国对外资的依赖，而外资、外债的大量增加无疑对我国的国际清偿力提出了挑战。尽管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但资本外逃若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影响到债务清偿率，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信用评价降低。同时，资本外逃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申请追加国外贷款，影响在国际上等资。在资本外逃严重的时期，两大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我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BBB[+]和BBB.因此，规模庞大的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2）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实现。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资本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而经常项目比重会下降。从短期看，大规模的特别是突发性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资本项目恶化，外汇储备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也将对我国的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我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长期的持续大量的资金外逃最终将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恶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
（3）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
就外汇市场而言，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币汇率会迅速下跌。而实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故会迅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此，资本外逃是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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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外逃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1）加剧国有资产流失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相当大的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利。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行政权力经济化。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是国有资产在缺乏有效监管下不断流失的一种重要形式。
（2）助长各类洗钱犯罪
资本外逃特别是跨国洗钱如果能够得逞，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加，其进一步犯罪的欲望将受到刺激，其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样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此背景下，走私、毒品交易、黑社会等各类犯罪分子的气焰将更为嚣张，洗钱犯罪进一步扩大，这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
（3）损害执政基础
由于我国外逃的资金有不少是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为了逃避打击。因此，一旦资本外逃行为得逞，其腐败行为将难以查证，使之逃脱处罚，这将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长此下去必将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Ⅳ 资本项目开放的利弊分析
摘要：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实证结论差异的原因在于度量指标和样本上存在区别。多数实证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收益少于发达国家。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资本项目
开放后，在增加投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约束性方面，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小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必须具备一定的宏观经济和微观金融条件。
关键词：资本项目开放，经济增长，金融深化
在理论分析框架下，开放资本项目将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风险分散和促进金融发展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在1997年香港年会上，时任IMF总裁Fischer也提出“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IMF的核心工作”。但在实证研究中，尽管有实证研究认为开放资本项目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存在相反结论的实证研究，Bhazwati(1998)甚至认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本文旨在梳理近10年来国外学者关于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实证研究差异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新的启示。
一、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指标
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指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定量度量资本项目开放(或管制)的实际效果，常用的指标有：国民储蓄率与投资率的比较、利率差、实际资本流入等。这些指标在实证检验中并不常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难以获得数据、或者存在利率管制、或资本实际流入受国际环境的影响等。另一类指标是根据IMF公布的《汇率安排和外汇管制年度报告(AREAER)》定性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以往的研究多采用对资本管制项目采取“0／1”变量的形式来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如Grilli，Milesi Ferreti，1995)，该方法的缺陷在于难以反映出一国对资本项目的实际控制程度。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新的度量指标，目前这些指标已经成为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的主流指标。定性度量指标主要有：
(1)Quinn指数。Quinn指数由Ouinn(1997)提出，Quinn将资本项目开放的判分范围定为0—4分，其中流入资本和流出资本的兑换各2分。其判定标准是：“0”表示完全限制资本项目兑换，“0.5”表示资本项目兑换需要批准，“1”表示资本项目兑换需获得许可、但课以重税，“1.5”表示资本项目兑换以市场机制完成、课以较轻的税赋，“2”表示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根据该判分原则，可以得出一国资本项目开放度，而“△Quinn”度量了开放度的变化。与“0/1”变量度量方法相比，Quinn指数更准确地度量了资本项目开放的强度。
(2)SHARE。根据IMF公布的《汇率安排和外汇管制年度报告》，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的SHARE为开放资本项目的年度数占整个观察期的份额。表1是Klein & Olivei(1999)(下称K-O)根据AREAER公布的资料对一些国家1986-1995年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结果。与Quinn指数相比较，SHARE指标反映的是一国完全开放资本项目的时间份额。以芬兰为例，芬兰于1992年开放资本项目，因此，在1986-1995年间的SHARE值为5／10=0.5。
表1 部分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度(1986-1995年)
SHARE值
资本项目开放时间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0.1
1995
挪威
哥斯达黎加、尼尔利亚
0.2
1994-1995
西班牙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岛
0.3
1993-1995
葡萄牙、瑞典
洪都拉斯、秘鲁
0.4
1992-1995
爱尔兰
0.5
1991-1995
芬兰、奥地利
0.6
1990-1995
法国、意大利
1988-92,1995
厄瓜多尔
0.7
1989-1995
危地马拉
1986-1992
乌拉圭
0.8
1988-1995
丹麦
0.9
1987-1995
日本
1.0
1986-1995
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日本、新西兰、英国、美国
玻利维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巴拿马
资料来源：Klein & Olivei(1999)。
最近，Edison & Warnock(2003)(下称E-W)提出一种从证券投资方面度量资本自由化程度的新方法。国际金融公司(1FC)公布的两个证券市场数据：(1)Global指数(IFCG)，代表一国资本市场可交易的证券总额；(2)Investable指数(1FCl)，代表外国投资者可以参与投资证券额。E-W用，IFCI与IFCG的比值来反映外国投资者对一国证券市场的可参与程度，E-W发现用证券市场开放度度量的资本市场开放度与SHARE、Quinn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二、开放资本项目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回顾
表2是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所做的实证研究。在支持“开放资本项目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Quinn(1997)首次证明Quinn指数与人均GDP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Quinn的研究样本中包含了58个国家，其中16个拉美国家、6个东南亚国家、20个OECD国家和16个其他国家，上述国家在1958年Quinn指数平均值为2.3。Quinn的实证研究表明上述国家1960-1989年的经济增长与△Quinn1958-1988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K-O则用间接方式得出该结论。K-O首先证实资本项目开放促进金融深化，用“SHARE”作为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用流动性负债／GDP(LLY)、非金融私人部门债权／GDP(PRIVY)、商业银行国内资产与银行体系总国内资产(含中央银行)(BANK)比来度量金融深化。用93个国家1986-1995年的数据，K-O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与ALLY、APRIVY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证实上述金融深化指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尽管K-O间接得出了资本项目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子样本的实证中，K-O发现资本项目开放显著促进了20个OECD国家的金融深化，而在18个南美国家子样本中，作用则不明显。
Bekaert，Harvey，Lundblad(下称B-H-L)(2001)用证券市场开放度证实资本项目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证券市场开放是资本项目开放的重要内容，证券市场开放不仅能降低股权融资的成本，而且因外国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完善公司监管、增加投资和投资效率。B-H-L证实95个国家1980-1997年的经济增长与证券市场开放呈正相关关系o，即使引入宏观经济改革、金融改革、法律环境和银行危机等因素后，该正相关关系也具有显著性。B-H-L使用子样本分析时也得出与K-O相类似的结论，即发达国家通过资本项目开放获得的收益高于发展中国家，有意思的是，Edwards(2001)用21个发达国家和44个新兴市场国家1971-1997年数据所做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该结论。
在“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Grilli，Milesi-Ferreti(下称G-M)(1995)首次提出“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G-M的实证以61个国家 1966~1989年间每5年的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资本项目开放的度量指标“SHARE”、经常项目管制、多重汇率体制、期初收入、政治变量和入学率等为自变量，实证结果表明SHARE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Rodrik(1998)以近100个国家(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5~1989年的数据为样本，用“SHARE"为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度量指标，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如期初的人均收入、中学入学率、政府信誉、地区变量后，也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Kraay(1998)分别用Share、0uinn指数和实际资本流入来度量64-117个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度，然后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GN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对资本项目开放度、人口增长率、中学入学率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尽管资本项目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具有显著性。即使使用“事件分析法”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具有显著性。
此外，Klein(2003)的实证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即在一定的收入水平(或人均GDP)内，资本项目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发达国家和富国开放资本项目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对于不发达国家，因为缺乏必要的国内金融体系，开放资本项目未必能促进本国投资的增加，而对于富裕国家，本国的金融体系则能顺利地将本国居民的储蓄转化成投资。
三、开放资本项目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差异原因分析
为什么对同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其原因主要有：(1)用于度量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指标不同，如使用SHARE、Quinn指数或其它度量指标，而这些指标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如Kraay(1998)对117个国家1985— 1997年的三个资本项目开放度量指标SHARE、 Quinn指数、实际资本流入和流出与GDP比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31-0.7之间；(2)样本不同，如Quinn(1997)与Rodrik(1998)的实证相比，前者样本中不仅包含的发展中国家较少，而且其样本区间并不包括20世纪80年代这一“丢失的年代”。而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收益少于发达国家这一结论已被许多研究证实，如 K-O、Edwards(2001)、E-K的实证研究。我们感兴趣的是资本项目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何因国而异?一般认为，开放资本项目通过三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1)增加风险分散的机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2)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3)增加国内的政策约束(Kraay,1998)。我们依次分析这三种途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
表3 1975-1997年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
1975-1982
1983-1989
1990-1997
外债
总流入
外债
总流入
外债
总流入
发达国家
3.328
3.352
3.926
4.756
4。151
5.461
新兴市场国家
1.116
2.573
1.019
1,470
0。189
0.897
非洲国家
2.725
2.976
1.990
1.843
0，029
0.330
亚洲国家
1.707
2.601
1.020
1.616
1，182
2.947
非发达的欧洲国家
2.260
2.023
0.338
0.520
0.719
1.855
中东国家
2.341
3.129
1.402
1.990
0.525
-0.229
拉美、加勒比海
-2.380
1.930
-0.531
0.929
-0.458
0.562
注：资料来源：Edwards(2001)。表中“外债”指债务资本流入与GDP之比，“总资本流入”
首先，开放资本项目与资本流入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表3是1975-1997年间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在1975~1997年，发达国家、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都具有较高的资本项目开放度，但是，无论是外债还是总资本流入，发达国家都高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而持续保持较多的资本管制的亚洲国家反而对国际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
其次，开放资本项目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差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多的金融抑制、较弱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就理论上而言，资本项目开放能减轻国内金融抑制，促进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的完善，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资本项目开放后引入的国际资本更多地表现出“候鸟特征”，以20世纪 90年代发生的两次金融危机为例，1993年流入墨西哥的国际资本达到230亿美元，而在1995年流出额达到140亿美元，逆转额达到370亿美元。同样的资本逆转在东亚五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重演，1996年东亚五国的资金流入为400亿美元，1997年净流出为300亿美元，逆转额为700亿美元。这种类似“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的资金流动更多是带来经济波动而不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Stiglitz,2000)。
第三，政策的约束性。据Johnson& Tamirisa(1998)的实证分析，实施资本项目管制的两个重要目的是为债务融资和获得政策的自主性。在资本管制下，一国政府通过通货膨胀税为本国财政赤字融资，还可以避免本国货币贬值和升值压力。当资本项目开放后，由于居民可以持有外国资产以及“货币替代”的潜在威胁。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将面对更多的约束条件。度量政策约束性的常用度量指标是通货膨胀率，然而Kraay(1998)的实证检验并未证实资本项目开放能显著降低通货膨胀率，其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尚缺乏独立性，而发展中国家的“弱财政”也迫使政府当局继续依赖通货膨胀税。。
四、结语
Eichengreen & Leblang(2002)在回顾了百年的资本管制史后认为：资本管制本身虽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资本管制却能抑制危机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因此，只有当国内金融体系稳健、国际金融环境也不易发生代价昂贵、极具破坏性的金融危机时，开放资本项目的收益才可能大于成本。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流入、增加本国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开放资本项目犹如“将赛车的发动机装入旧车”，如果不检查汽车的其它部件和培训车手的情况下就发动，其效果甚至不如未装前的旧车，因为驾驶旧车虽然慢但安全可靠，而换发动机后可能高速行驶，但更可能发生事故(Stizlitz，2000)。因此，只有在经济水平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开放资本项目才能促进金融深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政策的约束性，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Ⅳ 资本外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国的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关系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稳健性程度，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等。在经济上，今天金融货币化，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健康的工作分不开的。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我们的金融体系改革是一系列的大考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极大地影响了该国的经济稳定，我们保障税进一步的影响，所以其实人民币汇率改革和税收安全在中国有着内在的联系。首先，人民币汇率和税收保障制度改革（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和人民币金融风险1.状态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改革趋势的汇率在逐渐市场为移动化的方向发展。从1994年到2005年，人民币汇率的统一，我们的政策一直是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被动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中国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变为以市场为导向参考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一篮子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市场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经过改革的方向最终是要完全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改革2.总的方向是把面向市场的方向，随着市场的不断推进过程中，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将继续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作为我们现在商业银行改革，从以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带来大量的行李和经营管理的问题，人民币汇率改革，风险管理是银行系统测试的能力，银行风险管理的健全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成败决定着国家的经济稳定。可以说，在过去的金融史上对外封闭，金融风险在我们的金融体系和我们的经济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积累，就像是慢慢拧开排气阀的风险是，更快的市场化进程，本次发布我们的金融体系，人们的态度和思维测试也越大，更大的考验。（二）与我国的税收安全性1.金融风险和经济实体的金融风险相关的客观存在，我们无法选择的金融风险存在的金融风险，我们只能选择来管理风险。系统性风险是不可避免的，管理的，通过其他方式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分散。最合理的经济体是风险中性或风险厌恶情绪在市场经济中，他们会选择各种方式来管理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如企业，个人，政府，外国投资者，投机者等，他们选择的风险回应会影响我们的经济。2.真正的风险给经济和应对税收安全隐患，面对金融的不确定性，不同经济体都会选择来处理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如汇率更加市场化，进口的情况下，出口企业会选择远离交易和其他衍生金融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会提高风险控制和识别水平，推出更加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而这些管理理念仍处于危险之中，等等，可以肯定的是，风险我们的经济带来了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的税收安全带来了的不确定性。第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税收安全的税制改革的影响分析各级人民币汇率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和这种反应的进一步分析，以得出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首先的各方面的影响基本认识，通过分析方法在各级的影响和后果，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安全税。（一）支付汇率风险1.征税当前级别的进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的强烈汇率变动影响的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在国家钉住汇率制度，大多数进出口贸易美元结算基本上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大幅汇率风险不敏感。而经过我们的汇率基本市场，汇率更加市场因素的表现。在对贸易的汇率波动，这意味着贬值会改善贸易平衡，而货币升值将会使企业陷入日益恶化的局势的影响一般分析。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在汇率波动的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他并没有改善贸易平衡的目的，反而使贸易余额预计将转向相反的一些经济体，在追求这个事业冲突中产生一个新的汇率传递理论（不完全的汇率传递）。“对汇率传递的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经验估计，汇率传递发现是不完整的，这是过程，在进口和出口价格按不同比例后，汇率的变化而变化，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出口行业，中国在一个大的纺织产品的主题，以及一些初级加工电气设备，机电项目出口，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象征性的水平。对我们产品的国外需求在价格上优势非常缺乏弹性的，该未成年人的当前人民币升值2％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未来50年的乐观预测中国经济存在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努力升值将继续加大，幅度将是缓慢的，在这漫长的升值预期-standing，出口部门将加快资金周转，企业将创造的利润。另外，在进口方面，中国的长期业绩是内需严重不足，利率的变化对中国的储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一直是一个温和的通货紧缩趋势，产品市场在未来10年将比供需形势时，进口不会有很大的增长，与营业税的外贸环节将增加进出口企业增加。汇率的变化并不完全是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也有很多人为因素，如国际游资和热钱的干扰。中国目前正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由于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中国的金融体系，积累了路到人民币远期市场，这是中国的税收增加安全了很多不确定性的改革上巨大的金融风险，困难。2，外汇汇兑收益和对外经济，汇兑损益的影响，风险损失也影响进出口企业和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由于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外汇业务保持为数不多的进口和出口企业的自主权，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算和售汇的两个阶段，两个阶段有一个相互交流和外币，以及汇率市场的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交换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以及对我们的税务风险。近期我们推出远期交易后，公司可避免通过掉期和其他远期交易风险的一部分。（二）在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帐户中的纳税影响水平的平衡，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资本的自由流动。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因而不能从三角理论推导，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目标的独立性，而只有实现两者之一。在我们国家的未来选择的汇率制度，有利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的资本项目下必然需要更大的灵活性，是不是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而事实上，许多国家和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区域都做了一定的影响。资本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金融风险1.金融风险的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系统不稳定，增加金融脆弱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国际投机资本恶意炒作和热钱的冲击故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资本流入一直呈现增长的势头。“中国在国际资本结构，保持合理的时期，从那时起，外商投资，外债的温和增长，而相对较低的投资证券的形式，绝大多数的资本流入。”外国直接投资已投资房地产行业有相当一部分，造成金融风险的积累。再加上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如果故意使用，危及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改革的成功，这将危及中国的税收收入的安全性。税务2.国际资本流动影响资本将大大加强该国的未来中国的金融效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由流动，它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随着市场的不断加快的不断完善国际投资资金进入环境，经济环境的过程中会越来越好，以确保未来的投资价值会比西方国家更好，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的形象将吸引国际资本，导致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导致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长。一般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但资本流动的金融风险并不一定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危机，取决于货币当局的政策和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需要加强监督，参与的限制措施，加强风险预警，维护经济稳定和保障税的。（三）人民币汇率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中国的税制改革国内金融市场的水平，人民币汇率改革我们金融风险。1.人民币汇率改革和金融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当前值得考虑的一个字：弱的银行体系和资本账户开放是“意外的结合等待发生。“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看，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举足轻重的战略重要性。在我们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统一实行，中国的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状态，金融市场主要由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变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中国金融市场，影响渠道是不是特别光滑。这也是该国的原因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于97年。当人民币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资本市场自由化，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后，中国金融市场将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更加广泛和蔓延传染性的影响会更大。2.金融中介和市场风险我国税收安全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例较高。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主要是在一个统一的政策指导，以支持投资和经济发展的成长型企业的需求间接融资银行的主要利率的融资模式起到了重要的角色。然而，由于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企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未能实现突破，在银行的大量信贷资金的正常管理的政府干预与各级只是“半金融”在本质上经营和扭曲银行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企业资产重组，债务，债务是严重的浪费，增加了银行的压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出来。我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由于与经营管理，再加上监管滞后的问题，这些机构运作，存在很多问题，这意味着风险肯定是不能忽视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面临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面临一个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盈利，随着的金融机构一起往往会被逐渐混合，中国的金融机构将面临的投资风险，风险管理，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影响到我们保障税。（四）在国内市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影响中国的税收从根本意义上水平，汇率反映了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价格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本国货币的价值，所以在有限度开放的国家，价格仍主要受国内供求关系和内部经济因素的变化，与一国的开放性，外部因素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对价格的汇率的影响以及会逐渐影响深化。具体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影响国内价格，鲁。M和Z采用张增值经销商（VAR）上的实证检验的国内价格，人民币汇率的方法（2003年），得到了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将通胀国内价格的结论的影响。另外J.沙伊贝和D藤（2005）上绘制的贸易加权名义有效汇率中国通胀实证研究是影响国内通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的一个百分点的贬值，将导致国内价格上涨了0.3个百分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国内波动将导致所生产的产品对市场价格的价格，对我们保障税直接影响到企业结构带来的变化（五）税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我们改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们认为，不仅在国内市场的平衡，还要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的选择要考虑内部和外部市场的配合。1，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过程中，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以来，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收入将逐步收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生活调节和优势，有效和完整的这些宏观调控体系，有助于发挥经济杠杆。“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微小的改变利率或偶然事件，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快，很容易造成对一国的经济。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更大的影响和冲击选择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更市场化的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对方，确保国际收支的平衡，以确保贸易往往正常，没有大规模的顺差或逆差，资本项目下，国际资本的正常流动，同时确保稳定和谐的国内基本经济变量，以保证国内消费，投资，储蓄，宏观政策选择更加一体化，市场化。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互相保证我们的税收平衡和协调国际国内市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相互合作。根据蒙代尔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理论，国际收支更加有效的平衡调控，货币政策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国内市场的更有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后的监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实施，在国际收支的调节，央行有必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对冲操作中，保持国内经济变量相对稳定，同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使投资和政府采购调整，维持和调节供需总体平衡，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两者相得益彰，以确保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确保中国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中国的税制改革和税收方面相应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改革后相应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很难在由模型确定的数额找出难以衡量在市场经济中发生了什么，如何衡量很多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影响变量的变化严格假设的情况不会在实践中。经过一番讨论，税收改革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还比较模糊，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对中国税制改革的汇率影响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可以对症下药，找到适当的税收政策。（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制度下的基本要求，税收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追求效率，公平性，注重便利性，力求节约。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的税收创始人四项原则提出了我们很大的洞察到今天仍然适用。设计我们的税收制度，以尽可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理念，确保效益优先，实现更大的公平，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实施四项原则的前提下，税收是必要的，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确保我们的安全税，更增加我们的资金实力，以确保实现我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二）税收制度，以处理金融风险调整后的建立和客观问题金融体系的发展有关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能正确认识并有效防范和化解，这是保证金融安全关键，关系到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效率。事实上，因为几乎在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所有财务方面，因此资金安全，以控制为基调的风险，该公司今天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对金融风险防范税收是确保金融市场的效率，减少和金融风险的分散最大程度的前提下进行，并确保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稳定，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确保稳定的宏观经济保证平衡和协调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三）金融风险的金融风险管理税收制度改革的重大改革的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依赖于系统和完善各方面的改革，完善税收制度仅仅是各项改革，税收部分改革固然重要，但还必须满足其他系统和机构改革，我们的改革是全面和有效的。1.调整房地产税收政策，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力度，控制和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是比较容易产生泡沫市场，金融风险的积累，可以说是房地产市场是金融风险预警装置，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较大，容易兑现，国际资本和热钱倾向于选择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利于规避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改变现有的销售税，加强对涉嫌炒作房地产投机行为的房地产流通规范征收高额税收，如发射的最后一个销售税，以防止房地产投机的改革，我认为改革应得到加强，低税率，相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高利润额，营业税税率调控不会事倍功半。2.调整资本市场税收政策，防范金融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在很多方面，比如在促进资产证券化来进行税收政策的调整，鼓励资本投资进入市场，防止投机资金炒作等。在推进资产证券化，我们应该印花税发起机构转让信贷资产将实施信贷资产信托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给予受托人，由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信贷资产证券化，受托人委托的贷款服务管理双方签订信贷资产受托管理合同，不得征收印花税时;在营业税方面，由受托管理销售税的信托项目信贷资产受托人的贷款利息收入应全额支付。非金融机构投资者，资产支持信用利差收益证券，不征收营业税;所得税的目的。在这一年信托项目收益的机构投资者作出分配的信任和企业所得税等方面暂时的一部分。在防止投机资本的炒作，一方面是加强对投机性资本和游资炒作的监控，另一方面在所得税恶意炒作的术语来讲征收高额税收来作出特别规定。投机资金炒作方面，因为中国没有建立良好的监督体系，使税收调节是难以发挥作用。除了恶意炒作行为很难有效地定义，投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会出现在很短的时间，税收调节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发挥税收调节作用，改革监管制度是必要的。3.调整税收政策，加快企业及商业银行体系，理顺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银行资产在1998年财政部下发270十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资本充足激活比国际标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按照“商业银行法”规定，实际执行单独的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强化约束机制改革措施;银行信贷资产分类标准的风险，并有效的管理，加大不良资产重组和清理存量也应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理顺银行之间的关系和企业。在这方面，税收调节应在推动投资银行业务的多元化起到一定的作用，引进战略投资者，推进股份制改造。例如，引入战略投资者，我们可以征收股权投资者的所得税或预提税较低的回报。在推动多元化金融机构进一步的投资，我们在所得税，印花税提供优惠的条款。4.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提高银行信贷政策和资本市场政策，支持非国有经济，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商业银行信贷应该权衡收益与风险的主要标准的效率，扩大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良好的发展前景，建议为银行的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这将是真正的民营经济的信贷支持，非国有经济主体包含在每一行的全年信贷计划，央行扮演“指导规模贷款”也应明确列明的信贷支持，非国有经济的看法的指导作用。其次，非国有经济开放市场的证券融资，特别是对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引导他们允许上市的股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制，通过资本市场股权融资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该允许一定的程序和发行债券融资的要求，接受审查的市场自律组织和被交易来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在这方面的税收扶持应是促进金融机构，促进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和直接融资，减少了对中国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我们可以给予优惠所得税的目的，发挥国家政策导向的作用，因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的过程中，中小企业是不容忽视的，它应该是适当的支持。直接融资，促进中小企业，我们仍然可以保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发行，一方面债券，以确保该机构的所得税，而另一方面，利用诸如中小企业融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后和改善经营管理给予税收优惠。5，继续推进对外开放过程中，进行了税制改革，加强财务管理，提高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走向全球化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国的开放政策风险防范能力是大势所趋历史要求，也是关键是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20年对外开放的实践，引进外资流入已经从原来单纯的产业资本改变，我们看到银行越来越多，保险，基金和金融资本的含量证券开始流入中国，这两个保持我们持续投资资本的海外业务，并保证其稳定性，或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必要的。然而，金融资本流入相比，工商资本，具有较大的风险因素。因此，未来继续吸引高科技产业，而资本流入，这取决于经济现实，应要求加快金融机构和监管标准的建设，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流入，重点是外汇制度和行业，企业接入管理学位的严格监控。在金融资本流入进行监督，中国对目前国外生产商的金融资本流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应该看到，这样的政策有政策依据，也吸引外资流入的趋势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竞争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Ⅵ 经济研究中国应加速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吗
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 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指的是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的特性，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
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
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二、经济危机是一个挑战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国际金融风暴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的目标地也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这次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带来冲击，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订单减少的风险。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利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我国居民出国旅游可能会更加便利，国内旅游业面临着旅游人数分流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影响，海外入境的人数可能会明显减少，这对涉外旅游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
三、经济危机是个机遇
海外投资国际股资的缩水，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创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潜在机会。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时间越长，破坏程度越大、经济恢复越慢，我国海外投资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 进出口贸易就我国进口而言，一些国家基于生产自救可能会出台一些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关税、降低出口价格、放松技术封锁等。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扩大技术类、资源类、短缺类、价格优势类商品的进口。
金融证券保险业在国际金融、证券市场没有稳定之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单边行情。影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是国内的市场环境和运行机制。今后我国仍会坚持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发展路径，但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会进一步加强。
房地产业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旅游业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
劳动就业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面临着引进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机遇，国内金融业也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的态势。
经济增长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同时，我国经济仍是投资推动型经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城市基础实施、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
经济地位。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
四、我国应该采取的政策
1、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中国人民币升值目前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预期，我个人觉得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打掉这种预期。可以采取的手段第一肯定是加快升值，人民币在2008年应该以加快升值速度；第二改革出口政策，引导出口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靠拢，增强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扩大进口，加快进口我们需要资源、技术等重要物资；第四，我们既然已经被认为是汇率控制国，索性控制一把给他们看，人民币可以有时升有时跌，让热钱找不到北；第四外资进来之后需要汇出利润等必须到指定银行换汇，换汇审批和换汇价格要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扼住外资出逃喉咙。 人民币一旦升值到位，我相信美欧日又会联合起来以市场经济地位等等问题相威胁，逼迫中国放弃资本账户管制。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远远没有到可以承受放开资本账户的实力。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匆匆放开资本账户，带来的肯定是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
上面提到的第四第五条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依靠这个与游资搏斗，关键是中国经济自身的内功要练好，至少要练到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那样的实力。第一个关键是有自己核心竞争力、核心创新能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国际型大企业；第二个关键是加快金融改革，提高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等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和公平有效性，实现以投资者利益和存款人利益为先的金融监管；第三个关键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一定要退出对经济的微观干预领域，加强宏观管理，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养老、工伤、失业保险等），增强老百姓对未来的信心，提高当期消费，是国内经济真正成为一个以自我消费带动为主的经济体；第四个关键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步伐，做好廉政建设、民主建设等；第五个关键是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培养一代代拥有自由、创新、实干等良好品质的年轻人，保证未来发展后继有人。我想如果做好这几项关键工作，我们的国家会是一个政治安定、经济活力充沛、市场高效、企业竞争力强、法律制度比较完备，在这种状态下放开资本账户对我们经济体和社会的冲击会非常小。
2、利率政策与通货膨胀。我想央行的首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所以利率政策的导向要完全反映通货膨胀的趋势。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如果再不抓紧时间提高利率，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失控。因为从加息到通货膨胀实际受到控制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滞，如果央行不把握好这个节奏，很容易出现通胀失控的问题。
我们知道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手段。而通货膨胀恰恰会打乱市场价格反映给经济体的正常信号，一旦这个信号失真，很多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会出现明显的非理性，导致经济体的混乱，甚至经济危机，所以控制通货膨胀是目前首要任务。但是政府目前采取行政手段直接打压价格，例如不准方便面涨价，不准汽油涨价，不准电力涨价等，这些政策的效果是短暂的。而且政府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些暂时的效果而放弃实行根本的措施，这样为未来埋下了祸根。
因为目前国内是实际利率为负，这样就打乱了资金的正常价格，所以会出现股市和楼市的非正常上涨。一旦上涨的预期被实际上涨所证实，会引发下一轮上涨，最终到资产泡沫。资产泡沫一旦形成，刺破这个泡沫对经济体的冲击会是致命的，搞不好就会出现日本那样十几年通货紧缩的局面。如果我们不主动刺破这个泡沫，泡沫最终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自己破灭，这样对经济的打击更大。 个人认为央行应该与通胀预期赶时间，加快升息步伐，首先要保证实际利率为正。我想在我们在保证全国一片安定保证十七大顺利召开，之后央行的出手会更快更狠吧。
3、股市与房地产。我觉得中央真的要抓紧时间处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了，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比，我更担心房地产市场，因为涉及面太广了，一旦泡沫破灭对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可能会直接危及政权。股市泡沫了，最后被套牢的许多人肯定是有钱人，他们的钱没有了应该还能生活下去。可是，房地产市场套牢的很多不是个人，而是一个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庭加上一对年轻人的一辈子，还要加上我们的国有银行。老百姓既然交了税，国家就有义务为老百姓提供住所，满足老百姓购房置家的梦想。当年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也是股市楼市一飞冲天，特别是楼市，据说，按照市场价值计算，当年东京皇宫周围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房地产价值就相当于美国加州房地产价值的总和。
所以现在应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对房地产市场降温，必须打击投机，在适当的时候开征物业税和房地产转让资本增值税。我想我们国家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紧张，首先要保证老百姓有房子可住，所以对富人的高档住宅必须进行限制。我想具体步骤应该是这样的。首先，首先按照房子的面积和密度把商业房地产分成普通住宅和高档住宅，鼓励老百姓购买普通住宅，适当抑制高档住宅。一个老百姓家庭购买第一套普通住宅免征物业税，购买第二套住宅征收相对较低的物业税，例如每年按照房地产市值的1%征收，从第三套住宅开始征收高额的物业税，譬如每年按照市值5%征收，这样就可以从税收上保证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对于富人购买高档房地产，就应该按照每年房地产市值3%以上的税率征收物业税，对于第二套高档住宅就要按照更高的税率征收物业税，既然富人有钱就让他多掏一点，这样的税收方式对老百姓也更公平的。关于房地产转让资本利得税，应该考虑这样征收:普通房地产在购买之日起一年内转让的，应该按照转让资本利得8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同时缴纳营业税；在购买之日起二年内转让的，税率可以降低到60%；依次按照持有年限的增长降低税率，但最低不能低于30%，以打击投机。至于高档住宅的税率应该可以适当降低，但是第一年内转让的税率不能低于50%，最低的转让税率不能低于20%。对于外资炒作性地购买房地产，就应该狠狠征税，千万不能手软，否则受害的肯定是我们自己。这样一种税率安排大大打击了投机性房地产炒作，体现了税收对收入的调节，抑制了房价过快上升，有利于保证普通老百姓购买自住房产。政府可以用收到的土地出让金和税收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保证穷人有房可住。同时政府应该设立例如美国那样的房地产金融机构支持老百姓取得较低成本的信贷融资，让老百姓提前实现有房的梦想。
有朋友可能会担心这样一种税制安排会大大打击房地产市场，其实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看看我们老百姓对自住房地产的需求就知道房地产市场垮不了，而且在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下，非常有利于保证普通百姓的正常住房需求，保证了房地产行业的平稳发展和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减少了由于过度投机而出现泡沫影响经济长期稳定的概率。
当然从目前房地产的泡沫来看，一下子实行这么严厉的政策会对房地产打击太大，政府可以考虑步步推进，让市场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政府是希望保证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但是会不断打击投机，这样对市场的冲击会比较小，有利于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软着落。其实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土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所以政府根本不允许房地产炒作，对房地产转让征收100%的资本利得税，所以新加坡的房价非常平稳，普通一套100平米的商品房，价格大概只有20万到30万新币左右，换成人民币也就是100万到150万，这个价格对于高收入的新加坡人来说是非常便宜的。
4、医疗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和由此引出的启动内需。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应该解决，只不过我们一直在拖着，所谓等一个好的时机。可是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呢？我们不能拖到不能再拖的地步，否则就太晚了。这些改革的成本以前我们赖掉了，但是终归是要还的，迟还不如早还，被逼着还不如主动还。我想这方面应该是十七大报告浓墨重彩的部分吧。另外，十七大报告肯定会对提振内需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吧。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能靠贸易维持，这样在政治上也很危险。而且我们不能永远给别人打工，生产东西让别人享受吧。我们生产这么多东西是应该让我们的老百姓享受的。提振内需的关键在社会保障上，包括住房保障。
5、产业政策。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应该有我们的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是保护政策，更不是政府直接管制经济的借口。产业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正向引导，是一种激励。我们如果能够把产业政策做成一种创新推动力，我们的产业政策就成功了。但是说实话，目前的产业政策是很糟糕的，搞审批、搞评比、送贷款、送政策等等保护性的政策只是让受保护的企业与未受保护的企业不公平竞争。产业政策的第一条是产业开放，取消不必要的市场准入，市场在对外开放前，至少提前五年对内开放，对民营资本开放；第二条是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第三条是激励政策，对创新有实质贡献的企业进行公开奖励。
6、新能源、新材料。能源和资源问题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中国经济要发展，能源和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国很多重要资源缺乏，对外依存度过高，容易受制于人，所以我们对新能源、新材料的研究的迫切程度可能不亚于日本。我们要早作打算，早作安排。在国际上，该争的时候就得争，该打的时候就得打，该出钱的时候就出钱，没有什么可以客气的。
7、就业政策。我想就业是我们以后历届政府面临的最头疼的事情。我们不能像现在一样靠把大学生发配到基层去来解决问题，更何况基层总有一天也会人满为患。关键的出路还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适当以就业为指标对某些就业大户实行奖励。另外鼓励年轻人创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这些都是主要的出路。我想关于就业也应该是十七大报告的重点。
一直来，国际经济关系和世界金融格局也影响和制约我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贸易纠纷。金融危机也有利于我们加入国际经济金融新体系中。这将体现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变革中，产生在对主导世界经济多边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八国集团等机构的改革中。抓住百年一遇金融危机中的世界经济组织结构调整的改革机遇，在国际合作中提出我们的合理诉求，实现我们中国在国际地位的逐步改变。
制定和掌握政策就是寻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深入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经济的影响，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振兴股市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建议，要严格区分好过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保值工具，防止因咽废食，用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Ⅶ 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
资本市场对经济的影响不久前，中信证券（爱股,行情,资讯）与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中信证券向贝尔斯登投入约10亿美元，从而获得后者的可转换证券，这些证券日后可转换为相当于这家公司6%左右的股权。与此同时，贝尔斯登也将投资10亿美元左右，购得中信证券总计2%的股权。
中国证券业协会有关人士认为，中信证券不需付出现金就可以拿到贝尔斯登6%的股权，而代价仅是付出中信证券2%的股权，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协议。中信证券2%的股权为什么能换到贝尔斯登6%的股权？
因为，中信证券在这轮牛市中，市值已突破450亿美元，停牌前的收盘价为105.93元，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排名第四的券商；而贝尔斯登因受次级债市场违约浪潮的冲击，第三季度业绩下滑61%，其股价也在8月份跌至历史最低点103美元，市值缩水至136亿美元左右。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繁荣，即使贝尔斯登价格再低，中信证券也只能隔海遥望而无缘参股。这其实也告诉我们，惟有繁荣的资本市场，才能让亟待崛起的中国证券业快速提升竞争力和实力；也只有资本市场繁荣，中国证券业才能在相对封闭的市场中强身健体、做大做强，才能在行业整合中孕生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一流券商，在证券业开放中实现与全球一流投行竞争与对话的梦想。证券业之于资本市场如此，其他行业之于资本市场也如此。工行因为上市，不仅市值迅速跃升至世界大型上市银行之首，而且知名度、美誉度也在迅速提升。上市后，工行近一年已启动了三次海外收购。中国企业正因为资本市场繁荣，其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不断攀升。
繁荣的资本市场，必将催生出一个与大国地位相匹配、在全球的影响举足轻重的资本市场。因为繁荣的资本市场如此重要，因此，当前在市场低迷之际，我们尤需防止因调控失当而造成的投资者信心逆转。尽管市场由“快牛”变“慢牛”是好事，但抛压激增和基金赎回潮一旦出现，也会带来股市非理性下跌。因此，要保证市场的理性繁荣，当前必须防止股市大起大落。
Ⅷ 国际资本流动问题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可以写进出口问题，例如石油，农产品等，和国际金融炒家对大宗商品的炒作等！
Ⅸ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状况对投资的重要影响
我国即将加入，应对加入WTO的挑战也是今年国民经济的重要任务之一。加入WTO以后，关税将进一步下降，各种进口的数量限制和贸易壁垒将被消除，外商可以在我国直接投资生产，内销其产品，我国将成为一个几乎是不设防的开放经济，政府可用来保护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能力将大受限制，只有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国内一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需要尽快做出调整，才能面对严峻的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乃为当务之急。
在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和技术结构的选择都必须根据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才能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以人多地少的东亚经济为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般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稀缺，因此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资本价格昂贵，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强，资本密集型产业难以具备竞争力。在这种要素禀赋的条件下，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剩余就会更快、更多地被创造出来，加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资本的回报率高，经济剩余的积累率也就会相应较高，如我国八十年代以来储蓄率长期高达40%左右，东亚、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一般也在35%左右，因此，积累多、投资多，生产扩张快而有竞争力。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不意味我国必须放弃目前需求增长非常快的信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只不过在这些产业上必须选择合适的区段来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例，信息产品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硬件和软件。硬件产品的生产可按所需资本的密集度区分为R&D、核心芯片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四个区段。前两个区段的生产，要求非常密集的资本，除非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为诱因，吸引外资到我国来直接投资，否则，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发展，会因为生产成本太高，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后两个区段则属于劳动密集型，如计算机键盘、显示器、外壳甚至许多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和计算机的组装等。这些都是我国比较优势之所在，我国的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因为总的生产成本低廉，可以很快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应该大力发展。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所需的人力资本可分为两种：了解市场需求和产品趋势的人力资本和编程的人力资本。目前的软件产品，以美国的英文软件市场为主，在了解英文软件市场需求方面我国没有比较优势，但在编程的人力资本上，只要受到同样的教育我国的编程人员和发达国家的编程人员没有差别，而我国编程人员的工资水平则要低得多，因此，除了中文软件的开发外，我国在英文软件的发展上，可以和发达国家的软件开发商合作，发挥我们的优势。总的来说，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我们必须与发达国家有所分工，现阶段应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开发、生产为主，不能不顾实际经济条件和效益去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开发和生产。
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不是象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会导致我国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永远落后，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落后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相反，由于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快，而自然资源总量是一定的，劳动力增长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比较缓慢，因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亦即人均资本的拥有量的增加会比较快，资本由相对稀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则由相对丰富逐渐变得相对稀缺。适应这种资源禀赋的变化，产业结构会自动作出调整，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自工业革命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世界上诸多发展中经济中，唯一赶上/缩小与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的差距的经济。他们靠的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中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应对WTO的挑战，我们应该在政策上改变过去那种贪大、图新、求高的观念，给与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在发展的机会上同等的待遇，尤其在金融服务上也应该如此。
在谈到WTO对我国金融体系的挑战中，多数学者把注意力放在我国现有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和坏帐的比例上，降低国有银行的呆坏帐比例固然重要，但同等重要的是改善我国现有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指的是在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所占的比例。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产业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结构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中小企业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直接融资。而从间接融资来说，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这是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差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而且，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相对较小，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加大了大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中小银行则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并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在准备迎接WTO的挑战上，我们应该确立按比较优势发展的战略思想，以此为准则来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并按产业结构的特性来改革我国的金融结构，创造合适的政策环境发展中小银行，以此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在有条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领域，创造有利于外资独资和合资经营的环境，这样我们才能在加入WTO后，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