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什么是政府行为政策环境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名词
.区域环境对经济活动区位的一般影响1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
A自然环境版条件对权区位选择的影响B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效果反过来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选择2市场环境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
A市场规模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持续性和经济合理性B市场地域范围的大小（也是一种市场规模）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类型与规模C市场战略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D市场特性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3产业环境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
构成产
业环境的要素很多，包括产业集聚、基础设施、生产服务以及其它自然与人文环境等。主要介绍产业集聚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4政府行为与政策环境对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
A政府通过制定规划以及对特定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来引导经济活动向某一特定区域发展B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以及财政补贴的经济政策的实施，客观上起到增加该地区预期收入的作用，调节经济活动的区位C在促进国土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政府制定相应的鼓励经济活动在某一地区发展以及限制经济活动类型
Ⅱ 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有哪些
环境污染包括了空气污染，水污染，森林锐减和树木砍伐，物种灭绝，噪音污染等等内，随着这些污容染的日益严重，尤其是污水中含有的大量有机污染物和难分解的物质流入到江河中，造成不同程度的水资源污染，也导致了江河的富营养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这些违反自然常规的活动不仅给企业增加了处理的成本，同时也破坏了环境和资源的平衡，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影响巨大的。社会需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治理，每年所消耗于环境污染上面的资金和人力也是逐年增加，当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快时，对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就会越大，我们处在一个资源亏乏，人口众多的社会，环境污染间接性的限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大量的资源流失，所以减少污染和无污染是必要的，不要“先污染，后治理”。
Ⅲ 环境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要专业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求助求助求助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青海地处三江源头，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我国淡水资源的主要补给区和生态屏障，这种区域和生态的特点决定了青海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保护和修复好青海的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青海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突出重点抓生态，以退耕还林（草）、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四大工程为重点，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由于我省地处高寒干旱的高原地区，自然条件严酷，生态十分脆弱，恢复速度缓慢，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加剧，目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一半，而且仍以每年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土地荒漠化和草地退化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地中度以上退化面积均占到全省总面积和草地总面积的20%。同时，湿地面积正在大幅度地缩减。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日益加剧的经济社会活动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任重而道远。我省是全国欠发达的省份之一，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富民强省和改善生态两大任务相互交织，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修复生态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双重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之间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维护和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良性循环。
因此，“十一五”期间，我省要继续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方针。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重，力求在发展中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按照“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点上治理、面上保护”的原则，因地制宜，突出重点，讲求实效，认真落实好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各项措施。通过加大投入，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方法，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以重点工程带动，以重点区域治理为突破口，全力以赴组织实施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通过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生态移民和草地、林地、湿地、野生动物集散地保护工程建设，实行以草定畜，减少草地载畜量和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活动，解决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的移民安置、后续产业发展等问题，发展替代能源，减轻天然草场的生态负荷，遏制住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逐步恢复天然林草植被、水源涵养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搞好环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通过综合治理，使入湖水量不再因人为因素而减少，逐步建立起良性循环的草地生态系统和鱼鸟共生水体生态系统。抓好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建设，以城镇、工矿区、绿洲农业区为重点，大力造林种草，建设防沙治沙工程，遏制荒漠化面积扩大的趋势。加强河湟谷地和黄土丘陵区的生态治理，控制水土流失，增加水源涵养，减少流入黄河泥沙量。到“十一五”末，使我省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保护，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荒漠化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Ⅳ 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影响
新环保法首次明确了环境监察机构的法律地位，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并且，还明确规定，对情节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适用行政拘留。对有弄虚作假行为的环境监测机构以及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机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及车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主任宋广生认为，新环保法有利于推动家居行业“革命”：“环保不应该是家居行业的一个噱头，企业唯有将环保技术真正落到实处、将产品不断进行革新，才能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加强大。”专家表示新环保法的落实，除了达到保护环境规范行业的作用，也能将家居企业建设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来。
推动企业工艺革新
查阅资料发现，去年环保部发布的华北平原排污企业地下水污染的名单中，共有88家企业被处以总计613万余元罚款。通过计算可以看到，613万元的罚款平均到每家企业还不到7万元。与企业每年所赚到的高额利润相比，区区7万元的罚款只不过是给很多企业“抓了下痒痒”。违法成本过低，守法成本太高，很多企业为了利润，宁愿违法也不守法。
而此次新修订的环保法，对环境保护重新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如环境标准、环境检测、排污收费等。据了解，对于不符合规定的企业，相关监察部门将对其采取按日计罚。按天累计，增加1天是1万元，50天就是50万元，罚款无上限。这种处罚程度的严苛是前所未有的，如此高额的罚单必将让违法企业付出代价。
北京家居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晨表示，作为企业，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遵守法律和适应法律，主动遵守为上，被动遵守次之。“企业借新环保法的出台，正好可以进行工艺、流程等技术上的转变，以全新的姿态全心面对。”博洛尼管理改善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博洛尼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环保法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在新的环保法出台后，博洛尼会更加积极完善企业的各项环保指标，全力配合国家新环保法的实施。”
产品单价可能会因此上涨
因新环保法对生产和产品有了新的要求，未来产品价格是否会因此上涨？笔者询问了几家企业，均未给出明确答复。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及车内环境监测工作委员会主任宋广生认为，虽然环保产品价格相对于传统产品来说会高一些，但其安全性和总体价值是传统产品不可相比的：“就拿水性漆来说，虽然单价会比传统油漆涂料高，但是不仅安全环保，其涂刷的工艺也相当简单，且不需要其他附加产品。整体算下来，其实也不会比传统涂料高多少。”
Ⅳ 简述经济环境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济环境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首先，经济环境因素是制定、实施公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涉及到资源的配置问题。任何一个社会的政府都只能对社会资源的存量加以合理配置，而绝不可能进行超量配 置。同时，公共政策对资源的配置又必须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框架内进行，离开了一定的经济结构、制度和体制去制定和实施某种公共政策，必然要引起经济制度、体制的反弹。因此，资源的分布与既定的存量、既成的经济制度和体制乃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基础。 其次，经济环境因素是公共政策过程运行的必要条件。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都要耗费一定人力、物力和财力，并需要一定的经济制度作为支撑。这些就构成了政策过程的成本。因此，要使公共政策过程正常运行，就需要一定的资源和经济条件。资源的多少和经济条件的好坏对公共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状况具有较大的影响。 再次，经济环境因素会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目标和方向。现代公共政策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不可能仅仅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制定和推行某些政策。不同国家的政府，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政府，只能依据本国、本地的资源状况、经济情况来制定和推行适当的公共政策，现实的状况，实际的经济制度、结构制约着公共政策的经济目标与方向。
Ⅵ 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1、相互联系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正是处在相互联系的关系中并互相作用，人口多，资源消耗就大，要提供这么多资源那么环境就会遭到破坏，虽然会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但长期看，经济也必然受到牵制，因为环境被破坏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因人口过多导致的就业压力和养老压力都必然牵连经济。因此，他们是相互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我们国家坚持的是发展与环保并举，近些年来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2、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当前正确认识两者关系有利于现实经济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物质，就有什么样的意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也正体现了这种关系，国家根据我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制定政策，发展经济，就是为了适应物质世界，同样，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这些政策也将对人口控制，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这四者的关系就是一种唯物观的体现。
3、坚持发展的观点。
一切事情都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过去，在奴隶封建社会里，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矛盾并不是那么突出，所以表面上看去是很和谐的，但是，到了工业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消耗超越了以往，为了获得资源，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应只看到短期的经济效益，更应该看到长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积极的政策保护环境，控制人口，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唯有如此，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
4、正确的价值观
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就涉及到是从长远价值还是眼前价值来判断问题，怎样的才是正确的价值观，既要照顾现在人们对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这之间的利益如何取舍，就要求我们学会用正确的价值观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关系。
5.坚持正确的矛盾分析方法
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不能一味追求眼前利益而破坏环境，也不能一味以子孙需求而闲置资源停止发展，它们只是社会矛盾中的一个小矛盾，不能因小失大。一分为二的看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
总之，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们是一个整体。
Ⅶ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Ⅷ 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政策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政策对企业的影响：
1、企业发展与国家宏观经济息息相专关，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出属台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过程，政策制定的周期往往滞后于企业和行业发展的现状，这给企业经营造成一定的决策盲区。
2、必须把握宏观经济规律，了解国家经济政策方向，及时调整企业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抢抓市场成长机遇。
3、工业企业在进行技术改造时，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
4、按照环保法律有关规定，对企业浪费能源和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和设备实行限期淘汰。
5、企业在生产中应该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