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困境及其发展

1. 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

中国经济学？ 请问你是想问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提升？
还是中国实体经济如何走版出困境？权
从理论来说，中国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来说都是借鉴国外的~没有自成学说。 如果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国经济的出路，个人觉得还是注重内需好些，尤其是日常的消费，公共设施的建设，降低公共设施的成本（过路费等等），杜绝房地产畸形经济模式。

2. 关于旅游业发展困境与对策论文的英文版研究综述怎么写

文献综述，还是英文的，可以写。用人们熟知的事物作比喻来证明论点。（作用：生动形象地回论证了答观点（主论点或分论点），使文章浅显易懂，易于理解和接受）此外，在驳论中，往往还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批驳方法和“归谬法”。在多数议论文中往往是综合运用的。

3. 伽利略推翻亚里士多德理论时通过逻辑推理运用什么法使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陷入困境

反证法
详情如下
假设重的物体下落地快 轻则慢（即亚是正确的）
那么把一轻一重两物体连在内一起容.
又此理论推出的结论：
1.轻的那个会拉着重的 导致整体速度比原先轻的快,比重的慢
2.整体质量更大 整体速度比重的快
显然是矛盾的 所以此理论错误
其实那时候很多物理学家都是用这种理论的方法处理问题~

4. 理性选择理论的理论困境

1．“目的论”与“同义反复”的陷阱。
“目的论”是指用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时，所选择的材料、视角、解释路径等都围绕理性选择来解释。理性选择理论家往往把适合于他们理论的偏好与信念赋予所研究的对象，甚至乐于将表面看来不合理性的社会实践努力论证为实际上是契合理性选择范式的。针对解释实际生活中的“利他”行为，而考虑到理性选择的“利己”出发点时，阿贝尔曾指出“理性选择理论家在诉诸这类情感始终非常谨慎，在面对外表上的虑他(利他)时，往往会去寻求隐藏的虑己(利己)”。叭‘同义反复”是指人们在判断一种实现自身利益的个体行动时，由于利益没有自主的指示，必须依靠行动过程来说明何为利益最大化，即不得不把行动说成是自己说明了自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理性选择理论似乎可以对一切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譬如一个人可以眼睁睁看着歹徒抢劫而不为所动，这当然是一种理性选择；一个人恰巧遇见有人落水而奋不顾身地营救，这也可以是一种理性选择；不发达国家掠夺性开采自然资源，大力发展本国工业，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发达国家通过立法禁止滥用自然资源，宁愿高价从国际市场购买，以保持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当然是一种理性选择。表面看来，理性选择理论能够解释的人类行动与社会现象越来越广泛，实际上暗示着理性选择理论的活力或生命力在降低，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对理论进行修正补充。
2．方法论的悖论。
“理性选择理论”走的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路线，本来是不折不扣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但既便在纯粹的经济领域，即使是严格按理性选择理论建立起来的复杂经济学模型，在解释多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时，事实上总存在一个既有变量无法解释的“残差”。这表明，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幽灵，而一些非理性或理性之外的因素也会产生常规的影响。相比之下，社会学比经济学更关注理性的有限性和个体行动受文化、制度因素的制约性。这意味着，欲对复杂的个体行动作合理性阐释，除了从个体内部作出说明外，还不得不将个体定位于外部文化、制度的框架之上。这样实则违反了理性选择范式所坚持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因为这等于承认了社会结构的地位更高，先在并独立于个体的意图。这样，理性选择范式照样摆脱不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宏观结构与个体行动的“二元对立”老问题，方法论上的悖论迫使社会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我们可以在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中看到这种不懈的努力。然而，不容乐观的是，由于人类社会现象的纷繁复杂，个体行动的灵活多变，使得要打通个体与集体、宏观与微观之间关联的路途还十分遥远。
3．解释效力的质疑。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质疑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效力：一方面，并非如有人称赞理性选择范式在确立基本假设上所采用的“奥卡姆剃刀”的方式，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现在的问题却是对“理性选择理论”过多的修修补补，导致前面所提及的“目的论”与“同义反复”的陷阱和方法论的悖论，反而大大降低了理性选择范式的解释力度。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分析同一对象却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面对理性化的搭便车者，奥尔森、阿罗等人都主张，提供公共物品的惟一途径就是采取(仁慈的)专制。而尼斯卡宁和唐斯则主张，政客和官僚的最大化行为妨碍了公共物品的最优分配。但每一种立场都同样是从一种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假设推论出来的。 另一方面，当把产生于“个体主义”西方文化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应用到异质于西方文化传统(譬如对于以“集体主义”为主导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社会现象时，“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度多少令人怀疑。勿庸置疑，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浸淫下的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自有不同于西方的特异之处。中国已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取向始终是和家长权威、道德规范、利益分配、血缘关系等四个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或许，对于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采用面子与人情的解释模式比直接套用“理性选择理论”来得妥帖、有效。理性选择范式具有盲目地把西方文化和价值推向普遍主义的危险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早已为人所诟病。正如查默斯·约翰逊对美国政治学界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泛滥所做的批评那样，“在文化概念上理性选择理论完全是幼稚可笑的；与其说它超越了文化，不如说它仅仅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特有的地方偏狭主义(Parochialisms)以及像戴达卢思杂志(Daedalus)所说的‘美国的学术文化’

5. 加分跪求：类似“囚徒困境”的精典理论〥

莫非定律吧 很经典很经典的 呵呵

墨菲定律（英文名：Murphy's Law），亦称莫非定律、莫非定理、或摩菲定理，是西方世界常用的俚语。墨菲定律主要内容是：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比如你衣袋里有两把钥匙，一把是你房间的，一把是汽车的，如果你现在想拿出车钥匙，会发生什么？是的，你往往是拿出了房间钥匙。
“墨菲法则”、“派金森定理”和“彼得原理”并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中最杰出的三大发现。
墨菲定律并不是一种强调人为错误的概率性定律,而是阐述了一种偶然中的必然性，我们再举个例子：
你兜里装着一枚金币，生怕别人知道也生怕丢失，所以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用手摸兜，去查看金币是不是还在，于是你的规律性动作引起了小偷的注意，最终被小偷偷走了。即便没有被小偷偷走，那个总被你摸来摸去的兜最后终于被磨破了，金币掉了出去丢失了。
这就说明了，越害怕发生的事情就越会发生的原因，为什么？就因为害怕发生，所以会非常在意，注意力越集中，就越容易犯错误。
[编辑本段]溯源
墨菲定律的原话是这样说的：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ways to do something, and one of those ways can result in a catastrophe, then someone will do it.(如果有两种选择，其中一种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作出这种选择。)
根据“墨菲定律”：
一、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二、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三、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四，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定律吗？你能相信它不是由哲学家、牧师、文学家或是科学家创造，而是一名工程师的即兴发挥吗？
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是一名工程师，他曾参加美国空军于 1949年进行的MX981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定人类对加速度的承受极限。其中有一个实验项目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上方，当时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支架上，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有条不紊地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作出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并被那个受试者在几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
几个月后这一“墨菲定律”被广泛引用在与航天机械相关的领域。经过多年，这一“定律”逐渐进入习语范畴，其内涵被赋予无穷的创意，出现了众多的变体，其中最著名的一条也被称为 Finagle's Law(菲纳格定律)，具体内容为：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会出错的，终将会出错。)。这一定律被认为是对“墨菲定律”最好的模仿和阐述。
[编辑本段]简介
什么是墨菲定律？最简单的表达形式是“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就会出错（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是一名工程师，他曾参加美国空军于 1949年进行的MX981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定人类对加速度的承受极限。其中有一个实验项目是将16个火箭加速度计悬空装置在受试者上方，当时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加速度计固定在支架上，而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人有条不紊地将16个加速度计全部装在错误的位置。于是墨菲作出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并被那个受试者在几天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
这句话迅速流传。经过多年，这一“定律”逐渐进入习语范畴，其内涵被赋予无穷的创意，出现了众多的变体，“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会出错的，终将会出错)”、“笑一笑，明天未必比今天好。”“东西越好，越不中用”、“别试图教猪唱歌，这样不但不会有结果，还会惹猪不高兴!”
墨菲定律的原句是这样的：If there are two or more ways to do something, and one of those ways can result in a catastrophe, then someone will do it.（如果有两种选择，其中一种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作出这种选择。）
“墨菲定律”诞生于20世纪中叶，这正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人类真正成为世界主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处处弥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人类取得了对自然、对疾病以及其他限制的胜利，并将不断扩大优势；我们不但飞上了天空，而且飞向太空……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改造世界的面貌，这一切似乎昭示着：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无论是怎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总能找到一种办法或模式战而胜之。
[编辑本段]解读
墨菲定律告诉我们，容易犯错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不论科技多发达，事故都会发生。而且我们解决问题的手段越高明，面临的麻烦就越严重。所以，我们在事前应该是尽可能想得周到、全面一些，如果真的发生不幸或者损失，就笑着应对吧，关键在于总结所犯的错误，而不是企图掩盖它。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即将返回地面时，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中部地区上空解体，机上6名美国宇航员以及首位进入太空的以色列宇航员拉蒙全部遇难。“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也印证了墨菲定律。如此复杂的系统是一定要出事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合情合理。一次事故之后，人们总是要积极寻找事故原因，以防止下一次事故，这是人的一般理性都能够理解的，否则，或者从此放弃航天事业，或者听任下一次事故再次发生，这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接受的结果。
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上帝，当你妄自尊大时，“墨菲定律”会叫你知道厉害；相反，如果你承认自己的无知，“墨菲定律”会帮助你做得更严密些。
这其实是概率在起作用，人算不如天算，如老话说的“上的山多终遇虎”。还有“祸不单行”。如彩票，连着几期没大奖，最后必定滚出一个千万大奖来，灾祸发生的概率虽然也很小，但累积到一定程度，也会从最薄弱环节爆发。所以关键是要平时清扫死角，消除不安全隐患，降低事故概率。怕什么来什么，好的状态是只想技术要领，忘掉自己。
[编辑本段]延伸
人生哲学
1、别试图教猫唱歌，这样不但不会有结果，还会惹猫不高兴？
2、别跟傻瓜吵架，不然旁人会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傻瓜？
3、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因为没有你，太阳明天还是一样从东方升上来？
4、笑一笑，明天未必比今天好。
5、好的开始，未必就有好结果；坏的开始，结果往往会更糟。
处事原则
1、你若帮助了一个急需用钱的朋友，他一定会记得你——在他下次急需用钱的时候。
2、有能力的——让他做；没能力的——教他做；做不来的——管理他。
3、你早到了，会议却取消；你准时到，却还要等；迟到，就是迟了。
4、你携伴出游，越不想让人看见，越会遇见熟人。
爱情意义
1、你爱上的人，总以为你爱上他是因为：他使你想起你的老情人。
2、你最后硬着头皮寄出的情书；寄达对方的时间有多长，你反悔的时间就有多长。
3、当你越讨厌一个人时，他就会无时无刻不出现在你的面前，而当你想念一个人时， 翻 遍地球都找不到他。
生活常识
1、东西越好，越不中用。
2、一种产品保证60天不会出故障，等于保证第61天一定就会坏掉。
3、东西久久都派不上用场，就可以丢掉；东西一丢掉，往往就必须要用它。
4、你丢掉了东西时，最先去找的地方，往往也是可能找到的最后一个地方。
5、你往往会找到不是你正想找的东西。
6、你出去买爆米花的时候，银幕上偏偏就出现了精彩镜头。
7、另一排总是动的比较快；你换到另一排，你原来站的那一排，就开始动的比较快了；你站的越久，越有可能是站错了排。
8、等公车的时候，往往不是你想等的车已经过去好几趟，而你等的车还是没有出现。

6. 以下哪些理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提出的 A囚徒困境 B前景理论 C心理账户 D有限理性

(A)BCD
A：囚徒困境是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Dresher）提出的，艾伯特·内塔克（AlbertTucker）命名的。容这三个人都不是诺贝尔奖得主，但是囚徒困境因为常被用于说明纳什均衡，因此往往被误认为是约翰纳什提出的，而约翰纳什也确实获得了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说这个选项对不对，要看出题人的水平如何。
B: 前景理论是行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提出者是丹尼尔·卡内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其中丹尼尔·卡内曼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阿莫斯·特沃斯基1996年去世，没有拿到。因此这个选项是正确的。
C：心理账户也是行为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提出者理查德·塞勒1997年拿了诺贝尔奖，因此这个选项也是对的。
D：最早涉及有限理性这个概念的是阿罗，而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是赫伯特西蒙。这两个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这个选项也是对的。

7. 近代自然科学后期发展的困境

第一，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再有紧密的联系。
生物现象虽然比物理现象复杂，但生物行为主要是本能性行为 (为行文方便，以下用“生物”泛指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体，以示区别)。在生物世界中结构和功能是高度统一的。人的特性破坏了在自然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因为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可以创造结构以维持特权，也可以运用理论来论证特权。存在(结构)因此不再等于合理(功能)。这并不是说任何社会存在都没有合理性可言，但是存在和合理的关系变得可紧可松——强权、洗脑和精英联盟可以维系“不合理”的存在，“合理”的存在也总是可以被解读为是特权的需要。我给不合理和合理都打上了引号是因为一旦结构与功能失去了紧密的关系，任何一种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正面或负面论述都很难完全跳出论证者本身的价值观、企图甚至是潜意识。社会科学家首先要破除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之少。社会科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坚持“冲突论”的学者同时也会显得特别功能主义——他们强烈的价值倾向会使他们在面对与自己价值观和利益相符的事物时马上采取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第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机制都是负反馈机制。体温升高会流汗，体温降低会发抖。这都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而产生的机制。吃饭会导致血糖浓度提高，而血糖浓度提高又会导致体内胰岛素的释放和血糖浓度降低，这样人就不至于在饭后产生糖尿病症状(但是会饭后犯困)。生物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到自稳定，各种负反馈机制起到的都是这个作用。但是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稳定，而且是权力和成功。一个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变周边环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有特别强烈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人的追求，于是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大的原动力。人的这一特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再遵从进化论原则。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机制要么是正反馈机制(例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和相应的理论)，要么是那些会产生更大范围正反馈效应的负反馈机制(例如，价格规律是个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之而产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以及环境危机与市场的关系则是正反馈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负反馈机制都是来自宗教和从左到右的各种非自由主义世俗意识形态，及其与它们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力量。但是这些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压抑着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达，因此维系这些意识形态的制度虽然可以压抑大多数人的人性，却不能阻止人性(特别是权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种扭曲的方式不断表达。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就会变得专制、复杂和丑陋无比。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或者对人类社会的正反馈特点认识不足，或者对人类自我设定的负反馈机制的黑暗性缺乏清晰认识，他们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论点一次往往都显得天真和简单。人类社会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方法论意义上建立如下观点：(1)文化得以延续必须有各种制度维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稳定性;(2)人类社会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稳定性，不但不具有任何乌托邦的可能性，甚至不具有永恒的较为不坏的选择(the lesser evil)(比如有人也许就会以为西方民主体制就是一个永恒的较为不坏的选择);(3)任何社会意义上的“成功”都是相对的，任何解决问题方法都会给今后带来“麻烦”;(4)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轴。
生物是没有智力的，生物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
第三，前文提到，生命现象背后的进化论原则以及生命现象结构和功能的高度统一给了生物世界显着的系统特征。但是，人的特性破坏了在生物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人的特性也造就了大量具有正反馈效应的(或者说是反进化论原则的)社会机制。人类社会因此不具有生物世界中所具有的系统特征，或者说人作为行动者可以把社会的系统特征搞得乱七八糟。
由于社会不是一个系统，历史发展也就不会遵从任何统一的规律。任何系统性的社会理论——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特别是福山(Fukuyama 1992)提出的自由主义史观]还是进步主义——无一例外都是对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误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很同意默顿(Merton 1967)提倡的以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 为基础的经验研究，以及当今许多社会学和政治学家所提倡的以机制为核心的经验研究。但在后文中我会指出，由于人的特性，中层理论和以机制为核心的理论也走不了多远。系统性理论和中层理论的无能给了虚无主义很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主流历史学家都会认为历史是非发展的、无目的的，每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 (Every history is its own history)。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对人类的认知能力产生了全面怀疑，并以解构和批判既有知识为己任。在后续文章中我会系统地指出，这些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的产生，背后有着许多重大的历史原因，他们的怀疑和批判也有着从社会到学术多方面的正面意义，但他们却从科学主义的极端走到了虚无主义的极端。
第四，与生物学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层次”：基因、个体、群体、地区、国家、国际社会——这仅仅是层次的一种分法。一旦有层次就有还原问题，即是否能够把某一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于更低层面(比如，个体层面甚至是基因层面)的机制?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对于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是还原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还原论的哲学讨论在社会科学中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人的策略和自我辩解能力不但使得还原主义方法的运用更为有限，而且把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复杂到几乎要一事一议(即是否能还原完要看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而定)。
例如，有西方学者用生物机制来解释性别不平等这一现象。其中一个解释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人直立后骨盆变狭窄而产生的副作用。动物四肢着地，骨盆因此松大，能产出很大的子代。因此马、牛、羊、老虎等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行走，即使是猩猩和猴子的子代也是如此。为了“解决”直立起来后骨盆变窄这一问题，人就只能“早产”，新生婴儿要到一周岁左右才开始牙牙学步。这样，母亲照顾婴儿就变很重要，而女性的这一任务使她们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中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一还原性的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性别关系在现代社会走向了平等?毕竟，现代女性又锻炼身体又推迟生育，骨盆只会变得更紧。
一般来说，经过还原后的理论因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在性质上差别很大，或者说自变量是“外生变量”，因而产生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因此还原理论是许多学者的追求。但是，还原性理论都会遇到一个相同的问题：社会变化要比基因和行为上的变化来得快得多，社会现象的动态性也远远超过生物行为。像抽烟、喝酒、同性恋(对这些行为笔者没有价值评判)等社会行为的背后都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但是决定这类现象在社会中的消长却只能是社会原因。就性别平等来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非企及结果，同时也是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社会行动者之后奋斗的结果。
更为复杂的是，即使是针对同一问题，还原论方法也是有时有效，有时行不通，全要看情景而定。例如，关于人口消长背后的原因，社会科学家一般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找答案。一种说法是性别平等的社会出生率低，因为女性一旦有了生育权就会不愿意去生一大堆小孩。也有人认为人口增加与财产继承方式有关。在古代中国，遗产在儿子中平分，而在古代欧洲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婚姻和家庭都需要财产，于是就有人认为性别地位和遗产分配方式是传统中国人口密度较其它地区高的原因。但是，在公元1500年前，整个欧亚大陆人口都在较低的水平摆动，而1500年后又出现同步性的提高，既然欧亚大陆各个地区的人口动态具有相似性，背后一定有某种总体性规律。麦克尼尔(McNeill 1976)把这一现象还原到流行病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欧亚大陆不同人群对本地的流行病带有抗体而对外来的流行病缺乏抗体。流行病通过战争和经商在欧亚大陆来回传播，不断杀死各个群体中的不带抗体的成员(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死亡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后欧亚大陆不同群体对传统的流行病都有了一定免疫力，导致欧亚大陆人口的同时增长。麦克尼尔把古代欧亚大陆人口消长的原因还原到传染病这一层次，比从社会结构角度的解释要有说服力。但是，这一理论却只能解释古代社会的人口消长。现代医学出现后，传染病对人口消长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各种社会结构的影响则在加大，还原论解释不再有效。
第五，生物学是“科层科学”(bureaucratic science)，而社会科学不是。笔者采用科层科学这一概念，指的是绝大多数生物机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 。例如，释放胰岛素减低血糖浓度这一机制只有在人进食血糖浓度提高后才会启动，而且血糖浓度在此时降低的原因也肯定是由于胰岛素的释放导致。生命现象虽然很复杂，背后机制的运作规律却十分机械。某个机制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都按部就班，就好比一个运行严密无比的科层组织。但是人的特性把这一切全都打破。
(1)人的行动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变某些社会机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市场机制在现代社会变得如此重要，就是早期现代欧洲的国家精英与中产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Polanyi 1957)。计划经济下工人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因此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就成了约束计划经济效率的一个主要机制。(2)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人可以设计机制(即所谓的制度设计)甚至改变策略和组织形态把许多方向相近的机制动员起来为自己服务。例如，为使士兵英勇作战，战争的指挥者都会设计和运用能产生以下三种效果的机制：惩罚、奖励和意识形态激励 (Zhao 2015)。(3)一旦当人认识到某机制的作用后，该机制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会产生重大变化。20世纪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统治者和经济学家都了解了马克思所刻画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怕后果，于是就出现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此后的经济危机就失去了20世纪初的破坏力量。
大量重量级社会科学家提倡以机制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分析(e.g.， Coleman 1990; Elster 1989, 1998; 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Stinchombe 1991) 。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先前默顿所提倡的中层理论(Merton 1967)。笔者对他们的观点非常理解。的确，叙事如果没有机制为依托的话，就成了一个毫无规律可言的故事。但是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人的特性造成了社会机制不同于生物机制的作用方式，使得所谓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解释和中层理论都也走不了多远。具体说，生物学中机制和经验现象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对一的，而人的特性致使了机制和经验现象在社会中产生了多对一的关系：对于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一般都能找到多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毫无关系的——解释机制(或者说社会现象都是“过度决定”的)。社会科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和秉性在这时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市场经济搞得不好，自由派肯定会去找与垄断和腐败相关的机制，而左派会说这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后果。只要一个人有逻辑能力，他的故事都会有一定的自恰性。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大量从机制出发的解释所反映的往往是作者的眼睛和机制本身的逻辑，而不是所关心的经验现象背后最为重要的规律。
第六，控制实验在社会科学中的难度大并且意义有限。生物学能作控制实验。如果某一生物现象由单个机制决定，控制实验能直接弄清楚这一机制在机体中的作用。如果一个生物现象由多个机制所决定，控制实验虽然不一定能弄清楚这一机制在机体中的作用，但至少可以弄清楚这一机制在其它条件得到控制下的作用。生物学家作实验前一般会首先提出一个至数个“为什么”问题(例如，为什么饭后人会犯困，为什么人会得糖尿病等等)，然后根据已有知识作出一些演绎性的推测。而实验的目的就是在控制条件下通过对实验证据的归纳找出问题背后的机制，并弄清楚这机制的作用过程和方式。因此，如果说经典力学是在低速宏观的自然条件下达到了两个统一，即演绎和归纳的统一，以及“为什么问题”(why question)和“怎么样问题”(how question)的统一，那么生物学方法论在实验室条件下也达到了这两个统一。
许多生物学实验可以做到把研究视野以外的因子全部控制(所谓克隆技术、细胞株培养都是为这一目的)，社会科学几乎做不到这一点。当然西方也有社会科学家用实验方法做研究。例如，在研究种族和性别歧视程度时，美国学者的一个常用实验手法是：随机向同类公司发出许多工作申请信。每一封信的写法与申请人的履历都编得几乎相同，有差别的仅仅是名字，而通过名字可以看出申请人的族群和性别。实验背后的逻辑很直截：不同族群和性别的工作申请成功率差别越显着，族群和性别歧视就越严重。[9] 问题是，这种方法虽然能较好地控制信件内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司的性质和招聘工作的性质，但是却不能控制各个公司内部存在的许多难以一一识别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能够通过实验来解答的问题不仅少之又少，而且能通过控制实验来解答的问题往往只是随处可见和用其它方法也能回答的简单问题或常识性问题。
在常用的社会科学方法中，访谈调查时访谈者的特征(知识面、性格和价值观)、被访谈者的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方式都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参与式观察所能观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的感官能够和愿意接受的信号;历史文献方法面对的是一大堆前人带着不同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网络方法在取样上有许多方面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因为其注意力中很少有网络关系的内容，研究结论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问卷调查最多只“控制”了问卷设计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变量”，并且调查结果会显着地受到提问方式的影响;博弈论方法作出的是给定社会机制和前提条件下的演绎，却完全不能保证任何相关社会现象的确是在按演绎逻辑发展。行动者计算机模拟法(agent-based simulation)对环境、社会机制和人的行为模式都作设定，模拟结果基本上只有启发意义。
上述这些社会科学方法中，有的倚重经验归纳，有的倚重逻辑演绎，但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控制实验。由于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极其有限，在生物学中达到的两个统一，在社会科学就变成了两个分离(演绎和归纳的分离，为什么问题和怎么样问题的分离)。这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重大挑战。

8. 1.运用管理经济学差别定价理论分析某一实际决策案例。 2.举一实例说明如何解决“囚徒困境”问题。

1，差别定价 理论的 案例应该不少，根据不同的目标客户制定不同的价格，比如尼康内，有针对各种客户群制容作不同型号相机，差别定价。（这个因为不太记得差别定价的定义所以只能做参考）
2，囚徒困境指的是 个人所做的最有决策对于整体来说并不是效率最大效果最优的，解决的方法应该是相互合作。囚徒困境里的两个人都在进行一项最简单的博弈，就是通过对对方行为的分析来做决策，其结果虽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最好的最合理的，但是对于我们局外人来看却不是最优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双方沟通互相信赖并且达成一致，但在这个故事里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跟故事设定的前提相悖。

9. 关于囚徒困境与纳什均衡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博弈论的论文提出的约翰·纳什纳什均衡。他假设版的玩家在游戏中，每个权玩家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在给定条件的其他人策略（个人最优策略可能依赖于也可能不依赖于他人的战略），从而使效用最大化。所有球员的策略构成的组合策略（策略模式）。纳什均衡是指这样一个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的最优策略组合由所有参加者，即，给定其他战略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打破这种平衡。 囚徒困境形成均衡解纳什均衡解，两名囚犯的角度考虑自身效用最大化来清洁，但是这是不是帕累托最优的。

10.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困境的解决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

中国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差距，引发了我们如何对待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存在已有百年的社会工作的经验；如何看待中国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传统；如何判断我国社会转型的方向，进程及其对社会工作的需求。这些都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当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工作名词的歧义性。在我国以前人们也经常提到社会工作，一般是指人们在本职工作之外所做的，不计报酬的其它工作。如兼任工会委员，担任政协委员等。实际上作为一门专业的社会工作学科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名词称谓上的歧义性，使人们很容易把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专业社会工作的传播。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性的助人服务活动，与日常生活所说的社会工作并不一样。

二、社会工作专业性未能凸显社会工作想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社会工作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在我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被社会广泛承认，就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职业范围，有自己特殊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在社会分工中找到定位。这些问题在西方社工界已不成问题，而在我国，由于社工知识理念尚未普遍，人们还不知道社工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人认为，目前，在社工领域工作的人没有专业知识同样也能干。因此对社工的专业意义产生怀疑。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工专业知识会有助于人们更高质量地做好社会福利工作。

三、实际社会工作职业的缺乏。目前，我国社会工作领域虽然很广阔，但主要是基层行政干部，如民政，街道社区各种福利，工青妇等。由于行政改革，人员精简，这些部门很少引进专业的社工人员。缺乏对口的就业岗位，已有的就业岗位也没有相关的职称序列和职业保障制度。这种“有专业无职业”、“有岗位无职业序列”的状况，极大地刺伤了社工专业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严重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队伍的壮大。实际上，社工的就业范围不仅在民政系统，其它领域如学校、、慈善、机关也需要社工的介入。近两年，高校系统专业社工专业蓬勃发展，不断有学校新开设社工专业。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职业问题，无疑会造成人才浪费，用非所学，从而制约社工教育及社工实务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还要对现有社工职业进行专业化改造。即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引入，提高工作的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可以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实地考察和系统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亲身观察他们的具体作法，并吸收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

四，扶持不够，科研实务脱节。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科研教育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目前，各级对社会工作是一项社会福利服务事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是重要的公共职能之一，是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认识还存在着某些局限，在这方面借鉴香港的经验是非常有益的。香港的社会福利政策和财政资助是香港社会工作得以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香港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制定社会工作法规和条例等方面负有宏观管理与指导的责任。在经济上，对非的社会工作进行大力资助。1998年受财政资助的非有182个，下属实务单位有2872个，承担着香港80%左右服务工作。目前我国大陆的社会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的关怀和支持。社会工作也需要在福利政策、人事制度、就业岗位、财政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另外，高校教育工作者、社科院所的理论工作者是发展我国社会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培养人才、推动社工教育、探索社工理论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普遍存在着实务经验不足的现象。理论工作者因为精力有限，评职称等原因，常常不愿走进实务工作者领域，不愿写科普性的文章来普及社会工理念，使社会工作理念只是囿于少数专家、学者，囿于大学专业课之中，没能很好得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

五，对社会工作的宣传力度不足。当前“社工”一词频频出现在学术期刊、学术著作中。而在大众化的传媒如：报纸、杂志、电视上却沓无踪迹。宣传力度不够有各种因素。一是有的大众传媒不了解不重视。二是由于我国社会福利服务方式、的多模式化。在我国于社会工作相关的社会福利工作由多个部门和群众团体分别承担，这些部门有民政、劳动、人事等，群众团体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和居委会。他们在党和的领导下，根据各自的工作方法开展工作，而不是以统一的社会福利服务的面目出现，也没有运用统一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而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尚未形成，都使得以社工名义开展的社会福利服务活动很少出现，无法吸引媒体的关注。这些都影响社会工作的宣传。三是一些理论工作者因各原因不愿意写通俗的读物。概言之，社会工作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要被社会认可接受，必须做好社会工作的普及和宣传工作，使高深的学术思想变为大众的日常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