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大国

㈠ 什么样的国家叫经济大国

经济大国，一般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经济实力比较强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但是确定一个经济大国的标准，国际上并无统一规定。不过在考虑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时，人们通常用以下经济指标说明一国在某时期中的相对经济优势。这些经济指标主要是：

（1）国民生产总值及其按人口平均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所有部门在一定时期（月、季、年）内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全部产品和服务的总价值，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指标之一，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2）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反映一国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较大。

（3）各经济部门（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的主要产品产量。如煤炭、石油、发电量、粗钢、汽车、水泥、合成橡胶、化纤、商船吨位、谷物、肉类等产品的产量，它反映一国各主要产品的生产水平。

（4）出口贸易额及工业品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反映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联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工业产品的出口能力。

（5）黄金外汇储备。这是一种国家经济的后备，包括黄金、外币汇票和支票、外国有价证券以及国外短期存款等。主要用于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支付能力。

在全面分析上述各项指标后，就可以看出某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经济大国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世界经济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上述指标的综合分析，一般认为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是世界八大经济大国。不过应该指出，经济大国的概念是相对的，经济大国的名单和数目也会随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㈡ 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是哪个国家

美国。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数据，2018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最高的仍为头号经济强国美国，中国位居第二，日本排在第三。

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其他盟国取得胜利，经历数十年的冷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文化、工业等领域都处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

(2)经济发展大国扩展阅读

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

1、自然因素：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构成及其分布状况，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

2、人口数量：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发展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

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适当的人口增长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又是有条件的，不仅要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还要受年龄、体质和技能的限制。

3、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文化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教育是对人的智力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各种途径中最重要的途径。

㈢ 如何从一个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

“宁愿现在慢一点、难一点，也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脱胎换骨。”这是一种慢工出细活的内沉稳境界；“如果不容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很难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这是一种生于忧患的战略眼光。“想快反慢”还是“以慢求快”？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从速度中国到幸福中国的转型，考验着每一个执政者的速度观，检验着每一个地方科学发展的能力。
有这样一个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的确，作为一个人，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了灵魂；同样，任何发展，也都必须时刻考虑发展的最终目的。据报道，今年和“十二五”期间，地方政府对“GDP”的“迷恋”正在降温，各地的施政重点将放在让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并更多依靠科技而非资源实现发展方式转变。这是可喜的变化，重大的进步。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把握好“放慢”与“加快”的关系，把速度、效益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实现从速度优先向质量优先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我们一定能像温总理所说的那样，走出一条光明的路！

㈣ 中国是经济大国还是强国

中国目前是经济大国，尚不属于经济强国。
经济总量并不代内表经济质量，经济大国并不代表经济强国，容GDP仅仅只是一个经济统计学概念。我国无论军事实力、文化软实力、国际货币地位、国际话语权等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结构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转型，产业结构必须要升级，加大科研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否则依靠加工贸易和资源输出为主的“打工经济体”绝对没有任何前途。况且，以投资过度驱动GDP增长的经济结构很难持久。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中大部分贡献都是由投资贡献，而消费和出口的拉动相对较小。
另外，中国还应该继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计价结算，并要加速放开资本项下，让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全球流通和交易，这样既实现了资本定价权，也推动了中国资产向国际市场的证券化，不但会有效地分散目前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金融风险，还会把现有的盘子做得更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会进一步提升。

㈤ 大国经济

你的提问太笼统了，抄不晓得要回答哪一方面的。一般来说一个大国的经济：
1、从面上来看，分成三大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对应农业工业服务业，对一个大国来说，各个产业的经济要均衡发展，才能安全，不受制于人，才能 平稳发展，后劲有力。
2、从深度即产业链上扮演的角色上来说，大国的经济可以分为原料供应，产品研发，产品粗加工链，产品深加工。其中原料供应和产品粗加工都是低级经济阶段，原料供应非可持续发展，产品粗加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但是利润极低，赚的是血汗钱，也容易受制于人，不利长远发展。产品研发和产品深加工时高级经济阶段，最大的利润都归属于这两个阶段，其中研发尤为重要，研发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希望，也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3、从资本运动环节看上，可以分为金融资本，工业生产，产品流通，产品零售。其中金融资本收集整个社会的闲散资金，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资金赚取利息，是资本运动的第一环节也是最高环节，所获取的利润最多，即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容易导致经济空心化和金融危机。

㈥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新阶段对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实现了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版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权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如何有效解决经济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发展的合理转型,为中国梦的实现注入现实活力,是当前及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㈦ 到底什么是小国经济，什么是大国经济

小国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家疆域狭小、人口较少条件下的经济。这种经济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市场和国际资金流动的影响，可以借助于对外经济联系来求得本国的经济增长。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统计，在小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出口水平小于GNP的20%，就几乎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当出口水平占GNP的比重在20%～30%时，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当然，选择贸易战略也应考虑小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地，在小国的经济发展初期，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以后，可以迅速转向出口替代战略，而跳过平衡发展阶段。
大国经济则因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容量大，因而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内市场需求，初始贸易战略可相应地采取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来建立较为齐全的国内经济体系(当然这阶段也不排除一些出口替代产业的出现，但这主要是为了出口创汇以支持进口替代产业。这样的出口替代产业往往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相偏离)。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国经济可以实行平衡贸易战略，使进口替代产业和出口替代产业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是否转入出口替代为主的贸易战略则可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外的需求状况而定。一般说来，在大国和小国的国民收入水平相当时，前者的出口专业化比重，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制造业产品，都比后者为低。美国经济学家梅基用对外贸易份额下降第一规律来概括了大国经济与对外贸易份额的这种反比关系：一国规模越大，其对外贸易份额在该国GNP中所占比重越小。
(3)供求状况。一个国家国内供给与需求状况与其贸易战略的制定具有很大关系。如果一国经济水平落后，资源比较贫乏或资源丰富但开发水平滞后，以致供给小于需求，这种短缺状况下的贸易战略一定是内需型的进口替代战略。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内供给大于需求的“过剩型”经济下的贸易发展战略一定是外向型的出口替代战略;至于介于两者之间的供需基本平衡条件下的贸易战略则可能是有进有出的平衡贸易战略。
(4)利益集团的影响。对外贸易战略主要由一国的政府负责制定和实施。政府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有的甚至为利益集团所左右。利益集团的这种影响作用在小国会更为突出。假如一个国家跨国公司在经济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它们必定会要求政府采取外向型的贸易战略。

㈧ 谈谈你对经济大国的思考1000字

[内容提要]90年代，我国际安全环境基本上满足了四化建设需要，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大战和外部入侵的危险没恶化，但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增加了；国际格局未变但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军事实力差距没有大变，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加了。今后十年，台湾分离义将增加我卷入战争的危险，但不致引发世界大战；中美矛盾将增强我安全不确定性，但中美之间仍能进行消极安全合作；经济全球化将增加我非传统安全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战略重要性不会大幅提升。我需要加快国防现代化，抑制军事冲突发生；加强安全合作，增强相互信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增强竞争力与抗危机能力。

自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我国没有卷入任何战争，为四化建设基本上得到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那么在21世纪的头10年，我国能否继续保持与90年代相似的国际安全环境呢？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安全问题，绝非我一介布衣所能回答的。加之安全环境的内容十分广泛，绝非一篇文章可以囊括的，因此本文仅就笔者认为对我四化建设具有宏观战略影响的主要战略安全问题进行分析，[1]以期引发智者们的高见。

90年代安全环境的变化

要了解今后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势，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冷战结束以来我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变化。这些变化是今后十年我国安环境变化的客观基础，而观察分析这些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则是我们预测今后变化趋向的分析基础。

1、我无世界大战及外部军事入侵之虞，但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则由小变大。美苏争霸曾是冷战时期发生世界大战的主要危险。冷战的结束使世界大战的危险骤然下降，因为这使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而只要美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没有全面战争，世界大战就不可能发生。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危险，因此，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判断，“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2]历史证明，世界战争的危险在90年代里的确没有重大发生变化。90年代初，笔者曾认为，苏联的解体使我国不再面临外部军事的直接威胁，因此我国的安全环境好于冷战时期，因此也是新中国成立一来的最好时期。[3]90年代的历史表明，由于我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外部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我国总体安全环境仍好于冷战时期。

虽然没有世界大战和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但绝对实力的增长并不必然改善我安全环境。与90年代初期相比，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已难称为是最好的时期了，因为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已大于9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我国不仅没有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危险，而且卷入地区冲突的危险也很小。当时朝鲜半岛的政治不确定性是使我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到了90年代下半期，在朝鲜岛的安全不确定性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台湾分离主义逐渐已成为比朝鲜半岛更可能使我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威胁。1996年我因台独问题与美国在台海地区形成军事对峙，1999年李登辉宣布“两国论”政策，公开走向独立，这使我国卷入地区军事冲突的危险又增长了许多。

2、国际力量结构未改变一超多强的特征，但中美战略矛盾加深使面临更大的安全压力。国际格局包括了实力结构和战略关系两个层面。在实力结构的层面，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日本、俄国、德国（或欧盟）的综合实力都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其它的地区大国和地区集团的实力就更不可能与美国同日而语了。在90年代里，各主要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得最快，俄国实力下降得最明显，日本和德国的实力地位没有重大变化，欧盟为作整体，其实力在近一两年刚显示出增长的苗头。然而这些国家或地区集团的实力地位的变化，都没有改变90年代初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结构。

与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相比，大国的战略关系在90年代发生的变化则是深刻的，尤其是中美战略矛盾深化了许多。90年代初期，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并不十分确定，美国也没有明确的主要战略对手。俄国继承了苏联的核武库和常规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对这个冷战时期的最主要对手仍十分担心。日本8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冷战后与日本争霸的危险。1991年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书断言，“象多数大战一样，尽管各种好意即将到来的和二次美日战争还是要发生”。[4]该书当时曾引起美国政界的普遍观注。此时，美国还担心欧洲一体化可能使欧美为了经济利益而走向对抗。1992年美国舆论开始炒做中国危险论，[5]但美国官方并不认为中国的实力足以成为美国的现实战略对手。1994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表示，一个安全、强大和繁荣的中国是对美国有利的。[6]而到了1995年美国就开始有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了。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当时所说的“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的名言，反应了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过程。[7]

到本世界末，美国与中国、日本、欧洲及俄国虽都有战略性矛盾，但它与中国的战略矛盾最为严重和全面。1996年大国战略关系基本定型，90年代初多极化造成的大国战略关系模糊性逐渐消失。[8]美国与日本、欧洲的战略矛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与俄国的主要矛盾是安全方面的，而与中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都有着严重的矛盾。台湾问题、人权分歧、市场准入、武器扩散都已成为中美之间长期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军控矛盾为例，90年代末中美在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防止导弹技术扩散问题，禁止核材料生产问题，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问题上的矛盾已难于调合。到90年代末，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来对待。美国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将中国视为两个潜在的地区或全球竞争者之一。[9]

3、陆地边界安全有所改善，但军事实力差距并没解决，而非传统安全问题却不断增加。90年代初，我面临的传统战略安全问题主要是领土安全与军事实力差距。1990年印双方达成边界减少兵力原则，1991年中俄确定了边界走向但剩下个别岛屿没有解决，1992年与老挝解决了边界分歧，同年与越南达成和平解决边分歧的共识。[10]90年代中期和后期，我国又相继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达成边界撤军协议，与印度达成实际控制线的安全合作，与越南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与90年代初期相比，90年代末我西南边界安全状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善，而其它边界安全状况则改善得有限。

我与美国在某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军事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很大。与90年代初期比，我战略武器的质量在90年代末有所提高，现已掌握了机动性和穿透能力较强的战略导弹技术，但在数量和质量上与美国还不是一个等级的。我短程导弹和低空反弹道导弹能力有了新的的发展，但美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比我更大。美不但海基与陆基的低空反弹道导弹系统开始做升级准备，而且高空反弹道导弹的试验也取得了成功。与90年代初期比，我空军装备有了较大的进步，拥有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新一代歼轰机“飞豹”和苏-27等，但是装备于部队的新型飞机数量有限，还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规模。海军装备技术比90年代初提高了许多，但尚无航母舰队，大规模远海作战能力不足。[11]总之，90年代我与美俄在一些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总体作战能力上的差距在有些方面还有所扩大，如军队数字化和反弹道导弹等方面。

与90年代初比，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了。90年代初期，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是国际经济情报战、走私、贩毒、跨国犯罪等问题，到了90年代末，此类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变得更加严重了。以贩毒和走私为例，1991年一年我国查获海洛因1959公斤，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8080人，[12]而1997年一年查获的海洛因为5砘多，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1.6万多人，登记吸毒人员已有53万多人。[13]1991年我国查获走私商品价值为2.04亿元，[14]1997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7.35亿元。[15]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变化是，90年代初期并不突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破坏活动和信息问题也变成非常现实的安全威胁，而此类问题有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民族分裂和社会性暴力冲突的危险。也就是说，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到了90年代末已具有一定的战略安全性质。

今后十年安全环境走向

总结90年代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变化的过程，有利于我们预测今后10年我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向，然而要准确预知未来10年的变化仍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这里只能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发展趋势加以评估。总体讲来，今后十年我国战略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台湾问题、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球化的负作用将是我战略安全威胁增长的主要原因。

1、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将使我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不断增长，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极小。联合国的会员国从成立之初的51个已增加到1995年的185个，增长了3.63倍，[16]近年来这个数字还有增长。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活动的势头在欧亚地区逞上升趋势，[17]欧洲的国家数量已从1997年的36个增加到1997年的45个。[18]今后十年这一趋势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而且西方国家公开集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分离主义活动。这将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公开独立的步伐。台湾当局在90年代基本上执行的是变相独立的的政策，但1999年7月李登辉的“两国论”使台湾当局从采取变相独立政策转向公开独立政策。台湾《联合报》调查结果表明，在台湾当局变相独立政策支持下，被调查者中支持独立的人由1990年的6%增长到1997年的24%。[19]台湾当局执行公开独立的政策后，台独势力在今后十年的发展速度将可能超过90年代，这有可能使台独势力在2010年前成为台湾岛内的主导政治力量。台独势力发展速度加快，将从时间上给我和平统一政策造成战略上的困难。

李登辉为了使任何继任的台湾领导人都难以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在其退职前有可能进一步将“两国论”的台独政策用政府文件的方式法律化。李登辉如何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大选”的结果。越是与他在大陆政策上不一致的人赢得选战，李登辉这一步就会迈得越大。如果李登辉迈出这一步，则可能于近期使台海地区出现军事紧张局势。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逆转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李登辉之后的台湾领导人也不会放弃搞两个中国的“扩大外交空间”的政策。这种政策客观上也必然助长台独势力的发展。台湾的“大选”和与美国大选恰巧都在2004和2008年。时间上的巧合将使得台湾和美国的政治气候在选举前向台独势力倾斜，因此2003年中期至2004年中期和2007年中期至2008年中期，将成为我国今后十年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期。

今后十年，中美虽有因台湾独立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避免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大规模军事入侵仍是可能的。冷战时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将核大国卷入其中，但是核战争灾难的威慑力曾有效地抑制了这些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而且也防止了军事大国之间的相互大规模军事入侵。今后十年内，只要新军事技术不能使核武器失去这一威慑力，特别是反弹道导弹技术还不能有效地阻挡大规模的核打击，任何地区性局部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都很小。同样原因，台海军事冲突使我陷于大规模外部军事入侵的危险也很小。

2、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将增强我战略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但中美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1946-1969年和1970-1988年，我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分别经历了一次25年的对立为主和一次18年合作为主的历史时期。1989年起，中美战略关系又进入了对立为主的历史时期。由于今后十年内出现一个共同战略威胁的可能性较小，中美战略关系对立为主的性质也难根本转变。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在21世纪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而我国战略目标是要在下个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这两个战略目标使中美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战略矛盾。如果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下个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六倍于美国的人口将使中国的GDP超过美国。[20]然而当中国的GDP等于或大于美国的时候，美国就无法继续其世界霸权了。今后十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日本、欧洲和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这将使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矛盾更为突显。因此，尽管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将使其与所有的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矛盾加深，但在众多双边矛盾之中，美将把美中矛盾视为最主要的矛盾。在90年代，中美政治制度的分歧以及人权斗争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美国对华主要是施加政治方面的压力。随着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突显，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的心理会增强，由此其对华施压的政策重点将不断向军事方面移动。

美国对华军事压制的政策，将使我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1998年全球军备开支为7450亿美元，[21]而美国一家为2750亿，占了36.9%。根据克林顿1999年国情咨文，美1999年的防务预算为2767亿美元, 2000-2005年将增加1120亿美元的军费，其军费总额将超过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六国的军费开支总和。[22]今后十年，美国年军费开支将约为3,000亿美元，远远超过任何国家或地区，美国军事上的一超地位也将更加突出，因此美国在亚太地区用武力解决战略利益冲突的倾向性将会更强。而与此同时中国将坚决反对武力干涉内政。这样，双方在具体的地区安全事务的上对立可能会不断发生。中美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突显，将伴随着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如果美按计划于2007年在东亚地区部署战区反弹道导弹系统，有导致中美军事对抗的危险。为了牵制中国，美国将继续执行从数量上和质量上不断提高对台武器出口水平的政策，以及政治上支持台湾参与更多国际组织“扩大国际空间”的政策。这两项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加快正式独立的步伐，由此将导致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上升。中美军事差距加大，美针对我军事部署增强，以及对台武器出口将必然增加我国防现代化的压力。

今后十年，正是因为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的危险可能会增长，因此两国将更加注重双边的安全合作。安全合作按性质化分可分为共同对付第三者威胁的积极合作与防止双边发生军事冲突的消极合作。[23]今后十年，亚太地区有潜在军事冲突危险的大国是中国与美国，其它大国间尚看不出有这种危险。因此防止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是防止亚太地区发生区域性大规模战争的根本。目前能防止中美军事冲突的主要机制是靠中美之间的消极安全合作。中美在防止地区性大规模战争上具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因此双方都有意愿发展双边安全合作，以防止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但是由于中美结构性的战略矛盾难以化解，因此双边安全合作的基本性质将是消极合作。

3、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使我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经济全球化始于工业资本大规模从欧洲流向世界其它地区，19世纪的殖民主义战争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历程。冷战后东西方两大市场分割状态结束，使冷战时期受阻的经济全球化重新恢复活力。冷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与冷战之前的经济全球化相比，其主要区别不是动力性质不同而是速度不同。[24]计算机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速度快得政府们不知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落后，因此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变显得更为严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按协议将在2005-2006年完成与世贸易组织规则接轨工作。[25]这意味着我将进入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全球化主流，从而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下个世界初也将变得严重起来。除我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外，今后十年还会有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今后最主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是信息安全与金融安全，因为这两方面的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信息安全事关各行各业的保密和正常运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需要开放信息边界和信息产业，这使信息安全越来越依赖技术保证而不是行政手段，特别是依赖于卫星技术的先进性。我国在信息技术上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使我面临窃听、干扰、监视、欺骗、黑客等多种信息威胁。我国计算机网络包括军用网络，所使用的网管设备和软件基本上是美国CISCO、3COM、BAY等公司产品，绝大部分采用TCP/IP协议，微机芯片都是INTEL的P系列，软件基本上是WINDOWS和NT。[26]这些因素严重影响我计算机网络的安全，最近已发现在PIII芯片的计算机上运行WINDOWS98就出现自动定期收集信息的现象，因此有人认为我国的计算机网络是易窥视和易打击的“玻璃网”。[27]

金融危机造成的后果将可能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全球化将给所有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带来风险，给金融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带来的风险就更大。1997年金融危机对印度尼西亚的战略打击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导致国家分裂、种族暴力冲突、经济实力萎缩、国际地位大幅下降。参加世贸之后，我金融体制需要与国际金融体制接轨，其传统的行政手段将难以抵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当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其对我经济产生的冲击将更为强烈和更为直接，将构成一种战略性的安全威胁。

今后十年，虽然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更加严重，但是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仍将是次要的。卷入战争的危险越大，非传统安全的地位就越下降，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传统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基础。只有军事威胁下降，和平环境有了基本保证的情况下才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才会上升。[28]今后十年，虽然我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更加严重的趋势，但由于我传统安全问题变得严重，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我安全战略中的位置难以上升。如果我被迫卷入地区冲突，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但仍处于次要地位，而且其重要性有下降的可能。

争取基本安全的思考

争取较好国际安全环境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是预防性的策略，一种是对抗性的策略。预防性策略侧重于防止军事冲突或非传统安全危机的发生，而对抗性策略则侧重于在冲突和危机中取胜。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综合国力在今后十年仍处于地区强国的水平止，因此预防性策略宜为我安全战略的主导方面。

1、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重视威慑战略的研究，有效地抑制冲突的发生。综合国力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础，但是不同内容的国力在提高国家战略安全上的作用不同。防止卷入战争，为四化建设争取和平环境这一战略目标，主要还得靠军事力量来实现。鉴于今后十年的传统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因此有必要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减慢局部战争危险上升的速度。中美国防支出的巨大差别决定了我十年内有效缩小中美军事装备差距是不现实的，但通过新战略战术的研究与发明，则可以较大幅度地弥补实力上的差距，这也以弱胜强战例的基本原理。因此，我国防现代化应强调武器研制与战略战术研究并重，特别是应重视符合我国装备水平以弱打强的战略战术的研究。鉴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是加速局部战争危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我军备建设和战略战术研究应以争取在台海局部地区的军事优势为目标，而不是争取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军事优势。威慑的效力由实力与决心两者共同构成，但在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后者的作用就更为重要。鉴于目前威慑台独势力的效力最主要取决于台独分子是否相信我将不惜以武力的方式阻止台湾独立，因此我需要加快威慑战略的现代化，使台独分子能亲身体会到我统一祖国的决心。为促使美国采取与我合作的政策避免在台海地区发生战事，我国防建设应以确保有效的最低战略威慑为标准。

2、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发展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争取较好战略安全环境不能只靠国防现代化，改善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也至关重要。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有效地增强政治信任，避免两国兵戎相见。目前与我双边政治关系还不足以确保无战事的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印度、菲律宾、越南五个国家。除美国外，其它四国如无美国军事支持也轻易不会与我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我非常需要考虑如何发展与美国在地区安全合作的上关系，如何通过多种形式的安全合机减少美国对我施加军事压力的动机，约束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除积极参与现有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之外，我也可考虑开展东亚次区域的安全合作，这将有助于加强东亚国家独立的区域安全意识，增强相互之间的安全信任。有关中美日俄四国安全论坛的问题也有值得考虑的一面。因为是四方论坛，与会各方都需要有相应的独立立场，日本也不会采取完全跟随美国的自我矮化的政策。如果四大国能在地区集体安全上有所合作，即使是消极合作，也将有助于减弱日美同盟对我构成的战略压力。

3、加快战略经济部门的体制改革，增强我经济体系的竞争力与抗危机能力。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源于多种原因，但目前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经济体系本身竞争力不强和抗危机能力不适于开放式的经济。要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我需要加快信息、金融等战略经济部门的改革。首先需要加大这些部门的国营企业间的竞争力度，如果国内没有竞争练习，则无法寄望它们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二是要扶植民营企业进入这些战略经济部门，从三方面提高我国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和抗危机能力。（1）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后，可以成为国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之前的国内竞争练习对象，帮助国营企业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学会竞争。（2）民营企业进入这些部门可以加快这些部门的社会化速度，扩大我国的战略经济部门的实力。军事研究人员认为，社会信息化是信息战的基础。[29]美国就是通过军转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因特网，而因特网又使美国主导了世界计算机网络。（3）民营企业进入战略经济部门，可与分散国营部门风险压力。在危机发生时，民营企业将与国家共危难，共同承担危机压力。

结 论

由于本文分析认为今后十年我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将不如90年代，因此笔者认为争取较好安全环境仍应是我国今后十年的重要战略任务。虽然台湾分离主义、中美结构性矛盾及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对我今后十年的安全环境都有重大影响，但三者所起的作用不同。中美结构性矛盾是我安全环境恶化的根本，台湾分离主义只是增强了我安全问题的紧迫性，而经济全球化不过使我面临一些不熟悉的安全问题。客观的国际安全环境是不易改变的，特别是那些根本性的原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今后十年的安全战略目标不宜定得过高，以我安全环境不出现重大危机为目标相对合理，而且这有利于我安全战略更符合我四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㈨ 中国是经济大国的实例说明

一、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保持了年均9.6%的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东方奇迹。27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1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摆脱贫困、解决温饱到基本实现小康的几大历史性跨越。“中国因素”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
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183085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2235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5年的约5％，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
（二）许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2005年，我国钢、煤、水泥产量分别为3.5亿吨、21.9亿吨、10.6亿吨，分别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左右。谷物、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农产品产量也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已有超过13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三）对外贸易总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2005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42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78年的0.79％提高到6.73%，贸易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29位上升为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德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交互影响不断加深。
（四）外商直接投资连续多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巨大的市场潜力，低廉的要素价格、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者的一块热土。1979－200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6224亿美元，自1995年以来连续十一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到2006年5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超90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日益国际化，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扩大。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5%，仅次于美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二、中国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虽然已是全球的一个经济大国，但还不是一个经济强国。
（一）中国经济的人均水平依然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位居110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算法，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大体上与刚果、乌克兰、摩洛哥等国相当，在全球的排位还在110位。
（二）中国经济的效率还不高
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粗放型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高投入、高消耗，资源的使用效率还比较低。2004年中国消费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分别占全世界消费总量的25%－40%，明显高于经济产出占全球5％左右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力发电煤耗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资源、环境日益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约束因素。
（三）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
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2006年世界6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排位中，尽管中国大陆国际竞争力由2005年的第31位提升到第19位，但与经济总量所居位次仍明显不相称。
从中国产品的出口构成来看，规模大、价格低是我们的优势，但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生产的，国内自主研究开发，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到58.3％的份额。出口1亿件纺织品，其价值仅只相当于一架空中客车。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差、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2004年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的覆盖面仅为6.1%，R&&D投入强度仅为0.56%，其中有自主创新活动的企业R&&D投入强度为1.46%，大大低于国际上普遍认为的只有R&&D投入强度达到5%以上的企业才具有足够市场竞争力的标准。全世界大多数发明专利，重要科技创新成果都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资料反映，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大约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有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在2005年度《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有249个，法国有46个，日本有45个，中国大陆只有6个，是典型的“制造大国、品牌小国”，而且品牌价值也很低。
中国的大型民航客机、高端医疗设备、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芯片80％以上专利、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制造70％以上专利、汽车制造90％以上专利都掌握在外国手里。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生产的手机、计算机、程控数控机床不得不分别付出其价格的20％、30％、40％作为专利费用。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世界知名品牌，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从全球分工的角度来看，全球价值链分为三大环节：一是以设计和研发为主的技术环节；二是以加工为主的生产环节；三是以批发零售和售后服务为主的营销环节。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到低再升高的U状曲线，被称之为“微笑曲线”。中国目前主要从事附加值较低、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生产环节。由于不掌握产品生产的核心技术，产品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也大都为外商所控制，中国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层次。个人电脑预装的Windows操作系统，有的占到PC机销售成本的50％左右；一辆重达一吨多重的国产轿车的利润，有时还不如一套只需几公斤材料的进口汽车电喷系统的利润。
三、实现中国经济由大变强必须采取的措施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当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为特点的粗放增长方式，虽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迅猛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增长方式如不尽快转变，必然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中国经济做大做强。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首先是要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彻底改变“以速度高低论长短”的政绩考核体系，正确看待GDP指标，强化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转变观念，并不是要人为地压低发展速度，更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提倡科学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有质量的发展。只有可持续发展，经济做大的基础才能巩固，才能最终实现由大变强，也才能在发展中解决经济增长“重增量，轻存量”，“重规模，轻质量”等问题。其次是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形成一个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特别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规范政府行为，使之到位而不越位，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
企业是实现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脊梁和基石。当今国际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各国企业的竞争，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数量往往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全世界6.4万家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的技术专利、90％的国际直接投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做大做强的内在需要和动力最为强烈。从国家的战略角度来讲，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也是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关键是要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支持企业，尊重企业家的良好氛围。政府要强化服务和协调的功能，维护市场秩序，打破地区、条块分割，努力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通过多种途径，推动建立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积极鼓励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
（三）努力营造自主创新的良好环境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创新能力决定着国家竞争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创新，更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发挥“后发优势”，迎头赶上。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实行支持自主创新的税收、金融和政府采购政策。要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进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重点扶植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行业骨干企业。要创造一个鼓励和保护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维护创新企业和创新者的权益，坚决打击各种损害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通过竞争激励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的基础是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更加重视教育发展，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倡导激励人奋进的创新文化，善于发现、培养和聚集各类科技人才，全面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结束语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迈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当今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由大变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就一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㈩ 如何理解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而不是经济大国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中国是二战最主要的四个战胜国之一，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5个公认的核武器拥有国之一，在战后通过各种途径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唯一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曾经进行过军事冲突和政治对抗的国家。同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对世界和平和发展状况责任重大，影响深远。这都能看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
但中国从经济上看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生产力水平总体还教低，且发展很不平衡；人口众多，经济和社会压力大，负担重；经济体制还在改革之中，阻力还很大；人均资源和人均经济总量太低；人口总体素质不够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创新能力；国家还没完全统一，与邻国存在领土纷争，经济发展受到牵制。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还不是个经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