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城市经济发展

Ⅱ 中国历史上城市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是在什么朝代

一、唐宋的坊、市制度及变化
1、“坊”和“市”的概念。
坊是指城里的居民住宅区。市在宋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主要用于货物聚散和商品交易。四周有围墙，与居民严格分开。
2、发展的历程及变化。
在秦朝的时候，就制定了管理“市”的法律；汉朝每个城市都有专供贸易的市，据说在都城长安东西“市”就有九处以上。
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唐代的长安设东西两市，仅东市就有二百二十行。《旧唐书·职官三》言两京诸市各有市令一人，丞二人，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七人，典事三人，掌固一人。唐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有三方面，管理交易、平准物价和定时贸易。
唐后期，坊和市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商业活动逐渐扩展到市以外的区域，扬州、汴州等大城市出现了夜市，不再严格执行坊市分开、日落闭市等制度。除了都市的商业外，农村集市贸易业发展起来，为了商业服务的柜房和飞钱相继问世。
宋初仍沿袭唐代在城市中实行封闭性的坊市制，除在空间上对居民区和商业区严格区分外，还在时间上对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给予限制。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禁不胜禁。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政府禁令松弛，阻碍商品交换和限制生活自由的坊墙纷纷被推倒或拆除，封闭式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开放型的城市新格局逐渐形成：居民住宅可以直接临街开门，商店也不再受市的制约，城市成为扩大化的市，商店、作坊和住宅区混和的新型街道出现。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集市。唐朝时农村出现的集市，北宋扩大，在城郊和乡村的“草市”广泛兴起且更加普遍；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市镇，最著名的四大商业名镇是汉口镇、佛山镇、景德镇和朱仙镇。早市和夜市昼夜相接。
二、城市的发展变化
1、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及变化。
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封国建邦，以屏周藩”。吸走后期，各有差异的筑城规制渐遭破坏。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旧城增修扩充和新城建造蔚然成风，新建的城市从规模上超过东周的都城。进入战国时期，政治上兼并战争愈加剧烈，七雄争霸的局面最后形成。经济上，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及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的空前发达与性质的转变是这二者交互作用的直接结果。战国时出现的新的类型的城市重要是郡县城。形成了国、郡、县、乡等一套较为系统健全的统治机构。设县之处必有城，城市之邑多为县。
最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城市性质的变化，即城市的构成由以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王城、相对独立的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为主，变为以封建国家的都城及作为其股肱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郡县城为主。从三代以宫庙为核心的政治性都邑，到由主要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和主要作为经济中心的“郭”两大部分共同组成城市，这是春秋战国城市性质转变的最根本性的标志之一。随着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工商食官制度解体，私营工商业力量成长壮大。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一般也是工商业发达的都市。扩大了的城市中产生了新的功能分区，位于郭内的闾里及工商业区扩展迅速。不少都城遗址如齐都临淄、燕下都、秦都咸阳等都发现了若干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与之相应的是商品经济的兴盛发达，“市”已发展为城市个阶层人们公开交换物品的场所。战国时期的齐、燕、秦等国的都城都设有若干市。工商业的发达导致了城市经济的兴盛。至此，中国古代城市脱离了初始状态，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达到非常繁荣和集中的程度。可以说，把“城”与“市”凝为一体的城市是在此期开始出现的。
2、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城市的兴衰变化。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隋朝开凿了贯通南北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时的交通四通八达，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及江南经济的发展；隋唐又是当时的欧亚的“文化圈”。所以隋唐初年的城市发展较快，出现了像长安那样的国际大都市以及广州那样的港口城市。
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从城市结构和管理体制来讲，坊市体制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四月诏规定：官府于界内修筑道路、仓场、营房，允许民间在道旁随便营造房屋。新的街道制度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城市兴衰变化较大，军事力量（如藩镇）逐渐渗透到城市管理当中，坊市体制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开始向街市制发展。
唐代对街衢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警卫、治安方面。以长安为例加以说明，负责长安城六街巡逻、警备任务的，是左右街使，隶属于金吾卫系统，统称金吾街使。街使之下，又于城门、坊角设武侯铺。武侯铺执行六街的巡逻、警备任务。
唐代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有种种限制，如唐令规定一般百姓的住宅占地面积，还规定了官员及庶人宅舍的营造等级，有时甚至对人际间的言语交流也加以限制。唐政府还很重视对城市环境的管理。在唐代皇帝的诏令中，有植树绿化城市、保护城市环境的内容。唐代法律中也有保护城市环境的明确规定，坊市制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城市管理制度，在城市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坊市制崩溃以后，厢坊制代替坊市制，成为新的城市管理制度。
唐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以相对封闭的坊市制为核心。坊市制的中心理念，即把城市中的居民生活和商业活动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坊与市）内，实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制约。唐代都城长安的外郭城，除坊与市之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空间区域，即街。因此，唐代城市的管理区域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坊，二是市，三是街。这种分区管理的模式，是唐政府适应城市发展需要的产物。
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封闭的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
3、宋代城市的发展原因和变化。
宋代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时期。农业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经济重心南移；城市经济繁荣。宋代时期，“市”和“坊”的界限和限制崩溃。宋代在行政管理制度中，首先出现了以军事管制为基础的厢，后又形成了坊、厢、府州县多级政体制，其次建立了军巡制度，又增加了住房、服饰、日用等方面的等级规定，健全了防火、防盗、环境卫生、排水、交通等公共管理职能。
坊市制的崩溃和厢制的建立，是中国古代城市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以街道地段为单位的城市管理取代小区式封闭型强制管理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宋代的街坊、厢坊，使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随着居民结构的平民化、多元化，城市文化取向与物质消费的世俗化，整个城市社会重心下移，城市呈现新的面貌，城市管理面临诸多新问题。到南宋时期，开放型的新城市格局已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这标志着中国城市格局从封闭古典型向开放近代型转化，从此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宋以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坊墙纷纷被推倒或拆除，坊市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逐渐被打破，城市格局由封闭开始走向开放。
4、明清城市的发展原因和变化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区域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城乡市场网络的体系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原因。这些都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形成了挑战，使得市民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农村人口不断走向城市，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明清时期的城市分三个层级：交通枢纽城市。例如上海、天津、广州等。中等商业城镇，例如：开封、洛阳等。农村集市。
5、我国古代城市的特点
城市的功能发生变化，对政治中心依赖性逐渐趋向生产性和商业性；政府的限制逐渐放松，但“重农抑商”的政策并没有放弃；城市的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管理体制不断的完善；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更影响城市的商业活动；江南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壮大。
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城市形成的物质基础；“坊”和“市"界限的打破和崩溃以及厢制的出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政府的管理和建设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Ⅲ 为什么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区位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因为不同复历史时期影制响城市形成和分布的因素不同。
比如古代没有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城市则多沿河布局，河流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
再比如古代的矿产开发较少，矿产城市少，工业革命后随着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和利用，形成大量的矿业城市，比如美国的匹兹堡、英国的伯明翰、中国的大庆和克拉玛依等。

Ⅳ 北京历史发展的四个时期及特点

史学界通常是把北京历史分成四个大时期，十五个阶段：

1，第一个时期(50多万年前——公元前222年)，是北京地区出现古代人类活动，到城市的起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又可分成四个阶段：
一、北京地区的古代人类活动阶段，时间自50多万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即通常所说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算是属于原始社会时期。这一阶段，北京地区活跃着著名的“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东胡林人”等北京先民，并留下了一系列的文化遗存。
二、夏商时期北京地区的方国阶段，时间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余年。时属青铜时代，人类社会也已进入奴隶社会时期。这时北京地区已出现臣属于殷商的小国及其都邑——蓟和燕。
三、西周、春秋时期的燕、蓟古城阶段，时间自公元前1000余年至公元前475年。这一阶段，北京地区出现了两个西周的分封国——蓟和燕。于是，北京成为西周王朝北方封国的统治中心，诸侯领地的中心。
四、战国时期的燕都蓟城阶段，时间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2年。这一阶段，北京地区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统治中心。,
2，第二个时期(公元前221——公元937年)，是北京地区从封建统一国家的东北军事重镇，交通贸易枢纽到北部地区的多民族大城市时期。这个时期内，又可分成四个阶段：
一、秦汉时期的燕地蓟城阶段，时间是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20年。这一阶段秦、汉(西汉、东汉)两朝政府在北京地区设置郡(国)、州、县等行政机构，北京成为中原封建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和交通贸易枢纽。
二、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幽州蓟城阶段，时间是从公元220年至公元581年。这一阶段北京地区往往是北方封建割据势力的盘踞中心，又常常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中原的军事前哨基地。
三、隋及唐前期的幽州阶段，时间是从公元581年至755年，这一阶段隋唐两代政府大力营建这一地区，使幽州成为统一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北部地区的多民族大城市。
四、唐后期及五代时期的幽州阶段，时间是从公元755年至937年。这一阶段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封建王朝丧失了对幽州的控制，使这里成为了藩镇割据的中心。
3，第三个时期(公元938——公元1949年)，是北京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逐渐上升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时期内，可分为七个阶段：
一、辽代的南京(又称燕京)，时间是从公元938至公元1122年。这一阶段燕京是辽代的陪都，是契丹人与汉人融合、凝聚的中心。
二、北宋的燕山府，时间是从公元1123年至公元1125年，这一阶段燕山府是北京政府的北方边郡，但中维持了不到三年就又归于金人之手。
三、金代的中都，时间是从公元1126年至公元1215年。这一阶段中都是金朝的皇都，是中国北半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四、元代的大都，时间是从公元1215年至公元1368年，这一阶段大都是元朝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五、明代的北平、北京，时间是从公元1318年至公元1644年，这一阶段北京是明代的首都，全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六、清代的京师，时间是从公元1644年至公元1911年。这一阶段的京师是清朝的首都，也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过程中的全国统治中心。
七、民国时期的北京、北平，时间是从公元1912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北京先为民国首都，
1928年6月以后，设北平特别市，直隶南京“国民政府”。,
4，第四个时期(公元1949年至今)，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以上四个时期十五个阶段基本囊括了北京从古至今的历史概貌。这其中第四个时期由于以后开设的“当代北京”要讲到，所以本课就不再涉及。前三个时期中，以第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原因很显然，因为自辽以来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地位，职能作用都远非前两个时期所能比。因此，也是重点部分。
北京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初始接触，甚至给人以纷繁驳杂之感。但还是有规律可寻的。总结起来，北京历史有如下几个基本特点。
总体上讲，北京的历史特点，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总体规律。但由于它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使得它又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一)、文化源远流长，历史非常连贯，地位不断递升。由此又造成了北京历史文化的丰富，厚重和区域特点非常鲜明。如我前面介绍的，北京从50多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开始，到距今20万年～10万年的“新洞人”，再到距今一万八千年的“山顶洞人”。新石器时期，又有东胡林人，上宅遗址和雪山文化。这些不同阶段文化的连绵不断，反映了人类在北京地区发源、成长、演进的连续过程。进入阶段社会，北京又由方国中心，到北京重镇，最后逐渐上升为陪都，北半个中国的都城，一直到全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既久远又连贯，而且持续递升的历史特点，在我国其他古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
(二)、北京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大融合、大交汇之地，尤其是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接地带。这造成北京文化的丰富多彩，又造成北京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北京处在我国南北两大文化区——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接地带。各民族长期在这里交融、汇合，所以这里民族矛盾、民族斗争表现的十分突出。由此，一方面造成这一地区战争特点多，而且大多是民族战争，另一方面在战或和之日，也正是各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之时。当然在南北文化的撞击过程中，尤其是辽、金以后，由于北方少数族军事力量强大，南进的政治目的明确，但其经济方式相对落后，使得北京在政治、军事地位上不断上升，而经济发展却常常出现短期倒退，社会发展也呈现复杂性。
(三)、由于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和北方民族较之后期中原政权封闭性小，使北京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内容丰富、斑斓多彩、吸收力强、开放性大。但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原来的文化层次较低，使北京文化又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在中后期趋向肤浅。北京整个历史文化的丰富、厚重，与中后期的粗放、肤浅；文化上的开放、宽容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特色，形成明显的反差。这一特点与中原其地方古都(如西安、洛阳)也有很大区别。
(四)北京中后期政治、军事地位的急剧上升，与它经济发展的落后状况极不相称。北京在历史上从来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但它军事、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又造成极大的经济需要。这使得它对全国的经济依赖性极大。这种突出的矛盾，也使得北京无论在经济生活、城市建设、交通水利、人口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形成不同一般中原古都的特殊需要和布局。如：
北京与周围城镇关系非常密切，这些城镇担负着军事防御、经济补给等不同任务，于是在北京周围形成一个“首都圈”，与北京形成一个相辅相成，共存共长的整体。这一特点在中原其他古都周围并不明显。
城市空间特征是城市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通过对北京发展历史的分析，可看到北京城市发展的优势在于其独特的空间区位优势、且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空间位置上的过渡性及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是北京城市空间的主要特征，而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北京作为多民族政治与文化交融的边缘与门户的区位特征，将有助于北京向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作为国都的北京，其空间区位与其它都城相比，既不位于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也不是位置适中或靠近经济发达的地区，粮食的供给一致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但北京依据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多方位的衔接性而成为首都的首选区位。同时，还应注意到，对北京空间格局的认识应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分析北京与中原文化间的关系和作用，分析北京的边缘和门户的含义及其对北京城市的发展的意义。
首先，北京处于中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点，亦或是北京地处汉族文化的边缘而承担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南下的门户作用。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河宽厚的包容性，是任何一个民族所不能抗拒；而游牧民族的粗狂和质朴。也为兼收并容的汉族文化所赏识。因此，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性在北京得到完美的体现。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所不具备的。
其次，民族矛盾始终是影响多民族国家的主要矛盾。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众多，自古就有北狄、南蛮、西戎、东夷之称。
再者，中国北方和南方的矛盾不仅是政治矛盾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矛盾，最主要的是反映了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间的差异。
最后，北京的边缘与门户作用，在当代北京城市向国际化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依然重要。中国东部地区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处于世界核心区的边缘，同时又处于中国的核心区，而北京作为首都，依据其城市发展的空间区位优势，仍将处于城市发展的前沿。
从空间演变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城市体系。个人认为，自秦汉开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地狱开发强度的提高，频海地区社会经济逐渐发达，因此，区域城市体系的格局呈现由山前向频海延伸的过程。区域的空间布局的发展，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交通体系。城市交通体系的形成与城市区域体系的发展过程有着很重要的联系。因此，2005年1月被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建立郊区新城为核心的内容，以快速轨道交通为导向，实现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协调发展，‘‘构建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再谈谈北京的建筑的发展：北京建筑的特点
历史悠久 千年古都
北京先70人万年前穴居在西南郊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中。近年王府井南口东方广场工地发掘出#万余年前古人类遗迹，在门头沟东胡林村清水河畔的台地上发掘出距今2万年左右的墓葬，证明此时北京先人已从山洞穴居进入河谷和平原地带生活。
北京迄今考古发掘出最早的建筑遗址为距今6000余年的平谷北埝头村10座残存房址，平面呈椭圆形，周边有木柱穴，内有夯土痕迹和朽木灰，为半地穴房屋。
北京最早建城于西周初年燕国，距今已)3000余年，位于房山琉璃河董家林村，现仍保存古城墙、殉葬墓、车马坑等，今建为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200多年中北京一直为北方军事重镇。公元）年，辽太宗将当时的幽州（今北京）定为陪都，称南京，又称燕京；)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位于右安门西玉林小区的金中都南城垣下水关遗址，今建为辽金城垣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大都基本建成，今存北城垣和西城垣北端的土城已建为遗址公园。明清北京城建成后，紫禁城作为故宫博物院保存至今。
北京从辽代作为陪都建成燕京已有千年，从金代建成中都作为帝都已有很多年。建筑遗产丰富技术进步显著北京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宝贵的文化遗存和文物建筑，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在全国乃至世界均属罕见。北京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有：长城、明清故宫、北京猿人遗址、天坛、颐和园和明清皇家陵寝。北京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保存至今最早的为大葆台西汉墓的地下墓室，地上建筑最早为建于西晋的潭柘寺。构造多采用抬梁式，昆明湖西北大船坞跨 (。重要建筑外檐采用斗拱，兼有结构和装饰功能。北京古代砖石结构主要用于地下陵墓（如明十三陵）、塔（如辽天宁寺塔）、城墙、古崖居和有特殊要求的建筑（如皇史宬、钟楼、斋宫）等。

北京近代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砖（石）墙、柱和木屋架、木楼板、木楼梯承重，外墙用磨砖对缝、砖雕、砖拱等；如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东交民民巷使馆建筑群、北京大学红楼、清华学堂等。钢筋混凝土技术于,"世纪初传入北京，形成砖混结构和内框架、框架；其代表为未名湖燕园建筑、清华大学早期建筑和北京饭店中楼等。

2000年以来，北京当代建筑迅猛发展。,学习苏联和东欧建筑科学技术，走上了建筑工业化道路，自力更生，完成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和一大批工业、民用建筑；一些领域已接近当时的国际水平；十年动乱扩大了差距，从1977年代中期开始，充分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理念，完成较大规模住房、教科文卫建筑、旅游饭店、办公商业服务建筑以及亚运会场馆等建设；近年来，建筑向高大精深和多功能、综合性方向发展；
代住宅四合院是北京古代遗存庭院式住宅的代表，采用传统木构架双坡瓦屋面，典型
布局是在南北向主轴线上建坐北朝南的正房，前面建东西厢房和与正房相对的南房（倒座），以房屋后墙及院墙围成封闭的宅院。较大的宅院沿主轴线布置成“一正两厢”多进院；更大的宅院则有几个多进院并列，并附有花园。现存的传统四合院多为清代所建。
北京典型四合院住宅和胡同示意图。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东四六条崇礼住宅，建于清光绪年间，四合院建筑群有三条中轴线分成三路三进院落，北为花园。西城区郭沫若故居、东城区府学胡同等一批有保存价值的四合院，分别列为全国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近年在景山东街、什刹海沿岸等处，拆除旧房，建成一些新四合院，布局和外观基本不变，但功能提高，材料设备更新。20世纪初，北京建成一批以!层砖木结构为主的西式住宅。例如位于东单东北的北极阁三条协和医学院南院住宅区为地下层、地上为单元式住宅，屋顶设有通风窗；清华园内照澜院等联排平房住宅，每户各有小院。
当然，在北京也能看到高楼耸立。这也是当代建筑的一个显著标志。

2008年的奥运会上鸟巢的这个建筑可谓是让国人骄傲，让外国人赞美。这也代表着中国与时俱进的发展现状。

Ⅳ 写一篇历史小短文，描述西欧封建社会时期某一著名城市的发展简况

佛罗伦萨，意大利文Frienze的音译（也译作翡冷翠），位于意大利中部，是意大利著名的手工艺品（金银制品、皮草、稻草纺织和制鞋等）和葡萄酒的生产地。1925年3月10日，我国著名诗人徐志摩曾到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翡冷翠一夜》。一座美丽的城市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历史的缩影——这是夕照下的佛罗伦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佛市的历史虽可追溯到遥远的埃特鲁斯时代，但直到10世纪它仍只是一个农业小镇。从11世纪开始，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这里的纪念建筑日益兴盛；12世纪这里的职业行会就已产生，被称为“一个有条理的社会团体”；13世纪这里的经济和人文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不仅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工业，而且宗教文化空前繁荣。僧侣们整天或是在修道院里吟咏赞美诗，或是在回廊里不停地兜圈子，思考《圣经》上的故事。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不可能没有14—16世纪，14—16世纪不可能没有佛罗伦萨。因为这个世纪是欧洲冲破最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禁锢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世纪，是佛罗伦萨引领席卷整个欧洲影响整个世界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世纪，是佛罗伦萨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的世纪。
14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工业的初级形态——手工业在佛罗伦萨出现。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冲破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要求打破基督教神学对人们精神的禁锢；1492年哥仑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开辟东方航线，中国、印度、阿拉伯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技术传到欧洲，1453年土耳其攻占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灭亡，一大批学者携古希腊学术成果逃到意大利，考古发掘出的许多古罗马时期的艺术品，都证明了科学与人文主义真理。终于，一场不可避免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来了。站在这种革命的前头，首先站出来发难的便是佛罗伦萨人但丁。
在意大利，13世纪被称为但丁的世纪。这位令佛罗伦萨人永远骄傲的伟大诗人，从诞生的时代到家庭都注定了他命运多舛。他出生贵族，却年幼丧母；他作战英勇，却在军中难成大志；他自幼钟情于青梅竹马的贝亚德丽采，心爱的恋人却匆匆早逝；他以满腔热血投入政治活动，却不明不白地被掌权敌党判终身流放，直到客死异乡。饱经忧患和人世的仓桑无奈，促使但丁毕其14年精力，写成了集中世纪神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大成的文化巨著《神曲》。《神曲》不仅使但丁成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恩格斯语）；甚至使得佛罗伦萨语由一种不起眼的地方语发展成为意大利的国语。然后是一大批耀眼的文化巨匠——卜伽丘、乔托、米开郎基罗、达芬奇和那菲尔等，在佛罗伦萨的涌现，请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足可以照亮世界艺术圣殿。他们的出现，使得佛罗伦萨像一颗耀眼的明珠，瞬间照亮了古老的罗马帝国，照亮了欧洲，照亮了世界。
夕阳正渐渐向西边的地平线靠近，眼前的佛罗伦萨渐渐变得朦胧。也许是夜幕将至，也许是导游讲述的佛罗伦萨由倡盛到衰微的仓桑变迁，令我的心也不知不觉中变得沉甸灰暗起来。
在经历了一段繁荣后，佛罗伦萨便走向衰微，其标志为瘟疫流行、经济困难及原制衡政体的解体和被称为SIGNORIA的梅家王朝的专政，以及后来极权王朝的被推翻，国家进入极端的平民专政。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马基雅维里在他写的《佛罗伦萨史》中，对佛市的衰微原因作了历史的、客观的、深入的剖析。他指出：内部分裂和丧失自由，是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由盛及衰的根源。他认为，贵族与平民之间毫无节制的斗争，并不断衍生新的宗派；双方总是走极端，破坏政治力量的均衡；法律不是在这种均衡中，在双方争吵基础上制定出来的，而是胜利者单方面制定，沦为了帮派工具，犯轻罪的受到重处，犯重罪的得到奖励；政治权力由一方独占而不是各阶层共享，社会失去公正。如此等等，社会的动荡和失败者的铤而走险就在所难免了。可以说，直到如今，佛市仍难恢复当初的兴盛。

Ⅵ 历史 影响中世纪欧洲和中国城市发展因素

仅从城市建设方面来回答：
1.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自发形成的——实行自然主义的非干预规划
横向比较，这点不同于同时代的我国的封建城市，完全受控于礼制的规划理念，严格按照“营国制度”建造，无不体现着等级、尊卑、礼制和皇权至上的封建思想。而纵向比较，与古希腊、古罗马古典城市以及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唯理主义时期的绝对君权也是不同的，中世纪西欧城市的总体布局非常自然。究其差异原因，主要在于西欧中世纪是在政治上是农村（住在城堡里的封建领主）统治城市，城市极端破落，生产力极度薄弱，几乎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城市的选址和发展，自发地寻找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要处，或是依附于封建主的城堡和要塞，才能维系城市在这样一个割据分裂、战争频发的动荡时代生存。这样的自发性也是后面几个特征的根本原因。

2.道路交通系统的不规则——追求有机和背后的内在秩序
不同于希腊和罗马希波丹姆的规整道路网，开始呈现出环状、放射状的道路网，公共区与私人区也不想古典城市那样严格地隔离。道路网常以教堂为中心发射出去，并形成蛛网状的放射环状道路系统。道路也是以人为尺度，所以塑造了城市优美肌理，它们就像有机生长的脉络与血管一般，密布于整个城市中（如图1）。而中世纪的西欧，已经奠定了大部分历史类城市的格局（如图2、3、4）。可以看出中世纪的城市在表面的杂乱背后不可掩饰地都流露着一种整体的、内在的有机秩序，所以中世纪城市的景观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统一而美丽的。

3.教堂占据着城市的中心位置——凸显以教堂为核心的空间组织理念
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有统一而强大的教权，所以教堂往往以庞大的体积和超出一切的高度，控制着整个城市的整体布局。而在教堂前面也会有城市中唯一一个较大的开放空间——教堂广场，而成为市民集会、狂欢和从事各种文娱活动的中心场所。正因为有教堂的控制，才形成了西欧城市优美而有秩序的天际线，这一点在法国的圣密启尔山城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Ⅶ 我国城市中"前市后坊"格局形成于哪一历史时期

南宋抄开创了古代中国袭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和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

Ⅷ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发展总体演变特征

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过程中,主要原因还是政治因素,因为生产的发展,使得部分统治阶级分子可以脱离繁重的农业生产而成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享有享受较高层次的生活的特权.这就要求一部分普通劳动者也须脱离体力劳动来从事为这个群体所所需服务的行业.从这点来看,城市的出现不是因为生产的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经济主体而存在的.城市经济作为农业经济的附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冲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统一性.中国古代城市是作为封建政权控制中枢而存在的.因此,从这点来说,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政治的联系是很牢固的.它始终是以消费为主的,生产极少.尽管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这种状况的程度有所减轻.但它始终没有能够走出这个禁区.
中国古代的城市,最早是以作为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政治中心而出现的.禹时就在有崇氏部落的中民所在地嵩山之阳建立了都城---阳城,后又迁往阳翟.前者在今天河南省登封千成镇压,后者在今天河南省禹州市,都地处颍水上游,西连洛伊,东临河济,南望淮上,既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也便于控制东南地区的都国或部落.史书更是记载”三公设险以守其国”.说明早期城市的出现,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产物.在原始末期,”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而韩非子更说,”舜逼尧, 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代纣,此四王者,皆人臣弑其君也”.这些都表明强力实际上是争夺权力斗争中最有力量的手段.因此,城市在最初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个维护王权的军事堡垒.进入阶级社会后,它更是作为权力的象征而存在.如<<诗.瞻仰>>讽刺周幽王因宠褒姒而亡国时说,”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直接以城的存亡来表示国的兴亡.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强凌弱,众暴寡”,因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这一段时间内,战争连绵,无论是极力修建新城或是改造旧城,都是出于进攻或防守的目的,结果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兴盛和发展.因此,这一阶段,城市的作用很大一部分的作用都是取决于军事的需要,成为王权的堡垒. 同时,也因为城市成为王权的堡垒,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王权的威严.因此,对城市的修建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城市的规模,式样也就体现了其地位的等级,不可僭越.即所谓的王制.为了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因此所有建筑物的地点,面积,城墙高度,城门数量,建筑物种类,市场的位置,道路宽狭等,都有一定的制度.郑祭仲对郑伯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这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很显然,这里的都是应是应是诸侯的都邑.这是出于诸侯对王权威胁的担忧.而在周朝,这种规定也极为明显严格.史载”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市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在周的计量单位中,一里等于一百八十丈,所以千六百六十丈则为九里,则是为天子之城,即王都为为方九里.<<尚书大传>>中说道,”左者百里之国为九里”.同时,周制规定,”宫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这种呈等比数列的规定,使得城显得整齐匀称,说明营建都邑是依照一定的制定来进行的.也说明了城市在其出现的最初阶段,它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是非常深的,但是它却不能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唐时的长安,它的建筑则主要体现了皇权的威严.城内有宫城和皇城之分,而大明宫则更是体现了这种现象.大明宫建筑在一个山坡上,约有一百余阶,后来就成为皇帝接见群臣的地方.充分地体现皇帝的权威.
另一个特点,则是城市大都建立在河流或海滨处,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就是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情况下,作为消费中心而存在的城市,大量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靠农村提供,而这种运输所需要的运输力,在当时条件下,无外乎是人力和畜力,以及水运.前者在消耗是极为大的,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长途运输.而水运则体现了这种运输量大,费用低廉的要求.如果没有农村的提供以及运输的保障,城市自身的发展生存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无论是早期的国都,还是后来的诸侯国都城,大都是处于是河滨处.水运的优势是陆运是无法比拟的.但是,作为一个大陆国家,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而存在,陆路交通也是极为重要的.春秋战国时期,魏,赵,齐等国之间有”午道”相通.东方各国到西边的秦有成皋沿黄河至函谷关的成皋之路.秦为了加强与蜀地的联系,还新辟了金牛道.这些城市间的,地区间的交通线沿线,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而在一些作为交通枢纽而存在的城市,则经济活动较为频繁.如雒邑位于秦,齐,楚,赵间纵横交错的地方,被称为”天下之朝市”.当然,这些城市的设置,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设置的.当然,也具有一定的交换作用,但是,官府的控制却处处可见,如集市只能定期开放,等等.但是,即使陆路交通出现如此大的发展,但是,水运始终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即使是在封建经济极为发达的隋朝,为了经济的发展和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仍然不吝劳力来修建了大运河,而隋炀帝数次出游江南,都是从水路.而唐的首都长安,因为森林乱砍乱伐从而导致黄河含沙量的大增,使得通过渭河到达长安的河道淤塞,从而导致了运输的极为困难.当时有”牛钱运斗米”的说法.而作为十朝古都的长安,也因这个原因而再也没有作都城.而在那些因手工业发达而形成的城市也是遵循着这个特点.这是因为,手工业品的制成品并不能直接作为手工劳动者直接的生活品,也只有通过交换来换取.而且有些手工业的生产本身就需要水.如以瓷器而闻名天下的景德镇，以冶铁业而著名的佛山镇，都不可避免地依赖河流或海洋带来的便利。
而宋代和元代，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起了一些新的变化。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的板桥镇（在今山东胶县境内），秀州的华亭县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初时，其主管官员是知县。元丰三年（1080年），开始设置专门的官员管理此事，其官员称为提举市舶司，主要职责就是“掌著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靖康之役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此由北方转向了南方。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力量以及地区政治力量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从西汉开始的丝绸之路衰落了。这种隔绝的状态，必然要求有新的交通路线来打破这种隔绝的状态。陆路既已阻滞，则只能从海路了。然而，前叙所设置的机构，除了因金占领的密州外，其余的全部存在，后又在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置了市舶场。而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府偏安江南一隅，但是国家的花费并没有减少。因此，在这里，发生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转变。一改以前那种厚往薄来，“示以绥怀”的虚骄观念。采取了注重经济效益的务实政策，而这种务实政策也就要求南宋政府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同时,加大招徕外商的力度,,又在通商口岸设置了外商执行所.如在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永州有来远驿等.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史籍记载,当时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当时的中国通商.其中最远的是层拔国,在今非洲中部的东海岸.这时候的城市也较前代和后代的明清有活力..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段,后在明代则又一改这种开放的态度.虽然唐后取消了坊市的界限,但是在明代起则开始实行坊厢制度.居民按坊编制,分区管理,”洪武十三年等起,取苏浙等处上记挂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役,余为编户,置都城内外,俟有坊厢,上元坊厢百七十六类”. 北京城亦是按坊编制的.城内地方以坊为纲,西城坊凡五区，中城坊凡四,北城坊凡三，南归城门外坊凡二,每坊铺舍多寡,视廛居有差,总计坊凡十有三”. 这种制度的实施和礼法控制的加强,使得刚得到发展空间的中国古代城市又逐渐形成萎缩.宋朝较之前后代经济的新明之气就体现在这些方面.即使是在经济比较发达,又比较开放的唐朝,也没有这种新气象,景龙元年十一月敕;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与宋高祖的话,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后代的明清,更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又走向了一个低落时期.

关于城市的定义，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有过许多解释。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多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市，指的使交易市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文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就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见，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概念。只是到了周代，随着城或市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才逐渐含有“城市”的意义。即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军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不断，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另外，这一阶段新兴的城市还有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宗教的传播等原因的推动。此外，随着各个时期边疆地区的持续开发，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更广阔，在长江与珠江流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但南方除少数大城市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北方外，黄淮流域的城市数量与发展水平仍居当时全国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由早期的侯国都邑发展而成的城市。这类城市历史长、规模大，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人文主观条件优越，如临淄、曲阜、咸阳、邯郸、大梁、蓟、郢等。它们多在西周时已筑城垣，尽管其早期规模小，城垣简陋，但由于都城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凭借诸侯国内人、财、物的全面支持，加上选择城址时多考虑了其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即使在秦汉统一以后，它们中的多数虽失去了国家或政权政治中心的优势，但仍是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他们仍能维持其持续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全国城市发展的先进水平。
其二、由于郡县治等地方政区的设置和统一推行，许多郡、州、县治等地方政区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设治的地方多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等的中心。如秦汉时济北郡治博阳（今山东泰安）金城县治（今甘肃兰州）等，皆是最初作为地方政取得治所而逐渐发展为城市的。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地理条件等变迁，有些郡、县治城以后衰落了，但大多数的郡、县治城则自秦汉以来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甚至大多成为今天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中心，如商丘、石家庄等即是如此。秦汉时千余个郡县治所城市，特别是黄淮流域中原一带的城市，基本是通过这一政治动因的途径迅速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其三，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或是河川渡口、江湖河海交汇点等的城邑，由于交通便利、交换频繁，使人口、货物聚集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类城市经济意义较为重要，因而发展快，也具有城市历史长的特点。一些地方政区治所在选择建城位置时也注意到了交通、水域等，因此，也属于这一类型。如汉武帝征服匈奴夺取河西地区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城市开始陆续兴起。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上东西交通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其中以敦煌发展最为显著，东汉时一度成为管辖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他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发展，作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交通的畅通与否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当时直接影响这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淮阳（今河南淮阳）、广陵（今江苏扬州）、江州（今重庆市）、临湘（今湖南长沙）等城市无不是因滨水域靠要道而兴旺发达起来。
其四，出于军事目的在关隘要塞或边防重地所筑城邑发展而为城市的。一般来说，城邑都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建筑的防御体系。但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城池和这坐城能否发展为城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城有的在邑落居住地筑起城垣，有的是在旷野重新筑城，如秦汉时期的长城一线，就有许多像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临沃（今内蒙古包头）北舆（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九原、云中、定襄等重要的关塞城市。这些城除了直接用于战事的关隘防守以及军队驻扎外，在当时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大多数皆发展为或大或小的城市。
从上述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城市兴起和发展情况看，主要有四种途径或四大因素：政治因素；自然条件；经济、交通状况；军事需要。这四大因素中的前两项决定城市兴起、选址的大范围、总地域，后两项决定城市在大范围内的具体位置。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从时间上大致可把当时的城市史地沿革划分为隋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三个时期。
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起、增多，茶叶及其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的影响等也是其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上述原因不仅改善了长江与钱塘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以及海外的交通联系，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繁荣，而且完全靠手工操作的密集型商品经济生产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迅速聚集，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升高。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但这时城市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城市的内部结构仍是实行坊、市分开管理定制；并且这时城市的政治、军事中心职能还比较明显，相对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还较少。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发展的趋势更体现了上述的各种特点。
辽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受战乱的影响，不仅使原有的城市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大量北方人口由于不堪忍受长期战乱的痛苦再度大规模向南迁移；同时，宋王朝南渡，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从而为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加速南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广大南方地区自五代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自六朝以来南方不断的开发在经过两宋数百年的发展后其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从而使南方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具备了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外，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得到广泛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纵横如网的江河湖海，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立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有利于内河航运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贸易和货物的转运，使南方沿海地区和通往内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迅速发展，新的城市不断兴起。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除上述江南已成为城市发展、分布的重点地区和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不断增多，城市的工商业职能进一步加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日益明显外，至少还有两点：
一、自宋代始，城市中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普遍出现，坊市分离的管理定制开始崩溃，城市内部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这种变化已被宋代政府认可，并形成新的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这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太小以及坊、市分开设置的城市结构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因此，打破坊、市严格分离的界限及其制度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商店、货栈随需要临街而设，即可方便市民，又可无限扩展商业贸易场所，使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增强城市街道、水系及其对外交通的意义，从而促进城市的迅速发展。宋都的开封、临安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商业中心。此外建康（今南京）、鄂州（今武昌）、苏州、扬州、镇江、广州等，都是商业发达、坊市合一的大都会。
二、一些手工业与矿业等专业城镇开始兴起，并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些经济作物种植较为普遍和集中加工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密集型的手工加工或矿产开发带来了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因而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特种手工业加工或矿产开发为主的城镇，如无锡（米市）景德镇（瓷器制造）个旧（产锡）会泽（产铜）等。
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当时，促进这种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各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农业经济商品化部分的不断增长，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城市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扩大和加深。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市的发展，并决定或反映出城市发展的新特点。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有：
一、自明代前期起，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促成了明清两代工商业城镇的大量涌现，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繁荣，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当时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按其基本职能，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它分布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发展，因此，以手工业为主的专业城镇大批增加。当时，江南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均以发达的纺织业闻名全国。
另一类主要是作为国内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位置多分布于交通线上的枢纽地带，特别是水运线上或水陆交汇点上。如长江沿岸的重庆、宜昌、江陵、九江等，尤其是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位于汉水入长江的交汇点上，由于有“九省通衢”之便，成为当时的“四大名镇”之一，另外，运河两岸的天津、沧州、临清、扬州、淮安等也是远近闻名的商业城镇。
第三类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港口城市，这类城是多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便于海运的江河入海口上。其中主要由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潮州、太仓、上海等。在这些商业贸易中心市镇，不仅货物繁庶众多，而且商贾云集如织。
二、明清时期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广大边境地区的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区是相对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完全不平衡的状况、，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又一特征。这是因为长期统一，边疆行政中心治所于军事重镇的设置，以及人口的飞跃式增长和向边疆地区的平衡流动等因素，加速了边疆的开发，使其城市发展加快。如东北的瑷珲、吉林、锦州等。因此，城市发展在经过明清长期的兴盛以后，不仅当今所有的省会级城市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地县级治所城邑也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城市分布的格局，在我国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理空间位置。
三、明清时期城市的设计、规划、建筑水平等大为提高，城市自身特别是京城的用地布局和道路系统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把一些河湖水面组织到城市总平面中来，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城市面貌，同时使城市更具有安全感。当时，许多城市中仍有农田、水利设施即属此类。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第三个特征。这对以自然经济为主、科学技术不甚发达时期城市的发展史尤为必要的。
正是由于城市及其城市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等原因的推动，从而敲响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没落的丧钟；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人们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而深刻的变化，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业愈加成为大多数人所虔心向往的东西；历史也因此踏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

Ⅸ 历史 概括秦汉到唐宋时期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

从中国城市发展阶段看：以宫殿城池阶段为城市主体的秦汉时期，以坊市制度为标志的隋唐时期，以坊市合一、临街设店为特征的宋以后时期。从中国都城史角度看：中国都城在两宋时期开始由中原型向近海型转移。从城市规模看：以隋唐两宋时期为界限，中国传统城市规模达到顶峰。城市人口达到一二百万。从城市布局、重心分布看：唐宋时期城市重心发生了由北向南的转移。从城市观念看：宋以后，突破墙的观念界限，很多城市虽然人口增加使得城外居住了大批居民，但不再仅以扩建外城的方式把他们扩进来。南方市镇、草市的兴起，已经冲破围墙的桎梏。从城市人口构成看：两宋时期，市民阶层逐渐兴起，城市工商业人口比重加大。从城市文化结构看：市民文化是否成为宋以后城市文化的主流?主导?宋以后新兴的文学艺术——说话、话本、元曲、杂剧、小说、曲艺、戏剧，都是因市民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士大夫也因城居而更接近市民阶层。从不同角度审视唐宋城市变化，对研究中古时代城市应有很多启发。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城市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集中表现，城市的数量、空间分布、职能和类型、人口数量和结构、人口流动、人口文化结构、城市网络体系、城市市场商品流通和商品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变化乃至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
唐宋时期也是城市历史上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时期，大量、频繁的人口面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是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从考察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变迁的互动关系人手，能进一步了解唐宋城市变迁过程的特点以及与城市生活各个层面及周边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
以都城社会为中心的研究，为不少学者所重视，以笔者管见，对研究进程影响比较大的有几个代表性研究：1．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为代表的城市社会经济研究；2．以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为代表的都城制度综合研究；3．以史念海“古都学”创立为起点的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研究；4．以妹尾达彦系列研究为代表的都城研究新空间(全球视野、礼仪空间、宇宙都城等)体系。此外，李孝聪的城市地域研究，荣新江的长安研究及综述，辛德勇的历史地理文献释读考证等的多视角研究，阎文儒、李健超、杨鸿年等人对城市文献考实性著作，城市史比较研究等，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
从近几年的研究侧重点看：1．都城研究长盛不衰，新的研究热潮不断涌现。2．城市比较研究更为宽泛，不仅包括相关时代城市的比较，还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关注城市研究的新课题。3．城市史研究已经全面展开，近几年更重视对地下遗址遗迹的考察，诸如城池、宫阙、墓葬、窖藏等。文物与文献的结合，考古与实地探察的结合，城市社会的研究重新成为关注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