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

『壹』 GDP碳排放的概括

会议认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和长远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主张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统筹考虑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会议指出，在不久前联合国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明确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重大举措。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中国的立场和主张，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充分理解和广泛认同。会议指出，我国始终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积极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实施鼓励节能、提高能效等政策措施，不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投入，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森林碳汇，提高适应能力，取得了积极成效。会议提出，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与行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会议决定，到2020年使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会议强调，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实现上述行动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引会议要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要立足于推动科学发展，立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现实需要和长远利益。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完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和气候友好技术，提高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贰』 碳排放交易体系，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会造成哪些影响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中国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启动经济增长模式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的“库兹尼茨增长”模式，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和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等为特征的“熊彼特增长”模式，这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得到改善，是判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的关键。这是因为，促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诸多矛盾，如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都可以从收入分配不合理上找到根源。
，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二是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社会财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分好这块“蛋糕”就变得越来越关键——不仅是做大“蛋糕”的根本目的，也是继续做大“蛋糕”的必要条件。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尝讥佰客脂九拌循饱末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天然气只有4.1%，铜是25.5%，铝是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化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坚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叁』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服从倒U型曲线关系吗

在社抄会心理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动机强度与活动效率两者并不呈现正的线性关系,动机强度过高或者过低，均会导致活动效率下降。而研究表明，每种活动都存在最佳的动机水平，这样的倒U型曲线告诉人们，中等强度的动机，活动效率最高。
在引起人们的态度转变中如果信息能唤起人们的畏惧情绪一般有利于说服。但畏惧与态度转变的关系也并不成正线性关系，大多数情况下畏惧的唤起能增强说服效果，但是如果畏惧太强烈导致接受者的心理防御以至否定就会使态度转变比较少，研究发现，中等强度的畏惧信息能达到比较好的说服效果。
沟通信息的重复效率与说服效果也是呈现这样的倒U型曲线关系。中等频率的重复，效果较好，如果过低或者过高，均达不到预期效果。
在影响人际吸引因素中交往频率和喜欢程度也遵循着这样的原理，过低与过高的交往频率都不会使彼此的喜欢程度提高，而只有在中等交往的程度时，彼此的喜欢程度较高
由倒U型曲线联想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看来事情最终成败与否并不以最初的本意是否强烈为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尺度多一分或减一分都会阻拦最好的效果,不偏不倚境界的精髓，过犹不及,适度就好。

『肆』 经济发展与碳排放 怎么选工具变量

解释变量内生性检验 首先检验解释变量内生性（解释变量内生性的Hausman 检验：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前提是存在内生解释变量。

『伍』 随着经济发展，碳排放水平一定随之上升吗

这是错误的，现在很多国家都在重视C排放，最近我们国家对重点企业都在摸底核查，以后会逐渐控制C的排放量的。

『陆』 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怎样

经济发展初期，主要靠第二产业带动，所以，只要经济发展模式未成熟，经济越发展，工业碳排放越多

『柒』 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目前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发展依旧是当前中国发展中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想要减少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业化发展道路，改革创新发展理念，树立综合发展、科学发展、环保发展的理念，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具体定义，笔者认为是国家或者某个地域，在生产要素中投入比或者是效率提升，进而经济规模数量扩大，商品产出量增大，进而是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增加。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逐步提升，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能源消耗，也致使中国碳排放量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随着碳排放增加，国家的经济、社会、人文发展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分析与调查，可以进一步优化国家经济发展形式与结构，选择合理的温室气体排放方式。中国进入工业化时间并不长，更多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外界投资，外界投资的注入，也增加了中国重工业发展步伐，随之而来的能源、交通需求也逐步增加，这些需求的增长，直接带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其次由于经济的增加，国民人均GDP增长，人们的生活质提升，对于日常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的需求增加，对碳排放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因为工业发展，城市占地的拓展，一些地区缺乏科学发展意识，造成大片的森林被破坏，环境的破坏，也从侧面提升了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长到一定的阶段，便会引起技术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逐步减少与优化碳排放量。从大量的研究与调查显示来看，国家经济发展经历过一定的阶段，会转向多元化结构，碳排量也会有初期的逐步增长到后期转变为逐步减缓，并且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会促使国家工业化发展由高燃材料转变为低碳。

『捌』 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哪些因素带动的碳排放

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焦点议题。它不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和技术问题，它和恐怖主义、核扩散、领土安全等问题一样，变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如何平衡的问题，变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战略性博弈问题。其背后体现的是大国的权力角逐，全球气候争端的实质就是国际话语权之争。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充分表明，减少碳排放的问题面临着各国权利和责任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由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没能解决责权不一致的问题，因此推进控制气候变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从理念之争到利益之争
去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发达国家之间立场并不一致，欧盟和日本比较积极，一直在推动气候政治日程方面不遗余力，美国则一直犹豫不决，在气候问题上迟迟不肯承担责任，甚至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尽管发达国家之间仍然还存在一些小的立场差异，但在气候政治化方面越来越趋于一致，寻求将温室气体排放与国际贸易政策挂钩。
后哥本哈根时代，发达国家将积极或者变相推进碳关税进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按照该法案，从2020年起将针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碳关税)。从2012年开始，2000多家航空公司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届时，只要飞机经过欧盟的天空，就必须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付费。我国几十家航空公司均被纳入了征税范围。更有甚者，法国从2010年1月1日起，将针对法国国内企业和家庭征收碳税，同时还意欲借此推行碳关税。 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发达国家构造新的贸易规则的借口和理由，甚至WTO也放风支持碳关税，说是碳关税符合WTO规则。发达国家在征收碳税方面的立场趋于一致，在整合了发达国家政治立场的同时，也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界限。
与发达国家相比，除了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紧迫的小岛国集团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获得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上来，维护发展权益和寻求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渐成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核心战略。2010年1月24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四国将继续推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以双轨制进行气候变化会谈。声明倡议设立气候援助基金，以帮助气候变暖中的弱势国家，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兑现援助资金承诺，以显示其在气候问题上的责任心，发达国家应尽快落实在去年年底哥本哈根大会所作出的在2010年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援助的承诺。在长期资金支持上，各方越来越同意设立联合国气候变化共同基金，包括美国内，均认这是一条可行的办法。而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新兴大国决心促成一个“全面而平衡”的坎昆会议成果，为未来的南非会议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铺平道路。四国还首次就全球温控目标表态，称将为升温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提供帮助，这接近于小岛国家一直呼吁的1.5度目标。
总之，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关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集中在减排目标、碳税、资金和技术合作等议题上，有关各方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博弈。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否在碳税、减排、资金和技术支持方面达成一致，成为决定墨西哥坎昆会议前景的观点，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交锋将成为坎昆会议的焦点。
争夺国际话语权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由于涉及人类生存前景、经济和能源安全以及复杂的利益分配，越来越成为大国争夺世界软权力的战场。
美国：收复话语权失地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对环保话语权的需求不大。它在2001年3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其结果就是欧盟填补了气候变化领域的软权力真空。而在2007年底澳大利亚宣布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受到孤立。再加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令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受到损伤，美国面临着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批评和指责。为了改善美国形象，重新确立美国世界领导力的支柱，奥巴马政府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气候变化问题上，希望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美国态度积极，试图重新掌握气候谈判主导权。
欧洲：谋求软权力制高点
作为美国的盟友，西欧各国在许多国际重大政治事务上不得不附和美国，国际政治地位和话语权大大降低。在硬实力方面上依然无法对美国构成挑战，欧盟将注意力集中于软权力领域。在民主、人权是美欧共有的价值观，欧盟另辟蹊径地试图在环保领域确立话语权领袖地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欧盟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和全球环境基金机制加以援助。对于中东欧国家，欧盟通过联合履约机制实行援助。对于俄罗斯，欧盟通过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加强贸易联系等交换条件使俄罗斯于2004年底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欧盟的举动获得了国际认可，被誉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国际政治地位将通过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得到日渐提升。
中国、印度等经济高增长的发展中大国：谋求发言权
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快速增长。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承担大国责任。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对于中国提出的国内减排目标，美国认为中国需要做更多，还要求中国将减排承诺纳入国际协议。
中国未来将独自面临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若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的重要责任，则必然牺牲经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强调减排与发展中大国强调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未来的主要矛盾。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大国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增加，但发言权却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中国、印度等国未来将会谋求与其责任相匹配的发言权。
其他经济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搭便车心态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中国一直以“77国集团+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然而，国家数量越多，集体行动的难度越大。随着气候争端的南北矛盾加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观念差异化也可能加剧。经济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虽然也支持环保和减排，但希望搭便车，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自身则不愿承担过多成本。
上述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应对气候争端软实力问题的不同心态，导致了各方的博弈，这也是导致气候争端迁延不决的重要原因。在各国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博弈中，核心是关于话语权和国际合法性的争夺，是软实力的争夺。每一个国家都试图从自己的国情和利益出发，提出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国情需要的气候政治话语，并极力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同这些气候政治话语。究竟哪一种话语将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导性话语，将决定着全球气候政治争端的未来趋势。
中国的压力递减时间表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与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但各国减排政策的力度与国家战略利益密切相关。当环保合法性与本国利益相结合时，国家会大力支持减排，反之则不会支持。在哥本哈根会议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气候软实力之争的格局将发生变化，中、美、欧等大国政治棋盘可能重新洗牌。
在未来三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面临的压力基本上维持现状，难以出现较大变化。这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存在，而中国经济恢复较快，因此各国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
未来4-7年，中国面临的国际气候政治压力将是不确定的。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将加剧，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达成一致，西方国家仍可能以环保为武器，从政治方面给中国崛起造成困难。然而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需要上升，又需要加大与中国的合作。
未来8-15年，将获得一定的主导性地位。届时，中国的减排成果将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因此在全球气候问题上的发言权将上升。目前，我国正在加大减排的政策力度。我国“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20%。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以上措施下，我们可以预计在未来8-15年，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受制于西方的局面将被扭转。同时，随着中国承担的责任增多，中国在气候问题上的软权力将有所上升，美欧将难以再保持其在气候争端中的制高点。
从战略高度重估气候大会
排放二氧化碳是基本人权和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必须以尊重一切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为出发点，以构建公正合理的碳排放秩序为根本目标，以下几个原则尤为重要。
排除低碳主义干扰，确立责权一致的原则。从1990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一直持续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低碳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跃。然而，低碳主义忽视了世界各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实上，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人口规模不一，基本国情迥异，各国在节能减排方面承担的责任差别很大。比较可取的是确立责任与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鼓励那些勇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积极承担责任的国家采取果断行为。
尊重各方碳排放主权，确立协商一致原则。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行动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从实际出发，从尊重国际社会多样性出发，在尊重有关各方的碳排放主权基础上，确立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此外，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需注意在减排责任上给国家“减负”，将国家无法承担的责任交给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承担。通过强大舆论压力和道德约束的“软制衡”，效果可能要比强行迫使国家达成协议更好。
确立公正合理的核查原则，制定普遍接受的碳排放标准。碳排放标准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首要的是考虑人均排放标准，确保全世界的所有人口均享有普遍的排放标准，不能对部分国家人均排放形成歧视性排放标准。其次，要以碳排放强度作为国家排放标准的依据，严格限制一个国家的单位GDP排放，但不能限制新兴经济体现代化发展的合理要求。再次，还要根据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需要，结合各国历史排放责任，综合制定国家排放峰值标准。同时，碳排放标准的确立还需要与严格的核查监督体系相结合，确保全球减排责任落实到位。
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一些比较规范的用于温室气体核算的方法学和标准，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协议：企业核算与报告准则》、国际标准组织推出的《ISO14064》等。国际社会应继续推进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方面的研究，逐步将温室气体减排核查纳入制度化轨道。
探索气候治理的原则，确立气候治理的机制。一是推动建立联合国气候理事会。各国以自愿承担的减排责任份额加入，并根据承担责任的大小分配理事会席次和职位，以体现权责一致的原则；二是推动设立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基金。各会员国都应当从各国征收的碳排放税中按照人均消费额度提取一定比例，形成各国的碳基金额度，以自愿捐资的方式设立全球气候变化公共基金，根据各国捐资的额度确立特别提款权份额；三是推动设立气候技术委员会。吸纳各国企业以技术合作为条件成为会员，设立联合国气候技术合作开发项目，将企业开拓市场、联合国技术援助和各国减排责任结合起来，推进国际节能减排进程；四是推动建立国际防灾减灾合作机制。组建类似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那样的联合国防灾减灾特别行动队，各会员国派出抗震、救灾队员，每逢国际社会出现气候灾害援助请求时，有联合国防灾减灾特别行动队迅速反应，整合各国力量用于防灾减灾；五是推动建立国际减排核查组织。由各会员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专业化的国际减排核查小组，开展全天候减排核查和检测，并公开发布检测报告，为联合国气候理事会决策提供依据。
推动形式灵活的气候外交
作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在温室气体排放上面临很大压力。中国的碳排放量从2006年开始达到60.17亿吨，超过美国59.0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从1990年开始算起，在16年中全球碳排放量增加75亿吨，中国增加37亿吨，占一半，全部发展中国家一共增加54亿吨，16年来，我们新的增量占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二。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到年增长2.8%的增速，2030年中国也可能达到117亿吨。这个数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其次，美国、欧盟和其他小岛国集团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国，并且以道义指责、政治施压以及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等限制中国，令中国在外交上极为被动。
存在矛盾和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尽可能通过对话和谈判的外交渠道加以解决。因此，要大力推动形式灵活的气候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社会一起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如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在各种国际场合阐明中方立场、与一些国家进行气候领域内的对话与合作，逐步达成气候共识。此外，还要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契机，广泛提高公众意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积极参与，加速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认识和培养新资源，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切入点和新动力，进而把外在压力转变为内在动力，把挑战转化为机遇，开拓创新，强化能力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课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真诚地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制定多样但合理的减排标准，从而建设一个公正的碳排放世界。

『玖』 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哪几个碳排放高峰

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一般需要依次跨越三大高峰,即能源消费强度或碳排放强度的倒U型曲线高峰、人均能源消费或者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高峰以及能源消费总量或者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高峰。

在技术不断进步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的前提下,当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够抵消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时,根据IPAT方程,此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实现零增长,并向持续下降方向转变。也就是跨越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高峰。

当技术进步速度能够进一步抵消人口和经济增长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现零增长,并向稳定下降方向转变即跨越了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

由于技术的进步是一个随时间的演变过程,这就决定了上述三个倒U型曲线高峰通常先后出现的基本特征。在一般情形下,人口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当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和零增长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高峰将会接近或重合。

————《发展低碳经济需跨越能源消费或碳排放的三大高峰》（陈劭锋，刘扬，苏利阳）

(9)经济发展水平碳排放扩展阅读：

如果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分离或者最终跨越二氧化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必须依次跨越三大高峰即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倒U型曲线高峰、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高峰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高峰。

因此,以往的碳排放实证研究中选取的不同指标实质上对应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倒U型曲线,而低碳经济努力的方向是需要跨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高峰。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判断是基于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或者技术不断进步的严格假定。在正常状况下,能源消费或碳排放强度总体发展变化趋势至少如此。

由于受到经济波动、经济结构调整、管理水平、技术和经济效率极限等因素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率可能在个别年份或者短期内发生波动,并非一定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但是只要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源消耗强度在总体趋势上呈现比较明显的连续下降趋势也是符合上述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