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晚清中国兴起经济民族主义的背景
外商在华企业利润的刺激，再加上洋务运动的诱导，使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产生了民族企业，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
⑵ 民族主义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清朝封建统治
个人认为不对
虽然说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
但是我记得书上有一句话说
帝国主义不可能控制中国只能瓜分
就是利用清政府从而控制中国
⑶ 晚清时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演变为张謇等人的什么主张
实业救国抄论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代表人物所宣扬的、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即实业）作为救国救民主要途径的一种思想。
在19世纪末提出，以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主要代表。他们宣扬此论的同时，否定采取革 命手段改变落后生产关系的必要性。
实业泛指农、工、商、交通等。
⑷ 跪求：晚清重商主义的影响
重商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在经济层面的表现。民族国家是重商主义干预政策的基础〔31〕。晚清中国出现的重商主义浪潮确实与当时勃然兴起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密不可分。这其中经济民族主义可以说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核心，而“商战”则是其最响亮的口号。
1. 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意味着对国家的高度忠诚，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其他团体利益之上，本质上是一种以国族为个人效忠最高对象的心理状态。〔32〕“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创建被白芝皓(Bagehot ，Walter ) 认为是19 世纪历史发展的核心关键〔33〕。白氏此语似针对欧美而言，而对20 世纪的中国而言，余英时认为民族主义仍是政治演变最重要的原动力，几次重要的政权更叠实际上均拜民族主义之赐。〔34〕
晚清以降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勃兴又以经济层面表现较为明显〔35〕。论者常以“经济民族主义”一词来表示。该词的具体意涵，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外主张收回或者抵制外国对本国经济主权的占取或者侵蚀；对内大力提倡振兴实业，积极推动经济的近代化。〔36〕收回路矿利权与抵制外货的运动，是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最具体的表现。〔37〕收回利权与抵制外货运动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加。到1910 年，甚至有人将购外货与亡国联系起来，看到旁边有人极力模仿欧风，便大叹“亡国之尤”。〔38〕将利权与主权相联系变成一种普遍的认识〔39〕，经济竞争亦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的口中名词〔40〕。
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到1904 年前后出现高涨的情势。这既与内外政治经济变化有关，亦由于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政策性的制度变革，使“绅商”预见到新式企业可能带来的丰厚利润，经济民族主义运动遂由口号转化成实践。〔41〕在保路运动中，经济排外主义思潮与地方主义势力、地方谘议局力量密切结合，〔42〕个人私利意识亦夹杂其中〔43〕。所谓“挽回利权”，不一定是针对外人，亦可能是针对本国甚至本省人而言。〔44〕因此，阮忠仁不同意将1903 - 1911 年的经济民族主义运动称之为“爱国”运动，他认为在“绅商”的价值体系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结合，并非绝对性的，而是概然性的。一旦无利可图，随时可弃土地、主权；一旦为了获取私利，也可出卖土地与主权。〔45〕
然而，以“爱国”来作为评判商人经济行为的标准本来就是误入歧途。投资者以利润为依归，自属无可厚非。何况，所谓出卖土地、主权如何是商人能作主? 以此为标准，只能愈走愈远，直至取消私有产权，步入国家统制主义。商人在运动中的不良表现，只能说是利益空间存在时，产权没有很好地界定，没有相应配套的制度加以规范。投资本国企业的买办或商人，可能是有志于实业救国，也可能是纯粹基于利益的考虑，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他们的动机其实是不易分辨的。不过，从一些商人留下来的资料，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有些买办或商人确实早已具有民族意识。〔46〕但是政府工商业政策及投资环境亦是商人投身于创办新式企业的重要影响因素〔47〕。固然，在“爱国”民气高昂之时，商人如果完全以“利润需求”为其投资新式企业或者参与收回路矿权运动的公开目标，自然是难以得到其他社会阶层的响应的。于是对经济民族主义口号的利用，又是近世工商业者的一个营业策略。这其中，“商战”无疑是最响亮的口号。
2.“商战”——商人手中的双刃剑
“商战”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个直接表达，亦是重商浪潮中最响亮的口号。“商战”一词，据王尔敏研究最早为曾国藩所使用，郑观应则作过较完整的表述。〔48〕他认为商战观念的觉悟与提出，主要出于传统科甲出身的知识分子。〔49〕不过后来似乎成为国人的普遍用语。当“商战”成为舆论界频繁的用语时，商人自然亦会搬用。高呼“商战”可能会对商人们的事业有利。首先，他们以“商战”为口号，强调与列强竞争，最要紧的是通过贸易及工矿业生产，既要增加出口额，更要在本国市场上将外货驱逐出去，以国货代替。于是“国货运动”便成了商人们持久不息的爱好。其次，商人们用“商战”口号去作游说资本，以期获得政府的实业支持或补助。晚清政府出台一系列保商恤商奖商的政策，不能不说有“商战”的考虑在其中。而所谓“商权”的抬升，更是受“商战”思潮的推动。
近世一波波的社会运动，实际上无一不是以“救国”为旗帜。“在商言商”的商人们也只有应合时势，举起一杆“爱国主义”的旗帜，与“爱国”民众站在一起。否则便极有可能成为运动中群众发泄愤恨和激情的目标。民族主义运动中先反帝国主义再反奸商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打着“商战”的旗帜，对商人而言，既有利用的成分，亦属时势所逼。从商人而论，以商利为目的，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近世中国，民气沸腾，社会进化学说与经济民族主义喧嚣尘上，情势并不允许商人超然度外地去逐利。
但是这种策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商人们的担忧。私利的追逐仍未有多少道德资源可供支持。商人们也只有一面做生意，一面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街市上的动静。
阮忠仁认为，绅商以“商战”观念配合民族主义思潮，把自我形象诠释为爱国角色。但事实上，此种角色很难被国人接受。其原因是绅商的多数行为只顾私利而罔顾国家公利，甚至非法行为层出不穷。不仅破坏自我标榜的爱国角色，更为社会所唾骂。〔50〕笔者认为，商人的“爱国”形象不被社会接受，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轻商”社会心理未有多少改变。商人在其事业经营中，对私利的专注是非常自然的事，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这种行为便不应受到谴责。但经济民族主义运动中举着“商战”旗帜的商人，确实会遇到“公利与私利”、“合法与非法”等类似让他们尴尬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政府提倡“商战”，其目的最后还是为了“抵御外强”。 由于商人将其逐利的合理性建筑于“商战”的浮沙之上，一味以“商战”为招牌，而不是像欧洲的卡尔文教徒信奉“新教伦理”，宣称赚钱就是人的“天职”，并且要求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当知识分子或者革命党人认为他们所提出的道路比“商战”更能救国，那么，商人便只有服从于新的口号了。遇到激进的群众要来侵犯其私有产权，商人们也实在是搬不出像样的理论武器来对抗。而如果政府以“人民”与“国家”的名义对其实施压榨剥夺政策时，商人们便只有忍受的份了。这是“商战”口号为商人们带来的悲剧性命运。不从法律上去寻求私有产权的保护，而欲靠着民众的“爱国”热情大赚一票，也许他们确实能获得一些暂时的利润，但是最后却可能毁掉其拥有的一切。对商人而言，“商战”口号正是这样一柄双刃剑。
⑸ 晚清绘图师如何把民族主义画入地图
清末民初，现代中抄国的“领土空间”与传统中国的“疆域空间”开始发生交错，而如何论证传统中国“疆域空间”向现代中国“领土空间”转型的合法性，如何重新界定这两者的关系，并以此重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国家认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满汉对立，族群界限与国族界限相互纠缠，这种困境不仅成为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起点，同时也预示着中华民国的领土空间与族群关系直接继承于满清政权。
因此，在民族主义作为原生动力的刺激下，依托于清末民初新式出版机构的普遍建立以及西方绘图技术的广泛传播，中国本土学者编绘的新式历史地图相继出现，日益呈现多元化的中国历史空间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