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元末明初时代背景
元末农民起义又元末民变、元末农民战争，是十四世纪中叶爆发回的一次农民阶级答的反封建斗争。这次农民战争规模之大、历时之久是空前。[1]
元末吏治腐败，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大批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而中原连年灾荒，更使得百姓破产流亡，无计为生。
当时，黄河泛滥，给沿河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些灾民中普遍流行着一个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征发15万人修治黄河，并派兵2万沿河镇压。监督修河的官吏贪污作弊，克扣民工“食钱”，致使民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便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起义，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
⑵ 关于元末明初的三个难题越详细越好！
元朝末年，内政腐败，丞相伯颜把持朝政，他排斥蒙古诸王，仇视汉人，扬言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他还下令废止科举，禁止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引起了农民起义，其中以红巾军为主，各路义军把蒙古人赶出关外，也就是赶到长城外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朱元璋打败其他义军，于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
明教－－摩尼教 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所创立
明教在宋元时期进一步和中国本上文化结合起来，成为下层人民和江湖对抗朝廷的秘密斗争形式，由于明教长期受到朝廷压抑，行事极为诡秘，有时也为江湖“白道”所误解，比一般的江湖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因此反抗朝廷也更坚决，在历史上几次掀起大的波澜。第一次是北宋未年，方腊利用摩尼教组织群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震动东南半壁河山。第二次是南宋以后，明教和白莲教相联结，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红中军，多白莲教徒，首领韩林儿又称“小明王”，这个“明”又与明教有关。后来的明大祖朱元璋，当时也是白莲教和明教中人。只是他。取得大权以后，因为深知秘密教派的厉害，逐渐与两教不大和睦。等到他当上皇帝，便采纳李善长的建议，下诏严禁白莲社、明尊教，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十一《礼律》，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其后，白莲教以各种支派的形式变换名目继续得到发展，明教却逐渐衰落了。在武侠小说中，由于金庸的武侠名著《倚天屠龙记》写到明教，使明教蜚声一时，成为侠的文化形式中秘密教派的一个典型
⑶ 元末明初指的是元朝还是明朝
元末明初表示的是时间范围，经过了元末及至明初。
⑷ 元末明初有什么重大战役
鄱阳湖大战：是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鄱阳湖水域而进行的一版次战略决权战，决战以朱元璋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这次战役被视为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水战。此战，朱元璋乘陈友谅军久攻坚城受挫，分兵据守鄱阳湖口，先断其退路；继集中兵力，巧用火攻，歼其主力；后水陆截击，全歼陈军于突围之际。创造了中国水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为统一江南奠定了基础。
名 称：鄱阳湖之战
地 点：鄱阳湖与长江交界处
时 间：8月30日-10月4日，1363年
参战方：明军，汉军
结 果：朱元璋获得胜利，陈友谅阵亡
参战方兵力：明军200,000人，汉军650,000人
伤亡情况：明军1,346人阵亡，11,347人负伤 ，汉军或死或降，陈友谅阵亡
⑸ 元末明初那年事
“北元”这一个名词，是高丽人所创造的，一直到崇祯八年为止，“北元”始终与明朝对峙着，其情形犹如“南宋”与金朝，虽则地域迥异。明朝有过十六位皇帝，“北元”有过二十八个君主。
就大体来说，“北元”与明朝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谁。明成祖“亲征”了好几次，有一次到达克鲁伦河与鄂嫩河之间，成吉思汗的发祥地，几乎活捉了“北元”的第九个君主本雅失里，其余几次也吓得敌人望风而逃，然而他没有办法留下汉人在沙漠南北定居，没有办法收为“郡县”。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十三个君主脱脱不花的权臣也先，有力量活捉得明朝的英宗，却没有力量“收复”大都，终于不得不把英宗送还，与明朝言归于好。
⑹ 元末明初是什么朝代
是指元朝的末年和明朝的初年，就是指这两个朝代。
元末明初是一个概念化的时间段，是一种包括两个朝代的时代。
⑺ 求元末明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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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政局动荡。元朝政府横征暴敛，土地高度集中，社会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十一年，民间秘密团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及其门徒刘福通，利用政府征发农夫15万人修治黄河，农夫不堪元官吏的欺凌和沉重的劳役的情绪，进行反抗元朝的组织活动。由于消息走漏，韩山童被俘遇害，刘福通逃回颍州(今安徽阜阳)，五月，刘福通率众起义，以红巾裹头，称红巾军。尔后率部西进河南相继攻克项城(今河南项城南)、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等地，队伍迅速发展至十余万人。在刘福通起义的影响下，大江南北许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人民的反元斗争，其中主要的有：徐州的李二(芝麻李)、赵均用，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的郭子兴、孙德崖：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的彭莹玉、徐寿辉等，均属红巾军系统，诸多起义军中以北方刘福通，南方徐寿辉两支为最强。这两支起义军的发展，将元统治区切成两段，使南北隔绝，有力的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除此之外，还有张士诚起义军。
刘福通所部起义军在河南取胜的同时，徐寿辉将所部兵分两路，一路逆江而上，攻克武昌(今湖北武昌)(参见武昌之战)、江陵(今湖北江陵)等地；一路则顺江而下，攻取长江中下游一些州县后，进军福建和浙西。十二年七月，攻克江南重镇杭州路(今浙江杭州)。与此同时，李二所部义军占领了徐州及周围一些州县，将元朝赖以南北联系的主动脉切断。起义军节节胜利，使元廷为之震动，急遣丞相脱脱率大军南下，击败李二部，复占徐州，打开了南北通道，并乘势集江南数省元军再克杭州路，尔后对起义军展开全面反攻。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节节败退，徐寿辉部被迫退出长江中、下游，活动于湖泊和山区。刘福通虽仍立足于河南，但限于极小地区之内。起义斗争转入低潮。为彻底消灭起义军，元廷又于十四年派脱脱统兵40万，向淮东张士诚部发动进攻，张士诚仅率数千人坚守高邮(今江苏高邮)一个多月，脱脱率40万大军师老无功，顿兵城下。元顺帝听信谗言，临阵易将，罢免了脱脱的指挥权，使元军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为张士诚所乘，夺取整个淮东地区后，南渡长江，进占浙西(今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大部。其它各地起义军亦趁机造势，主动出击，徐寿辉部重新占领了湖广、江西大部；郭子兴部将朱元璋率一部南渡长江(参见渡江之战)，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等地(参见集庆之战)，并占领了江东和浙东大部。经三年激战，元军主力受重创，丧失了军事优势。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迎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奠都毫州(今安徽毫县)，改元龙凤。尔后刘福通率部相继攻占邓(今河南邓县)、许(今河南许昌)等州，势力益增，众至三十余万。十七年(1357年)六月，刘福通以河南为基地，分兵三路北上伐元；西路军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军关中，陷兴元(今陕西汉中)入凤翔(今属陕西)，直逼长安(今陕西西安)(参见陕西之战)，受阻后，兵分两路，一路转入四川，一路西进攻取灵武(今宁夏灵武)；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下转战于河北、山东等地，并一度攻保定，威胁大都(今北京)，后由大同(今山西大同)转战塞外，于十八年底攻克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旋转战辽东，攻克辽阳(今辽宁辽阳)，东入高丽；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下由山东北上，直逼大都，威震京师，后恐孤军深入，退回山东。此次北伐虽由于战略不明确，各部协调不够，未能推翻元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刘福通攻占了汴梁(今河南开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诸多地区，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
元军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为与起义军相抗衡，元廷重新组织军事力量，除元朝军队外，注重对民间地主武装的使用，尤其是对镇压起义军有功的军队将领和地主武装首领，进行迅速提拔。元廷这一新的军事措施，使北方起义军陷入被动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刘福通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依然分兵出击，至兵分势寡，加之起义军将领之间互相残杀，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元军以可乘之机。孛罗帖木儿围剿山西北部及塞外起义军，十九年，察罕帖木儿攻陷宋政权都城汴梁，刘福通、韩林儿顽强抗击后，突围南走安丰(今安徽寿县)。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遇刺死后，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率军继续镇压山东境内的起义军，未几，山东境内起义军即被镇压下去(参见元镇压红巾军山东之战)，河南全境和山东大部又陷入元军手中。黄河以北的起义斗争再次转入低潮。元统治集团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内部矛盾加深，新兴的将领拥兵自重，互相吞并，从而更加激化了元朝内部的矛盾，北方出现了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
在北方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南方各起义军得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各政权割据的局面。朱元璋占据集庆后改集庆为应天府，但四面受敌，东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有张士诚占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今江苏常州)和浙西地区，东北有地主武装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今属江苏)，南面有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屯徽州(今安徽歙县)，西面有徐寿辉占有池州(今安徽贵池)。为解决来自诸多方面的危胁，朱元璋先后派兵攻占了镇江、广德(今安徽广德)、长兴(今浙江长兴)、江阴(今江苏江阴)，使势力范围得到了扩展与巩固。尔后集中力量打击孤立无援的浙东元军。为巩固占领区和继续发展壮大势力，朱元璋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策，经四、五年的努力和准备便开始进行统一江南的作战。朱元璋根据当时形势和自己处于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势力之间的处境，制定了先西后东，先强后弱的战略方针。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是月初五，陈友谅率l0余万大军顺江而下攻应天，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之策，以伏兵击败陈友谅(参见安庆、江州之战)。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派吕珍围攻安丰，安丰粮尽援绝，刘福通战死，朱元璋闻讯率部往援。三月，朱元璋渡江，三战三捷，解安丰之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主力往救安丰，江南空虚之机，以号称60万的大军于十一日围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得讯后，于七月初六，亲率舟师号称20万往救洪都。两军会战于鄱阳湖上，朱元璋军采用火攻，陈友谅兵败身亡，主力伤亡殆尽(参见鄱阳湖之战)。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攻克武昌，陈理投降，陈友谅的大汉政权灭亡(参见武昌之战)。朱元璋攻取武昌后，旋又攻占襄阳(今湖北襄樊)等汉水流域和要点，全部控制了长江中游。为稳定江汉局势，又与四川明玉珍通好。然后转兵东向攻张士诚。朱元璋根据张士诚占领区南北狭长，中隔长江，南北兵力应援不便等弱点，制定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明太祖实录》卷十八)的战略方针。二十五年十月，徐达、常遇春率水步骑军，水陆并进，进攻淮东(参见两淮之战)。朱军进展顺利，迅速占领泰州(今江苏泰州市)、高邮、徐州等地，从而占领全部淮东，完成其攻取淮东剪其羽翼的作战步骤。二十六年八月至十一月，朱元璋又先后攻克湖州(今浙江吴兴)(参见湖州之战)、杭州等重镇，对平江形成北、西、南三面合围之势。二十七年九月，平江城破，张士诚被俘(参见平江之战)。在这种形势下，浙东方国珍被迫向朱元璋请降，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江南后，决定南征北伐同时并进，以北方为进攻重点，开始了北上伐元的战争。
朝初年的政治军事形势
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但此时元朝在北方特别是在西北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1369年明朝大将徐达将元军王保保部逐出宁夏。由于残元势力依然强大，他们以宁夏、内蒙古为根据地，不断侵扰明朝边境，明朝暂时无力据有宁夏。在洪武三年至洪武九年间(1370一1376年)，朱元璋下令将宁夏灵州、鸣沙和宁夏路等地的百姓迁往关中一带，在宁夏北部制造无人区，实行真空防御。洪武九年后，随着明朝国势的稳定，明军力量加强，又陆续从山西、关中及中原各地迁来人口，充实宁夏地区。
洪武九年(1376年)鉴于残元力量的侵扰，明朝在宁夏设宁夏卫，归陕西都指挥使司管辖，在宁夏以军事设置代替行政设置。
公元1402年后，蒙古鞑靼、瓦刺各部日渐强大，成为明朝北方边境的大患。为此，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二万里边防线上，先后建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重镇，总称“九边”。今宁夏区占有两镇。因此，明朝的宁夏地区一直是边患最严重的地区。宁夏这一时期历史多与军事活动有关。
自1376年设宁夏卫，后又升为镇(治所在今银川市)，归中央右军都督府管辖。总镇下设卫、所，根据“分地守御”的原则，在划定的范围内形成一套防御体系。宁夏总镇辖有宁夏卫、宁夏前卫、中屯卫、左屯卫、右屯卫(以上五卫的治所均在宁夏镇城内)、宁夏中卫、宁夏后卫，共7个卫。每卫各5个千户所，外加灵州守御千户所、兴武营守御千户所(今盐池高沙窝乡)、平虏(今平罗)守御千户所和宁夏群牧千户所(今同心韦州)共有39个千户所。卫、所之下，设有屯堡和烽火台。据统计，在明嘉靖时期，宁夏镇有屯、堡90个和烽堠485个，总兵力近5万人。
宁夏南部地区于1425年在开城县设守御千户所，后因鞑靼入侵，千户所被迫迁往原州故地，于1469年升为卫，将古原州定名为固原。固原为关中门户，地处延绥、甘肃、宁夏三镇中间，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474年，朝廷派左都御史王越驻防固原，统一指挥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称三边总督，后因边防等，改为冬、春驻固原，夏、秋移驻花马地(今盐池)。其后，固原又升为镇，成为九边之一，改开城县为固原州。固原镇下辖三个守御千户所和一个群牧千户所：平虏守御千户所(今同心预旺)；镇戎守御千户所(今固原八营)；西安州守御千户所(今海原县西安乡)；甘州群牧千户所，为王府的牧马地。嘉靖年间，固原镇有白马城、红古城、下马房关、海喇都和大湾川等大屯堡5个，其他小屯堡36个，烽堠154个，总兵力1．6万人。
为了有效防止鞑靼和瓦刺的入侵，明朝除了在北方边境屯驻重兵外，还沿北部边界修建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
⑻ 元末明初，朱元璋制定了怎样的政策
元末明初，出身寒微的朱元璋在历史洪流中拔地而起，建立了明王朝。称帝以后，面对经济凋敝、民心浮动的社会现实，朱元璋及时地提出了“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制定了一系列以睦邻友好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⑼ 元末明初到明代中期有什么重大历史事件
明代中期对建州女真的五次种族灭绝性屠杀
当今对清朝不满者，大多在指责之际提及清兵入关后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用以煽起满汉两族之间的仇恨，为自己的论点增加几分貌似大义的名份。然则，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还埋藏着明朝中期失败的少数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多个血腥的往日，在拭去岁月的厚重尘埃之后，那种从悠远处传来的违和的味道依旧显得分外刺鼻。
勿庸置疑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明帝国对待少数民族有着近乎变态的敌视态度，无论是对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并始终为其劲敌的蒙古族，还是一向不曾为过大害的西南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被列入攻击或防御的对象。
在北方，对待相对强大，难以战胜的蒙古族，明人在永乐时代之后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在西南，面对贫弱的诸少数民族，明朝则采取了“改土归流”的强硬政策，以推行“王化”为名，进行强制同化的政策。这种破坏其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的行为势必激起反抗，对于敢于反抗者，明政府采取了无情镇压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区引发了大小数百场战争，使得棘人等十几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少数民族被人为毁灭了。
相对于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剑影和血腥杀戮，明代中期之前的东北方却显得较为安宁。永乐七年（纪元1409年），明朝在东北设置了奴尔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境内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塔赫塔一代，并于永乐九年（纪元1411年）将库叶岛纳入都司辖区，认命当地的女真、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贵族为卫、所官员。根据《明通鉴》和《明实录》的记载，隶属于奴儿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辖区内虽有较为宽松的自治权限，但不能如汉唐时代那样自建王号，亦无“国”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较之汉唐的羁縻制度更为严密，是有助于东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较为温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于明朝从侧翼夹击当时尚争战不休的北元的军事策略。而日后建立清朝的主体民族满族也是在这一时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场于历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脱胎于元代建立于松花江流域黑龙江省依兰县一代的女真三万户，大约在元明交替之际开始南迁，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长纳哈出的率领下迁至辉发河上游的凤州（今吉林与黑龙江交界处，旧称开元城的地方）。至其孙李满住时又继续南迁至浑河流域。另外，同样出自三万户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则在酋长猛哥贴木儿的带领下展转抵达图们江下游，后又继续迁移到今朝鲜国北境。根据《朝鲜太宗实录》记载，他们曾经接受过李朝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并以佣兵的身份参与过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大约在永乐元年至九年之间，李成桂建立李朝后要求吾都里部完全归顺朝鲜，这个女真部落虽然仅有180户，但也不愿接受朝鲜的统治，于是再度迁移到浑江一带，投奔已经居住在那里的胡里改部。还有一种说法是，纳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官之后，自告奋勇派人往招猛哥贴木儿。总之，猛哥贴木儿是在永乐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迁往凤州的时间则系之于永乐九年。大约也是在这一年里，建州卫被明朝析为两部，猛哥贴木儿被改任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这就是日后建州女真的雏行，我们也知道猛哥贴木儿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
在凤州这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明朝武力的保护，使得朝鲜不敢再对建州女真施加压力，建州两部的经济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环境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单建州左卫一部，至永乐二十一年时，人口已增加到1000余户，6250口（据《朝鲜世宗实录》载）。永乐二十年，为了表示对明朝的感激，猛哥贴木儿还率领部众参加了明成祖发起的对鞑靼部阿鲁台的远征，并在战争中建树了功勋，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见。在这段时期内，明朝与建州的关系是友好的，猛哥贴木儿对明朝是恭顺的。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间，猛哥本人还数次亲自前往北京朝贡。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后，宣德十年（纪元1435年），明朝的对北方政策从进攻转入收缩防御，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销奴儿干都司。而在稍早的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猛哥贴木儿本人及其长子阿古死于与七姓兀狄哈人的战斗之中，其部众也因战败而从千户锐减至500户。建州女真之所以在这场战斗遭到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明朝与朝鲜军队的介入，仅朝鲜军就杀害了500余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离四散，其余存者无几”（据《朝鲜世宗实录》载）。又据《满洲实录》记载，兀狄哈人“尽杀其（吾都里部）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苦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而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其实，又被称谓凡察的他并非一个神话人物，而是可以从朝鲜史料内得以求证其存在的真实历史人物。其实，他当时野并非一幼儿，而是猛哥贴木儿的异母弟弟。在躲过追兵之后，他找到了猛哥贴木儿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溃散的部众。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们在正统五年（1440年）率300户南迁，在浑河上游支流苏子河畔与先期迁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汇合。发源于长白山麓的苏子河在汇入浑河处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饶的冲击平原，为建州部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使得遭到失败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样经过长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一时期内，由于董山与叔父凡察之间发生了矛盾，经明朝辽东经略的调解，将建州重析为三卫，即建州卫、左卫和右卫，董山执左卫印，凡察领右卫，李满住仍居建州卫。这样的调解措施固然有建州内部斗争的原因，但也不能不看到这是明朝为防止女真强大而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件事情发生在正统七年（纪元1442年）。
在建州三卫的首领之中，董山是一位文武全才，骁勇善战的英雄人物。由于他的治理，至成化三年（纪元1467年），建州左卫的实力已居于三卫之冠，引起了明朝的猜忌，遂于当年趁其来边市贡马之机将其拘禁起来并加以杀害。同年9月，明军联络朝鲜部队在24日向建州左卫发动突然袭击，包围了女真的营地。经过历时一个月的大规模搜捕和围剿，杀死女真人千余名，并将其多年积畜劫掠一空。在这场劫难之中，毗邻的建州卫也未能幸免，李满住及其长子古纳哈亦遭杀害。
这是建州女真第三次遭到明朝与朝鲜联军的屠戮，前两次发生在宣德八年（纪元1433年）与正统二年（纪元1467年）。其后，明朝与朝鲜又于成化十四年（纪元1478年）和十五年（纪元1479年）连续两次围剿建州女真，对该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当时，两军约定“可屠者屠之……尽灭乃矣”（出处同前）的方针，完全是意图对建州女真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明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暴力政策，除了建州女真因自身生产力不能适应人口增长而对明与朝鲜边境进行劫掠为其一部分原因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正如开篇所述的那样，对弱小民族一以贯之的高压政策，还有就是明朝边臣们急欲立功而不惜用女真平民的鲜血来染自家紫袍的罪恶心态。众所周知，边臣必须通过军功才能获得升迁，在眼见西南同僚们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征服而步步高升后，东北的明朝边将也自然不甘寂寞，而密迩辽东的建州三卫就因此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他们的屠杀目标。从因成化三年之役而加封武靖伯的明将赵辅在《平夷赋自序》之中得意洋洋地夸耀武功为“强壮尽戮，老稚尽俘”（《明实录·宪宗实录》），可见其以杀人为功、为乐的残忍面目。
以上这针对建州女真的五次屠戮，前后长达四十五年时间，对这个民族的破坏之严重达到了令人发止的程度。从嘉靖三十一年（纪元1552年）明朝官员在谈论东北边事的时候说，建州女真“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明世宗实录》）一语中可见，经过这五次屠杀后，建州女真的实力直到明朝后期的嘉、隆年间后才得以逐渐恢复起来。从朝鲜史料给出的建州女真人口数字来看，三卫合计起来也不过万余人而已，其壮丁最多不过两、三千人而已，即使对明边有所骚扰，其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通过政治上的策略加以调和，文化上的交流加以融合，而明朝政府恰恰没有采取这样的上策，而是自恃强大，不惜大动干戈，加以不分青红皂白的“犁庭扫穴”，其暴虐不仁可见一斑。虽然五次屠杀从死亡人数而言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考虑到建州女真自身人口基数的渺小，则可说其性质完全达到了种族灭绝行为的程度，是更加严重的战争罪恶。
当然，本文的宗旨并非宣扬民族报复，更不赞成为了早已淡忘的陈年旧恨而制造新的民族仇恨。而是希望读者们可以看到，残忍的杀戮是人类潜藏于心底的共性，是必须通过理智和人文主义精神加以遏止的邪恶心魔，同时衷心祈祷在未来的时代之中，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悲剧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