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中国之谜”的认识和理解
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
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在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提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却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则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说，一些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曾经规划了一条通往国家富强的道路。但如果我们来看这一理论在实践当中的表现，我们会感到他们规划道路并不是金科玉律。“我曾多次到过拉美，我曾经目睹这些拉美国家按照西方所设计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最后走向经济停滞，经济的拉美化在今天成了政策失误的代名词。”
而带领拉美走向失败的正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项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另一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激进改革发生在我国的近邻俄罗斯，自1992年1月1日起，一场以“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改革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长期的指令性价格及商品极度匮乏的形势下骤然放开价格的闸门，导致了商品价格的飞涨，奔腾式的通货膨胀汹涌而至。“休克疗法”的失败使俄罗斯GDP几乎减少了一半，摧毁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基础，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事实上，这次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
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无疑和西方经济起步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其实，能不能把计划和市场最好的部分“装入一个篮子里”，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精髓所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讨论“北京共识”了。
2004年，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雷默的一篇论文，叫《北京共识》。雷默在其论文中指出，“北京共识”以创新和试验为灵魂，强调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
“北京共识”一词由此不胫而走，引起各方关注。所有了解发展中国家几经起伏的发展史，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争论的人们，都不难掂量出“北京共识”一词的分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姚景源说，“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是在走一条前无古人的路。就全世界的发展来讲，没有一个国家和我们走的是一样的路，这条独特的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思想是实事求是，所谓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尊重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应当说，我们的选择是科学的，虽然这条道路确实没有任何借鉴，但实践证明，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2. 中国增长之谜：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前30年经历了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期后，于2008 年由美专国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属的对冲和经济格局的转变，整个世界的经济都步入低增长的阶段甚至倒退的边缘，受此影响，中国外向型出口导向经济严重受影响，加之美国进逼人民币升值，更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是那4万亿刺激救市，早就开始衰退了。在这种低发展低收入高物价的情形下，要发展必须要转型经济模式和结构，现在正是由低等的劳动力密集和高污染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和环保型高等经济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保证中国经济发展后劲的唯一途径。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才能实现百年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中国人口数量从今年2015年开始已经步入倒增长阶段，劳动力供需开始真正是需大于供，也就意味着从今年开始老年人的数量会总体占比上升，国家未步入发达国家便已经要进入老龄社会了，人口红利已经消减，但还不至于很快消失，等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面已达成，则肯定是人口红利全面消失的时候。
3. 中国经济学三大之谜是什么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去年，一场金融风暴从美国华尔街悄然发端，在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历史的金融巨头相继倒下后，风暴进一步席卷整个欧洲大陆，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保持增长的经济体，完成了历史上的又一次跨越——经济总量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三位。
再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关注：无论是30年不变的经济高速增长，还是金融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都让深陷经济危局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的发展动力。
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像今天这样迫切需要看清自己：延续了整整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如何在我们手中续写；未来前行的动力又在哪里？
经济发展的“谜”
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的说法首先来自西方，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应该是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9月，这家报纸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起飞了。
虽然在西方人士口中，不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赞美之辞。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却并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最先提出了“中国之谜”的说法。
罗纳德认为，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快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他对这一情况大惑不解。于是，他把中国这种“在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提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的改革，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大萧条，而在他看来“不那么正宗”的中国改革却与高速经济增长并行。他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之谜”。
2002年，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提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但中国却在各种缺损的条件下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诺兰将这种不一致的局面称为“中国之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则这样诠释他心目中的“中国之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这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弗里德曼是最关注中国经济的一位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关于中国，他有过这么一段小幽默。他说，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并且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就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试图破解中国之谜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总量逐渐超过意大利，又超过法国、英国。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最终核实数据，2007年我国GDP总量为人民币25.73万亿元，约合3.38万亿美元，超过此前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德国当年GDP总量为3.32万亿美元。
4. 高分求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对我国经济的启示
建议
（一）研究制定中长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
我国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目前我国中间产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60%以上，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40%左右。今后，我们要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研究制定中长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垂直分工，在未来的国际垂直分工和市场竞争中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1、努力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竞争中，资源密集型产品如粮食、植物油将处于相对劣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以及水产品、畜产品则拥有较强的竞争力。从长期看，对我具备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要通过不断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按照国际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储存和运输，严格卫生检疫，努力提高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
2、提升轻纺工业水平，扩大高端市场份额
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我国轻工纺织产品依托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加大自主创新力度，着力打造自主品牌，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逐步进入高增值的服务环节，将低增值的加工环节委托给其他国家的制造企业，扩大我产品在国际高端市场份额，巩固和提高轻纺产品国际竞争力。
3、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出口
大力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方向。应围绕IT和新型家电业等高科技产业的终端环节或外部配套环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
4、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
我国服务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型。当代世界服务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目前美国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市场占有率在20%以上，印度为5.5%左右，我国仅占1.4%左右。为此，应借鉴美国、印度相关的发展经验，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逐步从目前以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技术密集型出口为辅过渡到两者并举，最终过渡到以技术密集型服务出口为主、劳动密集型出口为辅的新格局。一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通讯、金融和计算机等服务业。二是完善教育体系，在计算机、信息、通信、金融和文化创意等专业领域加大投入，培养和塑造一大批有特色、创造力强的实干型人才。三是加快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形成一批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的企业集团，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四是完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五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打破国家对银行、保险、电讯等行业垄断，完善竞争机制。
5、积极稳妥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努力打造全球服务业外包基地
加快发展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建筑设计、工程设计、医疗服务等服务外包项目；加强规划指导，审慎推进银行、证券、保险、电信、医疗、教育、商业、物流等重点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二）加大劳动密集型新产品开发力度，稳定我国劳动密集型商品国际市场份额
1、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到国际市场去发展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达4200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其中有出口实绩的企业比重还非常小。有关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提供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培训，帮助企业熟悉国际市场规则，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提供国内法律支援，鼓励和支持国内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对外开放水平。
2、继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目前中国65%的发明专利、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但从总体看，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不足，严重制约企业的技术创新。我们要通过强化技术、装备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工艺技术，不断开发绿色环保和生态型新产品，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
政府要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法规政策，颁布行业技术规范标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和技术规范标准等，及时发布行业发展趋势信息，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时进入或退出有关市场和领域。对产品无市场、经营无效益、严重污染环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应依法强制其关停并转，以保证劳动密集型企业健康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扶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政策支持体系
1、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健康发展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在继续推进促进产业发展的进程中，要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行业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按照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规定，认真执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产业政策，引导产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防止产业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2、稳定并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1985年我国实行出口退税制度。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大致分为4个阶段：1994—1997年，出口退税率逐步调低；1998—2003年；2004—2007年，出口退税率降低；2008年以来，先后7次提高高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退税率，取消或降低了部分粮食和工业品的出口暂定关税，调整化肥及其原料的出口关税。上调部分商品退税率。
从企业来看，出口退税率的频繁变动，使出口企业无法对生产经营进行长期、科学的规划，而且影响了税法的严肃性，在国内、国际均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目前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基本实现了零税率出口。为了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稳定增长，促进就业，缓解企业困难，要保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继续保持目前比较合理的退税率水平。
3、进一步完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政策
全面清理《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对其中涉及劳动密集型产品全部取消，进一步完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的台账保证金制度。稳步推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着重提高加工贸易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推动加工贸易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积极发展境外加工，鼓励国内能力相对过剩、贸易摩擦较多行业转移部分生产能力。规范加工贸易管理，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功能和政策，引导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现代服务业入区。
4、加强对人民币升值的应对政策研究
在当前部分外币主动贬值造成人民币相对升值情况下，要研究完善防范汇率风险的金融支持体系，增加规避汇率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品种，健全出口信用保险机制，拓宽企业避险金融渠道，增强企业防范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针对目前贸易风险、汇率风险不断加大的情况，加强监测分析，适时公开发布有关风险提示，减少企业出口风险和损失。
5、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支持
研究建立“就业补贴”和“劳动密集型新产品开发补贴”制度，给劳动力就业多的企业以补助和新产品研发资金扶持。要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担保难的问题，确立贷款的主渠道，建立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特点的贷款条件和审批程序。要适度放宽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证券市场的准入条件。
6、支持劳动密集型企业“走出去”带动出口
鼓励我国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零配件和原材料出口。促进这些企业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不断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培养国际化经营的人才和队伍，逐步发展成为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
（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加快提升核心竞争力
1、通过调整和创新，努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加强产业链的优化整合力度，积极推进产学研结合，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淘汰落后设备，积极推广使用国内外先进设备，不断提升产品自主设计水平，优化产品结构，开拓消费领域，加快复合型、差别化、功能化新产品的开发，加大、加快自主品牌建设，提高自有品牌出口比重，全面提高产业科技含量、资源利用效率、环境质量和劳动生产率。
2、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强弱已成为决定企业应对危机成败的分水岭。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制订有针对性的创新政策，抓住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契机，加强创新政策研究，依据不同产业的基本特点、自主创新能力状况、不同创新路径和差异化的创新政策需求，制订针对不同产业的创新政策体系。进一步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3、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加强企业管理创新
要以市场为目标，以创新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提高为着眼点，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信息系统建设，以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过程、营销过程和管理过程，加快对用户和市场反应速度，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推进产业各种生产要素优化整合，推动企业并购、重组、联合，促进行业优势企业做大做强。要认真总结我国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形成一批值得推广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典型，同时引进消化吸收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论和运营模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4、加快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整体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会直接成为国际贸易的优势。从国际经验看，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具备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许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不仅是因为其劳动工资低，还在于其对劳动过程具有较高的管理和组织水平，由此决定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优的产品质量。反过来说，工资成本低而管理水平差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具有竞争优势。因此，为了使我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转为竞争优势，必须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提高其技术密集度，使其由简单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劳动密集型。
（五）鼓励和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随着中部崛起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推进，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收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区潜在和现实的庞大市场和出口潜力成为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与转移的重要目标。
1、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东中西部产业协调发展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研发、品牌、营销渠道的优势和内地劳动力、资源、原材料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产业政策、投资导向作用，推进产业合理转移，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形成东西互动、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理产业梯度格局，促进沿海和中西部地区产业良性衔接，全面提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东部沿海地区要跟踪国际最新技术、产品、消费潮流，形成沿海新产品设计、开发、生产、经营、贸易区。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创汇多、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土地、环保、税收及产业政策等多种手段，限制和淘汰低水平初加工能力，减轻东部地区土地、环境、资源、能源与社会压力。
中部地区要抓住“崛起”机遇，利用沿海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劳动力资源紧张，土地、能源和管理成本大幅上升的时机，成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以产业集群的形式，加快结构调整，实现规模效益，形成良好的产业链。
西部地区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突出发挥天然纤维、石油等原料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加快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融入东中部产业链，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的特色产品。
2、加强协调，做好组织对接
要鼓励东西部省区之间设立产业转移及对接协调机构，建立稳定和高效的操作协调机制，定期不定期加强协调与沟通，促进东西部省区间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接，使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承接的成本更小、代价更低、周期更短、效果更好。
3、深化改革，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环境
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与管理方式，提高政务服务的透明度和效率，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同时要制订促进本区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加快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企业、中介组织和个人违约行为的约束惩戒机制。
4、加大投入，完善基础建设
进一步加强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增强服务功能，为承接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提供良好硬件环境。
5、大力发展新型流通组织与现代物流业，提高流通的速度、质量、规模和效益
要根据产业转移的需要，发展会计、法律、咨询、信息等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市场中介组织，积极引导中介机构加强为企业服务。
（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服务
1、大力发展民营担保公司，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据调查，有些公司名为担保公司，实为放贷公司，多数公司根本没有担保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可利用应收账款来推动中小企业改善融资环境。据银行有关人员介绍，应收账款一般占中小企业50—60%的资产规模，应收账款若能盘活，将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解决提供很好的途径。同时创造宽松环境，鼓励企业之间通过资本联合组建新的担保公司以及行业协会组成的互助担保公司，多形式、多渠道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服务。
2、积极为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直接融资市场创造条件
逐步引导企业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收购及公司上市的形式筹集资金，探索集信贷、融资、租赁于一身的租赁融资等新的融资手段，进一步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3、促进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在立足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调整信誉评价标准和风险评估标准，确定合理的授信额度，给基层行适当的信贷调控余地，增强贷款业务的主动性。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创新管理机制和业务品种，适当调整再贴现、再贷款额度，增强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支持能力，实现银企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4、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以及担保公司，让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融资更方便
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强化资金供给方的竞争，一方面要扩大商业银行的竞争，让更多像宁波银行、以中小企业贷款为目标的商业银行涌现出来；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开发民间信贷机构，积极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允许民间成立合规的贷款组织。
（七）推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提高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整体素质
1、进一步抓好产业结构和资本结构调整，提高企业自身积累能力，建立健全企业的信用体系
指导企业加强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研究，帮助企业获得银行和社会的更多支持。
2、完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际市场开发策略
要在稳定低端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大力开拓中端市场，逐步向高端市场进军。
3、加快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自主品牌建设
要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机制，加强自主品牌建设的力度，强化企业品牌意识；加大行业产品设计、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力度，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开展境内外商标注册，进行国际通行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认证；鼓励各行业、重点区域通过建立并发挥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创建行业性、区域性公共品牌；重点扶持一批在品牌设计、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网络建设方面的优势企业；建立和扩大国际营销渠道，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强我国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自主品牌产品出口的比重。
（八）完善劳动密集型出口监测和预警机制，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建立和完善政府间对话和交流机制，加强行业组织参与应对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企业自觉关注、主动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共享数据平台，整合各类数据资源，建立健全行业运行和产品出口的监测预警体系，为企业提供客观、全面、及时的信息服务；密切关注国外设限动向，积极与调查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涉，运用包括世贸规则在内的各种国际通行规则，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出口企业在贸易摩擦中的权益；充分发挥原产地规则在我国贸易政策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杠杆作用，及其在提高加工贸易层次、避免反倾销制裁、引导外资投向等方面的作用；检验检疫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输欧美出口产品原产地证书签证管理和原产地标记查验力度，与国外建立原产地证书电子联网核查机制，并研究建立原产地证书签证通报预警机制。
（九）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
有关部门应加快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将一些政府管理企业的职能移交给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加强行业组织的服务与自律，规范企业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避免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政府部门要支持行业组织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建立与各国同行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及民间对话机制。
5.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是制度还是文化
1。中国经济十年内超越美国。中国会超美吗？这是很多美国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最不值得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以美国现时的经济水平，只需继续维持过去几年的高增长率，就会是无可比拟的成就，GDP的排名已经不值一顾。因此，美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要务，都是先处理好国内的深层结构问题，包括财政赤字、教育政策和营商环境等。第二个谜：中国经济十年内超日。与「谜一」相似，中国会否超越日本，也是惹人关注的题目。其实，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甚至不算是问题。最快在今年二月，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GDP总额，就会正式超过日本。若根据非官方的资料，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经济早在几年前已经超日，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存在不少灰色地带，是现行的统计方法未有收入的。所以，再讨论中国超日与否，已经没有意义。第三个谜：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美国财赤不断扩大，中国持续买入美国的国库债券，那麽，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吗？无可否认，中国目前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但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的全部赤字和债务当中，欠中国的款项只占整体的7%，由这角度看，可谓「微不足道」。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可说美国的负债已经巨大到一个程度，不是个别的单一债主足以打救。第四个谜：中美利加（Chimerica）分治世界。很多人说中美两国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成为统治全球的「中美利加」同盟。事实上中美目前的高度密切联系只在于贸易层面－－美国消费者亟需中国的廉价货品，中国厂商亟依赖美国买家的订单以存活，谁都不能没了谁。但是，在军事、政治和气候变化等范畴，中美尚未建立起高度的共生关系。第五个谜：人民币汇率是左右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人民币问题已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锋的主要议题，西方固然持续施压要求其升值，中国则一直坚持汇率自主，拒绝外国干预。撇开人云亦云，仔细地查看数据，汇率问题的影响其实不是那麽大。举例说，由05年7月至08年6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0%，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却仍然大升了50%。因此，汇率无非是政客用来掩饰其他更重要问题的藉口。第六个谜：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既然中国经济关乎全球福祉，其市场化改革的前景自然也备受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石破天惊的市场化改革。但踏入新世纪以来，改革的速度似有所放缓，近年甚至惹来所谓「国进民退」的疑惑。大抵这是任何改革过程必会面对的困境，当然08年金融海啸也是一个「意外」，中国经济改革面对这百年一遇的危机，出现暂时的停滞也可以理解，但愿危机的威胁过后，改革会回到全速.第七个谜：中国经济严重失衡？中国外贸顺差年年扩张，内需占GDP的份额却不增反减，中国的经济失衡究竟是在改善抑或加剧？其实，外贸和内需并不一定矛盾，中国外贸顺差的扩张，唯一解释是出口增加得比进口更快。与此同时，也不可否定中国的内需正在快速增长，只是尚未追得及外贸的加速，由此角度看，仍然有大幅提振的空间。第八个谜：中国的碳排放情况。全球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常常在国际论坛上成为外国抨击的对象。事实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削减碳排放的绝对值，无异于遏制其成长。若计算总排放量，中国已经与美国并肩，且将会进一步增加。但是，若以国民平均排碳量计算，中国相比起欧美仍然远远不及。第九个谜：中国的减排大计。第十个谜：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现在有两种说法，一说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单头马车，独力拉扯着世界经济向前迈进；另一说，则指中国这头经济巨兽，正吞噬着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利润和资源等，使其他国家经济萎缩。事实上，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良多，中国货价廉物美，使许多国家能一边追求经济增长、提升生活质素，同时维持低通胀率。不过，金融海啸爆发后，全球经济的困境是需求疲乏，而非供应短缺，中国为人垢病的是其「经济失衡」：出口能力愈来愈强，内需却欲振乏力。因此，中国政府近年开始关注内需问题，若其政策能够收效，中国就名副其实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
6.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都存在哪些未解之谜
1。中国经济十年内超越美国 。中国会超美吗？这是很多美国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最不值得关心的问题。
事实上，以美国现时的经济水平，只需继续维持过去几年的高增长率，就会是无可比拟的成就，GDP的排名已经不值一顾。因此，美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要务，都是先处理好国内的深层结构问题，包括财政赤字、教育政策和营商环境等。
第二个谜：中国经济十年内超日。与「谜一」相似，中国会否超越日本，也是惹人关注的题目。
其实，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甚至不算是问题。最快在今年二月，中国官方公布的最新GDP总额，就会正式超过日本。若根据非官方的资料，很多人甚至认为，中国 经济早在几年前已经超日，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存在不少灰色地带，是现行的统计方法未有收入的。所以，再讨论中国超日与否，已经没有意义。
第三个谜：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 。美国财赤不断扩大，中国持续买入美国的国库债券，那麽，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吗？无可否认，中国目前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但尽管如此，在美国政府的全部赤字和债务当中，欠中国的款项只占整体的7%，由这角度看，可谓「微不足道」。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可说美国的负债已经巨大到一个程度，不是个别的单一债主足以打救。
第四个谜：中美利加（Chimerica）分治世界 。很多人说中美两国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成为统治全球的「中美利加」同盟。事实上中美目前的高度密切联系只在于贸易层面－－美国消费者亟需中国的廉价货品，中国厂商亟依赖美国买家的订单以存活，谁都不能没了谁。但是，在军事、政治和气候变化等范畴，中美尚未建立起高度的共生关系。
第五个谜：人民币汇率是左右全球经济的重要因素 。人民币问题已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锋的主要议题，西方固然持续施压要求其升值，中国则一直坚持汇率自主，拒绝外国干预。
撇开人云亦云，仔细地查看数据，汇率问题的影响其实不是那麽大。举例说，由05年7月至08年6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了20%，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却仍然大升了50%。因此，汇率无非是政客用来掩饰其他更重要问题的藉口。
第六个谜：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 。既然中国经济关乎全球福祉，其市场化改革的前景自然也备受关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石破天惊的市场化改革。但踏入新世纪以来，改革的速度似有所放缓，近年甚至惹来所谓「国进民退」的疑惑。大抵这是任何改革过 程必会面对的困境，当然08年金融海啸也是一个「意外」，中国经济改革面对这百年一遇的危机，出现暂时的停滞也可以理解，但愿危机的威胁过后，改革会回到 全速.
第七个谜：中国经济严重失衡？ 中国外贸顺差年年扩张，内需占GDP的份额却不增反减，中国的经济失衡究竟是在改善抑或加剧？ 其实，外贸和内需并不一定矛盾，中国外贸顺差的扩张，唯一解释是出口增加得比进口更快。与此同时，也不可否定中国的内需正在快速增长，只是尚未追得及外贸的加速，由此角度看，仍然有大幅提振的空间。
第八个谜：中国的碳排放情况 。全球面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国常常在国际论坛上成为外国抨击的对象。 事实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削减碳排放的绝对值，无异于遏制其成长。若计算总排放量，中国已经与美国并肩，且将会进一步增加。但是，若以国民平均排碳量计算，中国相比起欧美仍然远远不及。
第九个谜：中国的减排大计。
第十个谜：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说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单头马车，独力拉扯着世界经济向前迈进；另一说，则指中国这头经济巨兽，正吞噬着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利润和资源等，使其他国家经济萎缩。事实上，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良多，中国货价廉物美，使许多国家能一边追求经济增长、提升生活质素，同时维持低通胀率。不过，金融海啸爆发后，全球经济的困 境是需求疲乏，而非供应短缺，中国为人垢病的是其「经济失衡」：出口能力愈来愈强，内需却欲振乏力。因此，中国政府近年开始关注内需问题，若其政策能够收 效，中国就名副其实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
7. 破解中国经济之谜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什么相结合
《破解中国经济之谜》要坚持党的领导和什么相结合？和中国的理论经济相结合。aqui te amo。
8. 中国的经济是否也在衰退
没有！朋友！请放心！现在的中国经济并没有衰退！中国经济现在发展得很快，虽然最近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粮油价格，食品价格都在上涨。实际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快，所需要的粮油和食品都很难供应充足。再加上国外的影响，才会导致朋友你所看的现象。不必担心，中国可以控制这样的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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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目前整体经济状况如何是否有通胀压力为应付当前情况，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工具
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的分析
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走出了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居民收入倍增，外资踊跃进入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吸引了世界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为经济繁荣所创造的甜蜜陶醉时，经济萧条已出人意料地悄然降临。近几年以来，商品全面滞销，物价连年下跌，刺激需求成了媒体报道重心及政策研究者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能超越那些就事论事的具体策论，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应该先去思考一个并不高深的问题：这次相对的经济萧条期的出现完全是偶然的吗?由此再往前追溯，还会发现，我们对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段经济繁荣的根源其实也所知甚少。不懂得繁荣从何而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繁荣能否持续下去；找到了以往经济繁荣的缘由，有助于判断中国恢复九十年代上半期那种经济荣景到底具有多大可能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经过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摆脱粗放、浪费、效率低下的旧模式，不仅在国有部门中仍然如此，而且连不少乡镇企业也浸染上了这个毛病，可是，为什么这种粗放型发展的旧模式不但没有造成经济停滞，反而带来了前一阶段的经济繁荣呢?中国人是否能继续这种局面：既不需要花费大的代价去改变经济发展旧模式，又能不断地享受经济繁荣的甜头呢?
在这一连串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谜”——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繁荣至於从何而来？如果能够清晰准确地解析这个“谜”，那么，就不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和趋势作出判断。但是要研究这一问题，却很少有可借鉴的理论。经典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市场机制如何产生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比较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为什么必然造成粗放型增长和经济停滞，关于俄国东欧经济转型的种种研究讨论转型中国家怎样推动市场化、早日走出经济萧条。可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体系能解释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具有粗放型特征的经济繁荣。
要解这个“谜”，只能从实证分析入手，找出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才能作出较客观的判断。笔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观察，经过实证分析，试图解释中国改革中经济繁荣的成因，并指出目前这一相对萧条期和前一阶段的繁荣期之间的某些因果关联。如果要用一句话来点出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弄清楚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繁荣从何而来，就能明白九十年代下半期繁荣又缘何而去。
一、中国经济前景的常见分析方法面临挑战
在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的经济表现堪称“一枝独秀”，显然这反映出了“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某种特殊性。解释此类特殊性有两种基本角度，一种是与它国作比较研究，看是何种因素导致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不产生共同特征；另一种是侧重看本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种影响。而从后一种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充分说服力，常常可以用前一种方法来检验。西方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倾向于从后一种角度观察问题。他们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利于吸引外资，中国的广大农村长期落后，这反而使目前农村的工业化拥有巨大潜力，可加快经济增长等。按照当代社会科学里新制度主义学派“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观点，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与它过去的足迹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除了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之外，中国和东欧俄国的原有制度基本相似，而社会经济转型的大体方向也非常接近。为什么看起来相似的转型过程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面对中国独特的经济表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开始、并将进一步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带来了经济的持续繁荣。如果仅仅局限于观察中国，这样的解释或许有一些道理；但如果把这一说法拿到别的转型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去检验，就会发现这一说法的局限性立刻就暴露出来。市场机制占据了主导地位，就能立竿见影地看见经济成长快、收入大幅度提高吗？多数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前苏联及东欧的每个国家，都可以看到非国有经济的迅速扩张、计划体制的瓦解、市场化过程加快等，可见这些现象绝非中国的独家成就。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开始市场化改革比中国早得多，也比中国更早确立了市场机制的重要地位；另外一些国家，如东德、捷克等国家，它们改革的起步虽晚于中国，但进展比中国快，措施更坚决、彻底。然而，无论是市场化程度比中国早得多、高得多的国家，还是经济制度的转轨比中国更彻底、成功的国家，或者市场化过程比中国更缓慢的国家，都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高度经济繁荣；相反，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转型期经济衰退（Kornai 1993），即使渡过了衰退期，它们的经济有所恢复，其繁荣程度也不如目前的中国。由此可以推论，单纯用市场化的成就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繁荣；除了市场化的作用之外，中国的经济繁荣另有原因。
国际上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现状的一个共识是，市场化过程中的重重困难遏止了俄国、东欧国家的经济成长。可是，中国与俄国东欧都面临着改革的共同性难题，比如国有部门在转型中效率低下，官僚机构放弃了计划管理却利用地位和权力继续支配着经济资源，经济市场化推动了贸易与金融的繁荣却未能有效改变扭曲的工业结构等等。这些共同难题在东欧俄国产生了大同小异的经济结果，可是为什么唯独中国避免了“转型期经济衰退”呢？是什么因素帮助中国免受转型期经济困难的困扰呢？
太多了,自己看吧,都是经济的http://lw.yeewe.com/21/200605121628536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