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㈠ 检验与发展经济理论的原理

根据教育理论的要求，课程结构的编制要符合合目的性、合科学性、合发展性的基本要求。在此以一所学校的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课程结构设计为例。该校各专业大学本科四年全程教学计划分为课堂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课堂教学的总课时为2380学时，实践环节中，军训为3周，毕业实习为8周，毕业论文为6周，另设有学年论文写作要求。课堂教学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中又分为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该校以上三个专业的公共课部分主要有大学英语、语文与写作、体育、计算机应用基础、数据库及其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形式与政策、军事理论。该校经济学的专业基础课程有：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和统计学。专业课设有：中国转型经济、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选修课设有：法律与经济学、资本论、当代经济学流派、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计算机新技术、学科发展前沿专题、国际经济合作、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电子商务市场营销、财务管理、证券理论与实务、人力资源管理、港澳台经济、跨国公司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国家发展计划。该校管理学的专业基础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管理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统计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济法、市场营销。专业课设有：运筹学、组织行为学、项目管理、管理系统工程、战略管理、运营计划与控制。选修课设有：管理心理学、管理决策模型与方法、国家税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思想史、财政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应用博弈论、技术经济学、经济计量学。该校法学的专业基础课程有：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专业课设有：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专业选修课设有：法哲学、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比较宪法学、现代西方司法制度概论、比较法总论、法律社会学、立法学、犯罪学、监狱法、犯罪心理学、证据学、司法文书、公务员法、国家赔偿法、律师与公证、行政复议法、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海商法与海事诉讼法学、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关系史、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国际技术转让法、世贸组织法、国际税法、中国区际冲突法、国际人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继承法、公司法、金融法、证券法、保险法、比较民商法、物权法、竞争法、企业法、劳动法、环境资源法、财税法、房地产法、社会保障法、票据法。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各专业课程划分过细，导致知识分割，不利于学生开展纵横交错的综合性、创造性思维，使学生知识僵化，教师难于创新。相关课程都要重复讲解有关联系，造成师生的人力与课时的浪费。学生听课时间过长，而从事思考、创作和实践的时间极为缺乏。以下试分析以上资料加以说明。经济学专业的课程安排中，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经济史都属于史学系列，同属一个专业的历史内容是相互密切关联的，分离成不同课程就分裂了经济思想学说对经济发展历史之间的重要联系。同样，当代经济学流派、新制度经济学、学科发展前沿专题、资本论、博弈论之间都有方法论上的关系，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合作之间具有世界性的共同特征，中国转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发展经济学、国家发展计划、国民经济管理学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课程。管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由于管理学本身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除了大致的概貌以外，管理学是由各种理论构成的理论丛林，因此管理学与管理思想史合并为一个课程较为有利。属于决策类的运筹学、管理决策模型与方法、应用博弈论等可以决策学名义加以系统化。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属于要素管理范畴。项目管理、管理系统工程和运营计划与控制等属于控制类，可以控制学的名义加以统合。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也可以有意地加以结合。市场营销与没有开设的企业文化创新以及成本费用与利润管理等课程内容也可以组合为营运管理进行专门讲授。第二部分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困境及出路探讨大学教育正面临着如何应对人才市场对复合型人才需要实施教育的问题。所谓复合型人才，是一种由多种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的人才。它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呈现出整体化、综合化的发展趋势，众多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交叉学科相继出现的条件下对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提出的一种新模式。这种复合型人才，在知识结构上，应该是较宽的知识结构和精深的专业的统一;在能力上应该是理论研究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的统一;在意志品质上，应该是创新精神和求实态度的统一。人类社会活动的丰富多彩决定了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的方法灵活多样，研究方法或工具的采用取决于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就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整体研究方法来说，经济学属于观察性科学，管理学属于经验性科学，而法学则属于规范性科学。每一种学科都是整个科学领域的分支，作为为人类需要服务的科学，它的每一个分支虽然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但同时他们也与其他学科以及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如果忽视了这些联系，学科研究就具有了封闭性，严重者将产生特定的学术困境。一、经济学的实践困境观察性学科可以形容为“纸上谈兵”，观察者可以借助假设前提高谈阔论，无所不往。但是经济学家的本意还是想通过研究和宣传，让自己的思想对国家政策、企业决策和个人生活的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不过指导作用的大小归根到底又取决于假设前提的真实程度。纵观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从亚当??斯密假设“经济人”开始，西方经济学家一直从观察家的角度创造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并试图指导经济生活。经过两个世纪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直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补充、修改和完善，整个过程都是探索如何将基于假设构建的理论符合经济生活的实际。然而至今为止，经济学仍然面临之一系列实践问题。从结果看，它的困境反映在对经济发展的预测的准确性和对预测结果的检验方法的确定上。经济学的预测困难在于经济学与经济实践之间难以消除的相互作用。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以一少部分人的智慧预测大多数人的行为结果，其预测的可信性是难以证实的。并且，经济学家还希望通过预测影响经济的发展，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也希望通过经济学家的预测避免它们所不希望的后果发生，这样一来，预测与预测结果是永远不能吻合的。但是不能否认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并不是完全以人的意志作为分析依据，而是根据现实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和客观的生产力条件进行预测的，因此，经济学家预测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可行的。只要承认经济预测的模糊性，对预测结果的检验也就不能苛刻了。从原因看，结果的困境是由于理论分析前提的虚假性导致的。经济学的假设是对人性中的趋利性倾向的加以肯定以便与经济分析的利益最大化目标相符合，但现实的人性是复杂多样的。它包含人具有动物本能的自然属性和人受社会影响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自然属性简单而稳定，社会属性则复杂并且富于变化。由于人的本性决定着人的行为动机，因此，经济学便以人性假设作为学科中人的行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人性假设越单一，理论体系就越容易严谨，不过由于人性实际上是复杂的，所以人性设定越是单一，其形成的理论距离现实就越远。尽管经过修补可以做一些改善，但这样学科体系内部是存在矛盾的，最终可能被根本否定。利己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单一而且稳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将人性定为单一的“理性经济人”，因此经济学能形成精致而庞大的理论体系。但其人性假设受到来自多方的，特别是有限理性决策论、经济博弈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从理性的有限性、理性的交互性和过程性、理性的制度制约等方面的挑战和修正。这些挑战和修正并不是要推翻“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只是通过修补性论证，完善经济学理论，形式上，他们使得经济学理论大厦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壮观。而事实是：除了人以外，其他地球生物都老老实实地顺应自然规律的安排，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比较简单，人类把它们视为低级动物，而人类自己因为具有丰富的思想就自认为是理性的，并且不肯顺从自然，总想战胜自然，超越自然，但其行为符合自然规律时就成功，否则就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可见，有思想的人类是高级的，但其思想却也是最不可把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行为是最没有规律所以人也是最不理性的动物。因此，以人性假设为核心前提而成立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其理论的实践困境是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前提自身造成的。它的困境要由博弈论、非线性理论以及非均衡理论等更贴近现实的方法论来解决，而这种解决途径与法学、管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致的。二、管理学的理论困境严格地说，经验性科学不是标准意义上的科学。经验是指由实践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它往往只能适用于某种具体的情境，管理学发源于对管理经验的总结和抽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反映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因而被称之为“弱科学”。在管理学家们力图将管理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却形成了管理学的学派纷争、理论林立的局面，这便是管理学的理论困境。有学者分析了管理学科学化面临的致命弱点，一是管理理论或原则具有模糊性缺乏对管理实践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二是管理学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和有效的管理知识积累模式。因此，它不符合科学要有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要求，要有可检验证实性、逻辑一致性、知识可积累性和方法简练性的规范要求，以及要有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的科学结论的要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曾尖锐地指出:“目前的管理描述过于简化、肤浅和缺乏现实性。……除非管理描述本身能达到更高的学术水平，否则我们就无法设想在建立和验证正确的管理原则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流行的管理原则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们像谚语一样，总是成对出现。无论对哪个原则来说，我们差不多都能找到一个看来同样有道理、同样可以接受的对立原则”，“那些被普遍承认的管理原则存在着内在模糊性和自相矛盾的缺陷。”管理理论研究似乎难以有大的进展和飞跃。为了实现科学化的目标，管理学学者们模仿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尝试了各种人性假设方案，有“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文化人”以及“学习人”等，但是没有一个学派拥有足够的说服力吸引其他学派的赞同。这不能说管理学学者比经济学学者缺乏科学态度和接纳不同观点的胸怀。实际原因在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管理是一个具有宽泛含义的不确定的概念。其复杂性表现在：首先，管理活动中的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都是具有复杂个性的个人，他们的多样的、不确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作用于同一个组织时，哪怕只有个别人的特殊行动都会改变整个组织的行动效果；其次，组织中的个人和组织本身有着不同的价值目标，由于前项的个性差异使得不同主体的价值目标的协调难得有统一的规律；第三，组织管理的外部环境的变量太多。以假设方式进行的科学分析通常不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变量，而管理学的实践性很强，仅凭研究游戏规则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既然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以上性质，为什么管理学要模仿事实上也只有科学外观的经济学那样，硬要实现所谓科学化呢？有学者提出以企业管理为管理学的核心可以作为使管理学缔造管理学帝国，走出丛林的希望之路。这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独到见解，因为企业是最主要的社会经济组织，可作为微观管理的典范模式。可是事与愿违，在一百多年的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管理学界非但没有如有些管理学家预期的那样形成明确的管理学一般理论，反而学派内部不断裂变，学派数量越来越多，哪一派都不能彻底否定另一派的理论。管理学界把这种“繁荣”景象视为“烦恼”景象。从大学原因来看，大学的法学教育是以传授法律知识、培养以严密的思维能力和正直人格的合格法律专业人才为内容的教育活动。法律人才应当是高素质的精英式的人才，但是目前我国法学人才教育却存在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不相符的严重问题。在传统的对口教育和专才教育模式的影响下，我国法学教育还存在着教育结果与教育目标不相符的局面。专业设置过细导致的课程范围狭窄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同时学生在泛泛而学的状况下，没有形成有目标性的良好知识结构。从社会原因来看，我国从小学到中学采用的应试教育方式，使得学生多数学生在社会经验、思维空间、自主能力方面的发展都受到限制。年龄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直接进入大学学习既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又具有强烈实践性的法学的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处境被动是不难理解的。教师也难以开展更为灵活生动的教学工作。很显然，要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必须改革教育模式，以新型的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式、考察目标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在操守方面，如果司法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学生即使拥有伸张正义的雄心壮志，最后也将难免与世俗同流，这是大学教育力所不能及的。四、三学科的出路探讨在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的扩展，各学科的学者都不断地以更开阔的眼界研究它所涉及的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拓展特别吸引眼球，博弈论、非线性理论以及非均衡理论等研究方法使得经济学更贴近现实，而这种思维方向与法学、管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致的。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学科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呈现出一种趋势。管理学要走出困境似乎比较困难，但换个角度看却未必尽然。经济学学派研究的研究对象——经济人是在一个统一市场的大范围之内，各学派之所以批判和修正它，是因为各派都共同关心它。而管理活动是各种组织都存在并且又不愿意忽视的研讨对象，非企业性组织如政府机构、各种社会团体都有各自差异很大的管理要求，即使企业管理成为管理学的核心，其他形式的组织也不会关心企业管理胜过关心自己组织本身，个人对组织的目标管理的关心通常也不会胜过对自己的目标管理本身的关心。各种管理学分支完全可以游离于管理学体系之外，因此理论丛林现象是管理学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管理学的出路首先在于要面对现实，管理学没有必要走经济学走过的形而上学的老路。管理学也不是“弱科学”，而是“软科学”，是有韧性的科学，对管理的丰富解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管理学走出困境的出路的确是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经验，下面以相邻的经济学和法学两个学科的学术经验作为参考坐标，探讨管理学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首先从研究对象维度看。特定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成立的基础，确立一个法律部门首先确立它的研究对象，这是古老又常新的法学已经成熟了的学术研究方法。而相对来说新兴的经济学和管理学从一开始就忽视了这一基础工作，以至于学科体系的形成还要走过一段摸索过程，先发展了一百年的经济学已经接近完善它的研究对象了，而管理学还处在不明阶段。这三个学科中，经济学偏向于单个主体的选择活动，实际上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趋利心理的学科，管理学主要以管理决策行为为研究对象，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律或法律制度。三者的研究重点可以分别定性为人性、行为和事物。这种定性对于研究取向维度和研究假设维度的确定至关重要。经济学并不以人的所有属性为研究对象，只是就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利己性为人性基础，在假定这个核心前提以后才可能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由于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设，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靠强烈的学术精神支撑的，尽管这种精神使得经济学曾经严重脱离现实，却利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帮助经济学构建了可观的理论体系。基于前面对人性假设的论述，经济学对于利己性的“经济人”假设比具有利他性的“社会人”、有修养的“文化人”、有上进精神的“学习人”等的假设都更接近人的本性，属于比较稳定的自然属性，因而其理论大厦得以建立。相比之下，管理学对人性的假设主要属于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属性比较容易受人的自然属性和其他社会属性的影响而动摇，因而管理学在研究假设方面遇到的问题必然是基本假设飘忽不定与核心概念缺乏，这是难以改变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不实用的核心假设呢？如果说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金字塔式的，为什么管理学的理论就不能是扁平式的呢？并且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的研究取向也应当是实用，而非建立一个空中楼阁。为了使管理学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更具有科学根据，管理学已经借助了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方法，可以解决一些假定方面的不足。同时，管理学还可以问鼎法学，为什么不改良法律制度使管理学学院派人士能够为了学术而学术呢？相比之下，法学对人性的研究则更是处在单一人性设定方式的另一端，即身份设定，这是十分理性而客观的设定，不是假定，如果比照假定，那也是十分现实的假定。由于法律制度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法学既研究人的自然属性，也研究人的社会属性。在这种前提下，法学不可能对人性提出单一的假设，从法学研究产生开始，对人性的研究就分配在各个法律部门当中了。由于民事活动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人存在，所以，民法学对人的“自然人”属性的确定是再恰当不过了。由自然人组成的集团则拟定为“法人”。其他部门法中对人的身份的设定都是这两个设定的延伸，如宪法中的公民，刑法中的罪犯、行政法中的行政相对人、诉讼法中的当事人等。现在法学研究过程中引进经济学的效益分析方法是借鉴经济学理性思维一种非常积极的探索，但有人主张法学研究也要对人性进行假设的提法容易导致误解。其实，法律规则本身是由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三部分组成，三者缺一不可。但是这种假定是对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情景的假定，其中包括对各种情境中人性表现的假定，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恶意的，为的是设定不同的行为模式与相应的法律后果之间的联系，以便实现法律的预测功能、评价功能和指导功能，这与整个法学研究就人性进行假设是完全不同的。所谓“法律人”概念的设定对于法学教育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定作用，而对于法学研究却意义甚微。所以，不同于探索并揭示纷繁复杂又看不见的经济规律的经济学，也不同于可以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境的管理学，作为研究具有适用统一性和权威性的法律的法学，其方法论不主张在对法学进行整体研究时，以片面的人性假设为前提。法学研究应当吸取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教训，不应将法学研究引入困境。而法学教育要走出困境，首先重要的是改变粗放型的教育模式。目前我国各高校都各自一套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但从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在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性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在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上也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因此，以ISO9000国际标准为依据，建立先进科学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使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国际化。同时根据各学校、各学科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合理模式，法学教育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事实上也是管理学的目标管理经验，将教育对象进行分类。如分清专业人才教育与普法教育各自的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法学专业人才培养可以分为以下目标：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务员、高级企业管理人员等。按照目标的要求设置学生课程表。学生随着学年的进度选择自己的目标。普法教育是为了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普及法律常识而面向法学专业以外的人们进行的广泛的法制教育。在大学里，对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开设法学通论课程虽属于普法教育一类，但却是比较系统的法律基础知识教育。为了提高这些知识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方面的效用，就需要将法学知识和学生的本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取其所需，因材施教。总之，教师和学生的职责和任务目标的明确化，是学校的教学模式科学化的必然要求。经济学与管理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联系与区别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表述并不复杂。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中指出：稀缺与效率是经济学的双重主题。我国经济学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描述为“稀缺性与选择”、也有描述为“是研究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以解决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实际上是研究任何社会如何进行市场选择，”等。其中措辞略有不同，然而稀缺与效率的表达应当更加符合经济学的实质，因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是解决是什么、为什么问题的，它能帮助人们做出选择。而“选择”则更倾向于管理学的实质，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适应于各种组织的普遍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包括研究合理组织社会生产的有效途径、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发展生产的方案与措施；研究各种管理职能、管理制度、各种组织文化和多种组织方式；研究组织微观管理、社会宏观调控；研究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可见，管理学是决策科学，也是选择科学，上述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表达为选择，说明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密切联系。由于经济学与管理学在应用时的统一使得他们在研究内容方面相互交叉和渗透，形成了经济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等边缘学科，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两栖型，几乎难以分清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界限。有些需要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研究的问题，如经济计划、经济决策、经济预测、经济调控经济监督、经济评估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以及公司治理、产业组织、企业竞争力、制度安排、机制设计、结构调整、发展战略及经济激励等问题的研究，既可属于经济学，也可属于管理学。如果没有经济学在管理学中的运用，经济学就只是经济学家们设计的精巧游戏规则，没有管理学对经济学的渗透，就不会产生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就不够严谨。国民经济管理学、企业管理学的产生不但有巨大的实用性，而且反过来又促进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应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宏观经济学中的价格管理和市场管理都是经济学相管理学延伸所研究的问题。经济学和管理学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对象（如企业、国民经济）的研究结果相同或不同，对于决策者都具有参考价值，并且用正确方法研究的结果常常是相同的，因而可以起到相互印证的作用。由于“经济”与“管理”二词经常并列使用为“经济管理”，大学财经院校设立的经济管理学院也是经济与管理合一的，体现出两者在应用上的密切联系，但是两者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学主要探讨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即解决如何有效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而管理学注重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以解决如何提高投入和产出效率的问题。经济学局限于有限资源这一前提，通过研究市场供需关系指导企业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和生产多少产品，并且通过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和商业周期的规律的研究，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参考。管理学首先运用于企业管理，它研究企业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好的产品，而其中人力资源具有更大的潜力，管理技巧的运用是提高产出的重要变量。其次，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和制度方面，即在市场机制条件下，以人们的自利行为为出发点；而管理学研究组织资源的技术和方法，它以在权威控制下人们的自觉行为为出发点。为了使理论研究形成具有核心的严密体系，经济学和管理学对人性做出了各自的前提性假设，对此，在本节第四个问题中集中讨论。第三，经济学侧重于宏观和共性方面，即研究一般规律和普遍现象，而管理学则侧重于较微观和个性的方面，注重研究特殊性和实际方法。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市场，而管理学的研究起点是企业，因此从开始经济学就更侧重宏观，对于作为市场分子的企业而言，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对企业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管理学运用于国民经济管理时，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作为市场要素管理的一部分退为次要地位，而对有限的物资资源的管理变为主要，也就是说，在宏观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经济学的运用更为重要。

㈡ 中国出现哪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大事件，选择其中之一说说对经济理论研究者的影响

1、自然因素
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版，决定了一个国权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构成及其分布状况，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
2、人口数量
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发展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
3、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文化教育
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教育是对人的智力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各种途径中最重要的途径。
(2)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扩展阅读
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历史，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总产值，这样才能提升中国的地位，才能让国家变的强大，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才能让中国这只雄狮屹立于世界之上，不再让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重演。
中国近代历史简直就是一部屈辱的历史，相信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别人侵略。
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

㈢ 经济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

虽然发展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40-50年代，但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经济史上源远流长，版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代，甚至权更早。这些萌芽思想对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代表性人物和著作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等。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这些早期思想实际上研究的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增长问题，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它们多是有关经济增长的较为支离的论述，因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所以它们还不能称为经济发展理论。

㈣ 为什么要研究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点来看,促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优势的,主要有下列一些条件和因素:一是资本主义的先发优势。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义日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19页)以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中,学生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要高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看待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涉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新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以及如何解决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困惑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优势十分明显,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也必须注意到,在这一历史事实背后,有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深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述优势产生的条件、原因,从而澄清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进一步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国为例,英国设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仅1793年一年的食盐垄断就为英国带来80万英镑的利润。殖民掠夺加速了欧洲国家的原始积累过程。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了20世纪20、30年代经济危机的教训,采取国家干预政策,避免了单纯的市场经济自发性调节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占支出比重来影响社会总需求;通过中央银行来控制利息率和货币供应量;通过对工资和物价的管理,调节工资、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的关系,保持生产和消费的均衡和社会的稳定;通过经济计划这种综合调节形式,对本国的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也改变了资本主义早期所采取的残酷剥削的方式,注重研究企业管理中人的需要层次和动力结构,通过吸收工人参与一定的企业管理、支持工人入股等方式,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这些调整,既缓解了国内阶级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运转。三是通过经济全球化发展自己。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间的相互联系空前密切。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又是不尽相同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经济全球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然更为有利。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操纵国际经济组织,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规则,并力图将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固定化、合法化;它们在全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以不等价交换关系,迅速获取最大利益;它们还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利用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全方位地进行金融扩张和金融投机,造成他国利益的损失,自己从中获利。四是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在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先导和加速作用,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和驱动作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竞争又直接表现为人才的竞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发展高科技,加紧人才的培养乃至争夺,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的互动,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中占据了有利地位。面对知识经济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制定新的发展战略,通过科技、教育和生产的现代联合,抢占现代化发展的制高点。20世纪50年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为20%;70年代上升至70%;到了90年代已上升至70%以上,其中教育和培训的份额占20%左右。中国目前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还不到40%。目前中国高校录取率只有10%,而加拿大为100%,美国为80%,韩国为50%,世界平均水平为15%。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生产力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知识和人才的积累不足。二虽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就此消失,资本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相反,这些优势不仅不能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从长远来看,还会使这些矛盾深化,进而导致资本主义更大的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以机器大工业和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具体来说,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公的程度越来越大。在现代自动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劳动结构发生了变化,一般的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呈递减之势,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比重在增大,但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却加剧了。因为许多从事技术和管理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要远远高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自然地,技术劳动又比简单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美国的剩余价值率1909年为110%,1950年为237%,1970年为289%,1987年为365%。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却没有改变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状况,而且这种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在量上又有新的发展。这在总体上表现为,雇佣工人人数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以及在资本进一步集中基础上资本家人数相对减少。从分配角度来看,工人相对贫困在加剧,收入差距在扩大。美国公司经理1960年的平均收入是美国工人平均收入的40倍,1993年是149倍,1997年是326倍。在当代,占美国人口总数2‰的富豪,拥有美国公司总资产的60%以上,收入最高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占美国家庭财富总和的90%。二是南北差距在扩大。资本在一个国家的积累会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引起国内的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则会导致全球的两极分化,后者直接表现为南北经济差距的拉大。美国《外交》季刊1995年冬季号第1期载文指出,“在世界上有20多个富国,100多个国家同富国的差距在拉大”。文章还指出,“30年前,世界上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20%人口收入的30倍,而今这一差距已经扩大为60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称,占全球1/5人口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0%,占全球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不足20%。保障世界所有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教育只需要60亿美元,美国每年的化妆品消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保障最不发达国家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需要130亿美元,而美国和西欧每年在饲养宠物方面的花费就相当于这个数字。南北差距拉大,是北方国家利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剥削南方国家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解放的道路,世界范围内旧的殖民体系也随之崩溃,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依然在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这表现为,在生产领域,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未能彻底打破;在流通领域,不利于南方国家的贸易规则依然存在;在金融领域,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继续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等等。三是资源和财富的极大浪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就是要使资本价值增殖。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企业组织和生产的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不断生产更便宜的商品投入市场竞争。在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们又利用各种现代技术和媒体来引导甚至误导人的消费。正如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所言,当代资本主义不顾人的真实需要和生活质量,通过制造一种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这种经济增长的结果,是资源和财富的浪费以及恶性消费、畸形消费的产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5,却消耗了世界80%的原料和产品。其中美国占世界人口不到1/20,却消耗了世界1/5的能源、1/3的世界矿物质。据统计,每个美国人每天要扔掉约4磅的垃圾,每人每年要消耗120吨的自然资源,每个美国人每年要消耗的资源相当于12英亩农田和林地提供的可再生资源。资本主义这种急功近利、追逐利润的本性,将阻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优势及其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一是中国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落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落后,同近现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有着本质的联系。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军事力量,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它们在中国经营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优势,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不仅在城市以商品竞争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且还渗透到了农村,形成了一个买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残酷地剥削广大中国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帝国主义还勾结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企图使它们在中国的统治永久化、合法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是不可能发展的。二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新中国成立51年来,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总体上,我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创造了历史的奇迹。由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教兴国的道路,通过科技、教育和经济相互作用,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世界银行1997年9月公开发表的《2020年的中国》评价:“在过去的15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了四倍多。在1978年到1995年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8%的速度飞速增长。”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步伐,进一步推动新形势下高校“两课”教学的改革和发展,10月28日,教育部社政司、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本刊编辑部在京联合召开了“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高校`两课'教学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会议以如何根据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质教育;高校“两课”应如何结合新的实际,积极贯彻五中全会精神;面对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应如何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切实重视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与引导为主要议题。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关专家学者有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俞家庆教授、北京大学钱淦荣教授、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志宏教授及张雷声教授、秦宣教授、张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章维教授、本刊编辑部任大奎编审。教育部社政司司长顾海良、副司长靳诺、思想理论教育处处长徐维凡、副处长万志建等出席了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精神的体会和感想,从如何在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如何结合五中全会精神“拓展邓小平经济理论研究与教学的新视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设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新体系”,在“`邓小平理论概论'课中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设想”,“加强互联网上的阵地建设,提高`两课'教学实效”,如何正确看待和把握五中全会文件中的一些新提法等角度进行了座谈和研讨,提出了不少积极的带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社政司司长顾海良就当前高校如何在“两课”教育教学中,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对影响当前大学生思想的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高校“两课”教育教学将根据国家“十五”计划的有关精神着手制订的教材、大纲和教师培训计划和整体工作方案,以及社政司宣传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有关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工作设想。三是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吸收、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参与国际合作,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要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有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第二,与世界普遍交往关系的形成。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科技和经济成果,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和科技实力。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广泛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并尽可能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不断调整,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使得它还能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发展,其经济和科技的优势也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我们既不能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认为它难以同资本主义抗衡,也不可急于求成,否定我国在现阶段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信念,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夏文斌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蚌珠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㈤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有哪些

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对象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专要有：
（1）区域经济学是研属究特定地理范围的经济学，它与一般经济学并无什么差别，只是其研究范围是区域而不是国家，持此种观点的多为初学者。
（2）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规律，所以又将其称为空间经济学，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诺斯、里查森、胡佛等。
（3）研究区域的主要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诺斯、里查森、胡佛等艾萨德(被誉为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创始人)、周起业和刘再兴等。
（4）研究区际差异和联系，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杜贝。
（5）研究区域与经济相互作用规律和相互关系，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敦富。
（6）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相关关系的决策性科学，持此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栋生、李京文、郝寿义和安虎森等。

㈥ 经济学经历了哪几个主要发展阶段

经济学经历的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此时以微观经济学为主，代表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理论研究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代表作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始建立，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最终确立，建立了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

拓展资料

一、经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

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对称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

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中国贡献_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