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国防经济
——在国防经济建设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单一的计划行政划拨配置模式是中国传统国防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种体制下，必然产生追求速度、数量扩张、投资饥渴，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使用的浪费。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国防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可谓林林总总，但总体的目标指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向充分发挥市场在国防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推进国防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与国防需求的有效结合，对现存的配置状况进行有效和灵活的调节，实现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中国传统的国防经济是一种军民分离型发展模式，军民分界明显，国防经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国防科技工业割裂于国民经济整体循环圈之外，形成了“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分工过细、军民分割”的局面，导致国防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低。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经济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发展之路，将国防科技工业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之中，融入市场经济之中，融入包含民营经济在内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以国家整体经济和科技的实力支撑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经济效益、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成就了国防科技工业“神五”、“神六”遨游太空和“嫦娥一号”探月的辉煌；从单一应战到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肩负双重功能的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在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突发事件中初显身手，功绩卓著；从体系封闭、条块分割到三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现代军队后勤保障诠释着“保障有力”的新含义。
——自力更生始终是国防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在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明显差距的条件下，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是加快国防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步伐的重要途径，但中国国防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仍然是自力更生。仅仅依靠外国的技术引进，中国的军事技术发展只能永远跟在西方强国之后，陷入“购买―淘汰―再购买”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必须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关键领域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实现从“引进仿制”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
Ⅱ 求一篇关于国防与经济的论文。。。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 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胡锦涛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 “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01年回升到1.5%，2003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
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
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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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防与经济建设
李贵祥
加强我国现代化国防建设，从各方面高质量地做好军事战斗准备，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安全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今年中国“两会”的一个鲜明主题。WTO把中国以发展为主题的建设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每一位关心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国军人，都应该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校正自己的视觉与观念，都应该深思远虑自己肩上新的使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安全环境。
安全与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安全，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这就有赖于军队实力和潜力的增强，而军队实力和潜力的增强，又要有以军队力量为核心的国防为其提供安全的环境。因此，安全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军队力量的增强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当社会资源量一定时，分别用于两方面的资源量必然呈反向的变化：如果军队开支过大，则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必然减少，使经济建设受到制约，“军事的巨人与经济跛子”这种不协调的状况将会造成经济停滞不前，军队开支也将陷入困境；反之亦然，如果军队经费投入过少，则军队实力下降，国防安全得不到保障，最终将损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长远利益。可见，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即军队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经济建设又必须有军队建设为后盾，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国家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这种“落后”不仅是经济，而且也指“军事”，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发展需要与安全需求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军队建设与经济发展在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和流向上确实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将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全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无不在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努力寻求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在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平时并不一定需要保存与战争要求相适应的现实军力，只要具备强大的战争潜力和高效的动员机制，在战时就可形成必要的军事实力。如果用于战争的那部分国力加以科学计划，有效地进行组织和管理，并通过战时合理的区分和使用，就可最大限度地满足战争需求。由此不难看出，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加强民兵预备役等队伍建设，可有效地保证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国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注重走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相结合之路，并建立强有力的“转化”机制，以保证国防力量不被削弱。我国也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正确道路，如控制常备军的规模，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使之既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国防战备的要求，等等。总之，把军队建设纳入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规则之中，使之融为一体，协调发展，在平时有利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在战时则可通过动员转化机制，调整国家的中心任务，把国家的力量集中用于保障反侵略战争、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的统一需要。
现在，世界局势复杂多变，各国国防力量逐步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面临威胁，作为中国军队，我们应充分认识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应当闻声警醒，切不可倒头高睡，忘了爱军习武、秣马厉兵。《左传》记载，在春秋时代，就有过“假途来虢”的战争。当今世界，可假之事日多，突袭危险剧增，虞国无备而亡的教训，弥尔愈新，尤须牢记。“戌楼西望烟尘黑，流兵屯在轮台北。”(唐·岑参)只要我们高度警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创建有力稳定、祥和的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再立新功。
Ⅲ 什么是国防请举身边熟悉的两个例子说明.国防与经济有什么关系
国防，就是国家的防务，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的主权、回统一，答领土完整，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国防与经济的关系
1、英国在20世纪初，是世界头号的大国，其海军实力相当于第二第三的总和。
到了2015年，其经济衰落到了经济（GDP）排名第7位。英国GDP总量为2.5万亿，中国为10万亿。相当于4个英国。
而作为对比，就是，英国宙斯盾战舰6艘，而中国是16艘。
2、英国二战后有航母50多艘，到了80年代，英阿马岛海战时，英国仅剩下轻型航母2艘。为了发展经济，英国砍掉了战略轰炸机，核潜艇上的弹道弹道采用了美国的（是5个常任理事国中唯一外购弹道导弹的国家），砍掉了航母。
英国在技术上毫无问题，但是经济决定国防，现在英国只能和欧洲联合研制战斗机，停止第五代战斗机研制计划，砍掉挑战者II型坦克生产线。
3、现在英国三代机为205架，中国为800+架；英国坦克为227辆，中国先进坦克为3000+辆（99式、96式），英国驱逐舰护卫舰加起来为19艘，中国光神盾级驱逐舰就16艘......
Ⅳ 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
是的，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经济是物质基础，这有一个网络文库的材料，虽然很八股，还是可以看一下的。
Ⅳ 经济方面的国防发展观
在回顾考察历来史的基础上, 对国自家安全与国防经济发展二者的辩证关系作了分析,就确立新的国 家安全观、新的国防经济发展观、构建国防经济发展新的理论体系提 出了新的看法;就国防经济发展如何坚持以国家安全需求为牵引,使 之更好地体现和实现国家安全利益;如何坚持以国民经济发展为依托, 实现国防经济与国民经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如何坚持以现代化为 中心,以建设信息化国防为目标,推进国防经济向信息化整体转型,探 索中国特色的建设信息化国防的道路;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借鉴国外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军民兼容的国防经济发展模式;如何 在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 作,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开 放与合作中促进国家安全与发展;如何坚持以创新为动力,依靠科技 创新、体制创新、法制创新和理论创新,推动国防经济持续发展.
Ⅵ 如何理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原则，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紧紧依靠人民办国防，不断增强国防实力。紧紧依靠人民建设军队、建设国防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
胡总书记强调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必须从确保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安全环境和确保国家主权和和领土完整的战略高度，全面贯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国防建设，促进和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胜利实现。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是解决包括国防建设在内的当代中国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要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依托，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始终不渝地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努力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历史证明，不谋经济发展，成不了富国，也谈不上强国；只谋经济发展，可以成为富国，但如果忽视国防建设，仍旧成不了强国。要真正实现强国目标，必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因此，按照胡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是必须高度重视研究、解决和落实好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是国家强盛的根基，国防建设是国家强盛的支柱。深刻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走出一条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对于我国现阶段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持稳定，促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使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
军队现代化建设是需要大量投入的，我国财力有限，保持国防费的适度增长和适当比例，是基于我国发展全局的正确选择。要通过科学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之中，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求与经费相对不足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定不移地走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路子，把质量与效益进一步统一起来，使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国家财力增加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始终不渝地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内在规律的科学总结，既是强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他指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胡锦涛强调，只有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才能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胡锦涛认为，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首先,要使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从社会大生产的角度来看，国防和军队建设属于“公共物品”生产的范畴，它必须由国家统筹安排、总体经营。这也就是说，国防和军队建设本身就是属于国家责任和行为。因此，胡锦涛指出：“我们就必须依据科学发展的要求，站在国防发展战略的高度考虑和设计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合理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布局，通过科学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之中，使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其次，要注重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的兼容发展，充分依托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其三，军队则要积极主动地发挥推动作用，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纳入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体系的就另不起炉灶，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通过这些强有力的措施，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使国家资源的一次性投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与
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同时产生效益，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如果说以往的协调式发展强调的是块与块式结合的话，那么，融入式发展则强调的是渗透式结合。从协调式发展到融入式发展，这是胡锦涛在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关系过程中的最新认识。
第三，积极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路子。
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使国防经济与社会经济、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军队建设和作战对经济、科技和社会的依赖性空前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致力于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这样一条路子，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拓展。新世纪新阶段要认真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的资源和持续发展的后劲。
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必须要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道路。
从历史的角度看，胡锦涛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致力于探索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这样一条路子，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拓展。”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军民两个领域的汇合处、交叉点上，一项资源投入往往可能同时产生平时和战时、军用和民用两种效益，一项产出也往往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功能。同时，现代高技术战争对资源需求呈现出数量大、技术含量高、结构复杂等特点，仅仅依靠国防经济部门已经难以适应发展需要，必须依托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应当看到，在现阶段，中国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路子的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还很不适应，还没有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新世纪新阶段如何继续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路子？胡锦涛指出：“我们要认真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途径新方法，全面推进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丰厚
的资源和持续发展的后劲。”
“更高层次”，就是党和国家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考虑，从宏观规划和战略指导的顶层做起，完善有利于军民统筹协调的体制机制，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和军民通用技术标准，实现军队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匹配和衔接，在国家层面上来统筹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国防和军队建设真正成为国家总体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更广范围”，就是用大军事、大国防的观点看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随着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开展、战争形态的演进变化和军事斗争领域的拓展，社会各个领域与军事的联系更为广泛，军队从社会吸收知识、技术、和人才的渠道越来越多。这就大大拓展了军民融合的领域。我国民用科技领域资源丰富，人才队伍宏大，民用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军民融合前景广阔。
“更深程度”，就是在深层次上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形成军民之间的强强联合和优势集成，争取国防领域里民用效应的最大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里国防效应的最大化，从而达到一种资源产生两种效益的“兼容式发展”、“双赢式发展”。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在高层次上运行，要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胡锦涛关于“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体系之中”的重要思想，努力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Ⅶ 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证明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
一、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基础，国防的强大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富国强兵”的思想，孙子则更直接地指出：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富国是强兵之本，强兵之急。这一观点抓住了国防强大的根本所在。我国古代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王朝，无不强调富国强兵。秦以后的汉、唐、明、清各代前期国防的强盛，都是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结果；与此相反，以上各朝代的衰败，也都由于经济的衰落导致政治腐败和国防孱弱所至。无数历史史实证明经济发展是国防强大的基础。
二、政治开明是国防巩固的根本
政治与国防紧密相关，国家的政治是否开明，制度是否进步，直接关系到国防能否巩固，良好的政治是固国强兵的根本。
纵观我国数千年的国防史，不难发现，凡是兴盛的时期和朝代，都十分注意修明政治，实行较为开明的治国之策。原本西陲小国的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修政治，明法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国防日渐强大，为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唐初建之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正是由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开明的政治制度，使国家很快从隋末的战争废墟中恢复过来，很快成为国力昌盛、空前统一的大唐帝国。凡是衰落的时期和朝代，无不因为政治腐败导致国防虚弱。唐朝中期以后，两宋乃至晚清都是如此。
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国防强大的关键
翻开几千年的国防史，人们都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时期，国防就是巩固、就强大；凡是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国防就虚弱、就颓败。
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的进攻面前，不仅不敢发动反侵略战争，不依靠、不支持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火”。对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反侵略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最终造成对外作战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Ⅷ 经济发展对国防建设有何重要的作用
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防力量的强弱。只有经济实力的强大专才有资本投入到国防建设中属。财政的 一个相当大的职能就是国防建设，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既是经济强国又是军事大国。
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国防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以经济来补充国防建设所需要
Ⅸ 简述中国国防的演变,从中得到了什么启示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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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献计量角度研究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可将其分成三个阶段，即1985年之前的学科草创、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21世纪以来的学科转型。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演进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变化、与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发展、与国家实力增强，以及与经济学术进步息息相关，战争形态的发展也推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进步。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呈阶段性、动态性和不均衡性，滞后于主流经济学发展。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的国防经济学发展表现出跳跃性、平稳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未来则有与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趋势。
[关键词]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特征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0)01—0080—08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经济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大量经验教训，对此加以总结研究，无疑可以洞观长期以来在国际战略形势变化与国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防经济学围绕国家利益指导下的军事战略变化，研究军费投入、军工生产和管理、军事人力资源、战争冲突以及裁军等国防经济问题的思想变化过程。而对于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根本的任务是全面回顾国防经济学演进过程，在全面搜集、整理、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按照当代国防经济学学科体系，分阶段、分专题整理出不同线索，如不同阶段的军费研究、军工经济研究等，确立学术发展本身的基本事实，揭示其发展脉络，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简单评价，评价标准将采用还原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史学领域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方***，揭示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历史科学。本文将在回顾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基本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剖析学科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和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基本特征，并为学科建设提供丰富材料，为国防战略决策提供学术依据。
一、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正在成为当代经济学领域一门兼具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学科。从整理文献中发现，我国国防经济学的研究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就开始了，经过前17年观念形成与视野开拓、“***”十年战备动员研究，真正系统的学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和发展，建立起一个包括国防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多门内容充实、现实性强的分支学科在内的、比较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理论体系。从国防经济学演进历程看，似可分为三个时期，即1985年以前的学科草创、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科转型时期。
(一)1985年以前的学科草创
这一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5年三个阶段。
1.1949～1966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国防经济学在战争经济研究基础上，针对新现实，运用新手段，全面研究新中国国防建设问题。在此阶段，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外国防经济发展的经验，从文献聚集度看，主要是研究美国国防经济政策与问题的深刻影响，大量文献被翻译引进，学界针对美国国防经济发展中的战略问题、军费变化、军工经济以及军事采办和军火贸易问题、军事人力经济学与裁军问题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美国依靠军事实力，通过不断增加军费拨款，广泛建立军事同盟和军事基地，其目的是独霸世界，主要思想支撑就是“实力论”。该阶段国防经济学尽管并无国防经济学科正式建立，但无论是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以及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已经与当代经济学范围出入甚小。
2.1966～1976年的国防经济学研究
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由于“***”的爆发而趋于停滞，国防经济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战备经济领域。通过整理文献发现，十年中研究论题基本上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围绕“深挖洞、广积粮”式战备动员和“劳武结合”式军备建设展开。在“***”后期，国防现代化建设提出了重视国防科学技术、减少军队员额、提高军队战斗力的要求，故对此问题的论述较多。但是该阶段很少有产生长期影响的学术成果。主要论(译)著散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其他地方报刊，如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的通讯和综述文稿等，党的文献也占一定分量，这些资料都代表了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声音，受到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时国防战备经济学术思想的演变。该阶段苏联海权的崛起初步受到关注；台湾学界对于中***事思想及海权的研究有所进展，代表性论著如：《国家建设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杨珍《海权论文集》(台北国防研究院1968年)、魏汝霖、刘仲平《中***事思想史》(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1968年)、包遵彭《清季海军教育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9年)等。
3.1976～1985年国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了国防经济学科的建立和一批国防经济研究机构的涌现1975年，***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思想。进入新时期后，确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总目标。围绕着这些重要思想，学界更加注重国防建设中的科技与经济问题研究。该阶段发生的几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直接推动了国防现代化学术研究。瞄准战争准备的需要，认真研究现代局部战争的主要经济和技术特征，提出应对措施的应用性研究，成为该阶段的一个亮点。
此阶段，国防经济研究方法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基础，但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动下，一些运用现代观点和方法，如“系统论”等三论的学术成果已经崭露头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国防经济学创新；同时学科的成立为各种研究机构科学运用学术资源、展开现代战争中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平台，并促使下一阶段国防经济学繁荣时期的到来。
(二)1986年到20世纪末的学科建设
该时期国防经济正式列入学科目录，成为应用经济学的有机组成，学术研究空前繁荣，钱学森、宦乡等贡献很大。先后涌现了一批专家学者，一批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始通过教材建设、科学研究和招收研究生进行国防经济学研究，一批专业性期刊开始出版，大批学术专著涌现，学术年会也逐渐成为学术交流、学科建设的常规活动。该时期的学术研究是继20世纪80年代前后几场现代局部战争、高技术战争深入发展、新军事革命思想提出后，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基础上全方位推进的，在军事战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防经济资源的配置、军品属性等理论方面，以及在军费理论、军工经济与军品采办和军品贸易理论与实践、海权论、国防动员理论、军事人力经济学问题等方面有很多论著。该阶段，国防经济学研究手段出现较大差异，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手段的理论型国防经济学和以数量方法为基础、重视实证研究的当代国防经济学都有所发展，而且两种理论体系进行了多方面学科对话，对于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以及学术体系的诸多建设问题提出了种种方案。这一时期又可分成1986～1993年的稳步发展期和1993年到20世纪末的学术活跃期两个阶段，其标志是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前的国防经济学在方法、对象和内容诸方面，沿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其后随着当代经济学方法的引进，出现了向当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趋势。
(三)21世纪以来国防经济学转型
严格意义上的国防经济学转型，发生在1985年学科建设正式开始后，只是其被明确提出是在21世纪之初。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国防经济理论，为我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国防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要求运用数量分析等工具进行研究直接推动着当代国防经济学发展，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运用较为规范的研究假设、模型构建、科学计算、实证验证等研究程序，并推广到一般，即从以往既重视归纳式研究又重视演绎式研究向重视演绎研究模式转变。而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当代国防经济学更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学科新体系，如研究军费及其效率等资源配置问题等。在研究内容上，更加重视建设现代国防经济学科体系，把威慑、规避战争以及战争的爆发与终止，战略影响、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等内容列为主要研究内容，这样，曾经普遍采用的军品生产一消费的研究范式，开始向研究战略、战争、军费、军品和军人等问题的范式转变。在此过程中，一批中青年国防经济学家群体正在崛起，如姜鲁鸣、罗敏、武希志、陈炳福、郝万禄等。当然，国防经济学科的转型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可能还要经历相当长时间。
二、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发展的阶段性上，包括研究方法选择、对象和基本内容等方面，研究范式(即研究国防经济学的一种科学习惯和学术传统)变化是主要线索。由于国防经济学科的应用性质，学科发展与国防经济现实密切相关，包括国际战略态势变化、本国国防战略演变、军费经济发展、军工经济改革等，都对新中国国防经济学产生深刻影响，是决定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演变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大任务，同时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家园，也成为全民族的主要任务。1949～1966年的17年，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较为***，军费投入保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步增加，也初步建立了与国防战略要求相适应、与国力基本相适应的国防工业体系。积极防御战略有效抵御了外敌战争威胁和入侵，取得了国防建设胜利。这个阶段由于中美互为现实中的敌人和战略敌人，学界把美国战略的变化、军费增长、军事经济相关问题以及断续发生的所谓“裁军”和军事人力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方法深入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威胁进行核战争，我国不得不暂时放缓经济建设速度，积极备战，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指导下，采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较多经济资源放在国防建设方面，同时着眼“劳武结合”，建立国防后备力量，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但在经历“***”中的经济停顿后，国防建设处于捉襟见肘的局面，使国家面临严重的外敌威胁。在此阶段，学界重点转向苏联的战争准备和海洋扩张问题，海权论进入研究视野；而研究方法几无变化，研究内容较为狭窄，其中对于战略对手的研究较多。随着改革开放和冷战后期中苏关系的缓和，裁军和军转民成为世界潮流，国防资源如何用于民用、国防资源的经济效益成为学界焦点，不少学者纷纷探索经济上的国防问题，直接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科的诞生。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国防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国防经济学说史研究认为，国防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初。从学科主体来看，西方国防经济学是从研究经济中的战争问题开始的。当然，苏联国防经济学走的是不同道路，军品、战略中的经济问题是其着眼点，间或也有国防经济效益问题的论述，但是苏联国防经济学更加强调国家在配置国防资源方面的主要责任和义务。从各个时期学界对美国和苏联国防经济理论的翻译和研究来看，都对我国国防经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90年代之前，主要是苏联国防经济理论影响学界，表现在从方法到对象、内容等方面。在此之后，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因为苏联解体，学术焦点又开始投向西方，西方经济理论引进中国越来越多，运用当代经济学范式的国防经济论文也日渐增多。除了学术著作翻译和对国外文献的研究产生的影响，冷战后中外军转***际论坛，以及西方院校和我国国内相关院校举办的学术交流，都推动着国防经济学科的国际化进程，而且诸如裁军问题研究亦为联合国所关注。
冷战结束后，各国国防战略大幅度调整，军事和国防资源大规模向民用转移。美国提出了***即经济安全的论断，并把国防资源投向保障美国霸权地位和维护其全球经济利益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把主要军事和国防资源的多余部分加以销毁，实施军转民战略；我国早于美苏两国国防战略的转变，在1975年***提出军队要整顿、1985年决定裁军100万后，军费大幅度减少，实施国防工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并在1992年做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国防资源的配置手段开始由计划向市场配置转变。这些新的变化都对国防经济学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学界就国防建设的目标问题、军费的规模、结构与效率问题、军品的性质问题、军工企业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回答。此阶段，国防科工委资助完成了《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民品发展战略》、《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高技术产业》等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中***转民与地方经济发展》专题研究。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学会、联合国合作进行了《军转民宏观有效机制和地区发展》、《建立军转***际交流与培训中心》等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外几场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对于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进而对于国防经济学的研究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战争的起因，显而易见是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又是国防经济学演变的主因，为了说明这些战争的经济原因及其内部的联系，学界开始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等加以研究，这可视为我国国防经济学转型的起步；还应注意的是，由于冷战结束和各国国防战略的转型，现代化局部战争一时成为战争的主要特征，以往备受冷落的战争经济动员、国民经济动员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并有所发展，国外相关著作开始介绍到国内，研究和平时期的战争准备问题、平战转换的临界求值、高技术战争条件下的军费筹集，乃至后来对非战争经济动员问题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一批国防经济学机构相继成立，成为新时期以来国防经济学进步的核心动力。首先是武汉军事经济学院建立了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中心等军事经济学术机构，出版了期刊《军事经济学院学报》和《军事经济研究》，招收培养国防经济学本科和研究生，继有国防大学成立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出版期刊《中国国防经济》，并在2004年出版年刊，承担大量高层研究课题和学科建设任务，同时地方多所大学相继建立国防经济研究中心等相应学术机构，学术空前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实际上，国防经济学方法离不开经济学方法的创新，这一点我国与西方不同，因为西方国防经济学研究更多由一般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方法加以研究，而我国国防经济研究最早却是从军队院校开始的，往往是研究军事和国防问题时，需要解决一些经济问题。从学术发展历程看，国防经济学方法往往滞后于主流经济学，如较早发表的有关经济数量方法的文章是在1964年，直到1987年前后被重新提到，当年第9期《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组“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讨论”的文章，此后数量方法和数理模型才被国防经济学研究所普遍采用。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看，“在国防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诸多贡献中，对现代经济学基本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博弈论领域；而对现代经济学基本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冲突理论的提出”，在我国，国防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贡献可能主要在于扩大了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在方法上更多是把经济学原理推广应用到国防经济研究领域。
1993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于国防经济学的演进推动力巨大。无论是从一般经济学刊物，还是国防经济学专业期刊，或者是有关研究课题，所探讨的国防经济问题范围更宽、深度更深，表现出了与经济学理论同步发展的前沿性，其重要表现之一是许多以往无法度量的问题，开始用计量方法加以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如军费预算的PPBS制度研究、军事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军费分配结构的定量分析模型优化问题等，研究以上问题需要大量数据和经济学模型，这些任务只有受过当代经济学教育的学者才能高质量完成，随着越来越多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开展国防经济学研究，直接推动了国防经济学发展。例如，《中国国防经济》年刊历年所发表的专业文章中，基本上都是运用经济学模型的论文，即使是国防经济史学文章，也采用了规范的研究范式，在研究方法、对象和内容上表现出与以往的些许不同。政策研究也取得很大进步，本时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了《毛泽东屯垦思想及其对边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现实意义》、《中国国防经济运行与管理》、《高技术战争经济论》等课题研究。
总之，近60年来，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演进与国际战略态势的演变、与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变化、与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发展、与国家实力增强，以及与经济学术进步息息相关，战争形态的发展也推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进步。以上发展往往立刻反映在新中国国防经济学中，显示了国防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特色，也反映了新中国国防经济理论工作者积极投身国防经济学，并把理论研究与国防建设现实紧密结合的扎实学风。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对于国防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是巨大的。
三、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主要特征
应当承认，历史的机缘使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较为曲折，但改革开放后学术成就斐然。
(一)新中国国防经济学整体上看，表现为阶段性、动态性和发展的不均衡性，并且较为滞后于主流经济学相关学科
新中国国防经济学阶段性特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周期是吻合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息息相关，尤其与主要国家的军事战略变化高度关联，这是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地方，但是60年学术经验表明，国际因素对国防经济学的影响显然服从于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因而本土特征是国防经济学的主要因素。但是，从不同时期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看，学术研究往往立足国内现实，对于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对本国的影响做出合理推断与解释，以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要求和本***事战略要求。而从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动态性上看，国家的大事件或者国内形势的变化，往往对理论研究造成现实需求，围绕重大事件的研究在特定时期较多，一旦大事件影响式微或者出现新因素，学术对象就会出现根本转向，这种状况对于学术正常发展和学术积累造成负面影响。再从发展的不均衡性上看，表现为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的比例不均衡，对策研究过多，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受到忽视，不断出现学术断层，如对于“增殖型国防”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学科建设初期就已开始，但是直到2005年前后还有学术争论，这说明那场争论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当时并未解决。不均衡性还表现为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学科发展的不均衡，从国外的学术经验看，国防经济学更多的研究者是学术机构中的经济学家，但是在我国，国防经济学的重镇在军队，尽管进入新世纪后地方院校学科建设发展很快，但是学术梯队的形成、学术领域的科学拓展，其投入与产出周期都会较长。如果从国防经济学科本身发展的滞后性上看，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上的落后，这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即国防经济学本身在国际范围内出现得较晚，我国国防经济学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研究范式处于转型之中，旧范式的影响仍旧很大，新范式并没有获得共识。
(二)改革开放后国防经济学发展表现出跳跃性、平稳性和连续性特征
所谓改革开放后国防经济学的跳跃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上，更多院校投入力量建设国防经济学科，更多教材翻译引进和编纂出版，更高培养层次不断出现。而学术发展的平稳性和连续性，则来自改革开放30年来，发展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国际战略态势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国的和平进步等有利因素，对于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都追求***与效率的大前提下，学术的发展与分化，观念的不断进步、视野的不断开阔，学科领域的不断拓展和融合，都带来了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飞速进步。
(三)新中国国防经济学表现出与主流经济学相融合的趋势
直到21世纪初，我国国防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所谓范式转型问题刚刚提出。无论是国防经济学的研究队伍来自经济学界，或者来自国防理论界，或者来自历史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其研究对象大抵脱离不了国防问题和经济(史)问题，所存在的差别无非视角或者工具运用，但是研究对象的本质是一致的，并不因表述不一致出现相反的结论，不同视界下的结论只有相互补充意义，所以，不同学科在一种学术语言下交流，障碍会越来越少，而这正是新中国国防经济学的趋势，它表现在众多成果中，所谓学术转型或者范式转型就是这个道理，也是指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并形成普遍接受的范式。
综上所述，新中国国防经济学6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为国防经济理论发展、为国防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受到国际战略态势变化、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防与军事发展战略、社会整体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影响，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相一致，新中国国防经济学表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新世纪的国防经济转型及其与主流经济学的不断融合，将为国防经济学发展提供更大空间。
这样~~~行不？
Ⅹ 简述我国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
国防建设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国防要服务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