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大环境影响的经济

⑴ 大家好，我在我现在的公司工作了五年，由于今年的房地产行业受大环境经济影响，公司从今年4月份起至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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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我国的环境问题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什么方式有关

近些年,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能源消耗过大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虽实现了年均增速超过9%的高速度增长,但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一些产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虽实现了产量的增长,但却以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为代价,不但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而且也无益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2006年我国以占世界总量15%能耗、30%钢材消耗、54%水泥消耗的巨大投入和消耗仅产出了占全球产值总量的5.5%的国内生产总值①.在过去的20年,能源需求弹性系数平均为0.5,“十五”期间却超过1.0.我国“十五”计划预测,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②.从我国与西方7个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比较来看(表3一1),G一7国家平均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n.7*1O(6)焦,而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为:69*10(6)焦,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平均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这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③.
1.2环境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工业排放废气、废渣、废水污染环境,尤其污染江河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例如:我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工业经济发展,大量消耗资源,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剧增,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污染环境.
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6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5年年初,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公布了最新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中,中国位居第133位,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多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根据中国科学院2003年的估计,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巧%.①目前,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财政政策出台滞后,公共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够.如: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目前只有资源税和所得税涉及到环保问题,其他主体税种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项目没有优惠政策,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对排放污染项目缺乏制约作用,有些税种对环保项目本身免税,却对排污项目没有限制作用,同时,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无污染的产品和清洁生产,又没有享受到优惠的税收政策;就现有涉及环保的资源税来说,税率过低,各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征税范围狭窄,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由于资源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又因为是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1.3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
我国长期以来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特别是靠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长期不足.据统计,从2003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保持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②.但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消费率)却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6年的50%,而世界平均的消费率是80.1%(2002年),我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①.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投资所占比重却过高,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比重的2倍和1.6倍(见表3一2).从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开放度高的国家来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如美国是国际上进出口第一大国,但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排在国内消费之后.高投资低消费的后果是投资效率低下,部分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提升,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4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比重低.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仍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自2004年以来,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3个行业的投资增长过快,不仅引发了这些产品的轮番上涨,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还使得产业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由于市场供需矛盾,导致钢材价格上涨,致使钢铁产业盲目扩张,这样的生产规模势必造成高投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益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基本持平,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上升.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1.9调整为2007年的11.3:48.6:40.1.与1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16.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16.2个百分点.但从国际上看,我国第一、二产业尤其是物质资本密集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过高,而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过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表3一3).
从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2003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都在10%以上,但第一产业的贡献率都在0.8个百分点以下,第二产业在5.3个百分点以上,第三产业在4个百分点左右.第一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低,而第二产业的贡献率过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同时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主要发展加工产业.90年代后期,中国更成为发达国家与地区加工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从而急剧扩展为世界的“加工车间”.第二产业的急剧拓展成为80年代以来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急剧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也给社会带来了诸如资源的极度浪费、环境的严重污染、农业的相对落后、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足等一些后遗症.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服务业占GDP比重较小,还不到40%,国际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都在70%以上②.三次产业间的不协调,已经到了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影响到第二产业本身持续发展的地步.
从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各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看,2007年为40.8:26.8:32.4.与一978年相比,2007年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大幅下降了29.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了9.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了20.2个百分点.但是,我国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例与其就业结构严重不相称:第一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11%,却集中了40%多的就业人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到GDP的近一半,却只吸纳了l/4多的就业人数;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其就业比重虽然基本相称,但同国际相比较,其就业比重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低得多(见3一4).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充分就业这丫最大民生问题的主要途径.
1.5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沿海的东部地区,还是广大的内陆地区,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之间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产业结构类同、无序竞争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据2007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5年,我国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比2004年扩大了462元和545元.同时,各地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比上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①.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已经十分明显.我国甚至被国际上称为不平等发展最快的国家,改革已经不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有对中国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描述.据国家统计局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大量居民属于低收入或中低收入阶层是我国GDP中居民消费所占比重过低的根源.这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税制不健全,再分配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直接相关.如: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没有综合考虑居民家庭的人口、生计、健康状况和教育支出等实际负担,税负分配不公.
1.6人力资本资源医乏实现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劳动者,他们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体力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知识和技能,还应加强劳动态度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为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持.
目前,我国对科技人才、教育及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偏低,严重影响了科技水平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例如:从教育事业看,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在4%以上,而我国仅为1.32%.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前后实现“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同样是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360美元,而印度只有950美元),但印度早在2000年就己经达到了该目标,并雄心勃勃地向OECD国家平均为5%的目标努力.②因此,尽管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在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增长速度高于财政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但由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太低,所以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太低,这必然会制约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可以提高生产率43%,初中生可以提高108%,大学生可以提高300%.
因此,我国人力资本资源是比较匾乏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急需提高.1.7自主创新能力低下
与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仍显薄弱,自主品牌缺失现象严重,自主知识产权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并会造成国家创新地位下滑.据央视报道,2002年一2003年度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排名为第33位,2004一2005年度的排名为第46位①.
造成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不足、科技人才短缺、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税收政策在促进自主创新的应有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国现行激励自主创新税收体系不健全,税收政策目标不明确,缺乏.系统性,税收优惠受益不均.如:在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的科技发展领域缺乏倾向性,在如何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发展高新技术和改革传统技术等方面目标不清晰;现行优惠政策使科技成果的受让者受益较多,而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获益较少.我国对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事后优惠为主,缺乏事前的鼓励和支持.如:我国现行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政策激励的重点在产业链的下游,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规模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少了对产业链上游的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缺乏针对风险投融资的相关税收政策.在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中,都存在着资金风险,而由于技术创新活动自身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收益的不稳定性,一般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支持,而仅仅利用政府的直接财政支出来资助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国具有核心技术创新项目的高科技企业和拥有核心技术创新项目的个人,在技术创新的起步阶段,都面临着筹资难、利润低的困难,而我国目前缺乏相关针对风险投融资的税收政策使其在自主创新方面受到影响.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中,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并没有明确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尤其是对高科技人才的创新发明所获收入缺乏相应的税收激励,对高科技人才的技术入股、股票期权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等问题也没有得力的税收措施.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又降低了高科技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得大量人才流向海外.
1.8企业海外投资困难
国际投资有利于全球资本、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外投资问题,部分企业也有对外投资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受到诸因素的限制,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困难重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8.1海外投资法规与政策落后
我国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和结构不尽合理,现行涉外投资立法仅限于有关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方面,而有关企业海外投资方面的立法工作几乎一片空白.长期以来,我国对海外投资企业发展缺乏总体规划,海外投资处于企业自我发展状态.
境外投资的政策依据主要是《海外投资项目审批所需主要文件的内容和要求》,它完全是按中央各部委文件的内容要求而制定,政府并未制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上述《要求》仅仅涉及国有及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没有规定民营、“三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审批程序.
1.8.2.境外投资手续烦琐
国家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审批的初衷是试图从严把关,为对外投资项目的落实和实施后的经济效益提供保障.但是,目前参与审批的政府部门层次太多,范围太广,环节太多,加上各部门把握的尺度不同,为企业进行项目申请带来许多困难.这不仅挫伤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也会延误商机.
1.8.3外汇管制的制约
我国迄今没有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化,对境外投资所需外汇的汇出管制严格.尽管中央已经定下了促进海外投资的总体方针,但具体的外汇管理措施还没有相应改变.这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本项目外汇管制过严,阻碍了境外投资的发展:利润汇回保证金管理,对企业资金周转不利;现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提高了企业的用汇成本,加大;海外中资企业融资的难度.
1.8.4境外投资缺乏资金支持
目前,我国金融保险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适应海外投资的需要.主要表现在:海外企业获得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企业能采用的融资方式不够灵活,对国际商业融资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用国际资金市场;对租赁业务认识和管理方面存在不足,租赁业的经济地位和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缺乏完善的租赁立法,影响了企业依靠租赁业务增强资金实力并向海外扩展;投资咨询业发展滞后.
1.8.5政策支持措施不完善
我国在对境外投资保护方面缺乏必要的科学机制,利益比较和风险评估方面的工作尚未形成体系,甚至连承担海外投资担保的合适机构也没有,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对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约和阻碍.
1.8.6信息服务欠缺,境外投资信息不畅
政府尚未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企业服务网络,境外信息渠道少.海外投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投资,通常要求企业事先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由于由于我国企业实力薄弱,难以独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了解国际市场信息,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建立涵盖广泛市场空间的境外投资服务网络,为国内企业投资提供从考察、调研、注册到办公场所、经营、税务、法律、会计等全面的咨询服务.
1.8.7对企业海外投资保护力度不够
进入海外市场投资,若遇到东道国经济政策、政治形式、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具有较大的风险,可能使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发达国家对境外企业和境外投资行为都有比较完善的风险保障机制.而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至今还没有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保险.
1.8.8企业境外投资实力不足
与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开展海外经营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因此需要较强的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实力比较薄弱,中小企业尤其突出.从海外投资项目规模来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平均投资规模为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260万美元,而我国非贸易性企业平均投资额仅为120万美元.①1.8.9缺乏跨国经营人才成功的跨国企业离不开优秀的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跨国经营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且要有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人才匾乏的问题己经显现,国际性、复合型经营人才更是奇缺,这使得我国企业外派人员素质不高.同时,我国跨国经营企业实力薄弱对人力资源的挖掘和培养也产生了制约作用.
1.8.10缺乏税收支持
我国对企业“走出去”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法律体系.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以低税或免税方式,鼓励本国企业到海外进行资源性开发.近些年,我国对境外投资企业开始实施税收优惠,但优惠政策很少而且零散,原则性规定多,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很少,扶持政策范围有限.另外,现行的对外投资所得税政策是一种无投资导向性的无差异政策,对特定项目也没有给予税收优惠倾斜,结果导致对外投资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因此,目前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对特定项目和产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几乎空白,体现不出产业发展导向,也不利于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从税收支持形式看,主要是减税或免税,形式比较单一.

⑶ 采取什么战略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大，如经济不景气

可以来分为一般环境因素源和任务环境因素两类：
一般环境因素：（间接影响因素）
1、政治环境（地区稳定、国际化趋势、政企关系等）
2、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经济结构、消费水平、CPI指标等）
3、社会环境（人口结构、生活方式、风俗道德、教育水平等）
4、科技水平（技术水平、技术政策、科研潜力、技术发展等）
任务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因素）
1、资源供应者（如：供货商、材料商）
2、服务对象（如：顾客）
3、竞争对手
4、管理部门及行业政策法规（直接管理的）
5、社会特殊利益代表或团体（如：动物保护协会、残疾人联合会、妇女权益联合会等，因属性不同而不同）

⑷ 这两年受大环境影响,经济下滑的描述

主要从企业因为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造成企业产品积压，因资金短缺回无法研发新产品，职工答工资无法及时发放，造成企业停产的恶果，企业职工面临下岗的风险，会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就业压力，故此请求财政补助金，以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给职工发放工资，稳定职工的人心，并及时研发新产品，以使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和经营，使之正常运转。

⑸ 受大环境影响最近经济形势不好，怎么做好保险营销

2019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其中鲜果价格上涨26.7%，影响CPI上涨约0.48%，猪肉价格上涨18.2%，影响CPI上涨约0.38%。
这样的一个数据发布，让我想起那群，虽然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通货膨胀的低利存款户。

一、时事议题 (关键词) 
钱放银行，真实的购买力受两个因素影响，利率与物价，利率与物价又受近期经济金融政策影响。
利率影响因素：1、美联储降息的预期，2、宽松的货币政策，3、社会负债过多
物价影响因素：1、水果猪肉价格上升，2、进口课关税，3、人民币贬值
二、实用话术 (风险提醒)
1、中美贸易战，美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美联储下半年要降息了，中国利率不太可能往上升。
2、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率6.4%，但二季度经济数据开始迟缓了，央行会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来救经济，降低利率来拉动消费与投资。
3、国企及房企目前负债比率偏高，民企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老百姓也承担房贷压力，政府若提高利率会担心金融系统性风险。
4、水果猪肉价格大涨，吃不起了，改吃鱼。
5、虽然人民币贬值可以减轻出口商压力，但会增加进口商负担，因为贬值加上进口加征关税会让进口价格上升，有通胀压力。
话术逻辑重点就是：存款利率持续低于CPI指数，利息跑不赢通货膨胀，导致存款是实质负利率。

三、需求规划 (正确做法)
钱放银行用起来方便，具备流动性，最适合当应急的钱。
流动性有两个特点：1，、及时变现2、变现时不受损失或损失较小
存款流动性最好，但利率低，报酬不高若持有太多是浪费，若持有太少会担心万一紧急需求怎么办。
所以准备「应急的钱」 一般是3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应付「伤筋动骨100天」就够了。
四、财务诊断 (客户现状)
一个案例
• 刘太太…….家有现金1万元，活期存款4万元，五年期定期存款25万元。
• 年支出包括：儿子教育及父母赡养2万元，生活开支为8万元，旅游支出2万元。
五、解决方案 (会不会更好?)
1、留够用的钱就好
2、用低成本保障意外、重疾风险 (拿下担心)
3、争取更高回报，透过年金投资去完成理财目标，如教育、养老…….(完成梦想) 
盘活流动性资产，钱从左口袋换入右口袋，存款变保险及投资，不但可以拿下担心、又可完成梦想，效果真的不一样。 

⑹ 环境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要专业的，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求助求助求助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青海地处三江源头，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素有“中华水塔”之称，是我国淡水资源的主要补给区和生态屏障，这种区域和生态的特点决定了青海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保护和修复好青海的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青海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突出重点抓生态，以退耕还林（草）、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四大工程为重点，大力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由于我省地处高寒干旱的高原地区，自然条件严酷，生态十分脆弱，恢复速度缓慢，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加剧，目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一半，而且仍以每年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土地荒漠化和草地退化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地中度以上退化面积均占到全省总面积和草地总面积的20%。同时，湿地面积正在大幅度地缩减。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日益加剧的经济社会活动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重，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任重而道远。我省是全国欠发达的省份之一，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富民强省和改善生态两大任务相互交织，决定了我们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修复生态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双重历史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之间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在维护和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良性循环。

因此，“十一五”期间，我省要继续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方针。坚持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并重，力求在发展中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按照“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点上治理、面上保护”的原则，因地制宜，突出重点，讲求实效，认真落实好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各项措施。通过加大投入，建立健全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等方法，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以重点工程带动，以重点区域治理为突破口，全力以赴组织实施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通过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生态移民和草地、林地、湿地、野生动物集散地保护工程建设，实行以草定畜，减少草地载畜量和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活动，解决与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的移民安置、后续产业发展等问题，发展替代能源，减轻天然草场的生态负荷，遏制住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逐步恢复天然林草植被、水源涵养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搞好环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通过综合治理，使入湖水量不再因人为因素而减少，逐步建立起良性循环的草地生态系统和鱼鸟共生水体生态系统。抓好柴达木盆地生态环境建设，以城镇、工矿区、绿洲农业区为重点，大力造林种草，建设防沙治沙工程，遏制荒漠化面积扩大的趋势。加强河湟谷地和黄土丘陵区的生态治理，控制水土流失，增加水源涵养，减少流入黄河泥沙量。到“十一五”末，使我省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保护，水土流失、草原退化和荒漠化扩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人与自然更加和谐。

⑺ 辩论会主题 正方:先发展经济，再保护环境 反方：先保护环境，再发展经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时常发生冲突。我们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

一、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护环境包括保护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存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在农村更是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过程中因破坏环境影响人民生活，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意。

二、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在这里生活。我们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有些破坏是无法弥补的，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大力发展绿色工业，无公害产业。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应该重视环境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间。

三、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自然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那么我们将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重大的洪涝灾害都是破坏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在抗洪救灾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务恐怕已超过了牺牲环境的经济发展成果。自然规律是无情的，谁侵犯了它谁将受到它的报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解决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失去对环境的保护，更不能因为以保护环境为由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畏缩不前。出路还在于发展经济。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开动脑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不是必然矛盾。相反，发展经济应该促进环境保护。广泛多发展科技水平高，无公害的绿色工业。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人们不但有能力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环境。将沙漠改造成良田。发展经济是保护环境的出路。

五、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目前许多地方、许多部门都存在着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的情况。这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人们会更加深刻认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各级领导都应该树立环保意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在保护好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环境。
因为污染当然会造成危害。地球是一个循环的世界。其实，在地球上没有绝对的废弃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循环利用。但是人类的介入，使这个循环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不能循环的东西。比如早些年的发泡饭盒。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地球的资源就会被消耗完。那么，地球就危险了。保护的措施应该是尽量的接近地球的自我循环。预防应该是多做些“远视”，不要老是盯在经济目标上。应该从人文和自然的角度出发

⑻ 对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

环境是公共产品，很易产生“搭便车”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经济学家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
21世纪的人们已经愈加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包括清洁环境的价值和治理环境的成本。这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多产品价格只反映了其内部的经济成本，但没有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即对环境的污染，或负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很容易产生“搭便车”(free rider problem)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
如何使产品价格体现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总和；谁承担成本、谁享受好处都是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任何政策选择和取向都会有深远的影响，影响一大片人的经济利益，以及更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呢？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讲完开放经济部分（美元与贸易赤字）以后，请来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环境与资源项目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斯达温思（Robert N. Stavins）来讲环境问题，一共四堂课。
斯达温思于198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系博士，是环境问题专家，曾任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环境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97－2002）。
斯达温思开门见山，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介绍，经济学家是如何分析环境问题的，并如何利用经济学框架及理论帮助设置解决环境问题的机制。
他原以为每节课有90分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大多是90分钟一堂），走进教室以后，助教才告诉他只有55分钟，所以不得不消减他准备好的30％以上的内容。即使如此，最后一节课讲气候问题时，他也只能蜻蜓点水，非常仓促。两个层面
介绍任何领域都是从定义和分类开始的。讨论环境污染有两种层面：一个是时间层面，一个是地域层面。
从时间层面上说，污染排放量在任何一个时间都等于存量加增量，减自然分解或消失的部分（decay）。二氧化碳在空气中会存在几十年，所以一般来说，只考虑它的存量和增量。
从地域层面上说，有的污染源只是就近污染，对附近造成危害，例如一氧化碳。有的污染源会传的比较远，对较远的区域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硫和酸雨。我们时常会看到有的工厂的烟筒建造得出奇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想让排出的废气影响周围的空气质量，而希望把二氧化硫等废气排入高空，随风带到更远的地方。
还有的污染源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危害，例如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温室效应的气体。解决这种污染很棘手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搭便车”的问题：没有为减排付出努力，却可以享受到别人减排使得空气清新的成果。思维框架
经济学家总是考虑，用什么方式才能最经济地解决问题。根据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的微观经济学原理，我们得出结论，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总收益最大。
具体到环境问题，当减少排污的边际成本等于减少排污的边际好处时，减少排污的好处总量最大。
但是，减少排污的好处很难定义，更难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就把问题加以转换，变为如何减少减排成本的问题。
衡量环境政策手段（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的好坏，有多种标准：政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成本最小；政府是否有作决策需要的信息；执行和监督的力度有多大；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政策是否有随科技变化的灵活性；分配经济和环境影响时的公正性如何（谁多承受成本，谁少承受成本；谁多享受好处，谁少享受好处）；政策的目的和性质是否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给公众等等。
现在假设我们只考虑一种污染源，而且污染源是均匀混合的，例如二氧化碳。每个排出二氧化碳废气的厂家都有非常不同的随减排量而变化的成本结构，他们甚至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减排的成本曲线是什么样的。
假设政府的政治任务是减排x立方米，这个减排指标应该如何分配呢？
如果把这个指标平均分配给所有产生这个污染源的厂家，表面看起来，每个厂家都是平等的，但问题是这种办法没有把每个厂家不同的减排成本考虑进去，所以整体来说，这不是完成这个政治任务成本最小的方法。直觉告诉我们，那些减排成本更小的厂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成本更大的厂家承担更小的减排任务。数学证明显示，只有当这些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一样时，各个厂家的减排成本之和是最小的。
行政命令与经济手段
这种方法与其他环境政策手段有什么不同呢？通过行政命令达到环保目的的方法有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一刀切”，不灵活机动。
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必须使用的技术标准（technology standard），例如每个汽车上都必须装有废气监测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监管容易，坏处是不能直接地达到目标；而且只能用现在的技术，不能够灵活地随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不是最经济划算的。
另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是规定业绩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即根据技术指标，看看各个厂家是否达标。一般来说，这样做都不是成本最小化的，因为政府没有办法知道厂家减排的成本曲线。如果政府询问他们，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成本结构，他们肯定也会说，减排的成本高得难以承受。所以这不是最好的方式。
经济学家更倾向，通过给予经济鼓励政策（economic-incentive approach），让经济个体酌情而定，从而在整体层面达到减排目的。经济学家通过两种方式改变经济个体的决策动机，一种是对排污征税，也就是经济个体要向政府购买污染环境的权利；另一种是限制排放总量，经济个体之间可以自由买卖排放配额（cap-and-trade system）。前者是通过征税，调整价格（price control）；后者是通过配额，调整数量（quantity control）。
假设政府对每单位数量的污染征税额为t，那么每个厂家就要选择排放多少污染和自己解决消化多少污染。每个厂家的目的是使缴污染税和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之和最小化。数学证明显示，每个厂家都会选择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t时所相对应的减排数量。通过设置t，政府使所有厂家减排的边际成本都相等了，所以通过征税减排可以达到成本最小化。而且当有新的科学技术出现时，厂家有动力采用新技术以减少自己消化污染的成本和污染税。这和行政命令有显著区别。
（一）资源环境配置方式分析
配置资源有两种基本方式，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价格和竞争机制推动着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产权明确，市场主体明确的竞争性领域，通过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很有效率，但市场经济在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领域存在“失灵”现象，需要政府用计划和行政法律手段来发挥作用。
环境资源问题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存在“外部不经济性”和“不可逆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后代人承担，其个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一次性能源的利用，生态物种的消失都不可能实现可逆。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最终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污染、毁灭，对全体开发、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公用地的悲剧”。“外部不经济性”则成为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不可逆性”成为我们必须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原因。
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定上。目前的现状是把环境作为“免费品”，并把代价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转嫁给其他国家或未来几代人，这种趋势应该逆转。因此，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政府必须加以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通过行政、法律、法规等直接手段，来保证“总量控制”，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实现“十一五”规划约束指标，这是解决环境资源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二）资源环境系统控制方式分析
资源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对资源环境系统进行调节和控制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控制型和自我控制型。
直接控制就是采用计划管理，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保证计划实施的控制方法。其突出特点在于其技术性、严格性、强制性，即污染环境者或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会经由司法或者行政管理程序而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美国是采用直接控制模式的典型国家，通过“确立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程序来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
间接控制就是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通过产权制度，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环境影响主体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
自我控制就是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等环境参与主体改变其损害环境的行为。
直接控制、间接控制和自我控制在实现环境资源控制时，应以直接控制为主，以间接控制和自我控制为辅，促使区域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工业、落实清洁生产。一般来说，行政控制的适用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特点，而且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强制性措施的可行性和效果均会增强。而经济手段的适用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补充性：某些对公众身体健康危害极大的污染物，如有毒化学品、重金属等，经济手段失去了应用的前提，行政手段成为唯一的控制手段。因此，环境管理中“直接控制”的基础性主体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经济手段往往只能使严厉的直接控制方案变得“温和”而有助于其实施，属于“自愿”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强制措施，是对直接控制措施的有力配合与补充。人们普遍认为环境经济手段和制度有利于提高灵活性和效率，能够为进一步消除污染以及技术进步提供持续不断的压力并刺激创新，因而更加有利于预防性环境政策的实现。至于“自我调控”手段的补充地位，则极为明显。
发达国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公害泛滥促使各国相继制定了大量以污染控制为主的法律法规，确立了计划行政管理模式，要求工矿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在限定的时间内达到排放限额标准（普遍实行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同时还要求政府机构的决策过程中考虑其决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联邦政府的一切机构，在采取会对人类环境产生明显的重大影响的联邦行动时，应当编制一份详尽的说明书，其中应包括拟议中的行动将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由于各国污染控制法规大都采用了严厉的“技术强制”处理方式，即强迫现有污染源“重新符合”排污限额，强迫新污染源采用“最佳实用技术”，该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大多数城镇的空气比20世纪60年代干净得多；一些原来污染严重的河流、湖泊得到了恢复和保护；有害废物、有毒化学品和农药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护方面，政府的规划、计划、事先审批以及许可证等行政管理方法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美国法律确认，应当对某些特殊性质的地域、特殊种类的动植物提供特别保护。这些资源的保护相对于它们的其他用途而言享有优先权，取走或使用这些资源，只有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先后进行了环保战略的重大调整，从实行了20余年的以“末端”处理为主要内容的污染控制政策转向以实行“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全程控制”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预防政策，形成了当前世界环境保护的新潮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于1989年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致力于向全世界推行。 “清洁生产成为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所确认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积极推行以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为目的生态工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并已经开始取得成效。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推行污染预防（即清洁生产、源头削减）的国家，并且特别重视环境技术的发展。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90年污染预防法》，宣布以污染预防政策取代长期采用的以“末端”处理为主的污染控制政策，要求工矿企业必须通过“源头削减”减少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从组织、资金、技术和宏观政策等方面授权美国国家环保局执行联邦政府的新环境政策。与美国的做法相类似，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瑞典、丹麦等国家也都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在实施污染预防、清洁生产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主要通过法规管制、经济刺激、人才培训、信息交流等途径推行清洁生产。而在企业界，许多公司已经开始转变观念，努力在减少废物排放和减轻对环境的危害的同时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由于直接行政控制的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在实现环境政策目标时能同时兼顾灵活性、效果和效率，能够对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和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技术产生持续的压力并刺激创新，能够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产生促进，从而更有利于预防性环境政策的实现，主张利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等非行政手段的呼声很高。但是，即使在目前变革环保战略、强化环境经济手段的新形势下，欧美等国的政府依然普遍认为“行政控制”措施仍旧是环境管理的首要手段。他们强调必须根据推行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总量<

⑼ 影响环境人口容量的因素

1、地球人口增长； 2、资源短缺 ；3、环境恶化； 4、人类生存空间萎缩。环境人口容量的大版小受到资源因素、权科学技术因素、综合生活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地方的环境人口容量，与自然资源拥有量成正向关系，与科学技术水平成正向关系，与地区居民的综合生活水平成反向关系，一个地区的合理人口容量，不仅仅取决于本地的自然资源，还与本地获得外来资源的能力有关。

拓展资料

简单地说，环境人口容量就是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环境人口容量下了一个较为精确的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是在可预见到的时期内，利用本地资源及其他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该国家或地区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

环境人口容量与科学技术成正向关系，科学技术不是定量，是变化，是随着时间逐渐前进的，因此，同一个地区或国家，不同时间的环境人口容量是不同的，时间越新，环境人口容量就越大。未来社会，环境人口容量会更大。用环境人口容量预测国家的人口容量，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原来认为合理的人口数量预测，现在也许就不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