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趋势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
人民币难成自由兑换货币,稳健升值是大势所趋
未来10年,将是人民币加快走向国际化的10年。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重将超过10%,在国际储备和外汇交易中的比重甚至将高达15%。到2020年,在美元没有出现崩溃性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在4.2:1左右,年均升值约4.5%。
今后10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更多地受到我国经济和外贸持续较快增长的推动,人民币加快国际化将推动我国利率汇率改革、资本市场扩展、货币监管调控水平提高。
相对于我国经济规模和外贸占全球总量的比例,目前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已明显滞后,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一直受制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监管水平。本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和现有主要国际货币尤其是美元的冲击,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预计今后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至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达到75.7万亿元左右,按目前汇率计算,大约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经济规模可能接近美国水平,超过日本一倍,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20%。
贸易方面,我国进出口也将年均增长8%,仍将快于全球5%的平均增速。由此,我国外贸总额至2020年将达到6.4万亿美元,大大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占届时全球贸易总额的13%。并且我国外贸将由顺差转为逆差。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将大致与我国外贸占全球贸易的比例相当,而人民币在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或许更高。
人民币国际化的羁绊依然存在。首先,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和投资,贸易和投资的双顺差阻碍了人民币的输出,而这是本币国际化的首要条件。即使外贸和投资全部以人民币结算,出口和投资双顺差也将吸干通过进口支付和对外投资流出的人民币,造成境外人民币流通的短缺,或只能以大幅增加外汇储备来支持人民币国际流通量的需要,即以美元等外汇的流入换取人民币的输出。
人民币走出去的过程还将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拓展,为境外人民币持有者提供较充分的可供投资的“资产池”。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也将更加市场化,使得持有人民币的风险降低。资本项下的资金进出管制将放松,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投资者对投资安全性和盈利性的流动性要求。
这些趋势都将推动我国货币金融调控手段的完善。
10年之内,人民币依然难以成为自由兑换货币。但人民币稳健升值则是大势所趋。预计至2020年对美元将累计升值60%以上,先慢后快,年均升值约4.5%。
趋势之二:新能源助中国成汽车强国
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将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大众品牌
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将较大落后于美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将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汽车市场高速成长带来的能源和环保压力将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很可能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缩小与汽车强国之间差距的一个契机。
过去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市场以超过GDP增速近一倍的高速度成长,私人消费成为推动我国汽车市场快速增长最大的动力。10年之后,汽车在我国城市的普及程度将像今天的彩电一样,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城市家庭拥有两部或多部汽车将非常普遍,汽车也将大规模地进入农村地区,一些即可用作代步工具又可作为生产资料的车型,如轻卡、皮卡和越野车等,将在农村开拓出广阔的市场。
中国新车消费市场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可能比想象的要快,这一天将在2015年来临。2020年,我国汽车年产量将超过2000万辆,比今年翻一番。届时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至少1.85亿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高速成长的中国汽车市场将给能源和环保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将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步伐,同时继续提高传统汽车的节能减排技术。技术进步将促使中国汽车工业缩小同世界汽车强国的差距。
如果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方面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我国很有可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率先突破,实现我国汽车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2020年,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拥有各类新能源汽车最多的国家之一。
2020年,我国汽车出口占整个国内生产的比例将会由去年的7.3%提高到20%左右。伴随着汽车的大量出口,中国将在中低端汽车市场上孕育出一批世界知名的大众品牌。
10年前,中国有110家整车生产企业,一汽、二汽和上汽三大汽车集团的产量占整个国内产量的44%。2008年,国内整车生产企业数虽然降到82家,但三大集团的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只提高不到五个百分点,为48.7%。未来10年,三大集团在国内的地位有可能面临其他企业后来居上的挑战。
趋势之三:能源消费居世界第一
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差距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比例进一步提高
未来1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但人均能源消费量仍只有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一半,不到美国的1/3,相当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国内能源产出与需求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能源进口占总消费的比例将从目前3%提高到2020年的20%.
我国能源政策将面临巨大压力,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呼声将逐渐高涨。国内民众环保意识也将明显加强。两者将共同推进我国能源结构向清洁化转变,经济结构向低碳化转变。
近年,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力度加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自2004年的1.6逐渐回落,2008年降至0.44,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极其罕见。如果这一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超低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够维持,今后10年我国GDP平均增长8%的情况下,能源消费将年均增长约4%,至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45亿吨标准煤,相当于32亿桶原油,接近美、英、法、德、意的总和。
国内能源的增产将无法满足需求的增长,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近20%需要通过进口满足。预计2020年,我国能源净进口将超过八亿吨标煤,相当于5.6亿桶油当量,约占全球能源出口总量的1/5。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能源需求增长将快速推高能源价格。以石油为例,10年后原油价格将冲上200美元/桶(2008年不变价),至少牢牢站稳在150美元/桶以上。煤炭、天然气、液化气以及铀的实际价格比今天翻番也基本没有悬念。
能源消费增长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正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今后10年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将超过恐怖主义成为头号国际议题。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00年至2008年,全球能源年消费增加约20亿桶油当量,其中我国消费增量占一半以上。
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电乃至太阳能等非碳基能源,并大力发展和推广硫回收、碳捕集等清洁能源技术,是我国走出能源困境的唯一出路。预计到2020年,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比例将从目前的70%下降到60%以下,相对清洁高效的油气比例将从23%提高到近27%,非碳基能源比例将从7%提高到15%甚至更多。
趋势之四:银行走向“金融百货公司”
银行杠杆化产品将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未来10年,我国商业银行将从传统以“融资中介”为核心向以“财富管理”为核心转变,零售业务将成为未来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目前对银行利润贡献最大的对公业务占比将明显下降。
未来银行将减少对靠存款筹集资金的依赖,金融创新带来的高杠杆化金融衍生品将大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传统银行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将逐渐让位于中间业务的盈利模式。
未来银行对客户的意义不再是“存钱罐”和“贷款批发商”,而是以银行业务为核心,辐射保险、证券、基金、产权经营等多个领域的“金融百货公司”。对客户的财富资产管理将是银行最核心的业务。
未来银行在代客理财时,投资领域将从股票、债券、基金等传统领域扩展到结构性衍生品、商品乃至艺术品。
银行将不再以柜台服务为主,目前在银行网点供客户缴费、存取款、查询的金融终端有望“飞入寻常百姓家”,网上银行将完成过去只能在银行网点办理的各种业务。作为银行为客户推出的最便捷的支付工具,银行卡在功能和外型上将有大的飞跃。
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逐渐向银行渗透,出于追求规模经济和分散风险的考虑,大银行不得不采取兼并、收购等手段,扩大自身规模,以提高竞争力,由此将催生一批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
作为金融加速器,银行杠杆化产品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对实体经济投资产生积极影响。同时,银行消费信贷推动消费者杠杆化率提高,对扩内需、调结构的经济转型战略发挥积极作用。
趋势之五: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
创新将促使我国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未来10年,中国将由纺织工业大国跃变为强国。在纺织服装市场整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家用尤其是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的扩展将尤为引人注目。就纤维消费总量而言,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将“三分天下”。
作为时代变迁的重要符号,服装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未来10年服装更加多元化是不容置疑的趋势,休闲生活理念将更广泛更深入地渗入服装消费,人们更加追求通过服装显示自己的文化层次和品位。
我国服装市场的发展前景未可限量。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国服装企业数从仅约两万家增加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从不到百万增加到超过400万,服装产量从不到20亿件增加到超过200亿件,服装出口从约10亿美元发展到超过1000亿美元,我国成衣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份额超过三成。目前我国城镇人均衣着支出超过1000元,是农村居民的五倍以上。未来城乡服装消费市场都将呈现巨大的发展空间。
相对于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市场空间更为广阔。目前我国服装、家用、产业用纺织品消费纤维的比重为53:33:14,与本世纪初的68:22:10相比,服装占比明显下降,预计10年后,这一比例将演化为40:35:25,类似于当今欧美国家“三分天下”的格局。
未来10年,我国纺织工业的增长点及对社会的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产业用纺织品上。产业用纺织品市场规模将急剧扩张,覆盖交通、铁路、水利、机械、医药卫生、军工等领域。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也将充分释放装饰用纺织品、床上用品等家用纺织品市场需求。
未来10年,纺织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实现本世纪头20年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纺织工业产业规模将保持增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产业结构得以优化提升。预计到2020年,我国纤维加工总量将突破4000万吨,保持在全球总加工量中40%的比重。
趋势之六: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崛起
潜力最大的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未来10年,文化创意与传统产业将快速融合,形成一种新兴的经济发展范式———文化创意经济。文化和创意元素的融入将提升传统产业,而传统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也将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互联网等数字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将极大地激发全民创意,并将加速创意的商业化实现。今后10年大量文化创意企业将层出不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数个综合性旗舰企业。2020年,这些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将从目前的3%提高到约7%。
今后10年将是我国文化消费高度繁荣的10年。传统文化产业在自身升级发展的同时,将加速向其他产业的渗透。文化和创意将大规模地作用于旅游业、制造业甚至农业等其他产业,全面催生以传统文化产业为基础的文化创意经济,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未来10年,扩大内需和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将为文化创意经济的发展添加新的催化剂。潜力最大的还是文化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层次结合。
高新技术将是文化创意经济的加速器。数字传播技术传入千家万户,使个人随时随地参与和发表创作成为可能,数以亿计的网民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创意资源。
个人化属性强烈的数字传播技术还将催生无数中小文化创意个人和企业。目前,我国已有约32万家注册登记的文化企业,从中将会崛起一批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跨地区的文化多媒体集团,其中将会产生三到五家跨国界的超大型旗舰集团。
中小文化创意企业将在专业化、精细化的细分市场各领风骚,但大量零散的创意人才和企业趋向于按领域、流派、功能在一定的区域集聚。这些文化创意集聚区也将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
趋势之七:网络生活进入物联网阶段
“物联网”将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最近"物联网"这三个字开始迅速走红。也是,每天一堆所谓的"物联概念"往涨停板上封,想不红也不行。
未来10年,计算机、互联网、通信等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将加速相互融合,我国消费电子产业融合创新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物联网将在消费电子产品中广泛应用,引领电子消费进入一个更便捷、人性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消费类数码产品设计将呈现出更加便携化、个性化的趋势。小型化、超薄化并具有时尚、轻巧、简单易用特性的数码产品将成为消费的主流。绿色技术成为消费类电子产业首要关注的焦点,节能、环保、健康的产品设计理念,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主要发展趋势。
未来10年,高科技结合人性化、个性化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技术追求和研发哲学。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应用不断涌现,消费电子产业的边界将日益模糊,产品门类五花八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大屏幕、可上网液晶电视、大容量快速存储技术、高清晰数码影像产品、高度集成的信息终端等产品将实现结构的不断创新和彼此无缝连接,在工艺设计领域趋于实现人与信息的充分完美结合。
数字家庭将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未来的强劲增长点。信息技术的家庭应用实现了家电产品高度的数字化和联网化。
数字娱乐产品设计更注重个性和时尚,更强调用户的情感体验和用户界面的设计,追求让用户在使用中得到乐趣甚至是惊喜。工业设计由产品设计转向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由硬件设计为主转向软硬件设计融合。超薄产品进入普及时代,无数新产品将以更轻、更小的面貌呈现。
健康消费成为消费类电子产品创新的主流之一。消费者对消费类电子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的关注点已从价格向产品、技术、品质和使用成本转移,尤其对节能降耗的关注度普遍提升。
未来10年,“物联网”这个高科技名词将由概念逐步走向大规模应用,掀起世界信息产业的第三次浪潮。它通过感应器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形成普遍连接的互联网络,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神奇整合。借助“物联网”,人类能够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全新的网络新体验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趋势之八: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
未来10年,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善,将对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粮食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人口总量增加。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1亿左右,粮食工业和出口需求在政策调控下有望保持相对稳定,粮食需求的增长将在10%左右,需求刚性较强。
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供应至关重要,而科技进步对粮食单产的贡献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10年我国粮食增产将超过10%。但长远来看,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等因素影响,大幅增产的难度加大,我国粮食中长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未来10年应着眼于粮食安全的国际视角,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粮食安全观;着眼于我国丰富的食物资源,树立以谷物为中心、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观,最终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当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是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水平。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等,我国粮食总播种面积呈下降趋势,但随着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加大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作物单产水平却不断上升。2008年我国粮食单产提高对总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81%。预计到2020年粮食单产年均增长1.13%。根据粮食安全战略目标规划,到2020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将稳定在15.5至16亿亩,粮食产量将达到5.7至5.9亿吨。若此期间,粮食单产能保持年均增长1.70%以上的较高水平,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将突破六亿吨关口,达到6.1至6.3亿吨,步入一个新台阶。
良种推广、化肥应用和提高机械化水平仍然是粮食增产的有效手段。良种将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首要因素,预计未来10年,小麦、玉米、水稻良种覆盖率将接近100%,大豆将提高到95%以上,良种因素可使粮食单产提高10%左右;化肥利用率将会不断提高,预计未来10年,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在10%左右;农业机械化可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和提高粮食单产,预计到2020年,我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将达到70%,实现主要作物关键环节生产机械化。
生态农业和转基因技术对未来10年我国粮食生产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生态农业作为一种可持续和环保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长期趋势,短期内还不会成为农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议也难以很快得出明确结论,因此主粮大规模转基因商业化种植仍将受到严格限制。
要保障未来10年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做到“四个确保”:确保粮食总产量持续稳步上升,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突破5.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400公斤;确保我国大宗谷物基本自给,大米、小麦和玉米的自给率保持在90%—95%,大豆自给率力争恢复到55%—60%,豆类、荞麦、谷子等小杂粮扩大出口;确保国家粮食储备规模保持在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25%—30%的水平上,小麦和稻谷的储备量分别保持在50%和25%左右;确保形成建全和完善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
趋势之九:资本市场趋于国际化
资本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本市场的份额和地位
未来10年,中国资本市场将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基本完成从“新兴加转轨”向成熟市场的过渡,初步形成完善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
我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大为拓展,股票、债券、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全面发展,市场层次更为丰富,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发展、提升,成为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未来10年,上海将跻身于国际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市场种类比较完备的金融中心,形成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OTC衍生品、产权交易等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创业板主战场在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将给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注入生机。
2020年,沪深市场市值将达到80—100万亿元人民币,比目前翻两番,上市公司数量有望从目前的1638家增加到5000家。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其中共同基金、信托基金、企业年金、保险基金和社保资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份额将占到90%左右。
届时债券市场规模将超过股票市场,可能会是股票市场规模的2至4倍,债券融资占国内金融机构部门融资的比重将从目前的10.8%提高到35%以上。
更多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将陆续推出,能源、金属、农粮畜牧产品等期货品种日趋完善。金融衍生品,如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债券期货和外汇期货也相继推出。
在我国资本市场广度和深度扩展的同时,其市场化改革到2020年也将基本完成。
市场各主体分工更加明确。一是市场在产品、交易工具、募集方式以及监管要求上,将具有可供投资者选择的多个层次。二是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能将从目前代替市场对发行人和投资者作实质性判断和审批,转变为完善各市场的监管规则并监督市场参与者执行。三是投资者可视其需要自主选择参与哪个金融市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监管部门决定其参与哪个市场以及如何参与。
未来10年,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将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两年之内,外国企业很可能有望获准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预计到2020年,上交所上市的境外公司比率将达15%左右,约为1000家左右,其中世界500强至少有50家;B股市场将有可能与A股合并;同时更多优秀的外国企业可以在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
随着资本流动限制的逐渐放松和外汇管制的不断改革,资金雄厚的机构投资者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预计到2020年,境外的机构投资者会成为上海、深圳等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中国大陆资本市场掌管投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
外国投资者将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国债将成为外国央行外汇储备资产的一部分,我国的企业债也将成为大型金融机构全球资产组合的组成部分。其次,人民币“外国债券”,即国外政府、企业在中国大陆发行以人民币为面值的债券,市场规模将越来越大。第三,到2020年在海外还将出现相当规模的人民币“欧洲债券”市场,我们认为中国香港最有可能成为人民币“欧洲债券”的主要市场,上海也将为人民币“欧洲债券”交易提供离岸市场服务。
趋势之十:城镇化率将接近六成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未来1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到八亿,城镇化率将接近60%。与发达国家普遍的80%的城镇化率仍有很大差距。
户籍制度将逐步开放,尤其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转移的主力。
计划生育政策将长期实行,因此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城镇人口增加与过去20多年一样,将主要来自农村人口的转移。
按户籍计算,我国目前城镇人口不到五亿,比常住人口少一亿多。这一亿多城镇常住人口属于“不完全迁移”,其特点是单身、短期流动,人在城市工作,其家庭、消费、权利行使和保障都在农村地区进行。这部分“不完全迁移”人员今后若得不到制度设计的保障,将成为中国社会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的配套公共服务的完善是大势所趋。预计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将加快,进一步清除农村进城务工劳动力在城市落户的体制和制度障碍。由此,今后10年我国实际城镇化率将从目前的约37%提高到42%以上。
但现有的户籍制度不可能完全取消,否则我国将出现其他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大规模贫民窟的现象。
由于户籍制度在大城市放开的阻力较大,而且如果就业环境允许,农民更愿意选择离家较近的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预计今后更多的资源将向中小城市分配,扩大其就业容纳能力,改善其生活环境,加强其公共服务水平,使这些城市的户籍制度有条件向进城务工人员彻底放开。
城市化进程将推动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加速增加,非农务工收入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目前约为40%,预计未来10年将提高到50%。考虑到相当一部分转移劳动力已经实现“完全迁移”,其收入增长将划归城市部分,因此原有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将比统计中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是;未来中国将逐渐探索出自己的经济模式并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通过对环境的掠夺和高强度的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在“低碳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一国际共识初步达成的背景下,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二氧化硫排放国、煤炭消费国和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一方面,在国际分工格局中,中国是世界工厂,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高,第三产业不发达,经济结构明显偏“重”;另一方面,中国在新能源技术、能效技术、碳汇技术等低碳技术领域创新水平总体上还比较弱,而且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推行低碳经济,我们也面临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但是,应当看到,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推动低碳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一是强大的国有部门是政府推行政策的强有力工具。一旦中央政府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意志确定下来,国有部门就会成为执行国家意志的直接手段。二是国家对经济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国家可以通过各种经济和金融工具,控制和影响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方向。中国未来在多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将助推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传统产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高新技术产业则被赋予更高期望,东盟这个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无疑将为中国未来的外贸形势增添发展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加大对非洲、拉美、中东欧和中东等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优化外贸的主体、商品、市场和贸易方式结构。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快。
眼下,最主要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由土地财政、房地产带动经济发展成为高附加值出口外贸经济。这个转变的过程需要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有极大的突破。但是你看,很多官员都能成为中科院的院士,你就能明白,转不了。而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然没有转变,土地出让金依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每年上万亿的金额。中央对地方已经失控了。中国经济必定会硬着陆。没人能改变这个趋势。
Ⅱ 中国经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有多强
(1)国家通过财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使人民生活有保障。财政在经济和社版会发展中发权挥着重要作用。(2)财政收入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是制约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经济发展及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增加财政收入是正确的;但如果不顾经济发展水平,不合理地安排国家、企业、个人收入的比例关系,片面强调增加财政收入,则会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最终也不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财政作用的发挥。(3)所以,必须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综合考虑,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基础上,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4)题目观点没有对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作具体分析,而简单地认为财政收入越多越好,因而是不准确的。
Ⅲ 地方债务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地方债务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一直承担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全国亏损的责任。从长期看,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各级政府在推动城市建设、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依然显著。地方基本建设所需资金数额庞大。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对投资增长至关重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依然需要政府举债的支持。
地方政府债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待这类问题重在规范,要从地方和银行两方面来规范与治理。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地方债务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首先,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地方政府融资运作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总体负债水平较高、资本金不足或资本金不实、偿债责任主体不明确等方面。改革方向应是推动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所形成的隐性负债向及时公开披露合规的显性负债转变。一是强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加强中央有关部门对地方债务的监控,根据地方GDP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确定债务规模,建立并完善地方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测体系,建立各级政府的责任制度和债务的偿还保障机制,建立地方政府融资额度和期限的授权制度。特别要加强地方人大的审查、监督作用。从远景看,为了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律约束,国家也应该考虑建立地方政府破产程序。二是完善信息披露要求。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能有效发挥外部力量对发行主体的监督和约束作用。除了披露基本经营信息以及基本财务信息外,尤其应对营利模式、资产注入情况、担保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等进行详细披露。同时,还应当督促发行主体的后续信息披露,尤其是对资产转移、重大资产重组等资产整合行为进行充分披露,加强债务存续期内的监管,并加大对信息披露不充分行为的惩罚。三是适度扩大发债规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应当成为改善地方政府负债模式的改革方向。与平台融资模式相比,该模式具有主体明确、高效透明、显性管理等优势。四是逐步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评级机制。地方债发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债务的风险保障机制。这就需要加入市场力量的评级制度,要让地方政府融资有透明度,有风险防范机制。
其次,探索新型融资模式。新型城镇化,不再是行政权力主导下的大范围布点和圈地运动,而理应是一条既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又能够很好汲取历史教训,且具有一定前瞻性的道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融资模式与经济转型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主要体现在:我国城镇化融资缺口较大,财政税收难以满足,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地方投融资平台不规范且债务风险较大。新时期我国城镇化融资亟待打破商业银行、地方政府与监管层三者的复杂博弈怪圈,不能仅仅依靠现有的银行贷款、城投债、信托贷款等资金来源渠道,还需要积极拓宽社会自有资金等融资渠道。这一方面需要国家出台税收等政策优惠措施,另一方面加强城镇化新型融资品种的创新力度,进一步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化领域。
最后,加强信贷管控。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市场化、专业化运作,为吸纳商业银行贷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近年来,随着地方建设投资高涨,各地投融资平台负债规模急剧膨胀,积累了大量问题和风险。多个投融资平台公司向不同银行借款,导致的负债信息模糊、总体过度授信等问题尤为突出。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特点,选择对接相应的地方融资平台,“有进有退、有保有压”,而非遍地开花。商业银行在开拓新业务领域中,应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地方政府融资深化所隐含的区域转移特征。同时,既要总结以往支持地方融资的经验,也要加大地方融资机制建设与融资工具创新,还要建立地方政府融资风险的监控与防范机制,确保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防范银行风险并举。
Ⅳ 2020中国“百强县”出炉,那些百强县都有哪些共性
近日,2020中国“百强县”出炉,迈入千亿GDP级别的县域达到33个,这些大强县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第一个就是工业厉害, 这些县市的工业在当地都是很厉害的,拿青岛的大县莱西来说,工业发展迅猛,以前是一个农业大县,现在的工业化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姜山镇,工业园区的发展效果喜人,在百强县中也属于一个亮点
百强县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独到之处,出口发展也是重要一环。
百强县以2%土地创造10%GDP,给其他地区的发展树立了模板,通过自己优化,产业升级等,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带动本地区经济腾飞,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这对于一个省市,无疑是巨大利好,当然,百强县之间也是存在着差距,东西部也是发展不平衡,对于这样的差距,大家有什么建议?
Ⅳ 中国的经济核心是什么中国发展重地是哪里
中国的经济核心有三点,在这里我以GDP的增长来给你分析:
【一、政治与经济结合 国家投资确保GDP高增长】
投资、出口和消费,被称为拉动中国GDP的三架马车。而投资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政府。虽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10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只能算得上是半市场化、半计划经济。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方向是由当地官员谋划,各地官员的业绩考核中,GDP发展的如何是重要考量目标。
在这种机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当地行政官员挂帅,人力、财力、物力层层响应,如各地大建工业园、大搞房地产,而这些都是带动GDP增长的重要力量。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粗放型的大投入和规模扩张,往往忽略了社会效率和利润,老百姓很难直接从中受益。
国家层面上,大搞基础建设,如投资两万亿大建高速铁路。而据专家测算,修铁路每投入一块钱,可以拉动产业链形成5.7元的GDP。而两万亿的投入,可以拉动11.4万亿的GDP。但是,从老百姓的层面讲,国家修铁路,除了增加部分就业,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未因此提高,相反要为比飞机票还要贵的高铁车票买单。而受益最大的可能是参与高铁建设的官员和商人。近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中纪委调查,而有媒体称其涉及高铁腐败,并传其受贿10亿元。
【二、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变现国家资源】
中国GDP高速增长的另一重原因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变现存量资源。
中国的13亿人口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中国出口商品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自廉价劳动力。出口使得大量外汇流入中国,贸易顺差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是,通过廉价劳动力而拉动经济的模式,虽然使国家变富,但底层劳动者的待遇却很低,富国的同时,并未富民。
此外,中国GDP的增长还建立在大量变现存量资源。中国的矿产、物产资源丰富,而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的存量资源被过度开发用于出口套现成外汇或者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以煤炭为例,中国的煤炭资源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中国的煤炭资源储量消耗速度却是世界最快。有报道称,辽宁的煤炭资源仅能维持20年开采。本来留给子孙后代的资源就这样为了拉动经济的发展被严重透支。再以稀土为例,多年来,中国以占世界37%的稀土储量为全球提供90%以上的稀土供应。在1996年至2009年间,中国的稀土储量减少了37%,仅剩2700万吨。即使在实行稀土出口配额紧缩的2010年,中国的稀土出口仍高达39813吨,超额31.6%。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拥有全球13%的稀土储量,俄罗斯拥有全球19%的稀土储量,而这两个国家的开采量均为零,他们所用的稀土全部依靠进口。
【三、房地产驱动GDP 透支百姓消费能力】
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架马车是消费。而很多中国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房地产提前透支。随着各级政府大搞土地财政,房价飞涨,房地产也早已成为驱动中国GDP增长的首要力量。但是,高房价透支了中国百姓的消费能力。一套房往往是榨干了小两口及双方父母共3个家庭。而房贷则使得买房人在今后长达20年的时间内要为还贷劳作。
高房价套牢了一批买房的百姓,而没有买房的百姓则要继续攒钱买房或者为教育、医疗这另外两大主要消费支出存钱。中国的富人们虽然有钱消费,但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对国外的GDP发展做贡献,全球的奢侈品中,有25%被中国的富人买走。
消费能够拉动GDP的增长,但中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出口和投资这另外两架马车拉动经济。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口受到到影响,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经济,而台湾更注重通过消费的形式拉动内需,当地政府直接向全体百姓每人发放了3600元消费券。
中国的发展重点在:【百姓增收,富民强国】
贫富分化严重就不用再说了,要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强国和富民的双重目标,中国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GDP的质量。
首先,需要将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拉动GDP增长转变为通过消费拉动投资,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其次,必须改变分配体制和方式。分配体制改革,不只是收入差距问题,而是所有制问题和特权问题。实现公平分配,自然能够带动消费结构变化,进而带动产业结构变化。第三,合理利用存量资源。中国是资源大国,但平均到13亿人民身上却是资源穷国,资源属于所有人民,国家不能为拉动GDP增长,纵容过度甚至破坏式的开发资源,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拉动经济增长。
强国之道在于富民,不能只重视GDP的增长而忽视富民,一个人民贫穷的国家,即使国家再富也只能是大而不强。正如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所建议,"十二五"期间,中国应重点关注如何解决富民、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
Ⅵ 土地财政就是透支未来,是最大经济杠杆
的确如此。
土地有稀缺性、有限性、不可替代性、永续性的自然特性。土回地永答续利用的相对性。土地作为人类的活动场所和生产资料,可以永续利用。但土地的这种永续利用是相对的,只有在利用中维持了土地的功能,才能实现永续利用。而土地财政由于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打破了土地继续作为人类生产资料这种永续性。因此说,土地财政是透支未来。
说土地财政是最大经济杠杆, 一是土地财政恶化了国民收入分配,抑制了民间投资;二是土地财政所形成的资金,以政府投资后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Ⅶ 如何评价土地财政问题
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干预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当前的房地产问题,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关注。首先要注意这样一个前提:老百姓要住房,这是需求方,而由于人口众多等现实国情,住房的需求量与人口数量是成正比的,有大量的需求就应该有充足的供应。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之后,需求方被迫接受相对单一的商品房供应渠道。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的确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大量中低收入者无法负担商品房的过高房价,而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相对滞后,供应严重不足,无法提供多元化的住房供应渠道,更导致了商品房价格的不断上涨……
其次,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也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房地产开发商通过银行获得资金,从地方政府手中拿到土地进行开发,卖地收入占据很多地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税收。越具有开发价值的核心地段,越能获得更高的收入,而面对巨大的升值利润,开发商亦不惜用重金拿下土地开发权,政府与开发商之间逐渐形成牢不可破的利益链条,在一系列的操作过程后,开发商拿到了土地通过开发攫取了利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最终却将形成的高房价转嫁到了购房者身上。
当然,高房价的形成还远远不止上述原因,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来看,三驾马车的比例严重失调,投资和出口比重过大,消费比重小,内需严重不足。而在投资领域,房地产行业带动上下游近百个产业的蓬勃发展,解决大批劳动力的就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较大,是中国经济1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外贸型出口遭受严重打击,大批出口型企业破产倒闭,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扩大内需,促进国内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稳定投资,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稳定发展。但是,作为经济增长支柱的房地产业虽遭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但在地方政府的救市政策和国务院刺激经济发展的四万亿投资的作用下,房地产行业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等待着实体经济的新一轮复苏。
市民社会的完善和发展,它以社会成员间的平等交换,自由,天然地抵抗着政治社会中可能存在的集权与专制,它以多元化的利益格局或利益集团勾起了世俗化,个体化为核心的民主实现机制。使得无论是私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的实现,都必须要通过平等交换通过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相互进行权衡与协商才能达到,市民社会在市场交换和利益实现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非政府组织,为有效地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组织基础。
由此可见,政府如果在公共决策领域能使市民社会有效的参与,在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和有关土地政策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引入公共决策机制。充分尊重和保障市民社会领域的个人利益,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地方经济的有效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建立健全市民社会领域的利益表达机制。以人为本,将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尚可有效改革土地财政弊病。
Ⅷ 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对宏观调控有何影响
日前,中国经济研究院发布我国23省份“土地财政依赖度排名”。报告显示,浙江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却最高。
其中陕西土地偿债规模631.86亿元,土地偿债在政府负责偿还责任债务中占比26.73%,依赖度在23省份中排第19位。业内认为,土地财政依赖症短期难改变,地方可通过引入民间资本、发行市政债券等来增加财源。
近20年来,城市建设、城市周边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快速发展,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却出现了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甚至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地方债务偿还主要渠道的现象,这被称为“土地财政依赖症”。
一、当前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已成为促进经济健康运行的必然要求。1996年我国经济“软着陆”的成功表明我们在政府宏观调控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形成了宏观调控体系。从实际操作情况看,这阶段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采取的主要手段是以利率、信货等为工具的货币紧缩政策,财政政策的使用也是以控制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服从于总量平衡的目标。因此,我国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金融政策一直在唱主角。本文认为,从我国经济成长所处的阶段和现状分析,结构失衡已成为经济运行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当前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应是结构平衡,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促进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唯有如此,才能巩固总量调控的成果,确保国民经济的快速成长。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结构是指重大经济结构,并且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结构平衡主要是指产业布局合理,各产业间比例协调,能形成优势互补,同时,结构平衡不是种动态平衡,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实现的平衡。
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及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从横向层面观察,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在一个国家经济存在两个部门即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和农村中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这两个部门在产值、技术水平、资金和就业比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从我国经济现状看,二元经济结构是相当明显的。我国的农业一直是个弱质产业,技术水平方面,存大大量的半机械化乃至手工劳动,生产工具仍然以人力、畜力为主,抗自然风险能力相当脆弱;农业就业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总劳力的805左右,但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一半弱;商品化程度低,农业部门相当大的产品和劳动力仍处于自然经济之中。但农业同时是个基础产业,不仅影响着城乡居民的口粮供应,而且还制约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规模。农村市场容量还直接影响工业品的销售。因此,这种“跛足式”的二元经济结构极大地制约着经济的成长。二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顽症,是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突出表现。当前,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表现在企业层次上,生产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如我国有汽车整车厂多达130家,超过全世界发达国家汽车厂总和,但基本上未达到规模经济;在行业层次上,不顾相关行业已经形成的能力,为求全而盲目延伸,如原料行业向加工方面扩展,加工行业向原料行业延伸;当然,最典型的是区域间结构趋同现象。据统计,截止去年4月,全国有20–30个省(区、市)都在生产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石油加工 、化纤等产品,并且技术柜子档次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种重复建设一则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二则失去了结构互补优势;三则导致过度竞争,使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抬头。
三是城乡同构。这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结构失衡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乡镇工业迅速崛起,工业产值占到了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解决了近1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离土不离乡”乡村工业化模式,可谓成绩巨大。但近期内,乡镇企业呈现发展势头减弱的趋势,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日益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乡村非农产业结构与整个国民经济非农产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同构性。资料分析表明,从产值构成上看,我国乡村的工业与建筑、交通、商业等第三产业在乡村总产值中的比重与城市基本持平。这种城乡产业的同构性加剧了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现在已经出现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争原料、争能源的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引起乡镇企业活力弱化,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降低。
从纵的维度看,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整体产业层次偏低:一是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设备落后。由于偏重铺新摊子,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投入,致使我国技术水平提高不快。据统计,我国技术装备大多处于60–70年代水平,工业设备近1/5已经老化,许多产业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依赖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小。二是产业结构层次低,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小,并且相当部分产业的产品质量差,附加值低。如我国煤炭、原油、发电量、钢、水泥、化纤等重要原材料产量已居世界前5名内,但由于加工深度浅、附加值低,工业增加值却排在世界第12位。三是效益水平低下,高能耗,低产出。如目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能源利用率只有30%左右。经济结构失衡的巨大危害性表明,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平衡是当务之急。此外,调整结构还出于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结构平衡是总量平衡的基础。就是说,欲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必须先理顺经济结构。我国的宏观经济学是在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基础形成的,而西方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目标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结构平衡不在其视野之内。因此,结构平衡应不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分歧。其实,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与我国实际是不适用的。从实际看,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虽然直接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然而以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总量失衡问题,“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并未从根 本上打破。所以,我们在宣布“软着陆”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还是不敢放松银根,当前实行的仍然是适度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因为,当前引起总量失控即通货膨胀的原因不在于供求总量失衡,供求总量失衡仅是其直接有现而已,而在于经济结构换衡。以1993年底以来的通货膨胀为例,就是在供求基本平衡的条件下,由少数商品特别是粮食结构性不足引发的。正是经济结构失衡特别是前面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是总量失衡的诱因。此其一。其二,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缺乏弹性的条件下,以利率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总量调控政策很难使供给与需求向均衡点自动进行。可见,建立在市场一价格机制基础上以增加有效需求为目的的东西宏观经济学不适用于市场体系发育迟缓,经济结构处于剧烈变动中的我国经济现状,以总量控制为主要目标是治标不治本,所以,经济结构平衡应是现阶段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二、宏观调控的难点:
第一,怎样处理好宏观调控与改革的关系。
比如,降低房价就必须改革土地财政制度,如果土地财政制度不改革,地价上升是必然趋势,地价、房价轮番上涨,形成恶性循环。如此这样,宏观调控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第二,怎样处理好总量政策和结构调整的关系。
中国很大的问题是结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的同时要解决就业,解决就业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解决就业主要是小微企业,但是总量政策,有些对小微企业没有用,降低不了信贷成本,甚至贷不到款。所以,我认为处理好总量政策和结构调整的关系是个难题。
第三,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加大流动性给我国带来的两难。
如果中国不同时加大流动性,不多发行货币,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加大,加大中国的出口成本,使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下降。但是如果加大货币发行,以平衡美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就会引起国内的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所以说这是个两难问题。
第四,对农产品的调控。
包括对供给、需求、价格、收益的调控。因为农产品的调控是个复杂问题,如果控制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益就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不控制的话,价格就会暴涨,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
三、经济结构失衡的成因。
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知道,经济结构是经济资源配置的结果,结构失衡正是经济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果,为剖析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必须从经济资源配置失调方面来寻求。
一是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我国是在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农业大国基础上进行工业化的,为了迅速缩短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采取的是一种优先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我国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追求的目标。由此,资源配置上就自然向工业向城市倾斜,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 产业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就是这种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之一。同时,赶超型发展战略追求的是发展速度,而最快捷的增长方式就是高投入,高数量的粗放经营,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的要求不可能在当时提,因此,这种追求数量增加和产值速度的发展战略只能造成低质量、低效益、低水平的产业层次。城乡同构现象的产生也是同理,只不过在时间上延后而已。并且,赶超型发展战略还是针对当虹业品匮乏的实情而提出的,这可以从对发展经济的目的表述中得到体现,即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带有鲜明的短缺经济时代的烙印。这就从观偏中指导思想上强化了外延扩张的增长方式
二是体制约束。体制约束可分为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约束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互相了系,互相强化。首先,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投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各级政府而不是企业是实质上的投资主体。政府投资的目的,如前所述,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不是为获得利润,因而注重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追求的是扩大投资规模,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投资的低效益就不是个别现象了。
三、实现结构平衡的原则和手段。
由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和成因可知,进行结构调整,实现结构平衡依据的原则必须是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市场导向原则说明了两点:一是实现结构平衡虽说是现阶段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总体上属一政府行为,但不能光靠行政手段,而应以经济手段为主。在结构调整中,政府应始终贯彻这个原则。二是结构调整必须结合体制转轨来进行。通过体制转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市场的培育,使资源按市场机制流动,为结构优化创造基础条件。为此,实现结构平衡的任务中内含体制转轨的要求。体制转轨和结构转换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中要着重解决的两大战略任务。
Ⅸ 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哪些
1、发展房地产业来可以拉动自内需,据不完全的统计,现在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每年可以拉动GDP2%左右。
2、房地产业的链长,可以带动家用电器、耐用品、住宅装修、家具、包括建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3、在实现城镇化的过程中,房地产业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年将近一千万农民进城需要解决衣食住行,住就需要房地产业解决。
4、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合并在一起,被称为经济发展的温度计,看房地产业就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情况,所以它的重要性,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发展重要性是无可比的。
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Ⅹ 古墓经济的分析言论
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人就热衷于挖祖坟翻古人。当年,因为诸葛亮的出生地,两个地区就争的不可开交,要在百年前,就会兵戎相见了。为什么这样热衷呢?无非就是一些地方寻求利益最大化在作怪,好借“翻死人挖祖坟”来搭台,进行所谓的经济唱戏,观众多少就不重要了,官员的政绩也是最享受的。利用炒作想走经济发展腾飞的捷径,说不准到头来可能是竹篮打水。 种种迹象表明,挖的不是坟,是在挖钱,炒作只是手段,利益才是目的!一个墓地就能每年带来4.2亿,很有为了征地埋下伏笔的味道?
2009年4月,因为在上诉书中写了5个“操”字,福田区法院以“其行为严重侮辱司法工作人员,故意践踏国家法律制度,严重妨碍了民事诉讼”为由,对陈书伟作出了拘留15天的决定。可见国人对“操”是多么的敏感。千年前“操”终于耐不住,要走出来发威了。外国人天天都在研究上月球奔火星,真是可笑,有那么多历史名人古迹不去开发利用来发展经济,浪费纳税人的银钱,做那些与我们地球人屁事无关的事儿,说明他们没有经济头脑,官员也没有发展前途。一个字:就是笨。
既然挖墓能够带动经济提升GDP,说明古人的尸骨对现代人的重要性。这样,考古专家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考古专家也疯狂。一个古曹操就能带来4.2亿的收入,那全国各地都来开发古墓经济,是即环保又节省自然资源天大好事,何乐而不为?笔者提个建议,下一步。我们就应该开发挖掘玉皇大帝、亚当夏娃、观音菩萨和如来、猪八戒、牛魔王、白骨精、黑熊怪、姜子牙、二郎神、潘金莲等等历史名人的坟茔,这都需要我们可爱的专家孜孜不倦舍精忘我的刻苦奋斗,以后,我们百姓生活和GDP的提升就靠你们了,拜托。你们快点干干吧,全中国人民在看着你们,时时刻刻都在苦盼傻等你们的喜报频频的传来。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绵延5000年,是迄今唯一未被外族同化或分化的文明古国。5000年来,我们不知有多少可以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秦皇汉武、三国两晋、宋齐梁陈、北东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下到民国,凡死了的人都有墓,有的墓还相当宏伟。至今要说我们挖了多少墓,没有人统计过,估计最多也超不过万分之一,可谓是挂一漏万,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被挖出的墓不是有多少。总之海着呢!
一个“曹操墓”的被发现(姑且算真)就可以为安阳每年带来上亿多元的经济收入,试想,无数的古墓全都挖掘,那将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收入啊?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仅从秦朝始皇开始,到清宣统皇帝为止,中国先后就有227位皇帝,如果每个皇帝墓能带来1亿元经济收入,全国每年仅皇帝墓就可以收入177亿元的经济收入,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收入啊!这里还不包括著名王爷、诸侯、辅相、重臣、文人等,如果这些人的墓全部挖掘出来,这将是多么巨额的经济收入啊!我估计,如果5000年来所有在历史上留下坟墓的皇帝、王侯、宰相、大臣、文人、志士的坟墓全部挖掘出来,并辟成博物馆,一年收入个几万亿元还是有可能的。何况这个坟墓经济一没有污染,二不浪费资源,三还可以弘扬中华文化,一本万利啊!
我不否认我们现在是一个一切呼唤创新的年代,一个“曹操墓”就带来这么大的经济收入,真是敢说敢干敢想,我也不知道这些专家们是如何计算的,反正可以发表一篇很长的论文。如此,我们还要其他经济干什么?就挖墓吧!我们现在一些人,也不知是发财心切,还是另有图谋,反正正在走入一个歪道,经济利益第一,发财致富第一,把老祖宗的墓挖得面目全非,大发古人之财。没有的就揑,就造新的古董;有的就挖,就糟,全不顾应该不应该。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年,在很多地方该保护的文化遗产不保护,不修缮的文物古迹不修缮,却一股劲地造假文物、假古董。而且常常因为一个名人,你争他斗,你抢他夺,互不相让。这些人真的是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和古代文明?别哄鬼了,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了,就是想发古人财。在这些人眼里,祖宗其实不值一钱,要不让人挖挖他家祖坟看看,不骂娘才怪!
在这里我倒真的不关心“曹操墓”的真伪,相反倒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赶快挖祖坟吧,这可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然会后悔的! 这也是一个群雄逐“鹿”的年代。继河南安阳出土“曹操墓”后,四川彭山也申请开挖莲花坝皇墓,期望能确认该墓为“刘备墓”。当年的逐鹿者如今纷纷被逐,只不过多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古墓经济”。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表面上看,发展“古墓经济”既能复活传统文化,又能促进地方经济,何乐而不为?但单纯为了地方利益、盲目上马的挖坟掘墓总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且不说有悖传统风俗和道德,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也断然不是好事。现在一拥而上的人多了,彼此反倒都没了顾忌。
中华文明历史长,名人多墓葬也多,这在一些地方官员的眼里就是宝藏。其实,曹操墓也好,刘备墓也罢,并非都需要刨出来验明正身,方便大家都来看个究竟。古代墓葬或许真能留下遗产、吸引猎奇,但也是一旦挖掘破坏便不可恢复的“易碎品”。作为地方政府,除了经济的算盘外,是不是该多想想文物保护呢!
有人说,我们要发展地方经济,还要出政绩,管不了那么多了,眼前有利可图就行。一些地方政府扩大影响、发展经济的雄心,从来毋庸置疑。更何况古墓经济本小利大,既不用做复杂的规划,又无须搞技术创新,可谓省钱省心。墓葬的背后,有人看到了金钱,有人看到了官帽,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大家尽可以各取所需。
挖的人多了,“古墓”也就成了“经济”。这也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一如热得发烫的土地财政那样。一些地方政府弘扬文化浸染了太多的利益诉求,经济发展又过于倚重历史遗迹,纠缠在一起,文化弘扬没有了文化的味道,经济发展也失去了核心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既辱没了文化,又毁掉了经济。
要发展地方经济,图省事、想一劳永逸是行不通的。当今世界,早已不是靠一点历史遗产或者噱头就能坐享其成的。大搞“古墓丽影”或许能圈钱于一时,却可能错失发展其他产业的良机,捡起芝麻反倒丢了西瓜。美国从18世纪的殖民地逐渐发展成为今日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靠的可不是“华盛顿墓”,而在于技术革新和知识产权的双重激励。看看当前的新经济形态,哪一个不是建立在知识创新和技术革新的基石之上的。未来科技日新月异,一些人却还老盯着古墓打主意,难道还想继续八亿件衬衣换一架空中客车的买卖不成?
当前,金融危机阴影尚未消散,我国经济倚重消耗、缺乏创新的结构性问题却愈发突显。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经济增长须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寄望于“古墓”的人们恐怕得赶紧醒醒,真要弘扬传统文化、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古墓经济”的魅影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