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发展相当的是

『壹』 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相当于世界上的哪些国家

日本，韩国

『贰』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何区别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有无区别,经济学家各有各的看法.有的把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有的似乎在应当用“发展”一词的地方却使用了“增长”一词,有的则在指出它们的某些区别时,又说这两个词可以交换使用.例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雷诺兹就认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可视为“互相替代使用的两个名词”.不过,在传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一般是将经济发展定义为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 其实,从现有人类社会的实践看来,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作为范畴的区分是必要的；对于某一个具体国家的特定时期或以增长为主,或以发展为主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企图将二者截然割裂开来,并认为增长只属于发达国家,而发展只属于发展中国家,则是不可取的. 因此,有相当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是不赞同传统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的,即认为增长问题只属发达国家,发展问题只属发展中国家.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C．P．)和赫里克(Herrick,B．)在谈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就曾说过：“在通常使用中包含的意思和在行文中明确表明的意思是,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的变革.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同时还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经济发展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投入分布的改变”.但与传统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在其所有方面关联着所有国家,并非只是穷国而已”.又说,“很难设想没有增长的发展”.有鉴于此,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进一步指出：“功能的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包含规模的变化”.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虽然都追求个人所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但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经济发展着眼长期而不是短期.在短期内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农业则更是如此.农业可能因风调雨顺、天公作美等条件而求得一年内的快速增长,也可能因为突发的自然灾害而造成负经济增长.因此,短期生产的上升或下降不能作为测定发展的标准.第四,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来测定,但它忽视了国民生产总值所表明的价值是以什么方式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也不能说明就业状况、职业保障、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升迁机会以及保健、教育等情况.假如某个国家,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和个人所得增加,但生产成果绝大部分归少数人享用,其结果造成两极分化而不能愈合,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基尼系数增长,收入愈加不平等,这样的增长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pinggu.org/bbs/dispbbs.asp?boardid=54&id=76947

『叁』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美国什么年代

这个没复法类比。
很多东制西一句话两句话根本说不清楚。
单从经济和军事上来讲，保守估计我们相差美国至少二十年。
但这种东西它不是守恒的递进关系。
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在前进。
美国的发展也不是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在前进。
国力的消长很难用“差多少年”来说清楚。
可以说任何一个细微的决策，突破，和失误，都会打破这一平衡。
平衡一旦被打破，中国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变成70公里/每小时。
美国就可能在某一时刻变成75公里/每小时。
简单来讲，就是中美双方并不是匀速前进的。
然后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社会板结等问题，双方还会各自爆发出自己的问题和矛盾。
或多或少走点弯路。
在某些领域，落后的一方还会实现弯道超车，后来居上。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国家也一样。
所以不管相差多少年，它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肆』 目前哪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好

正确处理宏观调控总量目标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背景较为复杂，这就决定了政府在进行总量调控的同时，必须兼顾其他目标。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时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部门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重目标中进行有取舍的选择，否则会造成主要目标的模糊不清甚至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比如，本轮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以调整好的。如果把保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再比如，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初衷是稳定出口，但出口退税针对不同产品有降有升，被多个政府部门当做政府实现多重目标的工具：显性目标是优化产业结构、稳定汇率；隐性目标则是调整货币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多重目标之间可能相互掣肘、自相矛盾，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效果。从未来趋势看，宏观调控四大总量目标应该兼顾，但在宏观经济调整尚未见底、就业形势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保增长”和“保就业”应该置于更为优先的目标，而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则作为兼顾目标。在“保增长”和“保就业”两大目标中，应把“保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应重点向对就业带动作用大的部门倾斜，通过增加就业扩大消费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宏观管理的关系在本轮经济景气周期中，宏观调控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反复“偏热”，针对土地使用和生态环境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土和环保部门加入了宏观调控部门的行列。例如，前环保总局组织开展“环评风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督察等等。这些政策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提高投资项目质量的效果。但在经济下滑期，这些部门是不是需要配合调控主要目标而放松经济管理职能、放宽市场准入？显然，周期性的加强或放松土地、环保和行业准入政策是不适当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宏观调控”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的关系，把常规性经济管理职能与反周期的调控职能分开，把确需强化的部门经济管理职能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范围、方式与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新增政府投资项目比较多、比较集中的情况下，要按照中央有关部署，坚决杜绝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两高一资”项目死灰复燃。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行之有效的一些经验做法，使之及时制度化、法制化。不能把市场准入等经济管理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混为一谈，防止在采取宽松调控政策的同时降低环保、能耗等市场准入门槛，使“十一五”前3年来之不易的节能减排成果毁于一旦。要把扩大内需与调整结构结合起来，通过改革创新，在不断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正确处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我国宏观调控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调节工具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地方财政体制与市场经济还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行政手段客观上发挥了对宏观调控的协助和配合作用。本轮在控制投资过度扩张、土地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甚至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行政手段往往见效快，反弹也快，甚至还会对现行体制造成路径依赖(尤其是土地、环境保护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过多使用对加快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在未来的宏观调控中应更好地处理好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之间的矛盾，要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重点发挥经济手段调控的作用。为了尽量减少宏观调控中过多地依赖行政手段，今后在解决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企业、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应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立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规范重点行业的环保标准、安全标准、能耗水耗标准和产品技术质量标准，并且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这些标准的实施，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打击假冒伪劣，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有序竞争。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同时，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但一些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体制和机制问题仍未解决，尤其是能源、土地、资金等一些重要资源要素价格长期偏低，由此导致“三过”(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资过多、外贸顺差过大)问题突出，内外经济不平衡矛盾加剧。总结本轮调控所采取的措施，大体可归纳为“五管齐下”，即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项目、管住环保、管住能耗。其中除信贷和项目分属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其他三项实际上都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由于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而导致的要素和资源被滥用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深化改革的范畴，试图用宏观调控手段解决本应该由改革解决的问题，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宏观调控只能缓解一时的矛盾，但是不能从建立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上来解决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是，保增长、扩内需必须要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不能继续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粗放式增长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因此，要抓住当前国际国内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继续深化财政、金融、外汇管理、收入分配体制以及能源等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改革来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结构的改善，建立一个完善的体制和机制。要认真研究和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其教训值得引起我们认真的吸取和反思。一是长期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然会埋下资产泡沫的隐患。二是稳定物价既要盯住CPI，又要关注资产价格。虽然房价和股价属于资产价格不计入消费价格指数，但房价、股价交互上涨必然会传导到消费物价，不利于物价总水平的稳定。尤其严重的是，当房价和社会最终购买力严重脱节、股价和公司的基本面严重脱节时，资产泡沫就会破灭，最终会拖累实体经济，进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动荡。三是应该对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进行认真反思。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冲击就是造成出口大幅下降，由此导致经济急速下滑、沿海大量外向型企业停产、倒闭，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新全球化格局下，中国以巨大的贸易优势，使出口持续数年保持高增长，由此引来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最终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诱发了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美国次贷危机教训表明，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机构过度涉及该行业将造成巨大风险。目前中国银行体系直接涉及房屋贷款的程度远高于美国金融机构，且风险高度集中。而且中国把房地产作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定位严重影响了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超额利润使过多的“非地产”行业纷纷涉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削弱了中国产业长期发展的后劲。出口和房地产是拉动新一轮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必须尽快转变过分依赖外需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模式，向积极扩大内需、通过内需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和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新中国60年的伟大历程，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线，那么前30年是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情和智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艰辛探索的30年；后30年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锐意改革进取，获得伟大成功的30年。这两个30年的继承与融合，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体制，并使之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所面对的是—个经历了帝国主义残酷野蛮掠夺和10多年战争烽火摧残的中国，神州大地百孔千疮、民不聊生、一穷二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政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我们党及时果断地实施迅速恢复经济的方针，在农村尽快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的企业；集中我们自己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政机关、部队、团体经营的企业；接收了苏联无偿移交的在华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征用了它们在华的部分资产和企业，将所有这些通过民主改革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同时，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加强市场控制，平抑物价；加强对外贸易的管制和保护；建立独立自主的外汇经营管理制度。通过这些举措，人民政府基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全局，初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3年时间，基本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从1953年至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年均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改善。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上，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系。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在经济体制方面，强调了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调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是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在政策放宽以后，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很快，促进了生产，扩大了就业，增添了国民经济的活力。1957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水平。当形势好转以后，很多领导干部开始头脑发热，“大跃进”运动开始，“共产风”盛行。此后，为纠正“共产风”的作法，中央提出并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到1965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工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这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0多年的探索，是极不平凡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各种压力，由于发展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由于缺乏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也有过不少失误，经历了不少曲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5年与1955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增长3倍，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得以建设和发展，农业机械增长6倍，农村用电增长70倍，高校毕业生增长4.9倍。科学技术成果突出。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特别是我们学习国外经验，但不照抄照搬，这一点非常宝贵。同时，我们在每次失误以后，都认真总结反思，总是注意针对具体实际，寻求解决法。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针对经济体制提出的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重视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强调市场的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等重要思想和理论，不仅在当时对纠正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我们在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对今后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指导意义。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热潮即在全国掀起。到1979年，安徽等省市的广大地区推行了“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四川德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由6个扩大到100个，并进一步扩大了自主的范围。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市场调节逐步被广泛使用，经济特区成功建立，对外开放不断深入，经济活力充分迸发出来。此间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第一步目标；“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改革目标由“计划经济”推向“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提出市场经济只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从思想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强调我们必须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从理论到体制的重大创新，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伟大创举。根据这个改革目标，我国全面推进了生产、流通、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住房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此后，党的很多重要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行发展和完善，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将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原则系统化、具体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要在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着重研究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二是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这就明确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全面开放的新目标。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不仅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而且回答了在经济运行实践中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三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作了科学总结,同时冷静分析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所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强调指出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当前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城乡差距、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等方面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要求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解决。近两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证明了党的十七大的正确判断。面对国内新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要研究处理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与创新。一是健全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公有制主体地位，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影响力、带动力和凝聚力上。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不断增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经济体制完善与创新的指导思想。我们的经济体制，就是要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出发，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要建立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和谐发展机制，要把优化结构作为改革发展的基础。三是完善宏观调控，引导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也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以把握经济规律为前提的发展的自觉性，来克服和疏导市场机制中的自发性，将市场机制的效率和功能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轨道。四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真正建立起一个有效利用“两种资源”、应对“两个市场”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实行全面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是必要的、正确的。只要我们善于利用机遇、规避风险，就能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推动世界的进步。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只是这个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殃及全世界罢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自身的应对机制，要关注民生，启动内需，转变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一个以摆脱美国金融霸权为目标，内部体制健全、机制灵活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有充分的救助和管理空间，能有效防范和严惩金融犯罪。总之，不断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之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运用两个30年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正确判断和把握当前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改革勇于创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伍』 国家经济发展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可以由多方面的指标来衡量，一般适用较多的是人均GDP、人均能源消费、农村人口比重、人口预期寿命、新生婴儿死亡率、识字率等。不同的组织还制定指标来衡量各种制度环境。 其中，比如“人口预期寿命”、“新生婴儿死亡率”能比较合理的反应出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状况，是广泛适用的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 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 1、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或一个季度）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劳务）的价值。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的总和，作为一个国家，叫作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地区，就叫地区生产总值。 与GDP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指标是GNP，也叫国民生产总值，是指国内居民（单位）在一个既定时期内获得的收入总值。两者的区别通俗一点解释：GDP包括了境外单位或居民在我国境内创造的价值，却不包括我国单位或居民在境外创造的价值；而GNP正好相反，它包括了我国单位或居民在国外创造的价值，却不包括境外单位或居民在我国境内创造的价值。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中，两者基本上是相等的，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两个数值是不同的。尽管在一些国家这个差别很小，那是因为总有一部分国内产值为外国人所有，而一部分外国的产值又为国内居民所有。 GDP是国际上比较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能从总体上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2004年，我国的GDP总量在世界排名第六，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后。2005年，我国的GDP总量为182321亿元。）但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它忽略了一些生态环境因素和社会方面的效益。这也就造成了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不惜以浪费大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正在研究神枪手的国民经济指标核算体系，引入“绿色GDP”的概念，现在这一指标体系已经初步确定。据北京市试点测算，剔除资源环境等因素之后，绿色GDP数值大约为原GDP的75%左右。 尽管现行的GDP核算方法有一定不足，但它也从总体上反映出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 2、人均GDP 人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最普遍的一个标准，一般地说，人均GDP高，社会福利水平也就高。国际上比较通行的标准为：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为贫困，达到400美元为温饱，达到800美元为小康，达到4000美元为富裕。按照这个标准，我国除贵州以外人均GDP都超过了800美元，也就是总体上都达到了小康水平（但不是全面的小康）。 人均GDP在衡量经济社会福利水平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它是按市场价格来计算的，往往与真实的社会价值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也忽略了资源、生态、环境等社会价值，这就需要引入“绿色GDP”。第二，经济福利水平取决于市场价格，不同国家的购买力也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引入“价格指数”。第三，人均GDP没有考虑到经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时人均GDP高的国家福利水平还可能低于人均GDP略低的国家，最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比如巴西、玻利维亚、阿根迁等，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有的达到5000美元，但由于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却是动荡不安，经济学界称其为“拉美陷阱”，这就需要引入“基尼系数”。 3、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用来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一个指标，它的数值在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表示收入分配越平均，0表示绝对平均，1表示绝对不平均。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关于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官方的说法是在0.4~0.45之间，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已经超过了0.5，总之已经超过了“正常”范围，这一点已经引起了高层的重视。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目前贫富差距较大，资料说，50个富豪的资产，就相当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就相当于全国9亿农民两年的总收入。 4、城乡居民收入 这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最为直接的指标。在城镇叫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叫农民人均纯收入。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很大。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最高的是上海18645元，最低的是青海8058元，相差10587元；辽宁省为9108元，排名13，低于全国平均线1385元；铁岭市为6526元，低于全省平均线2582元，低于全国平均线3967元，比全国最低的青海省还少153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全国平均为3255元；最高的也是上海8342元，最低的是贵州1877元，相差6465元；辽宁省为3690元，排名第九，高于全国平均线435元；铁岭市为3756元，分别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线66元和501元。再从城乡差距看（也许有不可比性），全国城乡差为7238元，辽宁省相差5418元，铁岭市相差2770元。 5、恩格尔系数 它是世界上比较通用的衡量国民生活质量的一个指标。它是指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比例。通用的标准为：恩格尔系数高于60%为贫困，60%~50%之间为温饱，50%~40%为小康，40%~3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2005年，全国城镇为38.5%，农村为41.9%，城镇最低的是重庆和内蒙古31.4%，最高的是西藏53.9%，农村最低的是北京32.8%，最高的是西藏60.3%；辽宁城镇为38.8%，农村为41.6%。 其他不重要

『陆』 国际贸易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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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撰著的《2003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一书，已由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李晓西主持的商务部（原外经贸部）委托的重点研究课题的成果。作者沿用世界银行发布研究报告时数据前移两年的惯例，对截至2001年底的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测度，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该书的突出特色表现在：
第一，客观确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并对中国市场经济现状进行了评估。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规定性，但它又是以丰富多彩的现象表现出来的。各国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的形式甚至部分内容也必然不尽相同。我们既不能因差异而否定市场经济标准的客观存在，也不能把市场经济标准绝对化、简单化。该书从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借鉴美国、欧盟、加拿大反倾销对市场经济标准的法律规定，得出了5条带有共性的市场经济标准。第一，政府行为规范化，即资源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使用和定价由市场决定，政府尊重和保护经济主体在经营方面的自主权，对企业公平对待。第二，经济主体自由化，即企业产销活动的行为是市场化的。第三，生产要素市场化，即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第四，贸易环境公平化，即市场交易活动是自由的，市场基础设施、市场立法和司法健全。第五，金融参数合理化，即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形成，企业换汇及存汇方式有自主权等。
对照这五条标准，该书认为，从政府作用上看，中国的政府职能已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从企业权利与行为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非国有经济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从投入要素看，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建立，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从贸易环境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自由交易的机制正在形成，中介组织的发展明显加快，市场的管理与监督不断改善与加强。从金融参数看，我国正在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利率正在市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正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第二，全面评估中国市场经济的量化程度。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反倾销调查确定产品倾销幅度时的一个重要概念，因此，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对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做出明确的量化认定已成为当务之急。该书借鉴国际测度思路和方法，测算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到2001年底已达到69％，认为中国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一些国家所说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柒』 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一方面，这对中国有利:

1、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经历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转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2、人民的生活已经实现了从贫困到总体福祉的历史性跨越，并且正在朝着总体福祉的目标前进。

3、经济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从不平衡向相对平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显著增强。

4、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由弱到强，跨越式发展，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对国家不利:

1、能源消耗严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传统的煤炭资源开发模式不仅浪费资源，而且造成环境污染，降低企业经济效益，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2、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和法律法规的挑战。(二)城市化进程中乱占耕地现象严重，造成城市土地占用过度扩张而造成的农田破坏和占用；城市化、重建和拆迁过程中政府控制不力，导致许多城市发生违法建设，获得国家补偿极为普遍。

3、各种收入差距仍在扩大(社会矛盾正在加剧)。

4、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表现为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规模大而薄弱、服务业发展滞后)。主要由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根本变化)。

(7)国家经济发展相当的是扩展阅读：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

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中国耀眼的经济发展成就基础上的。从数量规模上看，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而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高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国近40年的经济增长确实称得上是一大奇迹。

从人均GDP水平的角度看，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人民币，仅为同期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是当时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而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59660元人民币（近8800美元），已经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从社会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在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科教文卫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诸多辉煌成就。

三、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以碳排放减少为例，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7年度报告》，最近十年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了将近41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显然，中国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转型升级已经初显成效。

『捌』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1、自然因素：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在人类生产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和构成及其分布状况，对经济发展关系极大。

2、人口数量：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发展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相适应。

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一定的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适当的人口增长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人作为生产者又是有条件的，不仅要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还要受年龄、体质和技能的限制。

3、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文化教育：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人力投资实现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教育是对人的智力投资，是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的各种途径中最重要的途径。

(8)国家经济发展相当的是扩展阅读：

经济发展的财富增长体现在国民生产总值，费用与时间在流通、管理、服务等环节的分配与效率直接影响生产的质量与效率；因而，管理、服务与流通等环节越是精简、廉洁和有效率，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

生产要素变化包括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既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还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包括三层含义：

1.经济量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它构成了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2.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的变化；

3.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

经济发展是通过经济结构的改进和优化、经济质量的改善和提高达到经济量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