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富二代应该接管家族企业吗
现在国内对于家族企业第二代的去向一直担忧，第一代企业家希望孩子接班，但是第二代希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第一代企业家不放心交给别人管理，而第二代认为海外家族企业普遍是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第二代最关键的还是想要摆脱依靠家族的影响力，想证明自己不是类似啃老族，而是想证明自己离开家族企业也是能够有能力创出一番事业来的。有的第二代想通过别的行业、企业的经验，来丰富家族企业。有的第二代想多学点别的行业知识，将来一旦接班了，就变成没有机会接触外界行业的直接经验了。富二代的64%人群得到最好的海外教育，46%选择自己创业，30%选择受聘，86%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笔者认为，富二代不选择接管家族企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依据如下。 实际上，第一代企业家发家之后，基本上都给子女进行了很好的学习，本科、留学、商学院、管理学院等等，基本上是不缺的。有的企业家第一代还给孩子们进行各种研修班、金融班培训，比如投资、艺术、礼仪等，还邀请一些成功接班者来给学员分享经验。但是，这些并没有告诉富二代如何把家族企业进行升级换代，或者说该如果突破家族企业的经营思路，虽然学了一些国际商学院管理经验，懂得制度管人与家长制管人的差异性。但是对于企业是生存在与各行各业打交道的道路中，生存在国内外央行、财政等政策的打交道之中，生存在汇率风险、利率风险、收入、债务、经济增长增速、关税、企业税、配套产业、品牌等活生生的经济环境中，并没有很好的认识，这些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课题。但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只研究单个行业，或者仅仅研究国内经济，或者仅仅研究国际经济，或者研究企业的某一个方面比如上市、内部管理、外贸、质量、商标、文化、人力资源、融资、投资、股权、董事会组织改革等等。但是这些并没有涉及本企业行业、国内外经济政策大环境、与各行各业的相互影响、与跨地域经济市场的影响等等，所以，把企业当成真空中生存发展了。 企业海外投资最大的风险是汇率风险，许多企业海外投资就败在这里，中铝收购力拓就败在这里，股改专家张卫星炒黄金爆仓就败在这里，中航油新加坡对赌燃油巨亏也是败在这里。第二大风险是海外消费市场的风险，消费市场消费能力是上升、下降、持平？还是快速上升、快速下降？还是慢速上升、慢速下降？这些市场如果进一步细分，比如高收入低增长、高增长低收入、中增长中收入，比如一个城市的市中心和边缘消费能力不同，比如一个国家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消费能力不同，比如消费审美习惯、环境、文化、宗教等的特殊性的不同，只有与市场紧贴，才能没有风险，否则，变成投资就有风险了。第三大风险是经济增长趋势预测风险，企业家海外投资也好、并购也好、采购也好，都是通过企业家海外考察数十次或好几年，然后决定投资与否、并购与否，中国平安收购欧洲富通巨亏就是因为没有内部经济学家指导，变成盲目收购，这时世界经济衰退了，于是就败在这里。 很明显，汇率风险、消费市场风险、经济增长趋势风险是大的风险，而企业文化风险、资金链风险、整合消化风险是小的风险，国内外经济学家们、企业家们把海外投资风险看成文化风险，显然是忽略了大的风险，像太阳能产品销售到欧洲的企业家们都知道汇率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稍不注意不但白干，而且连利润率擦干还倒贴，于是他们通过买期权或套保方式，仅仅扳回汇率损失总额的20%，如果他们拥有欧美元汇率趋势预测专家指导，那么，他们在欧元汇率上的损失的70%可以捞回来，这说明，金融工具回避风险作用比较少，这些家族企业富二代也好、第一代企业家也好，国内央企、国企、民企也好，都无法了解欧美元趋势，连最基本的企业内部经济学研究机构都没有，所以，失败是家常便饭，即使弄对了，也并不代表常胜或胜率比较高，比如大连万达在商业地产上早期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但是没有门槛，变成大家模仿，造成过剩，现在已经失灵，王健林后续的五星级酒店连锁、百货连锁、影院连锁、国内十大文化旅游旗舰中心均显示出战略失灵，为什么？就是因为万达没有经济研究机构。哇哈哈宗庆后造饮料却进入零售业娃欧商场失败，台商郭台铭代工却进入零售业万马奔腾家电连锁失败，爱国者联盟进军欧洲失败，均是因为企业内部没有经济研究机构。 笔者认为，企业家成功仅仅是获得某行业的直接经验，而各行各业的间接经验是企业家无法获得的，这对企业家来讲无疑是盲人了，但是这些企业家们却频频在行业外狂投、豪投，以为自己成功了，所以普遍认为投资并不难，结果我们看到的却是，宗庆后、郭台铭、荣事达进入洗衣机、美菱冰箱的森林战略、国内钢企海外投资铁矿开采就亏损等的失败，一旦跨业，这些企业家比老百姓好不了多少，不过拥有巨资，于是进行补救，聘请对口的专家、机构、企业来进行介入管理。比如宗庆后与海外百货业巨头合作。实际上这是临时抱佛脚，因为企业内部缺乏专业的经济研究机构。 笔者认为，第一，研究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第二，研究企业本行业国内外趋势，第三，研究本企业的经济、管理、战略、技术、品牌等情况。把三者整合一体化研究，提供对企业有利的战略建议、融资建议、投资建议、采购建议、并购建议等等。三星今年第二季度为何打败苹果？三星90多亿美元利润，而苹果仅69亿美元利润，笔者认为，就是三星拥有经济研究院，而苹果没有，变成苹果技术研发是企业领导的个人推动，而非来自世界经济研究、行业研究、本企业研究后的理性推动。当然三星还没有做到最好，三星经济研究院成果仅仅是传递给三星高层参考，如果三星经济研究院主管进入三星高层管理者之一，那么，三星打败苹果的时间有可能就大大提早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家族企业富二代未必是接家族企业的好料，虽然学习了一点西方管理学、营销学、经济学，但是对于如何指导企业与各行各业、全球各国市场、同行企业的角斗并没有一个全局的战略，对于海外风险的认识被国内外管理学院、商学院、金融班的教授们误导，被国内外经济学家们误导，他们认为海外风险最大的是文化，看完了上文，你会觉得这是井底之蛙的视野，他们看不到汇率、消费市场、经济增长趋势才是最大的宏观经济风险，也是企业的最大风险。所以，企业建立自己的经济研究机构，聘请专家指导或坐镇，如此富二代才可以接管家族企业，回避风险。如果没有设立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专家指导或坐镇，那么富二代接管企业也没有多大意义，新希望刘永好邀请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教授陈春花担任六和联席董事长兼总经理协助女儿刘畅，笔者认为，如果不扩张，仅仅是企业内部管理，没问题，如果企业要对外投资、扩张、采购、外贸、并购等问题时，那么管理学教授就不能让企业回避外部的各种风险了。所以，刘永好这步棋意义不大。 作者简介：吴东华，商务部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中心顾问，预测欧美元趋势第一人，第一整合专家，印度经济专家，外贸专家，世界经济专家，创立“解购论”来淘汰“并购论”，提出第四驾马车来给中国各地政府和企业整合转型，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转型的第一导师。协助各地政府整合把脉，把脉企业投资风险，风险并非如国内外专家所言在于文化，而在于未来预测、多层次经营与否以及能否随机应变的整合。
② 我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模式
一、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文化特征
根据美国著名管理史学家钱德勒的定义，家族式企业是指“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层人员的选拔方面”[1]。在钱德勒的定义里，家族式企业具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经济含义，强调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归属；其二是非经济含义，或者说文化含义，强调特殊的人际关系（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及相应的观念和规范。这两方面含义相辅相成，将企业和家族这两个关键词有机融合在一起。基于此，人们不难理解，家族式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型组织形式，它既有经济组织的特征，又具备非经济组织的特征。就其作为一个有着正式制度安排的企业而言，家族式企业具有自己鲜明的经济特征，具体包括技术特征、产权特征和管理特征等；而就其作为一个扩大的家庭而言，家族式企业又是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集结，内嵌于特定文化传统之中的家族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恰恰是在企业正式契约停止的地方，开始它对交易的治理。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家族式企业的非经济特征或称文化特征，将它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区别开来。因而，对于我国家族式企业一般特征的刻画，必须从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开始，并兼顾文化特征和经济特征的融合。
我国家族式企业一方面深深植根于中国以家庭和血亲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之中，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家”是最核心、也是最有生命力的观念。人们对家和家族的认同大大超过对社会和各类其他正式社会组织的认同，家族血缘关系成为潜在的社会原则，家长是家族中必须绝对服从的权威。以此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家文化，它典型地具有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的特征[2]，以“己”和“家”为中心，外推出去，确立起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等级序列，这个序列是特殊主义取向的，不鼓励家族成员为家族以外的人或组织承担责任及共享权利，序列中的行事方式具有专断性和随意性，人们对未来的可预见性极低。虽然近代以来，中国的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建国后农村经历了一次次社会运动，强制性地斩断和淡化了农村中同宗族同姓氏人们之间基于血缘关系的认同意识，使社会人际关系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明显改变；但是，在社会变迁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以各种方式寻求对血缘群体（即宗族）的重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3]。
改革开放后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成长轨迹，既明白地显示了我国文化传统中家文化的印记，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传统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苏和重建的历程。一方面，家族式企业的文化特征是家的观念和企业观念并重，家业与企业一体化，家族成员有相同或相近的血缘关系，接受相同的家族文化熏陶，有着相同的家族价值观念和利益目标的追求，彼此之间存在天然的信任关系，明白企业的命运与家族的前途休戚相关。这种文化特征决定了家族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团结一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抗震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我国家族式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外部面临经济体制转型、社会规则变更的历史大背景，除了创业本身的艰难外，由于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使得“家”和家族关系成为企业最有价值的创业和发展资源，正如沈阳飞龙有限公司总裁姜伟所说：“企业创业初期，市场竞争激烈，风险大，除了家里人，没人愿跟着你冒险；其次是法制不健全，管理企业必须要可靠之人，除了家里人，其他人都很难让人放心[4]。”因而，家文化的复苏和重建自然就成为我国家族式企业创生和发展的伴生物。
一个以家文化为核心的“差序格局”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网络是某种在时间流程内相对稳定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式，其特征就是相互联系和互利，是社会关系与金钱交易的密切结合。网络恰恰体现了我国家族式企业文化特征的本质所在。雷丁曾揭示了华人企业家和组织行为的文化网络源泉，他关于华人企业组织行为的重要结论是“弱组织和强网络”。所谓弱组织指的是华人企业以家庭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强网络指的是华人企业之间以信誉为基础的联系具有长期稳定的特点。雷丁把家族式企业作为中华文化对经济行为影响的表现，并且认为家族式企业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相比是软弱的。但是这种家族式企业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是网络关系弥补了组织软弱的不足。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调节能力有限、社会规则不健全以及规范性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强网络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廉价组织资源[5]。但是，当情况发生变化，特别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信息的规范化程度将大大提高之后，家族式企业的强网络特征反而有可能成为其发展规范性正式组织形式的重要障碍因素。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曾将文化区分成“高文本文化”和“低文本文化”，前者是指社会中传播的信息是清晰和非人格化的，人们通过各种契约来规范各自的行为，其中所蕴涵的信息往往是书面的、正规的，可以轻易通过各种渠道传递而不会损失其中的信息含量，也就是以规范性信息为主；而在低文本文化中，人们更喜欢作含糊和间接的交流，而且信息交流较多依靠事先人们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经常是三言两语就能使对方明白，但是同样的这些信息交流对于外人来说则是非常含糊和不充分的，人们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来规范行为，即以非规范性信息为主[6]。当然，霍尔的文化分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它们实际上代表了社会文化的两种极端类型，而现实的文化总是处于这两个端点的中间某处，要么偏向于高文本一端，要么偏向于低文一端。因而，当人们说某某社会属于低文本文化时，实际上指的是它在霍尔的文化类型谱系上更偏向于低文本一端，而不是说其中就没有高文本的成分，反之，对于高文本文化也是一样。
无论高文本文化还是低文本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路径决定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但是，文明的进程和现代化的走向似乎指示着从低文本文化向高文本文化的演化道路，至少从低文本和高文本二者在社会文化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社会发展的结果是高文本的比重在日益提高。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程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社会文化“高文本”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文化特征也同样处于变化之中。无论是雷丁的“弱组织和强网络”还是霍尔的“高文本文化和低文本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这种文化特征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刻画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文化特征及其流变，而且以此为基础，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对于我国家族式企业经济特征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因为，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文化特征是理解我国家族式企业经济特征的钥匙。
二、我国家族式企业的经济特征
初始的创业环境和我国家族式企业所深植其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我国家族式企业的基本经济特征。总起来说，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企业产品结构简单、技术水平较低、产权相对清晰、组织结构扁平、管理成本较低、经营相对灵活、管理决策的随意性较大等。虽然伴随企业的不断成长，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家族式企业，尤其是已经上市的家族式企业，它们的经济特征已经越来越接近于现代企业制度所共有的特征，但是，由于受家族导向的文化特征的深刻影响，这些企业的经济特征仍不可避免地打上家族印记。具体地，我们可以从技术、产权和管理三个方面对我国家族式企业的经济特征进行分析。
（一）技术特征
家族式企业的技术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发展最初选择进入的产业对企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以及企业成长过程中技术创新程度和产业扩张状况，二是指企业人力资本拥有情况，特别是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拥有情况以及企业整体人员素质。
就我国家族式企业所选择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言，以私营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为例，根据浙江省工商联的调查统计，浙江省具有家族性质的私营企业所在的行业构成情况是：企业注册开业时，从事制造业的占66.6%，其次是商业餐钦业占8.1%，再次是社会服务、农林牧渔和建筑业，分别为5.8%、4.9%、3.6%，在文教体卫和科研技术领域发展的私营企业比例相对较低，而到1998年底，私营企业从事的主要行业仍然是制造业，从事房地产业和科研技术业的企业比例有所上升。（详见表1）这既体现了行业的竞争态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技术构成对企业后续发展所起的潜在决定作用。另外，企业的因定资产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如表2所示）
表1 浙江省私营企业从事的主要行业构成情况[7] 单位：%
附图
表2 浙江省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构成[7]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 〉20 20-50 50-100 100-500 500-1000 1000-5000 5000以上
比率 7.2 13.1 12.1 37.0 13.8 14.8 2.0
总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我国家族式企业主要选择进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不被社会看好的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第三产业获得迅速发展，其中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私营企业家选择进入这些朝阳产业。我国家族式企业创业之初的技术选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这种影响会日益彰显。
就我国家族式企业的人力资本构成而言，同样以浙江省为例，调查数据显示，到1998年底，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占全体员工的比率都低于10%，比企业注册时均有所下降，而且企业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拥有量加起来尚不足企业员工的1%（详见表3和表4）。
表3 浙江省私营企业人数及其构成[7]
附图
表4 浙江省私营企业员工中学历人员和职称拥有者的构成情况[7]
人才 研究生 大学生 大专生 中专生 高级 中级 初级
比率 0.035 0.97 2.26 3.53 0.36 1.63 3.52
技术水平对企业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从企业人员构成上，已经不难发现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技术力量薄弱，其结果必然是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依靠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技术力量不足、而又忽视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我国家族式企业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正如史玉柱在他撰写的“我的四大失误”中所言，“我没有把主业的技术创新放在重要位置，忽视了技术创新这一巨人电脑的生命线”。
（二）产权特征
一般而言，现代产权制度应包括产权清晰、产权结构多元化、产权可交易性、产权设置具有激励功能等基本要素。以此为参照，可以发现我国家族式企业的产权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产权的存量相对清晰而增量分割不清晰，因而产权设置缺乏调动积极性的功能；另一方面，产权结构比较单一，流动性和可交易性较差。这样的产权特征在我国家族式私营企业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成长。
我国大多数家族式企业的初始存量产权的设置是相对清晰的，但是，由于家族式企业普遍存在着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的情况，因此，伴随着企业的成长，在增量产权的分割上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晰，从而也就丧失了产权所应有的激励功能。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8]：
第一，出资人之间增量产权分割不清。这普遍存在于两个以上出资人所形成的私营企业中，出资人初始的资本存量是清晰的，但他们同时也是企业管理者，由于能力不同、岗位不同，贡献也就大不相同，但在增量的分割上却只考虑原有资本金存量的比例，很少考虑到人力资本的作用，股权结构并不随企业的成长而变化。这种增量产权的分割不清造成的产权激励弱化甚至丧失，是我国相当一部分家族式企业中途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出资人管理者与非出资人管理者之间增量产权分割不清。在大部分家族式私营企业，出资人管理者可以享有剩余索取权，参与企业的增量分配，而非出资人管理者只能享有劳动收入——工资。这使得非出资人管理者的积极性大受挫伤，这也是家族式企业难以聘到优秀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职工之间的增量产权分割不清。由于职工的累计履职年限、工作业绩没有考虑到分配中去，而只是单纯地按岗位分配或拿计件工资，这实际上是抹杀了职工对企业整体的连续性累积贡献，同样也属于增量产权分割不清。
上述三个方面的增量产权分割不清，在我国家族式私营企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果考虑到增量最后也会形成为企业的资本存量，那么，由于增量产权的分割不清最终也会导致存量产权的不清晰，从而严重抑制我国家族式企业所应有的产权效率。
另外，我国大多数家族式企业目前主要沿用单人业主制、合伙制等经营形式，其产权结构是单一主体，属于业主或家族所有自然人产权，基本上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同一、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状态。（详见表5）在企业初创阶段，产权结构的单一化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减少了经营上的制约因素，保证了经营方式的灵活性，提高了决策的机动性和敏捷度，且有利于技术、工艺和财务的保密。然而，伴随企业的成长和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单一化的产权结构，往往不利于社会资本顺利进入企业，特别是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阻断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源泉；而且，这种产权结构也缺少社会化的监督机制，使企业承担着过大的风险，不利于企业走向管理科学化的现代公司制。
表5 我国私营企业股东构成情况[9]股东名称 所占份额% 以何种情况投资入股私人股东： 约92私人业主 66 资金同性兄弟（2-3人） 14 资金异性兄弟（2-3人） 3 资金技术人员（2-3人） 3 赠送技术股管理人员（2-3人） 3 赠送管理股其他人员（若干） 3 集资入股城乡集体股份 2 资金或其他其它法人股份 2 资金或其他乡村、城镇政府 1 其他海外投资股份 1 其他其它 1 其他
（三）管理特征
我国家族式企业的管理特征集中体现在企业用人、管理权配置和决策方式上。从已有的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家族式企业的管理特征深受其文化特征的影响，家长和和家族网络是选用人才、配置管理权和进行决策的基础，可以说，“家庭化”管理是家族式企业最基本的管理特征。如表6和表7所示，我国家族式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50%以上来自家族和关系网络，而业主的已婚配偶和已成年子女也有相当比例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更具有代表性的是，管理人员的选用标准有70%以上是考虑“人情”方面的因素，而不是注重能力和技术（详见表8）。另外，表9也表明，家族式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和一般管理决定50%以上是由业主作出，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家族式企业管理和决策过程的非科学化倾向。
表6 我国私营企业员工进入企业渠道情况（单位%）[9]
附图
表7 我国私营企业内部管理中亲属任职情况（单位%）[9]
担任管理工作 负责购销
已婚业主配偶 50.5 9.8
已成年子女 20.3 13.8
表8 我国私营企业主对不同人员的选用标准（单位%）[9]
选用标准 老实可靠 关系密切可信 关系户 有技术 有关系网 其他
管理人员 32.2 43.1 0.8 21.8 1.0 1.0
技术人员 12.8 11.3 0.8 74.4 0.4 0.3
工人 65.7 10.8 4.6 15.5 1.9 1.5
表9 1997年被调查私营企业重大决策和一般管理决定产生的方式（单位%）[9]
经营决策 一般管理决定
业主本人 58.8 54.7
业主和主要管理者 29.7 34.5
业主和其他人 0.3 0.4
董事会 11.0 10.0
其他人 0.2 0.4
合计 100.0 100.0
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家族式企业要想生存和保持有效运作，在高层管理人员中，无论有多少位家庭成员，也无论他们多么出色，也至少要有一位非家族成员。很显然，德鲁克此语的潜在含义在于，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存在亲情代替规则的倾向，它会使企业选择管理和技术人才受到极大的局限。在一个缺乏内部管理和技术人才竞争机制的企业，它的未来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因而，对于我国家族式企业而言，改变目前以“家庭化”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管理特征，加强职业化、科学化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建设，利用规范化的组织理性的力量来弥补个人知识、能力和控制幅度的不足，就成为企业实现“二次创业”、走可持续成长道路的关键。
三、我国家族式企业的成长模式
我国家族式企业的创业模式大致相同，基本上都经历过一个由创业者及其家人或亲友靠自有资金、选择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白手起家的艰苦奋斗过程。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完成，当企业开始所谓“二次创业”，进入成长期时，不同的家族式企业由于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上的差异，它们所选择的成长模式却大不相同。考虑到经济特征对于企业成长的基础性制约作用，我们在已有文献分析和对浙江省部分家族式私营企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家族式企业在“二次创业”的成长过程中技术特征、产权特征和管理特征变化上的不同侧重点及其组合情况，总结出我国现阶段经济过渡时期家族式企业成长的四种模式，它们分别是：基于技术创新的成长模式、基于制度创新的成长模式、基于管理创新的成长模式和混合型成长模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种成长模式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说明的方便所进行的相对性区分。不同的成长模式只说明企业在“二次创业”的成长阶段相对来说比较侧重于某一类经济特征（如技术特征）的改变，而其他经济特征也并非不发生变化，只不过它们的变化处于相对从属地位而已，四种成长模式不能做绝对的理解。
（一）基于技术创新的成长模式
一般而言，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家族式企业在“一次创业”过程中所选择进入的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业或服务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也缺少自有品牌，企业自主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都不强。当企业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形成了一定规模之后，要想进一步拓展成长空间，提升市场竞争力，拥有自主技术能力、形成自主品牌的产品组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此时，很多家族式企业选择投资于技术创新、建立自主技术能力、改变企业技术特征，来作为“二次创业”的突破口，进入新的成长阶段。这种以改变企业技术特征为前提，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以及相应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带动制度和管理变革的企业成长模式，可以称之为基于技术创新的成长模式。这种成长模式的基本路径是：资本原始积累→技术创新→制度和管理创新→现代企业制度→成长空间的拓展。其特点是集中投资于新产品开发，以新产品进入新产业，以新产品创自有品牌，以引进人才和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带动企业制度和管理的全面创新，从而实现企业由家族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
基于技术创新的成长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浙江德力西集团。德力西集团在“二次创业”过程中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自主技术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以年销售总额的3%的资金为主，建立“德力西科技创新基金”，实行科技成果内部转让制，回补和扩大基金；并以此为突破口开展股份公司制改革、重组内部组织管理体系、构建市场营销网络；从而使企业开始从仿制技术向专利技术和高新技术发展，逐步实现低压电器和成套电气设备的电子化、智能化、组合化，产品的品牌认同度和市场竞争力大幅度提高。同时，伴随公司制改革和内部管理体系重组，职业经理队伍迅速扩大，家族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企业管理科学化程度大大提高。德力西集团在技术创新推动下顺利进入新的成长阶段[10]。
（二）基于制度创新的成长模式
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内涵是产权制度创新。我国大多数家族式企业的产权特征决定了这些企业要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必须跨过产权改革这个门槛。当企业选择以产权改革作为“二次创业”的突破口，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企业可持续成长时，也就是选择了基于制度创新的成长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乃至公众化，建立完善的董事会，完成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有效分离，在些基础上强化技术创新，加强内部管理，建立起科学化的决策和管理体系，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拓展成长空间。基于制度创新的成长模式的基本路径是：资本原始积累→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技术和管理创新→现代企业制度→成长空间的拓展。其特点是首先启动产权改革，以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吸引社会资本，带动企业内部管理变革和自主技术能力体系的构建，从而进入企业成长的新阶段。
浙江正泰集团“二次创业”过程中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经历了从合伙经营到引进外资、从集团化到股份制改造的发展历程，股权已经基本突破了家族式的制约。目前集团106名股东，有早期的创业者、被兼并企业的创业者、发挥重大作用的管理者和技术骨干，董事长南存辉的股权只占25%。产权结构多元化之后，正泰集团的内部管理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经验管理让位于科学管理，职业经理取代了家族网络；不仅如此，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得到高度重视，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额比例达到3%以上。目前正泰集团已开发新产品100多项，荣获国家专利10多项，大大提高了企业竞争力[11]。正泰集团选择了典型的基于制度创新的企业成长模式。
（三）基于管理创新的成长模式
我国家族式企业的管理特征集中体现在“家庭化”管理，企业决策权和控制权配置完全建立在家族网络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管理科学化进程，使企业的成长举步维艰。因而，突破“家庭化”管理的瓶颈也就自然成为许多家族式企业寻求“二次创业”的新起点。基于管理创新的成长模式强调首先打破“家庭化”管理范式，引进职业经理人，彻底改革内部管理体系，然后以此为契机推动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最终以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企业赢得新的发展空间，进入新的成长时期。这种成长模式的基本路径是：资本原始积累→管理创新→制度和技术创新→现代企业制度→成长空间的拓展。其特点是首先集中于管理投资，以引进职业经理人为前提，推动产权结构调整、内部管理体系变革和自主技术创新的开展，最终完成企业“二次创业”。
广东华帝公司的“二次创业”典型代表了基于管理创新的成长模式。1992年4月，邓新华等7人合伙创办了华帝燃气具有限公司，经过4年的创业发展，到1995年已基本完成资本积累，开始步入新的成长时期。此时，华帝公司选择了管理创新作为“二次创业”的突破口。1996-1997年，华帝开始大量引进专业人才，几乎将中层来了一次大换血，并考虑在高层聘用职业经理人。1997年7月，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拥有研发、销售、外企总经理经历的姚吉庆出任华帝销售部经理，使华帝的销售网络迅速遍及全国，1998年总产值比1997年增长近60%。1999年10月，华帝聘任姚吉庆为总经理，7位老板退居二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华帝公司由管理创新推动制度创新，进而为技术创新和企业可持续成长、为实现创行业一流品牌的创业梦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
（四）混合型成长模式
对于相当一部分家族式企业来说，其“二次创业”成长道路的选择并不是那么明显地以技术特征、或者产权特征、或者管理特征的变更为出发点，而是以这三方面特征中的两者或三者的某种程度的混合为起点，如首先变革技术特征和产权特征、或产权特征和管理特征、或技术特征和管理特征、或三方面特征同时改变。应该说，大多数家族式企业的成长模式都一定程度上带有混合型的特点。因为，家族式企业要真正将家族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有机融合在一起，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全面变革企业的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而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以及经济特征的技术、产权和管理三方面是相互连结、不可分割的，它们在企业成长变革过程中是联动的关系，改革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企业的技术、制度和管理创新具有组合联动的效应。混合型成长模式的特点在于，企业同时投资于技术、制度和管理的某两个或三个的组合，从而有效推进家族式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企业迅速步入成长的快车道。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混合型成长模式在我国家族式企业“二次创业”的成长模式选择中更具有普遍性。如天通集团、希望集团、万向集团、方太集团、太太药业等的成长道路，可以说都是混合型成长模式的典型例证。
③ 家族企业如何进一步发展
知道家族里什么人能做什么事，不因情感的因素做乱职位。
把外面的能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自然进一步发展。
④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家族企业在封建社会的产生与发展
1、1840年以前：封建家族政权统治时期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给自足和家族企业的孕育。传统中国社会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不管哪个王朝，其本质都是一个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控制着国家最高权力的家族政权。殷周时期的宗法式家族制度，族权同中央和地方政治是完全合而为一的。殷周之后，政权和族权虽出现分离，但魏晋以后，又出现了几姓大家族世代控制中央政权各个机构和州郡政权的局面。宋以后，由于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的瓦解，政权和族权进一步分离，可是由一姓或几姓大家族控制基层政权的现象则十分普遍。明清时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族长同时又是都约、保正的例子举不胜举。家族制度作为封建政权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在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封建家族政权基础的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在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一种生产技术，特别是手工业制作技艺，往往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产实践中首先提炼出来的，一般只允许在家庭或家族内部使用和传授。特别是明清时期，专门垄断一种生产技术而形成名牌产品的家庭手工业日渐增多，由于它们长期控制生产技术，所以其产品独占市场，经久不衰。如北京张氏的制笔，由于垄断了生产绝技，从宋元至明清，数百年间，久负盛名。在武汉有老通城的豆皮、四季美汤包等。这类一个家庭或家族独擅一技，专制一器的家族手工行业，在中国几乎遍地开花，各处都有。这些手工业作坊，经过多代家族成员生产技能和从业经验的长期积累，规模也有所扩大。典型的如起步于康熙八年(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在其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饱经沧桑，几经兴衰，由最初的小铺面、小作坊，逐渐发展为厂店兼营、自产自销的企业，不仅在中药行业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北京的工商业中也颇有名气。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几千年发达的家庭手工业之上却未能建立起现代工业经济，也未能造就出一批成型的家族企业。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形成企业组织赖以存在的市场经济条件。
2、1840至1949年：家族政权与外国入侵环境下家族企业萌动但举步维艰。从1840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记载着一部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近代中国历史。从文化进化角度看，这一时期也是西方文化(包括自由市场经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动荡激烈的变化过程中，阻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桎梏逐步融化以致于被打破，为自由交换而生产的家族企业开始萌动。
当家族企业从母体分裂出来的时候，它们不仅生命力异常脆弱，而且同封建家族政权与外国资本势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萌动于动荡环境中的家族企业，在其艰难成长过程中，也抓住了历史赋予它们的发展机遇。一是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的军用品与粮食普遍缺乏，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战争极大地刺激了中国面粉、铁、纺织、禽蛋等工业的发展。30二是文化抵制保住了一定的国内市场份额。“火柴大王”刘鸿生回忆说：“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购买国货。”
受上述有利因素的推动，狭缝中成长起来的家族企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荣氏家族企业为代表的大型家族企业。然而，长期的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和金融货币制度紊乱，信息不畅，使得家族企业发展困难重重。特别是家族政权统治势力的存在，典型代表为蒋宋孔陈四大官僚家族，采用压制、排挤和兼并手段，与民争利，使民营家族企业举步维艰。
另外，从1927年起，在革命根据地产生、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也有家族企业的经济成份。受当时“实用主义政策”的推动，革命根据地内家族企业充满生机活力，也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思想阻挠，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难于形成规模化的经济实体。
3、1949-1978年：“苏联模式”时期中国家族企业濒临绝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一五”时期，在“综合经济基础论”影响下，以民族工商业为代表的中国家族企业，有三五年左右与新兴国营工业和平共处，竞争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由于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在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中国家族企业和其所依存的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命运曲折，朝不保夕。在这一时期，不是家族企业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能否生存的问题。1953年至1956年，经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经济被国有化。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家族企业集团之一的荣氏家族企业，以及具有近300年发展历史的北京同仁堂等家族民营企业，一夜之间被公私合营。随后的20多年中，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典型而一直受到锲而不舍地批判和摧毁。这一时期，家族企业濒临绝境，能够有幸存在下来的企业以“地下经济”潜伏。
⑤ 家族演化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 经济史
84岁的索罗斯在达沃斯宣布退休，退出投资管理领域。这位传奇大师老了终于说出皇帝的新装-特别对投机于股票市场的人来说，记住他的这名言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投资家）附：疯狂的郁金香历史上第一次著名的投机狂热发生在17世纪的荷兰，投机对象不是股票、房地产，也不是荷兰油画，而是一种花卉－－郁金香。当第一车郁金香从君士坦丁堡运抵安特卫普时，这种阔叶的多年生球茎草本植物被认为具有重要的“传播知识和观赏艺术”的价值。欣赏和栽培郁金香不久成为时尚，并演变成投机风潮。稀有品种的花价没完没了的攀升，球茎越奇异越值钱。贵族、市民、农民、商人、海员、女佣，甚至扫烟囱的老师傅和老裁缝们都沉醉在郁金香的投机热潮中。所有的人都认为：人们对郁金香的狂热会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投机者都会跑到荷兰，以荷兰人开出的任何价格求购郁金香。那些起初认为价格不会上涨的人，看到亲戚朋友个个满载而归，无不捶胸顿足，懊恼不已。很少有荷兰人能抵制住这种诱惑。人们不惜拿家具、珠宝、地皮等东西来换取这小小的郁金香球茎，只因为后者更值钱。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1637年初，价格最终上升到令人不可思议的水平，开始大幅回落：1637年1月以20倍速度增长的郁金香球茎价格在2月以超过20倍的速度全面滑坡。政府出面救市也毫无作用，花价从悬崖上向下俯冲，最后其标价还不抵一个普通的洋葱。99％的人在劫难逃，整个荷兰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春去春来，郁金香依旧绚丽的绽放。密西西比骗局1716年，正当法国经济混乱、债台高筑、财政濒临崩溃之际，从苏格兰来了一个“财神”和“金融奇才”－－约翰.劳先生。法国皇室十分欣赏他以纸币辅助金属货币的计划，同意给他一些资本建立“劳氏公司”银行。这家银行发行的纸币用以支付国债，并根据特权可以随意购买和兑换，发行后价值也保持不变。这便使“劳氏纸币”被认为比经常因政府干预而贬值的金银更能保值。由于纸币要有硬通货支持，1717年劳先生又获取在北美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垄断开发特权。他声称那里“遍地黄金”，以此出售密西西比公司不断增发的股票。但是，出售股票所获得的资金并没有用来开采“遍地的黄金”，而是被皇室用来还债。公众被密西西比公司丰厚的利润前景所诱惑，申购新股的人要昼夜排队，甚至等上几星期。公司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有时几个小时就能涨20％。收购国债的钞票流入股市，股价暴涨又刺激了新股的发行。雪团越滚越大，整个法兰西沉浸在致富的狂热中，经济似乎也真的繁荣起来。1720年初，孔蒂亲王没能以满意的价格买到新股，一怒之下把装满三辆马车的纸币拉到劳氏银行兑换硬币。的人开始觉得黄金可能比纸币更好，加入到兑换的行列。由于银行缺乏足够的硬币，劳氏纸币在挤兑风潮中被宣布不可兑换，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在恐慌抛售中一落千丈。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南海上的泡沫1711年，英国牛津的哈利伯爵创建了南海公司。作为承接英国政府债务的回报，公司除了获得政府6％的“安全利率”之外，还赢得南海贸易垄断权和南美金银矿藏开采权。但这个宏伟计划似乎有意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当时仍称雄海上的西班牙声称对这些地区拥有垄断权。在人们渴望发财的狂热气氛下，南海公司垄断贸易徒有虚名这一事实没有人关心。公司股票价格从1720年1月的128英镑，上涨到3月的330英镑，6月的890英镑，7月的1000英镑。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人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变得这样的富有！受“南海效应”启发，许许多多的公司也纷纷推出各自据称可以带来“滚滚财源”的“新发明”，如永动机、新式肥皂、从黄瓜中抽取阳光以及“一个具有巨大优势但一时还没人能说清楚的项目”所有的股票都有人买，所有的股票都身价百倍。最终，南海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感到公司的股票价格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差距如此离谱，于是决定把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抛空。消息一泄漏，股价立刻下跌。不久，整个市场就因股价的一泻千里而处于极度恐慌中。政府官员为重树投资信心而付出的努力也不见成效。公众对市场的信心已经完全崩溃，无法挽回。无数公司的股票变成废纸一堆。“南海泡沫”危机中的大输家包括大名鼎鼎的天才科学家牛顿。事后他悲叹道：“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无法计算人群的疯狂行为。”美国的教训正因为自由和繁荣导致的贪婪与恐惧，美国人亲手导演了两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壮观的投机热潮和最惨重的崩盘。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美国经济充满了信心。正是这一乐观态度，促成了全国上下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热潮。这场投机热潮的最大中心地之一是佛罗里达。那儿气候宜人，人口增长速度快，导致住房供不应求，地价暴涨。全国各地的投资投机者都纷至沓来，希望得到好回报。银行宽松的贷款条件更是火上浇油，房价能在几周内翻一番。人们确信不动产市场绝对没有下跌的可能。虽然时间过了几百年，这一论调却几乎与荷兰人在为郁金香发狂时候的论调一样。跟所有的投机狂热相同，这场投机热潮最后也无可避免地走到了尽头。到1926年，市场供过于求，不动产价格开始不断下跌，投机者们只得割肉出局，进而引发了整个市场的崩溃。1928年，投机战场从佛罗里达转移到了曼哈顿。这次是华尔街唱了主角。股市投机几乎成为一项全民爱好，成千上万的人无心正业，股票交易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大资金、股票经纪人、咨询公司和上市公司联手操纵股价引诱公众上当的情况比比皆是。正当人们富贵梦正酣时，“晴天一声霹雳”，1929年10月28日，纽约股市爆发著名的“黑色星期二”，股指创下当日下跌12.82%的历史记录，拉开了特大经济危机的序幕。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们说：“股价没有反映出它们的真实价格，还应该再涨上去。”股市用下跌来回应。胡佛总统站出来说：“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是健康的，繁荣的。”，股市依然用下跌来回应。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从每股364.9美元跌到62.7美元，跌幅达82.8％。危机中，几千家银行倒闭，几万家企业关门，价值上亿的股票和几百万人的梦想随之灰飞烟灭。电子狂热20世纪60年代初，科技发展，电子时代来临，华尔街也迎来电子狂潮。当时所有上市的股票名称几乎都与“电子”沾边，根本不管公司的业务是否与电子工业有关系。人们也毫不关心公司究竟是生产何种产品，只要它们听起来和“电子”有关就会引来争购和狂炒。美国音乐协会，其经营的业务是上门向顾客推销留声机和唱片，为了上市，将公司名称改为“电子旋律”，该公司的股票发行价为每股2美元，一周后就上涨到14美元。一个有40年历史，生产鞋带的小公司，把“鞋带公司”改名为“电子硅片动能催化公司”，公司产品还是鞋带，股价却天翻地覆，直冲云霄。当公众沉醉于快速致富的梦想里而不能抵制任何诱惑时，就连“妈妈甜点”之类的糕点公司也不甘寂寞的投入到改名大军中，希望改名后会一夜暴富。“电子热”在1962年落下帏幕。争购狂潮变成抛售狂潮，股价一落千丈，许多巨富沦为乞丐。君子兰传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80年代，郁金香球茎的故事在中国重演。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市场上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各种产品丰富人们的生活，其中包括家庭花卉，君子兰就是最吸引人的一种。这种植物原产地是非洲，引入中国后，成为身份显赫，富贵家庭高贵和品味的象征。80年代，北方城市长春将君子兰作为市花，全市一半以上家庭开始种植君子兰。由于君子兰生长期需要好几年，因此供给无法跟上，市场需求便徒然上升，价格开始上涨。这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全国其他城市。许多个体投机者开始筹集资金，将市场上的君子兰一抢而空。很快，君子兰的价格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高度。开始，君子兰一般售价是每株100元，然后价格翻了2000倍，为每株200000元。这场投机热免不了会有同样的下场。君子兰还是君子兰，只是价格下跌了99％以上，令无数投机者血本无归。日本“气泡”破裂20世纪后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投机狂潮属于日本。二战后的几十年，日本人艰苦创业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国民的富有。80年代中期，不少日本人发现，炒股票和房地产来钱很快，“气泡”迅速弥漫。从1955年到1990年，日本不动产价格上涨了75倍多，股价上涨了100倍。人们的投机热情一浪高过一浪，根本不相信日本有限的土地价格会下跌，不相信股价会下跌。炒股成为日本大众生活的必需。日本最大的券商－－野村证券的股票市值就超过了全美国所有券商市值的总和。日本高尔夫场地的总价值达5000亿美元，是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价值总和的2倍。根据地产价格，日本只需要卖掉东京市，所获取的资金就足够买下全美地产；只要卖掉皇宫便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购买整个加利福尼亚。终于，政府认识到“泡沫经济”的危害，紧急刹车，调整利率，紧缩信贷，希望能把房地产价格涨势遏制住，让股市软着陆。但是局势已经不能控制了。日本的股市不是选择软着陆，而是彻底崩盘。1989年年底日经指数差不多40000点的水平，到1992年8月，指数就跌到14300点附近，并从此一蹶不振－－截止2002年11月29日，日经指数收盘为9215点。同时，房地产价格下跌了70％。互联网热潮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却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90年代后期，全球迎来互联网热潮。在“高科技，新技术”的口号下，每个人都相信“这一次真的不一样！”亚马逊书店和雅虎等互联网企业，其股价在一年内翻了10倍，没有人计算市盈率，也没有人关心企业是否会盈利。和60年代的电子狂热一样，只要企业改名，加上.com立刻就会吸引风险投资家的大笔资金和公众对股票的疯狂抢购。美国一家名为“音像网络”的小公司，业务是在网上传播各种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自90年代中期成立就持续亏损，在互联网热潮中把名字改成“广播.com”，股价马上身价百倍，从每股18美元上涨到每股74美元，然后进一步炒到每股300美元。大洋彼岸的中国股市也紧跟世界潮流，上百家公司纷纷宣布触网，改名，披上高科技的外衣，忙着挂羊头卖狗肉，上演一幕幕荒诞悲喜剧。也许是为了再一次验证金融市场也有万有引力定律，代表全球高科技的美国纳斯达克股指由2000年3月的5048点跌至今年10月的1000多点，共30个月跌幅达78.4%。无数投资、投机者的希望与热情，贪婪与梦想最终化为苦涩的回忆与泡影。为何人们总是健忘？为什么人们不会吸取以往惨痛的教训？在郁金香和互联网之间，是风动？是幡动？还是人类贪婪和恐惧的心在动？经济史学家说，人类的“金融记忆”是短暂的。可以肯定，人类的”泡沫史“还会继续不断地写下去。因此索罗斯说：“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⑥ 为什么说家族企业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因素
因而其存在有一抄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应该说家族制经营在私营企业初创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家族制经营管理模式促进根据欧美家族企业的兴衰而预言中国家族企业也将由盛而衰难免有武断之感。第二是特色论，即认为家族式组织管理模式是
⑦ 家族演化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
（一）家族企业的定义家族企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世界性经济现象。美国学者克林·盖尔西克等在《家族企业的繁衍》中指出：“世界范围内80%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其中既有世界著名的超级市场沃尔玛和投资界领袖富达投资公司，也有独守一隅的小杂货店。”(注1)一个企业是否称家族企业，是看其家族对企业的影响力，那种以一个或几个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作为组织核心，直接控制其所有权的企业组织，即可称为家族企业。但那种仅持有一定股份，家庭成员仅为股东，超脱企业经营之外，或企业名称仍为家庭名如摩根银行，实际上并不是家族企业。
美国哈佛大学致力于家族企业研究的学者唐纳利认为，同一个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这两代衍接的结果，使公司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且满足七个条件中的某一个或数个条件，即可构成家族企业。这七个条件是：
（1）家族成员借他与公司的关系，决定个人一生的事业；
（2）家族成员在公司的职务影响他人家族中的地位；
（3）家族成员以超乎财务的理由，认为其有责任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
（4）即使家族成员正式参与公司的管理，但他的行为却在反射这家公司的信誉；
（5）公司与家族的整体价值合而为一；
（6）现任或前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妻子或儿子位居董事；
（7）家族关系为决定继承经营管理权的关系。(注2)这种认识更重视家族成员由于非经济关系所导致的经济行为，而不是仅限于对所有权的控制。
⑧ 家族企业的非经济目标包括什么
企业根本就没有非经济目标这一说，谢谢。
家族企业的优势：
1、决策内迅捷，执行能力强 ；
2、利容益高度相关，有利于产生较佳的激励效果 ；
3、信任程度高，能有效降低企业组织费用；
4、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 ；
5、迅速集聚人才，降低企业成本；
6、沟通顺畅，决策迅速。
家族企业的缺点：
1、不易信任外来人，认知面有限，企业难以做大做强；
2、死守老一套，不能一时俱进，格局小；
3、专业人才少，规范化不足；
4、内部关系复杂，冲突处理困难。
⑨ 跪求一篇金融危机对浙江经济的影响论文
意大利模式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启示
内容摘要：从静态上看，意大利经济模式与我国浙江经济模式在资源、产品、企业、产业、市场、贸易、地区发展等众多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类似；从动态上看，两者又在经贸、投资等领域互动频繁。但两种经济模式在融入更为开放的世界经济大环境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缺点。本文选取了企业、产业等层面，分析了意大利经济模式与浙江经济模式之间的相似点，从而为在WTO平台上的浙江经济模式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浙江 意大利 中小家族企业 专业化产业区
本文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可以发现浙江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意大利模式相似程度极高，互动程度也极高。
两种经济模式的共同点
对于浙江经济的发展，本文可以标注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点。其一是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非国有、非公有的民营经济，使经济总量从全国排名第12位迅速上升至第4位，跻身于我国经济第一集团，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二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浙江是获利最大的省份之一。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与我国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深厚渊源和紧密联系的国家是意大利，从二战结束至今有两个在经济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间点同样值得关注。第一是1958年，意大利作为创始国之一加入欧盟，凭借自身优良的经商传统和自由贸易政策与欧盟提供的健康的制度环境和保障体系创造了“意大利经济奇迹”，GDP居世界第六位；第二是1999年，意大利作为欧元缔造国之一加入欧洲货币联盟，近年来，经济遭遇了“滑铁卢”，处于严重危机中。
从国与国的层面看，我国和意大利在经济方面的可比性和互动性远低于我国与美欧日或一些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地理的层面上，我国的“浙江模式”和“意大利模式”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总体来说，两种经济模式之间有两个最突出的共同点：中小家族企业和专业化产业区，另外在轻工业产品、出口贸易、资源、能源和原料匮乏，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房地产价格膨胀等方面也较相似。
家族企业分析
家族企业并不是意大利经济或者浙江经济的专利，世界上若干国家的著名品牌都是由家族创立和控制的，例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欧莱雅等等。意大利99%以上的企业由家族经营。浙江民营经济的绝大部分也是中小型家族企业，其数量占到了全省企业总数的98%以上，在全省GDP中的产出贡献也占到90%以上。但在开放经济中，家族企业开始遭遇守业难的危机。2004年轰动一时的“欧洲安然”意大利帕马拉特财务丑闻，暴露了家族企业几大致命弱点，这也是意大利和我国家族企业的共同弊端。
企业所有权拥有者倾向于将企业经营权约束在自己的掌握范围内。为了让家族成员享有最多财富和最多特权，在选拔范围的局限性会将精英人才拒之门外，而一旦这些精英人才加盟其竞争对手，将对自身生存造成巨大威胁。因为家族企业由内部人控股，信息披露颇为不透明。浙江民营中小企业大多是民间资本经原始积累自然演化而成的，多为个人（家庭）拥有或合伙的单一经营单位，企业内部以家族制为主，缺乏专业化、制度化的管理分工，组织结构封闭排外，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合理分离，无法满足WTO的要求。
家族企业具有“布登勃洛克效应”。这是指家族企业的第三代传人没有动力和能力，导致一种对投资和创新的保守态度，最后将企业带往下坡路。统计表明，意大利只有1/3的家族企业能够将家族生意成功地传给第二代，其中仅有13%能传给第三代。而目前浙江家族企业的经营者还多为第一代创始者，主要凭借经验管理，而没有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经历。以温州相关部门所做的一次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抽样调查为例：小学或小学以下占3.86%，初中占40.3%，高中占38%，大学专科占14.1%，大学本科及以上仅为3.1%。
家族企业力量薄弱导致成长缓慢。意大利有98%的公司属于中小家族企业，其中雇员不超过10人的中小企业占95%。在欧盟50家大企业的排行榜上，意大利企业仅有三家。意大利经济发展过分依赖于中小家族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显得底气不足。另外，据统计，浙江私营企业共有1853万户，居全国各省第二位，但户均注册资金仅为76.05万元，规模不大，扩张不快。
以上三个方面均为家族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所面临的困境。传统观点认为，家族企业只能在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部门和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生存，而当企业逐渐转为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并开始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时，所有权与经营权会逐步分离，职业经理人会取代企业创始人的家族成员担任管理职务，这样就会造成家族企业数量减少、影响力下降。现实情况其实不然，不少多元经营的跨国巨头也是家族企业。在这里应该区分两个概念：家族企业和家族化管理的民营企业。意大利的家族企业虽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但其中80%没有采用家族化管理，其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而我国的家族企业应该定义为家族化管理的民营企业，而不是这里所说的家族制企业。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家族企业视为由家庭牢牢控制的夫妻店，家族企业只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边缘性的作用。
即使是在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的当今，家族企业仍然具有许多优势，例如拥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更高的销售增长率，其杠杆比率比非家族企业小得多；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灵活性和效率；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珍视信任度和可靠性的环境中能够运行得更好；更是酝酿企业文化的肥沃土壤。所以以意大利家族企业成败兴衰为借鉴，浙江中小家族企业可采取如下措施加以改革：当务之急是进行民企两权分离；与此同时改变抵抗力和竞争力单薄的弱点，家族企业应该向经营规模大、品牌含量高的方向演变；还需要建立各自的行业组织，发挥组织、协调和咨询的作用。
专业化的产业区分析
两种经济模式的另一显著相似点，在于数量庞大的中小家族企业以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态聚集，以轻工业品和手工业品为主。迈克尔•波特认为，国家竞争力来自一些特色产业的优势，这些特色产业能够持续地向它国出口特色产品。以独具特色的传统行业见长的199个专业化产业区拥有相当多的著名品牌，支撑起意大利的经济实力和国家竞争力。与之相似，浙江宁波的服装、温州的皮鞋和打火机等，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庞大的市场。据统计，浙江专业化产业区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65%，共有154种形成区域特色的工业最终产品的产量居全国前三甲。作为区域经济微观模型的专业化产业区在开放经济中的优势更加凸现。
由于专业化产业区是共享性区域，众多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高度聚集使得知识、信息、技术这三种具有正外部性的无形要素能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扩散和传播。意大利产业区内企业之间的正和博弈使合作各方在信息获取和市场开拓上获益。浙江省专业化产业区内的企业集群也以最低成本分享信息反馈、营销环节、辅助服务等外部经济条件，以赢得规模优势。
同时，众多中小家族企业一方面在产业间配合，另一方面又在产业内竞争。从意大利单个企业自身来看，不管是大家族财团，还是中小家族企业，都不追求大而全，通过专业分工，优势互补。但上升到产业层面，大多数专业化产业都涵盖了最终产品、配料、专业机械和相关服务，产业关联极深，共享价值链。而同地区同产业内的各个企业，由于产品和市场的部分重叠，其竞争相当激烈。近距离的竞争使得每个企业的创新周期缩短，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升，价格定位趋于合理。
无论是意大利，还是我国的浙江省，专业化产业区都是逐渐形成的，因此，在中小企业群落中具有以地域为中心的乡土文化传统。从宏观上讲，各个地域保持独特的文化传统；从微观上讲，又存留有家族文化传统。这两个层面的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具有倍增效应的生产要素映射到企业和产业上，就是现代管理学所珍视的企业文化和产业文化。
专业化产业区适应区域经济战略，但这并非说现存的所有专业化产业区都必定能发挥正效应。意大利和浙江省传统的专业化产业区在开放经济大环境中都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挑战，某些曾经的优势变成了今天的劣势。
“意大利制造”和“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工艺并不复杂，较易被竞争对手模仿，一旦价格优势被取代，其传统地位会被动摇；并且两者又都面临在新兴产业方面落伍的不利形势。浙江的一批中小企业还热衷于快速模仿，过分重视产品本身的短期销路，轻视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的长期塑造。有的甚至把低价低质的价格竞争作为法宝，在国际市场上遭人唾弃，连累其它物美价廉的出口商品蒙受不白之冤。
专业化产业区里有众多中小企业参与同类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对于整个产业有许多贡献，但对于单个的企业来说，由于生产环节过于分散，很少能独立完成商品的整个工序，生产的产品单一，如果缺乏必要的应变机制，一旦某一环节出问题，会带来全盘的危机。
浙江省除了以专业化产业区为重要经济特征外，还以拥有4300多个专业化集贸市场而享有“市场大省”的美誉。商品交易市场数量多，种类全，成交额大，但还保留着传统小摊小贩的集贸市场格局。对于现代化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运用有限，距离实现电子商务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区域化市场与区域化产业不相匹配。
历数种种缺陷，现阶段要做的就是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对于产品技术创新问题，应该跳出思维局限，创新不仅仅是产品设计的革新，还可以反映在工艺过程、管理模式和营销方式上，通过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提高那些传统的低技术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要将专业化产业区的数量优势转为质量优势，不是简单地让众多中小企业在空间上无序聚集，而是通过竞争和配合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引发创新的外溢效应；不是单纯追求创造经济上的“航空母舰”，而是主张组织灵活而又强大的“联合舰队”。此外，专业化市场的升级要与专业化产业的革新保持步调一致，与家族企业改革一样，也要推动专业化商贸市场中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商品的交易市场应根据该商品的具体情况，引进降低交易成本，加快交易周期的技术。
除却静态的相似点，浙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路径也与意大利上世纪60、70年代的崛起有着动态拟合。因此意大利经济模式中的成功与失败值得我国企业密切关注。
加入WTO后，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欧元正式流通后，相对美元同样也升值了。这对于我国和欧元区国家的进口有利，但对于以出口贸易为主的意大利经济和浙江经济来说则是不小的冲击。同时，意大利又是受浙江制造的廉价产品冲击最厉害的欧元区国家。虽然传统的贸易往来前景不容乐观，但我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更鼓励两国企业互相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尤其是希望中小企业在进入对方市场时能直接与规模相当的地方中小企业对话。
意大利模式中的成与败是浙江模式谋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意大利经济与浙江经济的若干交集决定了它们将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上继续扮演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角色。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是WTO平台上浙江经济创造第二次奇迹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科司.意大利经济发展状况.全球科技经济了望, 2001（4）
2.刘友金，郭春梅，郭清林.入世与提高我国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相关资料：
http://www.wzdx.gov.cn/show_hdr.php?xname=5L80EV0&dname=OE98V31&xpos=59
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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