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当今中国面临的四大机遇、三大挑战是什么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当今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
一、 在世界格局中，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呈相对衰落之势，但它们在国际格局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仍具有较大的优势；它们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必将全力遏制中国崛起。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崛起，不可能采取昔日殖民列强的做法，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今天发展中国家不应也不可能走昔日列强崛起的老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是否爆发战争不以我们单方意志为转移。
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正确地说，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商品生产，存在着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一个不少；二是市场配置资源，而不是计划配置资源；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与全球经济接轨，世界市场遇到风浪，必然会波及这些国家；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公有制为主导，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劳资矛盾仍然存在。只要这五条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三、当前中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仍然较多，这些内部问题是中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⑵ 大学概论书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
截至2006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基本结束，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将为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创造新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同时影响发展的因素也在增多，特别是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内产业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概括来说，主要机遇和挑战有五点：
一是农产品出口有望实现快速增长，但农业受进口产品冲击的风险加大。目前，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包括园艺产品和水产品等）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虽受发达国家检验检疫标准制约，但出口增长潜力依然很大。2006年农产品出口220.2亿美元，居世界第五位。专家预测，2010年中国可能成为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业整体竞争力较弱，粮、棉、油、糖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难以与质优价廉的国外产品竞争。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随着关税、进口配额、国营贸易等进入门槛不断降低，农产品进口增速明显加快，自2004年起我国已连续三年成为农产品贸易逆差国。其中，部分大宗农产品进口持续快速增长，对国内产业已经构成了巨大压力。2006年进口大豆达2827万吨，约占国内消费量的2/3；进口棉花364万吨，同比增长41.6%，超出关税配额数量三倍以上；进口玉米7万吨，同比增长17倍。从各国发展经验看，经济越发展，农业越需要保护。目前我国农产品关税仅为15.2%，是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大大低于世界62%的平均水平。随着我国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劳动力成本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优势势必逐步下降，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劣势可能更加突出，届时我国农业将因缺乏足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而面临越来越大的进口压力，不仅逆差局面难以改变，而且粮食安全也可能受到挑战。
二是我国服务业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但短期内中资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范围逐步扩大，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的内外资企业都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利润增长点明显增加，分散风险的渠道也大大拓宽。一批有实力的内资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国内大型银行、保险、通信企业在港澳、欧美设立了大批分支机构，在境外上市的企业也与日俱增。过渡期结束后，市场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有利于我国服务业更好地利用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和专业管理经验，也有利于促进内资企业在竞争压力下加强管理和提升服务水平，是我国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契机。但从近期看，内资企业在资金实力、管理经验、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方面，与外资企业还存在明显差距，金融、商业企业在税收政策、经营政策上还存在不少劣势。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资企业将对中资企业的市场和人才形成争夺之势，外资的市场占有率将快速提升，而一些实力较弱的内资中小企业可能被迫退出市场。
三是出口总体有望实现稳定增长，但拓展国际市场的阻力加大。随着我国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和对外资开放领域的扩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潜力将继续释放，2007年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货物贸易国，2009年可能位居榜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我国已成为世界制成品的重要出口基地，客观上对一些国家的市场和相关产业构成一定压力，使一些人对我国发展存在疑虑和误解，一些人甚至视我国发展为威胁和挑战。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近年来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增加，而且贸易摩擦还逐步向知识产权、汇率政策乃至能源资源等领域延伸。1995年至2006年间，世贸组织各成员发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约3000起，而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高达530多起，使我国连续12年成为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许多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仍将面临不公正待遇。除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手段外，知识产权和各类标准也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出口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是进口将保持较大规模，但进口效益有待提高。2007年，我国关税水平降至9.8%，许可证、配额等非关税壁垒都已按承诺取消，汽车、石油等重要工业品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这都将有利于促进进口增长，进而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缓解贸易不平衡矛盾。但是，在现行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中，进口便利化水平提高后，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具有进口资格的企业过多，容易出现哄抬价格、越买越贵的现象，这几年铁矿石进口企业过多，大大影响了中国企业的进口定价权。根据承诺，石油和成品油市场的过渡期也将结束，非国营贸易份额将大幅增加，石油进口市场秩序存在隐忧。再如过渡期结束后，随着汽车进口许可证取消和关税下调至10%，许多外资企业纷纷调整经营战略，以直接进口整车和零件代替在中国投资办厂，加剧了国内汽车产大于销的矛盾，对自主品牌汽车发展形成一定压力。
五是我国将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一些成员对我开放市场要求过高。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已从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推动者。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已不再是看客。我国在农业谈判中提出了关税封顶和简化关税的具体建议，在非农谈判中贡献了"中国公式"，在规则谈判中提出了设立"立案评论期"的建议。这些建设性意见，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赏和尊重，而且维护了国家利益。过渡期结束后，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能够为多边经贸体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不少成员认为我已非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不同意中国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成员和新成员的双重优惠待遇，要求我国承担更大责任，一些要求超出了中国的承诺范围。一些成员还以我入世后主要产业未受冲击为由，要求我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进一步开放市场，为世界多边体系发展和各国共同发展多做贡献，这都会使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
总的看，过渡期结束，对我们依然是利大于弊。能否抓住扩大开放后的机遇，防范扩大开放后的风险，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战略决策和应对工作。
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重大系统性风险的防控有什么实际意义
实际意义：
1、帮助加快建立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
2、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加强监管的协调，提升监管的合力，加快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机构的风险处置
⑷ 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何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专，我们既要属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战略主动站，切实提高我们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⑸ 什么是团体寻求发展其风险管理能力所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非营利组织在应对各种社会风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发展各种非营利社会服务组织来减少人们的生活风险是现代社会福利发展的重要议题。在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中，加强它们的组织建设，研究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管理风险，对促进社会服务机构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非营利组织管理中的风险出发，针对我国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局限，探讨其运行过程中的管理难题，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为解决社会服务机构管理中的问题提供参考。
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把如何建立应对重大社会风险的社会机制，运用各种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来降低风险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冲击的问题提到重要位置来思考。从我国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影响来看，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也给面临转型的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工作机会减少，许多人失去工作收入而陷入需要救助的贫困中；另一方面则是福利资源减少而福利需求增加，导致整个社会福利供给压力增大。面对这样的情况，作为社会福利供给的重要组织载体，非营利组织如何发挥其社会福利资源筹集和分配功能，帮助那些遭遇金融危机冲击的人们避免或减少生活风险，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安全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组织管理议题。本文以非营利组织管理中的风险为视角，结合后金融危机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要求，针对我国社会服务机构发展的局限，研究它们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管理难题，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一、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及其风险
组织管理大师德鲁克在谈到非营利组织的特征时指出：“它们所做的工作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政府。企业提供的不外乎商品或服务，政府则进行调控。……非营利组织既不提供商品，也不实施调控，其‘产品’既不是一双鞋，也不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法规，而是‘经过改变的人类’。”① 因此，在许多人看来，管理总是和企业或政府的活动相联系的。而非营利组织是人类改造机构，如果谈管理的话，那就意味着企业行为或政府控制，这与非营利组织追求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及服务人群的宗旨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在德鲁克看来，作为担负特定使命和开展活动的组织，非营利组织更加需要管理。而管理对于非营利组织则有不同于企业经营和政府行为的特殊意义。“非营利组织自己明白需要学习如何使用管理这个工具，以免因不懂管理而使其发展受到制约；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管理以便能致力于实现使命。”②
一般地说，管理是指透过一系列的活动或过程，善用组织资源，以有效率与效能的方式达成组织的任务或目标。③ 换言之，管理是一个组织为使其成员协调有效地工作而开展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决策活动。对于非营利组织而言，管理活动不像企业那样只是围绕着利润或“经济效益”展开，也不像政府那样以政策调控或行政干预的方式去管理社会，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之道，靠的不是企业的经营手法，而是‘使命与领导’之道。因为每一项使命宣言，都必须反映机会、能力与投入感三项要素，否则将无法凝聚组织内的人力资源去做好该做的事。”④
具体地说，每个非营利组织肩上都承担着公众对它的信任，承担着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的责任。为承担起这一责任，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必须做到：
（1）应当明确地声明其使命和宗旨，阐明其服务对象的需求，并解释其项目是如何运作的、项目的成本是多少以及这些项目能带来什么好处。
（2）应当公开关于其管理、财务和运作方面的正确信息。其运作程序、过程和项目应当公开透明，并且符合其使命和宗旨。
（3）应当对其服务对象、支持者和整个社会负责任。
（4）应当积极实现其使命，代表大众的利益，做好管理工作，并且注重质量（参见温洛克非营利组织管理参考数据系列之八）。⑤
概括以上所述，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使命管理，但同时也是企业化的经营运作过程。从当代社会福利服务输送的新管理主义视角看，它涉及领导和决策、服务需求和投入、资源统筹、成本与效益等方面的管理，并且要求它们符合组织的使命和宗旨，体现了当代非营利组织管理目标的多元性。因而，“对非营利组织而言，除了自身必备良好的动机外，明确的使命、清晰的目标、正确的策略和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都为非营利组织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⑥ 这些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现代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复杂性——企业管理方式与承担社会责任并存、市场化运作和寻求公益与公正相交织，务实与创新、效率与效能并重。
台湾学者黄源协在概括福利服务输送的新管理主义思潮时指出：新公共管理运作模式的主要特征可归纳为：（1）引进企业管理的模式；（2）明确绩效的标准并量化指标；（3）强调买卖双方分离的准契约关系和准市场化的服务供给模式；（4）强调公共服务的去集体化和分散化，促进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5）强调服务使用者的选择权和发言权；（6）重视资源配置的纪律和节约；（7）降低政治决策对公共服务管理的直接干预。⑦ 在这种新管理主义思潮影响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发生了重大变革并面临更多的风险。其中：目标和意义的价值创造与绩效追求、社会责任的使命担当与契约式和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方式相结合的管理要求，不仅在创新管理方式上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且要求组织管理承担更多的使命风险、决策风险、筹资风险、资源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与效能⑧ 风险。
社会服务机构是非营利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福利发展和非营利组织的慈善功能发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非营利组织如何坚持并推进它的使命和宗旨、如何平衡其服务过程中的社会价值（公平）和组织目标（效率）追求的冲突，就成为它克服金融危机下管理风险的主要任务。
二、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局限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独特而曲折的道路。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由国家全部包揽的，社会福利事业基本上由政府包办，除了政府部门化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行政化的事业机构如红十字会承担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外，其它的社会服务职能全部归属政府各职能部门。以社会服务为主要责任的非营利组织发展滞后的状态，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开始发生改变。
从社会组织⑨ 发展经历的过程看，大致分为“社会组织兴起阶段”和“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和新的发展高潮阶段”。⑩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持续增加，公众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由“市场失灵”造成的分配不公问题显现，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民生问题日益突出，对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和社会服务体制创新提出了更为现实和紧迫的要求。同时，随着大陆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自身的发展更直接地表现为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11) 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各种公益性社会服务机构纷纷建立，并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见表1）。
据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1.4万个，比上年增长7.0％；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475.8万人，比上年增长4.2％；形成固定资产8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8.2％；各类费用支出964.8亿元，比上年增长7.2％；社会组织增加值为372.4亿元，比上年增长21.1％，占各类民政管理单位增加值比重22.6％，占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0.31％。接收社会捐赠77.3亿元，接收捐赠实物折价26.1亿元。其中基金会1597个，比上年增长19.2％；公募基金会943个，非公募基金会643个。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133个，其中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53.6亿元，接收捐赠实物折价17.1亿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组织网——统计数据，2009年8月3日）。
此外，在对外开放政策引导下，大量港澳台地区和外国的非营利组织进入大陆，它们无论在专业性、资金还是管理方面都显示出较强的实力，在扶贫、教育、禁毒防艾、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慈善救济、减灾防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3)。
然而，尽管非营利组织的数量近年来快速增加，但是受传统观念和体制的影响，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仍然存在明显不足。而金融海啸的袭来，不仅给正处在成长初期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带来不利的影响，也暴露出它们发展的局限。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它们的“先天弱质、后天困难”。有关研究者(14) 指出，国内的非营利组织在获取和运用资源、协调关系、发挥作用等方面都不存在明显的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挤压下艰难寻求生存和发展之路，难以展现在国外非营利组织身上看到的勃勃生机。调查显示，41.4％的非营利组织认为资金缺乏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其它相关的重要问题依次是：缺乏活动场所和办公设施（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8.5％），组织内部管理问题（7.5％）等。这些局限又被概括为资源不足、能力不足、缺乏自治和发展不平衡等四个方面(15)。因而，国内非营利组织在回应民生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平等、发展社会福利等社会功能的发挥上，在影响社会进步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缺陷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像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社会经济危机面前，其作用的发挥却无足轻重，难以担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造成非营利组织“先天弱质、后天困难”局限的原因，首先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结构还未完全转变，过去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政府对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集中控制局面尚未完全打破，在单位制(16) 的社会组织形式下，高度依赖单位（政府）的福利文化观念仍然在影响着个人和组织、普通公民和政府的行为。相应地，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不牢固，活动的社会空间还相对狭小，限制了它们的发展。
其次，非营利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待完善。受非营利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17) 限制，它们独立的法人地位还不明确。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特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非营利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由各级党政机关转变或直接创办，承担政府机构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而形成的。这些组织，不仅其主要的资源来源于党政机关，且在观念上、组织上、职能上、活动方式上、管理体制上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18) 另外一部分由民间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由于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自主开展活动。
再一点，公民社会的发育还不成熟，社会普遍的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尚未形成，人们还只是把非营利组织看作政府控制的福利体制的补充，而没有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看待，因而得不到广泛的社会支持，难以产生影响社会政策和人们行为的作用。此外，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和人们长期形成的对非政府的组织机构的偏见，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机构在社会地位上不平等，常常被作为协助政府开展工作的从属机构，限制了它们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独立法人身份自主活动的能力和空间。
最后，非营利组织本身的发育也还幼稚，组织的理念和使命、内部治理、组织文化建设、机构运作的制度化和自我发展能力都存在相当的缺陷，以至于组织定位不明，发展动力不足，甚至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严重制约着它们作为“第三部门”作用的发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形成。
总之，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局限，限制了它们作为社会服务机构在改造人类、改善社会福利状况、履行社会责任中的使命担当，同时也使它们在应对社会风险与危机时显现出能力不足的缺陷。而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看，正是这些局限造成了这些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难题，加大了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管理风险。对此，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三、当前我国社会服务机构面临的管理难题
当前我国社会服务机构管理面临的主要难题是：理念和使命的确立、制度建设、资金筹措、人才聚集与专业能力培养、机构运作的管理方式等。
从理念与使命的确立来看，按照德鲁克的管理理念，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灵魂是理念和使命的确立，“非营利组织是为其使命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改善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们为其使命而存在，这一点必须铭记在心。”而从使命管理的角度看，“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则是确保每一个人能够看见使命，听见使命并使之体现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19) 具体说，对一个机构而言，使命管理是一种战略管理，它需要明确组织的长期目标，需要培养组织成员对其的奉献精神，同时也需要有简洁、清晰又直观的使命陈述。比如美国女童军的使命陈述：“帮助少女成长为自豪、自信和自尊的年轻妇女。”因此，“成功的使命需要具备三要素：机会、竞争力和奉献精神。”(20) 即使命反映组织寻求机会和确定社会需要的努力，做好自己工作的独特竞争力，以及全身心投入所从事的工作的献身精神。
反观国内的一些社会服务机构，缺乏对组织的理念和使命的陈述，导致自己的定位不清楚、不明确，是许多机构战略管理的缺陷。而一些机构的创办，本身就缺乏使命感，它们的领导者或经营者把政府对社会服务的投资看作一个商机，把非营利的公益事业当作风险经营的企业行为，用商业的理念经营社会服务事业，使机构因理念和使命感缺失而士气低落，工作没有动力，陷入使命管理危机。
从制度建设的方面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像其它组织的管理一样，也需要建立明确的制度规范来约束其领导者和成员的行为。对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来说，如果只帮助一个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策略，若要帮助一百人，就需要良好的装备和计划，而要帮助一万人或者更多，则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的策略和管理体系，将每一个实施环节落实到位。(21) 非营利组织服务于社会大众，它的管理要有效益和效能的评估。正像德鲁克所指出的，机构要从使命开始，告诉我们组织存在的目的，然后引入绩效表现，再由绩效的考虑引导其评价工作的效果。而国内的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往往由于缺乏这样的策略和管理制度而陷入运作困境。
以机构理（董）事会的设置为例，虽然一般的组织都设有理（董）事会，但是在一些机构，这一设置只是限于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会议，变成对机构管理约束甚少的咨询顾问角色。而一个运转良好的非营利组织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主动型的董事会。它的角色包括管理者、资源开拓者、外交大使和顾问等四种，(22) 以推动机构有序而有效的运作。此外，通过制度建设来创造一个适宜的内部工作环境，以促进有效率的服务输送(23)，明确组织内部的规划、组织、领导、任用、控制与决策等职能，使其成员能充分发挥潜能，对社会服务机构的制度建设也是不可缺少的。
而从资金的筹措来看，目前社会服务机构最感困难的管理难题，就是由于相当一部分机构资金不足而限制了它们开展业务活动的能力。这一难题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大的社会环境对于机构筹资不利。整个社会的慈善意识和人们捐助公益事业的能力不足；资源过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及传统的政府包揽社会福利事业的观念与行为方式限制了公众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以至于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公益事业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行为，凡事求助于政府的行为方式成为惯性。另一方面，机构自身的资源开拓能力也存在问题。许多机构不是积极向外寻求社会捐助，而是单一等待政府资金支持，或者只是盯住富人或大企业，希望通过他们的善行或某种有条件的捐款来获得捐赠。这样的方式导致一部分机构资金严重不足，难以开展正常活动，甚至处在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24) 而有一部分机构为了得到企业捐款而被其利用为企业拓展市场、牟取利益和提高知名度的工具。还有一些机构为了生存而违背组织的宗旨从事与自身业务不相干的经营活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资金筹措的管理难题不仅会使非营利组织运行困难，甚至会导致它们陷入巨大的管理风险中。
再从人才聚集和专业能力培养的方面看，大陆社会服务机构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难题一方面是专业人才和服务的专业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优秀专业人才的流失和招募困难。这一管理难题的产生有多重原因。
首先，多数社会服务机构是属于“体制外”的单位，在一个注重体制资源和主流地位的环境里，体制内外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职业声望和职业前景存在很大差异，“政府公务员”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身份意味着收入稳定、地位高尚、职业前景光明，而体制外的非营利组织在多数人眼中，则属于不稳定、地位低和待遇差的范畴。因此，凡是有经验或专业能力强的人才，往往不愿待在体制外的单位里。
其次，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当知识越来越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时，知识工作者作为雇员同时又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专业工作者，越来越成为经济和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生产力。而知识工作者尤其是高知识人士作为专业人员更重视专业成就和自我实现，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再愿意终身从属于某个组织，而更愿意将组织视为其实现个人目标的阶段性工具。对于非营利组织的成员，其专业人才也具有同样特点，如何解决这一时代性难题，是对社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大挑战。
再次，社会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不足的背后，是缺少具有组织创新和专业创新能力的领导人或管理者，他对组织发展的预见性，对其领导下的员工的各种需求的敏感性，以及专业变化和各种挑战的应对能力，决定着他对组织人才和专业能力建设的重视程度。而这一切会促使他采取措施，改变或发展组织文化，营造良好的、具有专业挑战性和专业成长空间的工作环境，吸引和聚集优秀人才。正如一个国际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总裁所说，留住员工有两个步骤，一个是清晰地告诉员工我们的愿景，另外让员工感到他们是愿景的一部分。(25) 事实上，一些成功的非营利组织正是靠着其领导人的卓越专业管理能力而创造了一个聚集优秀人才、实现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局面。这正是许多社会服务机构破解人力资源管理难题的可寻之道。
最后，从机构运作的管理方式来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不是利润或财务底线的管理，相对于企业，非营利组织是一种无底线的绩效管理，然而，绩效和成果对于它其实更加重要，但也更难测评和控制。它必须根据自己所设定的远景和标准、所创建的价值、所做出的承诺以及所提高的人类能力的绩效来进行自我测评。(26) 但是，这样一来，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就更容易犯过度自信、过于理想化或官僚主义的错误。就一些社会服务机构的管理方式而言，专注于自己的理想，只从组织内部管理的完美性而不从服务人群的实际需要出发，就常常使其管理变成无效的。
以笔者经历的一个案例为例，某个社会服务机构在为城市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确定了以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创业来实现其城市就业的目标，并以项目运作的方式实施。但是，两年过去了，项目并没有达到它预期的效果反而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当进行评估时，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设计完美的计划与流动人口的现实需要不吻合，存在较大差距。因为小额贷款一方面有过多的限制条件（为保证资金的安全而设定的），而贷款额度又不足以让他们的创业能实质性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贷款仍然存在一定风险，他们有后顾之忧。这样他们参与这个项目的积极性就变得很低。相反，对他们来说，子女教育和一些劳动技能的培训是更急迫的需要。在调整了计划后，这个机构的服务开始收到较明显的效果。
此外，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主要不是靠自己创造的财源，而靠捐款和项目式管理来维持。这一特点既显示了它的管理特色，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管理难题。比如，在整个管理过程中，机构要满足两个、甚至更多客户的需要：捐助者的意愿和受助者的需要，有时还要考虑受助者所处社会环境及相关人群的需要。这要求整个管理过程要更科学、更全面和更具艺术性。然而，对于国内大多数的服务机构而言，由于其规模小、专业水平低、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单一、活动范围狭窄，难以适应这种复杂管理的要求，因而，管理方式简单、机构运行不畅、目标达成效果不佳，就成为许多非营利组织常常遇到的管理难题。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社会服务机构面临的管理难题，反映的是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局限。正是由于这些局限和管理难题，它们的发展存在许多管理风险，在响应社会需求及社会重大危机如金融危机、地震、海啸和灾害，以及改善民生、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困难重重。而关注这些问题，帮助非营利机构解决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促进其健康发展，对改善非营利组织管理，提高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与社会声望，推动社会服务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⑹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重大风险我国又具备哪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利条件
无重大风险了，互联网十的开放是制度上的开放，两极分化严重的问回题更不会是政府的答政策法规问题，而是互联网创新和不足的初级阶段问题，国家需要的是扫黑除恶，防止法律法规的被破坏，比如说黑保护伞，官员的非公有财产申报，劳动法规定，人权自由的保护，人权待遇的保障，人人平等的话语权。
⑺ 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如何正确看待风险与挑战.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文
正确看待风险，而且每件事情它都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是机遇并存的。
⑻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重大风险我国又具备哪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利条件
无重大风险了，互联网十的开放是制度上的开放，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更不会是政府的政策法规问题，而是互联网创新和不足的初级阶段问题，国家需要的是扫黑除恶，防止法律法规的被破坏，比如说黑保护伞，官员的非公有财产申报，劳动法规定，人权自由的保护，人权待遇的保障，人人平等的话语权。
⑼ 中国当前发展风险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应如何改善
中国面临的能源危机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重要的战略替代能源，对增加能源供应，改善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积极开发和利用核能、太阳能、风能、电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1我国的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凸显 1.1中国面临严重的能源短缺危机 我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拥有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2006年，煤炭保有资源量为10345亿吨，探明剩余可采储量约占全世界的13%，列世界第三位。但是中国的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能源资源赋存不均衡，开发难度较大，已探明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储量严重不足。再加上能源利用技术落后，利用低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我国能源的消耗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能源枯竭的威胁可能来得更早、更严重。因而，日益增长的对外能源需求造成的能源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找解决能源危机的突围之路。 1.2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65%左右为煤炭，大量使用煤炭，使 66%的中国城市大气中颗粒物含量以及22%的城市空气二氧化硫含量超过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长期以来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单一的能源消费模式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需求量的持续增长，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给环境造成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面对当前化石能源消耗带来的严重环境危机，调整能源结构已迫在眉睫。 2发展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解决中国能源危机的有效途径 可再生能源是可以永续利用的能源，如水能（小水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等，不存在资源枯竭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力推可再生能源，中国更应该把握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时代走向，争取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上走在世界前列，缓解日益加重的能源危机与环境压力。 2.1中国可再生能源具备良好的资源基础 我国可再生能源品种齐全，数量多，资源基础雄厚。我国小型水电（指≤5万千瓦的水能资源）的可开发量为1.2亿千瓦，目前仅开发了不到 1/4；全国陆地每年接收的太阳辐射能相当于24000亿吨标准煤，如果按陆地面积的1%、平均转换效率按20%计，一年可提供的能量达4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2006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费量（24.6亿吨标准煤）的两倍；我国10m高度层的风能总储量为32亿千瓦，实际可开发为2.53亿千瓦，加上近海（1~15米水深）风力资源，可装机容量达10 亿千瓦；生物质能资源也十分丰富，秸秆等农业废弃物每年约有3.0亿吨标准煤，薪柴资源为1.3 亿吨标准煤，加上城市有机垃圾等，资源总量近7亿吨标准煤。通过品种改良和扩大种植，生物能的资源量可以在此水平上再翻一番。此外，还有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可供大规模长期开发利用。总之，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具有大规模开发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潜力，可以为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大有可为。 2.2中国可再生能源具备良好的市场基础 我国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的推进，必将对能源供应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6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能源利用率处于较低水平，每年要消耗6亿多标准煤的能量，其中一半的能源靠作物秸秆和砍伐树木获得，这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荒漠化程度加剧。作为农村能源供应的重要补充，利用可再生能源正在为农村提供气体燃料、提供生活热水、为偏远地区农户解决无电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直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是农村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重要途径。所以，客观上的迫切需求为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3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3.1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已经取得显著进展。200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总量居世界首位。2007年我国小水电利用总量占世界一半，水电勘测、设计、施工、安装和设备制造均达到国际水平，已形成完备的产业体系；2007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100万千瓦，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为5200万平方米，约占全球使用量的40%。据测算，使用1平方米的太阳能热水器每年可节约120千克标准煤。太阳能利用得到快速发展，在能源供应中占10.32%，居第二位；目前全国已建成并网风力发电装机容量57万千瓦，2007年的风电装机容量达到590万千瓦，比2006年增加了330万千瓦2007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年开发利用总量折合2.2亿吨标准煤，占一次性能源消费总量的8.5%。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物质能材料来源广泛，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相当规模，农村年产沼气102亿立方米，相当于1600万吨煤；沼气工程实现了标准化生产，沼气技术服务体系已比较完善；另外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上取得很大突破，相当一批技术已发展到商业化初始阶段。 3.2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挑战 3.2.1政策障碍 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政策导向对可再生能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的相关政策体系还不完整，经济激励力度较弱，政策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差，还没有形成支持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我国可再生能源的立法比较晚，法律体系不健全，仅出台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此外，各地方缺乏相应的法律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中央的政策，形成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良好的政策环境。 3.2.2资金障碍 我国可再生能源在2007年已达到12亿美元，仅次于德国，居世界第二。但我国的新能源发展并没有纳入政府各级财政拨款渠道；与金融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金融政策和法规联系不到位，使本来很值得信赖的项目与商业应用也缺乏信贷和风险投资。 3.2.3技术障碍 技术开发能力与产业体系薄弱，关键技术掌握得少。除水电、太阳能热利用、沼气外，其它可再生能源技术水平较低，缺乏自主技术研发能力，设备制造能力弱，技术和设备生产主要依赖进口，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同时，可再生能源的资源评价、技术标准、产品检测和认证等体系不完善，人才培养不能满足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没有形成支撑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 3.2.4市场障碍 由于可再生能源开发难度大，开发市场化起步晚，所以商品化程度低，产业化薄弱。市场经验不足阻碍着可再生能源工业有效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存在普遍的产品质量问题和服务问题，市场法规不足和缺少工业标准的风险抑制着需求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缺乏连续稳定的市场需求。虽然国家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力度逐步加大，但由于缺乏强制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保障政策，没有形成稳定的市场需求，可再生能源发展缺少持续的市场拉动。市场障碍阻碍着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条的形成和发展。 4中国可再生能源的突围之路 4.1将可再生能源战略纳入国家能源战略 可再生能源比重的提升传递着“绿色经济”正在兴起的信息，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将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如何面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可再生能源成了我们势在必行的发展之路。 可再生能源是我国能源优先发展的领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对增加能源供给、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是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0%，到2020年达到15%的发展目标。由科技部主持的《中国后续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对到本世纪中期我国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从预测结果看，若采用生态驱动方案，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成为能源结构的主角之一，达到30%以上。因此，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目标将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能源供给能力，满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要求，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多样化，建立可持续的、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 4.2切实加强法律保障 各级政府应切实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尽快建立规范的保障制度，实行政府问责制。应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尽快建立可再生能源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出台《可再生能源促进法》、《循环经济法》等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法规。为增加可再生能源供应、规范可再生能源市场、优化能源结构、维护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这也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必然要求。 4.3建立多渠道的开发机制 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当今国际一大热点，要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将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建立和形成以国内制造为主的装备能力。一是各级政府要从财政上支持新能源的开发，积极吸引和引导社会、企业、个人投资可再生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二是要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加强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联系与合作，提倡双边、多边合作研究及合作生产。加强人与技术信息交流。采取切实措施，为吸引国际机构和社会团体、企业家和个人来华投资、独资或合资开办各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体创造条件。 4.4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一是在中央、地方提供政策支持的基础上，鼓励企业打破限制，实行横向联合，积极引进新工艺、新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扩大销路。二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开办新能源技术服务公司，为消费者提供新能源技术产品的安装、调试、维修保障服务，同时政府应为这些公司的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提高其技术业务水平，逐步培育起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三是加强建立可再生能源技术产品的评价指标体系，产品的检测和质量认证体系，建立国家级质量监测系统，建立健全市场保障机制，同时形成支撑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技术服务体系。激励新能源消费，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市场环境，逐渐培育起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