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南京主要城区经济发展情况

（1）①整体统率部分。要求我们要立足整体，统筹全局，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南内京市定位的调容整就是从整体角度考虑，充分的发挥了“承东启西的中心城市”地位的作用。②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的功能状态会影响到整体的功能状态。南京市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枢纽城市，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地位十分突出，对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2）①联系是客观的，但并不意味着人对事物的联系无能为力，人们可以根据固有的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调整原有的联系，建立新的联系。“物联网”推动“智慧南京”就充分的体现了人们把握联系，利用联系，建立新的联系，推动城市建设的发展。②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事物的联系也是多种多样，因此我们要注意分析和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做到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南京市借助“物联网”发展城市，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充分的分析了各种条件，对于打造中国智慧型新城市起到积极意义。

Ⅷ 南京的经济发展状况现处于什么状态

南京的经济是高度发展的类现代化二甲城市.

Ⅸ 中国南京政府成立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 5－6％。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 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经济部控股的中国纺织公司）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
二、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的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 顷 ， 1933年为 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 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 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率，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他主动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三、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定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 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 ， 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
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于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 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后国不利。落后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如果落后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国后期和1949年后和1980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中国1980年代后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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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 南京自解放以来不同年份的城区面积与人口

城区的发展从时间顺序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节点：

——拨乱反正，初步发展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南京城区面积仅为64.54平方公里，人口95.15万人，分别占全市的1.37%和28.2%，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743人。拥有200多家工业企业和3000多个商业网点，完成几十个亿的工业产值和不足10亿元的零售额。城区实现的生产总值约1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的20%。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以后，城区进入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各城区竭尽全力解决生产和居民生活中存在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在短期内解决供应全面不足的问题，大力发展区街工业。该阶段城区在生产上比较注重“量”的增长，加上体制上的束缚，城区自身的优势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产业发展特征也不明显。

——权力下放，活力增强阶段

1983年南京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起步。在这一轮改革中，首先重点解决的是市区之间分工问题。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关于调整市区分工的决定》，并从1985年开始，通过下放财权、城管权、商业服务业管理权和城市建设开发权，促进城区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四放一促”，使城区开始有了自主发展的活力。1986年开始，各城区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拓展改革的范围，相继出现了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成份，陆续提出“以商推工，工商并举”、“商贸兴区”、“退二（产）进三（产）”的发展战略。到1994年城区商业中首次出现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经济成分，各类驻城区企业已达千家以上，工业产值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约10多倍。同时商贸流通业也获得大发展，城区的零售网点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千个增加到近3万个，实现的零售额超过100亿元。

这一时期，城区经济增长较快，到1995年，实现的生产总值达到16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的28%。城区工业获得快速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和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的比重上升明显，分别达26%和42%左右；同时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实现三产增加值110亿元左右，占全市三产的比重接近50%。城区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三次产业占城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28%和70%。城区二、三产业占全市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达到15%和49%左右。

——扩大空间，深化改革阶段

1995年，市委、市政府在划分事权财权、分流职能、理顺关系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区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进一步下放了财税、城建、城管、外经贸等方面的权限，初步形成了适应特大型城市建设和管理需要的统一领导、分层施政的管理框架。与此同时，为扩大城区发展空间，带动近郊的发展，南京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建国以来最大一次调整，近郊的栖霞区、雨花台区的大片区域分别划入6个城区。调整以后，城区面积扩大到186.7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下降到每平方公里9623人；驻区法人单位约1.42万个、产业活动单位约4300个。各城区抓住区划调整的有利契机，调整发展战略，有的由“商贸兴区”扩大到“商贸兴区，城镇一体”，也有的采取“优二（产）、快三（产）”的举措。在工业发展中，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值比重占到城区工业产值的一半。在做精工业的同时做大第三产业，各区纷纷创办商贸特色街、开办大市场，1995年8月第一家平价超市现身城区，标志着新型业态登陆南京。城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实践证明，这些新的战略举措，是符合当时城区发展实际的，对城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在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城区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入，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对小型企业实行租赁承包经营和国有民营、公有私营的改革。同时，个私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城区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

这一时期，城区在发展战略和区划调整的过程中，产业发展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京城区工业企业数一度明显上升。之后随着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退二进三”等措施的出台以及城区环境治理、道路建设的需要，部分工业企业开始搬迁，城区工业企业数逐年减小，至1998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数占全市的比重下降到22.7%，比1995年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左右，但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总产值比重有所上升，达到44.6%。

到1998年，城区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8%左右，城区农业生产进一步缩减，二、三产业占城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8%和71%，占全市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达到22%和63%左右。

——彰显特色，快速发展阶段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城区经济在经历了总量的积累和结构方面的初步变化之后，进入了经济形态、产业结构和功能完善的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城区致力于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凸显了发展集约型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税源经济。服务意识更加全面，经济工作转变：由以公有制为主向混合所有制转变；由“商贸兴区”到“三产兴区”、由发展一般商贸业到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大力发展以城区特色经济、金融保险、旅游会展、信息服务、文化娱乐等为主导的现代化服务业，加快构筑“高增值、强辐射、广就业”现代服务业体系。

城区政府的职能在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扩大服务的范围，从过去的区街企业逐步扩大到市属、省属和部属企业，并瞄准国际、国内的知名度较高、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和公司。开始了由“区属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变。各城区改变了过去以隶属关系为界限决定服务对象的做法，对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实行全方位服务，相继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以良好的服务推动辖区经济的发展，把城区作为大力发展符合现代化中心城市发展趋势、符合城区产业特点、符合城区资源环境要求容量的有效载体。进一步发挥城区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园区经济，全面提升优势产业的核心竞争力。都市经济发展平台的承载力、集聚力进一步增强。

这一时期城区综合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到2002年，城区生产总值超过500亿元，占全市的比重接近40%，城区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城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4%和75%以上，占全市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达到20%和62%左右。

2002年的又一次区划调整，使城区面积增加了60平方公里。城区的发展空间再次扩大后，工业企业有所增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由调整前的约20%提高到25%左右。面对调整后工业所存在的行业门类多，传统工业比重大、集约度低、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各城区通过政策引导、资金的帮扶、跨区域合作等措施，对企业和产业重新进行了整合改造。

市政府于200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城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城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工作和推进城区经济发展的保障措施。到2004年末，城区工业中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已占到城区工业产值的64%，实现了做强三产，做精二产的战略目标。

统计数据显示，自1995年到2004年，城区的生产总值增幅平均每年比全市高出约3.5个百分点，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95年的28%左右，上升到47%。其中第三产业占全市的比重由49%上升到73%左右。

目前城区的基本状况：

2004年城区拥有土地面积260.05平方公里，占全市的3.9%；户籍人口229.94万人，流动人口（暂住1个月以上）78.45万人，分别占全市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39.4%和60.3%。城区按全部人口计算的人口密度为11859人/平方公里。

城区拥有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2.69万家，占全市59%，从业人员100.76万人，占全市50%。城区从事个体经营的有18.38万人。

城区拥有第三产业法人单位2.26万家，占全市71%，从业人员达65.43万人，占全市73%。有百货商店140家，超级市场42家，专业店840家，专卖店326家，连锁总店23家，连锁门点3007个，年成交额达到亿元的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2个。城区的各类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经营网点达到7万多个。
城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40家，占全市的15.7%。

2004年城区实现生产总值约930多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约250亿元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680多亿元。城区的三次产业比重约为0.5：26.5：73。城区二、三产业占全市对应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5%和73%左右（该数据为各区县自报在地数）。

2004年南京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220.32亿元，占全市的27.2%。在全市36个行业大类中，城区工业覆盖了28个。城区传统产业、基础产业与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7%、20.1%与64.2%；

城区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达到434亿元，占全市的36.1%；

城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5亿元，占全市的71%；

城区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6.05亿元，占全市的15.3%。

城区拥有星级饭店94个，占全市的82.5%；

城区普通中学78所，占全市的32.5%；

城区拥有小学153所，占全市的34%；

城区拥有医院97个、床位13205张，分别占全市的58.8%和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