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

『壹』 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区别

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共性与区别
在西方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有两大相互对立的经济理论思潮或学说给我们留下
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们象天平两端的法码一样左右摇摆、此起彼伏、明争暗斗、相互角逐，
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封建专制政府或资产阶级政府选择和制定经济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
的重大影响，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
什么是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指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那样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主义最初集中表现为欧洲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
什么是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最初作为一种口号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宣扬“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经济自由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自由经济”思想是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阐明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张。
侧重点（政策主张）不同：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历来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两大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自由主义从微观经济入手，认为市场能够依靠自身的运作机制实现经济的协调与平衡，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国家的介入；干预主义则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市场机制因其固有缺陷而不可避免会产生诸如公共产品、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等经济问题，只有依靠国家之手对经济进行调节才能解决。

产生不同：国家干预的思想由来已久自国家诞生之日,国家就被赋予了管理经济的职能。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质疑。在经济学还没有脱离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先哲们贡献了许多旨在富国强民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但这些思想还没有系统化,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西方,
国家干预主义最早的萌芽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体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要求。它源于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商人、牧师和哲学家各自对商业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大多是一些基于经验主义的政策主张。尽管这些政策主张建立在重商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

『贰』 简要评述西蒙斯第商业体系中经济比例的经济思想史

西斯蒙第
一、时代、生平及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看法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以对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怀疑为其思想特色，是现代福利主义思潮的先驱。

西斯蒙第与李嘉图差不多是同时代人，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仅比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晚出版两年。但他们二人在经济理论上却是针锋相对的。这是当时英、法两国不同社会状况的反映，同时也是由他们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
李嘉图生活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充分发展，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经基本上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三大阶级所构成，小生产者已经几乎不存在了。西斯蒙第生活时的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给它造就了一个广泛的小农阶层，革命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使这一阶层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工人阶级也由于机器的使用而经常处于失业状态，而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贫困和破产引起的不满，工人对于经常失业产生的愤恨，自然会在法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得到反映。

西斯蒙第是一个古老的佛罗伦萨家族的后裔，生在日内瓦湖畔的一所庄园，他父亲是一个同旧贵族有密切往来的有势力的新教牧师。他在一所新教中学接受中等教育，后在巴黎上大学，因父亲破产而辍学，到里昂一家银行去供职。大革命爆发后，他逃回日内瓦，当革命蔓延到瑞士以后，他与其父因同贵族交往密切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全家迁居英国。一年半以后重回故乡，但不久又移居意大利，他们在意大利买了田庄。他在经营农庄的同时开始研究经济学和历史。

1800年，西斯蒙第重返故居，成为日内瓦市商会的秘书。1803年，他出版了《论商业财富》一书，在这本书里，他完全赞同亚当·斯密的观点。16年后，即1819年，出版了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从而也就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他在1837年，又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所阐明的理论观点。西斯蒙第一生的著作很多，他既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学术思想继承法国学术教养的传统，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这里主要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所提出的经济观点。

西斯蒙第在主观愿望上是真诚地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着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在政治立场上，他拥护拿破仑，把反拿破仑联军的胜利称作是反动势力的胜利。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特别看重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曾因担心不能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拒绝担任大学经济教授的邀请，同时，他也为保持思想的独立性而拒绝接受拿破仑授予的荣誉勋章。他于1842年去世，终年69岁。

西斯蒙第写《论商业财富》一书时，曾是亚当·斯密学说的忠实信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发现许多事实与他所信赖的经济学原理不相符合。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的研究，看到生产增加了，可是享受的收入却减少了。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财富究竟带来什么结果呢?除了给各个阶级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认为英国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错误的经济方针。而这种错误方针在他看来是来源于正统的经济学，即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他指出，这种学说不管应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财富，不过，那些学说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说那些学说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样使穷者更加贫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剥削得一干二净。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对亚当·斯密的学说作出修正。他说，我们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但是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

西斯蒙第对亚当·斯密学说的修改，是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开始的。他责备亚当·斯密没有始终保持自己的主要宗旨——财富与国民享受的关系，他定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在他看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增进人的物质福利。他反对李嘉图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无限制增加财富的观点，并反对李嘉图用增加生产和减少消费来增加财富的方法。他认为，增加财富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只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全民收入的确定及这种收入的分配。

从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所下定义来看，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经济本身的运行机制及如何利用这种机制，而是告诉人们合理的经济应当如何运行。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伦理性质，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强调这门科学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

西斯蒙第对经济学的对象、目的和性质的这种看法，是与他对财富的看法密切关联的。他认为财富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反对为了财富这个手段而牺牲目的。他认为财富这个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人们的物质享受，享受是积累财富的唯一目的。他认为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

二、对生产均衡进行条件的分析

由于西斯蒙第把财富看成是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手段，因此，他特别重视需求因素对财富形成和增长的重要意义。他把愿望或需要与劳动并提，当作形成财富的一个条件。一个人的劳动产品要供给别人消费，而他自己却要消费别人生产的东西。虽然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直接联系对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个人来说不再存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种种比例不再固定，也不为人所清楚地了解，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的全部生产都应该用来消费；如果它生产的年产品送到市场上找不到消费者，再生产就会陷于停顿，国家也就会由于过剩产品而陷入灭亡。因此，生产的增加只有在相应的消费也随着增加时，才是稳定的增加，才是对社会有益的。他把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当作再生产的条件，并指出了当生产超过消费，出现失衡状况时，物价会下跌，生产会缩减，因而国家就会遭受困苦。

西斯蒙第认为，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对生产起约束作用的消费并非欲望意义上的消费，而是受收入调节的有支付力的消费。

西斯蒙第把个人收入定义为地租、利息、利润和工资。至于国民收入，他认为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利润(他把地租、利息等都包括在利润之中)，另一部分是工资。他肯定收入调节着消费，但对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只考虑了两种可能，即消费等于收入和消费大于收入。他认为消费大于收入将侵蚀资本，如果是个人，那就要破产，如果是国家，那就要致穷。他认为消费应当与收入相等。当消费与收入相等时，他认为生产与消费均衡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生产与收入相等。他认为年产品仅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财富所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阶级的生活资料。这样，生产与收入相等的再生产条件就变形为年收入与年产品相等，即年收入全部用于交换年产品。

综上所述，可以把西斯蒙第关于静态(即年收入不增加)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总需求(≡总消费≡总收入)=总供给(≡消费基金≡年产品)。

西斯蒙第并没有满足于绘出静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他还考虑了动态条件下，即收入增长情况下的均衡问题。要考虑收入增长时的均衡，就必须分析投资需求对均衡的影响。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实际上只考虑了资本家把全部的资本增加额都用于雇用追加劳动这一情况。资本家在第一年增加的收入，一部分用于提高自己在第二年的消费，另一部分则形成资本的增加量，用于在第二年增加雇佣劳动。这样，资本的增加最终只是引起消费的增加。按照这种新增资本全数用于雇用劳动的假定，可以把他关于动态条件下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表示如下：

t年总需求的增量(≡t年总消费的增量≡t-1年总收入的增量)=t年总供给的增量(≡t年消费基金的增量≡t年年产品的增量)。

简单说来，西斯蒙第的均衡条件，不论静态或动态，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必须和收入相等；他进而分析了收入的决定因素和从供给方面决定生产的因素。对于收入，他指出，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并不直接形成生产者的收入，只有当它被别人所需要，它的价值才能实现，才能转化为生产者的收入。简单说来，收入不仅取决于产品多少，而是取决于这些产品是否为社会需要，有多少为社会需要。

从供给方面影响生产的因素中，主要是资本的数量。西斯蒙第基本上正确地划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他在考虑再生产的均衡问题时，时常把资本仅仅当作是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这样，资本量的大小便决定了雇佣劳动量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年产品的多少。根据他的再生产均衡条件，决定了年产品的资本也必须和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或者说资本应当和消费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便使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与消费需要相等。他认为资本不足时，由于资本所带来的收入较高，故能够促进节约和鼓励节约，促进资本形成。但如果现有资本由于资本家或政府的挥霍而突然减少，那就会引起灾难。它一方面使减少的资本所引起的年产品将低于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将使一部分工人失业。他认为资本不足虽然不好，但资本超过消费需要则更坏，它导致利率下降；资本家竞争激烈，不顾需求；对劳动的需求不稳定，先是需求大，尔后需求减少，从而引起人口过剩。在他看来，资本不足和过多都不好，只有与消费需求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数量，才是均衡生产发展所必需的。

由于西斯蒙第常常把资本仅仅当作是资本家准备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所以他认为资本的数量决定了劳动需求；因此，资本和人口也要保持合适的比例。西斯蒙第把资本看作是资本家节约不消费的结果，所以资本家挥霍，使消费超过收入，侵蚀资本，或资本过多，都不利于在资本和人口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总之，在西斯蒙第看来，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就是消费等于生产，年收入等于年产品；从这两个等效的基本条件中推出的派生的条件是资本与消费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以及资本与人口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比例。

西斯蒙第的上述观点继承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及重农主义者魁奈等人重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思想，表现了法国古典经济学独特的优良传统。他的上述观点，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他不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注重分析一种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研究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决定，他用年产品和年收入两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均衡来决定生产水平。由于他没有考虑收入中的储蓄因素，暗中假定全部收入用于消费需求，故实际上他是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来决定国民生产水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早期表述者。他的上述论点，可以看成是他关于国民经济生产水平决定的宏观经济理论。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有许多不足：1，把总需求归结为消费需求，忽略了投资需求。2，对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合现实的假定。他只考虑了消费大于收入和等于收入的两种情况，没有考虑第三种可能，消费小于收入，没有考虑总储蓄这一宏观变量。这使他的危机理论表现出内在的矛盾，并使他的宏观理论以不准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以年收入=年产品，而不是以总需求=总供给的等式来表示均衡条件，而年收入=年产品的形式包含着循环论的逻辑错误。因为他强调收入是决定于生产的，而生产决定于消费，最终又决定于收入。尽管有这些不足，他仍然是第一个用总量均衡方法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

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性的论述

西斯蒙第认为上述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自然存在着的。他坚决反对萨伊所提出而为李嘉图所笃信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他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经常低于生产所可能达到的高度，生产是在经常的失衡状态中进行的。他分析了消费需求低于生产的原因。概括起来说，这个原因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从而消费却没有同比例上升。而这又是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家对市场缺乏了解，以及竞争所引起的技术进步而造成的。

在西斯蒙第看来，正由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在劳动市场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差不多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压到最低限度，结果工人的收入以及消费需要必然变得极其有限。

西斯蒙第意识到，整个社会的生产要受到整个社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因此“社会一定要根据需要来调整生产，以便使市场扩大，使任何生产者都不陷于困境，但是，每个生产者并不是根据普遍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资本来安排他的生产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生产者财产的整个发展完全靠他的市场的扩大。但他并不能决定增加整个社会的收入以便增加总的社会需求，因此便力图增加总需求中对自己那部分产品的需求，这样他就与自己的同行展开争夺顾客的价格竞争。这种部分的手段就是加强分工，使用机器等。
西斯蒙第分析了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影响。他承认分工和大机器的发展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科学的巨大发展。但是机器和发明所产生的生产能力，只有当消费和它按比例发展时，才是有利的，或者它能增加劳动者更多的休息时间，那也是有利的。他还谈到，如果被机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种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换言之，只要机器发明不导致劳动者的失业，那就是一件好事。但他清醒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的消费量不变，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么机器发明的结果就是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导致工人的失业。即使有对外贸易，可输出过剩产品，那么最后又产生了这样一个时期，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市场，这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到新的顾客。因此，外贸只不过把机器发明所必然引起的失业灾难暂时推迟而已。他承认，虽然机器发明会降低商品的价格，使消费者能以更便宜的商品来满足需求。但是这点小利比起它带来的劳动的缩减是得不偿失的。他指出，由于劳动被缩减了，那种认为机器发明能使穷困阶级买到所生产的商品，从而也就能增加消费量，是极端荒谬的。他承认，个别商品会由于机器发明而增加消费量，但绝对不能增加总消费量，因为机器发明引起失业，而失业引起整个国家收入的减少，而收入减少引起的消费缩减必然使国家更贫困。由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发明，工业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现象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也将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减少，消费上的平等结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场；不平等，总是缩小市场。因为富人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加并无助于弥补穷人消费需求的减少，只不过增加了对进口奢侈品的需求。于是，他指出，财富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会使国内市场缩小，迫使工业寻求国外市场，从而要使工业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

西斯蒙第认为，与分工和大机器同步发展的资本积累，虽然由于流动资本变为固定资本，无须有相应的消费就能创造将来的一项生产，即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也有助于维持生产，但终将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可怕的不平衡。他认为这种不平衡引起的危机有助于恢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秩序。

西斯蒙第看到了分工、大机器和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但并没有把这些危害归于技术进步本身。他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反对的是现代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剥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财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他没有任何抵抗竞争的保障，没有任何避免疯狂的竞争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要遭到牺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末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选择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并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他看到了，正是雇佣劳动制度使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灾难。他的结论是，市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的消费需求极其有限，而资本家为了得到市场又不断采用增加生产的分工和大机器，这样市场的饱和才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是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论证危机必然性的过程中，猛烈地抨击了供给自然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并对李嘉图把生产的增长当作唯一目标的见解表示了疑问。这样，西斯蒙第就以他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怀疑成为西方经济学史上早期异端派的代表。

西斯蒙第在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表现在他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劳动群众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劳资对立之上。他也触及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危机的影响。在分析危机的根源时，因为他的宏观理论忽略投资需求(或者称作生产资料的实现)，所以无法认识到正是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才使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的危机。投资需求的巨大波动是以群众的消费不足为深刻背景的，因此，他用消费不足来直接说明危机的成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持续存在的消费不足会引起周期性的危机。因为他忽略投资和储蓄，所以他暗含的假定是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在这种假定下，如果说群众消费不足，就是说群众收入不足，但这不一定导致危机，只要富人花掉全部收入。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指全社会的，那就是说全社会收入不足。而他又认为劳动群众收入的减少是因为富人收入的相应增多。这就与全社会收入不足的论点发生了冲突。如果他的见解是随生产增加，收入也相应增加，但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富人将把收入花费在进口的奢侈品上，从而缩小国产消费品的市场，于是剩余的国产消费品将输出，但最后会在整个世界都饱和后重新出现过剩。那么，他的上述见解暗含的假定就是生产国产消费品的部门，在出现过剩之后仍难以撤出资本。且不说这种假定的现实性如何，即使它是成立的，那么他的理论也只能证明个别产品的过剩是可能的，却无法证明产品的普遍过剩。由此可见，他分析危机原因时的基本假定，即收入全部用于消费，从逻辑上讲，蕴含着否定普遍过剩危机的结论。这说明，他关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虽然符合事实，但关于危机原因的分析，在逻辑上是缺乏严谨性的。

尽管有种种不足，考虑到他是在1825年以前提出危机理论的，那这些不足就都是可以谅解的，他毕竟是第一个阐明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为了克服危机，可以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们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们消费穷人的劳动；第三，给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项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

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经济浪漫主义的改良纲领

西斯蒙第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一位对人类富有同情心的严厉的批评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的社会，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端。比如，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财富而忘记了人；指出自由竞争和追逐个人利益乃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与祸害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矛盾性；指出人口过剩乃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指出资本主义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大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过程及事实。

西斯蒙第承认，在指出我认为什么是原则、什么是正义以后，我并没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这说明了他改良主义纲领的摇摆特征。有时他主张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但并不主张建立公有制。他反对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原则是不值一驳的。他强调平分财产不能鼓舞人的劳动热情。他留恋过去的时代，主张用小私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具体说来，他主张在农业中由政府扶持宗法式农业，在工业中反对大工业制度，主张建立为数众多的小作坊，让工人分享老板的利润，得到较长的受雇用时间。他主张用法律来实现他所希望的改良。他确信只有当人们能够设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们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

西斯蒙第主张政府去控制生产力以适应生产关系，由政府去调节消费、生产、收入、资本及人口的发展，使它们合于比例。为了避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冲突，他甚至反对促进技术进步、生产增加的专制制度。在对策方面，他最有价值的还是提出了不少旨在维护工人利益的改良主义主张，除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利润分成之外，他还是在法国第一个主张制定工厂法的人。他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使劳动者能避免竞争的危害，实行休息日制度，在工资中包括对疾病、失业和老年生活的补贴、等等。他的这些改良主张，虽然在当时根本无法实行，他自己在临终前不久，也万念俱灰地写道，我要走了，一生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影响，以后也将一无所成。然而历史是公道的，他的福利主义的政策主张最终在欧洲得到了实现，并且将在更多的地方实现。

『叁』 经济表的《经济表》简介

魁奈的《经济表》作于年。但从杜邦德奈穆尔在1769年描写的在凡尔赛宫印刷的四开本长时间被认为是《经济表》的第一版到1904年舍勒声称他见到了杜邦称之为原表四开本的版本并认为是《经济表》的第三版，直至1971年贝卡格利在意大利菲伦塞旧书店中发表现了符合舍勒所描述的资料，《经济表》的初版可谓经过多年之后，才得到澄清。
《经济表》的作者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出身于巴黎附近一个地主兼律师的家庭，由于兄弟姐妹众多，早年受到的教育并不太好，13岁丧父，16岁外出谋生和学医，后又回乡作外科医生，声誉日隆。魁奈一生研究过化学，植物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并受庇护他的侯爵妇人庞巴杜夫人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推崇《论语》。魁奈在宫廷居住期间常同当时法国上流的思想家，哲学家交往和聚会，熟悉法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况。
1753-1756年，也就是魁奈60岁左右的时候，由于路易十五继续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而且大部分赋税都加在农民身上，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因此此时社会上一般舆论也都很关心经济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魁奈开始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并于1756年和1757年为狄德罗主编的《网络全书》写了《农民论》和《谷物论》，这也是魁奈最早发表的两篇经济著作。
此后，他又相继为《网络全书》写了《人类论》《租税论》和《利息论》。在这些理论中，魁奈提出也纯产品说，社会结构理论，资本理论，价值与货币理论等，而正是这些理论，为魁奈《经济表》的出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石，而这些里论中的纯产品，三个阶级的划分更是直接构成了《经济表》的理论基轴，贯穿着《经济表》的始终，同是也是《经济表》的理论前提和重要假设。
正是在以上所提到的背景下，魁奈开始第一次试图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并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于是魁奈的《经济表》于1758年产生了，而这也是他关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的学说和对经济体系的全面总结。
作为医生出身的魁奈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都存在一种不以人勿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自然秩序，这种自然秩序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处于统治地位。因此，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可运用同一方法，即要从事物现象的观察出发，运用理性分析，去发现事物内在联系的必然性，去寻找自然秩序。根据这一认识，魁奈提倡研究经济学要用抽象法。而他的《经济表》正是在这一个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产生的。
《经济表》基本上有两个模式，前后是个演变的过程。在第一，二，三版和见于米拉波1790年的《人类之友》中的《经济表》所采取的是一个曲折连接线的模式。在魁奈和米拉波合著的《农村哲学》中，复杂的模式开始让位于提要的模式。而在魁奈的《经济表分析》中，提要的模式最后发展为《经济表算学范式》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成了《经济表》的基本模式。

『肆』 你对中西方政治思想上的那些观点比较赞赏 为什么

学习中国，道法自然

--魁奈及其重农学派借鉴中国文化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重农学派是启蒙思想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倒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早的系统的理解。”他又认为，重农主义“实际比任何体系都早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且把资本所依以被生产和所依以生产的条件，视为生产的永久的自然法则。”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Fransois Quesnay，1694～1774）出身于巴黎附近一个地主兼律师的家庭，13岁时丧父，16岁时外出谋生和学医，后回乡作外科医生。作为医生，他的声誉日渐提高，并在1749年被任命为宫廷御医。魁奈在移住凡尔赛宫后，有大量机会结识当时法国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象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也因此更加熟悉法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致使农民大量破产。社会舆论开始关心经济问题，尤其是谷物价格和赋税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魁奈开始研究经济学。在宫廷里，魁奈同许多经济学家经常见面，如米拉波、迈尔西埃、勃多、杜尔阁等，他们后来结成了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重农主义学派。

魁奈一生研究过多种学科，除了哲学和经济学，还包括化学、植物学和数学等。他为狄德罗主编的《网络全书》撰写了《农民论》、《谷物论》、《人类论》、《租税论》和《利息论》，他的代表作是《经济表》和《经济表的分析》。

魁奈创建其重农学派的思想，借鉴了中国的文化思想。魁奈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始祖”，他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其思想尤其打上中国文化思想的烙印。因为孔子在当时的欧洲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魁奈也因崇拜中国文化而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重农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的指导原则，吸收了中国文化中“道”的精神。

重农学派当时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学派思想获得了在当时法国政府财政总监杜尔阁的大力支持。杜尔阁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努力将重农思想付诸实践。法国重农学派及其拥护者们推动学习中国的结果就是，1756年的春天，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习惯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18世纪后半的中欧也受到重农主义影响，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就采取措施改善农民待遇，如废除农奴制、剥夺地主免费使用农民的权力等，当然也由于反对势力强大没有推行开。

重农学派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思想受到重农学派的很大影响。他与杜尔阁过从很密，也主张经济放任自由。所以不能不说亚当·斯密的思想间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名著《国富论》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国的材料。

（1）重农学派思想“道法自然”

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主张依照自然法，摈弃重商主义，重视农业，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实现经济和贸易自由。而这种经济和贸易自由，其实是资产阶级标榜和向往的自由放任主义。英国学者赫德逊说，魁奈“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由贸易学说，他有关政府不干预经济分配的教导在思想方面是为法国大革命开路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这衍生出了自由贸易学说的所谓“自然法”，其实就部分源于中国文化思想。在重农学派学者看来，中国政府是按照自然法的思想来安排农业和经济生活的。“中国……对自然法的研究却已达到尽善尽美的最高程度。”

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认为，重农学派的根本思想――自然法、租税法以及重农政策，都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首先说“自然法”。重农主义是“自然法的科学”。在重农思想中，自然法代替了上帝，成为一切社会秩序和社会现象所应遵循的永久的法则，也是人类幸福的根本归依处。这里的自然法，魁奈认为就是中国的“天理天则”，或者是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中的“道”。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对“自然法”的注释说：“自然法则确立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确切地规定适合于一切人的自然法，这是永恒存在的、不可改变的，显而易见是最好的法则。”

重农学派依照“自然法”设立其相应经济制度。依照自然法则，土地是财产的唯一泉源，农业是唯一真正的生产部门，因为只有农业才能够完全忽略交换价值的问题，从而与重商主义区别开来。依照这样的理论，土地所有者必须负担全部的租税，而一切加在普通人身上的苛捐杂税都应该免去。这就是重农学派土地单一税的主张。后来的亨利·乔治在其著作中又采用了这种单一税制的思想。然而这种学说明显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

《魁奈全集》作者翁肯说“魁奈对于中国税制甚有研究，其于《周礼》均田贡赋之税尤是推崇，以为田产既有多寡之分，又有肥瘠之别，不能一概而论。以分别抽税是一理想税制，当令地主纳粮而使耕作之人免税，惟中国历来税制乃能有此数种优点云。”

关于重农政策。重农学派反对所谓人为法则的重商主义，认为农业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农民的地位也应比从事制造业的工人地位要高。这种政策，无疑受到历来重视农业的中国的影响。所以德国学者赖希魏恩说：“魁奈的理论以农业为财富的泉源，这在苏格拉底、伏西、尧舜孔子时代早已发明了。”在他的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他更是直接鼓吹仿效中国以农业为中心的政策重新组织法国的经济。

国外有更多的中国研究者认为魁奈及其重农学派的思想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重农主义者在经济学文献中发明的术语“自由放任”，受中国制度的启发。“他赞赏中国政府极少介入经济领域，认为那是“自由放任”政策—重农主义者经济学文献中发明的术语--的基础”。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书中说：“按照魁奈说，‘自然秩序’是‘人类一切立法、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准则’。他主要是就经济生活去设想它，在很大程度上既借鉴了欧洲社会契约学说也有古典中国的理论而设计了一个体系。”

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魁奈重农主义的中心是“自然之秩序”的思想。如魁奈在《农业国经济统治之自然秩序的一般法则及其原则之注释》中说：“国民应教之以自明的设立最完全统治之自然秩序的一般法则，若只研究人为法律是不够养成政治家的。有志行政职务的人，必须从事于联结社会人人所认为最有利之自然秩序的研究。”在这里，魁奈认为社会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应该统一，社会道德应该依照自然的法则建立，人类的经济生活和自然本身的法则应该一致。这其实正是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道”的精神的体现。

德国汉学家赖希魏恩认为：“魁奈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虽故意把他的材料隐藏起来，但他晚年所著的关于政治经济的理论，我们一望而知其来自中国。”法国学者安田朴问道：“蓬巴杜夫人的这名医生最终若不是从孔夫子的书中又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自然状态’的思想呢？自然状态成了任何立法以及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准则。如果不是从中国，他又是在哪里发现了一个完全依赖其农业和季风流向规律的民族呢？”

说到中国文化中的这种“道”，也不得不说到中国和西方思想中的重大差别。中国的“道”的思想，是重视思辩和推理的西方哲学中缺少的。根据西方哲学历来的特点，很难在自己的思想土壤上生发出来这种“道”的思维。所以，魁奈及其重农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很难说不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启发。

需要提出的是，魁奈的重农理论体系的设置已经不适合当时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但是，他的理论建立所依据的原则――自由放任的思想，对希望经济自由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巨大的激发力量。中国文化精神中的自由原则，也成了欧洲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自由的精神动力。托克维尔为《魁奈全集》作序时指出：“真正法国大革命的特点，可从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者著述中发现出来。”

尽管重农学派的经济改革没有获得成功，但是这种改革使法国的启蒙思想不只是停留在思想领域，而是开始走上革命实践的道路。

关于重农学派与中国思想的接触，有很长的历史。早先就有莱布尼茨、耶酥会士李明等人对中国农业进行了赞美，后又有杜赫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马勒伯朗士等人，也不同程度涉及到了中国的农业政策。而重农学派学者波维尔，更是直接提供了关于中国农业的情况。他1740年到1756年曾旅行印度，到过中国广东。在他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农业政策，说中国政府首重农业，把农业发达看作人民幸福的保证。该书受到魁奈和杜尔阁的注意。魁奈在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二章中第八、第九两节谈到中国的“农业”和“附属于农业的商业”。

重农学派的思想到底源头在哪里？虽然魁奈及其弟子都主张其思想来自孔子，实际上，魁奈的这种看法，受到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流行看法的影响。耶酥会士介绍到中国的文化，以所谓的儒家学说为主。而给欧洲人的印象就是，中国文化简直可以和孔子划等号。而任何从中国文化里获得的启发，于是都归到孔子的名下了。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当代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说，魁奈的思想来源是《道德经》。而从该学派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原则看来，似乎能闻到更多老子思想的气息。法国人把老子的“无为”翻译成“laissez-faire"(自由放任)。魁奈从有关中国的介绍里了解到的中国国情是，这个国家有着高度的组织性，政府很少干预经济生活。这接近老子的“无为而治”。而“自然法”的概念，更容易让人想象到是老子主张的“道法自然”的另一种表述。

如果说重农学派思想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究竟是哪个学派影响了重农学派？或许这个问题并不太重要。因为无论是孔子的思想或者老子的思想，都能看到“道法自然”的精神。“道法自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这不是“道法自然”的宣示吗？即使是宋儒倡导的天理天则，也是强调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而不是上帝创造的。

（2）《经济表》中的中国自然法则

魁奈的《经济表》被作为重农学派的重要著作。该表以简化了的表格形式说明纯产品的整个流通过程。《经济表》的诞生，也表明了严谨的科学方法进入了经济现象的研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称道《经济表》，说魁奈是法国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魁奈曾是宫廷御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

《经济表》与中国哲学思想关系密切。与魁奈同时的学者克雷尔说：“无论概观中国立法家的研究与著作中所包括思想之各部分，其恒久不变之卓见，在欧洲与世界上全然无与接近的思想存在。……但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法国已经发生了应用此原则的天才（指魁奈），今后社会制度均可以《经济表》之试金石试验一下，只要将此著作加以细心的研究，便使蒙蔽政治的云雾自然一扫而空了……”这里所说的“自然秩序的原则在十年前已为欧洲所发现”，就是指中国文化思想被介绍到欧洲，让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的自然哲学。

魁奈的弟子米拉波干脆认为《经济表》完全继承孔子的思想。“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却还有一件事要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全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

毫无疑问，米拉波在这里象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普遍看法一样，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以孔子为代表。这当然是偏颇的看法。象他说到“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明显可以看到来自宋儒理学的思想，而理学已经不是简单的孔子的思想的继承，而是融合了佛道文化之后的思想体系。而至少从魁奈的弟子口中，更能印证这部重要著作其思想背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了。

（3）重农学派在政治上的影响

魁奈是重农学派的理论家，而他的理论受到在政府任职的杜尔阁（A.R.Turgot，1727-1781）的热情响应，因而有了获得实践的可能。杜尔阁1761-1774年任里摩日州州长，任期内曾进行许多重大改革，他力图实现重农学派的思想。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后，杜尔阁先出任海军大臣，一个月后被调任为财政总监，在近两年的任期里努力实践重农主义者的思想。最重要的措施是；开放国内谷物自由贸易，以各特权阶级也要缴纳的一种赋税代替徭役制度，取消手工业行业公会。

杜尔阁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在1761－1774年担任财政总长以前曾任一次知事，赴任以前，写信给伏尔泰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尊崇孔子的感情。他在1769和1770年，写了《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及《中国问题集》，而这两本书是特意送给两个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的。在《中国问题集》中列出了很多问题，包括财富、土地分配、耕作、印刷术、中国历史等疑问共52种，希望这两个留学生回国期间能结合对中国的考察加以回答。《财富之成立及其分配》提供了重农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背景，是为了配合两人有目的的考察。该书中有一节专门以中国为例，说农民是一切劳动者中惟独其产出超出所得工资的群体，农业是所有财富的唯一源泉。这很明显是受到中国的影响。而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到北京后，在北京传教士帮助下，进行了很详细的调查工作，包括协助汇编《中国丛刊》，高类思写作了《中国古代论》。

而杜尔阁之后的财政总监们，不管是否自认是重农主义者，也都努力根据重农主义思想改善农民的境况。但由于法国王朝与贵族和教会关系太紧密，带有革命意义的重农主义最后遭到抵制而夭折。但是这种思想的影响毕竟流传了下来。

（4）《国富论》思想间接受中国文化影响

亚当·斯密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虽然斯密的思想体系中，其具体理论建设很少出自中国，但是其主张经济自由的指导思想，不能不说是间接出自“道法自然”的中国文化。

亚当·斯密的思想受到重农学派的很大影响。他主张经济放任自由，主张自由贸易，这跟重农学派的理论源头一脉相承。他也与熟悉中国文化的杜尔阁过从很密。体现他的思想的名著《国富论》，就提出自由放任的思想，寻求打破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这不正是“道法自然”的思想所倡导的吗？

《国富论》中，也引用了不少中国的材料，比如：“中国是长期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口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可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500多年前访问过它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它的耕种、产业和人口众多，与现今旅行家们所描述的几乎完全一致。中国或许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以前，就已经达到了它的法律和制度所容许达到的充分富裕程度。”“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区更为富裕的国家，中国和欧洲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大米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便宜得多。”（229页，同上）“中国和欧洲劳动的货币价格比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相差更大，因为劳动的真实报酬在欧洲比在中国高，欧洲大部分地区处于进步状态，而中国则处于停滞状态。”

（5）魁奈认同中国开明君主制

魁奈称赞中国的自然法，也认为中国君主制度是在这一大法则之下创立的。他写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阐明自己对中国的君主制度的理解。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君主制度并非压制政治，不同于一人独断的专制，而是以自然法为依据的，就是皇帝自身也要严守自然法。魁奈在该书序言中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他又说：“皇帝本人在行使审判权力时是如此严格，以至他可能出于偏袒而实行的任何不合于法律的仁慈措施，都将受到政府所颁布的基本法的公开抵制。……中国政府的基本法是建立在如此无可非议的和如此受到重视的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自然法的存在使君王不敢违法作恶，能够保证他合法地行使职权，保证最高权力人物积德行善。”

魁奈认为这个制度下，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和制约，并不是那种为所欲为的独裁统治。“在这个帝国内，即使是皇帝颁布的敕令或法令，也只有在最高审议机构核查注册之后，才能生效。”“劝谏皇帝的风气，一直受到中国法律的鼓励，监察机构和高级官吏们总是直率和勇敢地进行劝谏。他们真诚而大胆地告诫皇帝，使用权力要有所节制，这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他的权力；如果他所颁布的这种或那种法令违反百姓的利益，他应当取消这些法令或者对它们加以修改。”“被称作‘考吏肃’的检查官员们一丝不苟地进行调查研究，甚至面对皇帝和皇亲贵戚也无所畏惧。这些检查官通过专门的奏折向皇帝报告官吏所犯的错误；这些奏折在整个帝国内广为流传，并且提交吏部去解决，通常都是对违法者加以惩处。”

英国学者赫德逊评价说，魁奈是开明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他的目的是要阐明开明这一形容词的内容。“他认为统治者的开明就在于认识‘自然秩序’的原则并制定符合这些原则的法律。当国王改革了立法，他就应该‘让法律去统治，而自己不做任何事’。”而这种思想，很明显就是魁奈在努力临摹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道理了。

魁奈支持开明君主制的思想，也是对当时欧洲独裁政治的一种抨击和纠正。尽管他有意让欧洲政府仿效中国的君主制度设计，但是，其思想在当时处于革命前夜的欧洲，已经不合情势。欧洲走上了宪政的道路。

（《东方有圣人》第二章

『伍』 《经济思想简史》背后的故事及为什么要学经济思想史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 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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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重农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什么

重商主义正是在地理大发现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为早期重商主义，16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晚期为晚期重商主义。二者都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都把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

重商主义认为，国内市场上的贸易由一部分人支付货币给另一部分人，结果只是社会财富在国内不同集团的分配，整个社会财富总量却没有增加。而对外贸易则可以通过出口产品获取货币从而使国家富裕，但同时进口外国产品造成货币输出从而使国家财富丧失。因而，重商主义主要研究怎样鼓励商品输出，限制商品进口以赠加社会财富。

早期重商主义强调绝对的贸易顺差，主张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商品进口，禁止货币输出以积累货币财富。这种思想被称为货币平衡论。

晚期重商主义重视的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和总体的贸易顺差。认为在一定时期内的贸易逆差是允许的，只要最终的贸易结果保证顺差就可以。被称为贸易平衡论。为了鼓励输出实现顺差，积极主张国家干预贸易。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如，出口退税、奖励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口替代。

通过重商主义的主张，可以看到重商主义的基本错误在于认为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得益必定使一方受损，出口者从贸易中获得财富，进口则减少财富。这种思想的根源是他们只把货币当作财富而没有把交换所获得的产品也包括在财富之内，从而把双方的等价交换看作一得一失。

尽管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有不少的错误和局限性，但他们提出的许多重要概念为后人研究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关于贸易顺差逆差进一步发展到后来的“贸易平衡”“收支平衡”概念。重商主义关于进出口对国家财富的影响，对后来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亦有启发。

附录：重农学派

从17世纪下半期开始，首先在法国出现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的思想，从而逐渐形成了重农学派。创始人是佛朗斯瓦 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

重农学派对贸易并不重视，但他们从“自由经济”的基本理念和法国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反对重商主义对贸易进行干预的政策，提出自由贸易的口号，尤其主张谷物的自由出口。

重农学派对农业的过分重视和对商业的轻视使得他们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没有太多贡献，但他们的自由经济思想对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亚当斯密。

『柒』 试述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概述

经济自由主义：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最初作为一种口号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宣扬“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经济自由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自由经济”思想是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阐明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一概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预过度了。
经济自由主义包括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它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的前提；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 的效率；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外贸政策。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
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形态

经济自由主义的学术渊源是斯密的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现代（经济）自由主义，又称新自由主义，是以哈耶克为代表人物，这一学派认为，市场是合理配置经济资源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力量，因而极端崇信自由市场经济、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另：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包括货币主义在内，狭义的新自由主义只包括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和西德的新自由主义学说。
这种自由主义的标语是“自由企业”。
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意味著移除法律上的障碍，如贸易的障碍以及政府施加的垄断和补贴特权。
经济自由主义希望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越少越好、或者干脆没有管制，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会接受政府限制垄断和寡占，不过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垄断和寡占正是由政府干预所造成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应该由个人自由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力量。一些人则同意政府可以在一些领域扮演垄断的角色，如维持治安和法庭的服务。经济自由主义接受由于不平等谈判地位的交易而引起的经济不均等是自然竞争下的结果—只要当中没有牵涉到强迫的运用。这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尤其受到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小政府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形式

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
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而这些正是为社会基础服务的。
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它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权力资本化从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它要求相应的思想理论，并且形成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学的垄断；渐进改革逐步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剥夺性质日益明显，这就背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改革，都产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劳动者……
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经济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

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角色

当中一些人认为根本没有政府能运作的功能存在，一些人则认为应该限制政府只提供司法、治安、和国防以抵挡外国入侵（小政府主义）。

『捌』 西方政治思想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庞杂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

一、相当一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起了消极作用。例如，存在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曾导致不少人不恰当地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社会制约。这种思潮也就一度成为“自我设计”、“自我造就”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80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观点曾成为一些人丢弃社会道德理想，把自我与社会对立起来的理论依据。它早在上世纪2O—3O年代就传人我国，80年代又会同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我国广泛流传。

以至继“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形成一股“尼采热”。尼采及其先驱叔本华的某些观点曾成为我国一度蔓延的悲观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不良心态的理论依据之一。

二、在前些年出现的中西文化比较热潮中，有些人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无视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精华，导致文化虚无主义的出现。

所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社会的稳定，我们必须对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地引导，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地传播，做到批判与借鉴有机结合。

(8)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扩展阅读：

主要思想派别：

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派别众多，观点各异，即使在一种思潮、一个流派之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主张，但就其理论形成来说可分为3类：

①关于政治哲学，包括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现代无政府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思潮。这些思潮尽管在理论观点上有很大分歧，甚至是对立的，但在理论形式上，它们都是19世纪乃至17、18世纪以来西方出现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传统政治思想的延续。

②关于政治科学，即行为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将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引入到政治学中，将各种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对象，它萌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于西方世界。

系统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政治沟通理论、政治发展理论、博弈论、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等都可以归入行为主义政治学。

『玖』 弗朗斯瓦·魁奈的修改著作

《经济表》
马克思曾在很多著作中提到重农学派和魁奈时，给魁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把政治经济学建立成为一门科学的人，马克思指出魁奈的经济理论体现在了他的《经济表》中，所以《经济表》是魁奈最重要的著作。如前所述，因为《经济表》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原稿发现较迟，所以向来关于《经济表》的说明都以《经济表的分析》一文所附的“图式”也就是“经济表的图式”（Formule Tableau Economique）为中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和《剩馀价值理论》第一卷所分析说明批判的，也都是这个《经济表》的“图式”。
关于这个表，马克思在《反杜林论》的第二篇第十章的“《批判史》论述”中曾说：“重农学派在魁奈的《经济表》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对于这个谜，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和历史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他说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代经济学者仍然是不可了解的。”上面所说的魁奈的一些经济理论都体现在这个表中，如自然秩序、财富、纯产品，三个阶级的划分、重农思想等。但这个表的建立，还以三个假定为前提。第一是价格的不变性。表中所描述的是在自然秩序下所进行的等价交换，把市场价格的变动，以及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之间的差异略去，因为这种差异使研究工作和说明复杂化。第二是简单再生产。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简单再生产上，以此来说明各经济部门是如何互相制约和互相依存，以及农业如何通过流通滋养整个经济体系。第三是略而不谈对外贸易。就是所说明的是不受国外市场干扰的稳定的经济状况。在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应该这样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曾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上一年度的收获，当然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段话中，也包含了这三个假定。除上述假定前提外，《经济表》还以一定的计算数字为出发点。就是这个国家有约三千万安居乐业的人口，不同性质的耕地约一亿三千万亚尔邦，生产阶级的年预付（流动资本）二十亿，原预付（固定资本）一百亿，每年再生产出产品总额五十亿（实际上是七十亿，因为还有二十亿工业品）。货币三十亿。流通的过程是：土地所有者用二十亿的地租收入，分别向生产阶级购买十亿的农产品，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十亿的工业品，生产阶级以流回到他们手中的十亿向不生产阶级购买工业品。然后不生产阶级用他们手中的二十亿向生产阶级购买十亿的原料和十亿的粮食。生产和流通的结果，仍然是生产阶级生产了五十亿农产品，不生产阶级有二十亿工业品，生产阶级有二十亿货币交地租，不生产阶级有十亿货币准备买原料。就是这样，这个国家在均衡状态下，每年有规则地、循环地进行财富的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他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现把经济表的图式根据《经济表的分析》来加以说明。从上面根据《经济表的分析》的文章对“经济表的图式”的图解说明，魁奈的《经济表》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对于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具有完全的经济活动自由、已储备财富和国民经济剩馀生产所必要的充分资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但它使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分析中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魁奈对经济现象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寻找出各种经济事象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经济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分配的有规律的运行过程的简明图示说明，这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他把支配社会的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即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看作支配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律，则是错误的。
（二）魁奈在“纯产品”的概念下，研究了剩余价值，并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把经济研究的重点放在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上，是魁奈和他以前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对以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有极大的影响。但魁奈的“纯产品”理论，有其很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只有依靠“自然” 进行生产的农业能够生产出“纯产品”，“纯产品”来源于“自然的赐予”，国而把工业看作是不生产的。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加以详细的说明，主要的因为一切剩馀价值，都是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这个生产率，这个作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这就是说，魁奈的上边看法固然是错误的，但亦有其历史的条件。
（三）因为魁奈只把农业看作能够生产“纯产品”，并以此为标准来划分阶级，把全体国民划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把耕种土地从事农业的看作是生产阶级，把从事工商业的看作是不生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这有其自然的基础，即“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他的阶级局限性的反映。如在《人口论》中悦：“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他们管理和改善土地。甚至君主及其大臣通过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也能在总的方面间接地促进财富的增加，国家繁荣同他们也有关系”。在这里，魁奈把最明显的、几乎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不劳而获的土地所有者看作是生产的。
（四）在“纯产品”的名义下，魁奈虽然从生产过程研究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同时也在原预付（固定资本）和年预付（流动资本）的名义下，对于作为“产生价值的价值”的资本，也有所说明。但这只是从生产资本的周转形式来分类，没有能从资本的价值增殖机能来分类，把它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因此魁奈的资本的含义是不明确的，同时也未能真正说明剩馀价值的来柜。在这一点上，魁奈不及他的信从者杜尔哥，马克思曾指出：“杜尔哥已经更经常地用‘资本’一词代替‘预付’，更彻底地把‘工厂主，的‘预付’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等同起来”。
（五）因为魁奈把农业劳动者看作是唯一能生产“纯产品”的生产者，同时把“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作为收入，因而错误地把剩馀价值的一个特殊形态，看作是剩馀价值的一般形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指出：“既然农业劳动被看成唯一的生产劳动，那未，把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区别开来的剩馀价值形式，即地租，就被看成剩馀价值的唯一形式。”“工业利润和货币利息只是地租依以进行分配的各个不同项目，地租按照这些项目以一定的份额从土地所有者手里转到其它阶级手里。这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因为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正确地把工业利润看成剩馀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式，从而看成剩馀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仅仅解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馀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的分支”。
（六）由于魁奈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在把它交给土地所有者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就是只把剩余价值转换形态的地租看成收入。而收入，或国民所得或净产值，应该是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总和，也就是总产值减去生产的物质消耗价值后的余额。
（七）既然魁奈把工商业者看成不生产阶级，认为他们是不创造财富的，因此在社会总生产物中就没有工业生产物，因为这个原因，在《经济表》的再生产总额中，只有五十亿的农业生产物，供给三个阶级的食用和不生产阶级制造工业品的原料。同时它所生产的工业生产物，也只供给土地所有者阶级生活上的消费，和补偿生产阶级固定资本的损耗，而不生产阶级本身，则没有工业生产物的使用和消耗，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八）魁奈的《经济表》是在经济学中第一次制定的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解，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论，因此他所分析的生产过程，只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并不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的过程。由于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任何社会经济形态下都存在的，于是生产的资产阶级形态被他看成永久存在的形态。他使《经济表》考察的对象，只着眼于农业和工业的再生产过程，并只把依靠自然的赐予的农业看成是生产的，而工业则是不生产的，从而对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不合理的划分，却不能根据剩馀价值的生产和剥削关系来划分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到了杜尔哥的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中才作了这种明确的区分。魁奈的《经济表》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如马克思所指出：概括在魁奈《经济表》中的重农学派体系“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并且指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实际上，魁奈这个尝试所取得的成果，对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马克思就曾在纠正了魁奈的各种错误论点之后提出一个自己的经济表，来代替魁奈的《 经济表》。另外资产阶级的计量经济学，如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熊彼特认为是复兴了魁奈的《经济表》的基本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