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发展软环境

❶ 我把幸福告诉你 急急急急急急！！！！！！

新华网上海频道9月23日消息：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浦东的历史自此掀开新的一页。改革开放30年间，历史给了浦东一个机会，浦东还给世界一个惊喜。2008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18周年。这18年中，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楼宇在长高，外高桥保税区的物流吞吐量在扩大，金桥出口加工区的总部经济在增强，张江高科技园区集聚起的智慧在提升……浦东正以更有力的臂膀擎起每日崭新的朝阳，领跑在中国的东方。

4月15日，《北京周报》记者就浦东开发的成就，浦东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的特殊意义，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宣传部部长陈高宏进行了采访。

综合经济持续增长

浦东开发18年来，始终保持经济年均增长15%高速发展态势。据陈高宏介绍，1990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只有60亿元，新区税务局征收的财政收入只有11亿元。2007年，新区生产总值达到2750亿元，同口径征收的财政收入是850亿元。如今浦东新区的经济总量占了全市的1/4，招商引资占全市的1/3，进出口占全市的1/2。

“从经济发展的数量上讲，很多经济指标同新区初建时相比，都是几十倍的增长。浦东的经济发展可谓是翻天覆地。从经济发展的质量上讲，浦东新区没有烂尾楼。在小陆家嘴地区，40多栋楼，平均一栋楼一年税收达2亿多元”陈高宏激动地说。

除了“写字楼经济”的税收2亿元，还有一个数字也代表了浦东改革开放的成果，那就是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一平方公里每年产值150亿元”。2007年入驻张江园区的企业有1317家，工业总产值398亿元，同比增长32.6%。目前，张江已形成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三大支柱产业集群，并建立了文化科技创意、金融信息服务、光电子和信息安全四大关联产业群。此外，在张江园区内，还有很多处于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在不断探索，等待着有朝一日的“破茧而出”。

在深入贯彻“聚焦张江”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同时，“聚焦金融”战略也成效显著，目前，493家金融机构在浦东集聚，金融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2007年金融业占新区总产值的比重为16.9%。此外，先进制造业引领相应明显，2007年1月至8月，金桥功能区实现工业总产值1494.97亿元，同比增长10.7%。同时，“港区联动”功能进一步拓展，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逐步成为跨国企业在亚太地区的重要采购配送基地，2007年1月至8月，外高桥港区在航线分流的情况下，实现集装箱吞吐量1031.40万标箱，占全市60%，同比增长16.9%。

计划到2010年，浦东新区生产总值将超过3500亿元，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以上，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到0.45吨标准煤；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以上；金融机构总数达到63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120家。

社会事业均衡发展

陈高宏回忆说：“1993年，我从安徽刚来到浦东工作时有很多不习惯，其中感觉最奇怪的就是，连浦东人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去浦西才是去上海。老上海人有句习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原因是那时浦西的居住环境比浦东优越。然而，如果当年用浦西一张床的价钱，买了浦东一套房，那如今可就大大增值了。”

“这些年来，浦东在社会事业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浦东新区财政对社会事业经费支出年均增长14.8%，高于税收增长率，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如果说浦东开发18年来的经济发展是超常发挥，那么社会事业发展就是更超常发挥。”陈高宏笑着说：“新的产业发展需要人才，吸引人才需要好的环境。大家在创业时，多是老板太太当家，她们更多考虑孩子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设施等软环境问题。”

这些年，浦东新区改建、扩建和新建了111所中小幼校舍，吸引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在浦东设立了研发机构。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率先实现了教育、卫生工作的二元并轨，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以水、气、噪音、土壤污染治理、生活垃圾与固体废弃物处置为重点，加强环境保护。1990年，浦东的人均绿地1.5平方米，也就摊开一份报纸那么大，现在人均24平方米。同时，新区扎实推进文化设施建设，社区文化设施基本形成网络，新建成高东、高行和世博家园3个社区文化中心并向全体市民开放。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200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总收入2.6万元，是1990年初的9倍，郊区居民是1.3万元，是1990年初的10倍。

计划到2010年，浦东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9万元左右，郊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万元左右；社会保险参保率达到95%以上；生态环境综合指数达到1.42。未来五年，浦东将全面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基本形成功能性、枢纽型、网络化基础设施体系；基本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基本形成适应国际通行规则、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形成人民群众较为满意的公共服务体系，为上海实现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作出新的贡献。

关注浦东感受中国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越过黄浦江到海边，一路只见村庄。改革开放十余年时间，中国经济总动员发达了广东珠三角，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上海却步入了老态。1990年邓小平同志第七次南巡，他强调：“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在随后的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亲自在上海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消息。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

18年来，浦东从一派农舍错落、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神话般成为上海的标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如果说80年代的深圳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中的‘破冰之旅’，那么90年代的浦东开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攻坚之役’”陈高宏深思片刻后说：“时间上，浦东开发在从80年代深圳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国中西部开发的全面大开发过程中，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空间上，从沿海到腹地，从东部到西部，浦东开发是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战略枢纽”。内涵上，浦东开发承担着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历史使命，包括市场体系、规则、环境的建设等。在计划经济中，全国60%的工厂企业和60%多的工人阶级都在上海，中国计划经济达到极致的地方就是上海。改革要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上海顺利转变后，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承不可逆转之势。”

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要发挥上海浦东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唯一连续提到的一个地区，就是“浦东”。

❷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热兴起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热

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股日趋高涨的“金融中心热”。由于各个主要城市都意识到金融中心建设对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争当金 融中心便成为这些城市经济发展中追求的重要目标。据统计，国内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已有20多个，特别是一些大城市更发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 强烈呼声。在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城市更为引人注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早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市委市政府2008 年4月30日发布的《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也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标；按照广东省和深圳市官方的口径，深圳 将要建设的金融中心被定位为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即华南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03年以后天津则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特别是在 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给予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特权后，天津追求成为北方金融中 心的热情更为高涨。那么，如何看待这股金融中心热？金融中心是否具有排他性？中国是否需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本文拟对此谈些粗浅看法。

中国金融中心热的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我国之所以会兴起一股有关金融中心的热潮，尽管具体原因很多，各个城市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考虑，但总体上考察，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建设金融中心可以提升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对于该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一个城市要想在国内外获 得较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不仅需要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拥有发达的金融业、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伦敦、纽约、东京、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新加 坡、香港等城市之所以世界闻名，之所以在世界金融市场运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城市都是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特别是在当今经济金融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能否在世界经济金融运转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就要看其能否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这两个城市都是弹丸之地，它们之所以世界闻名，并不在于其拥有多么强大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而在于它们都是著名的亚洲地区的国际金 融中心。从我国国内的情况看，上海、北京和深圳之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金融运行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其集中有较为雄厚的金融资源，特别 是上海还拥有国内的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市场，从而事实上具有中国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因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直接关系着一个城市的 地位和知名度，所以我国的一些经济中心城市兴起金融中心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建设金融中心是一个城市经济实力强大的标志。按照经济决定金融的一般原理，一个城市的金融状况、金融地位是由其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决定的。伦敦、纽 约等国际金融中心产生发展的历史表明，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才逐渐自然演变成世界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说，一个城市金融中心 地位的获得实际上是其经济实力的展示和体现。凡是有胆略提出建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意味着其自信具有与对应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经济实力。

第三，建设金融中心可以促进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按照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虽然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从 根本上说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城市能够通过政府的推动而建设成为国际的或者国内的金融中心，又会反过来极大地促进金融中心所在地经 济的发展。因为，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就是金融资源聚集的过程，这必然会给金融中心所在地带来规模巨大的资金流入，从而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本课题组 曾经对上海、北京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弹性为1.66，即金融 发展每提高1%会引起经济增长提高1.66%，同时上期金融发展1%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1.31%；上海地区金融发展1%会引起经济增长6.579%，而 上期金融发展1%则会引起本期经济增长0.35%。此外，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伴随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聚集，还会提升一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增加 当地的就业和税收，也会带来大量相关人才的引进。正是由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给所在城市带来无穷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因此，国内诸多城市相继发出建 设不同层次金融中心的呼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竞争的根本，就在于对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掌握，在于对全球资本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不仅能提高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还能有力地促进该国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包括亚洲在内的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努力争取把本国、本地区的某一大城市培育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
就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正在角逐金融中心的诸多大城市来看，综合条件最好的当推上海，现已被视为最有希望竞争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丰厚的金融历史文化沉淀。从现时的情况来看，今日之上海已形成了包括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与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在内的层次比较齐全的金融体系，已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云集，金融交易量最大且运作最规范的地区。
多年来，上海重点围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上下求索，着力建设，虽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与一些已建成的全球性甚至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无论在硬环境还是软环境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作为一项发展战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成为上海金融业乃至整个城市发展的最高理想，但要圆梦这一理想却还要走很漫长的路。
立足于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战略考虑，中国在维护和增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时，还有必要合力将上海再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除香港以外，在中国的大地上倘若还能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崛起，将对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再有一个像伦敦、纽约那样的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平台，更好地满足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发展需要，并能大大提高中国对国际商品和金融产品的话语权、定价权，因而有助于中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近年来，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城市不断增加，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面对来自国外大城市的挑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确保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是中国优先考虑的问题，将之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应对国外大城市竞争压力的有效战略选择。倘若多个城市一哄而起，齐头并进，各搞各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会使有限的资源稀释和不可避免地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而且还会削弱国内城市与周边邻近国家在角逐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竞争能力。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的趋势是集中，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排他性。凡有一定金融知识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建立多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的，即使美日英等经济强国，尽管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总量大，也只有一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为数不少，但也只有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新加坡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十几个公认的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中国虽已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只是人均GDP排名在100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种类偏少，机构数量、金融总量仍然偏小，各类金融机构分工和协作尚不完善，金融市场环境也待改进。特别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回归，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须维护，同时中央政府又已决定在上海重塑国际金融中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中国大陆再打造一个或两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呢？
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种政府行为，离不开政府的合理规划、认可和支持。国外的经验表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初期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已逐渐被摈弃。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无一不是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民间的金融资本力量还很弱，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更显重要。政府的有关部门有必要成立面向全国的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就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发挥举国一体资源聚合的力量，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以便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规划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出谋划策。
既然全国有多个大城市都在筹划建立国内区域性或全国性甚至国际性金融中心，政府的有关部门就不宜久拖不定，而应当及早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步骤措施。这样，既可以科学合理规划国内构建金融中心的布局，又有助于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

❸ 金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 互联网经济

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虽然总体平稳，但实体经济面临不少挑战。由于金融扶持不够，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仍然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凸显了当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强健实体经济的紧迫性。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就必须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分析起来，金融具有优化资产配置、强化风险管理、发现市场价格等功能，可以成为创新创业活动的发动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黏合剂。但如果金融过度膨胀甚至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就有可能产生泡沫，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乃至引发危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事例，其真正原因就是世界性的实体经济与金融投向的结构性失衡。
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与实体经济发展总体适应，但也存在不匹配和不协调的问题。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资金供给比较充裕，但在微观上，一些银行机构只看眼前、不顾长远，仍在大肆拆入资金，借银行理财、信托投资的名义在金融圈里“空转”，大玩“钱生钱”的虚拟游戏，令原本流动性充裕的国内金融业深陷“缺钱”境地，更令很多实体企业严重“失血”。而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反过来又使金融部门不愿介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对经济健康运行极为不利。因此，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具有战略意义。
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首先要从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的要求出发，努力盘活货币信贷存量，用好增量，提高使用效率。在这一过程中，须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真正解决金融当前时点突出服务什么样的实体经济问题。盘活的存量和增量贷款，要重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有重大影响和示范引导作用的行业倾斜，向化解过剩产能倾斜，向小微企业倾斜，向“三农”倾斜，向消费升级倾斜。
其次，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还要深入研究和推动金融及相关领域改革。在现有体制下，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如，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监管能力有待提升等。针对上述问题，应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值得关注的是，前不久，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定价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在客观上不仅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有利于金融机构不断转变经营模式，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下一步，要健全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继续改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清除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项金融管制，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信贷和保险市场的实质性竞争；应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更多采用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减少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活动不当的行政干预；可考虑建立和完善金融安全网，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建立和规范市场化退出机制。
与此同时，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软环境也是题中应有之意。金融基础建设是金融正常运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便捷高效金融服务的重要保障。金融基础建设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会计标准、征信体系、支付清算体系等。在当前的情况下，可根据金融发展规律和实际，针对当前金融投机和民间借贷无序发展等问题，进一步完善金融发展的制度框架和顶层设计；借鉴发达国家金融业的经验，积极建设金融机构总部和区域金融管理总部，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总部的管理和调控；加快制定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信用评级以及征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法规和制度。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为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❹ 太原和石家庄相比哪个城市更有利于居住和发展

2005年央视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

1、上海
2、北京
3、深圳
4、广州
5、天津
6、杭州
7、南京
8、武汉
9、成都
10、沈阳
11、大连
12、长沙
13、济南
14、青岛
15、苏州
16、福州
17、无锡
18、哈尔滨
19、宁波
20、重庆
21、大庆
22、厦门
23、西安
24、长春
25、珠海
26、郑州
27、海口
28、昆明
29、太原
30、石家庄
31、温州
32、合肥
33、乌鲁木齐
34、南宁
35、南通
36、合肥
37、兰州
38、呼和浩特
39、贵阳
40、烟台
41、秦皇岛
42、包头
43、唐山
44、银川
45、汕头
46、连云港
47、威海
48、西宁
49、湛江
50、北海
同时还发布了综合实力排名，前15分别是：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汉、南京、成都、沈阳，重庆，大连，长沙，济南，青岛

中国城市最新排名

200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如果按照200个城市的比较数据计算，居于前10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天津、宁波、南京、温州，最后10位依次是晋城、宿州、铁岭、巢湖、宣城、汉中、保山、亳州、延安、池州。毫无疑问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多
位于三大都市圈内。东部沿海某些省份的一批地级市竞争力较强，提升也较快。

在本次研究中，综合竞争力指标由人才本体竞争力、企业本体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商务环境竞争力4大类指标综合而成，按50个城市比较数据计算，各分项指标的排名状况依次如下。

人才本体竞争力

在人才本体竞争力排名中，列前10位的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苏州、厦门、温州、镇江、常州、佛山，最后10位依次是芜湖、郑州、呼和浩特、威海、南昌、天津、福州、石家庄、秦皇岛、徐州。总体上看，人才本体竞争力比较好的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小城市相对较弱，同时一些中小城市如温州、镇江、常州、佛山等挤入全国人才本体竞争力前10名中，说明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加大了对人才体系的建立，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

人才本体竞争力指标由健康水平指数、知识水平指数、技术水平指数、能力水平指数、价值取向指数、创业精神指数、创新意识指数、交往操守指数8个指标综合而成。这八类指标的基本排名状况如下：

①健康水平指数排名。健康水平指数由人口平均寿命 、婴儿死亡率、 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三个指标组成。列前10位的分别为深圳、珠海、北京、哈尔滨、秦皇岛、青岛、威海、石家庄、广州、上海－南宁（并列），最后10名依次是：芜湖、温州、乌鲁木齐、长沙、合肥、南昌、成都、泉州、重庆、台州。

②知识水平指数排名。知识水平指数由成人识字识字率、大专以上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知识水平综合指数三项组成。列前10名的是北京、上海、苏州、镇江、深圳、南京、厦门、南通、哈尔滨－西安、无锡－合肥，最后10位分别是：温州－台州、中山、南宁、天津、呼和浩特、徐州、重庆、惠州、泉州、东莞。

③技术水平指数排名。技术水平指数由专业技术人员指数、企业家创业人员指数、技术水平综合指数三项指数组成。列前10名的是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宁波、温州、台州、沈阳、无锡、上海，后10名的是呼和浩特、重庆、西安、石家庄、济南、南宁、天津、武汉、秦皇岛、徐州。

④能力水平指数排名。能力水平指数由学习与创新能力指数 、组织与交往能力指数、开拓和适应能力指数三项组成。排序前10名的分别是：深圳、北京、广州、温州、常州、上海、苏州、厦门、台州、惠州、佛山，后10名是烟台、大连、威海、济南、南昌、天津、徐州、石家庄、福州、秦皇岛。

⑤价值取向指数排名。价值取向指数由重商意识、赚钱欲望、消费倾向组成，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广州、深圳、北京、厦门、温州、镇江、上海、苏州、宁波、东莞，后10位的是：大连－威海、天津、芜湖、徐州、沈阳、福州、秦皇岛、石家庄、郑州。

⑥创业精神指数排名。创业精神指数由辛劳精神、闯荡意识、竞争心理三项组成，排前10名的是：温州、深圳、北京、泉州、重庆、台州、镇江、中山、惠州、佛山－哈尔滨，后10位的分别是：厦门－长春、天津、福州、秦皇岛、成都、大连、沈阳、南京、石家庄。

⑦创新意识指数排名。创新意识指数由求新意识、平等观念、兼容心理这三个方面来表现，排前10名的分别是：深圳、上海、重庆、温州、广州、佛山、珠海、西安、惠州、金华－厦门，后10名的分别是：合肥－南宁、乌鲁木齐、镇江、徐州、常州、济南、福州、石家庄、绍兴、沈阳。

⑧交往操守指数排名。交往操守指数由诚信意识、法制观念、协作精神三项组成，位列前10名的分别为：北京、南京、广州、天津、哈尔滨、厦门－南昌、佛山、苏州、镇江，后10位的是：芜湖、乌鲁木齐、重庆、福州、温州、徐州、合肥、泉州、郑州、石家庄。

企业本体竞争力

在企业本体竞争力中，排名前10位的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南京、天津、东莞、中山、惠州，后10名是：乌鲁木齐、嘉兴、金华、泉州、台州、呼和浩特、秦皇岛、芜湖、徐州、镇江。

企业本体竞争力指标由企业文化、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战略控制、研发设计、生产过程、营销服务、竞争优势8项组成，这八项指标的排名状况基本如下：

①企业文化指数排名。企业文化指数由企业家欲望、雇主的作风、员工的精神三项指标组成，其中企业文化精神较强的前10位的城市：烟台、石家庄、绍兴－温州、深圳－广州－中山－惠州－杭州－淄博，后10位的城市分别为嘉兴、大连－成都－济南－泉州－镇江、长春、武汉、徐州、北京。

②治理结构指数排名。治理结构指数由公司董事会效力、委托代理有效性、经济利益激励三个指标组成，位列前10名的城市为：石家庄、温州、广州、杭州、威海、烟台－绍兴－金华、天津、哈尔滨－南通－西安，后10位的城市分别为：南宁－佛山－北京、无锡、呼和浩特、沈阳、上海、徐州、长春、镇江。

③组织管理指数排名。组织管理指数由企业管理普遍性、企业管理标准化、管理人员的经验三项组成，前10位的是：温州－广州、绍兴、南通－南京－上海、威海－南昌、西安－中山，后10名是：无锡－沈阳－长春、成都－乌鲁木齐、徐州、常州－秦皇岛、镇江、武汉、郑州－济南。

④战略控制指数排名。战略控制由企业决策的规范性、企业规划的慎密性、企业定位的准确性三方面组成，前10位的是：广州、温州－南通－金华－天津、南京－上海－威海－南昌－佛山－深圳－南宁，后10名是：厦门－无锡－徐州－常州―秦皇岛－郑州－济南、重庆－长春－乌鲁木齐、沈阳－武汉、镇江、成都。

⑤研发设计指数排名。研发设计由企业自主创新设计能力、企业模仿创新设计能力、企业综合研发状况三项指标组成，位列前10名的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广州、沈阳、重庆、郑州、长春，后10位的是：佛山、嘉兴、金华－泉州－秦皇岛、芜湖－惠州－镇江、东莞、威海。

⑥生产过程指数排名。生产过程由高新产品生产、生产方法复杂性、产品生产质量三个指标组成，排名在前10位的是：北京、上海、西安、广州、重庆、天津、武汉、沈阳、哈尔滨、南京，后10名的城市为：呼和浩特－东莞、烟台－嘉兴－秦皇岛、中山－芜湖、徐州、台州、镇江。

⑦营销服务指数排名。营销服务由产品品牌状况、产品营销深度、顾客满意度三个指标组成，排名前10位的是：广州、温州、天津、杭州－青岛、福州、绍兴－深圳、中山、嘉兴－台州－西安－珠海，后10位的是：济南、长沙、东莞－呼和浩特、武汉、沈阳－徐州、镇江、北京、成都。

⑧竞争优势指数排名。竞争优势由产品国际竞争力、竞争优势的实质、高技术产品出口三个指标组成，排前10位的是：深圳、上海、苏州、南京、广州、北京、东莞、天津、中山、惠州，后10位的是：南昌－泉州、金华－武汉、镇江、秦皇岛、南宁、乌鲁木齐、徐州、芜湖、呼和浩特。

生活环境竞争力

生活环境竞争力主要由经济吸引力和社会凝聚力加以体现，分别由私人消费和服务、基础设施质量、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城市自然环境、就业机会、司法环境、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政府服务九个指标组成，生活环境竞争力最强的10个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东莞、南京、佛山、天津、苏州、杭州，后10名城市为：镇江、威海、烟台－呼和浩特、徐州、金华、长春、淄博、嘉兴、芜湖。总体来看，特大、大城市及风景宜人的城市生活环境竞争力较强。其中分指标具体排名情况如下：

①私人消费和服务指数排名。私人消费和服务由住房及价格、社区服务质量、私人消费质量三项指标组成，前10位的城市是：深圳、厦门、广州、北京、东莞、佛山、惠州、大连、珠海、温州，后10名是：芜湖－泉州、淄博、金华、烟台－镇江、西安、长春－天津、石家庄。

②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排名。基础设施质量由水电煤气设施指数、通讯设施指数、交通设施指数三项指标组成，前10名是：深圳、广州、上海、珠海、惠州、北京、南昌、无锡、石家庄、苏州，后10名分别为：武汉－呼和浩特－嘉兴、泉州、南通、徐州、金华、西安、温州、重庆。

③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排名，卫生教育基础设施质量由卫生保健质量、公共教育质量文、化娱乐质量三项指标组成，前10名的为上海、北京、南京、佛山、深圳、重庆、乌鲁木齐、济南、东莞、武汉，后10位为：镇江、呼和浩特、珠海、淄博、长春、宁波、威海、烟台、嘉兴、芜湖。

④城市自然环境指数排名。城市自然环境由城市环境质量指数、城市环境舒适度指数、城市环境优美度指数、城市风景优美度指数四个指标组成，前10名的城市是：北京、深圳、广州、上海、南京、大连、杭州、青岛、珠海、天津，后10名为：芜湖、温州、南昌、惠州、中山、石家庄、常州、金华、台州、南通。

⑤就业机会指数排名。就业机会由收入水平及增长预期、个人发展机会及预期、城市发展及增长预期三项指标组成，机会最大的前10位城市分别为：北京、深圳、广州、东莞、天津、苏州、厦门、佛山、惠州、南通，较弱的后10位的城市：武汉－合肥、成都、哈尔滨、石家庄、长春、淄博、郑州、沈阳、福州、呼和浩特。

⑥司法环境指数排名。司法环境由司法体系保证履约状况、社会稳定性及预期、社会治安状况三项指标组成，北京、南京、厦门、镇江、佛山、南通、烟台、广州、苏州、上海为司法环境最好的前10位城市，后10名分别是：温州、徐州、呼和浩特、泉州、沈阳、东莞、石家庄、福州、淄博、长春。

⑦制度环境指数排名，制度环境由外地人的平等与机会、妇女的平等与机会、市民就业、迁徙的自由度三项指标组成，制度环境建设较好的前10位城市是：北京、镇江－东莞、广州、深圳、温州、南京－厦门、惠州、珠海，而后10名城市是：合肥－重庆、大连－天津－石家庄、南昌－福州、呼和浩特、徐州、长春、沈阳。

⑧文化氛围指数排名。文化氛围由文化乡土性、文化国际性、文化多样性三项指标组成，其中氛围最浓的前10位城市是：深圳、上海、北京、东莞、厦门、广州、珠海、苏州、中山－杭州，后10名是：秦皇岛、合肥、淄博、南昌、镇江、芜湖－长沙、石家庄、郑州、徐州。

⑨政府服务指数排名。政府服务主要从官僚主义程度、各种侵权行为的发生率、市民对政府满意程度三个方面来考察，指数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厦门－苏州、广州、南通、北京、青岛、佛山－金华、宁波、西安，后10名是：郑州、深圳、台州、沈阳－乌鲁木齐、泉州、长春、徐州、石家庄、福州。

商务环境竞争力

商务环境竞争力分为硬环境竞争力和软环境竞争力两个方面，在硬环境竞争力中主要通过要素资源环境、产业关联、区位及当地需求、基础设施四大因素来体现，而法制与文化环境、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政府管理服务、政府营销战略则是商务软环境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在商务环境竞争力中，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南京、杭州、重庆、沈阳，后10名的是：威海、徐州、呼和浩特、台州、绍兴、芜湖、嘉兴、镇江、淄博、金华。大城市的商务环境竞争力总体强于中小城市。

⒈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

在商务硬环境中，要素资源环境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基础，主要由人才要素、资本要素、科学技术、自然资源要素、生产要素成本构筑而成，对商务环境支撑较强的前10位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的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武汉、南京、杭州、沈阳、西安、重庆，而在这50个城市中，后10名是：徐州－常州、台州、芜湖、绍兴、厦门、惠州、泉州、金华、镇江，虽然一些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自然资源等“先天”优势较强，但由于其他要素发育不充分，构成了要素资源环境竞争力的“瓶颈”。其基本要素排名状况如下：

①人才要素指数排名。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西安、南京、杭州、福州、济南－大连排名在前10位，其人才获得的便利性、专业技术人员及人才培训和引进等优势较强，排名后10位的城市为：台州、温州、深圳、泉州、徐州、常州、镇江、惠州、东莞、厦门，虽然一些中小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地位提升较高，但人才储备及人才体系建立远未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长远来看，是城市竞争力提升最大的障碍之一。

②资本要素指数排名。资本要素主要由金融机构存款数、资金获得的便利性、融资体系的健全性三个指标组成，排名前10位的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佛山、天津、武汉、沈阳、杭州、东莞，后10名的是：呼和浩特、绍兴－秦皇岛、泉州、惠州、威海、嘉兴、金华－芜湖、镇江，很明显，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由于改革开放进程较早，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其资本要素竞争力远远强于内陆中小城市。

③科学技术环境指数排名。科学技术竞争力较强的前10位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南京、杭州、济南、西安、重庆，后10名是：东莞－无锡、淄博、金华、徐州、泉州、佛山－中山、惠州、镇江。

④自然资源要素指数排名。自然资源要素由土地稀缺程度、获得土地的难易程度，供水丰富程度三个指标组成，其中条件最好的10个城市分别为：台州、宁波、南宁、南通、芜湖、佛山、南昌、绍兴、常州、杭州、温州，而较差的后10名为：北京、沈阳、成都、南京、上海、镇江、福州、哈尔滨、青岛、徐州。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集聚的不断增加，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地区自然资源要素的压力逐渐加大，而一些中小城市其优势日益凸显，在客观上为加快城市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条件。

⑤生产要素成本指数排名。生产要素成本由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实际利率三项组成，其成本最优的前10位城市为：惠州、芜湖、重庆、淄博、威海、哈尔滨、南通、沈阳、南昌、乌鲁木齐，而成本较高的后10位城市为：苏州、杭州、嘉兴－珠海、金华、中山、宁波、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⒉产业关联竞争力

城市产业发展决定着城市的竞争能力和发展方向，是构成城市经济收益的主体部分。通过产业关联指数的高低来衡量城市产业发展的环境，具体包括产业集群环境和产业服务环境，指数最高的城市是广州、重庆、南昌、西安、长沙、武汉、福州、温州、绍兴、杭州、珠海、中山、上海、深圳，多分布于江浙带，是我国产业关联程度最为典型的地区，也是市场经济和和民营企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其具体指标排名状况如下：

①产业集群环境指数排名。产业集群环境由产业群集发展状态、产业专业化聚集、群集中的合作程度三项组成，发展状况较好的前10位城市是：广州、东莞、绍兴－杭州、温州－佛山－台州、嘉兴、深圳、威海，后10名为：沈阳、哈尔滨、大连、秦皇岛、厦门、长春、呼和浩特、北京、徐州、镇江，可以明显看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城市产业集群环境发展较差，此外一些老工业基地城市在培育产业集群环境方面，包袱较重。

②产业服务环境指数排名。产业服务环境指数最高的前10位为：广州、南昌、西安、珠海、重庆、上海－福州、深圳、中山、杭州，后10名为：常州－呼和浩特、佛山、惠州、宁波－乌鲁木齐－北京－徐州、成都－镇江、淄博，相比较而言，东南沿海城市的服务组织、创业服务、中介服务发展的较好，体系较为健全。

⒊区位及当地需求

当地需求规模和质量以及区位条件构成城市区位竞争力和需求竞争力，全国城市区位及需求竞争力最强的前10名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武汉、重庆、成都、南京，后10名是：绍兴－嘉兴、泉州－呼和浩特、芜湖、惠州、台州、金华、镇江、淄博，很明显，可以验证出外商直接投资较为集中的城市，区位及当地需求指数较高，而外商投资进入较晚且规模较小的城市，指数较低。其分项指标排名状况如下：

当地需求规模指数排名。当地需求规模由宏观经济预期、城市前景预期、当地的内需规模三个指标组成，规模最大的前10位城市为：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武汉、南京、沈阳、成都、杭州，后10名是：长春、威海、台州、泉州－芜湖－惠州、绍兴、秦皇岛、金华、呼和浩特。人口密度较高的大中城市明显高于小城市的需求规模。

①当地需求质量指数排名。指数最高的前10名为：杭州、上海、广州、深圳、中山、北京、青岛、哈尔滨、佛山、东莞，后10名是：烟台、天津－郑州、济南－金华、淄博呼和浩特、沈阳、南京、镇江，历史悠久、产业基础雄厚的大中城市消费者的挑剔程度、对高新消费品的喜好程度及当地环保和质量法规严格程度自然高于近期新发展起来的一些地级市，但一些中小城市经过粗放式发展，现在质量提升也较快，发展方式也较集约，如佛山、东莞等。

②区位条件指数排名。区位条件主要从自然、经济、政治科技三方面来考察，优势较明显的前10位城市为：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杭州、深圳、南京、重庆、沈阳，后10名是：威海－秦皇岛－惠州－烟台－金华－镇江、中山－佛山、南通、温州、嘉兴、台州、淄博。

⒋基础设施

在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中，前10名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厦门、武汉、大连、重庆、青岛，后10名是：长春、芜湖、徐州、威海、台州、绍兴、金华、淄博、镇江、嘉兴。

基础设施指标由市内商务设施质量指数、对外基本基础设施质量指数、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指数、基础设施成本指数组成，这四类指标的排名状况如下：

①市内商务设施质量指数排名。市内商务设施质量指数由旅游会展设施状况、供电丰富度、交通拥挤度三个指标组成，前10名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东莞、重庆、武汉、青岛、大连，后10名为：台州、威海、长春、徐州、呼和浩特、金华、淄博、绍兴、镇江、嘉兴。

②对外基本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排名。这种通过对外大型设施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方式，在城市排序中可以明显看出：前10名为：广州、上海、厦门、北京、武汉、深圳、福州、大连、重庆、南京，后10名是：徐州、苏州、石家庄、常州、绍兴－镇江、台州、淄博、嘉兴、金华，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直辖市的路网设施、港口设施、航空设施的建设力度较强。

③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由通讯设施、网络设施、电脑设施三个指标组成，信息化建设较好的前10名城市为：深圳、广州、惠州、珠海、上海、东莞、北京、佛山、中山、福州，而技术性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的后10位城市为：南京－常州－嘉兴、武汉、西安、徐州－镇江、台州、淄博、重庆、呼和浩特。

④基础设施成本指数排名。基础设施成本主要由市内设施成本、对外交通成本、通讯信息成本组成，前10名城市是：泉州、徐州、南京、沈阳、福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惠州、杭州－常州，后10名是：南昌、大连－南宁、天津、芜湖、成都、烟台、西安、佛山、上海。

⒌法制与文化环境

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法制与文化环境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保障，也是保证城市竞争力可持续性的条件，其主要由商业制度、商业文化、秩序与安全、制度成本四大要素构成，最好的前10位分别由厦门－广州、北京、苏州－镇江、南京－深圳－上海、佛山、哈尔滨摘取，后10名是：沈阳－芜湖、呼和浩特－长春－威海、泉州－郑州、徐州、福州－石家庄。其分项指标排名如下：

①商业制度指数排名。商业制度主要由地方法规健全、连续性和透明度、法院体系保证履约状况、盗版知识产品状况三个指标体现的，前10名城市是：北京、广州、厦门、南京、佛山、上海、南通、嘉兴、烟台、深圳，后10名为：东莞、温州、福州、泉州、淄博、呼和浩特、石家庄、徐州、长春、沈阳。

②商业文化指数排名。前10名城市为：广州、厦门、北京、深圳、镇江、苏州、上海、哈尔滨、温州、南京。后10名是：成都－大连－秦皇岛、威海、芜湖－泉州、郑州、石家庄－徐州、福州。

③秩序与安全指数排名。秩序与安全由经济安全状况、社会治安状况两个指标组成，排序前10位的城市为：镇江、南通、南京－天津－威海、济南－烟台－常州、厦门－苏州－大连，后10位的是：淄博－徐州、长春－呼和浩特－泉州、合肥、广州－乌鲁木齐、福州、深圳、东莞。

④制度成本指数。制度成本由对企业非规范收费、对企业侵权成本、对企业诉讼成本三个指标组成，企业发展制度环境建设较好，则成本较低，企业的竞争力会较强，在200个城市中前10名是：徐州、重庆、温州、镇江、乌鲁木齐、合肥－福州、杭州、嘉兴、石家庄，后10名：北京－佛山－中山、威海、武汉－青岛、上海、长沙、南宁、深圳、芜湖。

⒍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

市场竞争与开放环境指数由竞争环境、开放环境、市场国际化三项指标组成，指数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东莞、深圳、珠海－惠州、厦门－广州－上海、苏州－天津－佛山，后10名是：重庆－乌鲁木齐－济南－秦皇岛－成都－呼和浩特－长沙－芜湖、淄博、徐州。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开放竞争力明显于内陆城市，不仅因为沿海城市开放早，程度高，而且还由于沿海地区区位上的便利性以及历史上对外交流频繁，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同时，内陆城市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日渐加强，开放竞争力不断提高。其分项指标排名如下：

①市场竞争环境指数排名。市场竞争环境主要由同行业竞争程度、企业与供应商竞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三个指标组成，竞争环境较强的前10位城市是：深圳、绍兴、广州、南昌、上海、常州、佛山、东莞、福州－杭州，后10名是：宁波、惠州－南通、芜湖、镇江、沈阳、大连、淄博－徐州、秦皇岛。

②市场开放环境指数排名。前10名为：沈阳、深圳、广州、东莞、宁波、佛山－南京、上海－石家庄、北京，后10名为：台州、淄博、西安、南昌、常州、嘉兴、福州－杭州、珠海、重庆。

③市场国际化指数排名。市场国际化主要从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资占总投资比重、企业国际交流程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其中最高的前10位城市是：东莞、惠州、珠海、深圳、苏州－厦门、天津、大连、上海－青岛，后10名是长春、金华－济南、石家庄、成都、呼和浩特、长沙、郑州、徐州、乌鲁木齐。很明显以企业为载体，以跨国公司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其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较高。

⒎政府管理服务

在政府管理服务中，指数较高的前10位城市分别为：无锡－镇江－温州、苏州－宁波－南通－绍兴－嘉兴－重庆－金华，而后几位城市是：深圳、南宁、长沙。

政府管理服务指标由政府监管指数、政府服务质量、政府管理成本指数三个指标组成，分项指标排名如下：

①政府监管指数排名。政府监管指数由审批和管理的程序复杂、政府监管适度性、政府监管有效性三方面组成，前10名是：沈阳、无锡、上海－芜湖、镇江、佛山、深圳－烟台、南通、南京，后10名是：苏州－重庆－杭州－合肥－中山－济南、福州－南宁、天津、大连－哈尔滨、东莞－秦皇岛。

②政府服务质量指数排名。政府服务质量较好的前10个城市为：南通－宁波－苏州、上海－绍兴、北京、青岛－嘉兴－广州－金华，后10名为：威海－常州－南昌－呼和浩特－济南－福州、沈阳、乌鲁木齐－徐州、长春。

③政府管理成本指数排名。政府管理成本指数由各种税收总额、部门非规范收费两项组成，其中成本较低的前10位城市为：徐州、温州、镇江－重庆、合肥－福州、杭州－乌鲁木齐、嘉兴－无锡，后10名城市为：天津－西安－威海、佛山－中山－武汉、青岛、上海、长沙－深圳、南宁、芜湖。

⒏政府营销战略

城市营销无疑正在或将要成为促进城市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十分重要的制度、方法和手段，而政府营销战略则直接决定着城市竞争力的强弱。在政府营销战略指数中，排序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佛山、南京、长春、重庆、苏州，后10名是：南昌、绍兴、金华－台州、徐州、南宁、淄博、芜湖、乌鲁木齐、呼和浩特。

政府营销战略指标由政府规划能力指数、政府财政能力指数、政府推销导向指数三个指标组成，其具体排名状况如

❺ 为了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我国应怎样进一步建设和优化融资体系

我国需要进一步优化融资建设。
要加大对金融经济的支持，特别是资金和金融方面。

❻ 刘力臻的学术论文

2010年以来 《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日元的经验研究》，《现代日本经济》年第06期 《中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动态优化》，《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2年第06期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11期 《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方法》，《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4期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机制研究》，《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02期 《日美经济关系失衡与日元国际化政策》，《外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01期 《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理论创新的启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2期 《论经济制度的“软实力”与经济增长的“硬实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3期 《人民币升值预期与东南亚人民币化——基于小国视角跨期均衡货币替代模型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02期 《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的中小企业融资分析》，《商业研究》2012年第02期 《市场与政府二元调节机制的优化组合研究》，《经济纵横》2012年第02期 《后危机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亚太经济》2012年第01期 《后金融危机时代东亚美元本位模式考察》，《上海金融》2011年第11期 《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动因及我国的实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6期 《对外直接投资在东北地区行为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 《保险公司营销渠道资源整合与创新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 《汇率预期、外汇供给与外汇储备》，《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年第10期 《商业银行运营效率与董事会治理》，《金融论坛》2011年第07期 《货币区域化与国际化发展规律探析》，《经济纵横》2011年第04期 《“美国因素”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东岳论丛》2011年第03期 《中国经济增长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机制——基于Markov机制转换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02期 《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视角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统计与决策》2011年第04期 《欧元区主权债务风险对我国外汇储备安全的启示》，《亚太经济》2010年第06期 《吉林省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6期 《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动因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1期 《人力资本国际流动动因及影响研究述评》，《经济纵横》2010年第10期 Modeling market volatility with mixed exponential power asymmetric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 An application to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omposite Index daily returns，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cience, MASS 2010 《关于构建国内统一市场问题的若干思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5期 《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策略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5期 《日元升值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10年第05期 《人民币国际化的独特路径及发展前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1期
2005—2010年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变革趋势》，《光明日报》2009-12-15 《外部冲击与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优化》，《光明日报》2008-10-22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6期 《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新特征、形成根源及发展趋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5期 《虚拟经济膨胀视角下的汇率短期波动研究——对Dornbusch超调模型的扩展》，《国际金融研究》2009年第07期 《国际货币制度演化与货币危机机理探索》，《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06期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经济纵横》2009年第05期 《新疆经济增长各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03期 《外汇储备适度规模探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3期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技术的引进、扩散和创新的影响——以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经济问题》2009年第04期 《粮食禁运问题的博弈论分析》，《求索》2009年第03期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与贫困——基于“交换权利映射”的分析》，《经济问题》2009年第03期 《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中日博弈探析》，《现代日本经济》2009年第02期 《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东岳论丛》2008年第06期 《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基于寿光蔬菜产业的钻石模型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04期 《中国经济市场化区域差异的成因及对策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6期 《人民币汇率与地区差距——人民币国际化的视角》，《统计研究》2007年第08期 《人民币升值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1期 《产业创新系统生成机理与结构模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年第01期 《人民币升值的正负效应及抵消对策分析》，《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06期 《香港人民币存量估计:M_1口径的考察》，《世界经济》2006年第09期 《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行性分析》，《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04期 《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探》，《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04期 《货币国际化扩张中的政策行为——基于最优铸币收入的动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01期 《人民币区域化成因透析》，《管理现代化》2005年第S1期 《日本经济自主型复苏态势与“中国因素”的实证分析》，《日本学论坛》2005年第Z1期 《人民币国际化下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税务与经济(长春税务学院学报)》2005年第04期 《人民币非法流出的防范对策》，《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03期 《“公地的悲剧”与产权环保效应的分析》，《经济纵横》2005年第01期 《日本经济复苏能否顺利闯关》 《现代日本经济》 2004 01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新思维》 《税务与经济》 2004 01《论东亚货币基金的创建》《东北亚论坛》 2004 03 《以自由贸易区(FTA)推动的东亚货币合作》《当代经济研究》 2004 07 《以区域倾斜政策为杠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广东商学院学报》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区域经济》 2004 04 《努力打造振兴吉林经济的软环境》《新长征》 2004 10 《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当代经济研究》 2003 10 《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管理世界》 2003 03 《论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税务与经济》 2003 03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与我国的参与对策》《东北亚论坛》 2003 02 《东北地区农业经营体制发展战略与对策思考》《中国东北论坛——跨世纪的中国东北经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12 《日本经济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双失效的IS—LM模型分析》 《日本学论坛》 2002 3-4 《中国加入WTO后的汇率制度的选择》 《当代经济研究》 2002 3 《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现代化的设想》 《经济纵横》 2002 2 《美国“新经济”对经济学传统理论的挑战》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01 5 《日本经济如何走出衰退》 《现代日本经济》 2001 4 《聚焦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财政与金融》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2001 1 《经济增长的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决定论》 辽宁大学出版社：《市场经济热点问题》 2000 9 《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 《经济评论》 2000 3
1999年： 《吉林省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8期，省课题研究成果，入选《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研究文库》等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教训和启示》，《日本学刊》，1999年2期。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入选论文，被《日本市场经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等刊物转载
1998年： 《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变革趋势》，《中文导报经济动态》， 1998年5月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股市膨胀与近年来美国股市高涨的比较》，《外国问题研究》，1998年第3期
1997年： 《开放经济下一国货币内外价格的背离》，《中国社会科学》， 1997年第6期。吉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第三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国际融资方式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世界经济》， 1997年5期 《论斯密国富论中经济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来源论丛19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4月 《“斯密难题”与市场经济的道德机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理论》、《伦理学》1997年5月分别全文转载
1996年： 《日本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界定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模式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年1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1997年3月 《回顾与前瞻：日元走势分析》，《外国问题研究》，1996年12期 《与大企业联合的日本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启示》，《现代日本经济》，1996年第10期 《国外资本经营方式演变及发展趋势》，《资本运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理论的新发展》，《长白学刊》，1996年4期 《日元走势分析》，《吉林国际金融》，1996年3期 《国外资本经营方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著作参编，《资本运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 《国际金融教学中的点滴体会》，《教学研究》，1996年2期
1995年： 《从巴林银行倒闭看衍生金融商品的监督与管理》，《经济纵横》， 1995年 10期 《日元升值与日元国际化》，《战后日本50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8月 《新一轮国际汇市动荡透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5年10期 99.《日元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 1995年5期
100.《反常中的正常——关于国际汇市动荡的思考（一）》《市场经济时报》1995年5月8日
101.《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矛盾——关于国际汇市动荡的思考（二）》《市场经济时报》，1995年5月
102.《论汇率的双重性——关于国际汇市动荡的思考（三）》，《市场经济时报》，1995年5月
103.《日元升值的冲击及影响》，《市场经济论坛》，1995年5月
104.《日元升值与日元国际化》，《战后日本五十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105《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日本式市场经济分析》，参编著作，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❼ 2017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投资么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富民之道、公平之计、强国之策，对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是稳增长、扩就业、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根据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为改革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构建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推动资金链引导创业创新链、创业创新链支持产业链、产业链带动就业链，现提出以下意见。一、充分认识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意义——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要素的规模驱动力逐步减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消除不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各种制度束缚和桎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不断开新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培育新兴产业，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引擎、形成新动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我国有13亿多人口、9亿多劳动力，每年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数量较大，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的潜力巨大，但就业总量压力较大，结构性矛盾凸显。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营造公平竞争的创业环境，使有梦想、有意愿、有能力的科技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等各类市场创业主体“如鱼得水”，通过创业增加收入，让的人富起来，促进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实现创新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创业创新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创业教育培训体系还不健全，善于创造、勇于创业的能力不足，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尚未形成。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通过加强全社会以创新为核心的创业教育，弘扬“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厚植创新文化，不断增强创业创新意识，使创业创新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二、总体思路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改革推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放宽政策、放开市场、放活主体，形成有利于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让千千万万创业者活跃起来，汇聚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能。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普惠性政策措施，加强统筹协调，构建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动就业、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深化改革，营造创业环境。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创新，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增强创业创新制度供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营造均等普惠环境，推动社会纵向流动。——坚持需求导向，释放创业活力。尊重创业创新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创业者面临的资金需求、市场信息、政策扶持、技术支撑、公共服务等瓶颈问题，最大限度释放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开辟就业新空间，拓展发展新天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政策协同，实现落地生根。加强创业、创新、就业等各类政策统筹，部门与地方政策联动，确保创业扶持政策可操作、能落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业创新经验。——坚持开放共享，推动模式创新。加强创业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开放共享，整合利用全球创业创新资源，实现人才等创业创新要素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推动各行业创新商业模式，建立和完善线上与线下、境内与境外、政府与市场开放合作等创业创新机制。三、创新体制机制，实现创业便利化（一）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创业者提供机会。逐步清理并废除妨碍创业发展的制度和规定，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出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依法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消除不利于创业创新发展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项目，完善收费目录管理制度，制定事中事后监管法。建立和规范企业信用信息发布制度，制定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管理法，把创业主体信用与市场准入、享受优惠政策挂钩，完善以信用管理为基础的创业创新监管模式。（二）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实施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落实“先照后证”改革，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支持各地结合实际放宽新注册企业场所登记条件限制，推动“一址多照”、集群注册等住所登记改革，为创业创新提供便利的工商登记服务。建立市场准入等负面清单，破除不合理的行业准入限制。开展企业简易注销试点，建立便捷的市场退出机制。依托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立小微企业名录，增强创业企业信息透明度。（三）加强创业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商业模式等新形态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交易，加快建立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完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与维权援助机制，缩短确权审查、侵权处理周期。集中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大案要案，加大对反复侵权、恶意侵权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探索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权利人维权机制，合理划分权利人举证责任，完善行政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四）健全创业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把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素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全社会创业教育和培训制度化、体系化。加快完善创业课程设置，加强创业实训体系建设。加强创业创新知识普及教育，使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人心。加强创业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创业服务水平。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破除人才自由流动制度障碍，实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顺畅流动。加快建立创业创新绩效评价机制，让一批富有创业精神、勇于承担风险的人才脱颖而出。四、优化财税政策，强化创业扶持（五）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和统筹力度。各级财政要根据创业创新需要，统筹安排各类支持小微企业和创业创新的资金，加大对创业创新支持力度，强化资金预算执行和监管，加强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设立创业基金，扶持创业创新发展。在确保公平竞争前提下，鼓励对众创空间等孵化机构的公用房、用水、用能、网络等软硬件设施给予适当优惠，减轻创业者负担。（六）完善普惠性税收措施。落实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机构适用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税制改革方向和要求，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统筹研究相关税收支持政策。修订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法，完善创业投资企业享受70%应纳税所得额税收抵免政策。抓紧推广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税收试点政策，将企业转增股本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股权奖励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范围。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残疾人、退役军人、登记失业人员等创业就业税收政策。（七）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作用。完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加强对采购单位的政策指导和监督检查，督促采购单位改进采购计划编制和项目预留管理，增强政策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效果。加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力度，把政府采购与支持创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五、搞活金融市场，实现便捷融资（八）优化资本市场。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上市或发行票据融资，并鼓励创业企业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资金。积极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发行上市制度，推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加快推进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向创业板转板试点。研究解决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的制度性障碍，完善资本市场规则。规范发展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推动建立工商登记部门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股权登记对接机制，支持股权质押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发行主体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等企业债券创新品种。（九）创新银行支持方式。鼓励银行提高针对创业创新企业的金融服务专业化水平，不断创新组织架构、管理方式和金融产品。推动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对创业创新活动给予有针对性的股权和债权融资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向创业企业提供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十）丰富创业融资新模式。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引导和鼓励众筹融资平台规范发展，开展公开、小额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加强风险控制和规范管理。丰富完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支持保险资金参与创业创新，发展相互保险等新业务。完善知识产权估值、质押和流转体系，依法合规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利许可费收益权证券化、专利保险等服务常态化、规模化发展，支持知识产权金融发展。六、扩大创业投资，支持创业起步成长（十一）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引导机制。不断扩大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基金规模，做大直接融资平台，引导创业投资向创业企业起步成长的前端延伸。不断完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融资体系、监管和预警体系，加快建立考核评价体系。加快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逐步建立支持创业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长效运行机制。发展联合投资等新模式，探索建立风险补偿机制。鼓励各地方政府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强创业投资立法，完善促进天使投资的政策法规。促进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协同联动。推进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行业自律。（十二）拓宽创业投资资金供给渠道。加快实施新兴产业“双创”三年行动计划，建立一批新兴产业“双创”示范基地，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大众创业。推动商业银行在依法合规、风险隔离的前提下，与创业投资机构建立市场化长期性合作。进一步降低商业保险资金进入创业投资的门槛。推动发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等新模式，不断加大对创业创新企业的融资支持。（十三）发展国有资本创业投资。研究制定鼓励国有资本参与创业投资的系统性政策措施，完善国有创业投资机构激励约束机制、监督管理机制。引导和鼓励中央企业和其他国有企业参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设立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等，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创业创新中的作用。研究完善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国有股转持豁免政策。（十四）推动创业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抓紧修订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相关管理规定，按照内外资一致的管理原则，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完善外资创业投资机构管理制度，简化管理流程，鼓励外资开展创业投资业务。放宽对外资创业投资基金投资限制，鼓励中外合资创业投资机构发展。引导和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境外高端研发项目的投资，积极分享境外高端技术成果。按投资领域、用途、募集资金规模，完善创业投资境外投资管理。七、发展创业服务，构建创业生态（十五）加快发展创业孵化服务。大力发展创新工场、车库咖啡等新型孵化器，做大做强众创空间，完善创业孵化服务。引导和鼓励各类创业孵化器与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相结合，完善投融资模式。引导和推动创业孵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成果转移相结合，完善技术支撑服务。引导和鼓励国内资本与境外合作设立新型创业孵化平台，引进境外先进创业孵化模式，提升孵化能力。（十六）大力发展第三方专业服务。加快发展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市场营销、人力资源、法律顾问、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现代物流等第三方专业化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创业服务。（十七）发展“互联网+”创业服务。加快发展“互联网+”创业网络体系，建设一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促进创业与创新、创业与就业、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降低全社会创业门槛和成本。加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基础电信企业向创业者开放计算、存储和数据资源。积极推广众包、用户参与设计、云设计等新型研发组织模式和创业创新模式。（十八）研究探索创业券、创新券等公共服务新模式。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探索通过创业券、创新券等方式对创业者和创新企业提供社会培训、管理咨询、检验检测、软件开发、研发设计等服务，建立和规范相关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八、建设创业创新平台，增强支撑作用（十九）打造创业创新公共平台。加强创业创新信息资源整合，建立创业政策集中发布平台，完善专业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增强创业创新信息透明度。鼓励开展各类公益讲坛、创业论坛、创业培训等活动，丰富创业平台形式和内容。支持各类创业创新大赛，定期好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和创新挑战大赛等赛事。加强和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发展创业平台、投资并购小微企业等，支持企业内外部创业者创业，增强企业创业创新活力。为创业失败者再创业建立必要的指导和援助机制，不断增强创业信心和创业能力。加快建立创业企业、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统计指标体系，规范统计口径和调查方法，加强监测和分析。（二十）用好创业创新技术平台。建立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和专利信息资源向全社会开放的长效机制。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基地）向社会开放机制，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有力支撑。鼓励企业建立一批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平台。鼓励依托三维（3D）打印、网络制造等先进技术和发展模式，开展面向创业者的社会化服务。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领军企业创建特色服务平台，面向企业内部和外部创业者提供资金、技术和服务支撑。加快建立军民两用技术项目实施、信息交互和标准化协调机制，促进军民创新资源融合。（二十一）发展创业创新区域平台。支持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省（区、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依托改革试验平台在创业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为创业创新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等创业创新资源密集区域，打造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业创新中心。引导和鼓励创业创新型城市完善环境，推动区域集聚发展。推动实施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城市示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出台各具特色的支持政策，积极盘活闲置的商业用房、工业厂房、企业库房、物流设施和家庭住所、租赁房等资源，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公场所和居住条件。九、激发创造活力，发展创新型创业（二十二）支持科研人员创业。加快落实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政策，对经同意离岗的可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建立健全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制度规则。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业积极性。支持鼓励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科技社团为科技人员和创业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二十三）支持大学生创业。深入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整合发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引导和鼓励高校统筹资源，抓紧落实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机构、人员、场地、经费等。引导和鼓励成功创业者、知名企业家、天使和创业投资人、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创业导师，提供包括创业方案、创业渠道等创业辅导。建立健全弹性学制管理法，支持大学生保留学籍休学创业。（二十四）支持境外人才来华创业。发挥留学回国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高端人才的创业引领带动作用。继续推进人力资源市场对外开放，建立和完善境外高端创业创新人才引进机制。进一步放宽外籍高端人才来华创业签证、永久居留证等条件，简化开企业审批流程，探索由事前审批调整为事后备案。引导和鼓励地方对回国创业高端人才和境外高端人才来华创高科技企业给予一次性创业启动资金，在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完善相关措施。加强海外科技人才离岸创业基地建设，把的国外创业创新资源引入国内。十、拓展城乡创业渠道，实现创业带动就业（二十五）支持电子商务向基层延伸。引导和鼓励集公服务、投融资支持、创业辅导、渠道开拓于一体的市场化网商创业平台发展。鼓励龙头企业结合乡村特点建立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商品集散平台和物流中心，推动农村依托互联网创业。鼓励电子商务第三方交易平台渠道下沉，带动城乡基层创业人员依托其平台和经营网络开展创业。完善有利于中小网商发展的相关措施，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发展面向中小网商的融资贷款业务。（二十六）支持返乡创业集聚发展。结合城乡区域特点，建立有市场竞争力的协作创业模式，形成各具特色的返乡人员创业联盟。引导返乡创业人员融入特色专业市场，打造具有区域特点的创业集群和优势产业集群。深入实施农村青年创业富民行动，支持返乡创业人员因地制宜围绕休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服务业等开展创业，完善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环境。（二十七）完善基层创业支撑服务。加强城乡基层创业人员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跨区域创业转移接续制度。健全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强远程公益创业培训，提升基层创业人员创业能力。引导和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开展面向基层创业创新的金融产品创新，发挥社区地理和软环境优势，支持社区创业者创业。引导和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大型物流企业发挥优势，拓展乡村信息资源、物流仓储等技术和服务网络，为基层创业提供支撑。十一、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协同机制（二十八）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改革创新，坚持需求导向，从根本上解决创业创新中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共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国务院报告。（二十九）加强政策协调联动。建立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政策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强大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要系统梳理已发布的有关支持创业创新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抓紧推进“立、改、废”工作，将对初创企业的扶持方式从选拔式、分配式向普惠式、引领式转变。建立健全创业创新政策协调审查制度，增强政策普惠性、连贯性和协同性。（三十）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督查。加快建立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关普惠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督查督导机制，建立和完善政策执行评估体系和通报制度，全力打通决策部署的“最先一公里”和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认真落实本意见的各项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明确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责任，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积极研究解决新问题，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舆论引导，推动本意见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不断拓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空间，汇聚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促进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国务院2015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