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宁夏经济如何走出困境──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发展
一、基本面：数据频现积极信号
外部需求疲软、人口红利减少、落后产能淘汰……这些无一不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但是，如果仅仅以此来定义中国经济，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透露，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平稳、就业形势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温和、贸易顺差保持较大规模。具体看，今年1—5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与一季度基本持平；货物贸易顺差达13319亿元，为去年同期的3倍。
在主要指标呈现回暖迹象的同时，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成为亮点。数据显示，1—5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3%，与上年同期相比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其中，高耗能行业投资占比下降，而服务业投资占比继续提升。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增长、PMI连续4个月小幅扩张、部分传统行业盈利出现回升等也都是不容忽视的积极信号。
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经济今年以来实际的表现其实要好于年初各界的预期。“这样的表现，一方面源于中国经济自身所具有巨大的潜力和韧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政府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及稳增长政策。”
二、政策面：求新谋变屡出实招
韧性不小，潜力巨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在这些略显严肃的政策公文中，不难找出“众创”、“大数据”、“跨境电商”等代表经济转型方向的“关键词”。这正是6月中旬以来国务院各项求新谋变行动的缩影。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剑秋在评价国务院推动“互联网+”的新政时认为，11个具体计划行动中涉及诸如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是把“互联网+”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了一起，这就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这些着眼于新经济的政策，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也基于对新技术、新业态发展方向的把握做出了长期规划，从而为我们挖掘经济潜力、释放深层活力奠定了基础。”
② 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形势，分析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近期发生的华尔街金融风暴，是因一系列因素逐级放大、火上加油造成愈演愈烈。银行、投资银行、基金和保险都是美国金融资金链条的一环，现在银行和基金都遭殃了，保险公司将是下一波危机爆发的焦点。因为为了取得信用保险，一些基金的投资者就跟保险公司联系，而保险公司又买了一些MBS(即贷款抵押证券等)。所以，保险公司的隐患还未暴露出来。
美国金融体系是自成一体，而且将风险分散到全球，因此次贷发生后，全球都很恐慌。但是，目前AIG出现了问题不是承保业务出问题，而是投资出现了巨大亏损，如同AIG在全球保险业有多少还未暴露出来，因此这个风险还未可知，不过肯定是存在的。
富通9月15日发表公告称，该公司持有雷曼兄弟债券1.37亿欧元，逆回购交易2.70亿欧元，CDS交易产生的损失700万欧元。受此影响，富通股价出现大幅度下跌。而平安保险因购买欧洲富通集团股份，间接持有雷曼兄弟债券，平保投资额浮亏逾140亿元，因此给市场带来较大心理影响，平安股价一路下挫。
但是，其他两家保险公司并未“触雷”。据悉，在当前3家A股上市保险公司中，保监会仅批准了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的QDII额度，分别为相应公司上年末总资产的2％和15％。记者发现，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都未投资雷曼兄弟、AIG、美林的相关债券。中国太保之所以没有QDII额度，原因是监管层本来计划在其完成H股上市之后再批准其投资额度。
为防止AIG的危机在中国重演，国内当前应加紧推出存款保险，因为存款保险是一颗定心丸。金融危机最怕的就是银行挤兑，任何银行不可能把所有存款都放在自己手里，都把它贷出去了，如果大家都去银行提款，那就必然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美国早就对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户实行保险制度，因此，尽管美国这次金融风暴来得这么厉害，银行并没有受到挤兑等等影响。
金融风暴带来三大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给国际化业务已具相当规模的中资银行带了一定的损失。有关人士指出，由于我国金融改革的滞后性和国内市场的非理性，金融创新理应减缓步伐，甚至更有人认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不宜即时推出。
金融创新要继续
据悉，一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在8％以上，相当于12.5倍的杠杆，华尔街投行的杠杆却到了30倍，这是史无前例的。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去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达33倍，高盛亦有28倍。史无前例的30倍杠杆意味着什么？赚1％相当于30％股本金的回报，但风险来了后，亏损3.3％即意味着破产。
风险管理要加强
从这次倒闭或被兼并的金融机构来看，金融机构特别是投行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资产集中风险的管理方面，内部控制上都有严重缺失。对中外金融机构来说，都需要改进对各类风险的评估；要有一套严格的风险管理的政策与程序；对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要做压力测试；加强资本充足率管理；对各种可能风险出现后要有处理的预案。
③ 论述：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什么请从我国实际和经济学原理角度分析这种经济形势存在的必然性。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
（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今年1—3季度，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5％。预计4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
（二）支柱行业增势强劲，重化工业化特征日益明显。前三季度，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支柱工业实现快速增长，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7％。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4％，轻工业增加值增长13.9％，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37％，比2002年全年水平（60.95％）提高3.42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增长有加速趋势，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今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一轮重化工业化主要是由工业支柱产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市场内生机制，将成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1—3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增幅提高8.7个百分点。投资高增长，主要受重化工业化趋势和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等因素的拉动。消费增幅受非典影响一度降低，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达到8.6％，同比仅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可以认为消费继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尽管有非典冲击，但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比较明显，1—3季度，建筑及装璜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6.6％，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7.5％，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4％，住、行等方面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
（四）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贸易摩擦存在隐忧。1—3季度，出口同比增长32.2％，增幅提高12.9个百分点，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进口同比增长40.5％，加快23.3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净出口91亿美元，同比减少109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看，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顺差持续增加；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出口逆差则持续扩大。由于美欧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顺差扩大势必加剧贸易摩擦，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美欧出口的一些产品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设厂，是我国对美欧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五）总量矛盾缓解，某些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缺口。随着国内市场活跃和出口增长加快，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物价指数由负转正，1—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提高0.7％；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5％，但逐季度回稳（分别为4.6％、4.7％、4％）。电力、煤炭、钢铁、石化、有色金属等产品供给出现缺口，不少省市被迫限制用电，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目前这些产品的供给正在迅速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已经趋缓。总体看，物价仍然保持在低水平，需求约束普遍存在，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竞争仍比较激烈。
（六）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供求关系并未逆转。据有关统计，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低于9000亿斤，也低于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在连续几年的减产以后，当前市场粮价出现恢复性提高，但是预计粮价以及食品价格不会长时间、大幅度上涨。一是因为库存水平较高，到2003年底粮食库存仍将保持在4000亿斤以上，比正常水平（近年来估计为3000亿斤左右）高出较多；二是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在市场需求拉动下，粮食供给会增长较快，抑制粮价上涨。近期内粮食供给不会出现紧缺，但粮食问题事关经济全局，需密切关注，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同时，不要过激反应，造成粮价的大起大落。
（七）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持续高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47万亿元，同比多增1.1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较年初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562亿美元。从贷款投放的结构看，经济内在扩张带动的需求增加依然是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但其紧缩性影响需要逐步释放，加之经济升温的惯性作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同时，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逐步约束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进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资本项目顺差较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来源，也有“热钱”加快流入的影响。
分 析 预 测
当前我国经济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
（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回升期，从国内外条件看，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在近年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持续回落的状态，进入了全面回升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从今年宏观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看，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提高，国内需求迅速扩大，总量矛盾基本缓解；主要商品的供求格局基本平衡，物价总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流入，外部资源供给比较充裕，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总体看，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但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电力、钢材供给缺口较大，造成部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一些地方正在大上电力设备、钢铁加工等项目，如果不正确引导，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产能过剩。另外，从源头上看，对一些地方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问题，亦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规范发展。既维护经济增长的上升势头，又防止局部问题影响全局。
未来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我国银行存差仍然较大，外汇储备雄厚，资金供给比较宽裕；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工低成本优势将长期保持；技术供给也不存在明显约束。现有要素供给条件，有利于扩大市场对产品供给的调节空间。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储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和支出预期趋好，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逐步完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消费需求有望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潜力很大。在消费升级拉动下，产业升级步伐将相应加快，并将带动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这些条件将使我国经济上升的态势得到保持。
（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趋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均超过预期，因此，各方进一步看好今年下半年及200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世界银行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明年全球增长4.1％，其中美国为3.9％，日本为1.4％。总体看，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并未缓解，贸易保护有增无减，针对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外部压力较大，我国的外贸环境趋于严峻。
（三）对明年经济走势的初步分析预测。
综合国内外条件，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从三大需求看，在非典之类疫情不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受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9％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产业升级的推动，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将稳定在今年的增长水平，即30％左右；由于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0％左右，受国内市场升温的拉动，进口将继续高增长，增幅超过出口，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
主 要 问 题
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一）新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和钢材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从电力、钢材等方面情况看，市场对生产的调节相当灵敏。今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发电设备产量增幅超过70％，预计这些产品的供给紧张状况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电站建设的加快和煤炭需求的增加，运输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在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面，应注意吸取电力的教训，避免陷于被动。对于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调整，不要轻易运用行政手段限制供给增长（例如1994年以后限制电站建设），否则会加剧以后的结构性矛盾。一些领域“重复建设”的症结，在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应当对症下药，用市场手段促进竞争，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
（二）投融资体制与经济市场化的矛盾比较突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投资活动中的行政审批仍然过繁，政府介入过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理门槛过高。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信用，过于依赖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市场风险往往转化为行政干预下无人负责的更大风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或以政府信用担保的长期贷款。这类贷款行为缺乏风险约束，容易推动信贷过度膨胀，形成金融风险和财政的隐性债务。现行投融资体制与市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限制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活动，限制了充分竞争，削弱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权力对投融资活动的干预，使得行政主导型的重复建设难以根治。如果不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此次经济回升的积极效果。
（三）就业稳定性下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随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值得指出，这轮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业为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主要是指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形成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非正规就业既包括诸如个体、自雇佣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包括在正式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差，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一般难以进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增加了这部分人群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此外，大量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对于社会管理的挑战也很大。如果以是否参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为尺度，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人员。在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非正规就业存在的或可能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等，应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矛盾协调机制。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2003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今年第2季度有大约10％的农民因非典返乡，据调查其中有17％今年不准备再外出。此外，非典发生后，乡镇企业外贸出口订单减少，产品因运输不畅造成积压，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促使农产品价格明显上升的因素尚未产生，部分地区的畜产品和水果蔬菜或销售不畅，或出口受阻，价格普遍下跌，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也不会乐观。完成全年农民增收4％的预期目标面临的难度较大。
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倍加珍惜，继续强化市场择优汰劣的作用，防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风险。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适当弱化政府刺激经济总量扩张的力度，强化结构性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目标应从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转向追求经济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发展
在经济全面回升的条件下，应当淡化速度指标，把宏观调节的主要目标转向控制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加强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议200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引导各级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方面，防止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盲目攀比速度。
（二）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在需求不足明显缓解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相应调整。一是继续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建设国债的使用和新开工项目可适当后移，增大结转量。同时，应严格筛选新开工国债项目，着重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二是增加对城乡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完善财政支持的机制和制度，防止财政投入的效果降低。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职责，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三是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四是统筹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历史欠账。五是针对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的特点，认真研究并合理解决这类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确保其基本权益及生活安全，以促进就业容量增加，稳定就业队伍。
（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在弱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调整财政政策着力点的同时，应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搞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和相互配合。基于对当前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判断，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总量方面可合理预调、微调，同时注意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关注和调节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维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
（四）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
投融资体制是当前制约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提高的体制瓶颈，对此次经济回升扰动极大。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应该强调“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加强审计、舆论等方面的公共监督。减少投资审批程序，放宽产业准入限制，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即使是公共产品领域，也要尽可能吸引各类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积极发展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贷担保体系和投资服务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尽快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金融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蕴藏的创业积极性。
（五）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
当前经济回升的根本拉动力量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一是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六）积极化解外经贸困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明年发展外经贸的困难加大，需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重点可考虑：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合理运用有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磨擦，规范出口秩序，积极扩大出口。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一定逆差是难免的。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有一定贸易逆差也不必过于担忧。国内需求升温可以基本弥补贸易顺差减小带来的需求缺口，对经济回升的总体态势不会产生明显冲击。今后应当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必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七）加强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把年度工作与中长期发展规划衔接起来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全面加快，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政府在粮食、石油、水等战略性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长远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增强科学性和预见性。建议结合“十一五”计划制定，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快完成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提交人代会审议确定，防止随意更改。此外应结合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大基础性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开发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④ 形势与政策论文：分析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形势20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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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情况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利用通货紧缩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2)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首先要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其次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其三实行“透明革命”、“信息公开”；(3)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高质量高增长模式；(4)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5)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经历明显的转变
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经济形势?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认识。总的评价是，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九五”期间比“八五”期间年平均GDP增长率下降了3.7个百分点，但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明显好于“八五”期间。突出表现：经济波动系数处在建国以来最低水平；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率明显超过GDP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提高了3.5个百分点；从高通胀率降至低通胀率，但仍处在通货紧缩状态；国内市场销售额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量首次负增长，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明显下降(见表1)，煤炭生产量减少了3亿吨，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首次下降，减少了7.7个百分点；C02和SO2首次出现下降，1995 -2000年期间累计分别约减少了14％和15.8％，粉尘减少了33.2％，工业粉尘减少了36.9％，工业废水减少了1／3，木材生产量首次下降，减少了24.6％，累计退耕还林3502万亩，“生态赤字”开始减小。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去6年的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功在当代，利在未来。
如何看待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6年我国各类库存明显下降，是经济增长率放缓的重要原因，使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其中在GDP支出法中的资本存货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17％下降为2001年的-0.35％，资本存货减少了3847.1亿元。这反映了国内各类投资者(包括政府、企业、外资和私人投资者)更注意调整投资结构，更注重提高投资效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投资交付率由1996年的71.6％提高到2001年的77.7％，大大减少了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商品库存占GDP(生产法)的比重由1996年的10.6％减少为 2001年的4.3％(见表2和图1)，商品库存减少了3070.4亿元，反映了各类企业对供大于求的国内市场作出积极的响应，通过降低库存、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根据我们估计，由于这两种库存量下降，分别使GDP增长率下降了1.06％和0.88％，或者说在库存量不变的条件下，GDP增长率分别为9.16％和8.98％(见表3)。
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不会有明显提高，可能在7-8％之间。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值均7.0％；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值均7.4-7.4％。尽管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8％，低于长期增长潜力(1979-1997年期间为9.5％)，还是一个比较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我们不能盲目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如果库存大量增加，就等于无效生产或低效生产，我们希望经济增长率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有经济效益的、低库存比率的经济增长率。
从国际横向比较看，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呈减缓趋势，但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的国家之一，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与经济稳定的“稳定器”。由于受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与贸易衰退的影响，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的W型增长轨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的V型增长轨迹，只有中国和印度避免了这两种情形，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印度。据世界银行预测，东亚地区国家将由2000年的7.5％下降为2001年的4.6％，如果扣除中国的数据，这一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3％，即下降了一半。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实际购买力(PPP)计算，1995年中国GNP超过了日本，1999年中国GNP比日本高出40％。正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说，“四年来，中国两次成功克服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逆流而上，无论在亚洲还是全球都是一枝独秀”。
过去几年实践证明，1998年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积极实行扩大国内需求重大决策，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及时的、也是正确的。从国际比较角度客观公正的打分的话，中国政府是世界上表现成绩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世界所瞩目，为国际所公认，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也贡献于世界发展和东亚经济发展。
二、我国持续5年通货紧缩，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
通常有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货紧缩：一种是“温和型通货紧缩”，主要是由于加快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产品价格下降，但是产出仍呈上升趋势；另一种是“危害型通货紧缩”，它是由于生产能力过剩和需求低迷引起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表现为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同时下降。
中国是属于“危害型通货紧缩”，不仅价格总水平下降，GDP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除少数服务价格外，各类商品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产出低于生产能力，这也迫使厂商大幅度减少库存。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1999年3月)的定义，如果通货膨胀率(即价格指数上涨率)低于1％作为判断出现通货紧缩的标准。根据这一定义，按商品零售指数上涨率来看，1997年我国已经进入通货紧缩；按居民消费指数上涨率看，我国1998年进入通货紧缩，一直低于1％；到2002年4月这两个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1％和-0.3％。这表明，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或者说通货紧缩卷土重来。
1997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负增长(见表4)。以1996年价格水平为基数，到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5.6个百分点；到200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降了11.5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了 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等购进价格减少了1.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了6.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指数仅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4)。
由于中国通货紧缩具有结构性特征，在农业部门表现尤为突出，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幅度最大，农业附加值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97年和1998年以后各类粮食总产量不同程度下降。估计，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因价格下跌出售农产品的损失达3000亿元。
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全球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通货紧缩，各类产品价格(除石油产品外)都不同程度下降。农产品价格水平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降，累计下降了23个百分点，原材料、金属、矿产和钢铁等不同程度的大幅度下降(见表5)。
在世界性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也出现工农业产品供过于求；一方面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寻找出路，会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从进口和投资加剧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放大了国内供过于求的局面，出现国内价格向国际价格趋同趋势，促使工农业产品价格下跌，我们称为“输入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品生产大国，国内生产能力过剩，需要向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通过出口方式加剧国际生产过剩，我们称为“出口型生产能力过剩通货紧缩”，也会加剧全球性通货紧缩。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市场背景和国内市场背景。加入WTO之后，上述两种趋势会更加明显。从中长期看，供给大于需求是我国国内市场(除少数垄断性服务业市场外)的基本格局，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头号顽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者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观察一国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晴雨表”的三个最重要经济指标，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被称为“摸索对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历史”。
通常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奥肯模型来描述，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由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是由奥肯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推导而得。
由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无法反映真实失业情况，则无法比较准确的研究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的应用和局限性。根据我们对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的估计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三个变量的模型计算 (见表8和表10)，有如下初步研究结论：
第一、在短期内(指1993-2001年之间)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菲利普斯曲线特征，两者呈负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率变化量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则反。通货膨胀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则上升0.2个百分点；(见表10方程3)。但是，当样本扩大之后则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特征关系。
第二、产出缺口(指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指t年与t-1年之间的变化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2)。
第三、我国产出缺口与失业率变化量(指t年与t- 1年之间的变化量)呈负相关关系。(见表8方程1)。
上述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三者相互关系的短期经济政策含义是：要继续积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减少产出缺口；由零通货膨胀或负通货膨胀率转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如3％左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适宜的区域在1-1.5％)，即利用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大扫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供给面；另一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货币政策，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积极扩大就业，逐步缓解失业，通过建立灵活性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产业、地区、部门转移以及就业或岗位转换。
五、我国“三农”问题愈来愈突出，直接影响2／3总人口的切身利益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广大农民的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无法大规模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1996年以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尽管全国每个农民出售粮食等农产品实物量在上升，但是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额在减少，从1013元减少到2001年的637元(见表9)，仅此一项，我们估计，在1997—2000年期间全国农民累计现金损失达4000亿元左右。
农民农业剩余明显下降，实际已出现负盈余。全国每个农民农业盈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 340元(见表10)。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是负值。农业一直处于弱质、低收益产业，不仅存在自然灾害风险，还存在市场变化波动风险。农民出售农产品收入占人均现金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43.9％下降为2001年的25.1％，减少了18.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8个百分点(见表11)
农业占GDP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6年的20.4％下降到2001年的15.2％，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照这个速度下降，到2006年农业占CDP的比重将不足10％。在此情况下，我们很难依靠这么低的农业占比来提高50％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和2／3农村人口的农业收入。
我国内需不足，GDP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占GDP比重为47％，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为68％)、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7％)水平。而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24.0％下降为2000年的21.8％(见表13)。而农民消费不足主要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GDP水平太低且持续下降，由1996年的34.54％下降为2001年的31.37％。
农民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相对全国人均GDP水平，由1996年的18.17％下降到2001年的8.44％(见表14)。8亿多农民在全国GDP分配格局和生产格局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不利。此外，政府财政支出和财政转移支出严重向城市倾斜。
六、我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正处在历史上经济繁荣、经济稳定的最好时期，但也是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复杂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我们不仅要促进GDP持续高增长，更要寻求较为公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社会稳定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民意调查是反映社会人群心愿的“晴雨表”。“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七、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提高TFP
过去20多年，30多个不同省市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大，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相对慢。那么，经济增长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呢?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决定经济增长有两种效应：一是水平效应即短期效应，即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经济水平就会提高。二是速度效应即长期效应，即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就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效应。前者是使产出曲线发生平行移动，后者则使产出曲线改变斜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得益于TFP(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我们研究，在1978-1995年间，资本的贡献大约是55％左右；人力资本大约是5.4％；劳动力的贡献，大约是9.5％；TFP大约是29.4％。实际上中国资本的增长率并没有高于改革前，而且比改革前要低一些，主要是TFP明显增加，是由一个负值变成了一个正值，其贡献率达到近30％，几乎是三分之一。
从今后来看，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增长率已经不太可能，尽管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还会增加，但增长率并不会很高，低于1％。从资本增长率来看，中国国内的储蓄率在40％，也不大可能再进一步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也是高的国内投资率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是世界最高水平国家之一。那么，中国今后经济高增长的关键，主要是提高TFP。
提高TFP必须提高政策质量和政府质量。经济增长无论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自然资本的积累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有待于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中国加入WTO并不是无代价、无成本，这些成本应该考虑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受损者得到必要的补偿。
中国要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质量，有三个方面工作要做，最核心的首要的问题是提高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政府管理本身，也会有效地促进增长；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要改变由政府独家管理社会的状况，让多个社会组织共同管理和治理社会，包括企业、社团、公民自身，甚至国际组织。政府要重塑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政府与企业和居民传统的控制关系，变成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实行“良治”，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第二个方面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特别是建立国家廉政体系，从源头控制腐败，通过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打破垄断，消除垄断租金。
第三个方面是“透明革命”、“信息公开”，由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变成一个看得见的政府，由一个看不见的财政变成一个看得见的财政，由一个缺乏责任的政府变成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由一个不受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变成一个受到公民监督和信赖的政府。
今后中国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关键问题不在于能否实现高增长，而在于能否实现高质量的高增长。高质量高增长模式包括：由低效率高增长转向高效率高增长；由不公平高增长转向公平高增长；由低就业高增长转向高就业高增长；由不可持续高增长转向可持续高增长。
八、消除“一国两制”的体制性障碍，加速城镇化进程，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加速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会进一步提高TFP，从而促进经济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看，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1997)估计，在1978—1995年期间，仅农业劳动力向非转移型产生资源配置的效应，约占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王晓鲁计算，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概有1.5个百分点。从劳动生产率看，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可提高6.1倍，如果转移到第三产业可提高2.8倍，这将不同程度地提高总产出。从人均消费水平看，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市民人均收入和支出可提高2倍以上，如加上住房医疗等消费会提高2.5倍以上。从投资需求看，农民进城还会带来巨大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这些都是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来源之一。
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中国不仅城乡存在巨大发展差距，无论人均收入，还是人口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在全世界也是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制，可称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不同制度，如不同的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公共财政制度。例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人均税费比率为3.0％，但实际比率在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这种长期实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束缚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体制性障碍。
中国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的制度革命，核心是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村与农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从历史上看有两次“解放农民”的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第一次“解放农民”，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获得7亿亩土地，免除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1952年比1949年增加了 45％，也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8％。80年代初期中国第二次“解放农民”是采取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1978-1985年农业附加值增长了55.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7倍，其增长幅度是历史上最高的。那么现在需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使农民从土地、农村永久性的解放出来，使农民尽快变为非农业人口，特别是对那些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乡村青年提供进城务工的机会(四川省调查有90％的初、高中农村青年希望外出进城务工)。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的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职业培训的机会；平等就业竞争的机会和享有劳动保护的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以及充分享有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与机会。
国家应在农村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根治流行病与地方病，提供清洁水源，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提供农业科技知识服务和技能培训。
国家应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农田基本建设，国土整治，植树造林，建设乡村道路、乡村自来水网、乡村电网、乡村广播电视网、乡村公共电话网、乡村公共因特网以及公用通讯设施。
九、进一步提高中央本级财力潜力，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淡出有不同的意见。余永定认为，如果一旦停止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而GDP增长趋缓，国债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那才是真正危险的。戴园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真的要淡出时，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从宏观调控着眼，害怕减少财政赤字规模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下不了决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支出有刚性，取消任何一项无效开支都要经过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反复磋商，缩减开支很不容易。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衰退尚未复苏和世界贸易增长低迷，以及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的情况下，不要急于淡出，还需要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但不是继续依靠扩大发行国债规模，而是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尽管过去几年中央财政收入明显增长，但是提高中央财力还有很大潜力。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统一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税。若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税，从近期来看，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可增加2.5-3.0个百分点；从中长期来看，可逐步提高4-5个百分点。
第二，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对各类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对外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和补贴财政优惠政策。同时开放国内各类市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统一的市场。按照WTO的原则，全面清理和取消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的减免关税或补贴政策，同时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减少人为的出口反倾销事件，每年中央财政对出口补贴高达800-1200亿元，国家财政需要重新调整对出口不适当的、或被认为直接补贴或过度补贴的中央财政支出。
第三，国家应当征收国家赋予各种特许机构的特许权收入。例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收入特许权收入；经营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的特许权收入；发行有价债券和邮票等特许权收入；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播放特许权收入；各类电信公司使用国家无线电频道资源的特许权收入；各航空运输公司使用国家空中资源航空或其他飞行的特许权收入；销售烟酒的特许权收入，进一步提高香烟消费税税率；销售石油产品和加油的特许权收入。必要时采取公开拍卖这些经营特许权，收益归中央财政。特许经营权属于国家资源，具有相当之高的“租金”。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所有。这一是没有增加公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二是没有增加地方上交中央财政的负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十分可行的办法。
⑥ 联系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形势，分析我国应如何加强税制结构及税收征管制度的改革
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按照税源大小划分税权，税源分散、收入零星、涉及面广的税种一般划归地方税，税源大而集中的税种一般划为中央税。 一般来说，不可能把大税种划为地方税。但由于地方税不仅对法人(公司、企业)征收，而且更多的是对个人征收，所以，税源分散在千千万万个纳税人手中；又由于地方税征收范围面小，税源不厚，所以收入零星；由于地方税税种小而多，所以涉及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单位和个人。 第二，部分税种的征收管理权归地方。地方政府对地方税可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决定开征、停征、减征税、免税，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这是地方税的主要特点。由于赋予地方以较大的机动权限，从而既能合理照顾地方利益，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不致于影响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物价。因为地方税一般均属于对财产(不动产)、对行为和部分所得以及不涉及全面性商品流通的经济交易课征，所以，即使各地执行不一致，也不影响全局。 第三，税款收入归地方。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或过多地分散于地方，都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在保证中央财政需要的同时，给地方一定规模的财力及适当的支配权，方能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实行分税制，建立中央与地方相对独立的分级财政，给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加强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就成为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税制，目前的分税制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地区差距很大；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虽已初步形成，但尚不够健全；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虽已初步划分，但尚不够规范，各级事权事责还有待明确；税收制度也不够完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实行彻底分税制是不现实的。所以，分税制的改革仍应以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共存的不彻底型分税制为主，以便不会脱离现行模式过远。
⑦ 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及发展前景
才给5分就要1000字，论文现在也太不值钱了。。。
⑧ 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1、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诸多矛内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容多的严峻挑战。要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妥善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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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分析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一个人一复生面临的几大制问题：子女教育，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需要大笔资金来支持，但是，银行降息，股市动荡，投资理财有风险，社保似乎也不足以应付将来老有所依的问题……
什么才是没有任何风险，又能够给予充足保障的渠道？答案：买一份商业保险，如今的商业保险不仅仅能解决养老问题，还有更多的险种可供选择，囊括人一生各种不同的需求
而且国家有政策大力扶持商业保险，保险业在中国正进入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