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怎样写出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分税制改革在经济高增长中的作用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自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有一个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自2001年到2011年这十一年期间，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速为10.7%。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实际上，在写作200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的“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时，张军曾与一些中国经济学界的同仁（包括笔者）现在一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有些担忧。当时，张军判断说：“毫无疑问，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的持续恶化以及严重威胁投资收益率的资本形成体制以及金融制度将是中国经济未来高速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它们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国维持一贯高速增长的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在目前体制下，大量无效率的资本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金融资源的无效分配，而在短期，对投资的鼓励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长期制约因素的形成，这些问题都将对增长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张军自选集》，92页）
如果不看发表日期，读者也许会误解张军教授是讲今天中国经济的格局及问题呢！以致张军本人今天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这篇文章时，也感叹道：“最近经济学家对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问题又有诸多讨论和解释，这些讨论似乎让我有种时间倒流的感觉。我回头翻阅本论文时，仍觉得这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思路与解释框架。当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一度引起经济学家的悲观情绪，我也在其中。”（99页）
然而，在2012年前过去的十多年，中国经济并没有如本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所悲观担忧的那样减速，而是又经历了一波快速增长，且这一波经济增长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速度更快，增长的体量更大。这一经济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其中的机理与增长因素又是什么？这正是张军在之后的数篇长篇论文所要讨论和给予解释的，可能也是张军本人目前对中国经济未来十至二十年增长前景与林毅夫教授一样乐观的原因。
在《张军自选集》最后一篇新近写作的文章中，张军较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近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文章一开始，张军就讨论了纽约大学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于2011年7月26日在上海交大所做的一场讲演中所提出的观点，张军评价道：“他在讲演中提到，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是靠出口和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撑的，而且他说高储蓄和低消费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这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看法。但是我想指出的是，这一说法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正确。”（335页）
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张军首先指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张军还具体列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典型事实：第一，资本形成的速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显著加快；第二，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几乎在所有省份都经历了跳跃式的增长；第三，来自地方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的资本支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年平均40％的资本支出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第四，尽管在九十年代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加快了，但资本的回报并没有出现恶化趋势。张军认为，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四个特征事实或者说增长贡献因素，“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加速是过去20年来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和持续增长的引擎”（341－344页）。
如果说高储蓄、高投资和资本形成加快——且政府的资本支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我们也自然理解为什么张军认为朱镕基的财政体制改革是对的了：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加速工业化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定和实施工业化战略和选择产业政策的结果，正好相反，经济的市场化和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的有利推动者”。张军的这一判断，显然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判断有差异，而与张五常近些年所主张的地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也非同于张五常过于强调“县”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的作用（346页）。按照林毅夫的理论解释，之所以取得经济高速增长，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是因为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中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作用，使中国企业能按照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化升级和结构调整。（《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正是特别看重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各级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张军相信朱镕基时任副总理时所推动的分税制改革成为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了。张军说：“……分税制帮助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进程。这或许是分税制的积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当初意想不到的结果。”因而张军相信，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那就真是通过‘clever economic and fiscal arrangement’改变诱导地方主义的那种激励机制了”，并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变成了良性竞争，导致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加速”（347－348页）。
就笔者管窥所见，近些年来，经济学界、财政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对1994年中国政府分税制的问题议论较多，且很多的是批评和否定意见。从经济学的理论上以实证方法正面来论述分税制改革的财政体制的合理性以及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笔者唯独见到张军的这几篇论文。这一方面说明张军经济理论分析的独创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的理论解释，确实还有巨大的空间和待解释领域和问题。探讨和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机理和过程，不仅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把握、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张军在出版前言中指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言：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他将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张军也说：“你如果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产生兴趣，你就有没完没了的研究题目，你当然也无法再对单调而枯燥的一般理论问题保持兴趣了。”（自序）
那么分税制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积极增长的激励机制的？张军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保证了政府间激励的兼容性，这首先是因为在分税制下，由于税收分开征收，中央税收的增加不会与地方政府扩增税收的努力和激励相冲突和产生负面作用；其次，在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隐瞒增值税收入的动机要小得多；最后，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是增值税，而该税税基的扩大一定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程度成正比，因此地方政府扩大增值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也就同时增加了中央的收入”（355页）。结果，“分税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激励上的不一致性”。由此张军得出结论说：“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也是解释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他的具体解释是，“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是地方政府追逐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结果，而分税制驱动了地方政府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追逐”（356页）。由此张军认为，在这样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越是努力促进工业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长越快”。
很显然，张军以上的经济理论推理和实证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机制形成之后，发展经济又成了中国各级政府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均可谓发展主义政府。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的大量涌入，乃至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参与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过程，上级政府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基本上是当地GDP的年增速，这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的竞争和锦标赛的发展机制。在此独特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下，中国自1994年以来采取了主要以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且在国税征收和使用上采取分成制，这显然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一定的正面激励作用的。就此而论，张军的判断无疑是对的。然而，要把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归结为分税制改革，我目前仍然有些怀疑。最多我认为，1994年所逐渐形成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对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还构不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展主义的政府，最多是经济增长的“助产婆”，还显然不能算作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是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在任何时期的主要行政目标，因为，在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王和政府领导人不是希望自己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当然，为了达到政府收入的最大化，任何国家、任何王朝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且都愿意“发展经济”。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政府采取什么制度和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发展经济”，乃至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发展经济。譬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各级政府的任何行政长官在发展经济上也有竞争，各级和各地政府也都希望能征到更多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但为什么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蕴生出较快的经济增长呢？另外，尽管钱颖一和温格斯特1997年的《财政联邦主义》的著名文章就试图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财政承包”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后来陶然、苏福兵、陆曦和朱昱铭在2010年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判断，他们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充分证据支持以下观点：即对省级乃至省级以下级别而言，政绩考核体制，尤其是被认为关键的GDP增长率考核指标，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提拔具有关键的意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12期，25页）这一研究无疑也对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县级竞争论，“官员晋升锦标赛竞争理论”，乃至财政分权论的激励观点在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提出了重要挑战。
另外，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在经济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张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税收的高速增长和高税负对经济增长却有一些负面作用。一方面，政府征税和提高税率都会减少企业和家庭的私人财富，因而一般会通过一些内在关联和传导机制对企业的投资和扩张以及个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从而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说来这并非是纯粹经济学推理。实际上，数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专门做过一项实证研究，该项经验研究发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当其宏观税负在10.3%～30.9%时，每提高1%的税负，将使国内投资下降0.66%，GDP 增速则下降0.36%。世行的研究还发现，之所以在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一般有这样一种负相关关系，主要因为：（1）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赢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2）个人所得税的增收，则会降低劳动收益率，抑制劳动供给；（3）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增收，会抑制民间消费。另外，除了上述宏观经济考量外，更为严重的是，从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开征任何新一种产品税（车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即减少社会总福利。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常说的“哈伯格三角”。
无论从经济学原理上进行推理，还是世行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税收增加和高赋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把过去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这一判断可能就值得怀疑了。当然，政府征收的税收多，花费的也多，尤其是在发展主义政府追逐高GDP增长目标的导向下，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乃至政府自身建设各式各样的漂亮的行政大楼，都会创造和增加各地当年的GDP。但是，如果从资金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来考虑，即使不考虑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名著《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发现的政府征税后总是有些非效率的“漏桶效应”，到底是资金留在企业和私人手中花得更有效率，还是通过政府征税后替企业和私人花更有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考虑到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一倍半到两倍，有几年甚至高达三倍以上）这一事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分税制改革，可能有待进一步思考与探讨。别的不说，单是考虑在多年形成的地方政府激励增长的“标尺竞争”体制下，各地政府都几乎毫无例外地用减税或免税的方法来吸引外资（包括外资和外省外地资本）来本地建厂投资，就大致能理出从税制改革和演进上解释经济增长的路子可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当然，从张军的经济学推理中，可以认为，只有在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中，各地政府方有为了发展本地经济而用减税和免税及提供土地、厂房、公共设施等手段来进行招商引资的权力空间和可能。尽管如此，我们毋宁把近二十年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看成市场经济引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否认分税制改革在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拮据窘迫格局中以及近些年来经济高增长中的进步和积极意义。因为，在当时中央财政收入拮据、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只有12%多的情况下，一个当时人均GDP很低国家的政府是很难有任何作为的。因此，过去二十多年，中国财政收入的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既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和政府所主导的投资高速增长的来源和原因。高投资率，尤其是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快速增加，这些特征事实均是不可否认和不可忽视的。而这些特征事实恰恰为张军和他的合作学生的另一些文章所探讨和解释了。
即使认识到上面分税制改革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正面作用，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由于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的不对称，所给当下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乃至社会发展正在造成和带来的问题，而这些财政体制的弊端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导致影响未来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甚至社会安定。而实际上，从财政体制上启动政府体制改革，已正在被越来越急迫地提到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这已成为很多经济、财政学界、社会各界乃至政府决策层的共识。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我们只能留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讨论了。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非经济学解释
过去二十多年，尽管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保持10％上下的超高速增长，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也没有先例。但高速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贡献因素有哪些？
记得大约在2001年，张军在哈佛访学期间，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杂感》的经济学随笔。在那篇随笔中，张军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度不完善，从而在制度变迁的“缝隙”中蕴生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迅速增长的理论洞识。在新近一篇发表在FT中文网上的题为《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秘笈》的文章中，张军再次提出：“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而是其是否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也正是张军这些年来所说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的真正意思。
同样，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访学期间，曾写了四篇《哈佛书简》，其中第四篇《哈佛书简》，也讨论了“破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市场、法治与民主》，韦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20－231页）的问题。
在那篇书简中，我曾提出，在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面，还存在着许多谜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又是怎样形成的？在回答这类极其复杂的问题时，不同的论者自有不同的分析视角，并自然会产生不同层面的理论解说。首先，一些宏观经济学家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来分析，譬如，从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外贸出口这三大要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进行理论分解。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也可以从中国的汇率变动和货币政策给出一些理论解释。一些人口学家也可以从人口红利的视角进行解释。然而，尽管这种纯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向人们展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但并没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到底如何发生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是，如果说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和外贸均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贡献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推动经济增长的这三大因素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尤其是后两个因素）同时发生在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之中的当代中国？而在一些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着大致相同资源禀赋和同样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同时强劲增长？在那篇文章中，我还专门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贸出口这些年来一直保持这样高比重和这样高的增长速率？为什么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就不能产生如此高的投资率和出口比例？
对于这个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回答可能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激励，并进而蕴生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这一层面的回答自然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一解答仍然没有解释得了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实行和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只有中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国家也不只有中国，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之后产生了如此骄人的经济业绩？
在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张五常先生的“中国的市场制度最优说”，香港大学的雷丁（Gordon Redding）教授以及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伯杰（Peter Berger）教授前些年所提出的那种华人资本主义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说，以及英国阿尔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Ulster）荣誉教授、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所提出的“中国人智商最高，因而一旦中国人解除了制度的约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是必然的”的解释。
通过综述经济学家的要素贡献说，张五常“制度说”、伯杰、雷丁和笔者自己前些年所探讨过的中国人的经商精神说，以及林恩的中国人的智商高三派理论解释，笔者当时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把这三种解释串联起来看，或者说把三者叠放在一起来考虑，也许我们就能大致把握得住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脉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以上三种乍看来互不相干的理论解释，实际上是有着某些内在关联并从精神上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着的。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高（一如林恩教授和国外的一些优生学专家的实际研究所发现的那样），一大批中国的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营销员以及生产者才会有超强的经营头脑、精明的商业意识以及令人赞叹的“craftsmanship”，才会在竞争激烈且正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不断增强中国产品和劳务的竞争力。也正是因为智商甚高的中国企业家、管理者、生意人和生产者有着如此精明的商业意识和精确判断商机的经营头脑，他们才会在中国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改革开放的历史际遇中充分利用各种“制度缝隙”和“体制空档”（或者以现在张军的“体制适应和可改说”——韦森补记），来不断发展自己的企业，创建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意王国”，从而不但走出家门、省界，而且走出国门，勇敢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在近些年中国渐进的社会体制变迁过程中，这些有着高智商的企业家、经理人、营销员和生产者，既是体制转轨的获利者，也是当下中国工商业惯例和规范的实践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现实市场制度安排的创造者。在与政府官员的行政干预并与其他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的市场交易的社会博弈中，他们不仅不断成长并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和生意王国，也实际上同时创生了当下中国市场运行的市场秩序和博弈规则，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千百万在中国大陆各类企业中实际经营和成长着的的企业家、经理人、管理者和生产者，正是五常先生所判断的那种“目前中国最合宜的种种市场制度规则”的创造者（《市场、法治与民主》，229－230页）。
从那篇文章2006年在《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后，笔者仍相信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管用多少和多先进的计量模型和方法来检验，也不管再想出多少理由和原因来解释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包括现有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老总）的崛起，离开了中国人乐于和善于经商的文化精神，纯经济学的解释均是不完善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后中国大规模投资和超大规模货币创造（广义货币近100万亿元，M2/GDP的比率已经达到1.88的当下世界最高水平），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保持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要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增长，需要我们做哪些制度建设和改革，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和经济学家们所共同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就此而论，探究和大致理清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机理，并排除一些成见、误识和偏见，不仅仅是解释过去和现在，还在于指向未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意义主要在这里
㈡ 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下的弊端
1.失业率达到高峰，毕业生毕业即失业.（数据自己去找，不过现在不太好找，被粉饰的严重专）
2.经济降入属谷底，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地区不少工厂倒闭（可以举08年报道过的企业为例，如那个飞跃缝纫机，南方的玩具厂），工人失业。企业亏损严重，企业内部员工报酬降低。
3.出口萎缩，GDP下降严重，一些公司为加大出口压价
4.中投公司投资失误，许多国企在国外投资损失严重
5.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元缩水严重。导致大量损失（国债数可以自己搜索）
6.由于加大财政政策，使国进民退，大大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7.危机下，人们不敢大幅消费，收入的减少也使人们生活水平下降
8.犯罪率上升
9.银行坏帐增加，因为受危机影响企业损失或破产，给银行带来不良贷款
㈢ 中国近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来中国近30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
自1，中国政局稳定，执政者对经济干预少，因此，经济的发展阻力小。
2，中国劳动力贱，生产成本低，因此，吸引了大量境外资本。
3，中国人口多，消费力量强大，因此，即使生产出过多的产品，也不太容易造成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
4，中国经济正在起步阶段，任何国家经济起步阶段都会飞速发展，只要执政者不干预。
5，中国人早在春秋时期就熟悉了商品经济。经商是中国人很熟悉的活动。中国经济在中国商人的运作下，发展速度快。
6，中国人民的智慧是不可估量的，潜力很大。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㈣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什么
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尽管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但却并不能掩盖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而现在这些潜在的问题与矛盾开始一一暴露出来并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就宏观经济而言，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1978-2004年平均增长率为9.4%，在所有新兴国家中，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绩效令人瞩目。然而中国目前的资源状况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自2003年中国经济增速达到9%之后，资源高度紧张并面临紧缺局面，因此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将制约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期间，在经济结构方面，低水平平面扩张与结构性调整相互作用，投资和重工业保持快速增长。重化工业热是特殊体制下的产物，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平均利润率下降、竞争加剧、资本积累相对过剩及失业人口加剧等缺陷，同时旧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被证实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而浪费资源及污染环境问题是对经济持续发展的致命伤害，同时重化工业将使产业升级、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始终处于高消耗低产出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将面临自然资源更加紧缺的局面，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引发的潜在问题与矛盾开始一一暴露出来，而最突出的表现则是中国煤炭和石化行业的工业事故频频发生。2005年11月11日中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上市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和火灾事故，导致5人死亡，大约100吨有毒化学物质苯流入松花江。松花江是哈尔滨市的饮用水水源，下游流经俄罗斯，而爆炸事故导致哈尔滨市全城停水。吉林石化和另一家公司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过去20个月还发生过另外三起重大事故：2004年4月20日，一家工厂发生大火，导致两人死亡，两人受伤；2004年12月，一化肥厂的爆炸导致三人死亡，三人重伤；之后又发生一次爆炸导致两名机床工人死亡，两人严重烧伤。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爆炸事故，其核心因素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以石油为原料的塑料和其他成品油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促使炼油厂和石化厂进行满负荷生产。2002年，吉林石化新任总经理上任不久便开始加班加点、缩短检修时间并以99.6%的开工率加速运转，此举使公司扭亏为盈，结束持续6年亏损的局面并实现一定的利润。之后吉林石化公司要求生产出更多的化学品，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从2002年开始公司将设备常规维护周期从每年一次延长到每三年一次，而最近一次停工检修是在9月和10月进行。安全让位于利润，为提高业绩不惜牺牲安全，环保标准不能严格执行，而且三年没有安全检查，但公司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10月，吉林石化等21家企业曾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国家环境友好企业”，但鉴于吉林石化对此次近年来中国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负有责任，吉林石化总经理于力被解职，目前正在接受中央及地方政府有关机构的调查，同时吉林石化还有两位高层管理人员被撤职。除吉林石化近期发生的爆炸事故以外，中国其他石油公司的事故也频繁发生，它们的炼油厂开工率已经接近极限，同时还在努力提高上游设备的生产能力。今年10月27日，位于黑龙江的大庆石化分公司炼油厂发生爆炸，导致7人死亡，而该公司属于中国另一个能源业巨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厂矿企业为了满足中国日益增大的能源需求而加大生产力度，矿难正在日益增多。2003年12月西南城市重庆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造成234人死亡，1万多人受到有毒气体的伤害，事故还迫使6万名村民疏散；近期中国黑龙江的一个大型煤矿发生的矿难中，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61人，仍有10人失踪。基于市场和需求日益强劲推动煤炭和石油公司的利润丰厚，能源企业的管理者无暇顾及安全及环境问题；同时在中国的采矿业，由于那些拥有矿山股份或收取贿赂的官员们对违反生产安全的情况熟视无睹，导致近两年中国矿难频发。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让早已超负荷运转的系统更加不堪重负，同时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在中国政府的十一五规划中表示要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为后十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即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同时关于能源利用方面，中国政府表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问题，形成资源节约的增长方式和健康文明的消费模式。可见为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已将能源及环境问题作为关键问题进行解决。
㈤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以及急功近利，过于注重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忽视长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还会导致生产、生活成本的急速增加，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的声音增多的原因。
维持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长期的增长，比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社会要健康、有益的多。
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反思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中国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自要是由于房地产等暴利行业支撑着的，地方政府为了保GDP增长而选择卖地给开发商开发地产等等行为保持GDP高速增长，殊不知GDP高速增长的环境导致了住房紧张、土地资源紧张等各种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需要调节，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现有的国情和未来的发展道路再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才是正道。
以上均属个人拙见，望采纳，谢谢！
㈦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廉价的劳动力 对资源的过度开发 环境的破坏 高耗高排的粗放经济
希望采纳
㈧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何影响
高速增长时期对我们生活也没见多大影响啊，多关心自己的生活吧
㈨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凡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即使是对中国再有成见的人，也都承认是铁的事实。从世界经济史看，中国这样长时期的、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都是罕见的。据笔者看来，主要的原因是： 一、中国的经济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的禀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人口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资金、资源相对非常短缺。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处于农业社会和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这从当时的静态来看确实是一个让人失望的判断，但对动态的经济发展是个非常好的情况。因为巨大的人口基础可以提供潜力巨大的社会需求，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可以有效吸引外来资金、资源的组合，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可以迅速地、有效地迅速提高社会供给。从国际经验看，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工业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阶段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最快的。 释义：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就象是个七、八岁的孩子，虽然个子很小，但是能吃饭，精神头足，只要营养跟得上，不要折腾他，长个子的速度比成年人会快得多。 二、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原因。简单地说，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是动员式的，高度中央集权，地方服从中央。毋庸置疑，这样的体制机制会有很多的、严重的问题，但在工业化起步到基本完成阶段是非常有效的。中央制定基本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到地方能够得到基本切实、有效的执行，在这过程中遇到的偏差、困难和问题也能够基本及时地得到应对和处理。从这三十多年的历史看，虽然个别时候出现反复、错误，但推动经济发展的总体路子还是大致对头的。 释义：企业发展处于起飞阶段时，其实集权的管理是最有效的。就象当前的福特，大小决策出于老福特一人，似乎不太符合管理学的原理，但是在很长阶段内福特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正如当前许多家族式的中国民营企业。 主要的原因是，这样有利于快速制定正确的战略，并摆脱各类掣肘和约束，有效地付诸实施。 三、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原因。中国自唐宋以来，一个基本的国情就是人多饭少，生活不易。从民族文化和性格的角度，除了中国独特的“士”这个阶层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较为超脱的精神追求之外，多数普通中国人形成了务实、勤奋、节俭的特点。这个特点，非常有利于通过以追求和实现利益为导向，把多数中国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 释义：文化其实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远超多数人想象。笔者认为，美国与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在发展初期的水平是差不多的，人口状况、资源禀赋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后来之所以分化很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教文化主导和天主教文化主导的综合影响。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其实非常适合发展市场经济。 四、国际经济发展阶段和格局的原因。或许是对数百年来多灾多难中国人的眷顾，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国际环境也非常适合中国作为后起国家加快发展。首先，没有对中国和平构成实质性阻碍和影响的战争或威胁。其次，主要发达国家当时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向后工业化和发展现代服务业转变，具有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动机和条件，而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低资源环境成本和迅速壮大的市场在承接转移中具有强大优势，并且中国的体制机制又成功地把这种优势发挥了出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收益者，有力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五、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结构的原因。宏观再有利，经济的发展仍需要具体的微观主体去推动。中国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是地方政府。从经济学的眼光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发展经济、增加税收的冲动很强，这虽然会造成很多问题，但客观上有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完善市场化的环境，促进资本形成。二是国有企业。建国初期，中国建立的众多的大小国企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同时也造就了具有一定基础的产业工人队伍。这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自身的现代企业群体提供了难得的、良好的产业基础。现在许多著名的国有或民营大企业，都有当前国企历史传承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