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

㈠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2000字

首先说一下，中国以前并不是市场经济，如果你说的是近现代史的话，要从清朝开始的

㈡ 求一篇3000字，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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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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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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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中国近现代史发展历程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中国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70多年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民群众和仁人志士为救国存亡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性质转变，由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9年五四运动-1949新中国成立为现代。

(3)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论文扩展阅读：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因此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包括香港的割让。

中国的近代史因此而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其一是中国无力保卫自己免于侵略；其二是中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在文章中，胡绳非常明确地把近代史限定在1840—1919年之间，也就是说，以五四运动为分野，在此之前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近代史；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取代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此后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为中国现代史。

胡绳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㈣ 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3000字论文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

㈤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

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
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
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2．地主阶级洋务派
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
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
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3．农民阶级
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
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
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
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
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6．资产阶级激进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启示三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
无产阶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
启示四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
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
结语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㈥ 中国近代史论文

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内容提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 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lli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Baron.J.B.L.Gros）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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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注：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参考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发展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 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

马若孟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观点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评并引起了辩论。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是黄宗智。黄讽刺说，如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是象马若孟所论证的那样为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那么穷人之所以穷则岂不是要埋怨他们懒惰和在农业生产上不够聪明能干吗？黄宗智利用满铁的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从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论看来，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论表明，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从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思路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见得正确。

黄宗智给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农民杨泽（音）。杨泽在1941年38岁，有35亩土地，家里5口人中3个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了村庄人均占有量的2倍。村里能干的农民最多能种20亩地，所以杨泽应该请一个长工。但杨只是请一个两个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种。黄宗智想证明，杨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于他继承了较好的土地，否则杨也会象杜乡一样贫困欠债。可是杨泽毕竟一个人耕种了35亩。因此黄解释为：杨泽或是非同寻常地强壮与勤劳、或是其妻也参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产劳动。但杨的3个孩子分别为13岁、4岁、1岁，其妻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说杨泽因聪明能干而维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偿不可。

当然，黄宗智举证杜乡的例子要点在于说明租佃制度的剥削性，对此马若孟则以租佃契约来说明租佃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关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约形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契约，地主与佃户都协商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这些权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佃户没有为地主做非农业生产性的劳役，在契约之外并不存在强制的剥削。而在契约之内，权益则是由双方议定，具有互惠性。由于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约不合理时，佃户可以不接受而改换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马若孟看来，不能说有租佃关系就是剥削，而是要检验这种租佃关系赖以存在的法律或习惯的基础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习惯上长期遵守互惠，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因此，该村的租佃关系应该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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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
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
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