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① 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原因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② 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分析新常态对我国经济发展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总结：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希望能帮到你。

③ 如何分析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④ 经济发展对职业的影响

1．坚持终身化和多样化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 科技的不断发展，市场的不断变化，要求人们树立人力资源开发终身化的观念。在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性质智力的成长与成熟速度是不同的，只有注重终身化开发的科学性研究，才能使人力资源开发由感性阶段步入理性阶段。 在坚持人力资源开发终身化的同时，应坚持人力资源开发手段的多样化，以保证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应用。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不但对自然界的认识更深、更广，而且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刻。为此，对作为当代第一资源的人力资源的开发，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人力资源开发的手段将更趋多样化。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应在传统的学校教育基础上，发展在职培训、考察学习、网上大学、远距离教学、学术讨论、人才沙龙等多种手段，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时代对人力资源的要求。 2．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人力资本在生产力要素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教育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也是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武器。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应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在保证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持续增加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结构，把发展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整体素质作为政府教育投资的第一要务，逐步提高国家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扩大教育投资渠道，尽快出台《民办教育法》，明确社会办学主体的法律地位，发挥企业和社会资金在非义务教育领域的作用。 3．教育培训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旨在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教育培训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部分，应以市场需求为目标，为市场服务。即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市场导向的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解决人才与职业和岗位不适应、教育培训毕业结业人员无法就业的问题。 引进国际先进模式，加强教育培训方式改革。要使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服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中国教育培训事业要按照国际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产品标准、生产方式、产品质量的要求，制定新型的教育培训规划。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也要与国际先进水平看齐。要加强教学培训方式的改革，引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应用性、实用化教育培训模式。近年来，在中国引进的国际劳工组织模块式训练模式（MES），加拿大CBE教学体系和DACUM课程开发模式，以及德国双轨制教育模式等，都取得过积极的效果。现阶段的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应加强对各种先进教育培训方式的引进、研究与探索，争取早日建立适合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培训模式。 为此，在各个层面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中，有必要统一在以下规范之下进行：（1）系统的人力资源培训需求分析；（2）合理有效的培训方法和培训手段；（3）及时的培训效果评估及跟踪反馈。 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急剧下降的危机。但中国和新兴经济国家有可能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希望。 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在2009年只有5-6%，在世界经济中也还是第一位的。 从技术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内部需求，特别是国内的投资推动的。2009年“保八”的可能性较大。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2009年增长7.5%似乎是比较客观的。但中国政府给自己的目标是努力把经济增长保持在8%。这一方面，因为2009年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几十周年纪念日，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敏感期。另一方面，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表明，“保八”（经济年增长达到8%）就能保证最低的就业增长率，中国社会就能稳定。过去连续五年的两位数增长率，平均每年创造了17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中国现在仅每年进入市场的大学毕业生就达到600万，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困难。为了努力避免社会的不稳定性，政府势必努力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和金融实力已大大加强，中国具有占世界28%的政府的外汇储备，每年6万多亿人民币的财税收入，2008年上半年1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剩余，即使出口的外部需求疲软，中国政府也完全有体制上和经济实力上的能力，来保证2009年达到8%的增长目标。 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还正处于城镇化过程的中期，还有几亿人口会在未来十年中从农村移往城市，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推动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张。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保八，是有可能的。但从短期来看，由于体制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突发性社会事件日益增多的问题，失业的急剧增长，有可能加剧社会的短期动荡，政府必须正视并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 怎样才能稳定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采取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刺激中国经济发展。这一次，由于中国具有良好财政盈余，强大的外部平衡，和现金充足的国有商业银行，总理显然要轻松得多。因此，在11月9日中国政府能迅速地大方提出吸引世界眼球的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 这一财政刺激方案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1）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房；2）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如供水和水质保护，农村道路，电网；3）交通基础设施，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4）医疗保健，和教育；5）生态保护，和环境项目；6）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产业升级；7）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在未来的两年里，中国将向这些项目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占中国2007年GDP总额的15%。中央政府承担1.18万亿人民币，其余的将由地方政府通过银行贷款，发债券，等各种方式自筹。这一财政刺激方案正在完善成扩大内需的十条规划。 在中央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公布后，几个富裕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上万亿元的开发项目，全国项目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4万亿人民币。很显然，财政刺激计划的成功最后的落实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地方政府。 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在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份刚宣布把利率大幅度降低103个基点后，再次宣布降低利率23个基点。中国的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利率和调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其目的是在经济中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帮助企业界和房地产市场。 其次，中国正在制定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受惠产业包括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推行的措施包括降低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收入，帮助企业获得必要的融资途径等。 从这些政策的力度看，中国政府是有可能在2009年达到GDP增长8%的目标的，尽管有些方面还要看全球经济的走势。但北京至少已经清楚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如果全球经济继续恶化，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更多的措施。 但是，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很可能不是那么有效的。中国从2002年以来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新创造了1740万个就业岗位，增长和就业的弹性系数平均为0.189，也即是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创造3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相反经济增长下降一个百分点，将减少300万个就业机会。2009年初，经济发展速度的持续下滑，将可能会造成数百万的失业者。 预计2009年春节后首先会面临返城农民工的就业困难问题，然后接踵而来的是春夏之交的是“受教育的失业者”，预计在中国2009年的600万名新的大学毕业生中，会有三分之一可能找不到工作。在2009年的最大的挑战将是如何应付可能激化的失业问题。下半年后，随着经济增长的回升，就业和社会的压力将有可能逐步缓解。世界的关注将从中国政府如何应对国内的困难转为中国如何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引领世界经济走向新一轮的增长。

⑤ 如何理解经济发展速度对于资产价值的影响

经济放缓对资产价值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一、资产减值理论与现状分析
1、资产减值内涵
所谓的资产减值，是指由于外部环境因素或内部使用方式或范围的改变而引起的资产价值的降低，致使资产未来可能流入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小于该资产现有的账面价值。
而经济学领域内的《资产减值》准则，是在适当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了与国际资产准则的趋同。在这场资产准则的历史性变革中，资产减值处理变革成为理论界倍受关注的焦点。《资产减值》准则主要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除特别规定以外的其他资产减值的处理进行了规范，标志着中国减值会计正在向国际化道路迈进。
2、经济放缓前提下资产价值变化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我国诸多行业的资产价值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资产差值已经成为一个必经之路。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之时，我国的房地产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已经出现了泡沫经济的严重发展趋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得到了控制并有所回落。这也就意味着，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缓慢下去之时，我国的房地产将出现资产差值的现象。再有如，我国的农业市场，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时期，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量明显下降，并且回弹期延长。根据相关统计显示，在2007与2008的农产品出口数量统计当中，虽然我国每月的农产品数量不定，有一定的波动，但是从总体来看，农产品的出事额还是呈上升趋的。而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以来，我国的农产品出口额明显得到抵制，整体呈下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农产品的资产价值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逐渐下降。
3、我国企业在经济放缓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减缓，我国经济实体的资产价值出现了下降的现象。所以，在我国经济放缓的形势之下，我国的经济实体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其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从经济实体的投资者与运营者的角度来说，对于其完成企业的经营目标以及实现企业经营责任制的实施也完善都有着重要影响。其次，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对于防止企业资产的流失有着积极作用。另外，只有企业资产价值得到了保全与增长，才有利于企业管理的规范化，也可以对企业经营者的急功近利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充分调动企业经营者的工作热情，创造更好的企业业绩。而我国企业在应对经济放缓形势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以至于我国企业很难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下面对我国企业在企业资产保值与增值的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十分低下，使得企业的资产保值与增值目标很难实现。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经营成本与经营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这对于企业经营效益的降低有着重要影响。其次，企业的各类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并没有将其价值发挥到最大。
第二，我国部分企业的资产流失问题比较严重，企业资产保值与增值难以实现。主要表现在，企业的经营机制不能成功地转换，企业的经营者很难利用企业的资产进行经济利益的创造。另外，企业经营者的资产保值与增值意识薄弱，不能将其作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
第三，企业的资产管理制度不完全，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任务的落实有一定难度。
二、我国企业应对经济放缓，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对策分析
在经济放缓形势不断逼近的今天，启动内需，加大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已经成为了我国企业要采取的重要措施。
1、致力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要想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就一定要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且有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与费用。进行企业资产保值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在企业的运营过程中不能出现亏损，这也是实现企业增值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方法。资产投资者应当加入到企业的资产管理当中，用心经营，创造企业的经济效益，通过提高利益来提高企业资产保值的成功率。另外，企业要进行再生产，一定要进行成本补偿，而成本补偿就是企业进行资产保值的重要基础，企业进行资产保值，要从成本的核算与管理两个方面入手。
2、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
将资本放在核心地位，对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内部管理，并同时建立企业激励机制是进行企业资产保值与增值的重要手段。将资产的占用与经济利益的获得相联系。占用资产，就必须要求能够得到合理性的收入。而这就要求企业内部的资产经营权与收益权要进行严格的规范与区别，以资产占用费与占用额制度的建立来使其科学客观化，对资产占用者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另外，要将企业的经营者与企业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与资产相挂勾，进行一步优化企业资产的配置。
3、盘活资产存量，对资产的配置进行优化
要对企业的资产配置进行优化，最先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规范科学的评估方法与资产管理体制。企业资产的重组与资产的流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把企业的资产进行转移，转移到更高效益的领域当中去。利益不高的企业应当将一切手段加以利用，进行资产的二次开发，通过资产的合理转移与二次开发，企业的资源可以得到重组，得以优化配置，这样就会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益的提高。另外，也可以以产权转让为方式进行资金的筹集，使企业的资产得到保值与增值，这也是进行企业资产盘活的有效方法。
4、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以及企业内部相关制度的建立
企业的资产的增值与保值涉及到经济利益，换言之，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工作与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是分不开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互相促进。所以说，进行企业资产增值与保值的首要前提就是进行财务管理工作的加强，同时，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成效也是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外在体现。我国的现代企业要加强企业内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配合，提高工作默契程度，努力把企业资产的增值与保值工作做到最好。
另外，加强企业内部相关制度的建立对于企业资产的增值与保值更是关键。将企业法人的财产权制度进行加强是加强企业内部相关制度的重要内容。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最先要做的就是将企业产权进行明晰化，把财产权赋予给企业法人，使财产制度更加明确与清晰，职责分明。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条件之下，企业要建立健全本行业与本企业内的资产制度，特别是资产管理方面的具体实施细则，将国家赋予的权利落实到企业与个人身上，让权利发挥其重要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放缓对于我国经济市场内的各个经济实体有着一定的冲击与影响，经济实体的资产价值发生变化，资产价值下降则需要我国企业进行有效的资产保值与增值。虽然我国经济发展放缓，但作为强大的经济体，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中的先导性力量。希望我国企业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正确应对经济放缓趋势。

⑥ 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专电脑技术，以建立经属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定量分析研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一门经济学学科。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运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定的特殊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是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反映事实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用经济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学模型的实用化或探索实证经济规律。

⑦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1、“一带一路”有利于构筑对外开放新格局

我国对外开放历经由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开放、最后走向全面开放等几个阶段。受地理区位、资源条件、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发展不均衡，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

受这种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国内经济发展也逐渐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城乡市场互补问题、东西部区域市场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沿海发达城市与内陆欠发达地区差距问题、市场中的就业问题等。

2、“一带一路”有利于优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计划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由要素引入为主转化为要素输出与输入平衡发展，即在加大资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相关产业“走出去”力度的同时，也加强资源、能源和高新技术引入。

3、“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提高本国商品质量和完善服务体系，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化解过剩产能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推动低端制造业的区域转移；拉动中西部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带动沿海地区优化外贸结构；扩大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增强电力、高铁、工程、机械、汽车产业等相对成熟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最终在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合作与经济交流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稳步促进我国经济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4、“一带一路”有利于创新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

“一带一路”通过渐进式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利用、全方位贸易服务往来等合作方式，为我国资本市场带来多产业链、多行业投资机会。

通过建设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可以进一步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乃至世界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提高我国金融业务国际参与度和话语权。

这样既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拓展空间、扩大回旋余地，也减少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更有利于沿线各国在互利共赢理念下的优势互补，最终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稳步发展。

(7)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扩展阅读：

“一带一路”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东部地区开放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为10%左右，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所起到的作用正在逐渐降低。东盟一直是我国重点合作的对象，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关系自然也是一大飞跃。

而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谈判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积极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信。这毫无疑问为我国的东部地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部地区也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开放地区体制，积极进行相关的改革，为东部地区下一步的发展扫清障碍。

2、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中部崛起。

自从“十二五”以来，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行，我国的中部地区经济增速明显提高，地区生产总值同比明显增长。中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因而第二产业占比提高，投资金额也有显著提高。

但是考虑到中部地区本身具有的资源优势，目前的发展趋势还不能说完全尽如人意，中部地区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

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力图带动西部地区的崛起。经过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有明显的提高，增速较为平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行能够对西部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日趋紧密，中国与东亚地区的重要资源往来，产品运输等都必将经由西部地区进出，国家将会在西部构建起一张由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共同组成的运输网络，以支撑多方的经济合作，这也将成为西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4、“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东北地区提供发展的新机遇。

东北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东北地区却失去了曾经的发展势头。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提出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东北经济虽然有所回暖，但经济增长依旧不容乐观，固定资产投资不足，通过“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东北将与欧亚大陆完成紧密的对接，东北对外的经济合作将日趋繁荣，东北也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