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题目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10.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B. 求一遍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的论文
中国古代济济发展史 一、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时期 发展原因 农业（畜牧业） 手工业 商业 原始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普遍使用磨制石器、骨制耒、耜、木器、陶器；半坡人已经掌握了种粟的技术，还种植蔬菜和麻；畜牧有猪狗牛羊鸡水牛 半坡人有较高的纺织技能，会织麻布，制麻衣；半坡人制造彩陶；大汶口晚期出现铜器制造业 后期出现商品交换 夏朝 奴隶制度的形成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用木制的耒、耜等种地翻地，用石刀、蚌镰收割庄稼；已有原始的农业灌溉技术 铜器制造业的发展（未用于生产） 商朝 奴隶制的发展；奴隶的艰苦劳动 农业是商朝生产的主要部门；“五谷”；猪牛羊马狗 手工业很发达；青铜制造业是重要部门（原料是铜锡铅，成就四羊方尊、司母戊鼎） 西周 奴隶制度高度发展；实行土地国有制，推行井田制；奴隶的艰苦劳动 后世的大部分农作物都已有了 分工更细；手工业作坊中全部使用奴隶劳动 出现了奴隶市场 春秋 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 铁器以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上使用；开始使用牛耕；荒地开垦越来越多 春秋后期开始用木炭，用皮囊鼓风提高炉温，冶炼出生铁 战国 社会进步：封建制度下的农民，地位比奴隶有了一些提高，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 铁农具的使用更为普遍；逐步推广牛耕；兴修水利工程，防洪灌溉，如都江宴、郑国渠 和 业占重要地位；各国都有冶铁中心，如楚国的宛，赵国的邯郸；煮盐业山东的海盐、山西的池盐和石盐；手工业美丽的丝麻织品和光洁细致的 北方的马匹，南方的象牙，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汇集中原市场；临淄、大梁、郢等发展成为新兴的封建城市，城市里有买卖的场所；封建城市兴起，如临淄、邯郸、大梁、郢等新兴的封建城市既是封建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 秦朝 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促进经济发展；边境的开发 中原的的铁器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越族地区，促进了当地生产事业的发展 陶瓷技术高，能制造兵马俑 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统一度量衡 西汉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恢复社会经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生产技术、工具的改进和推广；对外交往密切 从渤海到河西走廊，从万里长城到长江，许多地区普遍使用牛耕；牛耕除了普遍使用二牛三人的耦犁外，还发明了二牛一人的犁耕法；兴修水利工程六辅渠和白渠；农作物品种增多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核头、胡萝卜 汉时，纺织业已经 使用提花机．这是纺织技术的一大进步。丝织品有锦、绣、绢、纱等； 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沿线，对外贸易相当兴旺 东汉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光武帝调整统治政策，有利于经济的恢复；生产工具的改进；国家的统一安定 东汉政府重视兴修水利，明帝期间负责治理黄河；经七八年时间，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和垦田数增加，政府的田租和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 南阳太守杜诗发明 ，利用水利推拉风箱，鼓风冶铁 张超通西城后，西域各族从汉族得到了铁器，还学会内地铸造铁器的技术 三国 统治者重视经济发展；为避免战乱，北方农民大批南迁，带去先进 耕作技术，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民族融合的加强 魏国建立后重视农业，在淮河流域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魏国马钧发明制造了先进的灌溉和排涝工具翻车；蜀国在都江宴设宴官，鼓励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在吴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开发江南 蜀国丝织业比较发达；吴国造船业很发达 蜀锦行销魏国成为政府财政主要来源之一；吴国海上交通贸易发展 两晋南北朝 两晋末年起，大批北方农民南迁，带去了先进懂得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同南方劳动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各族大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南方较北方稳定 南方：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开垦了大量良田；小麦种植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水稻种植技术有了提高 北方：均田制的实行，开垦的荒地增多，北方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来 隋朝 隋的统一，社会秩安定下来，南北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统治者重视经济发展，沿用均田制，有利于经济发展，大运河的开凿，促进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耕地面积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长安、洛阳官仓里的储粮多的达千万担 造船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能造宏伟的战舰 洛阳居住着数万家富商，商业盛极一时；隋炀帝三次派人去流求。有派人去西域，西域商人有不少来长安和洛阳 唐朝 隋统一、经济的发展、隋亡教训为唐盛准备条件；唐初统治者吸取了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采取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有利于积极发展经济；从唐太宗到玄宗时期政治较稳定清明；劳动人民改进生产工具，提高产生技术；各民族联系加强，对外交往广泛；统治者重视科技发展 改进了犁的构造，制造了曲辕犁，还创造了新的灌溉工具简车；兴修水利，在黄河、长江流域等开凿一系列灌溉渠，并修筑旧渠和河宴；开辟大量荒田，人口增加 唐朝是丝织业发展重要时期，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绫锦闻名，品种多样，有一种花鸟纹锦反映了唐朝高超织锦技术；邢州的白瓷、越州的青瓷，还创制了著名的“唐三彩”；造纸业以宣州和益州的纸有名 长安，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东市和西市都是繁华的商业区，有各国各族商人往来；交通发达，与朝鲜，日本有经济往来，与印度和西亚各国贸易频繁；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 北宋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民族大融合的发展 农作物的种植区域扩大，江南，两广地区种植了从淮北传去的粟、麦、黍、豆；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在福建普遍种植，政府把它推广到江浙和淮河流域一带；福建和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地开辟了很多茶树；农田水利法的实施使各地新兴了许多水利工程 丝织业技术水平也四川地区为最高，丝织品比前代增多；北宋制瓷业大大超过前代，产地分布更加广泛，定窑、汝窑、官窑、钧窑等是当时著名的瓷窑。江西景德镇以生产清白瓷著称，产品行销海内外。山西境内和东京一带的城乡居民已用煤做燃料，徐州东北的冶铁中心有30多处，4000工匠
C. 求一篇中国近代史论文，有关于经济变化的的（）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注：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参考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发展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 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
马若孟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观点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评并引起了辩论。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是黄宗智。黄讽刺说，如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是象马若孟所论证的那样为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那么穷人之所以穷则岂不是要埋怨他们懒惰和在农业生产上不够聪明能干吗？黄宗智利用满铁的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从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论看来，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论表明，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从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思路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见得正确。
黄宗智给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农民杨泽（音）。杨泽在1941年38岁，有35亩土地，家里5口人中3个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了村庄人均占有量的2倍。村里能干的农民最多能种20亩地，所以杨泽应该请一个长工。但杨只是请一个两个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种。黄宗智想证明，杨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于他继承了较好的土地，否则杨也会象杜乡一样贫困欠债。可是杨泽毕竟一个人耕种了35亩。因此黄解释为：杨泽或是非同寻常地强壮与勤劳、或是其妻也参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产劳动。但杨的3个孩子分别为13岁、4岁、1岁，其妻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说杨泽因聪明能干而维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偿不可。
当然，黄宗智举证杜乡的例子要点在于说明租佃制度的剥削性，对此马若孟则以租佃契约来说明租佃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关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约形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契约，地主与佃户都协商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这些权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佃户没有为地主做非农业生产性的劳役，在契约之外并不存在强制的剥削。而在契约之内，权益则是由双方议定，具有互惠性。由于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约不合理时，佃户可以不接受而改换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马若孟看来，不能说有租佃关系就是剥削，而是要检验这种租佃关系赖以存在的法律或习惯的基础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习惯上长期遵守互惠，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因此，该村的租佃关系应该是合理的。（
D. 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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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浅论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论文500字
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人员往来, 也包括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的交流。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在明朝前后有明显的不同。明朝中期以前，由于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局限，世界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中国主要是与亚洲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和印度等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往；明朝中期后,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 西方殖民者陆续向东扩张, 以及西学东渐,中国与西方的交往逐渐增多。
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从两汉开始的。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出使西域, 为了联络大月氏回师东进,与西汉夹击匈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为了发展与西域友好往来关系。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 泽及后人。“丝绸之路”成为当时连接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通道, 大量的使臣、商人络绎不绝地奔波往返, 和谐 各地的物质产品与精神成果, 得到了充分的交流。汉代以开放的姿态,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吸纳色彩各异的文化元素, 走上了直接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道路。和谐当时的中国对外交往已突破了东亚范围, 远及欧洲和非洲。和谐秦汉之际, 朝鲜的檀弓、和谐果下马等输入中国, 中国铜镜、漆器、铁制工具等输至朝鲜；燕、和谐齐、赵有数万人前往朝鲜，三韩多次派人晋见武帝和光武帝。日本与中国的往来较早, 武帝时, 有30多国通过朝鲜“使译通于汉”；光武帝时,“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中国铁器、铜镜、丝帛传入日本。越南的象牙、和谐犀牛、珍珠输入中国；中国铁犁、牛耕和水利工程技术在越推广。出玉门关或阳关往西到中亚、印度半岛等地形成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铁器、丝绸和养蚕缫丝、铸铁、井渠、造纸等技术，通过这一通道西传。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和谐从广东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 绕过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 到孟加拉湾沿岸, 最远达印度半岛南端,形成的水上丝绸之路, 加强了和东亚、南亚各国的关系, 沟通了东西外交圈之间的联系。西亚大国安息, 利用丝绸之路与汉频繁交往, 通过水上丝绸之路在汉与大秦间转手贸易。处于陆上丝绸之路西端的大秦, 直接交往受安息等国的阻碍。97年, 甘英受班超派遣出使大秦, 到达波斯湾折回。166年安敦使者到达东汉, 《后汉书》中有与欧洲直接往来的最早记载。
隋唐时期, 交通发达, 水陆并举。陆路从长安出发东达朝鲜, 西通印度、伊朗、阿拉伯和欧洲许多国家。水路从登州、扬州出发, 和谐 可到达韩国、日本。从广州出发, 经马来半岛、印度, 可到达波斯湾。和谐唐政府鼓励外商来贸易, 允许他们长期居住、通婚、任官, 实施开放的对外政策。和谐唐朝对外交往有新发展, 唐朝与新罗、日本、天竺、波斯和大食等亚非欧各国均有友好往来, 和谐 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大都会。和谐
新罗人留学唐朝最多,崔致远最著名。长安和沿岸许多城市设有“新罗坊”、“新罗馆”,接待新罗商旅。新罗立国参用唐制, 举国学、教儒学；从唐引进茶叶、雕版印刷术和高超的制瓷、制铜等手工艺技艺；喜读唐诗, 许多文人会写唐诗；姓氏、服饰、节令、风俗等方面, 都有浓重的中华文化色彩。和谐
日本与隋唐往来频繁。隋时互遣使, 遣唐使十多次；日本出土大量“开元通宝”, 中国也出土了日本奈良时的银币。大化改新由留学回国人员策动, 新政中的制度大都以唐制为蓝本；都城建造完全依照长安的样式；律令大体采用唐律, 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材,祖冲之《缀术》传入日本成为教科书；祭孔礼义隆重。日本的吉备真备和中国的鉴真为中日友好交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印度半岛的天竺与中国的交往以佛教为纽带。贞观时, 天竺一再遣使来唐, 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中国创的十进位记数法推动了天竺数学的发展。玄奘和义净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和谐
中亚一些国家同隋唐往来密切, 一再遣使前来, 和谐带来名马、和谐异药等特产。隋朝和波斯已互遣使节。唐朝时, 波斯遭大食侵犯, 其王及儿子先后来华求援。波斯商人在中国开设“波斯店”。唐高宗时, 和谐大食开始遣使中国, 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造纸术唐时传到大食。和谐
唐与东罗马有使节往还。东罗马的医术、杂技传入中国, 唐丝绸、瓷器大量运往欧洲。和谐
明朝前期, 郑和七下西洋密切了我同同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联系, 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推向高潮。但是,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发展海外贸易, 它采取的不计经济效益的政策, 给明朝造成巨大负担。随着国力的衰退, 航海的壮举也悄然结束。和谐
明朝中期以前，对外关系的兴盛, 和谐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科技先进、国力强盛、对外交通发达等因素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国农耕文明充满活力, 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统治者也具有向上的进取精神、不断开拓的愿望和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胆识。由吕宋传入我国的烟草等经济类作物得到推广。16世纪后期,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说汉族, 和谐 穿儒服, 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绘画、音乐等方面的著作介绍给中国, 和谐又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家学说介绍给西方, 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代表性人物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和谐
明朝中期以后, 中国的对外关系呈现日益被动、保守和封闭的趋势。当时, 我国开始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 1553年葡萄牙租占澳门, 西班牙、荷兰先后侵占台湾。清朝前期, 沙俄侵占人国东北的雅克萨等地。这一时期,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成为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如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组织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等。与此同时，清政府开始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精神, 因而不能主动迎接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挑战, 致使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绝, 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F.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进程论文 3000字
文章摘要: 我越来越忧思：中国传统文化正日益受到现代化的威胁!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其历史进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是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达人大智慧的结晶。所蕴涵的内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代社会的进步。正是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成就的。高楼、汽车、网络……（还有拥挤和污染），在人们日益追求现代化的同时。那远古的、能给人启迪的、创造了实际价值的传统文化，愈来愈被淡化了，甚至快被部份人遗忘了。 文章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进程 现代化 文章快照: 诺索夫约1O0年，考察的内容及范围也远超过18世纪以前的任何一位地理~．Zl-学家。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其篇幅远超过世界巨著《马可-波罗游记》。其成书时间早成洪堡《新大陆热带地区考察记》约15O年，早于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约200年。他对岩溶洞穴的考察及形成原因的探索，比雷米索夫早约70年；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以及使用专门的地质学名称描述地质现象，早于爱士培尔约150年，早于罗曼约200年；对火山及火山喷出物浮石的考察，比莫洛对雄茨威火山的考察早了70年．比哈顿提出岩石起源的火戎论早了一个世纪……他是一位杰出的、了不起的地理学家、探险旅行家、游记文学家。他在地理方面的贡献，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包括那些开着越野四驱、肩扛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地理工作者)!上述所言的地理地貌地质等奇观．在边陲云南均存在，现在已全部开发成旅游景点。他严谨踏实的地理探究，给云南人民带来了实惠，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红土地上的人们深深缅怀他，到处都有他的塑像，并借各种方式纪念他的丰功伟绩。这些年，我痴迷于摩托车，更喜欢独自驾车长旅，也正是追随徐公的足迹，意在地理知识上有所获；也和徐公一样，白天背着设备旅行，夜晚则走笔为记……徐公探究地理，我则侧重“人文地理”的写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获益不浅f通读《徐霞客游记》，我不得不说的遗憾是：徐公对现在从上海到西藏樟木长达5000多公里的318国道线周围数百公里的人文地理探究太少了，尤其是“大香格里拉”。最初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结，这个本应由徐公提出的命题，却由18世纪的西方外国人提出……318线，这是一条中国、乃至世界美景高度集中的景观长廊，盆地、高山、湖泊、海子、冰川、雪山……优美壮丽同在．幽景旷物并存。而处于横断山区的“大香格里拉”．则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大自然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气势磅礴的雪山、巍峨耸立的峡谷、浩荡奔腾的大河、如镜似玉的湖泊海子、苍凉雄奇的城堡、古朴独特的民居……然而在明代，徐公只能骑马、乘船或步行，对于杀机重重的318线，他或许不知有这些佳境，自然也不可能做细致入微的探险工作。他也是人!假如当初他了解这些．那么他的“滇游”记载会更加生动．他会在滇池呆更长时间。《徐霞客游记》文风朴实，文字清新．最感人处在于对当地的地质等描述全是真实的记录一“滇游”中的地方，我大多去过，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也许是行前仔细再读《徐霞客游记》的缘故吧。我也读过不少摩托车爱好者的旅行文章，他们最爱用的词是“征服”二字。我替他们难过，面对冰雹、雪崩、泥石流等等，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助与无奈。“征服”应属伟大的壮举之范畴，这与徐公的治学严谨比起来．是在吹牛了——起码不实在!我自小苦练形意、Jk．~l-、少林等功夫．身体壮得像牛——至今不知感冒为何物，也常自比为匈奴族的后代．可在雅山的洪灾面前，我手足无措，也只能仰天长叹!与纪念馆毗邻的“升庵祠”里，曾住过一代“名囚”杨升庵，徐公是地理史上的奇人，却对杨公恭敬有加，喻为“导师”。在建水，杨公所居为福东寺(小桂湖)，徐公驻足在接待寺(两寺相邻)。徐公也数次到过高蛲，这就是政府为何要将纪念馆建在“升庵祠”旁的原由。徐霞客不仅开了近代地理学的先河，其探求真知的科学精神，诚挚的爱国情操也成为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发扬徐公的探究精神。既不能以牺牲人类古老、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也不能牺牲各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去孤立地谈“保护”。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这是一件大事!我无为，却视杨公、徐公为先贤达人……@ [2] 关于加快达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06期 [3] 民间文化的精华与糟粕 《汉字文化》2007年05期 [4] 柏林艺术论坛：贫穷但性感的当代艺术博览会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5] 艺术北京的亚洲企图 《艺术当代》2007年06期 [6] 剪纸收藏迎来春天 《西部论丛》2007年11期 [7] 浅谈机关文化建设 《鞍山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8]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轨迹 《理论参考》2007年10期
G. 中国历史论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 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方式的论文,2000字左右
中国古代金融业
banking in ancient China
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
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
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
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
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
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
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
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
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
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
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
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
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
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
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I. 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规律4000字论文
国古代治乱、衰亡，都有上下两方面因素：
兴盛时期：
上层，君主及其臣子经历战乱，创业艰难，因此对自我约束较严，实行各种恢复经济、鼓励农业生产政策，任用一批高素质官僚、打击贪官污吏，避免其侵害君权，减轻他们对百姓的压迫。同时打击豪强，使其不敢过分兼并土地。
下层，长期战乱使得人口大减，出现大量空闲土地，豪强地主不敢兼并土地对抗官府，农民生存较易，不会卖掉土地逃亡或卖给豪强地主，小农经济得以发展。
衰亡时期：
上层，由于君主世袭制度，后代君主生于深宫之内、长于绮罗丛中，生来便荣华富贵、高高在上，既无社会经验，也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君主独裁，大权独揽，不会在其还能处理政务时交给继承人太多权力。）加上从小接触人少，多为身边近臣、宦官，一旦即位，难免任用这些亲信，也难免喜谀恶直、奢侈无度、沉湎某种个人爱好中等行为，这样君权就会被君主所信用的奸佞代行，从而用不受制约的权力做出种种蠹国害民行为。同时整个统治阶级的腐化（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腐化。）导致横征暴敛、贪腐横行，把种种苛捐杂税、徭役等经济、人身负担加于百姓身上。
下层，经济发展、人口繁衍、土地兼并加快，人地矛盾逐渐尖锐，而统治阶级增加的各种经济、人身负担使得广大农民不堪忍受，不得不把土地卖给豪强地主，同时为了逃避徭役、人丁税，往往自身也卖为奴隶，如此一来，朝廷收入减少，统治阶级的胃口又越来越大，就只能继续增加苛捐杂税。百姓于是继续投靠豪强地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豪强地主在吸纳百姓的同时，也压迫百姓，和朝廷一起，制造出大量“流民”这些无业流民数量少时还不足为患，一旦豪强地主承载农民达到上限，就会出现大量的流民，此时一旦出现灾荒，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大量无以为生的流民就只能选择造反，于是，一个王朝结束了，经过造反的战乱，出现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再建立一个新的朝廷。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周期律”
除此之外，还有些偶发的不确定因素，比如军阀割据、外敌入侵，但是，这两个因素要想消灭一个王朝，首先也要有客观条件，即上下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才能消灭一个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