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

『壹』 中国目前的人口现状和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统筹考虑，协调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发展经济、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等紧密结合起来。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综合协调，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规划。2004年初，中国政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006年2月9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未来十五年的人口目标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其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确定的发展思路之一，即是控制人口出生数量，提高出生人口质量。重点发展生育监测、生殖健康等关键技术，开发系列生殖医药、器械和保健产品，为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出生缺陷率低于百分之三提供有效科技保障。

另三个发展思路包括：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结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以中医药理论传承和发展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与多学科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构建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体系，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研制重大新药和先进医疗设备。攻克新药、大型医疗器械、医用材料和释药系统创制关键技术，加快建立并完善国家医药创制技术平台，推进重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

纲要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和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提供强有力支撑。为此，该纲要还将“安全避孕节育与出生缺陷防治”、“心脑血管病、肿瘤等重大非传染疾病防治”、“城乡社区常见多发病防治”、“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先进医疗设备与生物医用材料”等，确定为人口与健康领域科技发展的优先主题。

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看，中国人口的现状如下：

一、人口数量

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6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出生率为12.40‰；死亡人口849万人，死亡率为6.51‰；自然增长率为5.89‰。

2005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人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

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1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1%。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调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调查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

二、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71.8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5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51/10万，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04年的29.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300‰下降到2004年的28.4‰。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每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约100万例。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据估计，截至2003年12月，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84万，2004年疫情处于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

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2004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01年（其中男性8.5年，女性7.51年），比1990年提高了1.75年；人口粗文盲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少到8.33％，比1990年时下降了7.55个百分点。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以上占5.42％、高中占12.59％、初中占36.93％、小学占30.44％，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年）。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004年，城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3年，乡村为7年；城镇文盲率为4.91％，乡村为10.71％。

三、人口结构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在2004年末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中，0-14岁人口为27947万人，占总人口的21.50％，15-64岁人口为92184万人，占70.92％；65岁及以上人口为9857万人，占7.58％。上述数据表明：

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据预测，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2020年仍高达10亿左右。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以上，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65岁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80岁以上老人达2200万。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2004年末男性人口66976万人，占51.5％，女性人口63012万人，占48.5％，总人口性别比为106左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7，2003年为119，少数省份高达130。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倡导男女平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四、人口分布

从城乡分布来看，2004年末全国城镇人口达到54283万人，占总人口的41.76％，乡村人口为75705万人，占58.24％。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2004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4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面对复杂的人口问题，中国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人口政策与方案，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贰』 中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话题，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不仅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对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个倒U型曲线：开始时，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率将随之下降。所以当你在现实中观察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联系时，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谁是因，谁是果？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关键在于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无限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但一旦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尤其是一旦假设存在内生技术进步，人口对经济增长就很有可能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还可能会带来某种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大体就沿着这几个思路展开，你看到假设，大致就能猜到结果。

大致来说，人口过快增长会带来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减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难度的增加。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潜在的规模效应。显然，其净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各种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应对，理论分析无法告诉我们答案。

理论不能解决争论。但这个方面的实证也很麻烦：因而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实证模型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内生性问题。07年RES上有两个港中文教授发的一篇paper，用少数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得到的结果认为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经济增长率提高0.9%。这个工具变量同样可能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往往地处偏僻，不过他们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在回归中控制了相关因素。因而这个结果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不过他们的被解释变量是五年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长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长期，过去几十年人口的低增长即将给我们带来人口老龄化和抚养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影响这基本上是共识了。

另：提个可能有意思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会对当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带来很大影响吗？我觉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女性就业率/受教育水平可能已经改变了无计划生育政策情况下的出生率，并且那些因为某些传统因素坚持要生的人群，即使计划生育存在，他们也会超生吧？95年的Economic Inquiry上有篇文章“Can Government Enforcement Permanently Alter Fertility? The Case of China”，就认为政府政策并不能在长期内真正影响到生育率。不过这篇文章我下不下来，不知道它是怎么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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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晗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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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论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关系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能力也在增加，中国人口众多，消费市场当然非常之大。发展中国家需要相对发达的市场来带动快速的发展。越南只有三个邻国——中国、老挝、柬埔寨。后两者的消费能力即使加上邻国的邻国——泰国，其相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微乎其微。越南与中国边界线很长，陆路运输很方便，所以说中国才是越南经济快速发展的靠山和动力。

『肆』 中国人口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能缩小多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推进多少

我们现在没有正式的关于农民工进城数量的统计，所以，我看到的比较正式的资料显示，是1.3亿农民工进城。当然还有人说数量还要多，总之是一个庞大的数量。通常人们形容它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我们很多农民工进城打工，把他们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农村，形成了农村人口的“老少化”。就是说恰好就是中间这一块劳动年龄的人都出来了，留下了两头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本来中国人口转变的速度，农村是滞后于城市的，也就是说农村人口老龄化本来要相对慢一些，由于加上人口的机械流动，造成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很高。再一个由于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还遇到很多障碍，因此他们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农村，形成大规模的留守儿童。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彻底。应该说从80年代以来，户籍就已经在改革。户籍制度不能简单看成是一个人口登记，而是对劳动力的流动和打工条件的一个认可。那么从这个意义说，户籍制度一直是在渐进式的改革，但是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的很大的城乡、城市劳动力两元市场上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因此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就说明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制度障碍。因此它的突破口也应该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户籍制度本身的劳动力流动的这层含义和其隐含的背后两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这两层含义互相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也构成一种两难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户籍制度的渐进式改革促进了劳动力流动，改善了农民工进城居住和打工的条件、政策环境；但是它也相应地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也就是说我可以进城打工了，去争取在农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来还要考虑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来，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学，我未来的养老保障，我能不能预期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这些东西都提出来了。

目前有很多城市尝试着进行一些户籍制度改革，比如说把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取消，变成统一的居民户籍登记制度。但是接下来很多城市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城乡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方面有巨大差距。如果这个时候说来者不拒，我可以说取消户籍制度限制，但是我不能满足你所有的城市保障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包括从十七大到这次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强调在城乡之间形成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制度的一体化统筹，也就是说“阳光普照”。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是一个曲线的方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所以这条路是对的，也是我建议的第一条途径。就是说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上的差距能缩小多少，户籍制度改革就能推进多少。这是一个条件。

除此之外，城市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相应地城市少年儿童的比重和绝对人口数量就大幅度减少。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机会，城市原来形成的基础教育资源，如果只按户籍人口来配备的话，已经相对过剩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具有了一定的条件来为外来劳动力的子女解决教育服务。除此之外，从道义上说，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中非常大的比重是农民工，农民工与本地人就业总数的比率现在是46%，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对税收作出了贡献，而税收是我们基础教育的来源，也就是说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城市基础教育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问题现在都认识到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财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一个优先序的问题。我认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大，更大的是城乡的福利差距。因此这个时候就放开户籍制度的限制，人们的迁移行为中就带有了一些追逐福利的因素了，就不仅仅是劳动力的转移了。因此那时就会遇到蜂拥而至、不堪重负的情况。所以不太可取也不可行。即使放开了，任何一个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已有的福利汇集到新涌入的人群上去。因此就变成了走两条路：一条路是缩小城乡之间的福利差距，让势能减小。与此同时，还要加速劳动力的转移。户籍制度、人口的自由迁徙是要走一个渐进的道路，渐进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历的、选择性的迁移。以前各个城市是公安部门给一个定额，这个定额是固定的，而且还要符合很苛刻的条件。而后来，大多数城市选择的改革方式是不要定额了，而是制定几个选择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可以改变的。有的城市最初根据自己的能力把标准定的严苛一些；后来根据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对外来人口需求量加大，就把标准定的宽松一些。因此，农民工进来就进行了边际上的就业制度改革和社会福利改革，接下来，户籍制度也就跟着进行改革。因此，从就业入手、劳动力转移入手到社会保障的新设计、接续到户籍制度改革，三者就可以衔接上。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条件。与此同时，缩小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又是创造一个大的外部环境。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现在这个逻辑了，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比较走得通的，也是比较稳妥的改革之路。

“民工荒”与农民工收入

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马上转化为消费，消费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有供给原因、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动。

说到宏观经济形势和人口关系，归根结底人口是一个长期的慢变量，也就是说，它总的来说不会影响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化。但是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因此说它们是有关系的，但在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又不会直接看到。从2004年我们就看到了“民工荒”，但是当时我们以为这是局部的，是因为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造成的。但是接下来“民工荒”没有消失，而是从珠三角扩展到长三角，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甚至在东北，在一些传统劳动力输出的地区也有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去看人口结构发现，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中国人口转变提前完成。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由青少年人口负担率比较重的人口结构变成了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人口结构，但是接下来这个人口结构的增速减缓，现在是逐年减缓。预测再过一两年就不再增长，再过十年八年可能就会下降。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作为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农村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的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民工荒”现象是有关系的。

80年代就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很大，有1.5亿。90年代又说增加了40%以上都是剩余的，有1.5亿到2亿。以后也可能还在有人说。但是这个不和逻辑。因为80年代实行家庭承包制，释放了农业中的劳动积极性，从农民公社的体制到更有活力的家庭经营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因而那个时候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合理的。接下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目前已经超过1.4亿人，此外还有农村个体经营、私营企业，这个加起来有5000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人转移出去，转移到城市打工，至少有1.3亿人。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情况下还说有那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就说不通了。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种可能的假设，在不同的假设下可以看到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充其量有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看这1亿人的年龄结构，一半以上已经是超过40岁的了。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要克服一系列的制度障碍、心理成本等，也就是说过了40岁，他们转移的动力就不强了，转移能力也弱了。因此也就是5000万的劳动力可以供转移。再加上这几年“三农”政策见效，在农村务农的收益有了很大改善，因此相当大一部分人决定不外出了。因此产生的“民工荒”现象也就很自然了。

那么“民工荒”加上这几年城市就业的改善，比方说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失业率稳中有降，消除了下岗（下岗转成了登记失业），劳动参与率有所回升。整个劳动力市场形势是有所改善，和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都有关系，也和劳动力供给背后的人口结构也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逐渐丧失这个特征转向比较平衡、甚至是局部的短缺，它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上涨。

其实正规部门的城市职工的工资上涨是很快的。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也在上涨。2003年以前农民工的工资有10年基本都没有变； 2003年涨了0.7%，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2004年涨了2.8%，2005年涨了6.5%，2006年涨了11.5%，2007年有调查显示涨了20%。我自己也做了大量调研，从局部观察能验证这个变化是可靠的。这说明通过城乡居民就业的扩大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提高。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知道富人和穷人的消费倾向是不一样的，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就马上转化为消费，消费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上。因此，去年遇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有供给原因、原材料涨价等原因，但也有一部分是需求拉动。需求拉动这部分第一是一个好的现象的结果，是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结果。第二，它又会产生一个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农村扶贫的一个效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宏观经济产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防止结构性的价格上涨向明显的通货膨胀转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好政策手段的选择。一部分是说防止全面的过热、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都应该适当使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需求拉动的食品价格这个部分来说，我们不应该把它压下去。过去的扶贫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扶贫里千手段、万手段，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最见效的。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农产品价格都停滞徘徊，这个提高是有好处的。另一个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城市里的低收入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农民，因为农产品涨价，生活水平会受到一些影响，会把他们增加的就业收入抵消很大一部分。因此，去帮助避免低收入群体在食品价格涨价中丧失他们已经得到的好处，这些财政手段是必要的，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过去政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中包括了这一部分，那还要看到底够不够。这就是我对宏观经济的一个看法，但只是局部的。

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其中构成基尼系数的40%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基尼系数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城乡差距缩小的因素，我们却没有找出来（没有计算在内）。

十七大报告讲的非常清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该从两个领域着手。一个是从初次分配领域，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从继续扩大就业的角度出发去解决初次分配的问题，可能是最好的能够把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途径。实际上，很多人说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是一个现实，但是也有背后的一些机制被忽略。比如以就业扩大作为一个起点来看，因为过去农民工转移到城市工作，城市再就业取得成效，新增劳动力也遇到了一些结构性的困难，但是就业增长也很快。在这个过程中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比较快。我们很长时间看到高收入阶层收入涨太快，低收入有一个徘徊。但是从2002年以后，我注意到，如果城市居民收入五等分，其中的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逐渐加快的，逐渐向最高的20%的增长速度靠拢。到了2006年，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最低的20%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达到12%，而最高的20%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则只有9%左右。低收入阶层的增长速度快过高收入阶层了，但这个的确是不足以缩小收入差距。但这也说明了通过扩大就业是可以形成一个有利于贫困者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导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增长较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加快，也导致对食品的需求提高。

我们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但是总体上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总体结果是满意的，为什么这个警戒线没有起作用？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我们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我们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也在涨。还有一个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把经济增长中缩小差距的一些因素忽略掉了。比如说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其中构成基尼系数的40%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基尼系数的提高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城乡差距缩小的因素，我们却没有找出来。因为任何政府实施的再分配政策都是有利于改善贫富差距的。但是历史上一个国家从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走到城乡差距缩小，以至消失，归根结底不是靠再分配政策。这个历史过程靠的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我们也遇到了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劳动力流动，但是这个流动所产生的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从我们目前的统计中还没有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亿多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是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大概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80%左右，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差不多两倍。正好处于一个中间力量，是缩小差距的因素。但是这批人的收入既没有在城市住户调查中得到反映，也没有在农村住户调查中反映出来。因此这很重要的一部分因素没有得到反映。如果把这重要一部分的因素加进来的话，我猜想城乡收入差距会大大缩小。与此同时，由于它在计算基尼系数中占有很大比重，就也会缩小我们的收入差距。我说出这两个因素并不是说大家说的趋势不对，而是说我们通过分析这种机制，能够找出缩小乃至消除收入差距的路径。即继续保持劳动力的流动，通过这种途径从初次分配中解决差距缩小的问题。再分配中则可以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出来，把富裕地区的一部分收入进行转移致富，特别是通过覆盖城乡、覆盖所有地区，所有人群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形成一种普照之光，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缩小实际的差距。

『伍』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于为国民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 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以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成果
由于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人文背景又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上还没有达成共识。
但是，在人口过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方面，全球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这里可以用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我国自1978年以来，由于成功地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国策，已经卓有成效地将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有力的控制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从以下两图可以看出，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增不断降低，人口总量的增长也趋于平缓。
同一时期我国整体经济总量在存量和增量上的变化则是不断向上发展，这应该说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有专家测算了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
尽管该数据模型建立及有关结论数据有待商榷，一些学者也质疑该量化结论和推论的准确性。但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我们根据该研究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度增长，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经济有效的作用。
由于全球人口自1984年以来的过度增长（自八十年代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132％），已经在粮食生产，耕地面积，淡水，海洋捕捞，肉类产品，自然保护区，森林，生物多样性，气候，能源，废弃物，就业，收入，住房，教育，城市16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960～1998年间，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伊朗这四个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40％～50％。
由于世界人口的过度膨胀，自然保护区开始受到威胁，大面积森林退化，大量的海洋渔业资源枯竭。在全球15个主要海洋渔业区中，就有11个渔场捕捞量下降。大多忽视人口增长和忽视计划生育的非洲国家，开始被大量需要就业和受教育的问题所困扰。而在人口增长最慢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最快，包括：南朝鲜，台湾，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所以说，如果世界各国不能同时开始重视人口过度增长并把经济转向环境可持续发展，控制人口过度增长的轨道，经济的衰退将是难以避免的。
二、人口适度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发达国家人口缓慢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否只要人口增长为零甚至负增长就会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就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呢？类似观点可在各类研究报告上发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控制在16亿以内，并顺利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缓慢下降…… 这将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通过对美国，欧洲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人口与经济相互影响的关系来看，保持适度人口增长才会利于一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是人类同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人口和环境作为自然界中一对既互相对立，又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始终”。
这里的适度人口是指经济适度人口，即：从人口变动与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生态环境承载力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出发，寻求通过最佳方式达到经济协调发展最优目标的适度人口。
我们暂时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状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不同，适度人口规模以及适度人口增长水平都将会不同。但是如果人口增长规模偏离了适度增长速度，不论是高是低，都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陆』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中国的人口问题会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诸如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都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对人口增长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很困难的。在人口、资源与环境中，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要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提高产量，而忽视了成本和效益。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直到80年代，世界各国才逐步形成共识，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优化。

『柒』 中国当代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她的经济崛起也伴随着人口变动的动力。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她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的腾飞。
但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永久。当人口红利用完时，就变成人口负债。

人口的动力非常强大，有时强大的难以想象。一旦，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退休，而那时独生子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那社会被抚养人口和抚养人口的比率就要和人口红利时代颠倒，人口负债难以想象。而中国这个时代正在飞速到来。

比如，日本现在的经济衰退背后就是有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降，也就是“人口负债”在作祟。因为人人都知道被抚养人口比率急剧上升，国家的养老金入不敷出，都在担心养老金破产，无人敢消费，更导致经济不振。台湾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是依靠大陆的人口红利支撑而以。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调节的结果，所以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过渡还不是那么剧烈。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尝到了人口负债的苦果。各国纷纷削减养老金，延长退休年龄。德国已经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还在探讨70岁的可能性。

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加入了很强的人为调整因素，其人口红利所以来的也剧烈，同样，人口负债也必然很剧烈。其后果是让中国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他国经验表明，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衰退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的陷阱，如现在的日本那样。

人口政策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已经不需要计划生育，甚至我们已经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了。

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促进人口的出生率增加，短期内可以增加内需，长期内可以让经济持续发展。但是一个实施了30年计划生育政策，一夕放开谈何容易。

有识之士在意识到了现有人口政策背后的长期危机，纷纷提出了改变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或者主张。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政策。但是直到现在，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反应甚是淡淡。为什么呢？

中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被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所左右。从中央到地方估计有超过100万的计生官员。这些官员的权力非常庞大，可以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采取包括罚款在内的很多强力措施。如果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这么一个拥有庞大权力的机构官员的未来何去何从？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深深的知道，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即使现在放开计划生育，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才能显现。同时，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推进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人们的生育观念会改变，生育率会急剧下降。现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在为人口萎缩在担忧。

或许只有等到，那些官员的退休金削减或者甚至发不出来，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那已经晚了。日本和台湾就是我们未来的写照。

『捌』 中国人口的增长怎样与经济发展保持一致

呵呵 其实这个东西要辩证的看，并不是我们的经济不整长，我们的经济整张都回长在路上公路，铁答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增长的，而外国是内需增长，就是消费曾长，所以我们的增长准确的说你个人的感受很小，因为比如西藏的铁路修好了，你有感觉吗，但是扩内需的画，就明显能感觉到东西便宜或者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经济增长还是可能的，只是以目前的税率情况来看，如果这么高估计保增长是有难度的，因为基础设施一般建设好了10年内是动不了的。

『玖』 简述中国人口现状,发展趋势和发展对策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人口问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依照法律法规合理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稳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政府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适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专题座谈会，统筹考虑，协调部署，动员全社会力量，采取法律、倡导、经济、行政等多种措施综合治理和解决人口问题，把发展经济、开展计划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贫困、完善社会保障、提高妇女地位、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等紧密结合起来。2003年，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综合协调，更加科学地制定和实施人口发展规划。2004年初，中国政府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已经提出了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为科学制定国家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和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2006年2月9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未来十五年的人口目标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其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确定的发展思路之一，即是控制人口出生数量，提高出生人口质量。重点发展生育监测、生殖健康等关键技术，开发系列生殖医药、器械和保健产品，为人口数量控制在十五亿以内、出生缺陷率低于百分之三提供有效科技保障。

另三个发展思路包括：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坚持预防为主、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结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关键技术，显著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加强中医药继承和创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以中医药理论传承和发展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与多学科融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构建适合中医药特点的技术方法和标准规范体系，提高临床疗效，促进中医药产业的健康发展；研制重大新药和先进医疗设备。攻克新药、大型医疗器械、医用材料和释药系统创制关键技术，加快建立并完善国家医药创制技术平台，推进重大新药和医疗器械的自主创新。

纲要称，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和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提供强有力支撑。为此，该纲要还将“安全避孕节育与出生缺陷防治”、“心脑血管病、肿瘤等重大非传染疾病防治”、“城乡社区常见多发病防治”、“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先进医疗设备与生物医用材料”等，确定为人口与健康领域科技发展的优先主题。

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来看，中国人口的现状如下：

一、人口数量

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6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17万人，出生率为12.40‰；死亡人口849万人，死亡率为6.51‰；自然增长率为5.89‰。

2005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

单位：万人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受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年-2020年期间，20岁-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

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1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1%。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调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调查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

二、人口素质

中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力度，不断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平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71.8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5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51/10万，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04年的29.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300‰下降到2004年的28.4‰。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大幅度减少。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得到有效的监测和控制，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从总体上讲，中国人口健康素质仍然不高。每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约100万例。数以千万计的地方病患者和残疾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防治艾滋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据估计，截至2003年12月，中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84万，2004年疫情处于从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及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态势。

中国政府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2004年，中国普及九年义务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3.6％，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01年（其中男性8.5年，女性7.51年），比1990年提高了1.75年；人口粗文盲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少到8.33％，比1990年时下降了7.55个百分点。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大学以上占5.42％、高中占12.59％、初中占36.93％、小学占30.44％，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受小学教育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粗文盲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以下的水平；二是大学粗入学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三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1年）。并且，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004年，城镇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43年，乡村为7年；城镇文盲率为4.91％，乡村为10.71％。

三、人口结构

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在2004年末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中，0-14岁人口为27947万人，占总人口的21.50％，15-64岁人口为92184万人，占70.92％；65岁及以上人口为9857万人，占7.58％。上述数据表明：

第一，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也给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2亿多。并且，劳动年龄人口将保持增长态势。据预测，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2020年仍高达10亿左右。这对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发展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以上，根据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据预测，到2020年，65岁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16.1％，80岁以上老人达2200万。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从人口性别结构看，2004年末男性人口66976万人，占51.5％，女性人口63012万人，占48.5％，总人口性别比为106左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117，2003年为119，少数省份高达130。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倡导男女平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四、人口分布

从城乡分布来看，2004年末全国城镇人口达到54283万人，占总人口的41.76％，乡村人口为75705万人，占58.24％。近年来，由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战略，人口城镇化率以每年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采取多种措施和合理规划，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努力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2004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4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同时也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测算，到2020年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

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体系却严重滞后，亟待完善。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流动人口就业、子女受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制约着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困难。

面对复杂的人口问题，中国政府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人口政策与方案，用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拾』 人口与经济是什么关系

记住，是人口决定了经济的一切。

01

上海，民国起便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屹立于东海之滨百年不倒。

支撑它的除了地理优势，最重要的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口输入。

无论是高知阶层，还是基础劳动力。

而这个城市现在又获得了一个世界之最。那就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这意味着每一代人要比上一代少30%。虽然，以上海之身份，只要他愿意拿出一些福利，依然会有大量的人迁徙过来。但是，不那么强势的内陆城市呢？凋零，可能是唯一的结果。

人才之争，正在上演。武汉、郑州、西安无一不在这一年疯狂抢人。

一线城市过高的生存成本，使得不少脑力工作者回流到了省会城市。而基础劳动力则回流到了家乡及周边县城。这个现象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02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4年全国共有小学20.14万所，比上年减少1.22万所；招生1658.42万人，比上年减少36.93万人。

据历年公报数据，2001年至2016年16年间，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学校数量一路下降，由55.79万所减少至22.97万所，减少约六成。

虽然招生人数还是正向上升的，但也仅为100万人。

双拐点可能会在5-10年内出现。即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的双下降。

如果一国之人口踏上一条负增长的道路，并不是简单放开二胎就可以激活的。因为这一代年轻人中有非常多的有知识的人，同时还是不愿意委屈自己，不信奉传宗接代的。

可能以后00后和孙子描述谁是舅舅，他都不是很理解。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盲目押注二胎婴儿潮相关产业的人，可能等你熬死了对手时，你会发现你的海洋正在枯竭。

并不是说年轻人小孩的生意不好做，乐高玩具体验店越来越受欢迎，一堂课一小时四五百都是很正常的。生育率低下的另一个特征是优生优育。规模上不去，那就做质量吧。

今天之所以大家觉得生意还有得做，是因为毕竟我们仍然是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存量市场足够大，不过预估在2020年 第一人口大国会让位于印度。龙象的全面竞争，会在本世纪中叶上演。

03

不夸张的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县城的灯光在卫星图上消失，越来越多的小城市的灯光变得黯淡下去。一是因为人口，二是因为城市集群化。

所以，今天如果讨论房地产。那么我个人观点是，很明确的说：没有人口流入的城市，没有房地产。人口流出的城市，房价就会跌，连租出去都可能成问题。不要跟风，不要接盘。而一线城市的房价虽然受到了明显的打压，但房租在七月普遍上涨20-30%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多少空间？我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城市化是否可以维持过去的粗犷？必然是不可能的。

04

2012年之后，方便面的出货量逐年萎缩。因为什么？一、外卖的兴起使得方便面失去了很大一块市场。二、消费升级，人们对健康的诉求。三、农民工逐年减少。农民工是方便面的最大的消费群体，但是核心城市的城市化完成以及老一代最吃苦的农民工老去，使得这个群体回到了家乡，方便面便不再被需要了。即使，今天方便面开始走消费升级路线了，但是失去了最大的基础，也不可能回到那个黄金时代了。

随着方便面拐点而出现的其他品类有哪些呢？你所在的品类会不会是下一个拐点呢？

如果你在广州的排名前几的老酒家吃过早茶。你会发现：除了旅游的年轻人，全是老年人。俗称的老广。这些人迟早会吃不动早茶的，那么到时候怎么办？

越来越多的养老产品也是越来越旺了。我在浦东机场出关处看到的是成群结队的大爷大妈。危机亦代表着机遇，而顺境意味着危机。一阴一阳则为道。

记住，人口结构决定了你的生意，以及未来的生意。

05

在美国，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中期的平均年薪是6万3500美元，而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中期的年薪约为6万1611美元。园艺工程师职业中期的平均年薪是4万6694美元，而大货车司机职业中期的年薪约为5万1539美元，而且在忙得时候，大货车司机的年收入会超过10万美元。

中国，一定会踏上这条路的。现在中国的蓝领成本是美国的八分之一，白领是二分之一。不需要很多年，蓝领也会被拉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

所以今天如果能够购买“保姆”，“钟点工”“按摩SPA”这些人力服务的期货的话，一定是稳赚不赔的，这些产品几乎会以每年30%及以上的速度涨价。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员成本当然是老板先知道。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了，但更夸张的是基础劳动力越来越贵了，这个趋势正在颠覆中国人的老观念：读书才值钱。如果你脑子不活络，上班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其实你去做蓝领更合适一点。中国人的这个老观念的本质是：在农业时代，读书人不多，供需不平衡。

老板们其实更受伤，老板最焦虑的是后端成本激增，但是终端价格不涨。十年前一个打火机已经1块钱了，现在也就1.5-2元之间。十年前一包普通方便面1.5元，现在也就是3元。但是人员工资翻了不止5倍。如果算上社保、福利等可以说是临近“窒息”了

郭台铭，那个将流水线管理发扬至巅峰的人，开始大举安装机器臂了。或许，他真正解决员工得抑郁症跳楼的那天，就是他不再需要这些员工的那天吧。

06

如果1978年，中国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今天那些国际巨头里，一大半都不可能有今天。欧美市场在宏观的意义上，在80年代已经饱和了。比如车企、快消品、食品、服装。我觉得除了国人要感谢总工程师邓小平，这些洋品牌也应该感谢他。

当然，知名海外互联网企业基本无法获得这样的红利，所以我们的独特市场孕育了BATJ。

而反过来看，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在过去四十年，给欧美市场提供那么多的廉价产品，欧美的政府们会很焦虑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廉价商品，提高了美国普通家庭15%左右的生活质量。同时抵消了通货膨胀，维持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

今天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制造业大举南迁至东南亚，而我国高端制造业并没有站稳脚跟。而贸易战彻底将国人打醒，我们并没有那么强大，强国之路还有很长的距离。

全球范围来看，依然是人口、决定了一国之兴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07

前段时间全网寻根的刘强东，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有乡土情结的商业巨子了，从今往后，可能不再会有很多人把衣锦还乡看作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乡可以还。出生在大城市的80,90后即使住在远处，也无法找到家乡，因为早被拆光了。

而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短期人口迁徙：春运。可能在几十年后就变成了一种往事。

无论是日本、韩国、美国还是加拿大。人口的分布从来都不是平均的。

如果乡土文化已经式微、高铁使得迁徙不再漫长、产业集聚不可逆转，很多地区的衰落是迟早的。毕竟老祖宗早就说过了：人往高处走。

08

最近关于二胎的事情沸沸扬扬。

这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我妈牵着我的手，在一个巨大的工地边上的车站等着，那个车站的广告牌上写着：实行计划生育，贯彻基本国策。再边上一块写着：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想到这一幕，我觉得挺魔幻的，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世道变化快，一晃间，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真的是令人猝不及防。

但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

1 人口红利消失及资产膨胀导致的生二胎的成本过高。

2 优生优育思想导致的不愿意多生，乃至不生。

3 这一代年轻人是没有勒紧裤腰袋哺育下一代的思想的，一点都没有。

隔海相望的日本，已经提前一步进入这种状态，大前研一为此还写了一本书《低欲望社会》，书中说到老年人控制了绝大多数财富和权力，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只能削减欲望，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的出现。

而日本的老头们因为缺乏安全感，即使有房有车，也不去消费。

但日本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买不起车，所以只能选择“肥宅”，以及说服自己不要有理想。于是消费发动机被关闭了。

这和我国面临的问题，有点相似。

这里不得不说，欧洲今日之乱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生育率过低，引入了大量中东难民导致的。

人口问题，其实是摆在这个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面前最棘手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