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资料3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1.5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5.5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52.7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20.8%。(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6.3%（行龙估算）、6.9%（赵冈估算）；1840年是6.5%（行龙估算）、1843年有5.1%（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坚雅）、7.7%（赵冈）、7.9%（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10.6%与11.4%。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B. 概述东晋南朝黄河流域人口南迁的历史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
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在北方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主要是出现了被称作十六国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更叠、兴起和争战导致的社会动荡和经济文化停滞不前；而在长江流域的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则是东晋、宋、齐、梁、陈等南朝汉人政权，虽说也是频繁改朝换代、但却是华夏文化一脉相承，社会和平安宁和经济稳持发展的相对繁荣时期。
一、晋室南迁和汉人汉文化的向江南发展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愍帝时改称建康），自此开始，中原士族多有前来投靠者。建业四年（316）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开启了东晋和宋、齐、梁、陈等南朝汉人政权，偏安江南近300年的发展历史。
晋室南迁促使了中原地区汉人汉文化的向江南迁移，推动了江南和东南沿海社会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使南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地位迅速上升，超过甚至替代了北方中原地区的传统地位，也为隋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重心南移，以及南北两大地域经济文化的形成奠下了基础。
1\迁移江南的汉人汉文化
通常是将司马睿称帝建康、南迁后的晋室称为东晋。东晋建立后，黄河流域北方世家和中原士族，纷纷南迁移居江南。据《资治通鉴·晋纪9》所说：“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大体上反映了黄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区，以及淮南、江北等地大批汉人仕女，为躲避十六国的地方政权混战，源源不断渡江迁移江南的情景。
当时，汉人从黄河流域的北方中原地区南迁，大体上可分为这样几个方向：
（1）山东、河北和河南东部等地汉人，主要移居到长江下游和皖南、江西等地。
（2）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等地汉人，则大多迁移到长江中上游和汉水流域的湖北、四川及汉中等地。
（3）他们中又有一些汉人，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继续向南迁移，到达今天的岭南和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山区，这一批批向南迁移者，大约是后来聚族生活在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山区，始终保留中原文化传统的，汉族客家人中的早期开拓者。
2、迅速发展的江南汉人汉文化
江南的东晋和南朝汉人政权，为了适应大量的汉人汉文化南迁，专门设置有侨州、侨县，来安置各地的南迁移民。所谓侨州、侨县，就是对从某州、某县迁来的人，在安置他们的地方，仍以他们原居的州、县之名管理之。这些从北方迁居江南的汉人，起初虽然是侨居客籍，后来却大多数因久居江南，而“土断入籍”，成为江南人士了。
南迁汉人的数量十分之大，按《宋书·州郡志》所记载的：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等，侨州内总户数达18万，人口为96万。而刘宋全境编户人口为540万，这样从北方南迁的侨民，占了人口的约六分之一。
晋室的南迁和大批汉人的迁居江南，自然而然地使黄河流域北方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的礼仪文化，迅速地传入江南和东南沿海。这就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由原先传统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转变成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的江南和东南沿海，两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地齐驾并驱的历史局面。
所以，晋室南迁和汉人汉文化的向江南发展，让我们看到不仅是隋唐继之而兴的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而且还让我们看到隋唐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都是在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两大社会经济文化地区南北遥应、相得益彰的基础上发展的。二、江南汉人汉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历史上中国，魏晋南北朝以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主要是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自东汉以来、特别是孙吴建国后，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1、江南社会经济的迅速繁荣
晋室南迁和大批北方汉人移居江南，使长江流域的江南和东南沿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优越的地理环境让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避免了北方中原地区的战乱，社会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发展。当时的都城建康以及东南沿海各地，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不仅是湖泊交叉、土地肥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以吴郡、吴兴、会稽为中心的鱼米之乡和思想文化中心；而且以江陵为中心的荆汉平原、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闽江流域的福建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迅速。甚至在岭南的交广地区，滇池、洱海的云南地区等广大的南方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得了进一步的开辟。正如《宋书》所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东晋南朝时，扬州和荆州人口最多，农业也最发达；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江南本来就多湖泊沼泽，湖沼泄水之后就可变为良田，所以宋、齐、梁三朝相继兴修水利，溉田万顷，反映和显示了江南地区农业的新发展。
东晋和南朝的炼钢、造纸、制瓷和造船等手工业技术，也都有了飞速的提高。江南水乡便利的水上交通，促进了商业和城镇的发展，当时商业贸易的繁荣，不仅形成了都城建康和京口、山阴、寿阳、襄职、江陵、成都、广州等大城市，而且还能经由广州港出海，与林邑、扶南、天竺、师子国等，10余个海外国家和地区通商。
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近300年的社会偏安，使南方在经济文化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开启了隋唐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依仗南方的历史新局面，奠下了唐宋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政治中心多在北方，经济中心多在南方的社会发展基础。
正是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南朝汉人士族不仅享受了社会的物质利益，也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化上做出了空前的贡献。后来，唐朝中期韩愈所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同样让我们看到了江南经济发展，在中国社会历史中所起的重要地位。
2、南朝汉人汉文化的发展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大量迁居江南，他们在东晋和南朝各代，政治上享有特权，经济上地位稳定，生活上优裕闲散、甚至委靡腐朽。然而，他们却使从黄河流域移传到长江流域的汉文化，不仅保存了旧有的传统，而且还发展了新的地域性特色，对后来隋唐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所以，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经认为，盛唐“文化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而综观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东晋和南朝士人的学术成就，主要不外乎儒、玄、文、史四学。
（1）经学。不同于北方中原地区学者，保持着东汉古文经学的学风，南朝学者探究的经学，则是发展了魏晋学风。
虽说《隋书·儒林传叙》提出过：“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但实际上也是指，南朝江南士人发展的是魏晋学风，而北方学者还保持着东汉学风。如从经注来看，江南士人《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注，《左传》用杜预注；北方学者《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
从释说经义来看，南北的差别确很大。北方是墨守东汉家法，讲明训诂章句，不在家法外别出新义，是一种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风；南方则兼采众说，阐发经义，贵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种从书面入书里的学风。所以，北方经学崇（玄）学，排斥王（肃）学；南方经学郑王兼用，并采玄学。
（2）玄学。实际上，玄学就是当时清谈家仿照佛教聚徒讲经，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经籍的一种哲学思潮。
崇尚清谈，剖析名理，这在当时其实也就成为，南朝部分士人的一个重要事业。早在魏正始（240—249）年间，何晏作《道德论》王弼注《老子》《易》，主张名教出于自然，提倡“贵无，”认为国君要“无为而治。”至魏晋之间，向秀和郭象注《庄子》，在主张名教和自然一致的同时，提出“无不能生有”的命题，以与“贵无”说相对。
东晋以后的玄学，更为普遍深入地探研佛理，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佛理，在文学上玄佛并用；这时的玄学与佛学明显趋于合流，但却与道教有着距离。
（3）文学。南朝文人的讲究奢靡，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追求对偶务求工整、声律务求和谐的形式美。这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因为没有南朝文人的讲求，就没有盛行的唐朝文学。
古体五言诗的发展自建安高峰以来，有太康高峰，到南朝梁更有新的高峰，并由此转入了律诗的新阶段。与古体五言诗有着相似发展的，东晋南朝的赋，作为一类文学作品在于体物写志。魏晋骈文，句法整而兼有疏散、声调平而兼有抑扬，大自论说、小至柬札，都有独特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
南朝梁已经有了新体文学的萌芽，如《世语新说》《文选》《诗品》《文心雕龙》《玉台新咏》等，几部主要著述都出现于梁朝。
（4）史学。南朝史学是当时许多士人所从的事业之一，由于当时还没有官修之限，所以东晋南朝的史学著述甚盛。
南朝多私家所撰写的史书。诸如宋时范晔广集学徒，以《东观汉纪》为蓝本，成《后汉书》90篇，梁刘昭以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8个志共30卷补入范书，范晔的纪传、司马彪的志合成《后汉书》，被称为堪与班固《汉书》相比的良史。
宋裴松之搜集史书140余种，为《三国志》作详注，开注家新例，注文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史料。
沈约撰《宋书》纪志传100卷，萧子显撰《齐书》纪志传60卷，姚察撰《梁书》《陈书》二史，死后子姚思廉继续，至唐太宗时才完成。不过，撰史最难的是在于撰志，范晔、姚思廉所著都没有志，沈约、萧子显所著有志但不作“食贷志，”因此南朝史家虽多，但没有一个比得上班固的。
三、南朝汉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融合
东晋和南朝的汉人汉文化，在江南和东南、岭南地区，主要是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发生交融的。
1、东晋南朝时的南方少数民族
东晋南朝时，在南方与汉人汉文化发生交融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俚、僚、爨等。
（1）蛮。蛮原是对历史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南朝指称的蛮，主要是分布在今湘西、川东、鄂西南和豫南一带少数民族，如长沙蛮、武陵蛮（五溪蛮）、五水蛮、沔水蛮和巴夷、巴蛮等。十六国以来，有些蛮趁着中原地区纷乱，活动和分布的地域有所向北，遂有了豫州蛮、雍州蛮，以及活动在今陕、豫、鄂接壤地区的板楯蛮等。
按照《南齐书·蛮传》所说的，当时众多的蛮：“咸依山谷，布荆、汀、雍、郢、司等五州界。”在他们中间，如同豫州、南豫州、江州等地的蛮，有的在和汉人汉文化的接触交往中，逐步融合于汉人之中了。另有一些自称是盘瓠后代的长沙蛮、武陵蛮，他们在日后的长期发展中，成为现在苗、瑶等少数民族；而自称为廪君之后的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则与现在的土家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2）僚。魏晋南北朝对分布在今岭南广西、西南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统称为僚。旧史也常将他们指称为“獠。”东晋十六国时，部分僚人北上进入川西和川西南，如益州曾有僚10万余落，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进入今陕西西南部和湖北西部。今天的粤、桂、湘、黔、滇、川、陕、鄂等省，当时都有僚人的分布足迹。有时还对与他们相邻山居的汉人，也泛指为僚。
南北朝时僚的人口剧增。因为僚的支系众多，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所以说，当时有一部分僚人，已经成为东晋南朝治理下的编户齐民。
僚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稻米，他们编织的“细布，色至鲜净。” 居住干栏建筑，椎髻徒跣，铸造铜鼓，吹牛角、芦笙。习俗尚狗、猎头、鼻饮和竖棺葬。
（3）俚。俚也被记作里，是自东汉以来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对岭南部分少数民族的指称。从《宋书·南蛮传》等史籍所记来看：“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有的学者便据此认为，俚、僚是同一个民族。
实际上，俚僚并称只是反映当时在岭南地区，这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密切，他们互相杂居、彼此相融，从而在文化和习俗上也十分相近。
俚的社会组织以峒为单位，他们主要从事农耕，会使用竹矛、竹弓和毒箭狩猎。他们善于铸造铜鼓，拥有铜鼓者首领即为都老。生活习俗上穿贯头衣服、椎髻，尚鼻饮。现在我国南方属于壮侗语族的黎、壮等少数民族，应与历史上的俚有渊源关系。
（4）爨。爨是两晋南北朝时，对今天云南和贵州西部部分地区少数民族的指称。两晋以来，这里少数民族大多处于建宁（治所今曲靖）大姓爨氏的统治之下，因而他们就被记称为爨。爨后来又分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这反映并说明了，爨原来就包括了乌蛮和白蛮在内的，或者说爨主要就是指乌蛮和白蛮。按《（天启）滇志爨蛮》所说，则是：“其称爨者，从其酋长之姓耳。”据现仍存云南陆良的《爨龙颜碑》所记，爨氏原是河东安邑汉人。“属中原乱，遂王蛮夷，”蜀汉时为南中四大姓之一。东晋咸康五年（333），霍氏和孟氏火拼后同归于尽，爨氏成为南中最有势力的大姓，并与当地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僰人交融，从而“称霸滇东，”统治和管辖建宁的各少数民族，故把这里的少数民族称为爨。爨人所居的地区“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在两晋南北朝时，这里虽然接受中原王朝设立的宁州剌史管辖。但是在爨氏势力统治下，不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稳定，而且汉人汉文化的也迅速传入。现有的学者认为：“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实际上指的就应是乌蛮与白蛮，也就是后来建立南诏和大理的主体民族。他们应与现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一部分彝族和白族有关。
2、汉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
东晋南朝的少数民族大都处在汉人封建的统治下，尤其是蛮、僚、俚等族的分布地区广大，对南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上攫取人力物力，都有着很大的意义，所以南朝政权尽力争取少数民族的归附，对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采取编户齐民，汉人汉文化很自然地被这些少数民族所接受。
（1）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汉文化
魏晋南北朝为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不少汉人迁入南方的蛮、僚、俚、爨等少数民族地区。如刘宋始兴郡（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南）的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进入俚区的为数不少。梁朝以后，岭南广州的经济发展迅速，许多长江流域汉人到广州地区寻求发展，据《宋书·州郡志》所载：刘宋时广州所领编户49700多户。到160多年后隋朝时的记载，约达185800多户，这近三倍的户籍增长率除了当地俚人的自然增长外，应有相当的汉人移民在内。中原十六国动乱，大量汉人汉文化迁移至岭南，构成了今日广东客家人的重要来源。
南朝对少数民族较轻的赋役，也是吸引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原因。如《宋书·夷蛮传》所说的：“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中原汉人也有因逃避避赋役而进入南中夷人地区，组成“夷汉部曲，”成为夷人首领的依附部曲。
（2）进入汉人汉文化地区的少数民族
与汉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南朝许多少数民族也不断走出山谷，迁移到汉人汉文化地区。《宋书·文帝纪》所记：“雍州剌史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口于京师。”元嘉后期，沈庆之讨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成康，以为营户；并将征讨湖阳所获蛮万余口迁于广陵。
分布在岭南广西和贵州一带的僚，纷纷迁入汉人汉文化地区。如晋太康四年（283），有牂牁僚2000余落内属；另外还有僚人10余万落移居巴蜀之地，“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有皆在。”俚人常在征战中遭掳掠入汉人汉文化地区，或者像《梁书·王僧儒传》提到的“高凉生口”那样被掳卖为奴。也有的是被召募入内地，如宁州剌史徐文盛应命调入荆州，便从宁州少数民族地区，“召募得数万人”率带至内地。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汉人汉文化，与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和频繁的交融。一批批汉人汉文化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少数民族又迁入汉人汉文化地区，民族和民族文化间互相迁徙形成的民族交错杂居，无疑有利于汉人汉文化和少数民族之间消除差异、增强共性，最终促进他们间的彼此融合。虽然，这样的民族融合带有封建社会强制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色彩，从而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的融入于汉人汉文化，历史上汉人汉文化的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正是由这样的民族融合促成的，历史上汉人汉文化的形成和壮大，对于古代中国以汉人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都是有着进步而深远意义的
C. 中国历史上出现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各又对政治、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 极需！！！
（1）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2）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3）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版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4）“安史之乱” 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却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人口迁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撼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100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6）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镇，在国内其它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7）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日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起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8）清末和民国时期对东北的移民 在历史上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满人倾族入关后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为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并在辽宁境内筑起“柳条边”，严禁居民越界垦殖。同时又把东北作为流放犯人的场所，这些所谓“流人”，对东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加上违禁前来的农民，全区总人口至清代中叶仍有明显增长。进入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源源流入东北，至1840年全区总人口已突破300万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这时全国人口已达4亿人，人口压力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在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皇俄国对东北一直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满清朝廷遂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如此既减轻了关内人口压力，为朝廷开了一项财源，又充实了边防。此外，对移民还“酌量给以工本”。所有这些都促成了一股“闯关东”的狂潮，到1910年东北总人口已增至1800万人以上，比1840年增长近5倍。 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九一八”以前估计年均移入约25～30万人，大部分来自山东、河北两省，此后移入人数仍很可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区总人口巳近400万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纵观中国整个人口迁移史，清末民初对东北的移民，强度最大，效果最佳，无论对中国人口地理还是经济地理，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D. 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和经济重心南移对福建的影响
由于北方的长期战来乱，造源成人口的大规模南迁，不仅使南方增加大量的劳动力，而且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这是继春秋、秦汉之后，江南地区又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和发展，并对我们南北经济发展逐步走上平衡，以及在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E. 历史书上说，北宋汴京城，人口、经济、商业，远远超过了 唐代长安城
比较一下两来个城市在当时自的人口、经济、商业等规模，从中看出北宋汴京城远远超过了 唐代长安城。
北宋汴京城:
宋的都城汴京,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会，城中店铺达6400多家。汴京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两百步，路两边是御廊。北宋政府改变了周、秦、汉、唐时期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从事买卖活动的旧规矩，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和沿街做买卖。为活跃经济文化生活，还放宽了宵禁，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流传至今，更为了解当时汴京市肆的繁荣情况提供了有力而形象的证据。 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设一个军巡铺，铺中的防隅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警卫官府商宅，防盗，防火，防止意外事故。这恐怕是历史上最早的巡警了。
唐长安城:
即隋大兴城，是隋唐两朝的首都，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和中国古代最大的都城。城市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达83平方公里。城内百业兴旺，最多时人口接近50万。唐朝末年迁都洛阳后这里被拆毁，其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城区、东郊、南郊（大部分）和西郊（小部分）等大片地带。
F. 求沈阳历史及现今人口 经济 文化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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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概述东晋南朝黄河流域人口南迁的历史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
促进了中原先进的生产力的推广，促进了长江以南人口的增长，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流，客观的推动了不同地域文明的融合。
H. 马克思人口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人口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对人的生产将象对物的生产一样进行计划调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要有计划地发展，并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无产阶级用以认识人口现象、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武器，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同时，它又尊重客观事实，从社会存在本身探索人口规律，揭示人口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科学方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人口增长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人口增长不能说明社会面貌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相反，人口发展也要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明。但人口增长对社会发展有促进和延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既反对人口决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资产阶级观点，也反对忽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还认为，人口现象本质上属于社会现象，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以人的生理条件和其他自然条件为基础的社会过程，人口规律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规律。生产方式对人口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反对离开社会制度、离开生产方式抽象地解释和说明人口现象，反对把人口规律说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人口过剩是相对过剩，是相对于生活资料再生产条件的过剩，而不是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绝对过剩；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作为生产者，人能创造社会财富；作为消费者，人需要消费社会财富。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这种二重作用，是正确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相互关系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