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㈠ 关于日本二战后期经济发展的著作

可以看看张杰军著的《反垄断、创新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的

简介：本书综合运用法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了被西方称为

“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从反垄断制度、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这一视角，分析了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成败与反垄断制度的内在关系，探寻

了一国“创新友好型市场”的形成途径，以及创建一个能调动人民创造活力

的经济体制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反垄断、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 对自由竞争的追求与反垄断法的诞生

第二节 垄断弊害、有效竞争与反垄断法规制

第三节 反垄断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第二章 二战前日本垄断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日本二战前政治经济思想传统

第二节 二战前日本垄断的发展

第三节 二战前日本垄断的实态与意义

第三章 日本与美国反垄断法比较

第一节 日本反垄断法的导人

第二节 日本反垄断法的基本内容和体系

第三节 美、日反垄断法的比较与启示

第四章 二战后日本反垄断政策与产业政策

第一节 日本反垄断制度在二战后初期的演进

第二节 20世纪00年代反垄断法弱势运用与经济高速成长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的反垄断政策与产业政策

第四节 反垄断法在20世纪80年代的运用

第五节 泡沫经济崩溃与20世纪90年代反垄断制度的转型与强化

第五章 反垄断、创新与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

第一节 反垄断制度与日本市场组织结构

第二节 反垄断制度对创新及二战后日本经济成长的影响

第三节 反垄断制度转型迟滞与经济败绩

第六章 反垄断、创新政策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第一节 市场组织结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阶段

第二节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创新促进政策

第三节 “创新友好型市场”的制度两翼：反垄断立法与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文献

后记

㈡ 社会主义改革的意义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其革命性意义是极其巨大而深刻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笔者认为，概括起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新时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

建国以后，中国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自己尽快地摆脱贫困和落后，这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由于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我们主要照搬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组织发展经济，这种体制在初期也曾发挥过应有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其弊端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开放立足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突破口，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经过30年的努力，在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一是坚持解放思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现了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此当代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历史新时期。二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历程表明，一方面，在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视实践探索和创新，使改革开放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的实践源泉和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因此，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断完善和成熟，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加显著的体制性效益。

二、促进了生产力大解放、大发展，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使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然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就是围绕解决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展开的，就是一个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一是确立并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改革开放30年实践是坚持和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伟大实践。在这条正确的发展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二是确立并逐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

三、推进了制度建设和创新，实现了由高度集权向民主法治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探索，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当中最关键的是要对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制度进行变革。与此同时，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任务，必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成为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一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1982年，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提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1999年，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2004年，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制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2005年，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上列举的这些法律制度，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适应的，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改革开放推进了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创新。二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拓展了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和发展实践的空间。改革开放30年，我们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和创新。我们党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各项民主制度不断完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成为全国上下共识，我国已进入民主法治的历史新时期。

四、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历程，是全社会创造活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且深刻地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这就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促进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力蓬勃开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二是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党的十二大，我们党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和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发挥生产力作为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把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极大地增强了全社会创造活力，形成了万众一心共创伟业的生动局面，实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五、扩大了对外交往与合作，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从而推动了我国更深入更全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一是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坚持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和利益。实践证明，改革开放30年，我们坚持和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二是在对外开放中扩大交往与加强合作。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坚持和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各个方面扩大交往与合作。30年的对外开放扩大了交往与合作，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六、推动了发展方式的战略调整，实现了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向科学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大发展，国际竞争力得到了大提升，人民生活得到了大改善。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科技进步加速，与世界经济进程的融合加深，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增强，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这些新的趋势的出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不竭动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发展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化，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因此，顺应新的发展趋势，解决新的问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是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新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新的历史阶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二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科学发展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以少投入、低消耗、零排放、可循环、高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要求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㈢ 制度创新理论的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

将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经济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仅有这三大柱石是不够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根据新经济史代表人物诺斯和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代表人物科斯的观点，从经济学意义说，制度是指”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
制度促进可预见性，并防止混乱和任意行为，从而维持并巩固复杂的人际交往关系网。制度的存在，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从而一方面使各种生产过程和交易活动变得有序和具有可预见性；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实际上，人们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基于某种信任。由于信任是以某种秩序为基础的，因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规则、规范等制度来禁止或约束各釉不可预见的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从经济学角度讲，这实际上是减少了各种交易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
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进行制度创新：当新制度所能提供的边际收益等于旧制度进行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时，制度创新就会暂时停止，制度结构就达到了某种”均衡”：分析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化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力：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更新制度的需求或供给。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发展规律，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大致遵循两大线索，即需求线索与供给线索。具体情况如下。
一、制度创新理论的需求线索
(一)科斯的制度创新观
科斯对制度创新的论述是开拓性的。此后许多关于制度创新需求方面的论著基本上是遵循科斯的观点，即认为制度创新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变迁所需成本时才会发生。科斯提醒我们，制度创新的效果在结构上并非全部都是帕累托效率的，因为导致某些决策改善的现行制度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科斯确认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与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着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强度，决定着制度创新能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二)安德森、舒尔茨和希尔等人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分析
安德森、舒尔茨和希尔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需求诱致变迂的观点。他们认为，特定的制度至关重要，并且经常处于变化中，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安排做出社会选择。舒尔茨还把制度视为经济领域里一个变量，而且这些变量是对经济增长的反应。他引入了两个关键的概念，即一种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建立起分析框架：假设制度是某些服务的供给者，这些特殊服务可能是一种便利，如货币，也可能是一种用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如租赁、抵押及商品期货市场，还可能是一些信息，随着人的经济价值提高，人们不断对各种制度作出选择，这种对于效率更高的制度的需求，推动着制度不断变迁。
(三)诺斯等的需求引致制度创新观
诺斯继承和扩展了科斯对制度创新的需求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考察，为其理论提供了实证资料。其分析框架是：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这意味着，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才可望在一个社会中发现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在他们看来，制度创新还是由人口以稀缺资源构成的压力增加所引致的。在现代，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进一步导致了土地的废除和从以使用奴隶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度转向由农民所有的生产制度，或者转向由资产者所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他们还分析了当工资相对于土地的价值提高时，当给予农民和土地所有者更大的土地控制权时，社会就发生制度创新。
二、制度创新理论的供给线索
这种观点认为：制度创新的供给不可忽视，因为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迁路径的充分条件。政治经济分析的要素是决定性的，决策者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成本和利益，才是对变迁的性质和范围作出解释的关键。
(一)诺斯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分析
诺斯对国家的分析是基于对国家特征的如下认识：国家凭借其规模经济优势，以一组服务(如提供公正、安全的社会环境)换取收入，以使其财富或效用极大化。因此，国家就要区别对待各种成员并对立设计不同的产权，促使国家收入极大化。同时，国家也受其他国家或国内个人，集团等潜在竞争者制约，各国都想使自己的成员有更好的境遇，在各国，法律、公正和防务等服务供应上的规模经济都被认为是文明的基本源泉。
诺斯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收入最大化之间存在根本冲突。国家(统治者)总想使它由财产权制度得到的租金愈多愈好，在这个目标限度内，统治者又想节约交易成本，以便社会产出极大化，从而扩大征税的基础。因为存在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和征税的交易成本，为此，统治者往往只得容忍非效率的产权的普遍存在。同时，由于”搭便车”问题阻碍着改变制度安排所需的组织的发展，非效率产权也就始终存在。按照这一逻辑，诺斯还认为，制度创新将出自统治者，而不是出自国家成员，因为后者总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这表明，一旦统治者的私人收益超过其私人成本，某种变迁势必会发生。
诺斯指出，为了解决制度结构的稳定与变迁，某种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的东西是必需的。个人在试图变迁结构时可能忽视这种计算，因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该制度不公正：相反，个人也可能遵从惯例、规则和法律，基于一个相似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它们是合法的。因此，历史上的稳定与变迁需要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中对个人主义理性计算的偏离。进一步，诺斯认为，组织(包括国家)总会对意识形态作大量投资，以提高现存制度的合法性，减少维护现存制度秩序的成本。因此，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足够的灵活，使它不仅能获得新集团成员的忠诚，而且也能保持老集团成员的忠诚。至为重要的是，任何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是给予各种集团的活力，使它们能采取与简单的、享乐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相反的行为。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主要推动力，因为无论是维持现有秩序还是推翻现有秩序，没有这样一种行为都是不可能的。
(二)拉坦对制度创新的供给分析
拉坦观察到制度创新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与收益相关)。他断言，我们拥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越多，则设计与实施制度创新就会越来越好。拉坦还指出，制度创新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在某些政治环境下，成本简直可能是死亡，并且即使没有严厉的政治制裁，创新的成本也可能由于立法改变上的成本，法庭立案的成本、克服既得利益集团政治权力所付出的成本而高得令人望而却步。
具体地，拉坦考察了宪法秩序对制度创新四个方面的影响：①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和社会实验，或者可能起根本性的压制作用，在后一种情形，制度创新所依赖的知识基础将受到削弱，变化将受到扭曲或阻碍。②宪法秩序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③宪法秩序影响到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形式，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创新将发生方向性错误。④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治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亦即一种关于解决；中突的基本价值的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
更进一步地，拉坦认为上层决策者净得利益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制度创新的供给，必然包含政界企业家和创新者诸多政治手段的动用：制度创新的供给表是由面对政界企业家的边际成本表决定的，政界企业家试图设计新的制度并解决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如果政界企业家由制度创新得到的预期收益超过动用这种创新所需资源的边际成本，则制度创新的供给将有保障。但是，鉴于政界企业家的私人收益不同于社会收益，制度创新的供给是不会达到社会最佳水平的，由此可见，制度创新的供给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或力量对化。
(三)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创新理论
在制度创新的供给分析方面，林毅夫把理论往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强制性制度创新理论。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施的。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所固有的，所以，如果把诱致性制度创新作为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则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为此，国家干预的强制性变迁就可以为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提供补救，当然，国家干预同时引起国家的成本与收益，故此国家是否具有采取适当行为的激励，也构成经济分析中要碰到的问题。具体而言，当出现制度不均衡时，假若制度创新会降低统治者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非效率的不均衡。换言之，统治者只有在下面的情形下才会采取行为来弥补制度创新的供给不足：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进入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边际收益要等于预期边际成本。没有人可以保证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会有动力去执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进一步讲，维持一种非效率的制度安排与国家未能采取行动去消除制度非均衡，此二者同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成因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三、制度创新理论发展
制度创新理论沿着需求与供给两条主线不断完善与发展，形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但是在建立制度创新的实施模型方面的努力却十分不够。国际经济增长中心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将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结合起来，把明确模型与经验检验两相对应，为使制度创新理论进一步精确化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个框架假设，制度安排是制度创新中的内生变量，而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被视为外生变量。
许多学者假设现行制度无法获致潜在利益，并且只要改变现行制度的收益大于成本，就会发生制度创新。他们忽视了从开始变革到变革见效并最终得到补偿之间的时间因素，它会影响人们对变革的支持态度，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或成本，可称作”变革的绝对成本”。
一般地，对于有效率的制度创新，人们在变革初付出的成本最终会得到某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补偿。但问题是，就像生产过程，尤其是技术创新过程存在投入产出“时滞”一样，制度变革从开始支付改革成本到改革初见成效直到成本得到最终补偿，也存在一定的“时滞”。就那些较重大较复杂、涉及面广、程度深的制度创新而言，“时滞”可能相当长。在这个长时期内，假如人们只投入不产出，只付成本不得收益，则丧失了旧制度原有的东西，又在新制度中一无所获，这就很难维持人们对变革的支持。进一步地，假如人们对于所蒙受的损失能否得到补偿丧失信心，就会转而抵制变革，结果变革过程在巨大的摩擦与阻力下面临失败的危险。所以，制度创新理论中纳入对变革的绝对成本的研究，也是其理论创新的必然。

㈣ 辩论：改革开放中，技术（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1．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前，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革命正在孕育着历史性的重大突破，科技经济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科学技术正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各国对科技发展都给予高度重视。

一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不断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据专家们统计，最近三十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据此推算，人类知识总量翻一番的时间在20世纪中期需要50年，而到2020年前后只需要73天。人类在2020年所拥有的知识当中，有90%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当前人类知识增长的趋势可以用指数函数来描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知识爆炸”。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最近几十年来，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迅速，学科分支已经从上个世纪初600多门，发展到现在6000多门。纳米、生命、信息、认知科学的融合，推动着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飞跃。科学技术发展将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密集时代。

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十九世纪，电的发明到应用时隔282年，电磁波通信时隔26年，而到了二十世纪，集成电路的应用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呈指数增长，如电话走进50%的美国家庭用了长达60年的时间，而互联网进入50%的美国家庭只用了5年时间。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砖头般的“大哥大”曾透出过的尊贵，到今天，手机早已成为普通的通讯工具。大街上，少男少女手持的一款款时尚手机，成为现代大都市街头的一景。成为时尚的当然不仅只有手机，上网也是近几年的新时尚。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几小时之内就有三百多万人点击上网，参与有奖收看活动。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现互联网上网人数已达5910万人，网站数量37.1万个，联网计算机2083万台，跃居全球第二位。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商务等基于网络的各种活动，近几年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人类基因组、超导、纳米等许多基础研究的成果，在中间阶段就已申请了专利。总的来看，当前，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

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基本处于从属地位，生产实际的需要刺激了技术的发展，并进一步为科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以来，生产、技术、科学的相互作用机制出现了逆转现象，科学理论不仅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而且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比如，先有了量子理论，而后促进了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信息产业的基础；运用相对论和原子核裂变原理形成了核技术，引发了核能工业；运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生物技术，并催生具有巨大潜质的生物技术产业。所以，当代的科学技术往往是理论超前性的，也是知识密集型的。科学技术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它在经济发展中必然成为主导力量。以信息技术为例，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变革，信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有机结合，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美国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带来了超过110个月的经济长期繁荣。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科学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引发人类社会新的变革，对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科技竞争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保持领先地位，并以知识产权、技术壁垒等新的贸易手段对其他国家实施压制或进行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主创新能力匮乏，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安全问题。

第一，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例如，微软和英特尔构建的WINTEL联盟，每台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个人电脑（PC）都会预装一套WINDOWS操作系统，占到有些PC机销售成本的50%，尽管其中绝大多数功能并不是一般消费者所需要的，但却不得不付出大约100美元左右的额外费用。

第二，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目前，对空间资源、海洋资源和生物资源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在空间领域，美国正在全面实施太空控制战略，俄罗斯、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也都进行了重点部署，美国正在加紧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太空侦察情报系统，欧洲航天局在全球定位系统和太空观测等领域也急起直追。海洋是生命的摇篮，美国正在讨论要将海洋投入增加一倍，日本建造了比美国同类船只大三四倍的大洋钻探船，韩国也提出了“海洋开发的全球化与信息化”目标。生物资源对各国都将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生物资源的抢夺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生命专利圈地”。举个例子，几年前，一种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野生大豆品种，被美国一家研究机构将基因标记申请专利，这意味着我们今后也有可能不得不面对“种中国豆，向美国人付钱”的被动局面。

第三，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计算机、通讯和网络等技术已成为当今最主要的信息资源载体。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话语权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和干扰他国重大决策。

综合世界各国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预测，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息科学和技术。基本判断是信息科学技术仍然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是知识型社会的基础科学技术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快速发展的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将解决农业持续增长以及人口与健康领域的问题，为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甚至为发展新的资源、能源提供新的重要途径。未来15年内有可能形成和信息产业并驾齐驱、充满活力的生物技术产业群。

——能源科学和技术。发展重点是开发高效的节能技术和未来的新能源技术，特别是氢能、可再生能源、第四代核能技术和未来的热核聚变能等，为解决未来的能源问题开辟新的途径。

——纳米科学和技术。继互联网、基因等名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后，“纳米”一词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眼帘。一纳米仅为十亿分之一米，在纳米尺度下所表现出来的众多新奇物理现象，正在向人们展示一个全新的微观世界，孕育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纳米电子学将极大增强信息技术能力，纳米生物医学将为人类提供新的治疗疾病手段；各种纳米材料将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据有关专家估计，在未来20年里，全球纳米技术市场规模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

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科学技术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和人类财富形成的主要源泉。

2、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把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作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世界各国都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如美国2003财年联邦科技预算达到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韩国提出到2025年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提高到4%。在发展战略性技术与产业方面，美国实施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和氢能研发计划，欧洲开展了科技框架计划和伽利略计划，韩国是实施了先导技术研发计划和替代能源计划等。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但如不能抓住机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韩国是依靠科技创新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成功范例，其经验尤为我们值得借鉴。1962年，韩国人均GDP只有82美元，与我国当时的水平大体相当，到2001年达到8900美元，比我国高出9倍之多。现在，韩国人口只有4700万，经济总量大致相当于我国的40%。在半导体、汽车、造船、钢铁、电子、信息通讯等众多领域，韩国都比我国较晚起步，但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已走到我们前面，并跻身世界前列。韩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一是始终致力于培育和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从60年代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就高度注重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比例达到1:5。二是持续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0.77%增长到2001年的2.96%。三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活动。企业研究开发机构从1978年的48个，增加到2003年的近10000个。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目前，韩国正在实施新的科技发展规划，目标是到2005年进入世界前12个领先国家行列；2015年成为亚太地区的科学研究中心，并进入世界前10个领先国家行列；到2025年进入世界前7个科技领先国家行列。韩国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国家富强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我国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重要需求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对科技提出了许多重要需求。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增长目标对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20年的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分析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2、转变增长方式，缓解资源、能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对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量相对较少的国家，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水和耕地，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水平的1/4和1/3，森林资源为1/5。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可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55%、42%、18%、7%。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

目前，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一是表现为供需缺口日益扩大，建设开发任务艰巨。2003年能源供应呈现了近些年来少有的全面紧张状态。2020年GDP翻两番，预计能源消耗总量约为30亿吨标准煤。这意味着在未来的17年内，煤炭建设规模相当于目前美国的产煤能力，电力建设要再造两个日本电力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超过50%和40%。二是我国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目前我国综合能源利用率约为33%，比不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小煤矿资源回收率不足20%，煤泥、劣质煤等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因此，节能的潜力也非常巨大。

水资源短缺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最大障碍之一。我国1/4的国土面积缺水，1/10地区的水资源仅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20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全国30%城市缺水，其中108座城市严重缺水，尤其是京津等特大城市，在连续遭遇枯水年时将发生严重的水危机。一方面我们国家严重缺水，但另一方面，水资源浪费又非常严重，我国的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约为0.45，而先进国家为0.7-0.8。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75-85%。因此，节水的潜力很大。

过去几十年，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大、水资源浪费严重、污染排放多等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目前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沙化土地面积约100万km2，原始林不足1/10，森林质量下降，草地退化面积达2/3，全球1121种濒危物种，中国有190种(IUCN）。我国的环境污染也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经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区域和流域范围（特别是长江、珠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地区）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未来，“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还将面临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瓶颈约束还将逐渐加剧。根据系统的研究分析，如果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大量消耗资源来实现工业化，我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于全球的消费总量，而且按照现有资源利用和污染排放水平，到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将是现在的4-5倍，如果要保持现有环境质量不变，则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要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形势何等的严峻！

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改变传统的外延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3、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对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三农”问题是我国新世纪必须直面的严峻挑战之一，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是，我国农业发展仍然面临着不少矛盾和问题：

一是保障粮食和食物供给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预计到2020年人口达到14.5亿时，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6.3亿吨左右，比目前要增加2亿吨，增长比例几乎达到50%。另外肉蛋奶也要大幅度增加，农产品质量还要提高，食品安全还要保障。

二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难度很大。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为追求农产品数量增长，而忽视了农业效益，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率低，我国农产品深加工率只有20%，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

三是资源约束、生态破坏、协调发展的形势严峻。一方面农业产出要求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支持农业生产的水土资源又在大量减少，缺口很大，预计到2020年我国耕地缺口将达到2500万公顷左右，粮食播种面积将减少10%，农业用水缺水量将达到1000亿立方米左右；而且，农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目前约有1/3的造地出现了退化、沙化和碱化，70%的河流受到污染，39%的湖泊及东南沿海富营养化，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严重。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农业的发展任务，就是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知识化和农村信息化的进程。农业科技要为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4、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对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按照党的十六大要求，我国经济发展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还存在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分别为14.5%，51.7%和33.8%，第一、二产业比例仍然偏高，第三产业明显偏低，远低于全球64%的平均水平，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也只有28.6%，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45%左右的平均水平。

二是第二产业中资本、能源、资源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机构特征明显，高技术产业比重偏低，整体上仍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经营方式，如炼钢、水泥、乙烯等综合能耗分别比国家先进水平高21%、45%和31%，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

三是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创新能力差，产品竞争力弱，大量的先进装备仍主要依靠进口。整体上看，我国企业规模小（如全国炼钢企业280家，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只有8家，水泥企业4800多家，平均规模只有15万吨），产业集中度低，竞争力不强，产品品种、质量和档次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一些高附加值的关键材料和设备仍需大量进口，如光纤、集成电路芯片、石油化工、轿车、数控机床等制造装备产品进口分别为100%、85%、80%、70%、70%。

四是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商贸、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占40%左右，信息服务比重不足10%。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形势下，尤其是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我们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以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向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升级。

5、坚持以人为本，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科技提出的重要需求。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动力。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但总体上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影响我国人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挑战是人口数量、人口质量、老龄化、各种重大疾病的威胁和公共安全等重大问题。

我国人口总量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可能达到14.3—14.5亿，比现在增加一亿多人，如果稍有控制不力，就可能超过15亿，而且将出现老龄化问题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同时，我国人口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和人口素质较低。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3‰，每年约有26万多缺陷儿出生，据专家估计，每年出现的先天残疾儿童占新生儿4%-6%。

一些重大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安全。目前，我国有6.9亿人曾感染过乙肝病毒，1.2亿人长期携带病毒，现患病人2000万；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约450万，每年死亡13万；曾经一度销声匿迹的血吸虫病又死灰复燃。一些新发生的传染病已在我国出现，SARS我们都亲眼所见，艾滋病已波及31个省市，2003年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约84万，其中发病约8万人，感染者数为亚洲第2位，居全球第14位。据预测，如不加控制2010年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像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神经精神疾病等的发病率也是居高不下。

在公共安全领域，我国的安全保障基础薄弱，重大事故频繁发生，与经济高速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影响着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据统计，每年由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超过20万人，伤残超过300万人；每年由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失计6500亿人民币，约占GDP总量的6%。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隐患大增。安全事故居高不下。重大事故平均每天7.2起。其他像自然灾害、核安全、火灾爆炸、社会治安、外来物种入侵等事件也呈现出上升趋势。2003年受理计算机犯罪案件1万余起，比前一年增长75%。

6、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对科技提出的重大需求。

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土安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维护我国的空天与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传统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同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我国的发展大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的石油消耗近40%要靠国际市场，2003年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60%。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外部世界给予更加积极而充分的关注。在全球资源利用、市场控制、贸易平衡等基本矛盾方面，今天的世界依然是凭实力说话的世界。实践表明，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㈤ 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更重要，还是技术创新更重要

我网上找的，本人认为是结合起来，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依赖制度创新，技术上不去，经济发展还是会停滞不前的，而有先进的技术，没有有序的制度领导，它就发挥不到最大的作用。
目前中国三个活力主角分布
大经济环境：按照产业分布群和分布区域来看
1 广州、深圳、和佛山东莞为主力的珠江三角洲地区、
2 浙江、江苏配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3 北京坐镇，天津、河北唐山等京津唐地区。
广州等珠江模式目前的企业：大部分依靠三来一补贸易发展起来的外资配套工业企业和小型民营的配件加工企业。被人们称做诸侯经济模式。各个城市各自争取多量的外资投资，而逐步全面发展，一个城市具备多种产业，整体发展，而城市间配合不足。各自为战，甚至相互间为争取投资而重复投资建设。
浙江等长三角地区目前企业：大部分家族通过自力更生 草创起来的民营工商业。其中有温州模式：仿制——投资和苏南模式。有活力的乡镇经济和强县实体，点状分布的城市：义乌、萧山等政治上的二级城县构成经济产业带的工业带。宁波、上海等构成经济产业带的对外输出输入的平台。而中心地级城市杭州、苏州、南京、南通常州等构成了产业带的资源整合带和核心消费带。
北京为核心的模式下，利用政府强势主导。提供的政治文化优势吸引大型跨国集团的商务部和公关部门。中关村的IT产业发展尤劲。而传统工业的良好基础可以整合重型工业。
企业分析：
在三种环境下面。存在N种企业：
1 大量依靠出口订单贸易为主的民营企业：这类企业主体特征就是争取大量出口贸易订单，依靠机械加工、压低人工从而实现成本优势，获得产量后逐步购置机器，添加流水线从而实现规模化，这类企业在草创阶段往往是老板带头，企业核心文化是铁人文化。依靠老板这个铁人的人际关系和铁腕手段，以及经商头脑。因此这样的企业开始的时候肯定更重视技术创新。或者技术替代。因为小的技术创新都可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值得说明的是虽然他们重视技术创新，但大部分时候他们只嫁接技术。没有很大力量和心思投入大规模的技术研发。而且加工配件是贴牌，缺少品牌意识享受不到品牌利益的他们是太大动力去提升自己技术的。
2 发展到规模状态的大型民企。往往争取在本行业获得贸易量的第一地位。逐步建立品牌，这个时候，有眼光的家族企业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和科教组织比如高校等合作，取得技术创新。而制度建设往往因为家族本身的利益纽带和老板的年龄正值壮年后继人年幼等尚未纳入考虑
3 当前情况下，浙江的很多企业有部分开始采用经理人制度，逐步规范企业。但成效尚未显著，大多数家族企业以全心培养自己家族内一两个优秀精英的方式来取得企业的延续，因此制度创新虽然被很多企业考虑，但除了嫁接一些工业管理方法。本质的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内部培训和员工激励等尚且是初步阶段。我有同学专门在研究这一课题：家族企业的变革发展问题

综上：企业等发展，从理论上说：技术创新是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企业相当重要。技术关乎成本、未来利润，同时，新的技术有可能带来一个企业成为一个新领域的领跑者，但目前大部分的技术创新和大规模的应用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大部分企业还相当距离。就制度创新而言。企业本身就有一种制度，不在于制度是否创新，而在于制度是否适应当前企业的发展状况。能否该企业存续带来良性的循环。因此楼上的ajie9204说的也很对：套用一句话“具体企业，具体分析”。

总的说商业思维是综合思维：并不是什么最好就造什么。什么最好就采用什么。而是在考虑和权衡未来发展方向、目前情况、过去的经验后。判断
在恰当的条件下：比如资金流充足、规模扩张、政策支持、旧的管理层变动
恰当的时间段：例如上市前、新的未来发展战略制定之后
利用恰当的手段：管理层和平演进、强力竞合、自上而下或者部分部分的改变
推行恰当的策略：市场策略、财务策略、内部的人事变动、高层的股权变动等

因此对一个企业来讲，回答你的问题应该是：技术创新重要还是制度创新重要？
都是很重要，但目前的重点是如何保证利润和市场，如何获得未来发展？这才是最重要的，站在这个高度上来看，才决定到底选取技术创新突破还是制度创新脱胎换骨或者继续原有模式。

㈥ 为什么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转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快改革步伐。

确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获得的科学结论，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愈益复杂，这一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进行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不断深入，邓小平深刻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特别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了透彻、精辟的总回答，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党的十四大明确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践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党的十五大对这几年探索的实践和理论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回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鲜明地指出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既有效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十四大以来，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位，并成功地抑制了一度出现的通货膨胀；一九九七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是一九九二年26638亿元的2.8倍；一九九七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是一九九二年194亿美元的7.2倍，居世界第二位；外贸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251亿美元，比一九九二年的1655亿美元将近翻了一番。与此同时，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可喜成绩，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通往富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根本性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要解决如何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等复杂课题。由于我国尚处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体制、法律、政策、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各类经济活动主体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由于市场有其自身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处理不当，它的消极方面也会反映出来。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才逐步建立完善。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才十多年，从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才几年，在建立这一体制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和困难，难以完全避免；完善这一体制，更加任重道远。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二OOO年，初步建立起这一新经济体制；到二O一O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二O二O年，这一新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定型。我们坚信，在党和政府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和困难将会在深化改革中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一定能在我们长期不懈的奋斗中实现。

科学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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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5-13 http://guancha.gmw.cn

近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围绕着如何看待经济改革中的问题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正确认识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如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压力增强，收入差距扩大，自主创新水平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等等。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中的问题是主要是因为改革中出现了泛市场化的倾向，在改革的方向上存在着过份迷信和依赖市场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市场化不足，政府干预过多，因此，应当尽快减少和取消政府干预，加快非国有化的进程。

正确认识当前的改革中出现问题需要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关于这一点，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有明确的论断，《决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论断[1]。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转型并没有结束，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突出表现在：城乡体制分割，产权制度不健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任务还未完成，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秩序比较混乱，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还不完善等。这些体制性问题的存在，不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也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

从上述判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虽然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是，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不完善，因此，从总体上说，不能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泛市场化或过度市场化的问题，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仍然是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诸多矛盾的必由之路。

第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初步确立，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内在缺陷也

逐步显露出来，这种缺陷既使在比较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不可避免。在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已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条件下，我们就没有理由再把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主要根源都归结为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程度不足，相反，失业、经济波动、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等问题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属于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的范畴。解决这类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种社会调节机制，寄希望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来解决市场化的本身的缺陷，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有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如企业制度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职能不到位等，这是主要矛盾；也有市场化过度的问题，即所谓的泛市场化问题，如公共部门乱收费、公共服务产业化、权钱交易现象的蔓延等，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还有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上不完善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则是发展中的问题，如科技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低、城乡二元结构、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这些问题虽然也与体制上的缺陷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只能通过不断发展来加以解决。在许多情况下，上述各种因素交织在了一起，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以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问题为例，就既存在着市场调节不够的问题，也在存在泛市场化的问题，也有政策和管理上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发展水平的问题。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认识尤其需要科学理性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化。

因此，对于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用统筹协调综合治理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市场化过度或是归结为市场化不足都是片面的。

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历来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认识：持“左”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的，对于市场关系必须加以限制，使其逐步消亡；持“右”的观点的人则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只有全面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两极相通，这两种观点从表面看是对立，但他们的思维逻辑却是完全一致的，即，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二者必居其一。当前理论界对于改革方向认识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可以看作是这两种对立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不断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努力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首先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的突破，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和大势所趋势，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动摇。

但是，在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的同时，我们也绝不能忘记，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价值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克服市场机制的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同于苏东改革模式根本特点和获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坚定不移。

在当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就必须正确处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坚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必须按照统筹兼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

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都应该是一样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强调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特色呢？正确认识这一问题需要把握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市场机制是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并不为某种社会制度所独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中性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机制是一种可以脱离开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的整体结构而独立存在和技术性工具。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面临着种一系列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或国情，主要有：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之中；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稀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地域辽阔且区域差异巨大。正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思路是：1、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是对立的，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国情的要求。3、在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和国有经济主导性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和非国有制经济。4、把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5、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和形式要随着制度环境、技术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发展而变化。6、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长期而复杂的整体性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7、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8、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统一起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以人为本的目标。9、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实行西方式的政治体制。10、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显然，中国经济改革模式的丰富内含绝不是“市场化”一词所能概括的，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宗旨的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走自己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根本经验。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理想得以实现，同时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创新改革的思路

改革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廉价的标签，而是一个复杂、深刻、全面的社会变迁过程，是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历史创造过程，与时俱进是改革的本质所在。事实上，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就是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地创新改革思路的历史。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在不断的反思和创新中向前发展着。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还不完善，存在许多体制的障碍；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就业等的压力也不断加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资源和能源的瓶颈问题更为严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同时，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却没有根本的提高；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低收入人口和贫困人口仍有相当数量，两极分化的危险日益成为现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群众看病难、上学难和就业难的问题十分突出；等等。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必须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要求，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正确的改革目标、任务、方针和政策，使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更好地向前推进。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准确分析了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系改革与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包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这些战略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体现为以下重要原则：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坚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改革开放。

2．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3．改革必须把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

4．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

5．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6．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推进改革与发展，突出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问题

7．提高发展质量，转变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

8．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9．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重点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10．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加快社会领域改革和体制创新，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等等。

党中央提出的这些关于改革的重要原则，从改革的方向、原则、动力、目的、步骤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地推进经济改革的根本指针。

四、树立科学的改革观是健康推进改革的重要保证

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改革问题的分歧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认识市场经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也不可能形成关于改革的良性的“社会共识”。虽然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为了世界性的潮流。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实质、意义和发展规律，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市场经济的旗帜和口号下面，可能包含着内容各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改革理念。因此，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重要的在于科学认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

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正确的政治立场和科学的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理论；走新型工业化和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在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等等。没有这些正确理论，就不可能取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巨大成就，也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根据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保证。

树立科学的改革观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主张实行计划经济，西方经济学则主张的是市场经济，因此，搞市场经济就要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甚至有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混为一谈。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市场经济（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而在于如何研究市场经济。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正确借鉴西方的经济理论，有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历史经验、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结构为前提的。脱离开这些前提，这些理论就失去它的科学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历来具有二重性，除了科学的一面之外，它还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往往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仅仅满足于照抄照搬和全盘引进西方的经济理论不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甚至还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邪路。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和不可逾越的一种经济形态，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市场必然存在一般的共有的要素，因此，在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许多其它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间是会有某些“共识”的，如产权的独立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经济的开放化等，但是，正如马克思曾经强调那样，之所以要把“一般”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了差别。就改革的方向、原则、目标和内容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别：

1．前者认为，市场经济是与一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历史现象；后者则相反，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抽象的适合于任何时代和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

2．前者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则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的专利。

3．前者认为，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后者则把私有化当作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

4．前者认为，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和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后者则否认政府调节的合理性，把市场是唯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

5．前者崇拜以个人间自发互动为基础的演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后者则强调国家的统筹兼顾、总体协调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6．前者鼓吹“市场经济无国界”和“民族国家崩溃说”，后者则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国家的独立性和发展的自主性。

7．前者认为，个人自由既是效率的源泉又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后者则强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统一性和社会利益的重要价值。

8．前者把市场化与民主化混为一谈，竭力鼓吹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后者则努力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服从以人为本的目标。

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和改革观鼓吹的是无条件地推进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认为建立市场经济必须彻底放弃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而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和改革观则把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和复杂的社会结构，力图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要求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在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企业经营自主化和经济运动全球化的同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坚持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国家的主导作用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显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改革观与新自由主义的片面的改革观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只有坚持科学的改革观，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不断排除“左”的教条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前进。

[1]根据有的学者的分析，2003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已近74%，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69%，90%以上的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来确定，关税税率已经降到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第153页，中国商务出版社2005年版

㈦ 中国模式是制度创新还是制度缺陷

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本文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的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近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从立论上讲,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 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这与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的特征。经济学的研究和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这些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1、所谓“模式”(经济发展模式),它的特征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在转轨的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更为主要的是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2、对“经济增长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真正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我们在“中国模式论”的论据中和中国的现实中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3、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外,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土地、矿产),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这种体制有东亚模式的影响,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3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育的结果。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进入九十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概括讲,内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的因素。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的空间。
三、呼唤新的改革议程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转换政府的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政府的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作者为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招商局董事长。此文系秦晓于2010年5月9日在剑桥大学中国同学会论坛上的演讲稿。)

㈧ 如何以制度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
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推进科技创新市场化,创造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环境,从而在市
场竞争中,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推进：
一、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前提.一是加快政府投资体制改
革.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职责和范围,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政府投资加快从竞争领域退出,转为主要用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经济社
会发展薄弱环节.创新政府投资运作机制,积极推广"代建制"等市场化运作模式,提高政府投资利用效率.二是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减少行政审批和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企业投资项目政府一律不再审批,政府仅从外部性、公共性、合规性方面对企业投资
项目予以核准或备案,履行好对重大项目规划协调、发布行业信息等服务职能.

二、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造合格的市场主体.只有理性、合格的市场主体,才能有降低成本、追求技术进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这是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基本载体.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积极引入国内外有实力的战略投资者,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动国有资本
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做好政策性关闭破产,国有经济要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逐步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深化铁路、邮政等垄断行业改革,实行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引入竞争机制,积极推进特许经营模式.加快开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
度试点,规范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体现政府的所有者权益.破除体制障碍,推进公平准入和改善融资条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三、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动力.有效的科技体制将为科技进步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体制保障.
要大力推进科技体制市场化改革,统筹不同所有制单位的科研投入,改变长期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和部门壁垒问题,支持教育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教育事业真正面向世
界、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要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和科技支撑计划,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国家实验
室、国家工程中心,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引导和支持创新要
素向企业集聚.要创新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机制,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试点范围,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四、加强环境资源制度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强节能环保,构建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约束机制,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
件.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取消垄断行业产品的行政定价机制,相应建立与完善价格调整听证
制度.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加快淘汰高耗能行业落后产能.着力推进建筑节能、高效照明产品推广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增强节能能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
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科技进步对节能减排的贡献.继续做好"三河三湖"和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渤海环境保护总体
规划和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扎实推进节能减排报告、审计和能效标识工作,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完善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奖惩机制.发展清洁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新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重.建立节能减排市场化运作机制,按照补偿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实现治污成本内部化.

五、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与政策环境.优化财税等政策设计与制度安排,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优良的政策环境.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
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积极推行"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等财政管理改革,完善地方税制,逐步
建立财力向基层倾斜的机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引导地方政府由过于重视发展工业项目向重视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方面转变.继续运用出口退税和
关税政策限制"两高一资"和相关资源性产品出口,推进资源税、燃油税改革,加快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研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方案,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供良好税收环境.继续深化银行业改革,加快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完善银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使其真正成为企业化运作的商业银行,切实
提高银行自身经营效率,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㈨ 中国经济政策

在200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
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及为此而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是中国当前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时期社会经济政策的主调。这次论坛的主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对于中国是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２０多年来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公认的。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矛盾：
第一，资源和环境制约。一方面，现在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比过去雄厚得多，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量，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能源、水、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二，发展不平衡。一方面，纵向比较，全国各地区经济都有很大发展，城乡收入都有明显增长；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明显扩大。能否实现协调发展，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三，社会发展滞后。一方面，就业持续扩大，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人均寿命在延长，各项社会事业在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失业率甚至在上升。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第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保持着社会稳定，这是继续推进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社会阶层分化，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许多深刻而复杂的矛盾。能否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继续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也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一些和认识上的片面性、具体政策的偏差、实际工作措施不够有力有关。但是，从根本上说，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在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与之俱来的，带有中国发展阶段的明显特征。如果说，在前几年，人们对于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感受还不那么深切，那么，现在人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放在任何国家，都是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中国是有十多亿人口、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这种涉及广泛领域的根本性社会变革，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是“成长中的烦恼”。
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两个大的战略思想：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发展理念的进步，也标志着政策调整的方向。不是说，过去完全没有注意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而是说，现在确实到了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最近几年，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政策措施。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集中体现了这种政策导向。
促进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政策导向，将会显示出以下五种趋势：
第一，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未来５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年均７．５％，明显低于过去５年实际达到的年均９．５％的速度；同时要求单位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２０％，扭转过去５年能耗大幅攀升的局面。这是对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的预期，也表明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导向。中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增长同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和城乡建设大规模开展，正是资源消耗高峰阶段，矛盾更为突出。根本出路，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经把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确定为基本国策，在这方面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包括推动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立法和政策，以及进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民教育。这些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
第二，更加注重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发展。要继续发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在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发挥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带动农村发展和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方面的重要作用。国家在西部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开始见到成效，支持中部地区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正在制定中。２０００年以来，东、中、西部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减缓，原因是经济落后地区国家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加大。国家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采取了全部免除农业税，并且把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的重大政策。对农村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投入在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也要逐步转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短期内还难以缩小，新农村建设更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但实行注重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政策，将有助于抑制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在发展不平衡中形成比较协调的发展格局。
第三，更加注重社会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会自动地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过去５年，经济增长指标都达到甚至远远超过规划的预期，而环境保护和其他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却没有达到规划的要求，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甚至没有提出数量化的要求。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重要原因。注重社会发展，首先是注重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包括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医疗，以及义务教育。“十一五”规划把经济增长指标从过去的约束性改成了预期性，而在社会发展方面规定了带约束性的指标，反映了更加关注民生、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导向。因为在争取经济快速增长和解决社会问题之间存在许多两难选择，真正落实新的政策并不容易。
第四，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注重社会公平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出发点。基本方针是：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堵塞灰色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帮助低收入阶层，在这几个方面都有不小的政策空间。现在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体制环境：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也有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问题；有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没有消除带来的问题，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取得的积极社会成果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流失所产生的问题。加之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差距扩大，公众对不公平问题特别敏感，更增加了政策选择和把握的难度。
社会公平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每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只能提出经过努力能够解决的任务。把市场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追求公平的本质属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也许永远达不到至善至美的境界，但不断努力可以趋近这个目标。现在，经济体制和调节机制在完善，国家经济实力壮大增强了帮助低收入者的力量，工作做得好，很多问题可以比过去解决得更好。
第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体制保障，是下一步改革的着力点。２０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正确的选择。深化改革和解决社会问题要在这个大方向下进行。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改善对经济的管理，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经济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健全公共财政，并且完善相关的制度。过去的不足之处，是对体制转轨中政府特别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重视不够，公共财政投入和实际工作安排相对薄弱，这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疏通社会流动渠道，推动社会有序变动，既增强社会活力，又维护社会安定。企业改革要建立对企业各阶层都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治理结构，并且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应该实现“劳资两利”，政府要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建立“劳动者——投资者——政府”三方协调机制。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发展理念和政策目标，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要求。目前讲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一致的。用２１世纪头２０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在刚刚过去５年。即使在２０２０年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也还要继续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道路。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现在所取得的进展还是很初步的。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晨把所有事情办好，但是，认真按照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要求去做，可以克服困难，减少风险，比较顺利地走向现代化。
中国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经济贸易交往中的摩擦和争端，可以在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通过平等协商和谈判得到解决。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中国，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全世界舆论对中国这种新的发展理念与政策普遍持欢迎态度的原因。我相信，这次论坛会对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提出有益的建议，也会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㈩ 我要写一篇论文是关于公共资源管理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改革大潮中，以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特区开发思想为指引，一大批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动力源。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就是其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由邓小平同志首倡，1994年2月26日，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北京签署《中新两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创造了两国政府之间合作进行土地成片开发的案例，并由于协议中对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规定而使这次合作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如今，八年过去了，园区不仅按照预定的设想运转正常，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且由于其在寻求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方面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价值而受到政府、经济界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园区建设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在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从内到外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理念创新——体制创新——行为创新——经济发展。

一、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

理念创新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因，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首先体现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上的创新。它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从管制思维到亲商思维（服务思维）

在全球化趋势日愈凸显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转变传统管制思维，树立权利本位、亲商思维、服务理念。在亲商思维的指引下，政府行为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所谓亲商思维是指园区行政部门以为客商服务为最高宗旨，把亲商思维消化在招商引资、日常管理服务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帮助客商获得满意回报率，同时使园区获得相应收益从而形成双赢格局。亲商思维是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核心，它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这些企业取得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国家经济才能得到快速提高。亲商思维把政府——工商业——人民利益三者统一于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工商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竞争能力，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

园区管委会将亲商思维溶入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亲商观念的培育，园区各部门依靠高效的招商网络，建立了无微不至的客户服务体系，充分尊重客户的意愿，为客商提供快捷、简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同时采用敲门法的“国际招商网络”，即有的放矢地主动招取优质投资项目；建立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即园区管委会给予客商确定、清楚、快速的答复，一旦承诺，务必兑现；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确立为我而用的招商标准。园区依靠新加坡经发局的国际招商网络，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由浅入深地逐步形成点一线一面一化的园区发展高新技术的招商策略。亲商思维改善了园区政府形象，提升了政府信誉，促进了园区经济发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产业巨头落户园区，从而形成了高科技。高税收、高就业的园区发展格局。

2．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

国际贸易中的公正观念。互惠观念、谈判协商观念本质上都与规则观念紧密联系。全球化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按规则办事，公正、公平、互利。通过协商谈判的途径解决纠纷和难题。政府应制定与世贸组织的原则相一致的游戏规则，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地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府管理模式从个人权威转向规则权威，使政府理念由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权威。坚持依法治理。严格执法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法治经验的引进一一借鉴——运用，以法治思维探索建立了依法治园的法规体系和执法机制，形成工业园区完善的法制环境。其内涵表现为：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专家治园的规划管理体制。园区的规划管理体制推行专家治园，公开公布政府的园区规划，然后授权规划师分级管理，行政首长只处理违规申请和上诉案例。同时实行一套严格的监督机制以杜绝腐败。

其次，完善和明晰园区法规。结合中国国情和园区实际需要，园区管委会共编制了18项管理办法，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才十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外商投资企业行政性收费目录搏动管理办法、公积金管理办法、国家公务员实施细则、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等等，将园区公共管理纳入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化的轨道。

最后，执法透明化。园区制定的《苏州工业园区规划管理办法》明确规划管理的内容。程序和工作时限，执法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一视同仁，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园区投资环境，使客商清楚地了解园区管理依据、程序和方法，从而使执法主体与外商企业之间形成信息对称。管委会依法治园的精简、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受到了普遍好评，增强了园区的综合竞争力。

3．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思维

“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公共管理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为人的管理。公共管理的目标木单纯是公共物品的生产，而且也包括如何促进人的发展。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是园区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内容。“人力资源是新加坡唯一的资源”是新加坡人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共识。它将人的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来开掘和利用，其内涵体现为：充分有效地发现城市内外、国内外人力，做到人尽其才；提供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条件，知识更新和再培训的条件；发展教育和智力投资。

园区通过对新加坡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借鉴，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简单粗糙的管理方式，把人视为经济发展中的第一要素，形成了“人力资源是工业园区最重要资源”、“人力资源环境是工业园区最重要的投资环境”的理念。园区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到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管理中，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寓简明于透明之中，寓灵活于规范之中，寓亲商于服务之中，寓动态于有序之中。这一管理方法在建立精干高质量的公务员队伍和复合型经营管理技术队伍的引进等方面效果显著，适应了园区开发建设、管理服务的需求，并使园区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从分散型服务向一条龙服务转变；从低层次服务向高层次服务转变。

二、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的中介

政府体制改革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的外力要求，一是由内向外地表现为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动机。政府体制创新亦是一个过程，表现为：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渐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奠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地位。

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实践的中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进行体制创新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1．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替代市场”。加人世贸组织必将加快我国政企分开的步伐，使企业逐渐脱离政府的行政控制，保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同一竞争平台上，并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随着我国加入MO，政府经济职能又被赋予了新的内蕴，这体现为：引导，政府应研究和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寻找发展经济的最佳路径。调控，政府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扶持，在WTO制度规范的框架下积极寻求发展本国工业的途径，在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园区政府经济管理体制的借鉴和创新优化了园区投资环境，吸引大批跨国企业落户园区，三资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已形成了适合国际经济发展战略的投资产业结构。

2．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政府转变职能应以社会本位为导向，应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要求作为自身价值的参照体系，不断依据社会变量决定自身的结构、权限及其运行方式的转变，把政府全方位控制社会的冲动减小到最低限度。政府主要是社会的服务者、协调者和一定范围的干预者，社会才是主导者，因而评判政府职能的标准将不完全依仗效益和效率，而主要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管理逐渐趋向政府公共政策化、公共管理社会化从而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在这样的政府中，公共管理的职能部分地甚至完全地转移给非政府公共管理组织。政府从公共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不仅自身可以达到消肿减肥的目标，而且可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公共管理的质量和效果。

更小的政府——更好的服务是园区管委会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中轴。首先，更小的政府。园区管委会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仅设立七套常设机构共12个局和1个非常设机构，定编120人，却承担了相当于市一级党政机构和近百个部门和职能，实现了对外（新加坡20多个政府机构）接轨，对内（苏州市及省，国家）接口的要求。同时，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了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既有利于提高政府效能，又有利于实现公共管理的法治化、公开化、民主化。其次，更好的社会服务。园区管委会的社会职能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营造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良好的园区生活环境。

三、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巨动

现代公共管理以社会需求为起点，以成本——效益分析工具，通过体制创新以满足社会福利需求，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形成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形成互动关系。它表现为：经济发展要求公共管理体制创新；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

1．经济发展呼唤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用脚投票选择投资领域。在全球化环境下，跨国公司根据区域投资环境可以随时将生产转移到法律透明度高、劳工法律松、市场机制完善的区域或国家。跨国公司这种用脚投票方式的微妙方式不仅仅要求而且迫使政府进行公共管理体制创新，改善投资环境，树立亲商理念、法治理念、从刚性行政转向柔性行政。

园区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和经济管理经验，正是希望通过对其借鉴、消化和吸收，在园区尽快形成一种全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制度创新来构造新的招商优势，并为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构造新的增长点。此外，园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必须依靠体制创新为先导。园区要实现其战略目标，即成为国际最具竞争力的开发区之－，以及成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超前试验区，以“管理示范”和“产业辐射”有效带动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就必须“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以体制改革为先导，探索出一条以注重功能效益的体制供给来取代单纯的优惠政策，进而形成新一轮经济成长驱动机制的新路。

2．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公共体制创新的目标是完善政府过程功能，从而使政府输出功能符合社会生态环境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体制创新赋予了政府理念、体制、行为新的内涵。

首先，高瞻远瞩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园区依据产业发展战略、人才资源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的研究，提出园区产业结构发展的原则是“先二后三到二三并重”，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当发展高效益产业、高就业产业；提出园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立足苏州，依托浦东，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开放开发。

其次，亲商思维下更快捷的服务。园区建立上海——苏州工业园区的海关绿色通道。在上海海关和园区海关之间建立电脑联网，使园区的进出口实现直通与口岸式管理，从而极大提高通关速度，方便了客商；园区建立起由网络化职业介绍系统、社会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系统、法制化的管理系统等等。

3．经济发展为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制度环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体制日益成熟，这又为公共管理在更高层次上体制创新提供更佳的经济制度环境，从而形成体制创新——经济发展——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创新的良性循环。园区在借鉴新加坡经济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一个规划科学、布局合理、管理严格，借鉴新加坡裕廊镇规划模式建设的国际化、现代化的新城区已在金鸡湖畔初现。

园区对新加坡经验的大软件和小软件借鉴已基本完成，园区已经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园区之一。在此基础上，园区又树立了新的战略目标；通过体制创新继续努力把园区建设为与世界经济接轨、符合国际惯例的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园区。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要求通过更高层次上的体制借鉴和体制创新，从而形成制度供给以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良性循环。

四、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外辐射的制约因素

园区八年来的实践证明，有选择地借鉴新加坡经验，以制度的创新营造一流的投资环境，从而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建立新的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开发区协会、山东省开发区协会、江苏省对外经贸厅先后在苏州举办了“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研讨班”，对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应该看到，这种辐射的力度是有限的。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正由经济领域逐步向政治领域扩展，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方兴未艾，加入WTO则构成加速这一改革进程的外部动因。在这种有利的宏观条件之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对外辐射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要求仍要受到种种现实情境的制约：

第一，从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力来看，园区经验的对外推广存在着一个“路径依赖”问题。体制创新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变革，而现实的社会关系恰恰就凝结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当中，实际地调控着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它们曾经有过存在的充分理由，并以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于当下人们的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对于体制转变的紧迫性的认识，对于改革将要带来的利益关系调整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更深层次的一定区域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状况和该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成为制约体制创新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将影响到园区经验对外辐射的接受程度，同时意味着学习园区经验同样有一个如何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并有所创新的问题。

第二，从体制创新的外部条件来看，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实践探索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能否争取到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撑构成园区经验对外推广的第二重制约因素。园区作为中外政府间的合作项目，一开始就获得了强有力的组织支撑。从中新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到双边三级联合协调体系的建立以及被赋予的一系列“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功能性优惠政策，为园区的运作营造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园区作为一个新建的城市实体，是按照一种全新的模式来设计和运作的，它的资金的投入巨大而先天的负担很小，使其得以高起点发展，高效能运转：园区以150人的机构编制规模创造了130多亿元的GDP。园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政府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任重道远。

第三，从体制创新的外部空间来看，我国目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职权划分方式影响着地方政府对于体制创新的能动作用及其形式空间。园区的成功探索为发展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积累了新的经验，即这种互利合作也可以在两国政府之间展开，通过共组的国家财团进行运作，从而拓展了国际经济技术的形式空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思想解放和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由此推而广之，对我国的对内开放和地区之间的互利合作也不无启示。问题在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制——集权型的政府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明确的职权划分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双重的垂直领导，这势必制约地方政府对于体制创新的能动性和这种创新的形式空间。园区经验的对外辐射推广有赖于地方政府积极发挥自身能动作用和中央政府的适当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