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新发展

Ⅰ 新经济政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 急急急 在线的请答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极来大地调源动了劳动者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效改变了国内的不满情绪巩固了工农联盟迅速恢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政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灵活运用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

Ⅱ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等，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第四，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因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Ⅲ 马克思逝世后其经济学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命运

内容提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进行深入观察、思考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恩格斯晚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我们能够从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中更加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同时，他们还共同领导了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历史地落到恩格斯的肩上。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96、88页）可以说，从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12年间，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发展和创新。以下通过三个方面考察恩格斯晚年思想中的理论贡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恩格斯晚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阶段，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贡献和发展

马克思对古代原始社会作过多方面深入的研究。他关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评注脍炙人口。马克思为写《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阅读大量资料时，曾被古代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吸引，而一度中断《资本论》的写作去研究这种奇特的生产方式，并作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人类学研究资料。恩格斯运用马克思对古代原始社会的研究成果，在1888年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原书中的一个观点作了重要订正。即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加上了“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这样的批注。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曾对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此基础上，于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人类社会两种生产作了完整的阐述。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有两种。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这两种生产都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制度同时受这两种生产的制约。这两种生产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生产力水平愈是低下的社会，人类自身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就愈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类自身的生产愈来愈要服从物质资料的生产。由于这两种生产始终对历史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两种生产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恩格斯这一思想无疑是对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到底有没有规律，如何认识这个规律，这是历来被唯心主义者弄得最混乱不堪的问题。1886年恩格斯完成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不朽之作。恩格斯在此书中提出，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自然界发展过程中是一些盲目的、无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自然界发展规律是自发实现的。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参与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受一定思想支配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这就很容易造成这么一种错觉，似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受人的主观思想支配的。主观原因是唯心主义思想家仅仅看到那些参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的思想动机，而没有去探究隐藏在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恩格斯认为，从表面上看，社会历史发展似乎还受偶然性的支配，但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47页）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1890—1894年间，恩格斯针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和思想界出现的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甚至加以歪曲的错误，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全面阐发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基本内容作了重要补充。恩格斯坦言，在唯物史观创立的初期，由于当时反对唯心史观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他本人着重论述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也留下了隙漏。“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同上，第726页）恩格斯在这些通信中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既有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同上，第695—696页）此外，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合力论”和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提出社会发展“中轴线论”等，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重要发展。1890年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断。“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同上，第688页）

二、对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的观察与思考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三卷时已经看到了自由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垄断萌芽，并对垄断萌芽的特点和性质作了重要的揭示。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结合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新现象的观察，对资本主义垄断及其发展趋势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写完《资本论》第三卷之后，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495页）这些企业的形式就是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列宁高度评价恩格斯观察资本主义新现象的敏锐目光，指出，恩格斯在“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71页）

1891年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08页）恩格斯在这里讲的“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是指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再是单个私人资本生产，而是由许多单个私人资本联合组织起来而负责的生产。这里讲的“没有了无计划性”，是指由这样单个私人资本联合起来组成的股份公司已经消除了公司范围内的无政府生产状态。这段论述是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进行深入观察与思考后，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指明了资本主义正在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趋势。恩格斯同时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53页）但是，从资本运行的形式看，股份资本已经把私人资本变为“社会资本”。这样的股份制企业已经是“社会企业”。恩格斯认为，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不受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同上）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再认识的与时俱进之处，还体现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说，此书最初于1845年出版，那时他才24岁。因此，此书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对此，他一点也不打算抹去，仍然决定原封不动地重新献给读者。恩格斯坦诚地指出，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9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主越来越懂得必须节约时间和劳动。商业道德也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这时候那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那种打小算盘赚钱的办法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意义。恩格斯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揭示了其本质，“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同上，第421页）

尤其需要提到的是，恩格斯1888年在美国旅行时观察美国这个民族的独特视野。恩格斯这次为期一个月的美国和加拿大旅行一共给我们留下了三份宝贵的资料。一是《美国旅行印象》；二是《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札记》；三是《致劳拉·拉法格》的信。它们分别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和第50卷中。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打算写一篇全面评述美国社会政治的文章。但是，恩格斯没能实现这个想法。尽管如此，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资料中看到恩格斯观察美国这个民族的睿智目光。恩格斯指出，“我们通常都以为，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而他们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34页）恩格斯还赞扬了美国这个民族“具有真正伟大民族的良好品质和素质”，“在他们当中蕴藏着二十世纪伟大民族的天赋”。恩格斯对美国的观察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这个民族由于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时代，因而才有了这些好的素质和天赋。恩格斯在1887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的序言中就谈到这个观点，“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9页）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美国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一样，也不能摆脱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他指出：“我对美国人的第一个印象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对欧洲人的民族优越性，也无论如何说明不了他们是一个崭新的、年轻的民族典型。相反地，我倒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是仍然顽固地坚持着继承下来的、在欧洲被认为是过时了的小资产阶级习惯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35页）我们从恩格斯多处关于美国民族的议论中看到，美国这个崭新的民族在其发展初期必然带有的现代与传统、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从中我们再次体会到恩格斯观察资本主义发展的锐利目光。

三、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深刻反思与创新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分析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制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恩格斯晚年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思考。1895年3月，恩格斯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坦诚地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他和马克思等关于1848年革命期间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达到最终的奋斗目标，“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2、513页）恩格斯在此实际上是阐述了社会主义胜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的重要思想。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思想，恩格斯晚年也有重大的创新。恩格斯认为，自从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与稳定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根据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他郑重地提出要重视和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要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是工人阶级“最好的宣传手段”。恩格斯认为，“合法性”客观上对工人阶级政党是有利的。议会中一个讲坛，它可以比在集会、报刊上更有利于宣传工人政党的主张并让它广泛地深入群众。它是宣传、教育、启发、训练、组织群众，为未来革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斗争手段。作为唯物辩证法大师，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议会斗争的作用（这是对他以往主张的重大突破）的同时，并没有把它视为工人阶级政党唯一的手段。恩格斯告诫工人政党领袖，重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就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还批评了“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充分体现了这位革命导师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恩格斯看来，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应当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和情况来决定，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崇尚暴力是愚蠢的。完全放弃暴力革命，迷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则是危险的。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问题，在恩格斯晚年思想中强调的是两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可能性。他指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同上，第216页）

恩格斯晚年还进一步探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问题，并提出重要的创新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而且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正式使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提法。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都赞成无产阶级要获得真正的统治地位，就必须打碎包括政体在内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历史表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过是使工人阶级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恩格斯晚年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观察资本主义发展新现象的基础上，在这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提出可以借鉴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形式的卓越思想。1891年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同上，第412页）他在1894年又一次重申，“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同上，第734页）在恩格斯晚年思想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观点，即凡是没有争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首先争取到它。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再改造民主共和国，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现成政治形式。虽然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针对欧洲工人政党而言的，但包含着这么一个深刻哲理：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从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上说的，而在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历史的联系和继承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某些形式应采取扬弃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一刀两断。上述这些卓越的论断，无疑是恩格斯晚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创新和发展，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

Ⅳ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现实意义

一、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更加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初心。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
97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崇高的追求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也是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新时代，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就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Ⅳ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有哪些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伪哲学、伪政治经济学、伪社会主义组成。继续信奉马克思主义就是理回论不自信、答道路不自信、制度不自信、文化不自信。如果继续信奉马克思主义就会不断犯错误；如果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Ⅵ 马克思主义的国外发展

现代西方国家中有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该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内，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创始人为匈牙利的卢卡奇·吉厄尔吉、德国的K.科尔施和意大利的A.葛兰西。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是西方各国的一批左派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否定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权威性，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作批判性的考察，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他们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意义，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和弊病，力图根据现代西方社会发生的实际变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集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重新创造”，用来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一条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特点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①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②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派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它于1930年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和J.哈贝马斯。这一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他们发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结合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其他一些流派的理论，批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和人的异化，主张建立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以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派别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该派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洛-庞蒂和J.-P.萨特。该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具体的、个别的人，因此，他们要用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在他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扼杀人的自由，造成人的异化的社会制度，主张以革命的造反行动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借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也有人比如齐泽克，重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尽管他的观点也有错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争取人类解放的学说。要实现人类解放，就要消灭私有制，而这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十月革命乃至后来的中国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就革命道路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存在分歧，但就主张革命道路而言，国际的托洛茨基派别是继承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且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列宁作了新贡献，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的发展。
第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条件，只能作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跳跃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必然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二）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
（三）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作相当长的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根据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论证了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国家不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扼杀；
（二）他拟定了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新经济政策”），使握有经济命脉（工业、土地、运输业、银行等等）的无产阶级能运用这些具体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
（三）他拟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逐渐引上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具体办法，而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基本农民群众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
大家知道，正是有了列宁和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在俄国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这也是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因。
从前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在革命时期，工人在街垒里进行搏斗，他们流了血，推翻了旧制度，而政权却落到资产者的手里，然后资产者又来压迫和剥削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俄国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不仅仅是革命的突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是革命的突击力量，同时还力求成为领导者，成为城乡所有被剥削群众的政治领导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既然是被剥削群众的领导者，它进行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来反对资产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1905年10月或在1917年2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议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曾经两次企图恢复资产阶级议会，消灭苏维埃：一次是在1917年9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的预备议会（注：民主会议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谘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关于民主会议，参看列宁《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和《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34页和第35—41页）。——第252、614页。）开会期间；一次是在1918年1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注：立宪会议于1917年11—12月选举，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召开立宪会议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纲领包括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这个口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式上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却百般拖延，始终没有兑现。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于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批准立宪会议选举日期。立宪会议选举是按照临时政府原来制定的条例进行的，其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但为了揭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实质，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
会上，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拒绝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并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随之退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第135、137、301、614页。）开会期间，——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孤立，千百万劳动群众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袖，而苏维埃已经经受过群众的检验和考验，被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工人政权了；对无产阶级来说，拿这个政权去换资产阶级议会就等于自杀。所以无怪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我们这里行不通。正因为如此，革命在俄国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就是实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结果。
第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爱尔兰、印度、中国、中欧各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事件时，已提供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的原则思想。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 （一）他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
（二）他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三）他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总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他指出：
（一）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的工作；
（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的党才能实现；
（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四）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所作的新贡献大体上就是如此，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把马克思的学说具体化了并向前发展了。
所以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决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割开来，更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在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还说到：
“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我认为这样说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种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的制度而创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某些落后的国家里有时也发生一些部落反对另一些部落的儿戏似的“起义”，这样的所谓“革命”当然是不会有丝毫创造性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儿戏似的“起义”看作革命。这里指的显然不是这种“起义”，而是发动被压迫阶级去反对压迫者阶级的群众性的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和列宁正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并且只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同时很明显，这样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生的，它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时才能爆发。

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发展

中央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围绕从严管党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提出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治国理政的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一、中央总书记指出，强调总布局，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我们要牢牢抓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央按照这个总布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二、中央总书记在大布局的各项建设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在经济建设方面，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文化建设方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社会建设方面，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社会政策要托底，创新社会治理；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等。
中央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讲话中，集中论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布局的新概括。
三、中央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实践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
四、中央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按照树立科学理念、积极改革创新、遵循客观规律、注重实际成效的思路，切实把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

Ⅷ 为什么说新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运用资本主义的有效经济成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所没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Ⅸ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特点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应该从对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涵的了解开始。在西方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1990年新版）中，由阿德沃·格利恩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认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把其方法论和研究建立在卡尔·马克思基础上的那些较为近期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这一界说，大体勾划了自称为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这也是我们“结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点。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直接推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埃·曼德尔在1976年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新译本写的“序言”中强调：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到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现今的西方世界，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于《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的基本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拓展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他们密切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阐释，如巴兰和斯维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包括詹姆士·奥康纳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理论；法国的保罗·博卡拉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曼德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等等。此外，他们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向，与西方自称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者自身的理论倾向，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对这些学者的理论倾向作出严格的划分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是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理论倾向或者说三种主要的理论流派。
一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在政治上大多参加本国的或国际的工人阶级或类似性质的组织、团体，有的甚至是这些组织、团体的领导人和主要的理论家。在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中，他们自视能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能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能在坚守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研究和探讨问题；但是，他们在一些最重要的理论结论及主要的研究方法上，都从属于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理论上的需要，为他们所在的组织、团体的路线、方针或政策寻求理论根据。如莫里斯·多布、埃内斯特·曼得尔，就是这一类型中有代表性的学者。
二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也能够坚持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原理分析、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同时在政治上，他们同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只在理论研究论题上有着某种联系，在组织上是毫不相关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年可能参加过某一无产阶级政党或激进的政治组织，但后来就完全与之相脱离了；还有一些人至多只是通过某些“在政治上基本是边缘性的团体”，而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保持某些联系。在学术观点上，他们一般都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理论上的推动力现已耗尽，理论上的停滞只有通过新的探讨才能加以克服，这种新的探讨既包括直接回到马克思那里，也包括直接同资产阶级理论的对抗。”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与西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相比较，更强调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研究”（restudying）和“重新塑造”（ reshaping）。他们试图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既主张恢复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更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对世界作出重新解释，并在这一重新解释中，批判它过去已经提出的旧的解释。”在这一类型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维齐。
第三，“教授的”或“学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最大特点在于，自认为是以“纯粹”的学者、教授来看待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他们与西方国家的任何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或团体，没有丝毫的联系：在学术探讨上，他们也不打算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提供什么新的理论见解和思想基础。他们主张“赞成”（for）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反对”(against)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非科学的理解，包括剔除他们认为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已“过时”或者“被扭曲”的成份。持这种倾向的较有影响的学者及著作有：M.C.霍华德、J.E.金及他们合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两卷本）；安·布鲁厄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评论性的考察》；查里斯·巴罗纳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总结和评论》等等。

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等方面）

任何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其理论逻辑发展延续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理论精髓、理论品质和价值理想。它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灵活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得这一创新成果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

而且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

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全面坚持了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紧紧抓住当前制约我国发展的根本矛盾。

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既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又集中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的巨大理论勇气、超凡政治智慧、远见卓识和独创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对21世纪时代特征的深刻洞察和当代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高度关注人类命运前途和时代发展趋势，敏锐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回应了当今深刻变革的世界形势。

给我们党治国理政提出的新挑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顺应了当代中国深刻变化的国内形势给我们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回答了执政环境的巨大变化给我们党提出的新问题，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璀璨结晶。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又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50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及其实践经验教训。

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世界性、创新性，从而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实践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

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胜利实现，通过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使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仅如此，它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

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从八个明确的深刻内容，到14条坚持的具体方略，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化拓展，是对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起点，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作了新的谋篇布局，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领域。

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结构合理、博大精深、完整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对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正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

在新的伟大斗争中赢得胜利，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在实践上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是确保党长期执政、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将其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全党意愿，是人民期盼，必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初步实践建设社会主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总结前期探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因为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由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在不断地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由于紧紧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