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口与经济发展

1. 中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中国的人口问题会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专遇到的许多问题，诸如吃饭属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都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对人口增长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很困难的。在人口、资源与环境中，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要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提高产量，而忽视了成本和效益。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直到80年代，世界各国才逐步形成共识，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优化。

2.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联系

1. 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人口之上的，而经济的增长又往往会帮助人口增长。

2. 从总体看，经济发达区的人口自然增长速度较慢而机械增长速度较快，不过相对而言，如果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人口自然增长的影响大于机械增长的影响，即随着范围的扩大，人口迁移对人口数量的影响逐渐减弱。

3.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达水平与人口增长速度呈负相关，即经济水平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缓慢。
   

3. 如何理解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不仅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对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个倒U型曲线：开始时，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率将随之下降。所以当你在现实中观察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联系时，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谁是因，谁是果？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关键在于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无限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但一旦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尤其是一旦假设存在内生技术进步，人口对经济增长就很有可能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还可能会带来某种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大体就沿着这几个思路展开，你看到假设，大致就能猜到结果。
大致来说，人口过快增长会带来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减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难度的增加。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潜在的规模效应。显然，其净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各种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应对，理论分析无法告诉我们答案。
理论不能解决争论。但这个方面的实证也很麻烦：因而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实证模型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内生性问题。07年RES上有两个港中文教授发的一篇paper，用少数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得到的结果认为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经济增长率提高0.9%。这个工具变量同样可能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往往地处偏僻，不过他们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在回归中控制了相关因素。因而这个结果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不过他们的被解释变量是五年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长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长期，过去几十年人口的低增长即将给我们带来人口老龄化和抚养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影响这基本上是共识了。

4. 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

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在特殊地、历史地作用于人口规律。”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将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之，将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的作用。

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及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人们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其三，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结构。包括人口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变动。一是经济发展使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使得对劳动力由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的需求。二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儿育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三是经济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城市化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现代生育观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提高了避孕节育技术，改善了人类生殖条件，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五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六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如养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同样对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一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家庭为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必须增加培养孩子的成本投入，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养育孩子的收益减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们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加上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上升，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有宏观环境的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这在农村尤为明显。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结合”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

5. 中国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关于这个话题，首先需要明白的是，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不仅人口增长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对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个倒U型曲线：开始时，经济发展将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口增长率将随之下降。所以当你在现实中观察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联系时，你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谁是因，谁是果？

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关键在于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如果不存在技术进步，那无限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但一旦假设存在技术进步，尤其是一旦假设存在内生技术进步，人口对经济增长就很有可能具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人口的增加还可能会带来某种规模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大体就沿着这几个思路展开，你看到假设，大致就能猜到结果。

大致来说，人口过快增长会带来资源消耗的快速增加、储蓄率的降低、投资的减少和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难度的增加。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潜在的规模效应。显然，其净影响取决于具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取决于各种外部因素尤其是政府政策应对，理论分析无法告诉我们答案。

理论不能解决争论。但这个方面的实证也很麻烦：因而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实证模型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内生性问题。07年RES上有两个港中文教授发的一篇paper，用少数民族人口比率做工具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得到的结果认为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出生率下降千分之一，经济增长率提高0.9%。这个工具变量同样可能与被解释变量相关，因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往往地处偏僻，不过他们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也在回归中控制了相关因素。因而这个结果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不过他们的被解释变量是五年的经济增长率，所以捕捉到的可能依然只是人口增长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长期，过去几十年人口的低增长即将给我们带来人口老龄化和抚养率的降低，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对中国经济将带来负面影响这基本上是共识了。

另：提个可能有意思的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会对当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带来很大影响吗？我觉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女性就业率/受教育水平可能已经改变了无计划生育政策情况下的出生率，并且那些因为某些传统因素坚持要生的人群，即使计划生育存在，他们也会超生吧？95年的Economic Inquiry上有篇文章“Can Government Enforcement Permanently Alter Fertility? The Case of China”，就认为政府政策并不能在长期内真正影响到生育率。不过这篇文章我下不下来，不知道它是怎么论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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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晗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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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中国的人口问题会影响经济发展
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诸如吃饭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都与人口基数大、增长快有着直接的关系。没有对人口增长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很困难的。在人口、资源与环境中，人口与计划生育是中国社会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们要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提高产量，而忽视了成本和效益。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直到80年代，世界各国才逐步形成共识，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优化。

7. 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

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发展报告：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第章中，胡鞍钢博士(1999a)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根据我国30个省区市1979-1994年的有关数据（共16×30=480个样本点），测算了发展的初始条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投入、人口增长、人口质量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用人均GDP增长率表示）的影响。在4个多元回归方程中，人口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之一，其回归系数均为负值，在-0.59至-0.36之间，于是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胡鞍钢，1999b）。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我们试用1998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结论。199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比1997年下降0.53个千分点（注：从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那么，根据上述推论，1998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应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比1997年增长13.9%）。但实际情况是，按可比价格计算，1998年人均GDP增长率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注：1997年人均GDP增长率为7.7%。）！由此看来，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绝非如此简捷明了，更不会“立竿见影”。胡鞍钢博士的上述结论值得商榷。

2 经济学理论的“矛盾”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归分析应该以定性分析为先导，回归分析的结果也应该用正确的理论来解释。在发现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后，由于胡鞍钢博士没有分析二者之间内在作用的因果关系，因而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之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人口增长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作用幅度与方向）还没有达成共识。关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

马尔萨斯派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

反马尔萨斯派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注：前些时候，有的学者曾在某大报上著文，强调人口多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的积极作用。）。

3 统计方法应用的“陷阱”

统计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数据（所谓时间序列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充满了“陷阱”。

在胡鞍钢博士的回归分析中，有一个潜在的基本假设条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单向的，人口增长本身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注：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讲，人口增长应该是一个外生变量．在以经济增长为因变量，以人口增长（及其他变量）为解释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由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变量的回归系数必然是有偏估计，不能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很显然，这个假定靠不住。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是双向的，人口增长必然要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增长（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严重受损，人口增长率因此急剧下降，甚至负增长。），人口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进而计算得到的回归系数是不正确的，不能正确反映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方向与强度。因此，胡鞍钢博士的4个回归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这个结论。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任何两个变量在数量上的变化都可能呈现某种“相关”的关系，但如果不对这种“关系”的内在作用做认真科学的分析，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规律性的现象”并不就是规律本身！“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教师收入增长很快，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教师收入与环境污染这两个变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进行回归分析，那么就会得到教师收入增长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荒唐结论。

4 统计水分的“迷雾”

统计数据存在系统误差，使分析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困难。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经济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均存在较大误差。据估计，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的水分约为30～40%。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数据可能还存在一定的漏统。

与人口统计数据相比，经济统计数据的水分更大。据2000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两年获湖北省“十强县市”的丹江口市的经济统计数据水分极大（见下表），GDP和乡镇企业产值高报幅度分别在100%和160%以上。毋庸讳言，这种虚报经济增长指标的现象在全国非常普遍。

表1 湖北省丹江口市经济数据统计水分

附图{图}

说明：“1998年统计水分”的计算中有一个假定，即：1999年有关经济指标的实际值与1998年相同。如果1999年经济有所增长，那么，实际的统计水分将比以上计算值更大。

经济统计数据高报、人口统计数据低报，势必人为造成（或加剧）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我们还很难计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数量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能够确定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性关系，在计算定量关系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5 实证分析的“反例”

1992年11月，为迎接开罗“人发”大会的召开，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司（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atariat.）在巴黎召开了专家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学者Blanchet运用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做过类似的分析。

其回归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出现强烈的负相关，而在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联系。虽然这项研究结果得到许多其他研究的验证，但是，Blanchet认为，这些分析并不必然表明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负作用。相反，他认为，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增加经济活动人口（注：总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高度相关。）将使社会总产出下降，这很难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在较短时间内，大致可以认为资本总量、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等其他因素基本不变，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可能为负值。Blanchet还用实例说明，即使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不变，人口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数值也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为正，在另一时期为负，在某一时期甚至接近于零。

6 结论

在我国（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揭示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尚不能准确反映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有关指标的数量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注：如Srinvasan;Johnson and Lee。）所指出的，目前所完成的研究经常出现样本有限、数据质量不佳、定性分析失当、定量分析欠妥等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后果（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还很不够。因此，从提高人均GDP的愿望出发，提出人口增长的控制目标，是不合适的。

胡鞍钢博士的这项研究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愿意与胡鞍钢博士一道，继续探讨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后记：在本文刚刚完成后，我们看到了西部某地计生委的一个立项报告。该报告说明项目实施后，每年可使当地的人口增长率降低2个千分点。因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所以，控制人口增长可以使当地每年的GDP至少增加xx亿元（这个GDP的增加值＝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0.36×总人口）。未来几年，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但GDP是否能增加xx亿元，我们期待着结果。

8. 中国当代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她的经济崛起也伴随着人口变动的动力。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她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的腾飞。
但人口红利不可能持续永久。当人口红利用完时，就变成人口负债。

人口的动力非常强大，有时强大的难以想象。一旦，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退休，而那时独生子女成为劳动力市场主力。那社会被抚养人口和抚养人口的比率就要和人口红利时代颠倒，人口负债难以想象。而中国这个时代正在飞速到来。

比如，日本现在的经济衰退背后就是有人口老龄化，人口出生率下降，也就是“人口负债”在作祟。因为人人都知道被抚养人口比率急剧上升，国家的养老金入不敷出，都在担心养老金破产，无人敢消费，更导致经济不振。台湾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是依靠大陆的人口红利支撑而以。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自然调节的结果，所以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过渡还不是那么剧烈。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尝到了人口负债的苦果。各国纷纷削减养老金，延长退休年龄。德国已经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7岁，还在探讨70岁的可能性。

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加入了很强的人为调整因素，其人口红利所以来的也剧烈，同样，人口负债也必然很剧烈。其后果是让中国进入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他国经验表明，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经济衰退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长期的陷阱，如现在的日本那样。

人口政策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我们已经不需要计划生育，甚至我们已经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了。

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促进人口的出生率增加，短期内可以增加内需，长期内可以让经济持续发展。但是一个实施了30年计划生育政策，一夕放开谈何容易。

有识之士在意识到了现有人口政策背后的长期危机，纷纷提出了改变现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或者主张。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2009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政策。但是直到现在，在国家政策层面上，反应甚是淡淡。为什么呢？

中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被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所左右。从中央到地方估计有超过100万的计生官员。这些官员的权力非常庞大，可以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采取包括罚款在内的很多强力措施。如果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这么一个拥有庞大权力的机构官员的未来何去何从？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深深的知道，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即使现在放开计划生育，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才能显现。同时，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的推进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增加，人们的生育观念会改变，生育率会急剧下降。现在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在为人口萎缩在担忧。

或许只有等到，那些官员的退休金削减或者甚至发不出来，他们才会行动起来。不过，那已经晚了。日本和台湾就是我们未来的写照。

9.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趋势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
“人口红利”，就是人口周期对经济周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具体体现。具体来说，快速的人口转变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至少三方面好处：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二是由于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比较轻，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 三是由于老龄人口高峰没有到来，社会保障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快。以上也可以理解为人口转变积极的经济效应。
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当前，影响我国未来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人口因素很多，重点提三个方面：
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着这么几种风险：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再次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
第二个是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数据，到2020年前后，中国可婚男性人口可能过剩2400万左右。这说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普遍的升高和偏高趋势已经产生了人口生态的“赤字”。未来超过2000万男性的婚姻权利的实现将受到限制甚至剥夺，这无疑是一个面积广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三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大大加快。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不过，人口老龄化既是人类寿命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生育率转变的历史产物。人口老龄化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能否发挥作用，主要源于社会如何认识人口老龄化和如何对待老年人。老龄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也是老年人的发展问题。

10. 人口与经济是什么关系

记住，是人口决定了经济的一切。

01

上海，民国起便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屹立于东海之滨百年不倒。

支撑它的除了地理优势，最重要的还有源源不断的人口输入。

无论是高知阶层，还是基础劳动力。

而这个城市现在又获得了一个世界之最。那就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城市。这意味着每一代人要比上一代少30%。虽然，以上海之身份，只要他愿意拿出一些福利，依然会有大量的人迁徙过来。但是，不那么强势的内陆城市呢？凋零，可能是唯一的结果。

人才之争，正在上演。武汉、郑州、西安无一不在这一年疯狂抢人。

一线城市过高的生存成本，使得不少脑力工作者回流到了省会城市。而基础劳动力则回流到了家乡及周边县城。这个现象会持续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02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4年全国共有小学20.14万所，比上年减少1.22万所；招生1658.42万人，比上年减少36.93万人。

据历年公报数据，2001年至2016年16年间，义务教育阶段全国学校数量一路下降，由55.79万所减少至22.97万所，减少约六成。

虽然招生人数还是正向上升的，但也仅为100万人。

双拐点可能会在5-10年内出现。即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的双下降。

如果一国之人口踏上一条负增长的道路，并不是简单放开二胎就可以激活的。因为这一代年轻人中有非常多的有知识的人，同时还是不愿意委屈自己，不信奉传宗接代的。

可能以后00后和孙子描述谁是舅舅，他都不是很理解。

这是我们要警惕的，盲目押注二胎婴儿潮相关产业的人，可能等你熬死了对手时，你会发现你的海洋正在枯竭。

并不是说年轻人小孩的生意不好做，乐高玩具体验店越来越受欢迎，一堂课一小时四五百都是很正常的。生育率低下的另一个特征是优生优育。规模上不去，那就做质量吧。

今天之所以大家觉得生意还有得做，是因为毕竟我们仍然是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存量市场足够大，不过预估在2020年 第一人口大国会让位于印度。龙象的全面竞争，会在本世纪中叶上演。

03

不夸张的说，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县城的灯光在卫星图上消失，越来越多的小城市的灯光变得黯淡下去。一是因为人口，二是因为城市集群化。

所以，今天如果讨论房地产。那么我个人观点是，很明确的说：没有人口流入的城市，没有房地产。人口流出的城市，房价就会跌，连租出去都可能成问题。不要跟风，不要接盘。而一线城市的房价虽然受到了明显的打压，但房租在七月普遍上涨20-30%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多少空间？我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城市化是否可以维持过去的粗犷？必然是不可能的。

04

2012年之后，方便面的出货量逐年萎缩。因为什么？一、外卖的兴起使得方便面失去了很大一块市场。二、消费升级，人们对健康的诉求。三、农民工逐年减少。农民工是方便面的最大的消费群体，但是核心城市的城市化完成以及老一代最吃苦的农民工老去，使得这个群体回到了家乡，方便面便不再被需要了。即使，今天方便面开始走消费升级路线了，但是失去了最大的基础，也不可能回到那个黄金时代了。

随着方便面拐点而出现的其他品类有哪些呢？你所在的品类会不会是下一个拐点呢？

如果你在广州的排名前几的老酒家吃过早茶。你会发现：除了旅游的年轻人，全是老年人。俗称的老广。这些人迟早会吃不动早茶的，那么到时候怎么办？

越来越多的养老产品也是越来越旺了。我在浦东机场出关处看到的是成群结队的大爷大妈。危机亦代表着机遇，而顺境意味着危机。一阴一阳则为道。

记住，人口结构决定了你的生意，以及未来的生意。

05

在美国，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中期的平均年薪是6万3500美元，而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中期的年薪约为6万1611美元。园艺工程师职业中期的平均年薪是4万6694美元，而大货车司机职业中期的年薪约为5万1539美元，而且在忙得时候，大货车司机的年收入会超过10万美元。

中国，一定会踏上这条路的。现在中国的蓝领成本是美国的八分之一，白领是二分之一。不需要很多年，蓝领也会被拉到美国的二分之一的。

所以今天如果能够购买“保姆”，“钟点工”“按摩SPA”这些人力服务的期货的话，一定是稳赚不赔的，这些产品几乎会以每年30%及以上的速度涨价。

春江水暖鸭先知，人员成本当然是老板先知道。用工成本越来越高了，但更夸张的是基础劳动力越来越贵了，这个趋势正在颠覆中国人的老观念：读书才值钱。如果你脑子不活络，上班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么其实你去做蓝领更合适一点。中国人的这个老观念的本质是：在农业时代，读书人不多，供需不平衡。

老板们其实更受伤，老板最焦虑的是后端成本激增，但是终端价格不涨。十年前一个打火机已经1块钱了，现在也就1.5-2元之间。十年前一包普通方便面1.5元，现在也就是3元。但是人员工资翻了不止5倍。如果算上社保、福利等可以说是临近“窒息”了

郭台铭，那个将流水线管理发扬至巅峰的人，开始大举安装机器臂了。或许，他真正解决员工得抑郁症跳楼的那天，就是他不再需要这些员工的那天吧。

06

如果1978年，中国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今天那些国际巨头里，一大半都不可能有今天。欧美市场在宏观的意义上，在80年代已经饱和了。比如车企、快消品、食品、服装。我觉得除了国人要感谢总工程师邓小平，这些洋品牌也应该感谢他。

当然，知名海外互联网企业基本无法获得这样的红利，所以我们的独特市场孕育了BATJ。

而反过来看，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在过去四十年，给欧美市场提供那么多的廉价产品，欧美的政府们会很焦虑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廉价商品，提高了美国普通家庭15%左右的生活质量。同时抵消了通货膨胀，维持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

今天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制造业大举南迁至东南亚，而我国高端制造业并没有站稳脚跟。而贸易战彻底将国人打醒，我们并没有那么强大，强国之路还有很长的距离。

全球范围来看，依然是人口、决定了一国之兴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07

前段时间全网寻根的刘强东，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有乡土情结的商业巨子了，从今往后，可能不再会有很多人把衣锦还乡看作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乡可以还。出生在大城市的80,90后即使住在远处，也无法找到家乡，因为早被拆光了。

而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短期人口迁徙：春运。可能在几十年后就变成了一种往事。

无论是日本、韩国、美国还是加拿大。人口的分布从来都不是平均的。

如果乡土文化已经式微、高铁使得迁徙不再漫长、产业集聚不可逆转，很多地区的衰落是迟早的。毕竟老祖宗早就说过了：人往高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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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二胎的事情沸沸扬扬。

这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我妈牵着我的手，在一个巨大的工地边上的车站等着，那个车站的广告牌上写着：实行计划生育，贯彻基本国策。再边上一块写着：加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想到这一幕，我觉得挺魔幻的，有点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世道变化快，一晃间，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真的是令人猝不及防。

但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

1 人口红利消失及资产膨胀导致的生二胎的成本过高。

2 优生优育思想导致的不愿意多生，乃至不生。

3 这一代年轻人是没有勒紧裤腰袋哺育下一代的思想的，一点都没有。

隔海相望的日本，已经提前一步进入这种状态，大前研一为此还写了一本书《低欲望社会》，书中说到老年人控制了绝大多数财富和权力，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只能削减欲望，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的出现。

而日本的老头们因为缺乏安全感，即使有房有车，也不去消费。

但日本的年轻人根本买不起房买不起车，所以只能选择“肥宅”，以及说服自己不要有理想。于是消费发动机被关闭了。

这和我国面临的问题，有点相似。

这里不得不说，欧洲今日之乱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生育率过低，引入了大量中东难民导致的。

人口问题，其实是摆在这个地球上大多数国家面前最棘手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