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③ 与浙江省相比,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导致这种情况的自然原因是什么

路太远,交通不便,运费高昂,水源少,冬季时间太长.但我不同意楼下的说法，新疆的治安状况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只是有民族问题，但平时很安全，女孩子半夜一个人走都没有危险。

④ 浙江这几年经济增长不是很快，甚至在有些地方还是零增长！谁能说下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经济制约瓶劲
资源短缺阻碍浙江经济发展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这句话在浙江企业中广为流传。
据调查，浙江现在可用于工业用地的耕地不足400万亩，按一年使用50万亩的速度计算，8年后浙江的工业用地将告罄；同时，浙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颈。
濒临东海之滨的宁波市，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贯穿市区，为名副其实的水乡，但事实上，宁波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15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紧张线。据有关部门预测，如今宁波、舟山地区年缺水总量约为6亿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边地区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库建成，但因经济一直飞速发展，这一缺口仍将维持在6亿立方米左右，情况相当严峻。
宁波市的缺水形势可以说是整个浙江省的一个缩影。由于缺水，浙江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浙江省工商联的一份议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55亿立方米；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方米。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国家动能经济研发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浙江省的电力短缺最为严重。据统计，从2003年上半年以来，浙江省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04年夏季，全省实际最大电力供应缺口在700万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电损失电量达56.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59%。
“不到一个月诸暨城区就涌出了12家自备发电机的经销商，由于供不应求，公司仓库里放了好几年的存货也一销而空。” 诸暨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电力短缺，去年浙江几乎每家企业，连理发店都自备发电机。在全国百强、浙江十强县(市)的诸暨，全市共有自备发电机约11655台，发电容量26.05万千瓦。
电力短缺等问题已经造成了大量浙江企业迁往外省。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这次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向省外迁移。
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
“百姓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
浙江，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浙江经济是典型的“百姓经济”。民营经济在浙江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浙江经贸委的一份经济运行报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
浙江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规模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
中小企业是浙江工业的命脉。2004年浙江实现工业总产值2446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21601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8%。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临土地紧缺、电力短缺、水资源短缺、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时，中小企业处境尤为艰难。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可能优先保证大企业。”浙江温州一位建材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尽管浙江省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但仍然是并不被优先考虑的群体。”
浙江经济模式急需转型
“浙江民企以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术，改进产品，提高技术含量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要找出新的推进工业化方式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认为，不仅仅是企业要转型，浙江的经济模式也急需转型。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以2003年为例，当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浙江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是当务之急。 目前，浙江经济发展受土地、能源、水资源瓶颈制约相当突出。受此影响，浙江企业成本上升很快，一些企业出口订单无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资受阻，企业纷纷外迁，影响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宏观形势、体制条件尤其是资源环境情况的变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资源约束将会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因素。所以，要考虑如何保障资源供给、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要选择适合浙江资源供给状况的发展战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向高级化发展。

⑤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呢

中国经济为什么感觉比不过以前的韩国，日本？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有十四亿的人口，使这么多人摆脱贫困就非常不容易了。第二中国知道1978年才改革开放，1992年才开放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的实际增长应该是在90年代后，至少说中国才大范围改革。第三，中国没有外国支持，而且国际市场相对有限，日本在二战后得到美国支持，韩国也是，中国没有，当时连出国都很难。第四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挤，因为中国是苏联解体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害怕中国取代它成为世界霸主。第五，发达国家不愿将先进技术转让给中国，中国不得不先抄后自主研发，非常困难。第六，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拉大职业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第七，中国发展不平衡，三线城市休闲旅游设施，服务业发展不够，很多地方没有电影院，所以很多企业家看好三线城市建设，这将在未来是一个新增长点。第八农村发展，农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市三分之一左右，农村小农经济局限性。第九，养老问题和医改未解决。第十，腐败问题，直接影响政府威信和经济增长。第十一，中国人喜欢对外消费，在外国血拼，流失大量本国财富，人才等。其实中国现在gdp增速不如以前，但大多数经济专家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潜力依然巨大，农村和三线城市亟待发展，西部地区和中部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今年有一项措施让我期待，就是农村宽带普及，这项措施相信能降低城乡差异。农村什么时候和城市差距小了就是真正的小康

⑥ 新疆和浙江经济发展一样缓慢的主要原因

路太远,交通不便,运费高昂,水源少,冬季时间太长.但我不同意楼下的说法，新疆的治安状况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只是有民族问题，但平时很安全，女孩子半夜一个人走都没有危险。

当前中国和新疆正处于一个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中，城乡居民差距已3倍多，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差别在50倍以上，西部与东部落差越来越引人注目，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成为世界上基层系数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农民增收缓慢，“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焦点，成为影响和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瓶颈。究其原因，既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缺憾，更有传统制度设计上的动因，有些深层次的矛盾是机制、制度造成的。发展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硬道理。严重失衡的城乡关系已成为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一道无法回避非跨越不可的天堑，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瓶颈。解决不好这些问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遏制甚至衰退，倾斜的天平就会引起强震带，就会严重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因为城乡关系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非解决不可的大经济大社会大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判断。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关键是要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机制，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的最关键途径，它直接关系到新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新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和矛盾

从宏观角度观察，尽管新疆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新疆城乡之间关系尚未理顺，国家资金、政策、制度等综合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即是说新疆总体改革发展的成果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有失均衡。现就其主要矛盾和问题作些概略分析。

（一）新疆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不协调，城市化进程迟缓，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

从国际经验看，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就业结构变化，而且二者变化的速率大致接近，这是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虽然符合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演进的国际趋势，但一、二产业明显落后于全国水平。2005年，三次产业比重演变为19.、46.、35；其中一产比全国水平高6.6个百分点，二产业比全国水平低1.3个百分点，新疆工业所占GDP比重仅为30.5%，比全国低1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5位。特别是新疆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6%，比全国低44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工业化滞后严重影响了新疆城乡经济的发展。三产业比全国水平低5.3个百分点，新疆服务业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发展层次低。传统的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43.9%，比全国高4.1个百分点；特别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费支出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3强，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新疆服务业比重低于中下收入国家或地区近14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约30—4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是城市化最大的推动力，第三产业不发达，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难以社会化，客观上加剧了新疆“三农”问题。新疆就业结构的严重缺陷在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相对较小。2005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仍高达54.%，比全国高6个百分点，比相对发达国家高4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50多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虽逐年上升，但就业结构变化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化。目前新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还不到全部从业人员的1/3，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大都在60%以上，可见，新疆第三产业的就业水平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大课题，任重而道远。

由于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不同步，由此导致新疆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新疆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总人口）较低的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更大。2005年新疆城市化水平只有37.3%，与1990年相比仅提高了5.41个百分点，在全国的位次也后移了8位，成为全国城市化进程最慢的省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8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的进程都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以此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城市化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由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新疆农业劳动力每转移一个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根据世界160多个国家统计，城市化与人均GDP有如下对应关系(见表2)，新疆城市化水平比人均GDP相当国家或地区低6～15个百分点；与新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相比，低了10.3个百分点，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新疆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目前新疆约有66%的人口滞留农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受工农分割、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的影响,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城市化进程滞后已成为制约新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它在客观上加剧了城乡、地区、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

（二）宏观收入分配失衡，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治区分配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个基本政策取向是改变过去长期实行的“高积累、低消费”方针，不断提高个人所得份额，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妥善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高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个人收入分配所得普遍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之间居民分配不均衡，收入悬殊过大。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十分缓慢。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仅占纯收入的16.7%，与全国相比，绝对数不到全国的1/3，比全国低30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1位；农民增收渠道狭窄，过分依赖种植、养殖，56%的劳动力仍滞留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和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导致农民增收困难。1990—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比全国低2.6个百分点；1997—2001年，新疆农民人均收入仅从1504元提高到1710元，5年只增加了206元。2002—2005年由于粮食涨价因素，农民人均收入虽然有较快的增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仍差773元。

在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整体上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由1998年5425.1元上升到2005年的10493元，农民人均收入1998年为2162.0元,2005年为3255元，已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2005年3.22∶1，前者为后者的3倍多，收入的绝对差距已从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元。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为8100元，农民人均收入2005年为2482元，收入差距扩大为3.26∶1，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达561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全疆85个县市中有30个贫困县、35个边境县，低收入人口达280多万人。需要指出，由于口径和范围不一致，上述指标只反映了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与农村居民的全部收入，如果把城镇居民享受的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福利和实物收入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而农民收入中又有相当一部分要作为下一年度的生产性投入，以及社会上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经常被低估而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收入被高估的情况，事实上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为突出,在4-6倍，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一般在1∶1.5倍。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基层系数已由1980年的0.33扩大至目前0.458，“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比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高，属于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和分配不公较为严重的国家，改革开放并非“人人都是赢家”(8)，尽管产生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巨大的利益受损者，这些承担政治决策失误和社会改革成本的弱势群体愈来愈被边缘化，“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9)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已经到了非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不可的地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为悬殊。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消费市场呈萎缩趋势。从消费市场来看，新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为4∶1，是全国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五个西部省区之一；农民消费结构相当于城市居民80年代末的水平，滞后城市15年左右；66%的农村居民仅占消费品市场份额的18.9%，而1/3的城镇居民却占据全区80%以上的消费品市场，各种产品在狭窄的城镇市场激烈拼杀，而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却始终没有被激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多，收入少，购买力低，造成城乡地区间的失衡，农村市场启而难动，当新疆城镇居民消费向摄像、电脑、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发展的时候，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为主的消费水准。此外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居民对非食品类（如住房、文化娱乐、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的相对需求增加，对食品类相对需求减少，也就意味着通过食品消费而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在减少，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由于宏观收入分配失衡，农民收入低速增长，不论全国还是全疆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改革开放初期还大，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从国际比较看，当前我国包括新疆居民的消费结构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战后恢复时期，新疆与发达国家约有50年的差距。

农村居民收入低速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严重性在于：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开拓,不利于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直接阻碍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整体，阻碍了启动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此外，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不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和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无疑应当成为下一步国家和自治区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新疆城乡之间社会发展诸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新疆城乡不仅经济差距较大，在社会发展方面也严重失衡，就全区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大大落后于城市；就农村看，社会发展又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

一是新疆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

城乡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别很大。全区县级以下（包括县本级）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城镇每万人拥有的大专及以上人口是农村的8.5倍，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区总人口中，农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农村教育水平低下，200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8.7%，居全国倒数第4位，农牧区仍有相当一部分儿童不能接受起码的基础教育；初中升学率仅为38.5%，即60%多的初中毕业生丧失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全区现有文盲人口104万人，新疆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率为7.72%，农村文盲率比城市高3.72个百分点。这表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村尚处于“教育贫困”状态，相当多的农村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因不能获得改善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教育机会，而与发展、现代化无缘。由于农牧民分散居住，基础设施落后，生产生活环境差，目前，新疆1260万农村居民还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文化、影视等公共服务。还有8%左右的人口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大大落后于城市。农民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同时，在社会和文化上也被边缘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农民仍是“有饭吃，没钱花；有劳动力,没劳动；有需求,没市场”的格局，很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新疆在城乡基础教育投入上差别也很大。城市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列入城市财政预算。而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则主要列入县乡财政的支出和农村教育集资。这表明农民事实上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一个重要承担者。由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新疆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危房率较高。另一个问题是新疆农村教师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可以说，当前新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主要发生在县乡基层。

二是新疆城乡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差距。

城镇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费医疗或在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内。而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经解体，有合作医疗的仅占15%左右。广大农民基本上处于一种“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大病即意味着倾家荡产”的状况。农民获得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城镇居民。目前，新疆公共卫生资源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比较欠缺，特别是农村卫生和医疗保健十分落后，15%的农村基层村没有医疗保健点；农村有40%以上的人口不能保证有及时的医疗服务；58%农村人口尚未饮用自来水，96%的农村家庭没有洗浴设施，42%无厕所，贫困农村地区妇女患病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近15%的农村婴幼儿没有享受免疫接种，传染病发病率、婴儿死亡率均高于全国，婴儿死亡率达53.69‰，离初级小康标准(31‰)差距较大，比全国高23‰，比美日等国家高10倍。新疆城乡人口健康状况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预期寿命相对较低。

三是新疆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

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尽管仍不十分完善），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全区有140.80万城镇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181.88万城镇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有211.85万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有62.87万贫困城市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而占人口近70%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四）新疆与东部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之间的总体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由此决定，在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截然不同，其基本特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中西部地区，城乡差距相对较大，而且越往西越大。新疆不仅与全国及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越拉越大，而且与原来条件与我区相近的西部某些省区相比，也出现了差距有所扩大的趋势。

1.新疆城乡经济发展与东部的差距

一是人均收入差距。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新疆整体上属于中国的第三世界，但南疆三地州、边远农牧区仍属于第四世界（人均GDP低于3578元）。2005年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全国水平低2393元和773元，特别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全国第10位跌到第25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及上海市的一半；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比上海市高45元，到2005年上海已是新疆的2.5倍，再加工资外收入，差距则更大，真可谓今非昔比。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差距。1979—2005年，新疆GDP年均增长10.1%，比经济增长最快的前五位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分别低3.2、2.9、2.8、2.2和1.5个百分点。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1998—2002年，新疆GDP年均增速进一步降至7.8%，其中1998年居全国倒数第1，2001、2002年均为倒数第2。出现了西部大开发，新疆经济发展反而减缓的奇怪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三是经济实力差距。从经济发展总量看，新疆GDP总量位居全国第25位，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东部省市的差距分别扩大到7.3倍、6.7倍、6.6倍、4.8倍和3.4倍。从综合竞争力看，新疆地区竞争力均居第25位，基础设施竞争力位居第26位，生态环境竞争力位居第27位，表明新疆在全国不具有竞争优势。2.新疆城乡经济发展落后于西部主要省区与西部省区相比，1979—1995年，新疆经济发展速度在西部处于领先水平，特别是“八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分别比陕西、甘肃、内蒙古快2.1、1.8和1.9个百分点，与四川省持平；但“九五”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西部其他省区，经济增长率在西部12个省区中居倒数第1位。

二、现行政策、制度是城乡发展失调的原因和城乡关系不合理的关键因素

（一）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户籍制度是决定城乡居民身份和地位的一项根本性制度。我国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起，就将全国人口截然分成了市民和农民，在城乡之间人为地掘出了一条“鸿沟”,筑起了一道“壁垒”,使农村人口不能自由向城市迁移,将城乡居民分割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集团。这种户籍制度的建立和固化，使我国构成了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10）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对立、城乡分割、城乡劳动力流动隔绝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就业、收入、养老、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都享有优惠待遇，而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就被限制在土地上，即使现在能进城打工，也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和不同程度的歧视。建国以后,为了加快工业建设,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运用各种行政手段,从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农村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工业和城市建设资金的原始积累。这样做,尽管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使我国用不太长的时间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主要的一个负面结果就是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工业化变成了城市的工业化,直接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拉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同时城乡分割体制阻断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的途径,造成并维持了城乡居民之间过大的收入消费差距。近年城市用工制度的松动,已使不少农民工可以临时到城市工作,但他们的“根” (户口)仍在农村,起码从现实政策上讲,他们终归还得回到农村去。这说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分割体制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多年形成的城乡“鸿沟”和“壁垒”仍在起作用。长期以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隔离开来发展，在二元经济格局下形成了城乡分割、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平等的经济制度，导致了决策的城市倾向、就业的农村歧视和产业政策的“重城轻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抑制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将广大农民限制在农村，强化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农户驾驭市场的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弱，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无所适从。时至今日，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仍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社会保障的对象应是低收入的社会群体，但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只对城市人口，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等都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无缘，农民生老病死的开支只能靠自己。市民失业有救济金，农民失业无人问津。还有一个重大的制度缺陷是对待农民进城子女的“就学歧视”。既损害了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因为不少农民工子女，将来就是城市的市民，因就学歧视造就的文盲，决不是城市发展所希望的。国家、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已开始明文规定废止对农民工子女入学的歧视，这当然是千千万万个农民工所期盼的，但城市高昂的学费，仍使相当多的农民工子女望洋兴叹。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新疆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长期受工农分割、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缓慢,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总体上呈扩大趋势。长期积累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新疆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制度壁垒和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壁垒，加速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换，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扫清制度障碍。

（二）从宏观经济政策考察，城市和工业过度地汲取农业、农村剩余是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农产品短缺问题解决之后，农业基础地位受到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潜在的农村市场难以成为现实的市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分配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农村资金、价值流向城市有四条渠道:一是财政渠道,即国家财政对农村取多予少；二是金融渠道,即金融系统将农村存款的一部分转贷到城市和工业；我国长期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农村的金融机构承担着从农村吸收资金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职能，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改革开放27年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村获取信贷支持的能力严重不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大量流出，而且流出量不断增多。农村存贷年均差额由“八五”时期的1071亿元增加到“九五”时期的2566亿元，1980-2004年农民资金经过信用社渠道净流出累计14000多亿元，加上邮政储蓄渠道，这一期间农民资金净流出合计18000多亿元。问题在于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资金的发展。三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即通过城乡产品的不平等交换,转移走农村创造的一部分价值。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11），城市从农民“积累”走至少12580亿元人民币。据测算，从1952年到1997年46年间,总共有32467亿元资金、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虽然将不同年份的资金、价值加总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但该数据还是比较直观地反映了46年间有巨额资金、价值从农村流入城市,从而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也造成了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四是农民土地的廉征贵卖。最近十多年间，城市大兴土木、经济开发区热引发的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圈地运动”，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蚕食走了2万亿元人民币，全国现有各级各类开发区6015个，其中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的只有1818个，占30.2%，其余4197个均为省级以下开发区。1997年至今，开发区占地从1.2万平方公里扩张到3.6万平方公里，六年激增2倍，已超过现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总和。“很多地方借‘开发区’‘大学城’‘工业园’‘城市扩建’之名乱占土地已经到了‘荒诞’的程度。”

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至少2万亿元的损失，这些资金足以建起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土地资产数额巨大，具有价值增值功能，又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土地的供给稀缺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便成了经济转型时期权力寻租高额暴利的肥肉。

城市化和工业化速度愈快，失地失业的农民难题就愈突出。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丧失。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35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专家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

⑦ 在浙江省,湖州的地理位置算是好的,为什么经济发展这么缓慢

偶是外地人,现在湖州上班,几年的经历可以看出
1.湖州这地方大部分人吃不了苦.太容易满足,而且好玩,所以湖州大部分企业负责人都是外地人.
2.太容侍世易满足,生活态度散漫(也不旅谈迹排除少量有积极向上的人).
3.受地理环境拆并的影响,北偏西面和西面环山,到二环(算是二环吧,一环也就是个雏形)就发展不下去了.北靠太湖,不过由于太湖是浙北地区的饮水命脉,不可能全面开发.湖州所谓的南太湖开发中心也就那么大一小块,很少能吸引众多大型跨国集团入驻.现在湖州只能往东南放发展了。。。
4.内外环境影响:湖州附近地区,如杭州萧山、宁波、嘉兴等地区崛起迅速，完全压制湖州的影响力的释放。长兴、四安、广德地价远比湖州开发区便宜，企业也不是傻子！

⑧ 浙江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制约瓶颈有哪些

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据统计，1978-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3.3%，由124亿元猛增至6700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由原来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则由全国第16位升至第4位。尤为可喜的是，1997年后，我国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经济虽也有回落，但仍然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1998年较上年增长10.1%，1999年较上年增长10.0%），出口增长更高（1999年全年增长18.5%，今年1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5%）。2001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已达6700亿元左右，2002年人均GDP预计可达2000美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如今，浙江经济表现出的旺盛活力，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有人称之"浙江现象"。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必然是其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的结果。本文即试图从比较优势分析的角度来探讨"浙江现象"产生的原因。
经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后，笔者认为，浙江与邻近沿海发达省份及全国相比，在劳动力、环境、市场扩大、特色产业和企业经营机制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体分析如下：
一、浙江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
劳动力资源也称人力资源，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要素，是构成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成为各地区比较优势的一项重要指标。诚然，浙江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但在我国劳动力资源普遍充足的大环境中显不出比较优势。浙江在人力资源上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人口综合素质较高。1989年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79‰，仅稍高于沪、京2个直辖市，是省区中最低的。1999年则为4.29‰，高于沪（已出现负增长）、京、津、辽、苏，列全国倒数第6位，在省区中列倒数第3位。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减轻了人口负担和就业压力，对经济发展有利。虽然浙江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浙江开发历史早，文化积淀深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在全国居较高水平。相对于外省人而言，浙江人更具有崇学、敢闯、聪慧、勤奋、互助、务实等优秀素质。其优势突出表现在浙江人对现实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并勇于创新。江浙沪历来为我国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地区。国内40%以上的科学家均出于此。根据《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按籍贯统计，每百万人所涌现的著名科学家，上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22倍，浙江为4.15倍，江苏为3.49倍。特别是宁波，不仅以出商界巨子闻名于世，还是名冠全国的"院士故乡"。目前，宁波籍院士占全国1/16，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居第一。仅一所效实中学就出了13位院士，在全国未闻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肯动脑筋肯吃苦又富冒险精神的浙江人，边干边学，素质提高更多地倚仗于"来自课堂外的学习"。在改革的实践中，涌现出滕增寿、冯根生、颜阿龙、鲁冠球、宗庆后、南存辉、陈金义等一大批勇于创新，精明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知名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存在是浙江经济腾飞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浙江环境的比较优势
环境资源直接影响人们选择定居点，企业选择区位，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一般认为，区位、资源、经济和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硬环境，社会、政|治、政策和法律环境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以下仅对浙江的硬环境作简要分析。（一）区位环境,浙江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首先，滨海居中的地理位置，既利于对外交往，又利于向内扩展。而且，紧邻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五流"及产业扩散方面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加上北南两边邻省江苏和福建均为全国经济增长领先省份，可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互相支持，共同发展。（二）资源环境<BR> 尽管就矿产资源和耕地资源而言，浙江是典型的"资源小省"，但浙江在港口、海洋和气候资源等方面却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 浙江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港口众多，腹地宽广。改革开放后，港口建设速度加快，至1999年底，全省沿海港口已达58个，泊位600多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39个，深水泊位数占全国8 %。宁波已跃升为全国第二大港。今年截止11月8日，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1亿吨，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吞吐量逾亿吨的世界级大港。而且舟山、温州、乍浦、海门等港规模日益扩大，且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BR>浙江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能源资源在全国居领先地位。浙江海域历来是我国最大的渔场。1999年，浙江的海水产品产量为389.4万吨，居全国第3位；浙江海洋捕捞渔获量高达331.2万吨，仅次于山东的332.5万吨，居全国第2 位（表1）。紧靠浙江的东海陆架盆地是一个有着良好开发前景的油气资源区，目前正在勘探开发之中。 表1：我国重点省份海水产品和海洋捕捞产量 单位：万吨 地区 浙江福建 山东 广东 辽宁 其他地区 <BR>海水产品产量 389.4 448.5 602.3 355.4 296.9 275.0 <BR>海洋捕捞产量 331.2 206.7 332.5 194.5 157.7 275.0 捕捞量占全国% 22.1 13.8 22.2 13.0 10.5 1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BR> 浙江虽然耕地面积少，农业却一直领先于全国。除了浙江农民吃苦耐劳，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外，与这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也是分不开的。浙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三）经济环境<BR> 浙江开发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即已成为全国居优势的经济区域，至今依然。特别高的经济活动效率，使浙江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全国处于高水平。由于浙江是全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省份，多年前经济实力即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在市场竞争中已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BR> 1999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28元，仅次于沪、京、津3个直辖市，居全国第4位；浙江农村人均收入3948元，仅次于沪、京2个直辖市，高居全国第3位。浙江1997年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的省份，目前的人均居住面积居全国第一。<BR> 虽然由于资源和战备方面的原因，解放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极少，然而，浙江民间的投资意识很强。自1982年以来，非国有投资年均增长28.6%。1999年，全省民间投资额达1214亿元，超过建国前40年浙江全社会投资的总和，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达62.0%，高居全国第一（表2）。</P><P><BR>表2：部分沿海省份及全国民间投资情况表 地区 浙江 江苏 山东 广东 全国 <BR>民间投资额（亿元） 1214.06 1389.10 1167.96 1710.45 13906.95 <BR>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62.0 56.9 52.6 58.2 46.6 <BR>资料来源：2000.11.29.《中国信息报》<BR> （四）生态环境<BR> 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山青水秀，历史上即享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美名，杭州则被誉为"人间天堂"。解放后，由于几次政策失误，山林破坏严重，80年代以后工业污染又给浙江的生态环境蒙上阴影。但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下大力气，增加投入，控制污染，加上具备环境再生能力较强的先天优势，形势明显好转。最新的国家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浙江现有森林面积8309万亩，比10年前增长26.6%，森林覆盖率高达59.4%，比10年前增加了16.8个百分点，名列全国前茅。如今，浙江已是全国著名的竹业大省、花木大省、旅游大省。1999年，浙江的绿化观赏苗木输出量占全国出省量的32%。在昆明世博会上，有一半的花木出自萧山。至今，全省共建有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40个省级森林公园。旅游收入领先于全国。浙江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也不乏大手笔，如杭州市决定投资60亿，建设"蓝天碧水"工程。<BR> 由于浙江的生态环境好，气候条件优越，因而宜居宜游，发展旅游业在全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BR> <BR> 三、浙江市场扩大的比较优势<BR> 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贸易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在地区之间的扩散。有经济学家认为，地区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创造出口基础。<BR> 西方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就意味着企业提供最终产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只要市场规模扩大，就有机会提高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程度，扩大企业规模。因此，随着市场的扩大与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就有可能获得递增的报酬。<BR> 浙江是"资源小省"，产业结构的特点是"两头在外"（即资源和市场主要依靠省外）。浙江生产的产品有20%销往国外，50%销往省外，仅30%在省内销售。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对商业的尊重是建立良好的商业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浙江人历来有重视经商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自发地办起了工业品市场，通过市场调节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使资源趋向合理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商品市场的领先发育，继而引发了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甚至可以说浙江走出了一条"市场大省"通向"经济大省"的独特发展道路。在闯市场的实践中，浙江人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引进来"（在本地大办市场）和"走出去"（出外经商，或创办外地市场），如今浙江省内市场和外地市场的成交额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地区。<BR> 1978年以来，各类市场的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浙江早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市场大省。1999年，浙江有商品交易市场4347个，总成交额3606亿元，连续9年列全国第一。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产品、海宁的皮革、嵊州的领带等商品成交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同类市场第一。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已拥有摊位24350个，成交额已连续8年居全国榜首，成为"中国第一市"；绍兴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面料交易中心；嵊州领带、诸暨珍珠均占全国交易量的80%。<BR> 到1999年底为止，浙江专业市场已在外地开办分市场30个，在国外开办市场3个。漂洋过海办市场，成为浙江农民"赚洋钱"的又一条捷径。至今，浙江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已创办或即将创办自己的市场。<BR> <BR> 四、浙江特色产业的比较优势 <BR> 兴旺的各类商品市场为浙江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是以贸带工、以销促产，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才使浙江经济如此充满活力。浙江发展特色产业有的是在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有的是原来没有丝毫基础，但产品小而专，投资少、上马快、资金回收快、凭借市场信息灵即可赚钱的轻小型产业。<BR> 服装、丝绸、茶叶是最具浙江特色的传统产业。在全国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中，浙江的服装、纺织业可说是一支独秀。如今浙江服装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近40%，浙江服装企业在中国服装双百强企业中"四分天下有其一"。浙江服装业三巨头"茉织华"、"杉杉"、"雅戈尔"同样也是全国服装业三巨头。一省有2个城市（宁波和温州）都一年一度举办"国际服装节"，争创服装名城，全国也唯有浙江。<BR> 温州和台州地区是全省特色产业发展最有特色，也最成功的地区。温州目前已建有30多个特色工业园区，如龙港的包装印刷、平阳的皮鞋、温州的服装、乐清的低压电器、瓯海的眼镜、永嘉的桥头纽扣等，其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均在30%以上。</P><P><BR> 五、浙江企业经营机制的比较优势<BR> 历史上，浙江企业具有"轻、小、集、加"的特点。即轻工业为主、小企业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加工型企业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多种所有制成分经济的增加，特色产业的发展，浙江企业的特点越来越表现出"轻、小、民、特"的特点。<BR> 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全国居第二位，属工业领先省份。浙江工业的特点首先表现为轻型工业为主，企业规模小，与市场联系紧密。浙江是工业结构轻型化最典型的省份之一。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8%，重工业只占37.2%，而且相当部分重工业属于轻小型的机电、金属加工业和精细化工业。轻型工业对企业规模的要求较低，因此浙江小企业地位重要。目前全省工业小企业占企业数的99.8%，改革开放以来小企业对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BR> 小企业机制灵活，适应现代社会消费需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更适合搞专业化分工协作，有利于提高竞争力。如今，浙江的小企业已经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方向发展，加强了专业分工协作，许多产品的生产企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BR> 浙江工业的特点还突出表现在非国有工业和农村工业比重大，个私经济发展基础好。在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工业占89%，其中个私工业占45.6%（表3）。浙江个私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额、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在全国最大私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有数量也列第一。温台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中，民营经济的比重甚至超过90%。民营经济大多决策迅速、善于抓住市场机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我省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从而成为全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P><P><BR>表3：浙江与全国工业不同经济类型所占比例比较（%） 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 城乡集体工业 个体私营工业 其他经济类型工业 <BR>浙江 10.2 31.9 45.6 12.3 <BR>全国 28.2 35.4 18.2 26.1 <BR>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浙江年鉴2000》 <BR> 1999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达54%；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更高达7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8个百分点。<BR> 1979-1999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新增量的78%来自乡镇工业。1999年浙江农村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为76%。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销售产值、利润总额、实缴税金的绝对额和增幅均居各省、市、自治区首位。<BR> 近2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工业经济的增长是市场带动、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崛起、轻型工业的基础较好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经济制约瓶劲
资源短缺阻碍浙江经济发展
“正在建设的项目没有钱、正在投资的项目没有地、正在生产的项目没有电。”这句话在浙江企业中广为流传。
据调查，浙江现在可用于工业用地的耕地不足400万亩，按一年使用50万亩的速度计算，8年后浙江的工业用地将告罄；同时，浙江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矿产资源短缺、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一系列瓶颈。
濒临东海之滨的宁波市，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贯穿市区，为名副其实的水乡，但事实上，宁波全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315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2%，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750立方米的用水紧张线。据有关部门预测，如今宁波、舟山地区年缺水总量约为6亿立方米，即使到2020年周边地区引水工程和10座水库建成，但因经济一直飞速发展，这一缺口仍将维持在6亿立方米左右，情况相当严峻。
宁波市的缺水形势可以说是整个浙江省的一个缩影。由于缺水，浙江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浙江省工商联的一份议案中指出，2010年，浙江省水资源需求缺口将达55亿立方米；2020年将上升到67亿立方米。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国家动能经济研发中心总经济师胡兆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浙江省的电力短缺最为严重。据统计，从2003年上半年以来，浙江省电力供应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04年夏季，全省实际最大电力供应缺口在700万千瓦以上。2004年1月至8月，全省拉限电损失电量达56.6亿千瓦时，占全国的59%。
“不到一个月诸暨城区就涌出了12家自备发电机的经销商，由于供不应求，公司仓库里放了好几年的存货也一销而空。” 诸暨市机电设备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电力短缺，去年浙江几乎每家企业，连理发店都自备发电机。在全国百强、浙江十强县(市)的诸暨，全市共有自备发电机约11655台，发电容量26.05万千瓦。
电力短缺等问题已经造成了大量浙江企业迁往外省。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这次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向省外迁移。
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
“百姓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强
浙江，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95%以上，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属于民营经济，浙江经济是典型的“百姓经济”。民营经济在浙江已经超过了“半壁江山”的作用。
“从历次经济增长周期和加强宏观调控阶段的表现看，浙江工业往往显现出上得快下得也快的特点”。浙江经贸委的一份经济运行报告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绝对多数有关。
浙江的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而大企业和特大企业与其他省市相比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规模也不大。这导致浙江在国家宏观调控中，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不强，一遇到宏观调控等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就明显下滑。
中小企业是浙江工业的命脉。2004年浙江实现工业总产值24461亿元，其中中小企业实现总产值21601亿元，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88%。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面临土地紧缺、电力短缺、水资源短缺、资金短缺等方面的困难时，中小企业处境尤为艰难。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只可能优先保证大企业。”浙江温州一位建材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尽管浙江省中小企业总数占到全部工业企业的绝大多数，但仍然是并不被优先考虑的群体。”
浙江经济模式急需转型
“浙江民企以后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粗放型，而是靠新的技术，改进产品，提高技术含量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要找出新的推进工业化方式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认为，不仅仅是企业要转型，浙江的经济模式也急需转型。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以2003年为例，当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浙江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是当务之急。

目前，浙江经济发展受土地、能源、水资源瓶颈制约相当突出。受此影响，浙江企业成本上升很快，一些企业出口订单无法完成，一些新增投资受阻，企业纷纷外迁，影响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宏观形势、体制条件尤其是资源环境情况的变化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资源约束将会是未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因素。所以，要考虑如何保障资源供给、合理利用资源的问题，要选择适合浙江资源供给状况的发展战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向高级化发展。

⑨ 浙江经济为什么比较发达

浙江经济之所以发达，一是浙江地理位置比较好，滨海、沿江，水系发达，港内口优良、交通容便利，商贾云集，自古钱塘繁华，历来商业兴旺；二是浙江人商业意识强。浙江的土地资源少、人口密集，不足以养活靠农耕为生的人口，也可以说“浙商”是被逼出来的。尤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是浙江企业家群体逐渐发展壮大的三十年。环顾九州，还真找不到能够这样生生不息地走创业、拼搏、挣扎、奋起道路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三是浙江处于改革开放前沿，有政策方面的先发优势。四是在新兴产业方面走在前面。在浙江，八大产业中，规模以上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健康、高端装备产业、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发展均为迅猛。

⑩ 同样是浙江省，浙北浙南经济水平有20年差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首先，浙江的地形轮廓有点像六边形。

浙南即指浙江南部，包括温州、台州、丽水三个地级市；

浙江是我国的经济大省，2018年浙江GDP达到了56197亿元，位居全国第四。虽然浙北与浙南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相对全国大多数省份来说，浙江可以算是发展比较平衡的省份了。

总的来说，浙南与浙北存在差距，但绝不可能在20年以上，个人认为则在10年以内。但是的确有一些原因导致了差距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