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⑴ 环境税的改革要求

任何一国在税制建设中，总是希望能实现最优税制结构（Optimal Taxation），这一结构是公平和效率兼顾并重的均衡结构。但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存在一个既成的最优税制，人们更多的是接受既定的一个次优选择，并不断地追求税制结构的最优化。
税制最优化的可行性取决于决策者的意志和制度转换成本等因素。政府在税制最优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决策者，而政治市场上的决策者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方，受制于作为制度需求方的选民（纳税人）的偏好，因为政府的再次当选需要得到选民的选票。
如果税收制度转换成本太高，政府考虑到各种纳税人群体的利益，就不会轻易改变现有税制的整体结构，突破纳税人群体间的现存利益格局，实施强制性的税收制度变迁。但是对最优税制这一终极目标的追求，又促使税制供给方的政策决策者寻找一种渐进的，温和的税收制度变迁方式作为替代，以不断完善现有的次优税制结构。 既然现有税制是一个次优选择，那么它就必然存在税收扭曲效应。比如：如果一个税制整体累进程度太高，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对生产者自由的干预过甚，抽取了高收入阶层（其中许多是企业家）过多的经济剩余，扭曲和妨碍了经济激励机制的运作，最终会导致纳税人工作积极性下降，也就是产生以闲暇或者减少工作努力来替代工作、投资和创新的替代效应，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这些措施的实行，一方面为政府筹集了专门用于环境保护的绿色收入，另一方面又有效减轻了现存税制的扭曲效应，推动了税制的优化进程。 具体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将围绕经济效率展开讨论。
一般而言，税收引起的价格变化的总负担，并非简单的等同于所征收税款的绝对额。在现实中，征税常常带来纳税主体经济决策和行为选择的扭曲，干扰资源的配置。当这种扭曲超过一定限度时，纳税人或者改变其经济行为，或者采取不正当手段以减轻或逃避其税收负担，这种状况被称之为税收的“额外负担”。
当然，征税的过程也同样会带来纳税人的“额外收益”，对经济产生良性刺激。因此，检验税收经济效率的标准，应当是本着税收中性原则，达到税收额外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
环境税的征税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污染对环境的破坏，这必然会影响污染企业的税收负担，改变其成本收益比，迫使其重新评估本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环境税也对其他企业的经济决策和行为选择产生了影响。 在环境税制的建设和设计时，要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积极借鉴这几年来国际上已经成熟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环境税制改革之路。比如，在发挥环境税制倍加红利对经济结构优化作用的同时，要考虑中国就业压力巨大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实际国情，适当发挥其促进就业和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效用。
环境的恶化不但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过开征环境税来筹措专门的环境保护费用固然很重要，但更应该重视发挥环境税的倍加红利作用，在运用经济手段消除外部不经济的同时，也应该利用税收工具刺激外部经济，减轻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因此，环境税制的完善过程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不切实际的高标准环境税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环境保护水平的下降。环境税制的建设还应该与税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发展进程相协调。
环境税法律制度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重要制度，源起于对各种环境问题根源的深刻揭示与反思求解，正式诞生在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背景下，体现了用税收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思维。环境税最早实施于OECD国家中，尤以北欧国家为典型代表，并逐渐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税制绿化”现象。
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环境税已经演进成为比较成熟的一项法律制度。并且，在全球性环境危机步步紧逼的形势下，环境税法律制度正处于蓬勃发展中，其重要性也在不断彰显。
中国当前也正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已达致十分紧张的程度。然而，在国外取得良好效果的环境税，在中国还处于刚刚开始尝试、尚未有效加以利用的状况。
如何运用环境税这一手段来保护环境、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均衡协调，已成为中国环境法和税法发展的时代性主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第一部分的分析中可知，庇古税方案通过以外部成本内部化的途径来维护社会经济中的公平原则问题。而公平原则也是设计和实施一国税制时首要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它往往成为检验一国税制和税收政策优劣的标准。所谓税收的公平原则，又称公平税负原则，就是指政府征税要使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且在纳税人之间保持均衡。 公平原则也是建立环境税的首要原则。
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经济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选择和行为实施会产生外部性，高消耗、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发展，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和生态效率，而这些企业未付出相应的成本，也就是说其税收负担和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不吻合，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因此，各国环境税大多以纠正市场失效、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政策目标。
有可能会向消费者推导。企业在竞争过程中比拼谁更能取，看谁的节能降耗性价比更好，但不可能由前面的环节把环境税完全消化掉，传导给消费者也是正常的。政府要掌握的是，如果有最终落在消费品上的表现，比如说水、电价格上涨，要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低保标准提高了，可以保证低收入人群实际收入水平不下降，剩下的人就没问题了，中产以上的人群能够适应比价关系的变化，调节自己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

⑵ 开征环境税会产生哪些积极消极影响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续发展。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本世纪80代被明确提出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比较整的理论体系，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于1992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程》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全球性可持续发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很多国家也相继定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环境的染和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保护环境就成为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问题是无法靠市场本身来解决的。因为市场并非万能的，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其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他们往往既不从全局考虑宏观经济效益，也不会自觉地考虑生态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
因而，那些高消耗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对此，市场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矫正的。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除通过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应采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税收作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工具和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大有可为的。首先，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无疑是保护环境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加重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课征的税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环境保护，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制度设计中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引导和激励纳税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税收是政府用以保护环境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2.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个别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用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进行治理，而这些企业本身却可以借此用较低的个别成本，达到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实质上是由他人出资来补偿个别企业生产中形成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
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 由此可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环境税收的产生，既是源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和独立决策权利又是环境税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环境税收首先诞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⑶ 环境税是属于外部性的哪一种

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差效应或外部效应、外部经济，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分为正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 和负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环境税（EnvironmentalTaxation），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EcologicalTaxation）、绿色税（GreenTax），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 概念范围环境税包括对直接的污染物征的税，比如碳税、硫税、污水处理费、垃圾税等直接污染物。其次是对一些可能产生污染的产品征税，比如说煤炭、石油、能源，以及汽车。
所以环境税属于外部性的正外部性

⑷ 如何看待税收经济效应

税收效应是指政府课税所引起的各种经济反应。政府课税除为满足财政所需外，总是要对经济施加某种影响。但其影响的程度和效果如何，不一定会完全符合政府的最初意愿，纳税人对政府课税所作出的反应可能和政府的意愿保持一致，但更多的情况可能是与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比如课税太重或课税方式的不健全，都可能使纳税人不敢去尽心尽力地运用他的生产能力。又如政府课征某一种税，是想促使社会资源配置优化，但执行的结果可能是社会资源配置更加不合理。凡此种种，都可归于税收的效应。
税收效应在理论上常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中性效应与非中性效应、激励效应与阻碍效应等。在实际分析中，根据需要，税收的效应还可进一步分为储蓄效应、投资效应、产出效应、社会效应、心理效应等等。
一、正效应与负效应
某税的开征必定使纳税人或经济活动作出某些反应。如果这些反应与政府课征该税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一致，税收的这种效应就谓之正效应；如果课税实际产生的经济效果与政府课税目的相违背,税收的这种效应则谓之负效应。例如，我国曾开征的烧油特别税，课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工业锅炉和窑炉烧用的原油和重油征税，以达到限制和压缩烧油，实现以煤代油。如果有充分的数据说明，通过一年或若干年的课税之后，政府课征该税所取得的收入越来越少，则说明工业锅炉和窑炉烧用应税油品的现象在逐渐减少，该税发挥的效应是正效应。税收负效应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747年英国课征的窗户税，征税的目的是想取得财政收入，但其结果是纳税人为了逃避该税纷纷将窗户堵塞。显然政府通过该税的课征不仅未能使财政收入逐渐增大，反而使纳税人将窗户封塞而减少了舒适。
政府课征某税究竟是在产生正效应还是在产生负效应，可用课征该税取得收入的环比增长率来测定。用公式表示如下：
收入环比增长率＝（本期收入－上期收入）／上期收入×100%
如果政府课征该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上式中收入环比增长率为正时，则该税产生的效应是正效应；如果比率为零或为负，则说明该税没有产生正效应甚或产生了负效应。
如果政府课征该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而是为了限制经济活动向原有方向发展或促进其向新的方向发展，那么上式中收入环比增长率为负时，则该税产生的效应为正效应，如果比率为零或为下，则说明该税无效应或产生了负效应。
在这里，政府的职责在于应经常对税收的正负效应进行分析，要根据产生负效应的原因，及时修正税则，使课税产生的效果和政府的初衷保持一致。
二、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从税收对纳税人的影响来看，一般可产生收入效应或替代效应，或两者兼有。所谓税收的收入效应，是指课税减少了纳税人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和改变了纳税人的相对所得状况。税收的收入效应本身并不会造成经济的无效率，它只表明资源从纳税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但因收入效应而引起纳税人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等所作出的进一步反应则会改变经济的效率与状况。
税收的替代效应是指当某种税影响相对价格或相对效益时，人们就选择某种消费或活动来代替另一种消费或活动。例如，累进税率的提高，使得工作的边际效益减少，人们就会选择休息来代替部分工作时间；又如对某种商品课税可增加其价格，从而引起个人消费选择无税或轻税的商品。税收的替代效应一般会妨碍人们对消费或活动的自由选择，进而导致经济的低效或无效。
三、中性效应与非中性效应
中性效应是指政府课税不打乱市场经济运行，即不改变人们对商品的选择，不改变人们在支出与储蓄之间的抉择，不改变人们在努力工作还是休闲自在之间的抉择。能起中性效应的税我们称之为中性税。中性税只能是对每个人一次征收的总额税—人头税，因为人头税不随经济活动的形式变化而变化，所以它对经济活动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人头税由于课及所有的人，它可能会影响到纳税人家庭对人口多少的规划。所以，即使是人头税，在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是完全中性的。可以肯定地说，在现代社会，完全意义上的中性税是根本不存在的。
与中性效应相反，非中性效应是指政府课税影响了经济运行机制，改变了个人对消费品、劳动、储蓄和投资等的抉择，进而影响到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抉择等。几乎所有的税收都会产生非中性效应，因而现代社会的税收均属非中性税收。
四、激励效应与阻碍效应
税收激励效应是指政府课税（包括增税或减税）使得人们更热衷于某项活动，而阻碍效应则是指政府课税使得人们更不愿从事某项活动。但政府的课税竟是产生激励效应还是产生阻碍效应，取决于纳税人对某项活动的需求弹性。弹性很少，则政府课税会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赚取更多的收入，以保证其所得不因课税而有所减少；如果纳税人对税后所得的需求弹性大，则政府课税会妨碍人们去努力工作，因为与其努力工作，赚取收入付税还不如少赚收入不付税。

⑸ 从经济常识角度分析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利用和低碳或无碳能源开发。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
（一）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
世界经济在经历了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英国政府为低碳经济发展设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经济社会。为此，英国引入了气候变化税、碳排放贸易基金、碳信托交易基金、可再生能源配额等政策。日本与英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多共同的愿景。2007年6月，日本与英国联合主办了以“发展可持续低碳社会”为主题的研讨会，勾画了未来低碳社会发展的蓝图，并投入巨资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开展潮汐能、水能、地热能等方面的研究；停止或限制高能耗产业发展，鼓励高能耗产业向国外转移，对一些高耗能产品制定了特别严格的能耗标准。2007年7月，美国出台了《低碳经济法案》，公布了题为《抓住能源机遇：创建低碳经济》的报告，提出了创建低碳经济的10步计划，对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等一系列可再生能源项目实行减免税收、提供贷款担保和经费支持等优惠政策。除英国、日本、美国以外，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巴西、墨西哥、韩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主动减排、限排，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国际社会主流的战略选择。
（二）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选择
在全球气温变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近百年来，我国气温上升了0.4 — 0.5℃。1986—2006年，我国连续出现了21个全国性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大、损失增加，水资源短缺和区域不平衡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损失巨大、粮食安全压力增加，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威胁。据2006年底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预测，未来中国气候变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很可能在未来50年至80年全国平均气温升高2—3℃；到2030年，中国沿海海平面可能上升的幅度为10—16cm，导致海岸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气候变化将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如果不采取措施，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今后20年至50年间的农业生产也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面对未来气温升高及其可能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发展比较迅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能源的大量需求和快速增长一时难以改变。2007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26.5亿吨，比2006年增长7.8%。“十一五”头两年的能源消费增幅明显高于年均4%的增长目标。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65%左右仍为煤炭。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2007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9.5%。长期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给我国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目前全国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烟尘都是由燃煤排放的。这种以煤为核心的能源结构在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很难改变。随着工业重化工化的进一步发展，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将不断加大，二氧化碳的排放还会不断增长。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我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高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二位。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例将达到20.7%，超过美国（20.1%）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1]。我国未来的碳排放形势相当严峻，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四)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低碳经济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前提来谋求最大产出的经济发展理念或发展形式。“低碳”强调的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高能耗、多污染为代价的新发展思路。“经济”则强调了这种新理念根本上不排斥发展。因此，广义上，“低碳”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节能降耗等方面新的约束条件。但是这类条件并非一味消极地限制和约束发展，而是可以通过与新约束条件相匹配的技术和制度，创造和扩大市场规模，激发人的创造性和盈利能力，从而促进发展。目前，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发展低碳经济不仅不会放慢经济增长，反而会促进经济的新一轮高增长。发展节能技术、碳捕获和储存技术，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电力设施效率等，都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当前，全球不少企业已经尝到了低碳经济带来的甜头。据统计，德国风能发电设备2005年的出口收入已达约60亿欧元，占全球风力发电设备交易额的一半左右。日本在光伏发电技术领域居世界领先，是全球最大的光伏设备出口国，仅夏普公司的光伏发电设备就占世界的1/3。可以预见，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建议
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低碳经济政策推动。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有的处于空白，有的亟待完善。下文从教育、经济、管理、技术、投入5个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低碳教育政策
第一，明确政府在低碳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应从组织、管理方面解决目前低碳教育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把低碳教育纳入国家和地方教育体系中去，成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的重要职责，使低碳教育由目前的个体自发行为，变成政府行为。政府应针对不同年龄、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低碳教育内容，不断完善低碳教材体系，加大低碳教育的师资培训。
第二，筹建专门的低碳博物馆。博物馆是向公民宣传普及各种科技知识的场所，但在我国现有的各种博物馆中，少有专门涉及低碳科普教育的。应将低碳博物馆的建立健全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填补我国博物馆的这一空白。除了建立国家、省、市各级低碳博物馆之外，也可在现有的博物馆基础上嫁接低碳博物馆或低碳博物单元。
第三，设立全国低碳日或世界低碳日。全国性的主题日作为普及相关主题知识的重要载体，可以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设立全国低碳日，可以持续宣传和普及低碳知识，提高公民低碳意识。同时，可考虑倡议设立世界低碳日，使其与世界环境日、世界地球日等世界性主题日共同担当起普及宣传低碳经济的重任。
（二）低碳经济政策
第一，推行基于配额交易的碳排放权交易。目前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类型是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交易由于主体交易市场尚不具备而进展缓慢。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经验，在发展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同时，应积极加快基于配额交易的主体市场建设，利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所以，我国应积极筹建基于配额交易的碳交易所，完善碳交易所的相关法规，加快二氧化碳排放权衍生产品的金融创新工作[2]。
第二，开征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碳税，也称碳税，是为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它的实际征收往往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征收，而不是直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这主要是由于直接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征税对象，在技术上不易操作[3]。由于所有化石燃料中的碳最终都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对化石燃料中的碳征税，就相当于对化石燃料燃烧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征收排放税。从长远来看，实施碳税是势在必行的。研究表明，近期在中国征收低税率碳税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作用明显[4]。
第三，建立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直接影响的各项行为活动，如各类矿产资源的开采、能源开采（包括煤炭开采和石油开采）、森林砍伐、草原的过度使用、地下水资源的过量开采、地表水资源的开发、土地开发等开征生态环境补偿费。根据生态环境补偿费的征收目的，可采用产品收费、使用者收费等多种方式。
（三）低碳管理政策
第一，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制定《低碳经济法》等法律法规。建议在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国务院低碳经济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低碳经济发展工作的规划、协调和领导。借鉴、吸收、消化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在我国已有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行动规划、方针措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节能减排的工作需求，尽快开始研究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4]。同时，加速《低碳经济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加快低碳经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健全比较科学的计量手段和自动监测系统，实现低碳经济工作的规范化、定量化和系统化。
第二，建立针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低碳考核制度。在环境保护、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往往出现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因此，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是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发展低碳经济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推行“低碳GDP”考核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将现行的GDP指标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消耗、生态环境退化的损失；三是将实施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纳入地方的经济核算体系和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第三，制定和实施低碳认证制度。低碳标志是一种产品的证明性商标，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从产品原材料的采掘到最终废弃物的处置，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均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无害。低碳认证一方面有利于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促进低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企业低碳意识。应积极推动低碳认证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健全低碳标志标准，向企业宣传低碳标志的意义，鼓励企业进行认证。
第四，建立押金退款政策。建议先行在伐木特许权的所有者中实行押金退款制度。此外，还可将押金退款制度拓展到生态保护领域和污染防治领域，由自然资源开发者和新建工业项目者向环境管理部门交纳一定数额的押金，以此来保证其在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和开发后对生态环境的恢复，以及对新建项目“三同时”制度的执行，待完成后退还。
（四）低碳技术政策
第一，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激励政策。推行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低碳产品开发人员的技术入股、专利入股、管理要素入股、成果入股和持股经营政策，采取期权、期股等各种分配激励方式，以奖励在低碳技术创新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使他们的薪酬水平与人才市场接轨。放宽低碳技术入股的比例限制，加大奖励力度，使低碳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技能、工作业绩以及经济效益紧密挂钩。
第二，实施促进低碳技术创新的采购政策。政府“低碳”采购，是指政府购买和使用符合低碳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保护、激励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利用政府采购创造市场空间，对于实现低碳技术创新会起到极大的扶持和促进作用。在低碳新产品、新技术刚刚推向市场，产品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低碳”采购是一种很重要的激励手段。为了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政府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低碳采购制度，科学规范地制定政府低碳采购标准、清单和指南，指导具体的低碳采购活动，如规定公共工程项目要采用国内的高新低碳技术产品，规定低碳科技产品采购占政府总采购的比例等。政府应定期公布低碳采购清单和数量，优先采购和使用符合低碳认证标准的产品。
第三，发展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一项低碳技术成果从开发出来到大规模推广应用，其中存在很大风险。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在低碳技术研究过程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无力继续承担后续风险，而企业作为受让技术方也投入了大量成本，因此也不愿承担这些风险。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的高风险性，已成为制约低碳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给予优惠政策，扶持建立一批低碳技术风险投资机构，由这些机构承担低碳技术成果研究、开发和产业化过程中的风险，若低碳技术开发应用成功，投资机构可从企业生产新产品所得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风险投资的回报。
（五）低碳投入政策
第一，增列低碳经济发展支出预算项目。政府预算支出是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的根本保证。要确保低碳经济发展资金的稳定，把低碳经济发展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的支出范畴，把低碳经济发展资金作为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为财政履行发展低碳经济职能提供制度保证。这也是不少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应在国家财政预算科目中单列出低碳经济发展支出项目，并立法规定其支出额度和增长幅度，以确保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宏观调控力度。要建立政府低碳经济发展投资增长机制，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一定时期内政府低碳经济发展投资占GDP的比例或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并明确规定低碳经济发展投资增长速度要略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第二，完善调动企业、个人等主体投资低碳经济积极性的政策。以当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要想在一定的时期内发展低碳经济，遏制能源、气候、环境整体恶化的势头，仅仅依靠国家有限的财政支撑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引导市场力量自觉防范、减排、治理污染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可采用下述措施调动企业、个人等主体投资低碳经济的积极性：对企业低碳经济投资项目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对企业投资于防污设备给予投资抵免、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多种形式的支持；对低碳经济融资给予税收优惠；对低碳产业和有明显污染削减的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贴息。

⑹ 生态环境产生的原因 应如何解决

一、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可实现“双赢”，处理不好则两败俱伤。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难以奏效。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程度密切相关，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保护和改善环境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主要的环境问题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法律，设置了机构，逐步增加了投入，加大了重点地区的治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初步控制，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形势严峻。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废水排放量2003年达到460亿吨，其中主要污染物化学耗氧量（COD）1333.6万吨，超过环境容许量68％。城市垃圾产生量已接近每年1.4亿吨，处理率仅54.2％，无害化处理率更低。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每年约1000万吨，1／3没得到安全处置。

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我国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分五类，一类水最好，源头没有任何污染，三类以上的可作饮用水源，最差的五类可以用于农业灌溉。2003年七大水系407个监测断面中一至三类的水仅占38.1％，劣五类的水占29.7％，即近1／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都不合格，可见污染之重。我国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分三级，一级标准空气质量最好，长期生活在超过三级标准的大气中，身体会受到伤害。2003年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340个城市中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二级以上的城市有142个，占41.7％；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91个，占26.8％。

目前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凸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压缩型，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我国江河湖海有机污染依然严重，同时湖泊和海域又出现以氮、磷为主要污染物的富营养化问题。不少城市饮用水源地已监测到许多微量的有毒有害化合物，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大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污染尚未解决，大城市由于机动车的快速发展，氮氧化物及其带来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呈明显加重趋势。除了大气和水污染之外，土地污染也日益突出，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废旧汽车、家电造成的污染也成为新的环境问题。放射性污染威胁也在增加，国内已有6万多枚各类放射源，每年还以15％的速度增加，尚有上万枚废弃源未得到合理收贮，几乎每月都发生放射源被盗事件上，威胁公众安全。

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资源破坏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特别是后者，目前面积仍在扩大。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增长质量下降并存的局面，草原退化面积大、程度重。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调，北方更为突出，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下降、湿地干涸，旱灾、水灾不断，损失越来越大。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目前破坏很严重，珍稀物种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已经绝迹，品种资源锐减，野生种源大量流失，外来物种危害加剧。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损失巨大。我国专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1年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3～4％。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报告测算，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约540亿美元（以1995年计），占同期GDP的8％。据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调查，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94亿元，占9省区GDP的13％。如果从微观上分析，水质污染导致饮用水和企业生产用水处理成本增高；超标的污水用于农灌，既减少农作物的产量，又降低其品质。今年3月份由于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化肥厂违法排污造成沱江严重污染，仅初步调查，损失就达二亿多元。

其次，环境污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成为群众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局部地区土法冶炼金属已造成周围人群患病。中国与美国的一项联合研究证明，我国一些城市的大气污染已影响到儿童的肺功能。世界银行上个世纪末一项研究表明，我国主要城市中，每年约有17.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过早死亡，每年由于大气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人年。

第三，环境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由于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众来信来访呈显著上升趋势，经常发生因污染问题企业与周边群众矛盾尖锐。上下游水污染和跨界污染纠纷近年来日益增多，甚至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法院审理涉及环境保护的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呈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已签署和批准了3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任务繁重。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影响我国际形象，同周边国家存在的环境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外交摩擦的隐患。我国工农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环境标准低，有些还没有环境标准，直接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不断受到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1.解决环境问题应从经济发展入手

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明确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实现的。这不仅制约经济持续增长，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二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三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消费―――废弃物，转到新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强调的原则是，资源“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从国内和国际一些试点的经验看，在企业层次可通过开展清洁生产审计，最大限度减少生产中原材料的消耗，不用或少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不排或少排废弃物。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或把不同企业联合起来，相互利用生产的废弃物，从而减少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深化生态省、生态市和生态示范区建设，并扩展到消费领域，建立循环型社会。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究表明，国家发展有四类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加工资本（实物）和自然资本。如果在经济增长中其他资本增加了，而自然资本减少了，总资本量可能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如果单纯用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导致不计代价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的结构、质量和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等后果。

2.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着眼于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的要求。

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公开发布国家和各地区的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开政府在环保方面采取的措施，让人民群众了解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和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还要依法公开企业排污行为，发动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推动环保事业最强大的力量。要发动群众为环保献计献策，鼓励群众对违法排污企业检举报告。要支持绿色社区、绿色学校创建活动，支持和引导环保社团和环保志愿者开展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

倡导和鼓励绿色消费，关注并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饮用水安全、室内污染和白色污染等问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发展环保标志产品和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认证工作，推广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政府要带头制定绿色采购政策，扶持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占领市场。

3.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环境保护跨越发展

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们不能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严重污染环境、后来再治理恢复的路子。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子，实现环保跨越式发展？一靠机制、体制创新，二靠科学技术进步。今后技术进步应更加重视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这既有利于缓解资源不足，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国际上有学者提出四倍跃进的观念，即通过采用新技术，可以做到消耗一份能源或资源，创造目前四倍的经济增长。

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是当前非常紧迫的问题。由于管理和技术水平的落后，我国工业生产无论是单位产品还是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水资源和一些原材料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GDP占世界的3％左右，而每年消耗的钢材、水泥分别占到世界的25％和50％。建立节约型社会，除了要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制定法律和各项经济政策，确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外，更重要的是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能源和资源及资源综合利用、回收利用的技术，发展静脉产业。

4.做好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

企业的行为对环境质量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要健全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其配套的制度和标准，严格查处违法排污企业，提高处罚标准，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要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收费制度，从机制上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要有各种引导措施，激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努力实现双赢。要逐步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即生产某些耐用消费品和对环境有影响产品的企业，要负责这些产品使用后回收和处理，能再利用的再利用，能作为资源回收的，处理后作为资源再用，无法回收利用的做到无害化处理。

5.增加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政府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增加对环境保护投入是非常关键的措施。这一方面是政府实施公共财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环境问题往往表现为外部的不经济性。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尽可能减少在环境方面的投入是其自发倾向。政府为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必须加大法制的力度，严格要求企业达到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政府自身也应加大投入，起到引导促进作用。城市集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特别是国家为民族长远利益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和珍稀物种保护、环境执法能力建设等，都需要政府的投入。除了政府增加投入外，要通过各项政策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推动污染治理的市场化、企业化运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还应探讨设立环境税和环保专项基金的可能性，为保护和治理环境建立可靠的资金渠道。

6.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许多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些全球环境问题制定了几十个环境公约和议定书。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的谈判和相关项目的合作。一方面维护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合法的环境权益，一方面对外介绍我国的环保工作，消除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影响，努力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国际交往中需要处理好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我国不少产品特别是农牧产品，由于环境污染或产品不符合对方的环境标准而被发达国家限制进口。这一方面需要提高我国产品的环境质量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外交手段，消除发达国家有意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质上是要处理好眼前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我国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正确选择，各级政府和部门要通过各项具体工作认真加以落实。

⑺ 什么是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
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根据政策类型分，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付费；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以生态补偿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
当前的环境经济政策包括：第一，绿色税收；第二，环境收费；第三，绿色资本市场；第四，生态补偿；第五，排污权交易；第六，绿色贸易；第七，绿色保险。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标志。一旦推行环境经济政策，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⑻ 环境立法阻碍经济发展的例子

立论：（可用于一辩陈词）

所谓环境立法，指立法机关通过制定法律法规规范人与环境的关系的法律行为，主要表现为保护自然资源、限制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此需要澄清，环境立法是针对环境保护制订的法律，并不是包含环境的法律都是环境立法。例如：对环保产业的税收立法，属于税法而不是环境法；要求政府增加环保产业投入的立法属于财政收支法而不是环境法；规范经济转型的立法属于经济法而不是环境法；促进环保科技进步的立法属于科技法而不是环境法。总而言之，环境立法仅限于直接的自然环境保护、限制自然资源的使用。如果对方一定要说所有和环境有关的立法都是环境立法，那么刑法当中所有条款都和民众有关，是不是刑法就是民法呢？

发展经济学家克拉克对将“经济发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总财富的增长；2、技术的进步；3、产业结构的变化；4、资本的积累；5、国际经济关系的进步；6、经济制度的进步。经济发展首先要符合经济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而且要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把自然资源分配到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的地方。

我们认为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理由如下：

1、由环境立法的目的所决定。经济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而环境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它通过牺牲经济发展、保护环境，达成社会发展。资源按用途可分为经济资源和环境资源，但它们又是统一的，例如木材既可是经济资源也可是环境资源。环境立法限制了资源应用于经济目的，限制了生产总财富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当然阻碍了经济发展。尽管环境立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在促进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产生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后果。

2、由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法律条文严格但僵化，立法过程繁琐，法律修改困难，不能随时调整，所以往往不能因地制宜，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情况变化的。法律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必然阻碍经济发展。美国曾经立法禁止猎杀野狼，首先这个法律阻碍了狩猎业的经济利益，后来野狼在法律的保护下过度繁殖，又成了农业和旅游业的祸害，结果美国政府又不得不花钱请人猎杀掉多余的野狼。在这个案例当中，法律不能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后来美国政府转而采取经济手段来治理环境，政府每年向狩猎爱好者出售一定数量的“猎杀野狼许可证”，而不再禁止捕杀野狼。当科学家观察到野狼数量增多时，许可证价格降低，反之则增加。这样一来，既保护了环境，又为政府增加了财源，还节省了政府花钱雇佣猎手捕杀多余野狼的支出，真正达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这个案例说明，经济发展有其内在的经济规律——那就是因时因地制宜，而环境立法，由于其僵化性，不能随时加以调整，当然不能因时因地制宜，所以阻碍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当然也就阻碍了经济发展。

3、法律行为参与市场机制导致不合理价格，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环境立法通过强制手段分配资源，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给资源定价，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这样的强制力将导致不合理价格。例如：台湾的水资源法规定：农业用水优先于其他用水。实际上是给农业用水制定了低价格而给其他目的的用水制定了高价。今年台外地区发生缺水危机，这个法律的弊端立刻显现无遗。台湾新竹的高科技园区也很缺水，可是政府迟迟不对农业限水，而是优先供给农业用水，造成新竹工业园区的巨大损失，大大超过农业上的获益。台湾大都市区台北市的主要用水是居民生活用水，可是政府为了保证台北县的农业用水，牺牲了台北市的餐饮业、旅游业和教育业，损失大大超过收益。本来法律追求公平，可是对方认为这样的环境法公平吗？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就曾经使用一个“环境污染”的例子说明“资源产权”比“环境立法”更加重要的观点。我们仍以台湾的案例为例，假设政府制订经济法，规定水资源的产权属于农民，而且农民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产权，那么新竹工业园区或者台北市业者就可以出高价从农民那里买水。显然农民愿意出售水资源，因为如果农民不出售，它利用水资源的所得低于新竹和台北业者愿意出的价钱。而水资源通过市场机制用在更加合理的地方，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我方认为，虽然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但是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主张环境立法，也希望大家看清环境立法的局限性，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尽量使用经济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驳论：（可用于攻辩小结）

展望21世纪，可持续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我们所在的地方，现在的辩论现场，我们目前的坐标，是位于太阳系中唯一一颗蔚蓝色的星球——地球。它是生我养我的母亲，万物在这里生生不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让万物在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上继续生生不息下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捍卫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目标上，我们与对方并无矛盾，但是对于手段我们与对方看法不同。对方认为，可以使用环境立法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甚至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理由有三：

1、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不是环境治理，也不是环境立法，而是科技发展。不妨举两个例子说明：第一，对方认为环境立法保护了自然环境，所以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那么如果我们立法规定全国所有的汽车都不能使用汽油，岂不是更加保护了环境，岂不是节省了能源，让经济以后更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可是问题是：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了吗？第二，如果我们发明了汽车尾气净化器，我们还需要立法规定大家不要用汽油吗？科技发展，可以使消费者购车成本更低，可以刺激更多的消费，可以保护环境，进而在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障了经济的发展。从上面两个例子可看出，环境立法最多只能以最低限度防止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对方却把这种“防止”的作用说成“促进”，请问促进作用在哪里？在此请对方不要把科技发展的功劳都归到环境立法上来，环境立法并不必定导致科技发展。比方说，禁止大家使用汽油，并不必然会有汽油的代用品诞生，禁止大家伐木，也并不必然产生木制品的替代材料。正是环境立法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才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而不是“环境立法兴国”。

2、环境立法可以防止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但是环境立法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它的作用只是最底层的防止，而非促进作用。立法仅仅是规范约束人类行为的第一步。法律在现实当中产生效力，必须依靠政府执法和公民守法才能达成。对方认为环境立法改善了环境，可是如果没有严格的执法，没有良好的守法公民，立法只是一纸空文，环境改善从何谈起，更谈不上经济发展了。中国人大在1984年早已公布了《森林法》，但是由于执法情况不好，才间接导致了98年的长江大洪水。青海省1994年公布了《草原承包管理办法》，但是这个法律可执行性差，等于一纸空文，从来没有被执行过。我方并不否定立法的积极作用，它是执法和守法的前提，对方的逻辑是：环境立法推出环境改善，然后环境改善推出经济发展。可是第一个推理环节根本不成立，环境立法是如何必然导致环境改善的，请对方等一下清清楚楚解释一下。

3、治理环境有很多种方法，而环境立法有严重的局限性，主要是过于僵化，不能因地制宜。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都告诉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法律手段，更不可能是环境立法，这点早已被世界各国的实践所证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北京市规定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居民住房都不得使用燃煤和木柴。这个环境立法固然最低限度保护了环境，但是我们知道正宗北京烤鸭必须使用特制的梨木烘烤才有风味，由于北京市的立法规定，所有的北京烤鸭店都不得不使用煤气来烘烤北京烤鸭，这样的烤鸭不但失去原汁原味，还对食用者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阻碍了饮食业的发展。假如我们使用经济手段，对使用燃煤和木柴的用户征收环境税，那么效益好的北京烤鸭店付得起环境税，可继续使用木柴。法外容情，这才促进了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总之，我方认为，环境立法由于其僵化性，不能及时适应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也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

自由辩论当中的攻击与防守：

要点：正方要说明环境立法促进经济发展是相当困难的。主要问题是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它必须通过立法、执法、守法来达成。即使是立法、执法、守法都达成了，也只是达到环境保护的目标。他们还要继续从环境保护推理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并不必然导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还要靠科技进步和政府的税收倾斜政策才行。需要注意的是对方会把所有和环境有关的事情都说成“环境立法”，自由辩论的时候必须予以指出。

防守：

1、我国宪法规定发展经济，同时规定保护环境，如果环境立法阻碍经济，是否说宪法相互矛盾？

宪法并没有矛盾，因为宪法不但鼓励经济发展，还鼓励社会发展，而保护环境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当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通过环境立法阻碍经济发展来保障社会发展的总目标。

2、渔业法规定要充分利用水域发展渔业，这也阻碍经济发展吗？

告诉对方《渔业法》属于经济法，不属于环境立法，经济立法的目的是经济发展，而环境立法的目的是社会发展，需要付出经济的代价。如果对方认为渔业法立法促进了经济发展，请告诉我们如何促进，如果没有执法，守法，光靠立法能促进经济发展吗？

3、对方是不是赞成环境立法，又认为环境立法阻碍经济发展，那我们还要不要发展经济？

我们当然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社会发展，当两者矛盾的时候就需要舍弃一方保证一方。例如环境立法就是舍经济发展而求社会发展的例子。我们知道，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任何时候都要以人为本。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也不能为了环境而让这一代人活活饿死。许多非洲国家没有环境立法，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高污染的厂房搬到那里去，而非洲是面临饥饿威胁的大洲。按照对方的逻辑，是不是要跑去告诉非洲国家领导人，你们只要环境立法，吃饭问题就解决了？

4、环境立法保障环境发展，将促进旅游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

但是它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呀。经济发展是一个整体概念，对方怎么知道旅游产业和环保产业的所得必然大于制造业的损失呢？何况立法仅仅是第一步，环保立法一定能保护环境吗？我国1984年就有了森林法，可是为何98年长江还是发大水呢？到底我们要靠森林法保护森林还是要靠严格执法和守法的公民保护环境呀？我方早已指出，解决经济与环境双赢，不能依靠僵化的环境立法，而必须使用经济手段保障产权，调节税收，科技进展，这才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呀。

5、立法规定使用环保产品，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环保产品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促进经济发展的是科技进步而不是立法。再次环境立法阻碍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这难道不是阻碍作用吗？最后经济发展是整体概念，请对方分析一下为什么环保产业的所得一定大于传统产业的损失？

攻击：

1、经济发展是美国总统小布什梦寐以求的目标，既然环境立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为什么小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2、对方认为环境立法能促使经济转型，请问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为什么80年代中国有了森林法，经济没转型，到90年代才转型呢？促使经济转型的因素是环境立法吗？

3、环境立法必定带来经济转型吗？如果没有科技进步、执法守法，环境立法如何导致经济转型的？

赛后评论：

这场比赛是典型的技巧战，电子科大使用了很多文字游戏和概念游戏，而中国科大方面则使用了许多逻辑游戏。应该说双方势均力敌，从比分差距上基本上可以看出。这场比赛不够精彩，主要是双方并没有把展现自己风采当成参加辩论赛的目的，而是过于看重胜负，所以才用了这么多技巧，想出奇制胜，对辩题的挖掘显然深度不够。

⑼ 征收环境税的意义

环境税（Environmental Taxation），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部分发达国家征收的环境税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5种。2011年12月，财政部同意适时开征环境税。
征税意义
环境税收的社会经济意义环境税收的产生拓宽了税收的调节领域，不仅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发挥了重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和效原则，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续发展。

那些高消耗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对此，市场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矫正的。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除通过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应采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税收作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工具和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大有可为的。首先，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无疑是保护环境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加重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课征的税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环境保护，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制度设计中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引导和激励纳税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税收是政府用以保护环境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2.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个别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用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进行治理，而这些企业本身却可以借此用较低的个别成本，达到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实质上是由他人出资来补偿个别企业生产中形成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

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
由此可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环境税收的产生，既是源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和独立决策权利又是环境税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环境税收首先诞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3、实现对重工业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实行优胜劣汰
由于工业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废渣，所以大规模的环境税征收对工业的影响较大，其中重工业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受冲击更大。征收环境税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增加企业成本和环保投入，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淘汰一些环保意识差的企业，减少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制关停的阻力。环境税开征是从经济手段督促企业环保，政府应做的是切实保障环境税的合法性、强制性，加强监督管理，落实环境税的征收。

⑽ 税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和典型例子

“税收与经济是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的，税收应该也能够为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出更大贡献。”在京出席全国人代会的我省全国人大代表、省地税局局长唐志萍说。

唐志萍代表说，我省地税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为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在税收工作中，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努力做到应收尽收，切实把经济发展成果体现到税收上来。

二是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良好的税收环境。近年来，全省地税机关不断强化税收环境就是发展环境、就是投资环境的意识，大力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优化税收服务、加强政行风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大发展、好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税收环境。

三是支持老工业基地振兴、改善民生等经济社会重点工作开展。在地方税权有限的情况下，围绕全省重点工作，全面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每年减免税收都在12亿元以上，有力推动了老工业基地振兴、国企改革、工业提速增效、民营经济发展和服务业跨越、下岗再就业、棚户区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等经济社会重点工作的发展。

对于未来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方向，唐志萍代表认为，一是应抓紧进行资源税改革。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改革资源税费制度，这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及时的。尽管近年来国家对现行资源税进行了多次调整，提高了煤炭等资源类产品的资源税税额，但这种调整还是远远跟不上产品价格的上涨，应该及时根据市场变化的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推进资源税的全面改革和完善，使资源税由过去的“从量计征”转变为“从价计征”。按照现行税收分成体制，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可以更好地解决资源所在地群众的生存、生活和生产问题。

二是应抓紧开征物业税。物业税是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税收热点问题之一。目前，大中城市中居民住房不均衡的现象愈发严重，少数富人拥有多套住房，而部分低收入者无房可住。今后如果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能从一定程度上调控房地产市场，将会有效缓解这种不平衡现象，同时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三是应抓紧开征环境税。环境税的研究开征已被写入《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这说明环境税问题已经进入了政府部门的视野。目前我国企业在使用资源和环境保护上付出的成本很低，企业缴纳排污费的积极性很低，欠缴情况很严重，征收的难度也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依据不足。将目前对企业征收的排污费上升为环境税，将使国家对企业排污行为征收相应补偿的法律依据大大加强，将进一步增强这项收入的刚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