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腿经济发展

Ⅰ 为什么说加快经济转变方式是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可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明确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提出这项战略任务是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就一定要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有力支撑，一定要改变我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低、附加值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物耗能耗高、生态环境代价高的现状。必须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进步，创造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创造自主世界著名品牌，提高制造产品的附加值、发展增值服务，鼓励发展跨国经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必须在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的同时，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实现由世界工厂向创造强国的跨越，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提出这项战略任务是应对世界科技革命和提高我国竞争力的需要。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不断引发新的创新浪潮，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根本出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部署经济建设时，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而是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在涵盖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体现了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深化，道路上的拓展，国际环境认识上的提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理念上要正确处理快与好的关系，不仅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要更加注重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发展的国际环境上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经济发展的理念、道路、环境，都是对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战略问题。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艰苦的过程，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我们要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实现根本性突破。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过程就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为我们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一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信息化对工业化有着极大的带动作用，而且还丰富和拓展了工业化的内涵。因此，必须加快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大力推广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业产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二是从改革体制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目前，我国服务业与过去相比虽然有较大发展，但与整个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应达到的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全面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水平。要开拓服务业发展新领域，大力发展金融、现代物流、研究与开发、电子商务、法律、咨询、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卫生、社区服务、文化休闲等消费性服务业，扩大企业、公共事业机构和政府的服务外包业务，努力提高服务业社会化和市场化水平。三是要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我国国情决定了今后农业的发展很难再靠增加自然资源的投入，出路只能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要增强发展现代农业的紧迫感，自觉把它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位置。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如何统筹城乡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强调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综合国内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基本国情，可以对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作如下概括，即：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源产业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这样来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科技贡献率低20―30个百分点。第二，现代农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市场提供商品，实现利润最大化。第三，以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第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总的思路和措施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今后一个时期新农村建设任务时强调指出，要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大综合性措施。必须按照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根据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丰富和拓展村务公开的内容，确保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真正把农民群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当然，强调尊重和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并不是推卸或减小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责任。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在通过各种形式吸引和引导广大农民自觉自愿地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支农资金并带动社会资金地投向农村，从多方面增加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要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还要在全社会发展群众，进行结对帮扶支持，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并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突出位置，使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时强调指出，要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的核心要求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中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为重点，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技术进步，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政策措施，强化节约意识，建立长效机制，形成节约型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要着力做强高技术产业。抓住当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时机，加快淘汰浪费能源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加强宏观调控，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产业的发展。二是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缓解能源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也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减轻环境压力的治本之策。要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开展循环经济示范点，探索有效模式，研究建立循环经济指标体系，推动重点行业、园区、城市和农村循环经济发展。三是加快完善相关政策。要加快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使用。对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等成绩显著的企业，要给予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要切实加大对节约能源资源方面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大力推进节约能源资源技术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完善公共财政体系，首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和思想认识不足的影响，公共产品不仅供给量不足，而且供给结构也不合理，不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要求。要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加关注民生。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投入应地投向长期“短腿”的社会事业，投向义务教育、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廉租房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投入向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倾斜。应帮助欠发达地区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加大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具有扶贫济困性质的一般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好地面向困难群众，除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等制度外，还要关注困难群众的就业问题，加强就业培训，帮助零就业家庭解决就业问题等。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还要促进和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公共财政体系要促进和保障主体功能区建设，特别要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利用外资方式、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这两个创新，是我国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是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迫切需要。要着眼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引导跨国并购向优化产业结构方向发展，放宽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完善并购环境，建立跨国并购的法律体系；继续优化软硬件环境建设，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外资研发机构与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更好地发挥技术共享、合作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外包企业承接本公司集团和其他企业的外包业务，提高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水平；有效利用境外资本市场，鼓励具备条件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逐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规模。我国已进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构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一是开展跨国并购，有效提高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二是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三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可以有效释放我国已经形成的充足生产能力，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四是有序推动对外间接投资

Ⅱ 南京的经济发展好不好

2008年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100强”榜单，日前揭晓。本次榜单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大陆的652座城市，前10名分别为杭州、上海、无锡、南京、宁波、北京、佛山、苏州、常州和广州。 南京将成长三角最大交通枢纽 今年是《福布斯》中文版第5次推出“中国最佳商业城市调查”。为保障榜单的权威性，分析数据均采用历年来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权威数据，不采用专家主观评分制。 “作为拥有丰富文化遗存和深厚历史积淀的千年古都，南京正在向人们展示其青春活力的一面。”制榜人陈岚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上榜城市的排名是依据劳动力素质指数、高级人才指数、经营成本指数、市场规模指数、市场潜力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资本活力指数，这8项参考指数调研数据来进行的。 制榜团队在调研时发现，目前南京长江四桥和过江隧道建设正热火朝天，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铁路也将相继开工，南京即将成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这些无疑将为南京物流业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仅仅是南京第三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软件、电子信息、旅游等产业，也将为南京经济发展注入勃勃生机。 南京综合竞争力表现极佳 “南京科教实力雄厚，高级人才多，劳动力素质较高，交通便捷……这些都是南京位列第四的原因。”江苏省社科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葛守昆说，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南京是典型的区域商业中心城市，这个地位不可替代。他分析说，南京处于长三角北翼，都市圈辐射范围较广，我省的镇江、扬州、淮安等城市，安徽的马鞍山、芜湖、滁州等城市，都在南京的商业辐射范围之内，南京既是周边城市市民的商业消费中心，也是周边城市商业发展的重要节点。“要说科教优势，北京不比南京弱；要比资本活力，苏州比南京强。为什么它们排名在南京后面？就在于南京是无可替代的区域重要商业节点城市，而其他城市不是。” 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李程骅研究员也持相同观点。他说，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了南京是全球城市商业发展、国内城市商业发展节点城市的共识。“特别是随着宁合动车组的开通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发展，长三角新的发展轴已由沪宁轴延伸到宁合轴，不仅大大促进了宁合两市及其周边城市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长三角和长江中上游城市连接起来，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 李程骅认为：“南京商业功能、产业功能配套完善。此次排名第四，不过是南京综合竞争力的一个表现而已。” 南京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市商贸局新闻发言人何俊远对南京取得这一名次并不意外。昨天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南京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一直排名第四，说明南京的商业发展规模始终位居全国前列。“这是一座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开放城市，经营成本较低，投资环境好，商业辐射周边12个城市2000多万人口，拥有发达的物流，市场潜力巨大，可以给投资者重要的信心。而创业者和私营资本活力正是《福布斯》评价一座‘商业城市’的主要依据。” 他同时分析说，和苏南其他城市相比，南京的商业短腿在郊县，苏州、无锡的郊县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到全市的70％，而南京只有33％，说明南京的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开拓郊县市场，拉动消费，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 陈岚说，最佳商业城市起码要具备四个要素：要有一流的人居环境，要有优秀的创业人才，要有活跃的创投资本，要有高效的政府服务。政府应大力营造有利于企业成长的社会环境，着力激发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把企业作为宝贵的社会财富和资源，引导全社会形成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欢迎企业家的良好氛围。 “最近国务院发布了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改革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文件，长三角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南京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城市，应抓住这一机遇，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陈岚说。 ■延伸阅读 “2008福布斯”百强商业城市研究指标 “2008福布斯”百强商业城市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652个城市，对其中2006年GDP超过190亿元的194个城市进行基础数据搜集和研究。 研究指标包括劳动力素质指数、高级人才指数、经营成本指数、市场规模指数、市场潜力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资本活力指数。大部分指标为2004年、2005年和2006年3年数据的平均值；个别指标采用了调查时点数据。 南京各项指标的得分为劳动力素质指数0.9134，高级人才指数0.6711，经营成本指数0.7783，市场规模指数0.4781，市场潜力指数0.7647，客运指数0.1536，货运指数0.1608，资本活力指数0.3044，总得分为44.41。

Ⅲ 我国道德文化建设“短腿”的现象说明了哪些文化生活道理

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问题！

Ⅳ 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以什么为主导产业

中国未来的主导产业 中国未来经济主导产业: 休闲产业正是具有这种同时实现技术、资金和劳动密集的突出特征，它不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简单叠加，而是涵盖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等行业的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补上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服务业。因此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出现过四次分别由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驱动经济变革的浪潮。在21世纪，经济变革的驱动力又将是什么呢? 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来15年内，发达国家将相继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也将紧随其后。以会展、旅游度假、体育健身、文化娱乐、艺术欣赏、社区服务等为主的“休闲经济”将成为下一个经济大潮。2006年，世界休闲大会和休闲博览会将在我国的杭州举行。休闲产业会在2015年前后主导世界劳务市场，并占有世界GDP50％的份额，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支柱产业。 在中国，休闲产业是否能够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休闲产业能否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现阶段发展休闲产业的时机是否成熟?早在1978年就回到内地投资的香港骏豪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博士，正是国内体育休闲的大力推动者。他认为，大力发展休闲产业是拉动内需、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的有效手段，国家应该提升休闲产业的战略地位，并尽快制定发展休闲产业的系列政策。 朱树豪被誉为“中国体育产业第一人”。他从1992年开始，先后投入巨资，在深圳市和东莞市交界的观澜镇、塘厦镇投资建设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及规模巨大的体育休闲产业园区。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土质极差的荒山秃岭，无水无电，交通闭塞。在深圳各镇中，观澜的招商引资能力排在最后一位。但就是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观澜湖项目，积十年之功，成为中国体育休闲产业发展的一个典范，给业界和经济学家带来诸多启示。 倡导休闲产业 2002年3月初，全国“两会”在京召开。作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博士提交了一份《深入研究内需市场，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的提案。提案认为，在中国，休闲产业极高的产业关联度和进入门槛的多样性，与国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刺激内需，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极其匹配；另一方面，无论是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还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表明中国的休闲产业已经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能够担当起拉动内需增长的重任。席间，朱树豪博士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传媒竞相进行了报道。 “两会”结束后，朱树豪博士立即组织和领导了一个专题课题组，对国内休闲产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最后形成了6万余字的总报告。 《报告》认为，在世界产业发展过程中，能够成为主导产业的行业，例如建筑、钢铁等行业都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为一体，只有这样的产业，才能对国民经济的相关行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才能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角度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休闲产业正是具有这种同时实现技术、资金和劳动密集的突出特征，它不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简单叠加，而是涵盖了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等行业的一种综合性很强的产业，特别是补上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服务业。因此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根据中国的国情，这次调研还重点研究了休闲产业对农村经济以及东西部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提出了通过发展休闲产业，更多地将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引向广大的村镇，带动村镇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我国广大偏远的村镇地区，拥有发展休闲产业的良好资源，适合开展绿色、生态及环保型休闲项目，而不适合大面积进行资源消耗型工业项目的开发。因此发展休闲产业，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能够尽快赶上先进地区，实现全国经济平衡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同时，休闲产业对环境污染小，对能源的需求也少，对于那些生态本来就很脆弱的相对落后地区，比如西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条可行之路。 此外，发展休闲产业有利于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调整。中国地域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在这种极不平衡的发展状况下，发展休闲产业比发展高科技更有市场。发展高科技，一般只能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西安的中心城市，而发展休闲产业就不同了，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的风土文化和自然风光具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性，都可以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地发展。 朱博士认为，中国加入WTO和成功申办奥运，为休闲产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休闲产业与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和一些典型的第三产业如金融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时间也不过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国休闲产业如果抓住加入WTO长达4至5年“过渡期”的大好机会，抛弃固有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次序，在一些新兴的休闲项目上和我国具有得天独厚资源优势的行业上，注意与世界惯例和产业规范相接轨，完全有可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休闲产业的观澜湖模式 事实上，朱树豪博士关于中国大力发展休闲产业的大型调研报告，也是他在国内投资观澜湖体育休闲产业群的思考和经验总结。 一、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带动城镇发展。 1979年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就回国投资的朱博士，可以说是中国20多年改革发展的一个见证人。他始终认为，中国要长期吸引国际跨国公司和投资者，必须创造国际化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配套，才能巩固他们长期投资的心态，才能出现一些名副其实的国际城市。 朱博士认为，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依赖制造加工业的繁荣，但是，如今城市的经济模式已经开始转向并依赖休闲活动的兴旺发达。在城市里，商业开发、娱乐设施、餐饮服务、体育竞技、艺术欣赏、旅游观光，所有这些休闲活动的生产和服务已成为经济活动运行的基本条件，甚至标志着城市生活质量的各项指标，比如绿地面积、艺术场馆、社区宁静程度、自然环境状况等，与人的休闲需求密切相关，并对今后的经济繁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中心城市周围卫星城镇的发展，更适合借鉴这一模式。 观澜湖的发展正是一个典型案例。观澜湖横跨深圳和东莞两地，早期相对深圳其他镇来说，位置偏远，经济落后，政府规划尚未顾及，外商少有问津，来此落户的也是一些“三来一补”型的小工厂，有一些项目甚至对环境造成极大损害。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选址深圳观澜镇、东莞塘厦镇之后，不仅致力于兴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球会，而且逐渐在20平方公里的观澜湖营造出一座世界品质的中国首席高尔夫社区，从环境、建筑、配套、社区文化、社交方式、子女教育等方面，满足国际国内精英人士安居乐业的需求。用一个球会带动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带动周边交通、娱乐、餐饮、健身、零售、文化、咨询和社区服务等众多行业共同发展。 这几年，正是有了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附近的交通建设不断完善，更有梅观、莞深两条高速公路直达球会。许多当地的官员和投资者都表示，如果没有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这个项目，以当地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社区。 二、扩大就业，增加税收。 进入内地投资多年，朱树豪博士说，中国的产业发展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在劳动力人口中，有许多是仅仅具备中等或者中等以下劳动技能的人。而发展休闲产业对增加就业、增加税收以及土地资源的优势利用具有巨大作用。 据悉，观澜湖高尔夫球会的所有土地全部以土地出让的形式征得，仅全部交清的地价及农民补偿款就达6.7亿元，而且所有用地都是丢荒的山头和残疏的荒地，经过综合整治和规划，变成了国际一流的绿色社区，近几年，随着国际球会知名度的上扬和国际人士的汇集，更带动周边地区的地价普遍上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在税收方面，球会及其相关公司开业以来创税逾近3亿元。2001年，球会邀请世界最佳运动员泰格伍兹首访，并代其缴税429万元，创造了去年全国个人纳税的最高记录。让朱博士备感欣慰的是，球会不仅创造了5000多个就业机会，而且为内地培养了大量的高尔夫从业人员。 三、展示中国文明进步的“窗口”。 体育休闲产业陶冶人们的情趣，注重精神需求，提升国民素质，不仅与中国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非常匹配，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名片和形象工程，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的文明进步和繁荣稳定。

Ⅳ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

就是“珠三角”“温州”和“苏南”三种模式！
实际上这可以分别写上3本很厚很厚的书，概括的讲就是：
温州模式的特点，民间资本即是私营经济活跃。
苏南模式的特点，以国有企业为依托发展当地。这也是为什么江苏的GDP超过浙江，而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不及浙江的原因之一。
珠三角的特点...也许就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成本的技术，成为加工中心。现在产业已经是2次升级了。

Ⅵ 为什么青岛发展这么快呢

以全球视野谋划青岛发展蔚蓝色的海水，一刻不停地拍打着海岸。在抵御太平洋彼岸发生的金融海啸冲击、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过程中，青岛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步伐一刻也没有停下。 青岛，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战略机遇期：通过化“ 危” 为“ 机” ，产业在加速升级，发展方式在悄然转变，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更加科学清晰。 5月13 日，青岛市委召开十届六次全会，深入分析当前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明确目标。“作为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青岛要继续彰显和增创开放优势，必须构建面向全球的集聚生产要素和释放发展潜能的战略格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分得更多利益。”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阎启俊说。 在世界坐标系中确定发展路径 要在世界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首先在国内、省内要有所作为。作为省委、省政府着力打造的全省经济龙头，青岛经济总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九，在全省乃至国家发展大局中占有重要位置，“青岛强则半岛强，半岛强则山东强”。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深的今天，青岛要有更大作为，必须跳出青岛看青岛，从世界坐标系中确定自己的发展路径。 确定发展路径，最核心的是要准确定位青岛的城市功能和发展目标。经过多年发展，目前青岛外资企业密集、外籍人口众多、对外交流活跃，已经具备成为国际化城市的条件和潜力。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外同类城市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青岛市着眼于保护母亲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制定并实施了“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着力在环胶州湾500 平方公里的区域打造国际顶级水准的现代化新型城区。 青岛市社科院研究员、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郭先登说，看看国际上一些拥有海湾、地理条件和青岛相似的城市，大都是拥湾发展，比如孕育了硅谷的旧金山湾，还有纽约湾、东京湾、香港的维多利亚湾……拥湾发展，能够使青岛的海岸线、海岛、海湾与陆地的连接得到充分的经济开发空间，各种城市空间资源紧密结合。 在这一全新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中，未来的青岛城区将环绕胶州湾多点展开，形成“一主三辅多组团”结构，胶州湾将成为青岛美丽的内湖。目前，环胶州湾一带的建设大幕已经拉开，一大批重点突破项目正在进行。 海底隧道、 跨海大桥及接线、环胶州湾高速公路市区段拓宽改造和地铁等重大工程，在胶州湾周边构筑起了快捷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 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是“环湾保护、拥湾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所在。随着100多家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老企业陆续搬迁胶州湾沿岸，青岛加强了城市污水处理厂、排污管网的建设改造和污染源治理，加快环湾湿地生态环境的恢复重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规划水平决定城市发展水平。按照“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青岛在“ 环湾保护、拥湾发展”规划方面，瞄准的是世界一流标准。5月4 日，青岛市规划局面向全球发布招标公告，为青岛高新区的新城区生态城及循环经济发展寻觅规划高手。这是在向世界表明：未来青岛胶州湾北部新城，将是一个高端产业的聚集区、高端人才的聚集区、旅游休闲的度假区；环胶州湾的海岸线，将由原来的工业岸线变为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新经济岸线。 嵌入全球高端产业链 早在去年上半年，青岛就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系列“扩大投资、拉动消费，巩固市场、增加出口，税负减轻、信贷多放，稳定就业、扶困济贫，提高效率、服务企业”的政策措施，有效地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虽然青岛的经济外向度在全省最高，受到危机的冲击最大，但去年经济增速还是达到 13.2% ，迈上4000亿元台阶；今年一季度青岛经济总量增长 7.2% ， 1到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其中重点支持和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70％和30% 。 投资结构的变化，是青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一个符号。今年的省“两会”提出，要建设以青岛为龙头的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这与青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向不谋而合：青岛正在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经济结构由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嵌入全球高端产业链。 青岛工业曾以家电、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为主，重化工是“短腿”。但现在随着汽车机车、船舶海洋工程、石化化工等产业的兴起，青岛工业正迈向重化工业阶段，这不但大大优化了青岛的产业结构，也为承接国际上更高水平的产业转移提供了平台，上汽通用五菱、大宇造船、森麒麟轮胎等大项目陆续落户青岛。 顺应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青岛正在补的另一条“短腿”产业是服务业。“目前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已开始由‘制造转移’向‘服务转移’转变，青岛作为一个对外依存度很高的沿海开放城市，要更好地承接新时期国际产业转移，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青岛科技大学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仲敏教授说。 青岛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000美元，为服务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加上良好的工业基础，优美的滨海资源和海港、空港等设施条件，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具有巨大空间和潜力。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去年青岛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 ，增幅连续两年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 建设“行政成本最低的城市” 开放是青岛发展的“根”和“魂”，是最大的优势。青岛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增创开放新优势。 一座城市是否有活力，能否吸引外来资本，关键看这座城市商务成本的高低，而商务成本与政府效率、行政成本直接相关。青岛市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处处长尹鸿钧介绍说，青岛多年来体制改革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今年改革的力度更大： 3月，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正式启用，有审批职能的50个市直部门全部入驻，优化政务流程，政府服务效率提速58% ；4月份，青岛又进行了第四轮行政许可事项清理，将现有的361项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减至109项。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需要投资和消费双重拉动。青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相继组建了国信、城投、华通等投融资公司，保证众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资金投入。为启动内需，青岛一方面加快医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使老百姓放心花钱，另一方面，创新工作思路，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外贸商品消费券、医疗消费券等形式，刺激居民消费，取得明显效果。 青岛市还通过讲座、培训等多种形式，引导各级干部拓宽视野，善于在开放环境下开展工作，增强与国际人士、境外客商打交道的能力，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将自己的工作置于全方位开放的环境中，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使更多的先进要素进入青岛，将更多的知名品牌推向世界。

Ⅶ 列举身边社会生活的事例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不能忽略社会发展

我们历来是主张两条腿走路的，现在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是走不快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说的"长腿"指的是"经济"，"短腿"指的是"社会"。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对应着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常说的话来概括，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

在这个阶段，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纷纷指出，现在是到了强调社会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

不协调的五大表现

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陆学艺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社会结构包括的面比较广，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等。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

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各种名目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

第四，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第五，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是从当前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

第一，从根本上讲，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短腿"问题，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积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倾斜，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

第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从加强税收等方面的"二次调节"，解决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设置。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训政策。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码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

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就是要科学、定量、实时地诊断、监测并预警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这个系统之于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形象地说，就是在没有"起火"之前，通过一系列指标的监测，发出警示；而现有的系统像消防队一样，必须等"起火"了才能出场。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系统，监测全球或区域的稳定状况和动乱热点，分别为其战略决策、安全体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后效评估、危机综合对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制和运行十分必要。

第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半月谈（来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真正化解就业问题，除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须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专家们建议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专项检查。二是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要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建设一些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就业岗位。三是采取减少国有房屋租金或给予适当的房租补贴及降低其他有关税费等办法，鼓励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业。四是鼓励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重点发展教育培训、公共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拓宽社会就业渠道。

只要我们真正提高认识，充分注意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经过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Ⅷ 郑州的经济支柱产业是什么

粮食业。

2018年，郑州市粮食总产量157.3万吨，比上年下降1.5%；其中夏粮产量78.8万吨，下降1.5%；秋粮产量78.5万吨，增长7%。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24.7千公顷，比上年下降1.3%。其中夏粮播种面积165.5千公顷，增长0.1%；秋粮播种面积159.1千公顷，下降2.8%。

2018年，郑州市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达10143.3亿元。比上年增长8.1%；人均生产总值101349元，比上年增长5.8%。其中粮食业增加值147.1亿元，增长2.1%。

(8)短腿经济发展扩展阅读

2018年，全市完成地方财政总收入1903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52.1亿元，增长9.0%；其中税收收入859.5亿元，增长10.9%；市本级收入439.3亿元，增长6.2%。

在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个人所得税46.1亿元，增长13.8%；企业所得税148亿元，增长2.7%；增值税303.6亿元，增长11.3%；契税96.1亿元，增长9.3%；房产税27.7亿元，增长13.2%。

2018年，全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63.3亿元，比上年增长16.4%。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41.3亿元，增长20.3%；城乡社区支出597.8亿元，增长1.4%；教育经费支出213亿元，增长21%。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7.9亿元，增长7.8%；科学技术支出36.4亿元，增长7%；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115.2亿元，增长21.8%；公共安全支出74.8亿元，增长11.2%；农林水事务支出73.9亿元，增长12.1%。

Ⅸ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小故事,不用太长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种模式
即长三角、珠三角、温州、苏南四种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的中国内地，在长三角、珠三角、浙江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区域经济的活力丝毫不弱于任何小“龙”小“虎”。温州进入“凯恩斯主义”时代？曾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教科书式范本的“温州模式”正在悄然发生转变。温州这个令人惊叹的地方，生产出了占全国市场份额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90%的水彩笔。电器、泵、拉链、五金制品、汽摩配件、文教具等产业在国内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8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小商品、大市场”6字概括了“温州模式”，称其重要意义在于激活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大市场，并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了流通网络。近年来，温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前面的标兵越行越远，后面的追兵咄咄逼人”，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成为影响温州竞争力和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温州模式”扬名世界的三件“利器”也出现了钝化的迹象：一是温州价廉物美的轻工产品频繁遭遇国际贸易壁垒，出口受阻；二是温州资本难寻出路；三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的市场精神在第二代接班人中已难觅踪迹。温州市政府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施政理念为温州民营经济的自由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无为”的旗帜下受到削弱。 2005年之后的温州经历了政府职能的一次巨大转变，从一向奉行的“无为”到“有为”，从“不管”到“强管”，招商引资成为这个地级市的“一号工程”。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表示：“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投入，没有先进设备的引进，没有先进智力的引入，温州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难度很大。”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西方自由放任经济时代的结束，温州在经过20多年的自由发展之后，是否也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时代呢？一个强势的政府又会将“温州模式”引入怎样一条道路？苏州模式只长骨头不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对于多年来中国最耀眼的城市经济明星苏州而言，可能是最具争议的一种评价了。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政府除了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来吸引外资。有外商笑称，“在苏州办事，找厂长、经理没有用，要找局长、找书记”。在苏州经济中，外资一直是发展主力。在苏州新加坡开发园区的示范带动下，苏州掀起了一阵园区经济热潮。有一个在当地流传很广的笑话，说在深圳一个椰子掉下来会砸到4个总经理，而在苏州，你往四周一指每一处都是开发区。在“与狼共舞”的过程中，苏州人的翅膀逐渐硬了起来。如今，中方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取得控股权，学到了城市建设和公共管理的基本经验。苏州的工业也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据统计，苏州市2005年GDP达到了4026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五。然而，与这些彰显政绩的高指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其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的许多指标上却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状态。由此，一些人开始质疑“苏州模式”。对于外界的种种质疑，江苏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顾为东表示，外资的大量涌入对苏州的经济增长、人气积聚、管理理念与技术水平的提升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苏州经济的科技含量明显高于许多城市。说苏州是“只长骨头不长肉”难免有失公允，但必须看到，苏州“神话”的背后也有“短腿”：一是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与浙江等地相比明显落后。多年来，苏州一直是苏南集体经济的典型，承受着比别的地方更大的“保红旗”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缺少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养料和生存空间。二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工业化进程明显滞后。“苏州模式”的弊端无可回避，转变势在必行。 2003年，苏州确定了“三足鼎立”的方针：外向型经济、民营经济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规模经济。近两年，苏州经济发展出现了外资与民资双轮驱动的新局面。据苏州市统计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市个体私营投资达到354.12亿元，首次超过外资，跃居各种投资类型之首。科技创新在苏州也有了很大起色。苏州工业园区近年来投入上百亿元，建设了国际科技园、独墅湖高等教育区、风险投资基金等科技创新载体，相信会有好的收效。从“东莞制造”走向“东莞创造” “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这一形象的说法曾令东莞人颇为自得。20多年间，东莞发展成为年总产值超2000亿元的“全球加工制造业中心”，外贸总量名列全国大中城市第三，居全国地级市之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东莞的发迹是“天时、地利、人和”之说的最佳版本。东莞毗连港、澳、穗、深，又是著名的侨乡，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近百万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港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享有投资优惠政策的大陆沿海地区转移的第一次浪潮，东莞成了外商们在珠三角的首选之地。东莞的成功源于“三来一补”：通过由东莞提供土地、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承接。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东莞经济的大发展，但如今这种发展模式所释放的增长能量已接近极限。东莞的外源型经济绝大多数是加工制造环节，处于国际垂直分工的下游和末端，产品附加值十分有限，只能分得微薄的利润份额。比如，一个鼠标在美国市场的售价是24美元，渠道商能赚8美元，品牌商赚10美元，而贴牌加工厂商只能赚0.3美元。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生产总值每增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200亩左右土地。如果按此速度计算，十几年内东莞的土地后备资源将消耗殆尽。东莞的困境是珠三角乃至全国先发地区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其转型无疑也备受瞩目。东莞市委常委江凌说，在过去20年里，是外来资本选择了东莞，东莞抓住了机遇，如今东莞要自己选择外资。从“引资”到“选资”一字之差，体现出东莞现在看重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东莞还提出要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同时，科技也正加速取代资本和土地而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首要资源。位于东莞常平镇的高宝集团建立了全国首家镇级博士后工作站，斥资近亿元建成全国一流的实验室。从今年起，东莞市财政每年将投入不少于10亿元，连续5年共投入50亿元以上，资助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等，打造科技东莞。晋江告别简单集群模式 1994年，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讨会上，当晋江与温州、珠三角并列作为中国乡镇经济发展典范时，很多人不以为然：一个县级市发展经济的“标本”意义究竟有多大？12年过去了，晋江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一个集群中的关键性企业被喻为第一粒树种，一旦入土，就可能长出一片森林。浔兴拉链就是一颗这样的“树种”。20年前，浔兴拉链从1.6万元起步，1995年组建集团，2002年成立SBS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集模具开发、拉链生产、电镀、染色为一体的拉链专业化公司，有200多家企业为之配套，形成了产业集群，如今产值已达10亿元。以发展产业集群来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路子，就是今日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版“晋江模式”。在晋江，这些集群共聚集企业6000多家，年产值600多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90%以上。“晋江模式”的带动效应，令产业集群风一度在中国东部地区盛行。 “晋江模式”无疑是成功的，但并非完美无缺。晋江经济能有今天，主要依靠的是民营企业，而这里的多数民营企业仍面临三大“软肋”：家族式经营、科技竞争力较弱和缺乏品牌保护意识。而且，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产品品质和市场规模就将进入平稳期，也就意味着停止增长。这就是如今晋江人面临的难题。于是，精明的晋江人开始走另外一条道路。晋江企业家深谙品牌的力量。从仿样加工到贴牌生产，再到打响自有品牌，晋江逐步塑造出“品牌之都”的雏形。晋江现拥有中国驰名商标37枚、中国名牌产品24项、国家级品牌63个。晋江企业擅长以明星代言、媒体广告来打造品牌，近年来每年广告投入高达7亿多元，有人戏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成了“晋江台”。同时，政府也在设法促进“晋江模式”新的变革。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说，目前已有相当一部分产业集群告别简单的“扎堆”聚集阶段，开始依托自身优势品牌引入新的经营模式。政府还将大力促使企业从家族体制走向股份合作制，通过资本纽带形成新的集群。

Ⅹ 社会发展基本走向符合哪种经济伦理主张

经济和社会，"两腿"都要长"我们历来是主张两条腿走路的，现在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是走不快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说的"长腿"指的是"经济"，"短腿"指的是"社会"。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在人均GDP处于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对应着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用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常说的话来概括，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重建"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以及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拉大，而随着收入提高及差距拉大，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就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停滞甚至社会动荡。在这个阶段，社会消费升级日益多样化，与此同时，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日益提高，而新的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定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新旧体制、机制的衔接又不及时、不到位，就有可能产生社会无序、行为失范等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已经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适时地转化为二、三产业的职工和城市居民，农民的收入就提不高，购买力就上不来，内需也就扩大不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就快不起来。公共服务不能普遍惠及广大群众，就会滋长不满，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纷纷指出，现在是到了强调社会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不协调的五大表现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陆学艺认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之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社会结构包括的面比较广，有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阶层结构等等。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严重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没有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排名第六的地位，实在不相称。第三，社会管理相对落后，各类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莫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各种名目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儿童上学、老年人就医困难，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等问题。第四，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落后。我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大多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运行，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第五，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多，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如何迈向协调之路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关键是从当前最为突出的主要矛盾入手。第一，从根本上讲，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长短腿"问题，要靠国家和地方政府扩大对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偏重于经济建设而对社会事业偏少的格局。积极向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倾斜，向生态环境保护倾斜。第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从加强税收等方面的"二次调节"，解决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目前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第三，建立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的制度设置。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教育的培训政策。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不公平的起码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第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要注意全面构建现代化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就是要科学、定量、实时地诊断、监测并预警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这个系统之于社会的作用是什么呢？形象地说，就是在没有"起火"之前，通过一系列指标的监测，发出警示；而现有的系统像消防队一样，必须等"起火"了才能出场。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系统，监测全球或区域的稳定状况和动乱热点，分别为其战略决策、安全体系、外交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后效评估、危机综合对策等提供全方位服务。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的研制和运行十分必要。第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半月谈（来源）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真正化解就业问题，除了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还须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和采取适当的政策支持。专家们建议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深化劳动管理、户籍制度和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劳动力市场收费，拖欠民工工资等专项检查。二是把增加就业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级政府要努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建设一些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能增加较多就业的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大力开发公共卫生、城市环保及社区服务等就业岗位。三是采取减少国有房屋租金或给予适当的房租补贴及降低其他有关税费等法，鼓励个人和家庭从事小商品、饮食业、市场中介服务业。四是鼓励非政府非盈利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重点发展教育培训、公共信息服务和公共管理。五是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类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进一步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限制，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拓宽社会就业渠道。只要我们真正提高认识，充分注意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意义，经过努力，我国的经济社会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